宁德市图书馆

我们生活中遭遇到的天灾，其实往往更多的是由于“人祸”。“虎害”便是一个毋容推诿的例证。闽东北最早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虎害”，发生在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的福安县；（详见万历版《福安县志》卷9《杂纪志·祥变·虎害》。）而见载次数最多的则当推宁德县。本文的虎害、虎患，乃指虎到人的聚落相扰，尤以逼临甚或进入城邑为典型，而无论是否伤及人畜；倘若人入深山而遭遇攻击，即有伤亡，也不是本文所称的虎害、虎患。特此说明在先。
  一、几部《宁德县志》中的“虎害”记录
  明嘉靖戊戌版《宁德县志》卷四《祥异·虎害》记事三条：
  成化十三年三月，虎入邑城。
  弘治五年三月，群虎纵行乡村，多伤人畜。
  嘉靖十五年六月，两虎往来西南门，五日不去。知县程世鹏为文告城隍神，数日遁。
  并配发邑人的两首诗，以此加强表示所述不虚。（嘉靖版《宁德县志》范例称：“灾祥亦录纪咏，示证也。）
  陈宇诗，咏成化事：丁酉春三月，如何独感情。
  黄昏人恐立，白昼虎横行。
  已觉云霄远，空瞻日月明。
  潸然清泪滴，非是薄浮生。
  林文迁《两虎行》诗，咏嘉靖事：
  风生惨淡鹊噪枝，两两驰逐相追随。
  牛羊狗彘俱辟易，饥腹饱饫肉成糜。
  蝗蝥税亩旱仍炎，可怜焦土堪涕垂。
  藩篱不守破还撤，昼防夜警相凭危。
  街童里妪不省事，负隙乘罅窃管窥。
  雪毛白额尽丑类，无由可借张良椎。
  谁能冯妇善攘臂，安得毙之寝其皮。
  击奸翦暴职不任，我有一剑光陆离。
  用之不减斩马快，旁观袖手无从施。
  往来窥伺其可畏，看汝肆暴能几时。
  吾闻苛政猛于虎，兽心人面那得知。
  “虎害”在万历辛卯版《宁德县志》中归在卷一《舆地志·灾祥》之下。不知何故，蕉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印的刊刻本缺此页，（据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原来藏有该志刊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笔者曾寓目万历志钞本，保留上述三条记事和两首诗，唯第一首作者改为“邑举人龚道”。其下续记二事：
  隆庆六年，二十二都郑洋林家有三人共卧楼上，其一当民壮者卧床里。虎由楼梯而上，特于床里者衔出至楼中。大家发噉，不得拖去，虎从窗户徐徐而出。
  万历元年，有虎数头从古田下至西乡廿三、廿四、廿五都，白昼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必尽数十人提器械乃敢行；入山樵采必同数十人鸣锣鼓噪乃敢往。自春徂秋，其患始息。
  清乾隆辛丑版《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灾祥》改分类编排为依年编排，仍保留上述五条“虎害”，文字较简，删落二诗，再续三条记事：
  万历二十五年，虎患。至三十年始息。
  万历四十八年，多虎。
  雍正五年，有虎入南门。
  “虎害”在民国续补《宁德县志》中，则归在卷三《大事志》附列的《灾祥》之中，在成化十三年前多了一条“天顺十三年虎入城”，又将嘉靖十五年虎害上移作正德十五年，其余相同，应当都是誊抄之误，实际上没有增减虎害的信息。
  另外，1989年12月由宁德市（县级）民政局、档案局主编、档案馆编写了一本《宁德县历史上灾害情况汇编》内部资料，其中的“兽灾”一目列有明代“虎害”六则，漏了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虎患”，也未列清雍正五年事。
  综上看来，宁德的“虎害”元代以前不见记载，（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2《物产·兽》载“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南宋宁德应当也有），实际情况难详。而清乾隆以来不见记载，则大约城关周近已基本没有虎迹。
  二、出现“虎害”的环境生态信息
  虎是森林动物，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生态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在生态系统中层层传导，通俗地讲，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生态学上被称为食物链。）以草食性动物野猪、鹿、狍等为食。一般来说，一只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故有谚云“一山不容二虎”），还必须生存有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但虎生活在荒野，原本与人类的空间交集无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类活动地域的拓展，二者相互遭遇才逐渐多起来。
  东汉大约是虎害比较严重的第一个朝代。东汉王充的《论衡》屡次说及“虎时入邑”、“草虫入邑”、“虎狼入都”等等。《后汉书》卷41《宋均传》记载：
  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
  这是发生在光武帝末尾几年的事，所说的“虎害”，古代人喜欢作道德化的解释，有虎为患，则阴阳五行失调或统治者行为失德；虎不相扰乃至“度江”远避，则是人的道德修为所致，官民也利用宗教祈祷作为消弭虎患的应对措施。所以，正史和后来的地方志记录“虎害”，多放在“五行”、“灾祥”、“祥异”等志目之中。
