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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入邑城”与宁德生态环境
我们生活中遭遇到的天灾，其实往往更多的是由于“人祸”。“虎害”便是一个毋容推诿的例证。闽东北最早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虎害”，发生在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的福安县；（详见万历版《福安县志》卷9《杂纪志·祥变·虎害》。）而见载次数最多的则当推宁德县。本文的虎害、虎患，乃指虎到人的聚落相扰，尤以逼临甚或进入城邑为典型，而无论是否伤及人畜；倘若人入深山而遭遇攻击，即有伤亡，也不是本文所称的虎害、虎患。特此说明在先。
一、几部《宁德县志》中的“虎害”记录
明嘉靖戊戌版《宁德县志》卷四《祥异·虎害》记事三条：
成化十三年三月，虎入邑城。
弘治五年三月，群虎纵行乡村，多伤人畜。
嘉靖十五年六月，两虎往来西南门，五日不去。知县程世鹏为文告城隍神，数日遁。
并配发邑人的两首诗，以此加强表示所述不虚。（嘉靖版《宁德县志》范例称：“灾祥亦录纪咏，示证也。）
陈宇诗，咏成化事：丁酉春三月，如何独感情。
黄昏人恐立，白昼虎横行。
已觉云霄远，空瞻日月明。
潸然清泪滴，非是薄浮生。
林文迁《两虎行》诗，咏嘉靖事：
风生惨淡鹊噪枝，两两驰逐相追随。
牛羊狗彘俱辟易，饥腹饱饫肉成糜。
蝗蝥税亩旱仍炎，可怜焦土堪涕垂。
藩篱不守破还撤，昼防夜警相凭危。
街童里妪不省事，负隙乘罅窃管窥。
雪毛白额尽丑类，无由可借张良椎。
谁能冯妇善攘臂，安得毙之寝其皮。
击奸翦暴职不任，我有一剑光陆离。
用之不减斩马快，旁观袖手无从施。
往来窥伺其可畏，看汝肆暴能几时。
吾闻苛政猛于虎，兽心人面那得知。
“虎害”在万历辛卯版《宁德县志》中归在卷一《舆地志·灾祥》之下。不知何故，蕉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印的刊刻本缺此页，（据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原来藏有该志刊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笔者曾寓目万历志钞本，保留上述三条记事和两首诗，唯第一首作者改为“邑举人龚道”。其下续记二事：
隆庆六年，二十二都郑洋林家有三人共卧楼上，其一当民壮者卧床里。虎由楼梯而上，特于床里者衔出至楼中。大家发噉，不得拖去，虎从窗户徐徐而出。
万历元年，有虎数头从古田下至西乡廿三、廿四、廿五都，白昼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必尽数十人提器械乃敢行；入山樵采必同数十人鸣锣鼓噪乃敢往。自春徂秋，其患始息。
清乾隆辛丑版《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灾祥》改分类编排为依年编排，仍保留上述五条“虎害”，文字较简，删落二诗，再续三条记事：
万历二十五年，虎患。至三十年始息。
万历四十八年，多虎。
雍正五年，有虎入南门。
“虎害”在民国续补《宁德县志》中，则归在卷三《大事志》附列的《灾祥》之中，在成化十三年前多了一条“天顺十三年虎入城”，又将嘉靖十五年虎害上移作正德十五年，其余相同，应当都是誊抄之误，实际上没有增减虎害的信息。
另外，1989年12月由宁德市（县级）民政局、档案局主编、档案馆编写了一本《宁德县历史上灾害情况汇编》内部资料，其中的“兽灾”一目列有明代“虎害”六则，漏了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虎患”，也未列清雍正五年事。
综上看来，宁德的“虎害”元代以前不见记载，（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2《物产·兽》载“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南宋宁德应当也有），实际情况难详。而清乾隆以来不见记载，则大约城关周近已基本没有虎迹。
二、出现“虎害”的环境生态信息
虎是森林动物，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生态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在生态系统中层层传导，通俗地讲，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生态学上被称为食物链。）以草食性动物野猪、鹿、狍等为食。一般来说，一只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故有谚云“一山不容二虎”），还必须生存有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但虎生活在荒野，原本与人类的空间交集无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类活动地域的拓展，二者相互遭遇才逐渐多起来。
东汉大约是虎害比较严重的第一个朝代。东汉王充的《论衡》屡次说及“虎时入邑”、“草虫入邑”、“虎狼入都”等等。《后汉书》卷41《宋均传》记载：
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
这是发生在光武帝末尾几年的事，所说的“虎害”，古代人喜欢作道德化的解释，有虎为患，则阴阳五行失调或统治者行为失德；虎不相扰乃至“度江”远避，则是人的道德修为所致，官民也利用宗教祈祷作为消弭虎患的应对措施。所以，正史和后来的地方志记录“虎害”，多放在“五行”、“灾祥”、“祥异”等志目之中。
今天我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思考，应当注意到帝国南方开发和当地人口增长（包括移民）的影响，也可能有自然灾害的因素。
跳出该条记事，就总体而言，“虎害”是森林覆盖率下跌到一定幅度的产物。森林植被繁盛，山上野生动物丰富，深山是虎的乐土，只有行人（游客、隐士、樵夫、猎户、采药师、炼丹家等等）闯入“虎境”遇袭，绝无虎到“人境”寻衅。随着森林线渐渐上升，森林面积渐渐缩小，食草类动物减少，虎觅食困难，情绪焦躁不安，才会经常在城乡聚落出现，于是有虎害、虎患、虎灾之称。不过，“虎落平阳（平阳的阳，宁德（不单宁德）一般写作洋，指地势平敞，某某洋或洋头、洋中、洋尾之类的地名处处可以看到。）”远不如腾跃在深山老林之更能咆哮生威，讨不了很大便宜，往往招来人类的规模捕杀，活虎存量渐渐减少。待得森林面积进一步萎缩，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虎成了珍稀动物，人们开始饲养老虎为园囿观赏的“宠物”，为科学观察的标本，也就见不到什么“虎害”了。宁德“虎害”明清独盛，正是透露了这样的历史信息。
造成森林分布减少，有地理的因素，其中气候变迁的影响较大，如所谓小冰期（下文会稍稍谈到），但主要还是人为的因素，明清以来五个半世纪的经济开发，尤其是大规模的山地开垦和林木砍伐，对福建包括宁德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严重。
三、在一个较大地理背景下观察明清宁德的“虎害”和森林植被变迁
关于明清宁德植被生态变化的直接材料很不多见，这里只能结合整个福建或更大的地域范围对“虎害”分布和森林植被变迁稍作叙述。
1.福建森林资源的破坏
考古资料表明，福建原来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超过80%，原始森林中常有虎、象、熊、鹿等野兽出没。魏晋以来，北方移民和南方土著进行经济开发，平原辟为农田，森林稍遭采伐利用，而总体上还属地广人稀。唐后期至北宋经济重心南移，而福建的情况尚无很大变化，所以梁克家的《三山志》说：“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卷33《寺观类一·僧寺》）偏居闽东北一隅的宁德自然更是如此。
不过，两宋以还，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流民南下、比较远离战乱诸因素，这里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唐天宝元年（742）本区著籍户数仅9万余户，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增至46.8万户，元丰元年增至104万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增至139万户。（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的原始数据和实际变化，颇多可讨论之处，这里依从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0页。）福建渐由地广人稀趋于“地狭人稠”，要扩大耕地解决粮食供给，除了围海造田，就是开辟梯田，《三山志·版籍六·水利》小序所谓“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说的是整个福州地区（当时含闽东北各县）。梯田大量开垦，森林覆盖率下降便势不可免。
明清两代是福建森林资源遭受较大破坏的时期。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留意。其一，明清小冰期。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元代后期至清末，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又转向寒冷。国内外研究表明，1500—1900年是世界性的气候寒冷期，故被称作小冰期。就中国而言，也是近五千年来四个低温期中持续时间最长、气温最低的时期，17世纪下半叶（明清之交）达到最低点。当时柑橘冻死的南界，与今日实际种植界线相比，东部偏南3度，西部偏南6度。估计当时在此界线上的气温比现代低5至7度。（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二章第二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长时间气候转冷不利于亚热带树种的成长。
其二，山区人口压力。闽东北滨海地区物产相对丰饶，人口也较拥挤。山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人口也较宽松。南宋时已有少量畲人进入闽东。他们大批移居闽东，则在明、清两代。有人根据闽东畲村现存宗谱资料统计，在74支畲族移民中，明代迁入30支，清代前期迁入42支，约占总数的97%。他们往往选择汉族居民较少、地方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县际、乡际、村际的周边山区“搭寮”而居，许多原先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也被畲民“治为陇亩”。畲民保持了放火烧山的传统做法，明代万历进士谢肇淛游历太姥山，曾经亲眼目睹畲民烧山的惊险生动的情景。他在《太姥山志》记载：“过湖坪，值（正碰上）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轿夫）犯（冒着）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另则，到闽东北深山旱地垦荒种植的，除了畲民，还有客家人。舒应元嘉靖十六至十九年任宁德县令，谈及边远山区土著和移民的生业状态：
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官则随山照灶，置簿收租。
本县地土三分属海，六分属山，高者山石嶙峋，卑者潮土盐碱，垦辟既艰，植物亦鲜。且居海者群踩潮捕鱼，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者佃作，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
这里的“菁客”来自闽西，有畲人，也有客家人。他们以佃种菁草（菘蓝一类）、制作菁靛为业，终年劳作，获利较丰。山地过度开发，必然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减少。
其三，旱地、瘠土高产作物。明代从美洲先后引进的高产作物有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这些外来物种的共同特点是耐旱、耐贫瘠而且高产。其中，甘薯的作用尤其大。何乔远《闽书》卷一五〇《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
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十二《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
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
⑨见万历本《宁德县志》卷2《食货志·物产》小序及“菁靛”条按语。
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
番薯，以得种番国故名，俗呼地瓜。明时食者尚少，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七《物产》载：
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畲、客“棚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等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这些美洲作物的引进，一方面使得拓荒者、种菁者不必为口粮问题而候鸟般流动往返，可以长年在深山幽谷劳作，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原来不宜栽种的荒山野岭、瘠土旱地也长出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庄稼来。但这同时又造成更全面、更彻底的挖山毁林。居民稠密的地方，不仅乔木大批量消失，最后连可以烧火做饭的灌木芒草都很难找了。福建巡抚潘思矩的奏章说：
道路山场竟无树木，民间树薪每担贵至百余十文。贫户单寒，老幼悉在山麓堤旁挖取树根草皮，以供炊爨，皆由生齿日繁，樵采多而种植少，以至山木日就濯濯。
潘任闽抚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1747—1752），可见到了清朝中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福建山林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直接砍伐森林自然也是虎和人类生态恶化的很重要的因素。邹逸麟曾把人类在统治集团私利的驱使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下的不合理环境行为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森林的砍伐，二是农田的开辟。（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明清时期国家的皇木采办，官私造船业、冶铁业、陶瓷业对原木、薪炭的大批量购买，民间宫庙、祠堂、住房、棺材等的需要量在人口增长压力下的日益膨胀，无不“鼓励”或“逼迫”森林采伐业的规模化发展。
以上诸端都造成森林资源的巨大损耗。
2.老虎数量和分布的大致同步变化
随着森林植被及食草类野生动物资源的大幅缩减，老虎数量和分布也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
最早的虎栖息于亚洲东北部，后来逐渐分为两支，分别向西、向南方扩展，形成目前的8个亚种：巴里虎，爪哇虎，里海虎，苏门达腊虎，东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和华南虎。分布我们福建的是华南虎。名称虽叫华南虎，其实分布远不止华南，整个分布范围，东至东经119°-120°（浙闽边境），西至东经100°左右（青川边境），南至北纬21°-22°（粤桂南端），北至北纬34°-35°（秦岭至黄河一线）。这个范围从东至西超过2000公里，由南到北超过1500公里。华南虎的分布面积比东北虎大许多倍。但华南虎体型较东北虎小，体长约145～180厘米，雄性体重达150～225公斤，雌性体重90～120公斤；体毛较东北虎短，约40～50毫米，色桔黄略近赤，背部较深，全身具黑色纵纹，色深而宽且较密。
大致说来，一直到宋代，中国到处都有虎，在福建，虎的数量相当多，分布很广。例如，邵武军光泽县、漳州漳浦县、汀州西山等地都有北宋时老虎活动的记载。（参见李吕：《澹轩集》卷8《录祖先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虎伏罪媪之子复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彭乘：《墨客挥犀》卷3《虎耳如锯》，中华书局，2002年。）又如，福州的怀安、罗源、古田等县都有南宋时期老虎活动的记载。（参见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8《刘渭传附刘遵传》，中华书局，1990年；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4《鹳坑虎》，支志戊集卷1《师姑山虎》，中华书局，2006年。按，《夷坚志》虽是笔记小说，但所录老虎故事应是当地有虎生存的背景下的产物，与前引《淳熙三山志》所谓“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在明清两代福建森林资源遭受大破坏时期，“虎害”发生频率显著加快，而这一时期正好又是大兴方志编纂的时期，地方文献中留下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注意到闽东北的“林公信仰”也在这个时期定型而大为流传。据称，林公名亘，南宋人。清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庙》载：
林公宫，在北门外，一在碧山樟树下，一在周墩东门，一在周墩西门，一在十四都杉溪。相传神为宋时邑杉洋人，善搏虎。没后能御虎灾，故祀之。
这里提到的十四都杉溪的林公宫是祖庙所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66）敕封林公为“杉洋感应林公忠平侯王”，明武宗正德八年（1514）始建林公宫，今地属周宁县马坑乡杉洋村，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时间表正与闽东北“虎害”盛行的年代相合。
当然，明清时期“虎害”盛行的另一面也表明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尚得维持一定的规模。有专家估计，清代全国森林覆盖率约26.1%左右，福建等少数省份可达50%以上。⑮这种情形与近代以还人口进一步膨胀，木材贸易畸形繁荣。猎兽副业无序铺开造成的逐渐林毁虎绝的严峻后果，仍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引录明清以来福建老虎分布简表⑯，以略见一斑：
资料来源：
1.明清时期老虎的分布据《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有关府县志统计。
2.当代老虎分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中国哺乳动物分布》一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
这里作两点说明。其一，原表题为《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除了福建，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以原文数据比照，江苏27→2，
⑬建安县即建瓯县，括号中的县市数应为43。
⑭闵宗殿文原作17县市，将福州与鼓岭断开。
⑮转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⑯据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所附表4改作，文载《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
浙江43→8，安徽31→3，江西54→14，福建明清以来老虎分布地的减幅是最小的。其二，原表当代老虎分布所据（中国哺乳动物分布》一书，版权页标明1997年1月1日出版，采集、使用的可能是多年以前的资料。就宁德县而言，大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已经绝迹（参见下文）。
四、对20世纪宁德生态环境尤其是老虎·森林的零星印象
这个世纪看似很近，笔者能接触到的材料却不多。因为未在“衙门”任职过，寻检资料难处颇多，忝为教职却又不学、不授历史地理专业，对资料的发现和解释也多有局限。这里只能结合亲身见闻略述若干粗浅的印象。
印象一 比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毛属》（下简称乾隆志）所载24种山兽和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毛属》（下简称民国志）所载30种兽畜，其中22种相同；乾隆志独有的仅玉面狸和白鼻鼠；民国志的牛、羊、猪、犬在乾隆志中归入“畜属”，可以扣减，则其独有的也仅狼、胡鼠、鼠狼和山兔。余下的便是排序上的差别。其排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虎在乾隆志24种山兽中居第一位，在民国志30种畜兽中则除去开首所列的四种家畜还被排在第九位。虎号称众兽之王，排在首位未必表明其数量就很多，但挪到第九位则可以表明其已趋式微。这个时期山林环境的变迁或亦可供佐证。
经过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我国森林愈来愈缺乏。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市场需求量急增，福建成了上海等地木材市场的主要供应地，木材输出量迅速增长，每年木材的输出额，仅次于汉口，而居全国第二位。到民国十二年，木材输出额高达2300余万元，创木材输出的历史最高记录。导致木材贮量日减，原先的林地，大抵老树无存；随着福州、厦门先后被辟为商埠，英、德、日、葡等国商人乘机深入全省林区，设立洋行、锯木场，搜掠松木制板、条外运，还大肆掠夺各县的樟脑资源。到民国迁台前夕，福建不少林区早已童山濯濯。（参见朱文蓉硕士论文《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第二章第一节“福建近代木材业发展对福建森林资源的影响”，2001年，第26—37页。）以下引用一份表格略见其概。
（资料来源：《福建经济研究》下册，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民国二十九年第252至253页）