  今天我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思考，应当注意到帝国南方开发和当地人口增长（包括移民）的影响，也可能有自然灾害的因素。
  跳出该条记事，就总体而言，“虎害”是森林覆盖率下跌到一定幅度的产物。森林植被繁盛，山上野生动物丰富，深山是虎的乐土，只有行人（游客、隐士、樵夫、猎户、采药师、炼丹家等等）闯入“虎境”遇袭，绝无虎到“人境”寻衅。随着森林线渐渐上升，森林面积渐渐缩小，食草类动物减少，虎觅食困难，情绪焦躁不安，才会经常在城乡聚落出现，于是有虎害、虎患、虎灾之称。不过，“虎落平阳（平阳的阳，宁德（不单宁德）一般写作洋，指地势平敞，某某洋或洋头、洋中、洋尾之类的地名处处可以看到。）”远不如腾跃在深山老林之更能咆哮生威，讨不了很大便宜，往往招来人类的规模捕杀，活虎存量渐渐减少。待得森林面积进一步萎缩，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虎成了珍稀动物，人们开始饲养老虎为园囿观赏的“宠物”，为科学观察的标本，也就见不到什么“虎害”了。宁德“虎害”明清独盛，正是透露了这样的历史信息。
  造成森林分布减少，有地理的因素，其中气候变迁的影响较大，如所谓小冰期（下文会稍稍谈到），但主要还是人为的因素，明清以来五个半世纪的经济开发，尤其是大规模的山地开垦和林木砍伐，对福建包括宁德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严重。
  三、在一个较大地理背景下观察明清宁德的“虎害”和森林植被变迁
  关于明清宁德植被生态变化的直接材料很不多见，这里只能结合整个福建或更大的地域范围对“虎害”分布和森林植被变迁稍作叙述。
  1.福建森林资源的破坏
  考古资料表明，福建原来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超过80%，原始森林中常有虎、象、熊、鹿等野兽出没。魏晋以来，北方移民和南方土著进行经济开发，平原辟为农田，森林稍遭采伐利用，而总体上还属地广人稀。唐后期至北宋经济重心南移，而福建的情况尚无很大变化，所以梁克家的《三山志》说：“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卷33《寺观类一·僧寺》）偏居闽东北一隅的宁德自然更是如此。
  不过，两宋以还，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流民南下、比较远离战乱诸因素，这里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唐天宝元年（742）本区著籍户数仅9万余户，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增至46.8万户，元丰元年增至104万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增至139万户。（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的原始数据和实际变化，颇多可讨论之处，这里依从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0页。）福建渐由地广人稀趋于“地狭人稠”，要扩大耕地解决粮食供给，除了围海造田，就是开辟梯田，《三山志·版籍六·水利》小序所谓“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说的是整个福州地区（当时含闽东北各县）。梯田大量开垦，森林覆盖率下降便势不可免。
  明清两代是福建森林资源遭受较大破坏的时期。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留意。其一，明清小冰期。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元代后期至清末，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又转向寒冷。国内外研究表明，1500—1900年是世界性的气候寒冷期，故被称作小冰期。就中国而言，也是近五千年来四个低温期中持续时间最长、气温最低的时期，17世纪下半叶（明清之交）达到最低点。当时柑橘冻死的南界，与今日实际种植界线相比，东部偏南3度，西部偏南6度。估计当时在此界线上的气温比现代低5至7度。（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二章第二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长时间气候转冷不利于亚热带树种的成长。
  其二，山区人口压力。闽东北滨海地区物产相对丰饶，人口也较拥挤。山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人口也较宽松。南宋时已有少量畲人进入闽东。他们大批移居闽东，则在明、清两代。有人根据闽东畲村现存宗谱资料统计，在74支畲族移民中，明代迁入30支，清代前期迁入42支，约占总数的97%。他们往往选择汉族居民较少、地方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县际、乡际、村际的周边山区“搭寮”而居，许多原先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也被畲民“治为陇亩”。畲民保持了放火烧山的传统做法，明代万历进士谢肇淛游历太姥山，曾经亲眼目睹畲民烧山的惊险生动的情景。他在《太姥山志》记载：“过湖坪，值（正碰上）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轿夫）犯（冒着）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另则，到闽东北深山旱地垦荒种植的，除了畲民，还有客家人。舒应元嘉靖十六至十九年任宁德县令，谈及边远山区土著和移民的生业状态：
  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官则随山照灶，置簿收租。
  本县地土三分属海，六分属山，高者山石嶙峋，卑者潮土盐碱，垦辟既艰，植物亦鲜。且居海者群踩潮捕鱼，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者佃作，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
  这里的“菁客”来自闽西，有畲人，也有客家人。他们以佃种菁草（菘蓝一类）、制作菁靛为业，终年劳作，获利较丰。山地过度开发，必然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减少。
  其三，旱地、瘠土高产作物。明代从美洲先后引进的高产作物有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这些外来物种的共同特点是耐旱、耐贫瘠而且高产。其中，甘薯的作用尤其大。何乔远《闽书》卷一五〇《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
  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十二《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
  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
  ⑨见万历本《宁德县志》卷2《食货志·物产》小序及“菁靛”条按语。
  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
  番薯，以得种番国故名，俗呼地瓜。明时食者尚少，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七《物产》载：
  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畲、客“棚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等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这些美洲作物的引进，一方面使得拓荒者、种菁者不必为口粮问题而候鸟般流动往返，可以长年在深山幽谷劳作，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原来不宜栽种的荒山野岭、瘠土旱地也长出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庄稼来。但这同时又造成更全面、更彻底的挖山毁林。居民稠密的地方，不仅乔木大批量消失，最后连可以烧火做饭的灌木芒草都很难找了。福建巡抚潘思矩的奏章说：
  道路山场竟无树木，民间树薪每担贵至百余十文。贫户单寒，老幼悉在山麓堤旁挖取树根草皮，以供炊爨，皆由生齿日繁，樵采多而种植少，以至山木日就濯濯。
  潘任闽抚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1747—1752），可见到了清朝中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福建山林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直接砍伐森林自然也是虎和人类生态恶化的很重要的因素。邹逸麟曾把人类在统治集团私利的驱使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下的不合理环境行为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森林的砍伐，二是农田的开辟。（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明清时期国家的皇木采办，官私造船业、冶铁业、陶瓷业对原木、薪炭的大批量购买，民间宫庙、祠堂、住房、棺材等的需要量在人口增长压力下的日益膨胀，无不“鼓励”或“逼迫”森林采伐业的规模化发展。
  以上诸端都造成森林资源的巨大损耗。
  2.老虎数量和分布的大致同步变化
  随着森林植被及食草类野生动物资源的大幅缩减，老虎数量和分布也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
  最早的虎栖息于亚洲东北部，后来逐渐分为两支，分别向西、向南方扩展，形成目前的8个亚种：巴里虎，爪哇虎，里海虎，苏门达腊虎，东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和华南虎。分布我们福建的是华南虎。名称虽叫华南虎，其实分布远不止华南，整个分布范围，东至东经119°-120°（浙闽边境），西至东经100°左右（青川边境），南至北纬21°-22°（粤桂南端），北至北纬34°-35°（秦岭至黄河一线）。这个范围从东至西超过2000公里，由南到北超过1500公里。华南虎的分布面积比东北虎大许多倍。但华南虎体型较东北虎小，体长约145～180厘米，雄性体重达150～225公斤，雌性体重90～120公斤；体毛较东北虎短，约40～50毫米，色桔黄略近赤，背部较深，全身具黑色纵纹，色深而宽且较密。