这里应当说明，民国时期福建木材贸易，主要来源地在闽北，但闽东北也有一些，并且不一定通过三都澳海关出口。九十年代笔者到屏南县寿山乡，这是一个著名的贫困乡，区位偏僻，公路很差，让人吃惊的是村中几座青砖瓦房旧民居，比县里好多地方都气派。原来这里是福建第七大河流——霍童溪的上游，民国时期这里除了茶业，木材业也很兴旺，原木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宁德八都镇的出海口，所以颇有几户殷实人家。霍童镇的莒洲（今洪口乡）和原属霍童的咸村也有一定数量大树出售。
印象二 50年代初，林栖的野生动物，其地理分布大抵由面缩成点，只能局促在几个交通不便的深山。但关于老虎的行踪犹时有所闻。城关三元街盛传虎入裴姓（？）“八㮼厝”驮猪。乡间的“虎迹”自然更多，如1952年六都曾组织猎虎行动，再如1953年虎临霍童区公所，又如虎到兴贤村一户人家的南瓜架，叼猪扔过墙，甚至说有人头上挨虎爪一按，从此被绰号“虎抓（音ma）”。诸如此类，不尽属实，有的可能是别的山兽，有的只是一种传说。不过，那时虽然植被已渐稀薄，野生动物大减，但水和空气还都很干净。城关居民多数家中有井，用软绳系着小木桶汲水而饮。未曾凿井之活动房屋，可以到邻近人家打水，户外还有不少公用井，辕边井、下司井、碧泉井、龙泉井、八角井（人明井）等都比较著名。而且条条溪河清澈见底，鱼虾嬉游，水质优良，那时候甚至战场溪（即南漈溪流至战场桥入海处的一段）之水也有不少群众直接
取以食用。我不知道这么干净的大地和天空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是否有助于山林动物生态环境的恢复，所及见者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区水井已渐受污染，县自来水厂一期、二期工程遂应运而生。
印象三 5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宁德县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岁月。当时我在读小学，正赶上大跃进与大毁林的狂潮。我们能做的活主要是洗铁砂，全民都在洗，年幼的拿着小脸盆就近到小溪、小沟边洗，徒然浪费人力，倒也无伤大雅。有几次上山，看见好多成年人分为若干组，各用木板钉的宽槽几个相接，引来溪涧之水，成了人工的小“河床”，然后挖山取土，任水冲刷，掌握好流速，把比重稍大的铁砂留在“木河床”上。这对植被维护和水土保持就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了。具有强破坏力的是冶炼的燃料。1958年“从9月开始，全县每天男女老少4万多人参加所谓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共建炉2184座”。宁德无煤缺电，只能靠伐木烧炭，两千多座土高炉的燃料消耗应是个惊人的数量，可惜没有留下直接数据。但这不单是宁德的事，其他地方的情况或可聊作参考。据统计，1950-1985年，四川省森工企业年均采伐森林资源353万立方米，而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中全省一共消耗1132万立方米。大炼钢铁对中国森林资源的破坏可谓空前而未必绝后，值得全民族深刻反思。（参见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66页。）
印象四 “文革”期间，“革命”摆在第一位，但对大自然的进军没有停止，这里只说一件事：猎兽。1971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发88号文件，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望能认真研究和解决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把狩猎生产抓上去。”三部联合报告开头指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狩猎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又说“1950年—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毛皮二亿八千九百多万张”，“过去年收购量一般是二千万张，近几年有所下降，去年只收购九百万张。直接影响到战备、国民经济建设和扩大外贸出口的需要”。并提出四点意见，核心是第二条：
积极组织集体狩猎生产，合理解决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对于零星分散不宜于集体狩猎的野生动物，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要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狩猎，收入归己。
要认真保护珍贵稀有动物，禁止使用破坏动物资源、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提倡驯养鹿、麝、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即高鼻羚羊，学名为Saigatatarica，牛科偶蹄目。体长1.2～1.7米，背部黄褐色，臀部、尾、腹部白色，夏毛短而平滑；冬毛色淡、浓密且长；四肢较细；鼻骨高度发育并卷曲，鼻孔长在最尖端。只有雄性的高鼻羚羊才生有美丽的羚羊角。我国是高鼻羚羊的原产国之一，现为濒危珍稀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CR）。）等经济价值高的动物，做到“护、养、猎”并举。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保护”云云很难落实，鼓励个体狩猎则必然大大加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发71-88号文颁发《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闽革产71-484号），次年年初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下文转发了上述《通知》。这份文件提供了省级猎杀山兽的基本数据：十几年来福建省每年收购野生动物毛皮四、五万张，最高年份七万张。为了增加猎兽毛皮产量，决定收购“虎豹类皮、水獭皮”等在按价付款的同时还给奖励布票（每元奖励三尺）；并允许个人购买猎枪（“文革”中收缴的也可以发还给个人）。这样，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即使在“革”字当头的红色岁月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文革”结束后，80年代推行山林家庭承包经营，砍树之风愈盛。迨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宁德县境可能已经没有老虎。1995年出版的县级《宁德市志》卷二“自然地理”第七章“野生动物·哺乳类”载：
主要有：野猪、豪猪、金钱豹、獐豺、黄麂、山羊、水獭、猕猴、野兔、穿山甲、刺猬、黄鼬、鼬獾、小白鼠、竹鼬、狐、松鼠、山猫等。金钱豹、华南虎、狼等现已少见。
其中，“现已少见”的金钱豹列入前面18种动物，华南虎则没有。说“现已少见”或许只是编者谨慎心情的不准确的表达。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福建省志·林业志》第一章“森林资源”第三节“森林动物·兽类”载：
近年来，虎迹极为罕见。1990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专家科勒（GaryM·Koehler）对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永安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永春一都等处境内调查，发现有华南虎的虎牙和足印、“挂爪”、“扒挂”等痕迹，说明省内还生存有华南虎。
森林资源远不如它们的宁德县境看来真是没有老虎了。（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
五、余话
如果单纯以虎、人各为一方，明清以来或者说更早以来的人、虎对决，人是彻底胜利了。但如果把虎视作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部分或这个自然环境宜居状态的一个指标，那么人其实没有胜利，而是为此陷入越来越恶劣逼仄的困境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往的历史表明，纵使是原始农业（即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也可能破坏人类生态环境。所谓“高山绝壑，耒耜皆满”（唐人元结语）除了说明生产力提高，也说明耕地资源紧张、伤及山林植被。现代农业的面源污染更加严重，工业“三废”和噪音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污染等等已经危及人类生存。
我们长时间信奉“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却把“发展”片面理解为GPD增长，把“硬道理”绝对化为可以不择手段，于是盲目追新求大，许多负面后果不再只是“隐患”而已令人怵目惊心。
这并非要反对发展、反对现代化，只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要求领导干部要谨慎用权，“要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相关报道见2010年9月2日《人民日报》。），更不能为私利而说谎话或逞强权，为上项目而无所不用其极。但愿现代化建设中的家乡人在大自然面前也能“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面对昊昊苍天低下虚骄之首。
福洋稽古
福洋村，地处市区东南，旧名洋尾，因村落靠近海滩边缘而得名。有人口886人，以颜、宋二姓为主，分别由闽南漳浦和福安溪潭廉村迁入。两宋时期，以朱溪官道行旅辐辏，攘往熙来，一度人烟稠密，经济富庶。千年村史，不仅给福洋留下了耀通寺（旧名观音亭）、仙人笠（原位于古溪、洋尾交界处，今属贵岐村）、湖广桃源知县陈鸣堈祖墓等诸多文物古迹，还口口相传着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故事，供后人探讨论证。
烂柯观棋之谜
在城南镇政府西南面，有一座巍峨挺拔的山峰，它南连飞鸾、勒马，北接莲花、白鹤，犹如屏障一般，护卫着福洋村。村里的老百姓都说山上有仙迹，并认定晋人王质“烂柯观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王质入山采樵、观弈烂柯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可谓妇孺皆知。最早记载这个传说的是东晋虞喜的《志林》，继而又有东晋袁山松《郡国志》、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洞仙传》、宋祝穆《方舆胜览》提及。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惟地名上有些差距，记载最多的是信安郡石室山。查《中国地名大辞典》，信安郡有二，一在广东高安县；一在浙江衢州境。而且这两处信安城虽相距数百里，却都有烂柯山之名胜，当地居民也无人不知，古神话中的“仙迹”至今仍可寻觅。
见于史料记载的“烂柯山”除了以上两处，还有江苏吴县说、陕西洛川说、河南新安说、山西武乡说四种。
传说本来就虚无缥缈、荒诞不稽，根本无从考证它的真假，而人们却能根据丰富的想象，而且有板有眼地演化出六七处遗址，可谓高明。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查证一番，就可以发现其中含有的“水份”。如河南新安县西南1.7公里的烂柯山，只是因为“山石如烂木，剖开皆有树叶痕”而得名，根本与王质无关。
历史上出现这么多的“烂柯山”，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源于“烂柯观弈”这一传说情节优美，名闻遐迩。人们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纷纷附会，希望能够争得一些仙气。至于我们城南福洋的这一处“烂柯山”，应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福洋的“烂柯山”，不见于历史记载，只是民间传闻，大可不必较真。正如著名的“中国四大传说”之一“七仙女与董永”，董永的籍贯竟有湖北孝感、山东嘉祥、河南汝南、山东青州、江苏东台、山东广饶五种说法，实在令人费解。可见，借名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做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不过，从福洋村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王质烂柯观弈”最早产生于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北方汉人的大量南迁，这个传说也被带到了长江流域及闽粤地区。在闽北的武夷山，也有“烂柯观弈”的遗址。在武夷山桃源洞口凿刻有一副对联：“喜无樵子复观弈，怕有渔郎来问津。”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有诗道：“局上闲征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福洋村还附会有不少“烂柯观弈”的遗址。村后的“仙人开口”传说就是王质遇仙之处，王质入山的道路，王质房屋的宅基以及遗存的石臼都可以找到，神仙对弈的石桌、石凳，仙人脚印也历历可辨。近年来，由于柴草无人砍伐，山路荒废，这些景观也被荒草遮掩，几近湮没。
李林甫侨居福洋之谜
福洋村西边路口，有个名叫“李家栏”的地方，这里旧时靠近南路官道，现濒临一零四国道，交通便捷，地势平坦，原先散布着大片茉莉茶园，是福洋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已改为石材加工和竹木销售市场，与城区连成一片。从表面来看，这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在民间传说中，它却是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府邸所在地。
根据《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六》、《资治通鉴》、《中国宰相全书》等书记载，李林甫，小名哥奴，系唐高祖李渊从父弟李叔良之曾孙，从小不务正业，但善于逢迎，以谙熟音律得舅父楚国公姜皎喜爱，当上千牛直长的小官。开元初，升太子中允、国子司业。晚年的唐玄宗李隆基沉湎酒色，宠信西宫武惠妃，李林甫为了能够平步青云，处处巴结武惠妃，并向尚书右丞韩休大献殷勤。韩休拜相后，推荐李林甫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林甫升礼部尚书。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继续与有权势的宦官、嫔妃来往，他还善于揣摩玄宗的意旨，深得宠幸。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非宰相器”，惹恼玄宗。盛怒之下，被下令斩杀。李林甫落井下石，诬陷周子谅系宰相张九龄所荐，张九龄因此被贬为荆州长史，逐出长安。从此，李林甫独揽朝政，为了掩蔽玄宗耳目，竭力堵塞言路，对于不依从自己的大臣，想方设法进行打击迫害，并任用萧炅、吉温、罗希奭等一批酷吏，凡是朝中有与自己不和的人，便极力排挤、迫害，酿成了著名的“韦坚之案”、“杨慎矜案”。天宝十一年（751），李林甫病死。在临死之前，他的党羽杨国忠、陈希烈为了保全自身，纷纷揭发李林甫罪行，因此李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玄宗就以“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之罪，“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①纵观李林甫一生，其活动范围局限于北方陕西、河南、河北、甘肃一带，从未涉足江南以及福建地区，更不用说光临过当时尚未开发的闽东地域，福洋村的这个历史传说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对于李林甫的宅墓，老一辈村民也能够一一指点，其中必有缘由。
为此，笔者反复查阅《旧唐书》、《新唐书》，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李林甫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②，在他死后，悉受牵连，“岫、堮诸子并谪于岭表。”③岭表即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新唐书》中也说：“（李林甫）诸子司储郎中儒、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黔中，各给奴婢三人，籍其家；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捴，属子复道、光，皆贬官。”很可能李林甫子女中的某一个在流放岭南的时候，逃窜到了当时的长溪县，或者直接流放到了这里。在福建这种情况已有先例。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漳浦县有长孙冲墓，“长孙冲，唐长孙无忌子，仕为秘书监，流岭南，卒葬于此。”南安市有李丛墓，据《新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高祖诸子》：“（江安王李元祥子皎），皎子丛，以幼流放岭南，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民间传说，在唐朝时期，蕉城的南路官道从古溪到福洋这一段，道路以青石板铺砌，宽敞笔直，两旁深宅大院、客栈商铺林立，行人依靠连绵不断的雨棚遮挡，酷暑阴天，都不需携带伞具。这些产业都属于“李林甫”所有，他拥有大量财富，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这一带那家娶媳妇，“初夜权”必须归其享用。从传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李林甫的某个儿子携带着大量珠宝，逃逸到长溪县，隐居于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构建精美豪华的宅第，购置众多田产，又过起富贵奢侈的生活。在福洋村附近海域，至今还有一处“官港”的地名，或者跟李氏存在关系。这段传说在蕉城沿海乡镇流传甚广，妇孺皆知，但在历代地方志中却找不出任何记载。
李林甫的传说，绝非无中生有，最早必有事实根据。在李家栏一带，建国前后曾多次出土文物，可作佐证。建国初期，福洋村民颜某在建房挖地基时，在传说中李府的“望月台”遗址，挖掘出几块人工打凿的青石板，随之出土的还有一方石碑，书写着“陟瞻”二字。更引人称奇的是一个绿瓷香炉（有可能是越窑的青瓷器具），丝毫无损。“陟瞻”二字出自《诗经·国风·魏风·陟岵》。全文分为三段，描写流落远方的征夫思念家中的亲人（父亲、母亲、兄长），盼望回家的心情。可见这里以前建有一座楼台，可供登高望远。这与民间传说的“望月台”用意十分吻合，更加证明了修建者当时的身份。根据《旧唐书》记载，李林甫生活奢侈，“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宰相用事之盛，开元以来，未有其比。”福洋村的这座李府，虽然比不得京师之时，从现有遗址面积来看，规模已相当可观。据南宋赵令畤《侯鲭录》，李林甫在家中特设了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号称“月堂”。每当想要排斥陷害某位大臣，就住进月堂，精心策划，当他得意洋洋出来时，便是那一位大臣又要遭殃了。福洋望月台，极可能是李氏后人为了纪念父亲“丰功伟绩”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石碑、绿瓷香炉等已不知去向。八十年代中后期，还有村民在耕种时偶尔挖掘出金银钗珥、瓷器碎片、古钱币等文物。2000年10月，城南镇竹木市场破土新建，在平整地基时发现好几个装满稻米的大陶瓮，由于时间久远，已形成黑色碳化物。随后几年，有些住户建房，也挖掘出两宋古钱币、抄手砚台等物。
颜察院之谜
福洋村有颜、吕、宋、陈四大姓，其中以颜姓人口最多，迁入最早，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在福洋村口有一座颜氏祖宅，始建于明代中后期，规模宏大，古香古色。门前一色青石板铺砌，门口立有一对石旗杆。据颜氏后人口述，祖宅即著名的“颜察院”所建，石旗杆也是为其所树立。
民间传说，福洋村正后山有个天然石缝，形如狮口。狮口正对着颜氏祖宅，受其精气滋养，所以诞生了颜察院。颜察院生性贪虐，回乡探亲之日，他听说二都朱溪潭中有金鸡，谁能读懂潭上朱联石⑤联对，金鸡就会浮出水面。颜察院聪明过人，认清朱联石字迹，果然一头金光闪烁的金鸡浮了出来。颜察院喜出望外，上前捞取，一不小心摔入潭中，活活淹死。
察院一职，查《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察院”条目：“（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遂为都察院的简称。巡抚衙门亦可称为察院。其职代天子巡狩，按藩服大臣及府、州、县官，考察举劾极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称地位煊赫，权力巨大。蕉城区历史上仅有林聪曾任此要职。另外，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也称察院，蕉城明代有陈褒、陈褎、林泰、龚彦文荣膺该职。不管都察院都御史还是十三道御史，都必须两榜进士才可以担任（明初官员缺额甚大，因此例外）。查阅历代州府县志，蕉城历史上找不到姓颜的进士，也没有所谓颜姓任察院者。
福洋村这位“察院大老爷”究竟从何而来呢？笔者曾带着这个疑问，与同村陈裕灿、谢福增（现已故）两位老先生到福洋实地查访。在福洋颜氏后人的热情帮助下，笔者查阅了《福洋颜氏族谱》。据族谱记载，颜氏开基始祖日大公，原籍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为复圣颜回后裔。明洪武年间（1368～1399）随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屯田，迁居漳浦县白沙东西桥。后改迁宁德。此后六百多年时间里，没有出过任何职官。随后大家还游览了闻声已久的颜氏祖宅。祖宅有上下两幢，分别称作上颜、下颜。石旗杆树立于上颜门口。上颜为明代建筑，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在宽敞的厅堂正上方悬挂着一些破损严重的匾额、楹联，是文革时期的劫后残余。从上面题字可以得知，颜氏先祖在康熙、雍正时期，曾经有过一位国子监生，名为颜永钏。匾额是颜永钏寿辰时，福建学政恩普、宁德知县申茂所赠送。石旗杆也是为颜永钏而立。与传说中的颜察院无关。