  大致说来，一直到宋代，中国到处都有虎，在福建，虎的数量相当多，分布很广。例如，邵武军光泽县、漳州漳浦县、汀州西山等地都有北宋时老虎活动的记载。（参见李吕：《澹轩集》卷8《录祖先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虎伏罪媪之子复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彭乘：《墨客挥犀》卷3《虎耳如锯》，中华书局，2002年。）又如，福州的怀安、罗源、古田等县都有南宋时期老虎活动的记载。（参见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8《刘渭传附刘遵传》，中华书局，1990年；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4《鹳坑虎》，支志戊集卷1《师姑山虎》，中华书局，2006年。按，《夷坚志》虽是笔记小说，但所录老虎故事应是当地有虎生存的背景下的产物，与前引《淳熙三山志》所谓“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在明清两代福建森林资源遭受大破坏时期，“虎害”发生频率显著加快，而这一时期正好又是大兴方志编纂的时期，地方文献中留下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注意到闽东北的“林公信仰”也在这个时期定型而大为流传。据称，林公名亘，南宋人。清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庙》载：
  林公宫，在北门外，一在碧山樟树下，一在周墩东门，一在周墩西门，一在十四都杉溪。相传神为宋时邑杉洋人，善搏虎。没后能御虎灾，故祀之。
  这里提到的十四都杉溪的林公宫是祖庙所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66）敕封林公为“杉洋感应林公忠平侯王”，明武宗正德八年（1514）始建林公宫，今地属周宁县马坑乡杉洋村，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时间表正与闽东北“虎害”盛行的年代相合。
  当然，明清时期“虎害”盛行的另一面也表明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尚得维持一定的规模。有专家估计，清代全国森林覆盖率约26.1%左右，福建等少数省份可达50%以上。⑮这种情形与近代以还人口进一步膨胀，木材贸易畸形繁荣。猎兽副业无序铺开造成的逐渐林毁虎绝的严峻后果，仍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引录明清以来福建老虎分布简表⑯，以略见一斑：
  [=此处为表格=]
  资料来源：
  1.明清时期老虎的分布据《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有关府县志统计。
  2.当代老虎分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中国哺乳动物分布》一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
  这里作两点说明。其一，原表题为《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除了福建，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以原文数据比照，江苏27→2，
  ⑬建安县即建瓯县，括号中的县市数应为43。
  ⑭闵宗殿文原作17县市，将福州与鼓岭断开。
  ⑮转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⑯据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所附表4改作，文载《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
  浙江43→8，安徽31→3，江西54→14，福建明清以来老虎分布地的减幅是最小的。其二，原表当代老虎分布所据（中国哺乳动物分布》一书，版权页标明1997年1月1日出版，采集、使用的可能是多年以前的资料。就宁德县而言，大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已经绝迹（参见下文）。
  四、对20世纪宁德生态环境尤其是老虎·森林的零星印象
  这个世纪看似很近，笔者能接触到的材料却不多。因为未在“衙门”任职过，寻检资料难处颇多，忝为教职却又不学、不授历史地理专业，对资料的发现和解释也多有局限。这里只能结合亲身见闻略述若干粗浅的印象。
  印象一 比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毛属》（下简称乾隆志）所载24种山兽和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毛属》（下简称民国志）所载30种兽畜，其中22种相同；乾隆志独有的仅玉面狸和白鼻鼠；民国志的牛、羊、猪、犬在乾隆志中归入“畜属”，可以扣减，则其独有的也仅狼、胡鼠、鼠狼和山兔。余下的便是排序上的差别。其排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虎在乾隆志24种山兽中居第一位，在民国志30种畜兽中则除去开首所列的四种家畜还被排在第九位。虎号称众兽之王，排在首位未必表明其数量就很多，但挪到第九位则可以表明其已趋式微。这个时期山林环境的变迁或亦可供佐证。