由此可见，福洋颜察院纯属子虚乌有。但据颜氏后人讲述，颜永钏故居旧时有块神主牌，上书“山东按察使正堂颜公某某”字样，是老家漳浦县所送，察院也出于漳浦。至于漳浦县有没有这么一位颜察院，还得进一步研究探讨了。
福洋稽古 福洋村，地处市区东南，旧名洋尾，因村落靠近海滩边缘而得名。有人口886人，以颜、宋二姓为主，分别由闽南漳浦和福安溪潭廉村迁入。两宋时期，以朱溪官道行旅辐辏，攘往熙来，一度人烟稠密，经济富庶。千年村史，不仅给福洋留下了耀通寺（旧名观音亭）、仙人笠（原位于古溪、洋尾交界处，今属贵岐村）、湖广桃源知县陈鸣堈祖墓等诸多文物古迹，还口口相传着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故事，供后人探讨论证。
烂柯观棋之谜
在城南镇政府西南面，有一座巍峨挺拔的山峰，它南连飞鸾、勒马，北接莲花、白鹤，犹如屏障一般，护卫着福洋村。村里的老百姓都说山上有仙迹，并认定晋人王质“烂柯观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王质入山采樵、观弈烂柯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可谓妇孺皆知。最早记载这个传说的是东晋虞喜的《志林》，继而又有东晋袁山松《郡国志》、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洞仙传》、宋祝穆《方舆胜览》提及。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惟地名上有些差距，记载最多的是信安郡石室山。查《中国地名大辞典》，信安郡有二，一在广东高安县；一在浙江衢州境。而且这两处信安城虽相距数百里，却都有烂柯山之名胜，当地居民也无人不知，古神话中的“仙迹”至今仍可寻觅。
见于史料记载的“烂柯山”除了以上两处，还有江苏吴县说、陕西洛川说、河南新安说、山西武乡说四种。
传说本来就虚无缥缈、荒诞不稽，根本无从考证它的真假，而人们却能根据丰富的想象，而且有板有眼地演化出六七处遗址，可谓高明。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查证一番，就可以发现其中含有的“水份”。如河南新安县西南1.7公里的烂柯山，只是因为“山石如烂木，剖开皆有树叶痕”而得名，根本与王质无关。
历史上出现这么多的“烂柯山”，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源于“烂柯观弈”这一传说情节优美，名闻遐迩。人们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纷纷附会，希望能够争得一些仙气。至于我们城南福洋的这一处“烂柯山”，应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福洋的“烂柯山”，不见于历史记载，只是民间传闻，大可不必较真。正如著名的“中国四大传说”之一“七仙女与董永”，董永的籍贯竟有湖北孝感、山东嘉祥、河南汝南、山东青州、江苏东台、山东广饶五种说法，实在令人费解。可见，借名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做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不过，从福洋村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王质烂柯观弈”最早产生于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北方汉人的大量南迁，这个传说也被带到了长江流域及闽粤地区。在闽北的武夷山，也有“烂柯观弈”的遗址。在武夷山桃源洞口凿刻有一副对联：“喜无樵子复观弈，怕有渔郎来问津。”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有诗道：“局上闲征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福洋村还附会有不少“烂柯观弈”的遗址。村后的“仙人开口”传说就是王质遇仙之处，王质入山的道路，王质房屋的宅基以及遗存的石臼都可以找到，神仙对弈的石桌、石凳，仙人脚印也历历可辨。近年来，由于柴草无人砍伐，山路荒废，这些景观也被荒草遮掩，几近湮没。
李林甫侨居福洋之谜
福洋村西边路口，有个名叫“李家栏”的地方，这里旧时靠近南路官道，现濒临一零四国道，交通便捷，地势平坦，原先散布着大片茉莉茶园，是福洋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已改为石材加工和竹木销售市场，与城区连成一片。从表面来看，这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在民间传说中，它却是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府邸所在地。
根据《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六》、《资治通鉴》、《中国宰相全书》等书记载，李林甫，小名哥奴，系唐高祖李渊从父弟李叔良之曾孙，从小不务正业，但善于逢迎，以谙熟音律得舅父楚国公姜皎喜爱，当上千牛直长的小官。开元初，升太子中允、国子司业。晚年的唐玄宗李隆基沉湎酒色，宠信西宫武惠妃，李林甫为了能够平步青云，处处巴结武惠妃，并向尚书右丞韩休大献殷勤。韩休拜相后，推荐李林甫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林甫升礼部尚书。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继续与有权势的宦官、嫔妃来往，他还善于揣摩玄宗的意旨，深得宠幸。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非宰相器”，惹恼玄宗。盛怒之下，被下令斩杀。李林甫落井下石，诬陷周子谅系宰相张九龄所荐，张九龄因此被贬为荆州长史，逐出长安。从此，李林甫独揽朝政，为了掩蔽玄宗耳目，竭力堵塞言路，对于不依从自己的大臣，想方设法进行打击迫害，并任用萧炅、吉温、罗希奭等一批酷吏，凡是朝中有与自己不和的人，便极力排挤、迫害，酿成了著名的“韦坚之案”、“杨慎矜案”。天宝十一年（751），李林甫病死。在临死之前，他的党羽杨国忠、陈希烈为了保全自身，纷纷揭发李林甫罪行，因此李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玄宗就以“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之罪，“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①纵观李林甫一生，其活动范围局限于北方陕西、河南、河北、甘肃一带，从未涉足江南以及福建地区，更不用说光临过当时尚未开发的闽东地域，福洋村的这个历史传说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对于李林甫的宅墓，老一辈村民也能够一一指点，其中必有缘由。
为此，笔者反复查阅《旧唐书》、《新唐书》，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李林甫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②，在他死后，悉受牵连，“岫、堮诸子并谪于岭表。”③岭表即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新唐书》中也说：“（李林甫）诸子司储郎中儒、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黔中，各给奴婢三人，籍其家；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捴，属子复道、光，皆贬官。”很可能李林甫子女中的某一个在流放岭南的时候，逃窜到了当时的长溪县，或者直接流放到了这里。在福建这种情况已有先例。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漳浦县有长孙冲墓，“长孙冲，唐长孙无忌子，仕为秘书监，流岭南，卒葬于此。”南安市有李丛墓，据《新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高祖诸子》：“（江安王李元祥子皎），皎子丛，以幼流放岭南，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民间传说，在唐朝时期，蕉城的南路官道从古溪到福洋这一段，道路以青石板铺砌，宽敞笔直，两旁深宅大院、客栈商铺林立，行人依靠连绵不断的雨棚遮挡，酷暑阴天，都不需携带伞具。这些产业都属于“李林甫”所有，他拥有大量财富，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这一带那家娶媳妇，“初夜权”必须归其享用。从传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李林甫的某个儿子携带着大量珠宝，逃逸到长溪县，隐居于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构建精美豪华的宅第，购置众多田产，又过起富贵奢侈的生活。在福洋村附近海域，至今还有一处“官港”的地名，或者跟李氏存在关系。这段传说在蕉城沿海乡镇流传甚广，妇孺皆知，但在历代地方志中却找不出任何记载。
李林甫的传说，绝非无中生有，最早必有事实根据。在李家栏一带，建国前后曾多次出土文物，可作佐证。建国初期，福洋村民颜某在建房挖地基时，在传说中李府的“望月台”遗址，挖掘出几块人工打凿的青石板，随之出土的还有一方石碑，书写着“陟瞻”二字。更引人称奇的是一个绿瓷香炉（有可能是越窑的青瓷器具），丝毫无损。“陟瞻”二字出自《诗经·国风·魏风·陟岵》。全文分为三段，描写流落远方的征夫思念家中的亲人（父亲、母亲、兄长），盼望回家的心情。可见这里以前建有一座楼台，可供登高望远。这与民间传说的“望月台”用意十分吻合，更加证明了修建者当时的身份。根据《旧唐书》记载，李林甫生活奢侈，“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宰相用事之盛，开元以来，未有其比。”福洋村的这座李府，虽然比不得京师之时，从现有遗址面积来看，规模已相当可观。据南宋赵令畤《侯鲭录》，李林甫在家中特设了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号称“月堂”。每当想要排斥陷害某位大臣，就住进月堂，精心策划，当他得意洋洋出来时，便是那一位大臣又要遭殃了。福洋望月台，极可能是李氏后人为了纪念父亲“丰功伟绩”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石碑、绿瓷香炉等已不知去向。八十年代中后期，还有村民在耕种时偶尔挖掘出金银钗珥、瓷器碎片、古钱币等文物。2000年10月，城南镇竹木市场破土新建，在平整地基时发现好几个装满稻米的大陶瓮，由于时间久远，已形成黑色碳化物。随后几年，有些住户建房，也挖掘出两宋古钱币、抄手砚台等物。
颜察院之谜
福洋村有颜、吕、宋、陈四大姓，其中以颜姓人口最多，迁入最早，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在福洋村口有一座颜氏祖宅，始建于明代中后期，规模宏大，古香古色。门前一色青石板铺砌，门口立有一对石旗杆。据颜氏后人口述，祖宅即著名的“颜察院”所建，石旗杆也是为其所树立。
民间传说，福洋村正后山有个天然石缝，形如狮口。狮口正对着颜氏祖宅，受其精气滋养，所以诞生了颜察院。颜察院生性贪虐，回乡探亲之日，他听说二都朱溪潭中有金鸡，谁能读懂潭上朱联石⑤联对，金鸡就会浮出水面。颜察院聪明过人，认清朱联石字迹，果然一头金光闪烁的金鸡浮了出来。颜察院喜出望外，上前捞取，一不小心摔入潭中，活活淹死。
察院一职，查《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察院”条目：“（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遂为都察院的简称。巡抚衙门亦可称为察院。其职代天子巡狩，按藩服大臣及府、州、县官，考察举劾极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称地位煊赫，权力巨大。蕉城区历史上仅有林聪曾任此要职。另外，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也称察院，蕉城明代有陈褒、陈褎、林泰、龚彦文荣膺该职。不管都察院都御史还是十三道御史，都必须两榜进士才可以担任（明初官员缺额甚大，因此例外）。查阅历代州府县志，蕉城历史上找不到姓颜的进士，也没有所谓颜姓任察院者。
福洋村这位“察院大老爷”究竟从何而来呢？笔者曾带着这个疑问，与同村陈裕灿、谢福增（现已故）两位老先生到福洋实地查访。在福洋颜氏后人的热情帮助下，笔者查阅了《福洋颜氏族谱》。据族谱记载，颜氏开基始祖日大公，原籍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为复圣颜回后裔。明洪武年间（1368～1399）随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屯田，迁居漳浦县白沙东西桥。后改迁宁德。此后六百多年时间里，没有出过任何职官。随后大家还游览了闻声已久的颜氏祖宅。祖宅有上下两幢，分别称作上颜、下颜。石旗杆树立于上颜门口。上颜为明代建筑，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在宽敞的厅堂正上方悬挂着一些破损严重的匾额、楹联，是文革时期的劫后残余。从上面题字可以得知，颜氏先祖在康熙、雍正时期，曾经有过一位国子监生，名为颜永钏。匾额是颜永钏寿辰时，福建学政恩普、宁德知县申茂所赠送。石旗杆也是为颜永钏而立。与传说中的颜察院无关。
由此可见，福洋颜察院纯属子虚乌有。但据颜氏后人讲述，颜永钏故居旧时有块神主牌，上书“山东按察使正堂颜公某某”字样，是老家漳浦县所送，察院也出于漳浦。至于漳浦县有没有这么一位颜察院，还得进一步研究探讨了。
一句俗语 半部历史□ 方言俗语，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为这一地方先民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作品，通过代际口头传播。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在固有语言文化的底座上，把其生产、生活过程和社会活动中发生的事情，加以典型化后，以极其简练的语言说出，或以歇后语的形式来表达，具有地方语言的风味，使听者在体味其蕴涵的哲理中，受到启发。所以，每一句俗语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今笔者特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原宁德地区文化局组织的中国“民协”福建分会闽东籍会员采风组，到蕉城红旗街道采风时，搜集的部分方言俗语故事，予以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记下每一俗语故事的口述人，仅笼统记录参与座谈的有黄天鹏、王克鸿、马忠周、蔡泽香等十余位老前辈。由于时光磨灭人的记忆，现已无法“对号入座”了。不当之处，望予指教。
有错 埠头陈尾座错
陈姓，是宁德城关的早期居民之一。因这姓氏的源流不同，迁入的时间即有先有后，其居住的具体地点也不一样，则有埠头（东门）陈氏，金峤（北门）陈氏和坛尾（南门）陈氏之分。历史上，本邑的陈氏可算是个人才辈出、簪缨蝉联的名门望族。
这里，仅说件埠头陈氏的事。该陈氏原在东门内，有向街排列的三座大宅门，按顺序叫头座、二座和尾座。明崇祯二年（1629）的春节，对埠头陈的尾座人来说，是个值得特别庆贺的日子，因在元年开科大考中，他家举子科场得意而授官；故早早就把房子洗刷了一番，在大门口的上端高高挂起一对大红灯笼，大门框贴的是一副新对联。上书：春王正月，天子万年。然后，他的二座人和头座人，也从这里借用过去，贴上同一字联。接着，左邻右舍的别姓居民看了，觉得这字联很新鲜，也凭本画葫芦地照搬过去，写了贴到自家大门口。这时，埠头陈氏的父老出来干预了，对别姓的人们说：你们不能使用这一字联。别姓的邻居却分辨说：我是从你尾座照抄过来的。有错，也是你埠头陈尾座错，不是我的错。
岂知此一字联，乃陈家为光耀门庭而特别撰写的，别人没有资格使用。原来明崇祯元年，朝廷开科大考，埠头陈氏尾座举子邦校进京春试和殿试，得以高中，赐进士出身，初授上海县令。按旧时春联，多有借用历史典故的做法。他家即以孔子写《春秋》编年史，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作比喻，改写陈氏家族的做官史。典出《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言鲁隐公之始年，为周王之正月也。在封建社会，凡人君即位，体元以居正。陈邦校的进士，正是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故有资格借用。那么，下句“天子万年”，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说，那年邦校在京春试时，曾相识本省兴化府一位李姓的举子，告诉他说，宋开国侯陈镋当年在仙游县九鲤湖游览时，有题过“天子万年”四个字。古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这一朝天子的江山能永续，自己的官位才能稳固，故被一并借用过来。当然，也带有向崇祯皇帝表忠之意，因其进士、官位都是当朝天子赐予的。
这一俗语，数百年来流传不衰，告诫后人，学习别人的东西，要看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会闹笑话。但在民间口口相传中，故事的情节有些走偏。比如，有人说是明朝覆亡，帝已驾崩后，朱明的后人在福建建立“南明”政权时，唐王朱聿键来过宁德，夜幸陈家，赐书“春王正月，天子万年”给邦校。此说，颇受质疑。因为它与古人为官“从一而终”的思想，和邦校为人一贯刚正不阿的性格，以及此时他已看破世情，辞官归隐的实际情况全不相符，值得商榷。
乞食奉教不回头
清末民初，英国基督教安立甘会开始在宁德城关传播，发展教徒。其时，由于人们的“因循守旧”思想严重，抵触情绪较大，工作无进展。故信者甚少，被视作另类。这样，就有些好事者，编排些话儿，来对信者进行冷嘲热讽，也曾流传一时。比如：肩挑鱼丸游五市 手持衣钵上丁楼又鹤峰山下探花巷 张氏祠边乞食楼一担鱼丸皆海味 全家奉教上天廷一对、一诗，讲的是一位名叫乞食的市民，职业上为挑鱼丸叫卖的小商贩，信仰上是皈依基督的虔诚者。他家住在城关张氏宗祠边的“探花巷”，思想新潮，信奉西教，企望日后，灵魂上天。
此事大概，虽是这样。但那诗、对，语言含蓄，有些地方，仍得作点说明。如诗中的鹤峰山下，是原宁德县城，即今蕉城的核心城区，没有问题，但探花巷在哪里就无人知道了。它是根据过去科举制度殿试后，钦定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个鼎甲名次，而虚拟的巷名，因南宋时本邑出过状元余复，有状元里地名故。也即于衙前街东侧状元里下数的第三条弄巷，靠近“张氏宗祠”，今名前林路鹤峰弄三号的“乞食”旧居处。“乞食”，也是按照地方习俗，长辈给起的小名。他姓张名恒明，小名“乞食”，遂有这“张氏祠边乞食楼”之说。
对中说的“肩挑鱼丸游五市”，时因宁德城墙还在，人员的进出均集中在东、西、南、北和小东等五个城门处，构成五大集市。说他“手持衣钵上丁楼”，此话，就言过其实了。当时，为传教的起始阶段，没盖教堂，是租用在很冷清的北门外一家民房里聚会做礼拜，与周围布满的“丁楼”为邻，也是事实。何谓“丁楼”？前人深受“百行孝为先”的思想教育，特别是读书做官的大户人家，每遇父母之丧，“丁忧”期间，要远离娱乐、不近女色、并在郊外搭个简易房间守着，其后这房间就成了“停棺待葬”的地方。有史料记载，民国六年四月政府颁布《清葬章程》，革除停棺陋习，这里清出的棺木数以百计，一下子空出许多“丁楼”来。
这乞食是个做事认真、思想投入的人。他家鱼丸选料精良，制作细微，色味俱佳，品质上乘。但因职业养成的一个习惯是，要问食客好吃吗？“好吃再回头”已成他的口头禅。久而久之，使人厌烦。就有食客在他说这话时，当面反问道：“你信基督，回头不回头？”每遇这时，他即庄严的答道：“笃信基督，永不回头”。因而，“乞食奉教不回头”的话，由此而生。
后来，邑人在邀帮去搞些风险较大、收入颇高的短、快项目。比如：要从“水中求财”的滩涂养殖时，协议形成但未行动前，为首者问伙计们有无要回头时，同伙即回答“乞食奉教”，就知道永不回头了。
最后，乞食奉教的诺言终于实现了，至死没有回头，两个孩子均得到教会学校的培养，加上自身的努力，结果改变了社会地位，确是实际的。至民国中、后期，张敦（璚）诚、张敦询二昆仲，一为县参议长，人望孚众；一为教书育人，桃李满园。这是时人都知道的事，无须细说。
看旗号走弄
“看旗号走弄”的话，源自邑人为逃避倭寇的追杀，以插旗为标志引导安全出走而来。后因民族英雄戚继光率兵歼灭了倭寇，百姓得以安宁时，没因事过忘言，而是将其引伸作为做事应“瞻前顾后、三思而行”的意思去告诫后人。故此，流传下来。
明朝嘉靖年间，国运衰落，海防松懈。与我们仅一水之隔的日本国流寇浪人，趁机以武装侵犯我东南沿海各地。本邑是深受其害的地区之一，倭寇把巢穴建在横屿、云淡二岛后，常驾舟到周边的村庄进行骚扰，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百姓已无宁日：倭寇将抢劫来的财产和强掳的青壮男女运回日本，或逼良为盗娼，或当奴隶出卖。几年间，本邑被劫走的财物不计其数，被掳往日本的人数达数千人，除蔡景榕一人在日本国因于寺院题写思乡诗篇，遇上好心的僧人替其赎身，得以回国，写下《海国生还集》一书存世外，其余均客死异国他乡。
宁德县城，在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二十二日被倭寇攻陷，知县李尧卿与守城的将士、民众等俱战死。倭寇屯城九日，居民死伤无数，财物掠夺一空，房舍烧毁过半，成为一片废墟。倭寇屠城后，又屡屡进犯。当时没有电子通讯，无法预先知道敌人的动向，往往是倭寇将入城时，才临时出走，又要携老带幼，行动缓慢，慌忙之间，乱成一团，甚至成其网中鱼。有了以上的教训，后来城中居民组织起来，涨潮时于城楼上轮值，观察东南海面的敌情，一有情况，就通知下去，以插旗为号，引导居民安全疏散。久而久之，这“看旗号走弄”的话就流传开去。
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
“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的话，为邑人在思想交流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句方言俗语。如此，同乡之间，因久别重逢，互致问候中，当一方赞赏另一方日子过得好时，他常以“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来作答。然后，双方会心地一笑，表示已领悟这话中的意涵。但别忘了，应讲方言，才有语言韵味。
此一俗语，是出自民间流传《宁德有三奇》故事中的《酒泉》主人公——酒屿嫂之口。相传，从前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因思念凡事，即来到人世间。有一天，他扮作一个叫化子，先到宁德县城走了一圈，而后去东湖一孤悬在海中的无名小岛上。刚在村口坐下，一阵微风吹过，送来笼蒸糯米的饭香，这时才感到自己肚子有点饿。随即起来，循着饭香的方向走去，见是一座破旧的农舍，虚掩的门内传出小孩子哭闹与猪仔嗥叫的嘈杂声。他在门口站了片刻，一位年约四十岁的女主人从门隙处看到是一乞讨者，即手捏一小饭团开门出来，将其递给乞讨者时，却解释说，不要嫌少，自己也是个苦命人，要养家糊口，现在米贵酿出的酒也贵，不好出售，说完即返身回去了。
这饭团虽小，却是吕仙今日下凡得到的第一份施舍物，尤其是来自这个生活极为窘迫之家。当其知道这一弱小的寡妇，还肩负着婆母、子女等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仅靠籴米酿酒出售，再利用酒糟喂猪母产仔赚钱来维持生计时，这手上捏着的饭团，觉得很沉重，不忍往自己口里送，即便这时已是饥肠辘辘。看到这家的墙边有一口水井，随手将这一小饭团扔入井中，悠然离身而去。
第二天早晨，女主人照常起来到井边打水做饭，却闻到一股醇酒的清香，打出的全是米酒，就请人把这口井围入自己的屋内。从此，她家就拥有这口能源源不断流出美酒的“酒泉”。说来也怪，这酒泉像个“酒业有限公司”，只供应附近前来沽酒的食客，一日出售多少，就流多少。由于此处卖酒成市，该岛也以“酒屿”而得名，其名见载于明、清时期编纂的《宁德县志》。后来，邑人在该岛的山顶处建塔，则改“塔山”为今名。
数年后，吕仙再次来到这酒屿的地方，但见此当年破落不堪的孤儿寡妇之家，已经改换门庭，重建厅堂，俨然成为这岛上的大户人家。再到她家中一看，女主人虽已徐娘半老，却穿戴入时；老大长得人高马大，还娶了媳妇；老二读书识字，一表人才；小女年将及笄，婷婷玉立。此时吕仙心想，这家人现已无需帮扶了，口里即问女主人如今的日子过得可好吗？女主人听着还以为要帮助她实现别的心愿，故随口答道：“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意思是如果再有酒糟喂猪母产仔赚钱，那就更好了。哪知这仙人和凡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仙人想的是“见好就收”；凡人想的是：“好上加好”。古人言：“道不同，不相为谋”。谈话也至此结束。
吕仙辞别出来后，酒屿嫂家的墙壁上就显现一打油体诗曰：有了酿酒不用米，还嫌没糟喂猪母。
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似海难填平。
从此，岛上的该井不流酒，复归流水。酒泉没了，酒屿名存。
元宵乞丐 风光一阵
从前，宁德市人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常用俗语：元宵乞丐。意即像正月元宵节里的乞丐，风光一阵子就过去了。说着说着，后来演变成一常用语的谦词。比如，当你碰见一位常在公众面前出头露面的朋友，说他很风光时，他便回答说：元宵乞丐，不值一提。此话有何出处呢？请听我慢慢说来。
过去，在封建私有制的社会里，劳动人民深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破产而沦为乞丐的不少。这些被称作叫化子的社会弃儿，身处社会的最低层，境遇悲惨，为求生存，组织丐帮，抱团取暖，并争取到元宵乞讨和过节欢乐的起码权利。相传，清代乾隆年间，时为福建省福宁府的霞浦、宁德、福安、福鼎、寿宁等五个县，每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灯节，各县的化子头（即乞丐头）轮流坐庄，集中全府的乞丐在一个县城里，一边行乞，一边过节。好好的热闹一阵，而后也静静的坐下来，大快朵颐一番。
元宵傍晚，华灯初上。县城里的叫化子倾巢出动，跟随在化子头后面，组成一个与衙门官老爷出巡相仿的仪仗队。队前有化子响鞭开道，后面跟着一帮子手握讨饭杆子的“秤杆儿”群，再后面便是一大帮叫化子，他们每人手中拿着一个里面装有二十文铜钱的讨饭竹筒，边走边按五响的节奏摇动着，打出的声音是喳—喳—喳—喳—喳。化子群后边还有四个化子分别举着“纠察”、“弹压”、“迴避”、“肃静”的灯牌。灯牌后面有一写着：“灯政司”三个字的横幅，紧跟着的是一位化子头坐的八抬大轿。所谓八抬大轿，其实是八个叫化子用几根竹竿扎成的一把破椅子。化子头傲然正襟端坐，故作姿态，显得八面威风。该“灯政司”的脸上已作过轻妆淡抹，头上戴着一顶用纸糊成的七品县令官帽，帽前正中“镶”着一颗大大的“蓝宝石”，是用荸荠刻就后上色的，两个帽翅忽忽扇扇，装腔作势，耀武扬威。哪里的灯火旺盛，就指挥往哪里闯。“灯政司”大呼小叫地发号施令。他可以命令店家把火烧得旺旺的，把灯点得亮亮的。并且，煞有介事地要罚这家灯钱，罚那家灯钱。每走一个店铺，店主就让伙计将事先装有铜钱的红包送给他们，以图吉祥，阖家平安。
那么，这元宵节扮“灯政司”的习俗是从何来呢？据称，它大有来头，在丐帮史上曾有过“元宵乞讨，皇上封我”之说。相传，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一次来到繁华的杭州城，微服混杂在人群中，于西湖岸边观看马戏团跑马射箭“百步穿钱”。不巧，因骑者失手，利箭走偏，观众险被伤及，危急间有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用棍子将箭挡住，免此一难。事后，查明这救驾者原来是杭州城大名鼎鼎的“武乞”头人曲九公。当这曲九公被叫到浙江布政使司衙门面驾封赏时，他既不要官也不要钱，只要求每年的上元灯节给其徒子徒孙们乞讨一个时辰（即现在的两个小时）就可以了，皇上照准。
听说，此俗是当时福宁府的丐帮组织从杭州城仿效过来，流行了数十年时间，直至嘉庆朝代，因为经济不景气，才被废止。有谣曰：“乾隆换嘉庆，钵仔做饭甑。三餐吃不饱，做事好败兴。”此时，凡花钱的大型活动，均被取消，这“元宵乞讨”的习俗没了，但“元宵乞丐”的话，仍流传下来。
学海钩沉二则——忆我在私立毓秀女子小学点滴往事
—我生于国家多事之秋，正值1931年9月18日国耻之后。当我生平头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时又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我最早学会和听到的悲壮歌声。故乡宁德的三都岛被日寇夷为平地，县城宁德也遭日机轰炸，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我念书的蕉城小学东门内操场上落下一颗未爆炸的炸弹。学校当局为了师生的安全便迁往洋中东山村。此时毓秀小学也迁往离城不远的金溪村，并为了战时需要，破例招收低年级的男生。毓秀小学是我母亲的母校，金溪离家又近，母亲就让我转学到毓秀，就读二年级下学期，在这里我头一次听说时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日本鬼子的入侵，使我这个虚岁才9岁的学童，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第一次“离乡背井”。我由一位表叔带着从蕉城南门外较场边下路下的家里出发，走向相距不过十几华里的金溪村。我跟随表叔穿过城区，出了北门就到了有名的风景区单石碑十八坊，走上了崎岖的山路。虽说我家座落在海边，一出门便见山见海，风景少有的美丽，但现在走在这一片风光旖旎，有山有水的北门外，心中的不安自不必多说。走着走着，就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边，太阳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知来自何处，又不知流向何方，而河面上一座座石砌桥墩搭着宽不过尺许的木板直通向远远对岸。我在惊疑中，表叔告诉我，这就是县里人所说的金溪和溪上号称“金溪十八跳”的桥梁。从未见过这么宽的河流，走过这么窄，摇摇欲坠的长桥，桥面离溪面又那么高，我真是心惊肉跳，恰如走在陡峭的百尺悬崖上，紧紧地拽着表叔的衣襟，目不敢旁视，小心翼翼地走过“十八跳”，当时的情景至今七十多年后犹依稀记得。等到过了桥，回头一看，这金溪两边山明水秀，草木蓊郁，溪水中漂浮着觅食的水鸭，桥上空白鹭盘旋，山坡上羊群出没，置身在仙境般的故乡山水中，刚才过桥时的紧张心理，顿时释然了……毓秀小学在金溪借用了两座大房子，其中一座是单层的，作为教室；另一座有两层，楼下是厨房和饭厅，现在已经记不得两座“校舍”的大门了，只记得我们二下的教室是在小门的右边，面对着挺宽的天井；作为宿舍的那一座进了小门后靠墙有一道长长的楼梯，楼上是女生宿舍。由于我年幼，母亲征得校长和老师的同意，让我跟着正在上高年级的堂姨睡在一张床上，由这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姨妈照顾我睡觉和饮食。在这兵荒马乱，宁德县城随时可能沦陷的年代，能够离家到这小小的金溪村上学的学生人数很少，该校首次招收的男生就更少。因为我是楼上女生宿舍里的唯一男生，那些学姐们对我都特别好。金溪村很小，短短的街道上只有一家商店，晚上靠豆油灯照明，所以晚饭后没有晚自习，很早熄灯睡觉，只是这楼上的窗外便是山谷，晚间可能有山猫之类的动物出现或啼叫，吓得学姐们直喊有狐狸①。我所在的班级设在天井的右边，全班大概只有十来个同学，男生不过四，五个，我和一位男生同坐在前排一张双人桌前。如今我只记得校长是张福美女士，年约四、五十岁，负责学校教务的是一位陈姓女老师，她的卧室也在女生宿舍的楼上。至于如何上课，谁是国语和算术的老师，完全记不得了。每天课间休息或下午课外活动，任凭我们几个男生在天井里或小门外的草地上打闹嬉戏。一天，我同桌的同学一支德国制的铅笔不见了，他告到陈老师那儿，只见陈老师不问青红皂白摆起面孔，命我打开抽屉，我的抽屉除了课本和作业本外，只有一支中国造的铅笔和一块橡皮（宁德话叫笔擦），可敬可畏的陈老师翻了一下书本，没有发现德国制的铅笔，声色俱厉地问：“铅笔盒呢？”“我没有铅笔盒。”陈老师意犹未尽地看了我一眼，才把抽屉合上。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却没有忘记人生第一次受辱的情景！过了一些时候，一天下午，陈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又叫我的堂姨给我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叫我上课去。这时我感到一头的雾水，不明白平时并不关心我的陈老师，今天却让我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下课了，当我走出教室，忽然见到母亲已经等在外面了。原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农村，兴办所谓的国民学校，招收农村青年进行扫盲，并且激发他们爱国的热情，奋勇参军杀敌，也就是当时政府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的实施。同时培训一批有一定学历的知识青年担任国民学校的教师，母亲大约正是在1937或1938年（民国二十六或二十七年）经过设在霞浦县的师资训练班学习后，回宁德，分配在离金溪不远的井上村当教师。她可能是跟陈老师打过招呼，这一天来看年幼离家的我了。我意外地看到母亲，陪着她在教室周围转了一圈并参观了作为宿舍的那座房子，然后送她到村口，在夕阳斜晖中看她沿着田间的小路，走回井上。我伫立在村口田地上，看着母亲越走越远，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拐弯的山路上。送走母亲，我独自惆怅地回到学校，小小的心灵忽然有所开悟，原来陈老师叫我换衣服，是母亲要来看我了。这两件看似没有联系的小事，却是我这个虚岁九岁的小学生得到了非课堂上能得到的启蒙！当我随着毓秀小学回到蕉城西门外，宁德县城唯一的一座三层楼的校舍时，已经是三年级上学期了。这座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教会女子小学，设在风景优美的白鹤山下，沿山路可到佛教的龙湫寺，靠着县城的一边有同样是教会办的宁德唯一的医院——永生医院。校门朝北，面前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河沟，沟的那一边是稻田和油菜园。调皮的男生常在课外活动时跑到河上捉可爱的小热带鱼，宁德话叫“丙旁”。小鱼红绿相间的颜色惹人喜爱，河水清澈见底，可以捧起来喝，有时候胆子大的同学能把正在油菜花上采蜜的蜜蜂捉住，用手把它们辛勤采来的，挂在两翅膀下的两粒小蜜抠出来吃！走进校门，左侧有一座小园林，透过园中稀疏的树木可以看见一楼教室的窗户，沿着林边短短的小路便到了横在面前的走廊，走廊右边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房，是为在宁德传教的并在永生医院服务的两位英国女修士——宝师姑和柯师姑——盖的。这两位头发褐色，眼睛浅蓝，个子高高的英国修女，十分慈爱，小同学们若在走廊中遇见她们也都爱说：“师姑好！”她们则面带笑容，操着略带福州口音的宁德话回答：“Morning，morning，妹真乖！”有一回，记不得是哪一位师姑在她的楼门口，叫我们几位女同学和男同学一起到她的住处玩，她带我们到楼上书房，只见写字台上摆着一架小机器，原来这是英文打字机。她看见同学们挺好奇，便坐在打字机前，插上一张白纸两手像按风琴一样迅速打出几个字，抽出来念给我们听，原来就是“morning，morning”。我们不懂英语的小同学们最爱听，也喜欢和唱歌一样美的英文字。
校舍是一座灰砖砌的教学楼兼餐厅和宿舍。如果从走廊踏上十来级台阶，就到了设有一间小礼堂和大礼堂的二楼，两个礼堂之间是教室，大礼堂的左尽头是一间厨房，有两位做饭的老奶奶，大礼堂的门口也有十几级更大一点的台阶，走下台阶便是有篮球场大小的操场，也有一个跳远和跳高的沙坑。一层全是教室，饭厅设在大礼堂的楼下，也有一座木楼梯和二层相通，三楼则是男女学生的宿舍。40年代中期，我母亲回到母校任教，她在三楼有一间宿舍，她和妹妹就住在这里，此时我已转学回到蕉城中心小学了。但我从三上到四上的三个学期仍在毓秀当寄宿生，其时母亲还没有回到母校任教。毓秀小学是教会学校，按规定是设有圣经课的。地点就设在小礼堂。每一学期或每年圣诞节学校会发一部圣经和一些小礼物给同学们。女生比男生更信耶稣教（宁德人习惯把基督教叫耶稣教），每天饭前祈祷，相信饭菜是上帝赐给的。祈祷表示感谢，同时和同学们一样只要虔诚地祈祷，上帝都会满足想要的一切。我也和顽皮的男同学一样，考试前天晚上临睡前也会祈求上帝让考试及格。有趣的是，寄宿生吃饭时是固定的8人一桌，男女同学各一半，每当吃饭前，趁女同学闭眼祈祷时，我们男生就赶紧把菜肴中的好鱼好肉抢先吃掉，等到女同学祈祷感谢完上帝，睁眼一看，菜碗中的鱼肉已不多了，女同学则徒叹奈何，年龄更小的甚至急哭了！我在毓秀总共念了两年半即二下到四上，其间两个学期均因算术不及格留级了。由于三岁失怙，母亲为了生计又长年在乡下教书，上课时没有认真听课，课后懒于做作业和复习，没有严父管教，我小学时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由于不好好听课，经常被老师罚到教室门外站几分钟，等回到课堂上，更接不上，更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了，尤其是算术课。国语课就好一些，而当时正值全国推行讲国语（普通话），国语课教国音字母，当同学们为拼音作难时，我却能准确的拼读，得到老师的表扬（记得是一位女老师）。老师的称赞为我中学英语单词的拼读以及大学时俄语字母的拼音都增强了信心。其次是美术课，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老师是我尊敬的左夷山先生，他不仅教画画，还教我们写美术字，时值全民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用美术字在黑板上写下了“抗战建国”四个字，给我很大的启发，原来美术字是这样拼“画”出来的。另一次有意义的启发，是一天去上课时，发现我们的教室（当时是三年级下学期）挂满了裱好的条幅。全是琳琅满目的图章，后来才知道这是县城东门兜开刻印店的师傅王统如的刻印，原来展的是王统如先生的篆刻作品，听老师说刻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全文，王先生不愧是故乡宁德古文造诣极深的篆刻大师，他刚刚皈依了基督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看不懂深奥的古文，更看不懂篆刻的文字，但让我认识到，古文和篆刻都是很美的文学和艺术，必须努力学习才行。
我在毓秀小学——我终身难忘母校培育之恩——只读到四年级上学期，四下又回到蕉城中心小学，直到抗战最为艰苦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小学毕业。
二
1942年我又回到了蕉城中心小学，为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城墙早拆掉了，这时我每天到校上课可以不经过县城的南门，而是从家门口走过汛塘溪（旧时的护城河）上的小石桥，然后再走上城墙拆后留下的遗址——环城路，走到汛塘溪入海处一拐弯就到学校朝着海边的小门。校门的斜对过，就是郑长璋烈士的故居，和它相邻的是左夷山老师的家。
走进小门，操场上迎面是一个木制，高约两米的炸弹模型，活像巨大的惊叹号，上书：“小心炸弹！”它提醒同学们这下面是日寇飞机投下而未爆炸的炸弹。同时也是提醒同学们，日寇尚未灭，国耻还未雪，同学们须努力！四年级的教室设在不久前爱国华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一排整齐宽敞的平房里。
①金溪离霍童不算太远，同学们遇见的狐狸可能就是霍童人叫做“白尾魈”的动物，古书上记载的“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的颇具灵性的瑞兽“朏朏”。
操场另一边靠教室的墙上，有美术老师，来自永泰的黄引白先生画的抗日宣传画，画中一个身穿航空制服，一手拿着头盔，一手握着手枪的飞行员，他雄姿英发，有如临风玉树般挺立着，非常引人注目！操场隔壁朝学校正门的两间教室墙外，窗户之间分别贴有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的画像，为了激励学生将来投笔从戎，还有班超的画像。这两间教室分别在门厅左右，过了门厅是长长的天井，中间植两排整齐挺拔的木槿树。两旁有教室，再走几级台阶便是礼堂了。礼堂的四壁画有孔子、关羽、杨震（东汉廉吏）和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黄引白先生和当时的校长王克权先生都是我小学时的美术老师，我自幼喜欢画画，因此美术作业曾受到他们的表扬，曾被挂在教室的墙上作为示范。我也曾和同学一起到过黄老师租借的房间里，看他作画。有趣的是，1944年，我小学毕业了和几位同学到校长萧祖棠先生的办公室里（也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一排房子中），看他用毛笔亲自在我们的文凭上，用他那娴熟的魏体字写上我们的名字，并签上他自己的名字，盖章。我们几个人领了毕业文凭，兴高采烈地到小门前海滩上玩，一会儿潮水涨大了，我们赶紧上岸，我一摸裤子口袋，文凭丢了，再往海上看，只见文凭随着潮水飘走了，我懊恼万分，望海兴叹！等到报考县立初中时，管招生的老师按蕉小报上的毕业生名单，对照每人交上毕业文凭就算是报了名了。轮到我时，我只好说文凭丢了。老师严肃地说，没有文凭，不能报名。我请求老师允许我报名，并且有同学证明我和他们同伴毕业，只是“文凭被海水冲走了……”老师沉下面孔，严肃地说：“那你只好改个名字，以同等学力报考！”我在情急之下，想起我尊敬的美术老师名叫黄引白，那我就自作主张改名为引光吧！黄引白老师原来为城墙南门里头郑姓人家的外墙上画了一幅题为《荣归》的宣传画，画中一位战士从抗日前线凯旋归来，胸前戴着红花，手牵军马，同样是威风凛凛，叱咤云空。我喜欢画画，却不善于唱歌，教音乐课的老师是霞浦人苏善凯先生。有一次上音乐课时，苏先生要同学们认五线谱，我由于对音乐课不专心听课而不会认，这时苏先生叫我伸出右手，他拿一块旧时惊堂木大小的木板，在我手上重重地打了六下，打得我的手掌顿时红肿起来！我生于日寇占领东北的1931年9月，而整个小学时期正值八年抗战，因此至今还记得当年最为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回忆起小学老师，印象中最难忘，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是教我们国语课的蔡泽堃先生。他出生在蕉城的望族蔡氏，但家道已经中落，每次上课似乎都是穿那一套蓝色中山服，面色苍白，但讲课极为认真，声音清晰，感情丰富，课余还喜欢给我们讲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讲的极为生动，悬念不绝。不仅吸引了全班同学，连其它年级的同学也挤在教室内外旁听。时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课文中读到一篇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英勇杀敌，敢死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他讲得眉飞色舞，兴奋不已；而他讲到一位中国飞行员空战中不幸被击落，跳伞落入沦陷区，被日寇包围在田野中，他用手枪打死围捕的敌人，最后用剩下的一颗子弹挺立着饮弹而牺牲，读到课文最后一句：“炎黄子孙岂肯作日寇的俘虏”时，泣不成声；尤其是有一次，当他讲诉1928年南京政府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在5月3日日寇制造的“济南惨案”中被割舌杀害，更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全班同学莫不肃然动容！蔡公时正气凛然，骂敌英勇殉国后，其子女改姓为友人收养。解放后，山东大学医务所化验室有一位中年女化验员，我们叫她查大夫。两岸三通后，她的哥哥从台湾到大陆找到她，才知道自己是蔡公时烈士的女儿，并恢复姓蔡。济南政府在趵突泉公园前建立“五三惨案”和蔡公时纪念碑，蔡大夫应邀哭祭。而每当我有事经过纪念碑前，都会忆起可敬的蔡泽堃老师70多年前在课堂上挥泪讲诉蔡公时拼死骂贼的壮烈场面。令人伤心的是蔡老师因肝病（其实是肝癌，只是当时并不知道），又因家贫，缺医少药，以致英年早逝！我上五年级下学期时，国语老师是吴士蕃先生。他博学多才，上课时总是对我们循循善诱，启发和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五年级课程上设有讲话课，每周由他指定一个学生给全班同学讲故事。有一次叫到我，那时我正在读《精忠岳传》（教室的墙上就挂有一幅岳母在少年岳飞的背上刺“精忠报国”的图画），我挑着讲了《岳传》中王佐断臂，梁红玉击鼓抗金兵，并加上传说的岳飞手下骁将牛皋和金国大将金兀术对打时，这位曾经是金兀术手下败将的牛皋，居然把金兀术打倒在地，骑在金兀术的肚子上，得意的笑死了，而金兀术看到自己被败将牛皋骑在身上，气死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得到吴老师的表扬。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吴老师还是一位诗人，作品入选《百年闽诗》和《当代宁德诗选》。我从吴老师的教导中，学会从容的演讲，为我以后课堂讲课增强了信心。
城南七谭
一、九位明末宁德秀才
蕉城中心小学设在前清时期的明伦堂，它和宁德文庙只有一墙之隔。民国时期在这堵墙中间开了一个大门，直通文庙的泮池边。泮池前，仪门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房间，也成了小学的两间教室。离泮池不远的左上角有一口大井，井壁的小洞里常有小螃蟹出现，因此常有学生用石子投掷井中的螃蟹。有一回一个学生掷不中螃蟹，就往井中吐口水。这时照管文庙的老人前来阻止了，他说：你们在井边玩是可以的，但不能往井里吐口水，这口井是有神的。接着他讲了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明朝灭亡后，满族入主中原，命令汉族男人薙头留辫，否则就要砍头，汉人把这种“满化”的政策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传说有九位明末秀才，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一起到文庙投入这口井中，因此民间认为这口井是神圣不可亵渎的。