  经过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我国森林愈来愈缺乏。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市场需求量急增，福建成了上海等地木材市场的主要供应地，木材输出量迅速增长，每年木材的输出额，仅次于汉口，而居全国第二位。到民国十二年，木材输出额高达2300余万元，创木材输出的历史最高记录。导致木材贮量日减，原先的林地，大抵老树无存；随着福州、厦门先后被辟为商埠，英、德、日、葡等国商人乘机深入全省林区，设立洋行、锯木场，搜掠松木制板、条外运，还大肆掠夺各县的樟脑资源。到民国迁台前夕，福建不少林区早已童山濯濯。（参见朱文蓉硕士论文《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第二章第一节“福建近代木材业发展对福建森林资源的影响”，2001年，第26—37页。）以下引用一份表格略见其概。
  （资料来源：《福建经济研究》下册，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民国二十九年第252至253页）
  这里应当说明，民国时期福建木材贸易，主要来源地在闽北，但闽东北也有一些，并且不一定通过三都澳海关出口。九十年代笔者到屏南县寿山乡，这是一个著名的贫困乡，区位偏僻，公路很差，让人吃惊的是村中几座青砖瓦房旧民居，比县里好多地方都气派。原来这里是福建第七大河流——霍童溪的上游，民国时期这里除了茶业，木材业也很兴旺，原木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宁德八都镇的出海口，所以颇有几户殷实人家。霍童镇的莒洲（今洪口乡）和原属霍童的咸村也有一定数量大树出售。
  印象二 50年代初，林栖的野生动物，其地理分布大抵由面缩成点，只能局促在几个交通不便的深山。但关于老虎的行踪犹时有所闻。城关三元街盛传虎入裴姓（？）“八㮼厝”驮猪。乡间的“虎迹”自然更多，如1952年六都曾组织猎虎行动，再如1953年虎临霍童区公所，又如虎到兴贤村一户人家的南瓜架，叼猪扔过墙，甚至说有人头上挨虎爪一按，从此被绰号“虎抓（音ma）”。诸如此类，不尽属实，有的可能是别的山兽，有的只是一种传说。不过，那时虽然植被已渐稀薄，野生动物大减，但水和空气还都很干净。城关居民多数家中有井，用软绳系着小木桶汲水而饮。未曾凿井之活动房屋，可以到邻近人家打水，户外还有不少公用井，辕边井、下司井、碧泉井、龙泉井、八角井（人明井）等都比较著名。而且条条溪河清澈见底，鱼虾嬉游，水质优良，那时候甚至战场溪（即南漈溪流至战场桥入海处的一段）之水也有不少群众直接
  取以食用。我不知道这么干净的大地和天空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是否有助于山林动物生态环境的恢复，所及见者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区水井已渐受污染，县自来水厂一期、二期工程遂应运而生。
  印象三 5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宁德县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岁月。当时我在读小学，正赶上大跃进与大毁林的狂潮。我们能做的活主要是洗铁砂，全民都在洗，年幼的拿着小脸盆就近到小溪、小沟边洗，徒然浪费人力，倒也无伤大雅。有几次上山，看见好多成年人分为若干组，各用木板钉的宽槽几个相接，引来溪涧之水，成了人工的小“河床”，然后挖山取土，任水冲刷，掌握好流速，把比重稍大的铁砂留在“木河床”上。这对植被维护和水土保持就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了。具有强破坏力的是冶炼的燃料。1958年“从9月开始，全县每天男女老少4万多人参加所谓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共建炉2184座”。宁德无煤缺电，只能靠伐木烧炭，两千多座土高炉的燃料消耗应是个惊人的数量，可惜没有留下直接数据。但这不单是宁德的事，其他地方的情况或可聊作参考。据统计，1950-1985年，四川省森工企业年均采伐森林资源353万立方米，而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中全省一共消耗1132万立方米。大炼钢铁对中国森林资源的破坏可谓空前而未必绝后，值得全民族深刻反思。（参见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66页。）
  印象四 “文革”期间，“革命”摆在第一位，但对大自然的进军没有停止，这里只说一件事：猎兽。1971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发88号文件，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望能认真研究和解决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把狩猎生产抓上去。”三部联合报告开头指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狩猎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又说“1950年—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毛皮二亿八千九百多万张”，“过去年收购量一般是二千万张，近几年有所下降，去年只收购九百万张。直接影响到战备、国民经济建设和扩大外贸出口的需要”。并提出四点意见，核心是第二条：
  积极组织集体狩猎生产，合理解决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对于零星分散不宜于集体狩猎的野生动物，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要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狩猎，收入归己。