二、泮池水沟与“竹兜街”
宁德文庙建在南门城里紧靠城墙。泮池左下角有一宽约一米，高半米多的水沟通向城下海边滩涂。据一位小学老师告诉我们：当年倭寇侵犯宁德县城时，久攻不下，有一个汉奸带领这批鬼子从水沟爬进文庙，由这里开始了可以说是日本鬼子对我中华的第一次屠城，遇害者的尸体就倒在文庙附近的街道上，等到倭寇退出后，尸体已经腐烂无法收拾，只好在上面堆上泥土，从此这条街被叫做“筑头街”。可能这个名称太可怕了，以后改称“竹兜街”（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传说是否真实，姑且记此一笔。
三、冯老先生
宁德“留云社”诗人冯鹗翔老先生，是清末恩贡生（1889年），部选州判。其孙子冯善友是我的表伯，青年时就往闽南谋生，落户在石狮市的一个村庄。1986年上学期我在厦门大学讲课，适逢五一劳动节，我由厦门到石狮拜访久别的这位表伯，在他家住了一天，畅谈两家往事。他告诉我他祖父晚年自建生圹，其墓碑上刻的日期为“无君十三年造”。可见冯老先生到民国十三年了，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真可谓“铁杆的遗老”。老人系宁川诗人，录其为宁德天王寺放生池中水泥船写的一付楹联，以供欣赏：大德曰生，愿吾辈体天地为生，生辰放生，生子放生，曾见生机真不已；可欲谓善，望世人学如来为善，善男行善，善女行善，且看善报自无穷。
四、推倒蕉城
说推倒蕉城，未免过于夸张。实际上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县城遭日寇飞机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房子倒塌后，县长徐永原下令拆掉城墙，便于城内居民疏散。我家隔护城河（老百姓叫“南门溪”，正式的名称叫“汛塘溪”）与城墙相对。我那年才虚岁9岁，一天上午开门便见众多民工在拆城墙，其场面的壮观，就像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人们在挖渠、筑堤时一样！人们劳动热情之高，可能是知道这也是抗日的需要，另一方面，政府给的报酬不低。只十来天功夫，城墙没有了，一条东西长南北窄的蕉叶形环城路呈现在蕉城土地上。
五、我看到塔山之塔的坍塌
我家在南较场边，离海不过二三百米。一开门便能看到矗立在塔山（酒屿）上的古塔。1938年7月，正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正好在家门口玩，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我向塔山一望，只见一朵蘑菇云从山顶升起，足有二三丈高，一会云散了，这座已有七百多年的古塔没有了。查文献，塔建于南宋宝庆三年，即公元1227年。此后直到60年后，1997年才重建成58米高，共有九层的新塔。塔山之塔原名灵瑞塔，鹤王塔，是陆路或海路进入宁德的标志。新建后，取名“如意塔”，我少小离家，至今未见塔山之新塔，只遥祝故乡“万事如意”！
六、半个南较场成了一口大鱼池
故乡每年夏秋季节都要刮台风，人们管它叫风灾。每次台风总要刮上两三天，这时天昏地暗，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同时台风还带来大海潮，特别是农历八月。潮水大的时候还会灌到离海极近的我家里。有趣的是一次大海潮把整个较场坪都淹了，等到台风过去，退潮后，由于较场坪东面靠海（东湖），南面是战场溪，都筑有一米多高的石头堤坝，北面没有筑堤，但靠南门西（护城河）地势较高。滩涂上的海水退去了，但较场坪上还留下足有膝盖那么高的海水，许多海杂鱼都困在堤坝里没有随海水退去，成了我们南门兜，桥头下一带小孩子的“捕捞物”，好不叫人兴奋！我当然是众小孩中的一个。
七、无数海鸥被台风刮到蕉城海边屋顶上
又一年的台风季节，一次大台风猛刮时，从三都澳、金蛇头那边海上吹来身疲力竭的海鸥。它们都落在沿海民居的屋顶上，不动也不叫，但是善良的老百姓没有人去捉这些可怜的，既饥饿，又无力的鸟儿，等两三天，台风过了，它们的体力也恢复了，才铺天盖地般的飞走。
刘氏大厝里的女人们
一
大户人家——北方叫大宅院，南方称大厝里。旧社会，居住在这里的女主人大都受孔孟之道教育。旧礼教及男尊女卑观念禁锢着她们的思想，约束着她们的行为。她们的一些生活细节鲜为人知，没有人讲述它。
在民国初期的宁德城乡，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的现象到处可见，如：男人留长辫、女人缠脚、穿叉头裤和半长衫大褂，女人则穿五襟半长褂，头梳发髻用网纱银钗结于脑后……大厝里的女主人们在传统礼教的教育和家教的熏陶下，沿着先人的老路无怨无悔地走完各自的人生。
我的几位祖母都生于清末长于民初，与同时期的各姓大家族、生活在大厝里的女主人们有着相类似的经历和命运，缠足和文盲是她们的共同特点。她们为了迎合封建社会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寸金莲”的美誉，不追求文化学识，却以缠足为荣，脚越小越受追捧，为嬴得女主人的地位不懈努力着。
二
我的大祖母是本县增坂李氏娇，生于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卒于1953年，享年八十岁。跨越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她曾育一女幼夭后不育，是刘家大厝的第一位女主人。她管理家内的饮食起居和亲朋戚友的各种应酬等事务。
她虽然不是我的嫡祖母，但我是长孙，又是她暮年唯一的孙子，因而疼爱有加，常常要我与她作伴，有亲友送给她好吃的东西她都藏着留给我吃。小时祖母经常讲故事给我听，我最记得的是她讲缠足的事和当时的神情。
每天晚饭后，她叫使女打热水，自己则从床边拿出齐床沿高的高底洗脚桶，使女把热水注入后就叫我把房门关好，她坐在床沿上开始脱下绣花鞋、解开长长的缠脚布开始洗脚，我见到的是畸型的脚，脚很小，四只脚小趾弯向了脚底，脚背弓起、脚的拇指歪向一边，前头尖尖的。她洗了很久，也擦了很久，然后抹上滑石粉，再缠上长长的布条，边缠边拉，缠扎得很紧，缠后的脚很像包了布的木棍，尾端尖尖的，然后穿上鞋面上绣有很好看的禽鸟花卉的绣花鞋。鞋底是木头做的、约三寸长、前尖薄、后园高，绣花鞋后帮很高且缝有两根长带子，穿鞋后把带子牢牢捆扎在脚胫上，才能站立起来走路。前后约花时三、四十分钟。缠脚妇女靠脚前掌着地行走，像芭蕾舞女一样，走路虽颤颤巍巍，人却显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当时的妇女脚越小越感到荣耀和得意，能得到“三寸金莲”美称，也就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褒奖。
我出于好奇，问祖母，你为什么要缠足？缠得那么紧痛不痛？脚趾头怎么会卷入脚掌底下？洗脚为什么要在睡房里而且要关上门等等许多问题，祖母笑着还略带炫耀和神秘的神色慢慢讲给我听，很平静，完全没有后面所说缠足时痛楚难奈的感觉。她说：像你这样年纪时，父母就硬逼着（不是打骂就是不给饭吃）要我缠足，母亲用手把我脚趾硬向脚底中间压，并用长布条用力捆缠，钻心地痛，眼泪直流还不准哭闹出声。当时根本无法站立。隔几天缠紧一次，过了年余就不感到怎么痛了，脚四个小指头就弯向脚底，脚也就保持原来大小，变成只有拇指在前的尖型小脚了。祖母还讲：洗脚不能在外面，不但不雅观、不礼貌，还有亵渎神灵、祖宗之嫌，一定要在卧室睡房。洗脚后一定要缠紧，否则不但不会走路，脚还会变型，若穿不进绣花鞋那就惨了。
祖母也经常讲些乡村琐事或传说俚语以及先祖家训、生活喜好、亲朋戚友住来等家常小事和笑谈。我年纪幼小，事隔多年早己忘却，唯独她讲述的佛教神鬼和因果报应故事却久留心田。如说；吃饭一定要把碗内饭粒吃干净，否则日后会“麻脸”；饭粒丢了一定要捡起吃掉，否则“雷公”会生气打闪雷鸣；吃饭不要讲话，讲话就是“骂饭”，以后会没饭吃。再如：走路一定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不可左顾右盼，否则自己的鼻息会吹息肩膀上左右两盏护身神灯，引来“鬼怪”侵犯。还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能做坑蒙拐骗亏心事，否则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被油炸、剖腹或锯身，讲假话骗人会被割舌、铁条穿嘴等等极富迷信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寓意，给童稚思想道德教育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但现时科学知识普及，人们早已不信这些过时的故事了。祖母还时常教唱些儿歌童谣，如：“月光光，照厅中，厅中暗，照罗汉……”为我催眠。
大祖母管家很严，仓禀锁匙由她掌管，管事很精明、很节俭。处处能体现出精明强干女主人的威严。经常巡视各处，“掌管使”采办物件她都一一查验，交代厨房，三餐搭配薯米煮混搭饭，除当家人、小孩吃白米饭外，女眷等一律吃混搭饭。配菜以四碟咸货为主（此四碟多是自家腌制的如梅螺、酥螺、带扭酱、蝯酱、糟虾苗等视季节更变品种），再配些时令时鲜鱼、肉、菜蔬，遇有来客多添几样。剩饭剩菜隔餐再吃。除先祖晚上加班算账有吃些点心外，其他人难得有吃点心或宵夜的，即使夏日冬夜腹饥时也没有。先母曾说，有一次怀孕已三、四个月，正值春夏季节肚子易饿，趁祖母午休未醒与使女们煮了一棵芥菜当点心充饥，被祖母发觉，挨了一顿责骂，“三餐不吃饱，敢吃点心！”大家不敢吭声躲入房间。
大祖母虽然没读书，但很重礼教，常以先祖口气说：不读书不知礼，不识字苦一生；强调小孩一定要读书。她也一再强调家教很要紧，要先祖讲些女人应具备那些懿行品德、讲解“朱子家训”及如何待人接物等礼教知识给大家听，并交代，如亲朋戚友、客人来访，不可轻慢也不铺张浪费，礼到即可。此举得到亲朋戚友、乡梓里党、左邻右舍甚至佃户长工们的好评。这些言传身教立下了很好的家风。
曾风传缠足妇女影响生育，大祖母曾育一女，夭折后就再也没有怀孕过。所以，以后几位祖母就没有缠足的了，也就比她幸运多了。
我的二祖母是本县拱屿吴氏春香（先祖继室），生于1891年，卒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育有大姑母、先父和二叔（也故于三十年代）、三叔四个子女。因我尚未出生，对她没什么印象。三祖母是本县下仓陈氏小增（先祖副室），生于1905年，故于1947年，曾育一男（小叔，9岁病故）一女。小祖母本县拱屿吴氏细妹，病故于1953年，我年幼印象不深，到我懂事己是解放后，知道她生活很艰苦劳累，育一子，现健在。
祖姑母，名梅妹，先祖胞妹，生卒不详，适本县马姓，因夫家家景欠佳，常住娘家数月经年，先祖经常接济她。她儿子马佬志是先祖亲外甥，先祖也不时给予资助。据母亲说，马佬志曾跟随林秋光在七都举办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其间有向先祖借稻谷20多担、银元200元作革命活动经费（其收条解放后抵缴余粮，该有档案可查），后来马佬志与林秋光、繆舜华夫妇一同被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均评为革命烈士）。
大姑母淑珍生于1920年，是家中长女、念过私塾，十七、八岁出嫁本邑下井堂郑家。姑父郑育森是老实人，姑母常回家探亲，往来较为密切。她于2008年以九十高龄病故。
小姑母淑凤生于1934年（是三祖母所育），1951年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宁德第二批工改工作队，1955年毕业于福安师范，在本县任小学教员。嫁与原宁一中、省师大下放教师高翔。上世纪八十年代，姑丈调回福建师大任教时姑母随迁福州，现健在，己逾八十高龄。
母亲是本邑前林坪蔡氏名彩凤，生于1920年。先外祖早故，家道中落，靠小土地出租为生。先母端庄温雅，谦恭贤淑，少年曾就读于其外祖刘开杰书馆。在蔡氏家门的耳闻目濡和母氏督教之下，勤习女红，针黹样样皆能，是名符其实的小家碧玉。十七岁嫁入刘家育有一男两女（幼女抗战胜利时就夭折了）。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母亲虽是长房媳妇，当时堂上公婆健在，媳妇哪敢擅越，只能小心谨慎奉侍姑璋。先母性情温顺、谦逊礼让，一切都循规蹈距。讲话轻声细语、唯唯诺诺，除说明某事原委及辨白声明之外，从不敢顶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即使以后面对许多变故，她亦不改初衷。
日寇侵略中国，从三都港进入宁德时，母亲怀着足月身孕避难廉坑村，在寄居佃户（或亲戚）家时生下了我，不幸主人家皆生疥疮波及我们，且是“浓疥”而非“沙疥”，我和母亲全身溃烂，“月里”妇女和婴儿不敢服药，光靠青草药清洗和膏药外敷，其苦痛难以言表。再加炎炎夏月，吃尽苦头，延数月越冬时才渐愈。
我出生后数月，祖父病故，由父亲掌家，母亲算是刘家大厝里第二位女主人了。婆婆虽已年老但仍在堂，母亲一如既往在家相夫教子。家事多由祖母说了算，生意不插手，偶而有跟随父亲去省城福州游玩几次。
母亲也时常讲些祖父在家教方面的事，要求按朱子家训去做。她教育我们凡事要谦让，甚至忍让，常说“让人三步未叫痴”，“退一步天宽地阔”，“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总由强出头”等等等等。这些言语对我姐弟日后性格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有很大帮助。
1950年后我家被评上地主成份，母亲作为长房媳妇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幸亏自幼女红精通，不畏劳苦，靠替人缝补浆洗，渡过刚解放时的艰难困境。1952年参加缝衣社支前缝棉衣棉被；1956年去洋中乡，参加挑公粮；1958年参加大炼钢铁，洗铁砂，挑木炭；59—60年大饥饿，她把自已的近一半口粮给我充饥，自己却忍饥挨饿。她还要参加扫街、清厕、挖沟、积肥等劳动。即使生病了也不敢请假，面对外人的“白眼”、冷笑、责骂、冤枉、欺凌都逆来顺受，含辛茹苦把我和姐姐培养成人……三婶林素云，系八仙街林蔚文之女，昆生侄女。也是十七、八岁嫁入刘家，生有一女。1950年在赤溪一带任民办教员。在一次发洪水过渡时不慎溺水亡故。
三
占地三亩左右的刘家大厝，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父亲、叔父在外读书，家中除了先祖及一、两个“掌管使”等几个男丁外，大多是女眷。天傍黑，饭后，家人就各自躲入房内，整座厝静谥得可怕，再加谣传大厝洋楼有“狐狸”，女眷们都不敢单行，她们就在这大厝里渡过自已的人生岁月。
大厝地处山边，又有防空洞通后山大树下，估计经常有小动物跑到屋里（旧时传说是“狐狸猫”），大家都很害怕，也更增加了大厝的神秘感。
大厝被没收后曾经住过县纺织公司、县大队（地方武装）、防空部队等，他们也都听到屋顶瓦片或楼板上有响动，似乎人走动的声音而没有看见过是什么东西，就以讹传讹，或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更有人编造危言耸听的故事来吓唬人。据说，有两、三次，半夜，小动物光临，部队哨兵听见屋顶上有响动，误以为有坏人、叫口令没人答应，就朝屋顶开枪，打了好几个洞，尤其是洋楼花厅边的过道打了一个很大的洞、我亲眼见到过。
目前大厝仍在，唯洋楼在二、三十年前被拆改，大厝正座、天井被人搭建改造后，也已面目全非了。
作者简介：刘淑培，男，1941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宁德一中初中部。1965年上山下乡在八都红门里茶场。1970年第二次插队在洋中公社凤田大队湖坪生产队。1979年安排在蕉城区飞銮供销社工作。1986年调蕉城区果品公司工作。2001年退休。现住宁德城关。
缪济川与“兰成茶铺”轶事
缪济川，又名德盛，字尚舟，太学生，生于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七月初七，咸丰末年，他用与别人合作开办茶行而赚到的第一桶金在宁德东关外（现海滨路）霍童埠头附近盖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子，作为茶铺，并取名“兰成茶铺”。
缪济川的创业过程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咸丰六年（1856）前，缪济川为八都某氏老板当伙计，是年正月十六日，八都老板捎口信叫缪济川到八都商量生意之事。他以为由于家里困难超支了老板的工钱，可能是老板向他讨钱了。吃了早饭，他从霍童老家出发徒步去八都。经过霍童邑岭亭下九仙村方向，在一处有十九台阶的泉水井边喝水休息。由于他身体不是很好，赶路疲劳，就这样在井边睡着了。他梦见一个美丽姑娘送一杯清茶给他喝。一阵清风吹醒缪济川，发现原来自己是在做梦。休息片刻，他继续赶往八都。到八都老板家已经是午后，老板请他吃饭，在饭桌上，老板对他欠钱的事一字未提，却与他商讨下一步做什么生意比较好。缪济川灵机一动，就将在途中邑岭休息时梦见内容陈述给老板听，并认为是仙女送清茶作暗示，以茶为业，那就做茶叶生意。老板听了也觉得有理，当即确定投资做茶叶生意。于是，就以霍童为中心点，先设茶叶收购点，然后再进入屏南、周墩等周边布点，铺开茶叶经营。缪济川的人缘关系好，茶叶贸易顺利进行，第一年春季的生意发展比较顺畅。
缪济川经营管理有方，为人真诚，善待同伙，茶叶生意越做越好，老板在短短几年中就发了财。缪济川也分成十八担白银，叫十八个人挑回霍童，轰动霍童周边地区。缪济川不忘仙女托梦之事，首先在霍童邑岭观音阁边建凉亭供来往旅客休息、避雨之用。同治年间，他在霍童开办“兰成茶行”。之后又在宁德蕉城海滨路，人们叫做下尾街的地方，购地建设一座土木结构商铺，商号“兰成茶铺”，供霍童茶商和土特产等商人贸易之用。
同治三年（1864）八月卅日，下尾街发生火灾，火烧街面达数百户，“兰成茶铺”也处在火海包围之中。由于房屋是土木结构，不易着火。邻居有黄姓一家二十多人困于过火房中，找不到紧急通道，危急时刻，缪兰成将自己房子土墙（三合土夯筑）上凿开锅大的墙洞，让黄姓一家二十多人得以逃生，后来用大火锅塞住墙洞。火焰愈来愈烈，四邻皆烬而缪兰成之铺独存，似乎冥冥之中自有神助。宁德知县汤箴卫（云南蒙自举人，同治三年任）到达现场勘察，赞扬缪兰成急难救人之举，并题“善人居”匾额以旌之。
缪济川将知县汤箴卫表扬“善人居”之匾制成两块，一块挂在城关“兰成茶铺”，解放后蕉城改道房子被拆（现房屋成为道路），该扁额拿回霍童缪氏宗祠悬挂；一块挂在霍童缪兰成茶行，现仍在霍童三叉路缪兰成旧屋大厅悬挂，供游客观赏。
霍童这一块“善人居”扁额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才保存下来的。在文革“破四旧”中，被红卫兵拿到霍童黄厝坪准备点火焚毁，被缪林青母（小脚老太婆）钱连吉从火堆中半拖半拉抢救回家，当时红卫兵见了也不敢来阻拦。
缪济川一生经营茶叶有方，在赚到财富后首先想的做的都是怎么回馈社会，所以人们称他“德盛”行为。茶商们凭缪济川先生“善人居”的美称，放心与其合作。
后来缪济川又倡议在福州盖宁德会馆，供茶商专用。为什么要建馆呢，因为宁德茶商茶叶进入福州，一到傍晚当地人对外地茶叶采用压价等手段打压价格，他们都吃过苦头，多住几天开销花费多，要解决这问题，必须要在福州当地买地搞立足点。
缪济川提议组合八个殷商，缪兰成、郑实圃、陈中和、宋大成、肖万澡、肖方仞、周声著、魏衡卿等，成立茶商理事会，缪为理事长，于同治元年筹备在福州铺前顶建“宁德会馆”。当时由于当地人不肯出让土地，外地人进入福州城买地建房困难很大。缪济川他们想出很多办法，分几步实施：先搞一个戏台地，给群众看戏，当地的人同意，然后建“魁星阁”，保佑孩子读书，再建一座妈祖宫保护当地小孩与妇女，继续扩建征地，最后建成“宁德会馆”，进行茶叶贸易。生意不断发展和壮大，鼎盛时期几十人上百人，各种土特产齐上阵，糖、烟、酒、油料等种类繁多。福州城里日用品、煤油、洋火（火柴）、肥皂、布匹以及京果等源源不断进入宁德、霍童、周墩、屏南、政和等地。宁德会馆成为货物集散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促进商务人员出省到浙江、上海、山东、北京等地开展生意活动和物资交流。
随着信息量增多，各种交流非常活跃，宁德会馆成为闽东对外经贸窗口和接受新思想、改变旧观点好场所。后来为了解决海上交通问题，他们联合购买了一艘轮船，作为三都澳走福州航线之用。此后，光绪二十年（1894），霍童商人章永年在得到颐和园长廊工程需要樟木的消息后，便抓住机遇经过努力取得了长廊部分经营权。由于甲午海战爆发，樟木运到上海，船只不能北上，该生意没有做成，损失惨重。光绪三十一年（1906）缪济川长子缪文齐先生在霍童创办邮政代办所，接受新生事物，引进新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原来霍童单一生产土烟，后来生产洋烟，卷烟机器从上海购买，他们学习机器操作，仿造木制卷烟机，开始生产“洞天牌”香烟，由简易包装到后来用彩色香烟盒。后来又生产“孟丽君”牌香烟。抗战时期香烟品牌增加“大刀牌”，抗战胜利后增加“胜利牌”香烟。他们还计划在宁德蕉城买地建烟厂，遗憾的是因形势的变化和种种原因没有建成。
当今，缪兰成的子子孙孙在上海、北京等地做茶叶生意时还用“兰成”商号的招牌。
民国西陂塘开工纪略
一都蕉城是宁德县县治所在。离城约30华里处有一个赤鉴湖，远在宋朝时就已经由当地人拦海围塘，用以栽种水稻，为宁邑百姓提供了一部分口粮，贡献不菲。
由于塘堤长期受海潮冲刷，到了元、明、清和民国时期，曾多次决口，后虽经修复维护，仍以工程浩大未能恢复原貌。民国三十六年（1947）夏七月初，时任福建省主席（即省长）的刘建绪到闽东一带视察，他先莅临福安县城调研，嗣后在赛岐乘船经三都澳到达蕉城，考察六都西陂塘，由他拍板决定再次重修西陂塘工程，并饬令省财政厅拨款安排工程费用。市民听到这个好消息，认为是利民大事，无不交口相赞，并认为刘主席批准复建此塘功在千秋。是时，县政府召集所辖各乡镇工商学群各界代表开会，集资制作了一面大红绸旗帜送给他，旗面书写“民天之天”四大字。另撰序文一篇以纪其此次来宁视察之盛事，为德政之举志于史册。此外，又以全县各界名义奉呈五言律诗两首，表达宁德民众对其感戴之情。今录于后：其一岳岳天南柱，巍然亦壮哉。
十州资坐镇，僻郡喜重来。①颠沛筹民食，艰难慎吏材。
福星临福地，紫气绕三台。
其二国步方殷日，千头万绪中。
重农忧海角，兴利溥闽东。②道欲齐兼乐，心期晋大同。
芍陂名在昔③，犹逊此丰功。
鱼丸·肉丸·江南丸 城人有句老话：宁德有三丸：鱼丸、肉丸、江南丸。这“三丸”乃是蕉城民间很有名气的地方传统小吃，现今蕉城大街小巷，出售鱼丸肉丸的摊点店铺，随处可见，而江南丸，只有彭姓一家，别无分号。
鱼丸宁德濒海，鱼类资源丰富。鱼丸的主料，是用鱼的肉，即鳗鱼、面鱼、鲨鱼和淡水养殖的鲢鱼、草鱼，去掉鱼头及其皮、骨，取其精肉，放在砧板上，先用刀背打碎，然后左右两手，各握一刀，一上一下斩斫。其肉不沾刀了，就加上薯粉，搅拌均匀，成为原料；馅料是瘦猪肉剁成碎末浸酱油。
民国初期，宁德人张恒民，从福州学得制作鱼丸技艺，返回宁德，自家经营，鱼丸极受欢迎。后来，张恒民把制作鱼丸的技艺，传授给他姐姐的孙子林仕祥。林仕祥生有八男一女，他先后把技艺传给老大林承龄（外号鱼丸歞[è]《集韵》解释此字为痴貌）、老三林承慈（别名阿拉三）、老五林承清（别名阿拉五）、老六林承兴（别名阿拉六）。林家诸子，分家立业，各自经营，对鱼丸配料略有改进，口感胜于福州鱼丸，在市场上很有名气。但现今林家后代都不经营鱼丸了。至于用“阿拉”两字给林家兄弟排座次的意义何在，林家后代也说不清楚，更不知如何写法。笔者据其发音，姑且为之写上“阿拉”。
上世纪五十年代，林家后裔参加公私合营，制作鱼丸技艺，就互相交流。“文革”期间，林家后裔林品义在八一五中路的“大众食堂”制作鱼丸出售，该场所属于“六四派”势力范围，人们叫它“六四鱼丸”。这期间，本来是制作“软糕”营生的刘友年，改行制作鱼丸，他将手工搅拌改为机械搅拌，提高了工效，也使鱼丸更柔滑细腻。虽然传其子刘祖耀经营，但是“友年鱼丸”的名声仍然流传至今。
解放前后，制作鱼丸的人家，肩挑鱼丸，走街串巷，宁德人称为“鱼丸担（dàn）”。鱼丸担前头的上层是六角形木架，中间放个圆锅，锅中间隔为两半，形同蝴蝶，称为“蝴蝶锅”，一边煮鱼丸，一边煮粉扣和猪大肠。蝴蝶锅周边摆放碗、匙以及味精、葱丝等佐料，下层堆放柴片；后头是大桶（称“后头桶”），下储清水，上放鱼丸。挑鱼丸担者，把瓷碗和瓷汤匙，用手指夹着摆弄，发出“当郎当郎”的响声，代替吆喝。人们听到这声音，就知道鱼丸担来了。阿拉五、阿拉六的鱼丸担“当郎”之声，很能吸引顾客，有的老顾客还能辨别“当郎”之声是阿拉五的鱼丸担，还是阿拉六的鱼丸担。据说一副鱼丸担重达150斤，可见经营者赚钱养家糊口之艰辛。
肉丸 肉丸的原料是芋头煮熟去皮，打成芋泥，倒入薯粉，搓揉成原料。馅是瘦猪肉或虾肉和葱丝，制作大小像乒乓球，放在蒸笼里蒸熟即可食用。宁德城乡居民都能制作，随人喜爱，味道不同，各有千秋。
民国后期，“道头陈肉丸”很受欢迎，首创者是陈细乾。现今，“道头陈肉丸”唯一女传人陈雪华仍在制作销售肉丸。
寺院僧尼也有用芋泥掺入薯粉制作，馅是香菇、木耳之类，叫做“素饼”。另有一种叫做“草鞋对”的，即芋泥加薯粉搓揉，用手掌拍打成巴掌大小。又有一种用木制模具，印出各种花样。这两种可以长期存放，食用时，切成薄片，加上肉丝青菜混炒成菜肴，用以配饭，味道好极了。
江南丸 用浸透的糯米磨成浆，装袋压干，成为原料。一个个用手捏成帽形的壳，放进泡酱油的瘦肉碎，外壳封口，即可下锅。另有甜馅，用白糖、芝麻、花生仁碎片。
民国期间，彭树安（人呼矮〓）肩挑江南丸，沿街叫卖，受人欢迎。现今的江南丸仍是彭姓后代女传人彭君贞经营，成为专利。
据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杭州，吃了这种丸子，很是高兴。就问店家此丸何名。店家回答：没名。乾隆就说：杭州地处江南，江南景物秀丽，这丸子既好看，又好吃，具有江南气质，就叫“江南丸”吧。皇上开了金口，江南丸的名声也就传遍江南。清朝中期，蕉城彭姓人家外出在杭州谋生，吃了江南丸，觉得好吃，又听说乾隆吃江南丸的故事，就有心把制作江南丸的配料、工艺，偷偷学下，带回宁德，制作经营，世代相传。1990年江南丸传人彭敬新，参加闽东个体风味小吃展评，江南丸荣获特别奖。
我们生活中遭遇到的天灾，其实往往更多的是由于“人祸”。“虎害”便是一个毋容推诿的例证。闽东北最早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虎害”，发生在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的福安县；（详见万历版《福安县志》卷9《杂纪志·祥变·虎害》。）而见载次数最多的则当推宁德县。本文的虎害、虎患，乃指虎到人的聚落相扰，尤以逼临甚或进入城邑为典型，而无论是否伤及人畜；倘若人入深山而遭遇攻击，即有伤亡，也不是本文所称的虎害、虎患。特此说明在先。
一、几部《宁德县志》中的“虎害”记录
明嘉靖戊戌版《宁德县志》卷四《祥异·虎害》记事三条：
成化十三年三月，虎入邑城。
弘治五年三月，群虎纵行乡村，多伤人畜。
嘉靖十五年六月，两虎往来西南门，五日不去。知县程世鹏为文告城隍神，数日遁。
并配发邑人的两首诗，以此加强表示所述不虚。（嘉靖版《宁德县志》范例称：“灾祥亦录纪咏，示证也。）
陈宇诗，咏成化事：丁酉春三月，如何独感情。
黄昏人恐立，白昼虎横行。
已觉云霄远，空瞻日月明。
潸然清泪滴，非是薄浮生。
林文迁《两虎行》诗，咏嘉靖事：
风生惨淡鹊噪枝，两两驰逐相追随。
牛羊狗彘俱辟易，饥腹饱饫肉成糜。
蝗蝥税亩旱仍炎，可怜焦土堪涕垂。
藩篱不守破还撤，昼防夜警相凭危。
街童里妪不省事，负隙乘罅窃管窥。
雪毛白额尽丑类，无由可借张良椎。
谁能冯妇善攘臂，安得毙之寝其皮。
击奸翦暴职不任，我有一剑光陆离。
用之不减斩马快，旁观袖手无从施。
往来窥伺其可畏，看汝肆暴能几时。
吾闻苛政猛于虎，兽心人面那得知。
“虎害”在万历辛卯版《宁德县志》中归在卷一《舆地志·灾祥》之下。不知何故，蕉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印的刊刻本缺此页，（据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原来藏有该志刊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笔者曾寓目万历志钞本，保留上述三条记事和两首诗，唯第一首作者改为“邑举人龚道”。其下续记二事：
隆庆六年，二十二都郑洋林家有三人共卧楼上，其一当民壮者卧床里。虎由楼梯而上，特于床里者衔出至楼中。大家发噉，不得拖去，虎从窗户徐徐而出。
万历元年，有虎数头从古田下至西乡廿三、廿四、廿五都，白昼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必尽数十人提器械乃敢行；入山樵采必同数十人鸣锣鼓噪乃敢往。自春徂秋，其患始息。
清乾隆辛丑版《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灾祥》改分类编排为依年编排，仍保留上述五条“虎害”，文字较简，删落二诗，再续三条记事：
万历二十五年，虎患。至三十年始息。
万历四十八年，多虎。
雍正五年，有虎入南门。
“虎害”在民国续补《宁德县志》中，则归在卷三《大事志》附列的《灾祥》之中，在成化十三年前多了一条“天顺十三年虎入城”，又将嘉靖十五年虎害上移作正德十五年，其余相同，应当都是誊抄之误，实际上没有增减虎害的信息。
另外，1989年12月由宁德市（县级）民政局、档案局主编、档案馆编写了一本《宁德县历史上灾害情况汇编》内部资料，其中的“兽灾”一目列有明代“虎害”六则，漏了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虎患”，也未列清雍正五年事。
综上看来，宁德的“虎害”元代以前不见记载，（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2《物产·兽》载“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南宋宁德应当也有），实际情况难详。而清乾隆以来不见记载，则大约城关周近已基本没有虎迹。
二、出现“虎害”的环境生态信息
虎是森林动物，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生态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在生态系统中层层传导，通俗地讲，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生态学上被称为食物链。）以草食性动物野猪、鹿、狍等为食。一般来说，一只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故有谚云“一山不容二虎”），还必须生存有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但虎生活在荒野，原本与人类的空间交集无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类活动地域的拓展，二者相互遭遇才逐渐多起来。
东汉大约是虎害比较严重的第一个朝代。东汉王充的《论衡》屡次说及“虎时入邑”、“草虫入邑”、“虎狼入都”等等。《后汉书》卷41《宋均传》记载：
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
这是发生在光武帝末尾几年的事，所说的“虎害”，古代人喜欢作道德化的解释，有虎为患，则阴阳五行失调或统治者行为失德；虎不相扰乃至“度江”远避，则是人的道德修为所致，官民也利用宗教祈祷作为消弭虎患的应对措施。所以，正史和后来的地方志记录“虎害”，多放在“五行”、“灾祥”、“祥异”等志目之中。
今天我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思考，应当注意到帝国南方开发和当地人口增长（包括移民）的影响，也可能有自然灾害的因素。
跳出该条记事，就总体而言，“虎害”是森林覆盖率下跌到一定幅度的产物。森林植被繁盛，山上野生动物丰富，深山是虎的乐土，只有行人（游客、隐士、樵夫、猎户、采药师、炼丹家等等）闯入“虎境”遇袭，绝无虎到“人境”寻衅。随着森林线渐渐上升，森林面积渐渐缩小，食草类动物减少，虎觅食困难，情绪焦躁不安，才会经常在城乡聚落出现，于是有虎害、虎患、虎灾之称。不过，“虎落平阳（平阳的阳，宁德（不单宁德）一般写作洋，指地势平敞，某某洋或洋头、洋中、洋尾之类的地名处处可以看到。）”远不如腾跃在深山老林之更能咆哮生威，讨不了很大便宜，往往招来人类的规模捕杀，活虎存量渐渐减少。待得森林面积进一步萎缩，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虎成了珍稀动物，人们开始饲养老虎为园囿观赏的“宠物”，为科学观察的标本，也就见不到什么“虎害”了。宁德“虎害”明清独盛，正是透露了这样的历史信息。
造成森林分布减少，有地理的因素，其中气候变迁的影响较大，如所谓小冰期（下文会稍稍谈到），但主要还是人为的因素，明清以来五个半世纪的经济开发，尤其是大规模的山地开垦和林木砍伐，对福建包括宁德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严重。
三、在一个较大地理背景下观察明清宁德的“虎害”和森林植被变迁
关于明清宁德植被生态变化的直接材料很不多见，这里只能结合整个福建或更大的地域范围对“虎害”分布和森林植被变迁稍作叙述。
1.福建森林资源的破坏
考古资料表明，福建原来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超过80%，原始森林中常有虎、象、熊、鹿等野兽出没。魏晋以来，北方移民和南方土著进行经济开发，平原辟为农田，森林稍遭采伐利用，而总体上还属地广人稀。唐后期至北宋经济重心南移，而福建的情况尚无很大变化，所以梁克家的《三山志》说：“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卷33《寺观类一·僧寺》）偏居闽东北一隅的宁德自然更是如此。
不过，两宋以还，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流民南下、比较远离战乱诸因素，这里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唐天宝元年（742）本区著籍户数仅9万余户，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增至46.8万户，元丰元年增至104万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增至139万户。（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的原始数据和实际变化，颇多可讨论之处，这里依从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0页。）福建渐由地广人稀趋于“地狭人稠”，要扩大耕地解决粮食供给，除了围海造田，就是开辟梯田，《三山志·版籍六·水利》小序所谓“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说的是整个福州地区（当时含闽东北各县）。梯田大量开垦，森林覆盖率下降便势不可免。
明清两代是福建森林资源遭受较大破坏的时期。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留意。其一，明清小冰期。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元代后期至清末，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又转向寒冷。国内外研究表明，1500—1900年是世界性的气候寒冷期，故被称作小冰期。就中国而言，也是近五千年来四个低温期中持续时间最长、气温最低的时期，17世纪下半叶（明清之交）达到最低点。当时柑橘冻死的南界，与今日实际种植界线相比，东部偏南3度，西部偏南6度。估计当时在此界线上的气温比现代低5至7度。（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二章第二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长时间气候转冷不利于亚热带树种的成长。
其二，山区人口压力。闽东北滨海地区物产相对丰饶，人口也较拥挤。山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人口也较宽松。南宋时已有少量畲人进入闽东。他们大批移居闽东，则在明、清两代。有人根据闽东畲村现存宗谱资料统计，在74支畲族移民中，明代迁入30支，清代前期迁入42支，约占总数的97%。他们往往选择汉族居民较少、地方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县际、乡际、村际的周边山区“搭寮”而居，许多原先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也被畲民“治为陇亩”。畲民保持了放火烧山的传统做法，明代万历进士谢肇淛游历太姥山，曾经亲眼目睹畲民烧山的惊险生动的情景。他在《太姥山志》记载：“过湖坪，值（正碰上）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轿夫）犯（冒着）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另则，到闽东北深山旱地垦荒种植的，除了畲民，还有客家人。舒应元嘉靖十六至十九年任宁德县令，谈及边远山区土著和移民的生业状态：
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官则随山照灶，置簿收租。
本县地土三分属海，六分属山，高者山石嶙峋，卑者潮土盐碱，垦辟既艰，植物亦鲜。且居海者群踩潮捕鱼，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者佃作，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
这里的“菁客”来自闽西，有畲人，也有客家人。他们以佃种菁草（菘蓝一类）、制作菁靛为业，终年劳作，获利较丰。山地过度开发，必然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减少。
其三，旱地、瘠土高产作物。明代从美洲先后引进的高产作物有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这些外来物种的共同特点是耐旱、耐贫瘠而且高产。其中，甘薯的作用尤其大。何乔远《闽书》卷一五〇《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
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十二《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
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
⑨见万历本《宁德县志》卷2《食货志·物产》小序及“菁靛”条按语。
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
番薯，以得种番国故名，俗呼地瓜。明时食者尚少，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七《物产》载：
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畲、客“棚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等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这些美洲作物的引进，一方面使得拓荒者、种菁者不必为口粮问题而候鸟般流动往返，可以长年在深山幽谷劳作，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原来不宜栽种的荒山野岭、瘠土旱地也长出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庄稼来。但这同时又造成更全面、更彻底的挖山毁林。居民稠密的地方，不仅乔木大批量消失，最后连可以烧火做饭的灌木芒草都很难找了。福建巡抚潘思矩的奏章说：
道路山场竟无树木，民间树薪每担贵至百余十文。贫户单寒，老幼悉在山麓堤旁挖取树根草皮，以供炊爨，皆由生齿日繁，樵采多而种植少，以至山木日就濯濯。
潘任闽抚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1747—1752），可见到了清朝中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福建山林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直接砍伐森林自然也是虎和人类生态恶化的很重要的因素。邹逸麟曾把人类在统治集团私利的驱使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下的不合理环境行为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森林的砍伐，二是农田的开辟。（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明清时期国家的皇木采办，官私造船业、冶铁业、陶瓷业对原木、薪炭的大批量购买，民间宫庙、祠堂、住房、棺材等的需要量在人口增长压力下的日益膨胀，无不“鼓励”或“逼迫”森林采伐业的规模化发展。
以上诸端都造成森林资源的巨大损耗。
2.老虎数量和分布的大致同步变化
随着森林植被及食草类野生动物资源的大幅缩减，老虎数量和分布也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
最早的虎栖息于亚洲东北部，后来逐渐分为两支，分别向西、向南方扩展，形成目前的8个亚种：巴里虎，爪哇虎，里海虎，苏门达腊虎，东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和华南虎。分布我们福建的是华南虎。名称虽叫华南虎，其实分布远不止华南，整个分布范围，东至东经119°-120°（浙闽边境），西至东经100°左右（青川边境），南至北纬21°-22°（粤桂南端），北至北纬34°-35°（秦岭至黄河一线）。这个范围从东至西超过2000公里，由南到北超过1500公里。华南虎的分布面积比东北虎大许多倍。但华南虎体型较东北虎小，体长约145～180厘米，雄性体重达150～225公斤，雌性体重90～120公斤；体毛较东北虎短，约40～50毫米，色桔黄略近赤，背部较深，全身具黑色纵纹，色深而宽且较密。
大致说来，一直到宋代，中国到处都有虎，在福建，虎的数量相当多，分布很广。例如，邵武军光泽县、漳州漳浦县、汀州西山等地都有北宋时老虎活动的记载。（参见李吕：《澹轩集》卷8《录祖先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虎伏罪媪之子复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彭乘：《墨客挥犀》卷3《虎耳如锯》，中华书局，2002年。）又如，福州的怀安、罗源、古田等县都有南宋时期老虎活动的记载。（参见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8《刘渭传附刘遵传》，中华书局，1990年；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4《鹳坑虎》，支志戊集卷1《师姑山虎》，中华书局，2006年。按，《夷坚志》虽是笔记小说，但所录老虎故事应是当地有虎生存的背景下的产物，与前引《淳熙三山志》所谓“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在明清两代福建森林资源遭受大破坏时期，“虎害”发生频率显著加快，而这一时期正好又是大兴方志编纂的时期，地方文献中留下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注意到闽东北的“林公信仰”也在这个时期定型而大为流传。据称，林公名亘，南宋人。清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庙》载：
林公宫，在北门外，一在碧山樟树下，一在周墩东门，一在周墩西门，一在十四都杉溪。相传神为宋时邑杉洋人，善搏虎。没后能御虎灾，故祀之。
这里提到的十四都杉溪的林公宫是祖庙所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66）敕封林公为“杉洋感应林公忠平侯王”，明武宗正德八年（1514）始建林公宫，今地属周宁县马坑乡杉洋村，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时间表正与闽东北“虎害”盛行的年代相合。
当然，明清时期“虎害”盛行的另一面也表明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尚得维持一定的规模。有专家估计，清代全国森林覆盖率约26.1%左右，福建等少数省份可达50%以上。⑮这种情形与近代以还人口进一步膨胀，木材贸易畸形繁荣。猎兽副业无序铺开造成的逐渐林毁虎绝的严峻后果，仍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引录明清以来福建老虎分布简表⑯，以略见一斑：
资料来源：
1.明清时期老虎的分布据《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有关府县志统计。
2.当代老虎分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中国哺乳动物分布》一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
这里作两点说明。其一，原表题为《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除了福建，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以原文数据比照，江苏27→2，
⑬建安县即建瓯县，括号中的县市数应为43。
⑭闵宗殿文原作17县市，将福州与鼓岭断开。
⑮转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⑯据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所附表4改作，文载《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
浙江43→8，安徽31→3，江西54→14，福建明清以来老虎分布地的减幅是最小的。其二，原表当代老虎分布所据（中国哺乳动物分布》一书，版权页标明1997年1月1日出版，采集、使用的可能是多年以前的资料。就宁德县而言，大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已经绝迹（参见下文）。
四、对20世纪宁德生态环境尤其是老虎·森林的零星印象