  要认真保护珍贵稀有动物，禁止使用破坏动物资源、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提倡驯养鹿、麝、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即高鼻羚羊，学名为Saigatatarica，牛科偶蹄目。体长1.2～1.7米，背部黄褐色，臀部、尾、腹部白色，夏毛短而平滑；冬毛色淡、浓密且长；四肢较细；鼻骨高度发育并卷曲，鼻孔长在最尖端。只有雄性的高鼻羚羊才生有美丽的羚羊角。我国是高鼻羚羊的原产国之一，现为濒危珍稀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CR）。）等经济价值高的动物，做到“护、养、猎”并举。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保护”云云很难落实，鼓励个体狩猎则必然大大加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发71-88号文颁发《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闽革产71-484号），次年年初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下文转发了上述《通知》。这份文件提供了省级猎杀山兽的基本数据：十几年来福建省每年收购野生动物毛皮四、五万张，最高年份七万张。为了增加猎兽毛皮产量，决定收购“虎豹类皮、水獭皮”等在按价付款的同时还给奖励布票（每元奖励三尺）；并允许个人购买猎枪（“文革”中收缴的也可以发还给个人）。这样，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即使在“革”字当头的红色岁月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文革”结束后，80年代推行山林家庭承包经营，砍树之风愈盛。迨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宁德县境可能已经没有老虎。1995年出版的县级《宁德市志》卷二“自然地理”第七章“野生动物·哺乳类”载：
  主要有：野猪、豪猪、金钱豹、獐豺、黄麂、山羊、水獭、猕猴、野兔、穿山甲、刺猬、黄鼬、鼬獾、小白鼠、竹鼬、狐、松鼠、山猫等。金钱豹、华南虎、狼等现已少见。
  其中，“现已少见”的金钱豹列入前面18种动物，华南虎则没有。说“现已少见”或许只是编者谨慎心情的不准确的表达。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福建省志·林业志》第一章“森林资源”第三节“森林动物·兽类”载：
  近年来，虎迹极为罕见。1990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专家科勒（GaryM·Koehler）对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永安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永春一都等处境内调查，发现有华南虎的虎牙和足印、“挂爪”、“扒挂”等痕迹，说明省内还生存有华南虎。
  森林资源远不如它们的宁德县境看来真是没有老虎了。（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
  五、余话
  如果单纯以虎、人各为一方，明清以来或者说更早以来的人、虎对决，人是彻底胜利了。但如果把虎视作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部分或这个自然环境宜居状态的一个指标，那么人其实没有胜利，而是为此陷入越来越恶劣逼仄的困境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往的历史表明，纵使是原始农业（即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也可能破坏人类生态环境。所谓“高山绝壑，耒耜皆满”（唐人元结语）除了说明生产力提高，也说明耕地资源紧张、伤及山林植被。现代农业的面源污染更加严重，工业“三废”和噪音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污染等等已经危及人类生存。
  我们长时间信奉“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却把“发展”片面理解为GPD增长，把“硬道理”绝对化为可以不择手段，于是盲目追新求大，许多负面后果不再只是“隐患”而已令人怵目惊心。
  这并非要反对发展、反对现代化，只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要求领导干部要谨慎用权，“要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相关报道见2010年9月2日《人民日报》。），更不能为私利而说谎话或逞强权，为上项目而无所不用其极。但愿现代化建设中的家乡人在大自然面前也能“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面对昊昊苍天低下虚骄之首。

①详见万历版《福安县志》卷9《杂纪志·祥变·虎害》。 ②嘉靖版《宁德县志》范例称:“灾样亦最纪咏，示证也。 。据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原来藏有该志刊本，现藏台湾③“中据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原来藏有该志刊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⑩”。 ④生态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在生态系统中层层传导，通俗地讲，是各种生物通过 一系列吃与被咤的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生态学上被称为食物链。 ⑥平阳的阳，宁德(不单宁德)一般写作洋，指地势平敞，某某洋或洋头、洋中、洋尾之类的地名处处可以看到。 ⑦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的原始数据和实际变化，颇多可讨论之处，这里依从葛剑雄主编、吴松⑦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的原始数据和实际变化，颇多可讨论之处，这里依从葛剑雄主编、吴松 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0页。 ⑧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二章第二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7- -18 页。 ⑨见万历本《宁德县志》卷2《会货志.物产》小序及“菁靛”条按语。 ⑩⑫⑬⑪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⑪参见李吕:《澹轩集》卷8《录祖先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 昊曾:《能改斋漫录》卷18《虎伏罪媼之子复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彭乘:《墨客挥犀》卷3《虎耳如锯》，中华书局，2002 年。 参见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8《刘渭传附刘遵传》，中华书局，1990年;洪迈: 《夷.坚志》甲志卷14《鹳坑虎).支志戊集卷1《师姑山虎》中华书局，2006年。按，《夷坚志》 参见李吕:《澹轩集》卷8《录祖先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 昊曾:《能改斋漫录》卷18《虎伏罪媼之子复苏》，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9年;彭乘:《墨客挥犀》卷3《虎耳如锯》，中华书局，2002 年。 ⑫参见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8《刘渭传附刘遵传》，中华书局，1990年;洪迈: 《夷. 坚志》甲志卷14《鹳坑虎).支志戊集卷1《师姑山虎》中华书局，2006年。按，《夷坚志》 虽是笔记小说，但所最老虎故事应是当地有虎生存的背景下的产物，与前引《淳熙三山志》 所谓“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态至城邑”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⑬建安县印建瓯县，括号中的县市数应为43。 ⑭闵宗殿文原作17县市。将福州与鼓岭断开。 ⑮转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96页。 ⑯据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所附表4改作，文载《古今农业》2003 年第1期。 ⑰闵宗殿文原作17县市。将福州与鼓岭断开。 ⑱转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96页。 ⑲建安县印建瓯县，括号中的县市数应为43。 ⑳闵宗殿文原作17县市。将福州与鼓岭断开。 21.转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96页。 22.据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所附表4改作，文载《古今农业》2003 年第1期。 参见朱文蓉硕士论文《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第二章第一节“福建近代木材业发展对福建森林资源的影响"，2001年。第26-37页。 23.参见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66页。 24.赛加羚羊即高鼻路羊，学名为Saiga arica,牛科偶蹄目。体长1.2~1.7米，背部黄揭色，臀部、尾、腹部白色，夏毛短而平滑;冬毛色淡、浓密且长;四肢较细;鼻骨高度发育并 卷曲，鼻孔长在最尖端。只有雄性的高鼻羚羊才生有美丽的羚羊角。我国是高鼻羚羊的原 产国之一，现为濒危珍稀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最列为:极危(CR )。 25.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 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 和福建交界的山区。 26.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要求要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相关报道见2010年9月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