这个世纪看似很近，笔者能接触到的材料却不多。因为未在“衙门”任职过，寻检资料难处颇多，忝为教职却又不学、不授历史地理专业，对资料的发现和解释也多有局限。这里只能结合亲身见闻略述若干粗浅的印象。
印象一 比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毛属》（下简称乾隆志）所载24种山兽和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毛属》（下简称民国志）所载30种兽畜，其中22种相同；乾隆志独有的仅玉面狸和白鼻鼠；民国志的牛、羊、猪、犬在乾隆志中归入“畜属”，可以扣减，则其独有的也仅狼、胡鼠、鼠狼和山兔。余下的便是排序上的差别。其排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虎在乾隆志24种山兽中居第一位，在民国志30种畜兽中则除去开首所列的四种家畜还被排在第九位。虎号称众兽之王，排在首位未必表明其数量就很多，但挪到第九位则可以表明其已趋式微。这个时期山林环境的变迁或亦可供佐证。
经过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我国森林愈来愈缺乏。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市场需求量急增，福建成了上海等地木材市场的主要供应地，木材输出量迅速增长，每年木材的输出额，仅次于汉口，而居全国第二位。到民国十二年，木材输出额高达2300余万元，创木材输出的历史最高记录。导致木材贮量日减，原先的林地，大抵老树无存；随着福州、厦门先后被辟为商埠，英、德、日、葡等国商人乘机深入全省林区，设立洋行、锯木场，搜掠松木制板、条外运，还大肆掠夺各县的樟脑资源。到民国迁台前夕，福建不少林区早已童山濯濯。（参见朱文蓉硕士论文《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第二章第一节“福建近代木材业发展对福建森林资源的影响”，2001年，第26—37页。）以下引用一份表格略见其概。
（资料来源：《福建经济研究》下册，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民国二十九年第252至253页）
这里应当说明，民国时期福建木材贸易，主要来源地在闽北，但闽东北也有一些，并且不一定通过三都澳海关出口。九十年代笔者到屏南县寿山乡，这是一个著名的贫困乡，区位偏僻，公路很差，让人吃惊的是村中几座青砖瓦房旧民居，比县里好多地方都气派。原来这里是福建第七大河流——霍童溪的上游，民国时期这里除了茶业，木材业也很兴旺，原木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宁德八都镇的出海口，所以颇有几户殷实人家。霍童镇的莒洲（今洪口乡）和原属霍童的咸村也有一定数量大树出售。
印象二 50年代初，林栖的野生动物，其地理分布大抵由面缩成点，只能局促在几个交通不便的深山。但关于老虎的行踪犹时有所闻。城关三元街盛传虎入裴姓（？）“八㮼厝”驮猪。乡间的“虎迹”自然更多，如1952年六都曾组织猎虎行动，再如1953年虎临霍童区公所，又如虎到兴贤村一户人家的南瓜架，叼猪扔过墙，甚至说有人头上挨虎爪一按，从此被绰号“虎抓（音ma）”。诸如此类，不尽属实，有的可能是别的山兽，有的只是一种传说。不过，那时虽然植被已渐稀薄，野生动物大减，但水和空气还都很干净。城关居民多数家中有井，用软绳系着小木桶汲水而饮。未曾凿井之活动房屋，可以到邻近人家打水，户外还有不少公用井，辕边井、下司井、碧泉井、龙泉井、八角井（人明井）等都比较著名。而且条条溪河清澈见底，鱼虾嬉游，水质优良，那时候甚至战场溪（即南漈溪流至战场桥入海处的一段）之水也有不少群众直接
取以食用。我不知道这么干净的大地和天空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是否有助于山林动物生态环境的恢复，所及见者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区水井已渐受污染，县自来水厂一期、二期工程遂应运而生。
印象三 5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宁德县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岁月。当时我在读小学，正赶上大跃进与大毁林的狂潮。我们能做的活主要是洗铁砂，全民都在洗，年幼的拿着小脸盆就近到小溪、小沟边洗，徒然浪费人力，倒也无伤大雅。有几次上山，看见好多成年人分为若干组，各用木板钉的宽槽几个相接，引来溪涧之水，成了人工的小“河床”，然后挖山取土，任水冲刷，掌握好流速，把比重稍大的铁砂留在“木河床”上。这对植被维护和水土保持就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了。具有强破坏力的是冶炼的燃料。1958年“从9月开始，全县每天男女老少4万多人参加所谓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共建炉2184座”。宁德无煤缺电，只能靠伐木烧炭，两千多座土高炉的燃料消耗应是个惊人的数量，可惜没有留下直接数据。但这不单是宁德的事，其他地方的情况或可聊作参考。据统计，1950-1985年，四川省森工企业年均采伐森林资源353万立方米，而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中全省一共消耗1132万立方米。大炼钢铁对中国森林资源的破坏可谓空前而未必绝后，值得全民族深刻反思。（参见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66页。）
印象四 “文革”期间，“革命”摆在第一位，但对大自然的进军没有停止，这里只说一件事：猎兽。1971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发88号文件，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望能认真研究和解决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把狩猎生产抓上去。”三部联合报告开头指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狩猎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又说“1950年—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毛皮二亿八千九百多万张”，“过去年收购量一般是二千万张，近几年有所下降，去年只收购九百万张。直接影响到战备、国民经济建设和扩大外贸出口的需要”。并提出四点意见，核心是第二条：
积极组织集体狩猎生产，合理解决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对于零星分散不宜于集体狩猎的野生动物，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要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狩猎，收入归己。
要认真保护珍贵稀有动物，禁止使用破坏动物资源、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提倡驯养鹿、麝、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即高鼻羚羊，学名为Saigatatarica，牛科偶蹄目。体长1.2～1.7米，背部黄褐色，臀部、尾、腹部白色，夏毛短而平滑；冬毛色淡、浓密且长；四肢较细；鼻骨高度发育并卷曲，鼻孔长在最尖端。只有雄性的高鼻羚羊才生有美丽的羚羊角。我国是高鼻羚羊的原产国之一，现为濒危珍稀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CR）。）等经济价值高的动物，做到“护、养、猎”并举。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保护”云云很难落实，鼓励个体狩猎则必然大大加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发71-88号文颁发《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闽革产71-484号），次年年初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下文转发了上述《通知》。这份文件提供了省级猎杀山兽的基本数据：十几年来福建省每年收购野生动物毛皮四、五万张，最高年份七万张。为了增加猎兽毛皮产量，决定收购“虎豹类皮、水獭皮”等在按价付款的同时还给奖励布票（每元奖励三尺）；并允许个人购买猎枪（“文革”中收缴的也可以发还给个人）。这样，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即使在“革”字当头的红色岁月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文革”结束后，80年代推行山林家庭承包经营，砍树之风愈盛。迨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宁德县境可能已经没有老虎。1995年出版的县级《宁德市志》卷二“自然地理”第七章“野生动物·哺乳类”载：
主要有：野猪、豪猪、金钱豹、獐豺、黄麂、山羊、水獭、猕猴、野兔、穿山甲、刺猬、黄鼬、鼬獾、小白鼠、竹鼬、狐、松鼠、山猫等。金钱豹、华南虎、狼等现已少见。
其中，“现已少见”的金钱豹列入前面18种动物，华南虎则没有。说“现已少见”或许只是编者谨慎心情的不准确的表达。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福建省志·林业志》第一章“森林资源”第三节“森林动物·兽类”载：
近年来，虎迹极为罕见。1990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专家科勒（GaryM·Koehler）对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永安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永春一都等处境内调查，发现有华南虎的虎牙和足印、“挂爪”、“扒挂”等痕迹，说明省内还生存有华南虎。
森林资源远不如它们的宁德县境看来真是没有老虎了。（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
五、余话
如果单纯以虎、人各为一方，明清以来或者说更早以来的人、虎对决，人是彻底胜利了。但如果把虎视作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部分或这个自然环境宜居状态的一个指标，那么人其实没有胜利，而是为此陷入越来越恶劣逼仄的困境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往的历史表明，纵使是原始农业（即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也可能破坏人类生态环境。所谓“高山绝壑，耒耜皆满”（唐人元结语）除了说明生产力提高，也说明耕地资源紧张、伤及山林植被。现代农业的面源污染更加严重，工业“三废”和噪音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污染等等已经危及人类生存。
我们长时间信奉“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却把“发展”片面理解为GPD增长，把“硬道理”绝对化为可以不择手段，于是盲目追新求大，许多负面后果不再只是“隐患”而已令人怵目惊心。
这并非要反对发展、反对现代化，只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要求领导干部要谨慎用权，“要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相关报道见2010年9月2日《人民日报》。），更不能为私利而说谎话或逞强权，为上项目而无所不用其极。但愿现代化建设中的家乡人在大自然面前也能“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面对昊昊苍天低下虚骄之首。
福洋稽古
福洋村，地处市区东南，旧名洋尾，因村落靠近海滩边缘而得名。有人口886人，以颜、宋二姓为主，分别由闽南漳浦和福安溪潭廉村迁入。两宋时期，以朱溪官道行旅辐辏，攘往熙来，一度人烟稠密，经济富庶。千年村史，不仅给福洋留下了耀通寺（旧名观音亭）、仙人笠（原位于古溪、洋尾交界处，今属贵岐村）、湖广桃源知县陈鸣堈祖墓等诸多文物古迹，还口口相传着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故事，供后人探讨论证。
烂柯观棋之谜
在城南镇政府西南面，有一座巍峨挺拔的山峰，它南连飞鸾、勒马，北接莲花、白鹤，犹如屏障一般，护卫着福洋村。村里的老百姓都说山上有仙迹，并认定晋人王质“烂柯观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王质入山采樵、观弈烂柯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可谓妇孺皆知。最早记载这个传说的是东晋虞喜的《志林》，继而又有东晋袁山松《郡国志》、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洞仙传》、宋祝穆《方舆胜览》提及。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惟地名上有些差距，记载最多的是信安郡石室山。查《中国地名大辞典》，信安郡有二，一在广东高安县；一在浙江衢州境。而且这两处信安城虽相距数百里，却都有烂柯山之名胜，当地居民也无人不知，古神话中的“仙迹”至今仍可寻觅。
见于史料记载的“烂柯山”除了以上两处，还有江苏吴县说、陕西洛川说、河南新安说、山西武乡说四种。
传说本来就虚无缥缈、荒诞不稽，根本无从考证它的真假，而人们却能根据丰富的想象，而且有板有眼地演化出六七处遗址，可谓高明。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查证一番，就可以发现其中含有的“水份”。如河南新安县西南1.7公里的烂柯山，只是因为“山石如烂木，剖开皆有树叶痕”而得名，根本与王质无关。
历史上出现这么多的“烂柯山”，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源于“烂柯观弈”这一传说情节优美，名闻遐迩。人们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纷纷附会，希望能够争得一些仙气。至于我们城南福洋的这一处“烂柯山”，应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福洋的“烂柯山”，不见于历史记载，只是民间传闻，大可不必较真。正如著名的“中国四大传说”之一“七仙女与董永”，董永的籍贯竟有湖北孝感、山东嘉祥、河南汝南、山东青州、江苏东台、山东广饶五种说法，实在令人费解。可见，借名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做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不过，从福洋村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王质烂柯观弈”最早产生于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北方汉人的大量南迁，这个传说也被带到了长江流域及闽粤地区。在闽北的武夷山，也有“烂柯观弈”的遗址。在武夷山桃源洞口凿刻有一副对联：“喜无樵子复观弈，怕有渔郎来问津。”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有诗道：“局上闲征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福洋村还附会有不少“烂柯观弈”的遗址。村后的“仙人开口”传说就是王质遇仙之处，王质入山的道路，王质房屋的宅基以及遗存的石臼都可以找到，神仙对弈的石桌、石凳，仙人脚印也历历可辨。近年来，由于柴草无人砍伐，山路荒废，这些景观也被荒草遮掩，几近湮没。
李林甫侨居福洋之谜
福洋村西边路口，有个名叫“李家栏”的地方，这里旧时靠近南路官道，现濒临一零四国道，交通便捷，地势平坦，原先散布着大片茉莉茶园，是福洋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已改为石材加工和竹木销售市场，与城区连成一片。从表面来看，这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在民间传说中，它却是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府邸所在地。
根据《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六》、《资治通鉴》、《中国宰相全书》等书记载，李林甫，小名哥奴，系唐高祖李渊从父弟李叔良之曾孙，从小不务正业，但善于逢迎，以谙熟音律得舅父楚国公姜皎喜爱，当上千牛直长的小官。开元初，升太子中允、国子司业。晚年的唐玄宗李隆基沉湎酒色，宠信西宫武惠妃，李林甫为了能够平步青云，处处巴结武惠妃，并向尚书右丞韩休大献殷勤。韩休拜相后，推荐李林甫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林甫升礼部尚书。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继续与有权势的宦官、嫔妃来往，他还善于揣摩玄宗的意旨，深得宠幸。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非宰相器”，惹恼玄宗。盛怒之下，被下令斩杀。李林甫落井下石，诬陷周子谅系宰相张九龄所荐，张九龄因此被贬为荆州长史，逐出长安。从此，李林甫独揽朝政，为了掩蔽玄宗耳目，竭力堵塞言路，对于不依从自己的大臣，想方设法进行打击迫害，并任用萧炅、吉温、罗希奭等一批酷吏，凡是朝中有与自己不和的人，便极力排挤、迫害，酿成了著名的“韦坚之案”、“杨慎矜案”。天宝十一年（751），李林甫病死。在临死之前，他的党羽杨国忠、陈希烈为了保全自身，纷纷揭发李林甫罪行，因此李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玄宗就以“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之罪，“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①纵观李林甫一生，其活动范围局限于北方陕西、河南、河北、甘肃一带，从未涉足江南以及福建地区，更不用说光临过当时尚未开发的闽东地域，福洋村的这个历史传说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对于李林甫的宅墓，老一辈村民也能够一一指点，其中必有缘由。
为此，笔者反复查阅《旧唐书》、《新唐书》，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李林甫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②，在他死后，悉受牵连，“岫、堮诸子并谪于岭表。”③岭表即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新唐书》中也说：“（李林甫）诸子司储郎中儒、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黔中，各给奴婢三人，籍其家；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捴，属子复道、光，皆贬官。”很可能李林甫子女中的某一个在流放岭南的时候，逃窜到了当时的长溪县，或者直接流放到了这里。在福建这种情况已有先例。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漳浦县有长孙冲墓，“长孙冲，唐长孙无忌子，仕为秘书监，流岭南，卒葬于此。”南安市有李丛墓，据《新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高祖诸子》：“（江安王李元祥子皎），皎子丛，以幼流放岭南，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民间传说，在唐朝时期，蕉城的南路官道从古溪到福洋这一段，道路以青石板铺砌，宽敞笔直，两旁深宅大院、客栈商铺林立，行人依靠连绵不断的雨棚遮挡，酷暑阴天，都不需携带伞具。这些产业都属于“李林甫”所有，他拥有大量财富，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这一带那家娶媳妇，“初夜权”必须归其享用。从传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李林甫的某个儿子携带着大量珠宝，逃逸到长溪县，隐居于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构建精美豪华的宅第，购置众多田产，又过起富贵奢侈的生活。在福洋村附近海域，至今还有一处“官港”的地名，或者跟李氏存在关系。这段传说在蕉城沿海乡镇流传甚广，妇孺皆知，但在历代地方志中却找不出任何记载。
李林甫的传说，绝非无中生有，最早必有事实根据。在李家栏一带，建国前后曾多次出土文物，可作佐证。建国初期，福洋村民颜某在建房挖地基时，在传说中李府的“望月台”遗址，挖掘出几块人工打凿的青石板，随之出土的还有一方石碑，书写着“陟瞻”二字。更引人称奇的是一个绿瓷香炉（有可能是越窑的青瓷器具），丝毫无损。“陟瞻”二字出自《诗经·国风·魏风·陟岵》。全文分为三段，描写流落远方的征夫思念家中的亲人（父亲、母亲、兄长），盼望回家的心情。可见这里以前建有一座楼台，可供登高望远。这与民间传说的“望月台”用意十分吻合，更加证明了修建者当时的身份。根据《旧唐书》记载，李林甫生活奢侈，“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宰相用事之盛，开元以来，未有其比。”福洋村的这座李府，虽然比不得京师之时，从现有遗址面积来看，规模已相当可观。据南宋赵令畤《侯鲭录》，李林甫在家中特设了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号称“月堂”。每当想要排斥陷害某位大臣，就住进月堂，精心策划，当他得意洋洋出来时，便是那一位大臣又要遭殃了。福洋望月台，极可能是李氏后人为了纪念父亲“丰功伟绩”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石碑、绿瓷香炉等已不知去向。八十年代中后期，还有村民在耕种时偶尔挖掘出金银钗珥、瓷器碎片、古钱币等文物。2000年10月，城南镇竹木市场破土新建，在平整地基时发现好几个装满稻米的大陶瓮，由于时间久远，已形成黑色碳化物。随后几年，有些住户建房，也挖掘出两宋古钱币、抄手砚台等物。
颜察院之谜
福洋村有颜、吕、宋、陈四大姓，其中以颜姓人口最多，迁入最早，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在福洋村口有一座颜氏祖宅，始建于明代中后期，规模宏大，古香古色。门前一色青石板铺砌，门口立有一对石旗杆。据颜氏后人口述，祖宅即著名的“颜察院”所建，石旗杆也是为其所树立。
民间传说，福洋村正后山有个天然石缝，形如狮口。狮口正对着颜氏祖宅，受其精气滋养，所以诞生了颜察院。颜察院生性贪虐，回乡探亲之日，他听说二都朱溪潭中有金鸡，谁能读懂潭上朱联石⑤联对，金鸡就会浮出水面。颜察院聪明过人，认清朱联石字迹，果然一头金光闪烁的金鸡浮了出来。颜察院喜出望外，上前捞取，一不小心摔入潭中，活活淹死。
察院一职，查《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察院”条目：“（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遂为都察院的简称。巡抚衙门亦可称为察院。其职代天子巡狩，按藩服大臣及府、州、县官，考察举劾极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称地位煊赫，权力巨大。蕉城区历史上仅有林聪曾任此要职。另外，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也称察院，蕉城明代有陈褒、陈褎、林泰、龚彦文荣膺该职。不管都察院都御史还是十三道御史，都必须两榜进士才可以担任（明初官员缺额甚大，因此例外）。查阅历代州府县志，蕉城历史上找不到姓颜的进士，也没有所谓颜姓任察院者。
福洋村这位“察院大老爷”究竟从何而来呢？笔者曾带着这个疑问，与同村陈裕灿、谢福增（现已故）两位老先生到福洋实地查访。在福洋颜氏后人的热情帮助下，笔者查阅了《福洋颜氏族谱》。据族谱记载，颜氏开基始祖日大公，原籍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为复圣颜回后裔。明洪武年间（1368～1399）随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屯田，迁居漳浦县白沙东西桥。后改迁宁德。此后六百多年时间里，没有出过任何职官。随后大家还游览了闻声已久的颜氏祖宅。祖宅有上下两幢，分别称作上颜、下颜。石旗杆树立于上颜门口。上颜为明代建筑，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在宽敞的厅堂正上方悬挂着一些破损严重的匾额、楹联，是文革时期的劫后残余。从上面题字可以得知，颜氏先祖在康熙、雍正时期，曾经有过一位国子监生，名为颜永钏。匾额是颜永钏寿辰时，福建学政恩普、宁德知县申茂所赠送。石旗杆也是为颜永钏而立。与传说中的颜察院无关。
由此可见，福洋颜察院纯属子虚乌有。但据颜氏后人讲述，颜永钏故居旧时有块神主牌，上书“山东按察使正堂颜公某某”字样，是老家漳浦县所送，察院也出于漳浦。至于漳浦县有没有这么一位颜察院，还得进一步研究探讨了。
福洋稽古 福洋村，地处市区东南，旧名洋尾，因村落靠近海滩边缘而得名。有人口886人，以颜、宋二姓为主，分别由闽南漳浦和福安溪潭廉村迁入。两宋时期，以朱溪官道行旅辐辏，攘往熙来，一度人烟稠密，经济富庶。千年村史，不仅给福洋留下了耀通寺（旧名观音亭）、仙人笠（原位于古溪、洋尾交界处，今属贵岐村）、湖广桃源知县陈鸣堈祖墓等诸多文物古迹，还口口相传着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故事，供后人探讨论证。
烂柯观棋之谜
在城南镇政府西南面，有一座巍峨挺拔的山峰，它南连飞鸾、勒马，北接莲花、白鹤，犹如屏障一般，护卫着福洋村。村里的老百姓都说山上有仙迹，并认定晋人王质“烂柯观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王质入山采樵、观弈烂柯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可谓妇孺皆知。最早记载这个传说的是东晋虞喜的《志林》，继而又有东晋袁山松《郡国志》、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洞仙传》、宋祝穆《方舆胜览》提及。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惟地名上有些差距，记载最多的是信安郡石室山。查《中国地名大辞典》，信安郡有二，一在广东高安县；一在浙江衢州境。而且这两处信安城虽相距数百里，却都有烂柯山之名胜，当地居民也无人不知，古神话中的“仙迹”至今仍可寻觅。
见于史料记载的“烂柯山”除了以上两处，还有江苏吴县说、陕西洛川说、河南新安说、山西武乡说四种。
传说本来就虚无缥缈、荒诞不稽，根本无从考证它的真假，而人们却能根据丰富的想象，而且有板有眼地演化出六七处遗址，可谓高明。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查证一番，就可以发现其中含有的“水份”。如河南新安县西南1.7公里的烂柯山，只是因为“山石如烂木，剖开皆有树叶痕”而得名，根本与王质无关。
历史上出现这么多的“烂柯山”，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源于“烂柯观弈”这一传说情节优美，名闻遐迩。人们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纷纷附会，希望能够争得一些仙气。至于我们城南福洋的这一处“烂柯山”，应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福洋的“烂柯山”，不见于历史记载，只是民间传闻，大可不必较真。正如著名的“中国四大传说”之一“七仙女与董永”，董永的籍贯竟有湖北孝感、山东嘉祥、河南汝南、山东青州、江苏东台、山东广饶五种说法，实在令人费解。可见，借名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做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不过，从福洋村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王质烂柯观弈”最早产生于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北方汉人的大量南迁，这个传说也被带到了长江流域及闽粤地区。在闽北的武夷山，也有“烂柯观弈”的遗址。在武夷山桃源洞口凿刻有一副对联：“喜无樵子复观弈，怕有渔郎来问津。”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有诗道：“局上闲征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福洋村还附会有不少“烂柯观弈”的遗址。村后的“仙人开口”传说就是王质遇仙之处，王质入山的道路，王质房屋的宅基以及遗存的石臼都可以找到，神仙对弈的石桌、石凳，仙人脚印也历历可辨。近年来，由于柴草无人砍伐，山路荒废，这些景观也被荒草遮掩，几近湮没。
李林甫侨居福洋之谜
福洋村西边路口，有个名叫“李家栏”的地方，这里旧时靠近南路官道，现濒临一零四国道，交通便捷，地势平坦，原先散布着大片茉莉茶园，是福洋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已改为石材加工和竹木销售市场，与城区连成一片。从表面来看，这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在民间传说中，它却是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府邸所在地。
根据《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六》、《资治通鉴》、《中国宰相全书》等书记载，李林甫，小名哥奴，系唐高祖李渊从父弟李叔良之曾孙，从小不务正业，但善于逢迎，以谙熟音律得舅父楚国公姜皎喜爱，当上千牛直长的小官。开元初，升太子中允、国子司业。晚年的唐玄宗李隆基沉湎酒色，宠信西宫武惠妃，李林甫为了能够平步青云，处处巴结武惠妃，并向尚书右丞韩休大献殷勤。韩休拜相后，推荐李林甫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林甫升礼部尚书。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继续与有权势的宦官、嫔妃来往，他还善于揣摩玄宗的意旨，深得宠幸。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非宰相器”，惹恼玄宗。盛怒之下，被下令斩杀。李林甫落井下石，诬陷周子谅系宰相张九龄所荐，张九龄因此被贬为荆州长史，逐出长安。从此，李林甫独揽朝政，为了掩蔽玄宗耳目，竭力堵塞言路，对于不依从自己的大臣，想方设法进行打击迫害，并任用萧炅、吉温、罗希奭等一批酷吏，凡是朝中有与自己不和的人，便极力排挤、迫害，酿成了著名的“韦坚之案”、“杨慎矜案”。天宝十一年（751），李林甫病死。在临死之前，他的党羽杨国忠、陈希烈为了保全自身，纷纷揭发李林甫罪行，因此李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玄宗就以“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之罪，“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①纵观李林甫一生，其活动范围局限于北方陕西、河南、河北、甘肃一带，从未涉足江南以及福建地区，更不用说光临过当时尚未开发的闽东地域，福洋村的这个历史传说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对于李林甫的宅墓，老一辈村民也能够一一指点，其中必有缘由。
为此，笔者反复查阅《旧唐书》、《新唐书》，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李林甫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②，在他死后，悉受牵连，“岫、堮诸子并谪于岭表。”③岭表即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新唐书》中也说：“（李林甫）诸子司储郎中儒、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黔中，各给奴婢三人，籍其家；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捴，属子复道、光，皆贬官。”很可能李林甫子女中的某一个在流放岭南的时候，逃窜到了当时的长溪县，或者直接流放到了这里。在福建这种情况已有先例。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漳浦县有长孙冲墓，“长孙冲，唐长孙无忌子，仕为秘书监，流岭南，卒葬于此。”南安市有李丛墓，据《新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高祖诸子》：“（江安王李元祥子皎），皎子丛，以幼流放岭南，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民间传说，在唐朝时期，蕉城的南路官道从古溪到福洋这一段，道路以青石板铺砌，宽敞笔直，两旁深宅大院、客栈商铺林立，行人依靠连绵不断的雨棚遮挡，酷暑阴天，都不需携带伞具。这些产业都属于“李林甫”所有，他拥有大量财富，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这一带那家娶媳妇，“初夜权”必须归其享用。从传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李林甫的某个儿子携带着大量珠宝，逃逸到长溪县，隐居于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构建精美豪华的宅第，购置众多田产，又过起富贵奢侈的生活。在福洋村附近海域，至今还有一处“官港”的地名，或者跟李氏存在关系。这段传说在蕉城沿海乡镇流传甚广，妇孺皆知，但在历代地方志中却找不出任何记载。
李林甫的传说，绝非无中生有，最早必有事实根据。在李家栏一带，建国前后曾多次出土文物，可作佐证。建国初期，福洋村民颜某在建房挖地基时，在传说中李府的“望月台”遗址，挖掘出几块人工打凿的青石板，随之出土的还有一方石碑，书写着“陟瞻”二字。更引人称奇的是一个绿瓷香炉（有可能是越窑的青瓷器具），丝毫无损。“陟瞻”二字出自《诗经·国风·魏风·陟岵》。全文分为三段，描写流落远方的征夫思念家中的亲人（父亲、母亲、兄长），盼望回家的心情。可见这里以前建有一座楼台，可供登高望远。这与民间传说的“望月台”用意十分吻合，更加证明了修建者当时的身份。根据《旧唐书》记载，李林甫生活奢侈，“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宰相用事之盛，开元以来，未有其比。”福洋村的这座李府，虽然比不得京师之时，从现有遗址面积来看，规模已相当可观。据南宋赵令畤《侯鲭录》，李林甫在家中特设了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号称“月堂”。每当想要排斥陷害某位大臣，就住进月堂，精心策划，当他得意洋洋出来时，便是那一位大臣又要遭殃了。福洋望月台，极可能是李氏后人为了纪念父亲“丰功伟绩”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石碑、绿瓷香炉等已不知去向。八十年代中后期，还有村民在耕种时偶尔挖掘出金银钗珥、瓷器碎片、古钱币等文物。2000年10月，城南镇竹木市场破土新建，在平整地基时发现好几个装满稻米的大陶瓮，由于时间久远，已形成黑色碳化物。随后几年，有些住户建房，也挖掘出两宋古钱币、抄手砚台等物。
颜察院之谜
福洋村有颜、吕、宋、陈四大姓，其中以颜姓人口最多，迁入最早，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在福洋村口有一座颜氏祖宅，始建于明代中后期，规模宏大，古香古色。门前一色青石板铺砌，门口立有一对石旗杆。据颜氏后人口述，祖宅即著名的“颜察院”所建，石旗杆也是为其所树立。
民间传说，福洋村正后山有个天然石缝，形如狮口。狮口正对着颜氏祖宅，受其精气滋养，所以诞生了颜察院。颜察院生性贪虐，回乡探亲之日，他听说二都朱溪潭中有金鸡，谁能读懂潭上朱联石⑤联对，金鸡就会浮出水面。颜察院聪明过人，认清朱联石字迹，果然一头金光闪烁的金鸡浮了出来。颜察院喜出望外，上前捞取，一不小心摔入潭中，活活淹死。
察院一职，查《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察院”条目：“（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遂为都察院的简称。巡抚衙门亦可称为察院。其职代天子巡狩，按藩服大臣及府、州、县官，考察举劾极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称地位煊赫，权力巨大。蕉城区历史上仅有林聪曾任此要职。另外，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也称察院，蕉城明代有陈褒、陈褎、林泰、龚彦文荣膺该职。不管都察院都御史还是十三道御史，都必须两榜进士才可以担任（明初官员缺额甚大，因此例外）。查阅历代州府县志，蕉城历史上找不到姓颜的进士，也没有所谓颜姓任察院者。
福洋村这位“察院大老爷”究竟从何而来呢？笔者曾带着这个疑问，与同村陈裕灿、谢福增（现已故）两位老先生到福洋实地查访。在福洋颜氏后人的热情帮助下，笔者查阅了《福洋颜氏族谱》。据族谱记载，颜氏开基始祖日大公，原籍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为复圣颜回后裔。明洪武年间（1368～1399）随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屯田，迁居漳浦县白沙东西桥。后改迁宁德。此后六百多年时间里，没有出过任何职官。随后大家还游览了闻声已久的颜氏祖宅。祖宅有上下两幢，分别称作上颜、下颜。石旗杆树立于上颜门口。上颜为明代建筑，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在宽敞的厅堂正上方悬挂着一些破损严重的匾额、楹联，是文革时期的劫后残余。从上面题字可以得知，颜氏先祖在康熙、雍正时期，曾经有过一位国子监生，名为颜永钏。匾额是颜永钏寿辰时，福建学政恩普、宁德知县申茂所赠送。石旗杆也是为颜永钏而立。与传说中的颜察院无关。
由此可见，福洋颜察院纯属子虚乌有。但据颜氏后人讲述，颜永钏故居旧时有块神主牌，上书“山东按察使正堂颜公某某”字样，是老家漳浦县所送，察院也出于漳浦。至于漳浦县有没有这么一位颜察院，还得进一步研究探讨了。
一句俗语 半部历史□ 方言俗语，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为这一地方先民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作品，通过代际口头传播。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在固有语言文化的底座上，把其生产、生活过程和社会活动中发生的事情，加以典型化后，以极其简练的语言说出，或以歇后语的形式来表达，具有地方语言的风味，使听者在体味其蕴涵的哲理中，受到启发。所以，每一句俗语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今笔者特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原宁德地区文化局组织的中国“民协”福建分会闽东籍会员采风组，到蕉城红旗街道采风时，搜集的部分方言俗语故事，予以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记下每一俗语故事的口述人，仅笼统记录参与座谈的有黄天鹏、王克鸿、马忠周、蔡泽香等十余位老前辈。由于时光磨灭人的记忆，现已无法“对号入座”了。不当之处，望予指教。
有错 埠头陈尾座错
陈姓，是宁德城关的早期居民之一。因这姓氏的源流不同，迁入的时间即有先有后，其居住的具体地点也不一样，则有埠头（东门）陈氏，金峤（北门）陈氏和坛尾（南门）陈氏之分。历史上，本邑的陈氏可算是个人才辈出、簪缨蝉联的名门望族。
这里，仅说件埠头陈氏的事。该陈氏原在东门内，有向街排列的三座大宅门，按顺序叫头座、二座和尾座。明崇祯二年（1629）的春节，对埠头陈的尾座人来说，是个值得特别庆贺的日子，因在元年开科大考中，他家举子科场得意而授官；故早早就把房子洗刷了一番，在大门口的上端高高挂起一对大红灯笼，大门框贴的是一副新对联。上书：春王正月，天子万年。然后，他的二座人和头座人，也从这里借用过去，贴上同一字联。接着，左邻右舍的别姓居民看了，觉得这字联很新鲜，也凭本画葫芦地照搬过去，写了贴到自家大门口。这时，埠头陈氏的父老出来干预了，对别姓的人们说：你们不能使用这一字联。别姓的邻居却分辨说：我是从你尾座照抄过来的。有错，也是你埠头陈尾座错，不是我的错。
岂知此一字联，乃陈家为光耀门庭而特别撰写的，别人没有资格使用。原来明崇祯元年，朝廷开科大考，埠头陈氏尾座举子邦校进京春试和殿试，得以高中，赐进士出身，初授上海县令。按旧时春联，多有借用历史典故的做法。他家即以孔子写《春秋》编年史，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作比喻，改写陈氏家族的做官史。典出《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言鲁隐公之始年，为周王之正月也。在封建社会，凡人君即位，体元以居正。陈邦校的进士，正是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故有资格借用。那么，下句“天子万年”，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说，那年邦校在京春试时，曾相识本省兴化府一位李姓的举子，告诉他说，宋开国侯陈镋当年在仙游县九鲤湖游览时，有题过“天子万年”四个字。古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这一朝天子的江山能永续，自己的官位才能稳固，故被一并借用过来。当然，也带有向崇祯皇帝表忠之意，因其进士、官位都是当朝天子赐予的。
这一俗语，数百年来流传不衰，告诫后人，学习别人的东西，要看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会闹笑话。但在民间口口相传中，故事的情节有些走偏。比如，有人说是明朝覆亡，帝已驾崩后，朱明的后人在福建建立“南明”政权时，唐王朱聿键来过宁德，夜幸陈家，赐书“春王正月，天子万年”给邦校。此说，颇受质疑。因为它与古人为官“从一而终”的思想，和邦校为人一贯刚正不阿的性格，以及此时他已看破世情，辞官归隐的实际情况全不相符，值得商榷。
乞食奉教不回头
清末民初，英国基督教安立甘会开始在宁德城关传播，发展教徒。其时，由于人们的“因循守旧”思想严重，抵触情绪较大，工作无进展。故信者甚少，被视作另类。这样，就有些好事者，编排些话儿，来对信者进行冷嘲热讽，也曾流传一时。比如：肩挑鱼丸游五市 手持衣钵上丁楼又鹤峰山下探花巷 张氏祠边乞食楼一担鱼丸皆海味 全家奉教上天廷一对、一诗，讲的是一位名叫乞食的市民，职业上为挑鱼丸叫卖的小商贩，信仰上是皈依基督的虔诚者。他家住在城关张氏宗祠边的“探花巷”，思想新潮，信奉西教，企望日后，灵魂上天。
此事大概，虽是这样。但那诗、对，语言含蓄，有些地方，仍得作点说明。如诗中的鹤峰山下，是原宁德县城，即今蕉城的核心城区，没有问题，但探花巷在哪里就无人知道了。它是根据过去科举制度殿试后，钦定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个鼎甲名次，而虚拟的巷名，因南宋时本邑出过状元余复，有状元里地名故。也即于衙前街东侧状元里下数的第三条弄巷，靠近“张氏宗祠”，今名前林路鹤峰弄三号的“乞食”旧居处。“乞食”，也是按照地方习俗，长辈给起的小名。他姓张名恒明，小名“乞食”，遂有这“张氏祠边乞食楼”之说。
对中说的“肩挑鱼丸游五市”，时因宁德城墙还在，人员的进出均集中在东、西、南、北和小东等五个城门处，构成五大集市。说他“手持衣钵上丁楼”，此话，就言过其实了。当时，为传教的起始阶段，没盖教堂，是租用在很冷清的北门外一家民房里聚会做礼拜，与周围布满的“丁楼”为邻，也是事实。何谓“丁楼”？前人深受“百行孝为先”的思想教育，特别是读书做官的大户人家，每遇父母之丧，“丁忧”期间，要远离娱乐、不近女色、并在郊外搭个简易房间守着，其后这房间就成了“停棺待葬”的地方。有史料记载，民国六年四月政府颁布《清葬章程》，革除停棺陋习，这里清出的棺木数以百计，一下子空出许多“丁楼”来。
这乞食是个做事认真、思想投入的人。他家鱼丸选料精良，制作细微，色味俱佳，品质上乘。但因职业养成的一个习惯是，要问食客好吃吗？“好吃再回头”已成他的口头禅。久而久之，使人厌烦。就有食客在他说这话时，当面反问道：“你信基督，回头不回头？”每遇这时，他即庄严的答道：“笃信基督，永不回头”。因而，“乞食奉教不回头”的话，由此而生。
后来，邑人在邀帮去搞些风险较大、收入颇高的短、快项目。比如：要从“水中求财”的滩涂养殖时，协议形成但未行动前，为首者问伙计们有无要回头时，同伙即回答“乞食奉教”，就知道永不回头了。
最后，乞食奉教的诺言终于实现了，至死没有回头，两个孩子均得到教会学校的培养，加上自身的努力，结果改变了社会地位，确是实际的。至民国中、后期，张敦（璚）诚、张敦询二昆仲，一为县参议长，人望孚众；一为教书育人，桃李满园。这是时人都知道的事，无须细说。
看旗号走弄
“看旗号走弄”的话，源自邑人为逃避倭寇的追杀，以插旗为标志引导安全出走而来。后因民族英雄戚继光率兵歼灭了倭寇，百姓得以安宁时，没因事过忘言，而是将其引伸作为做事应“瞻前顾后、三思而行”的意思去告诫后人。故此，流传下来。
明朝嘉靖年间，国运衰落，海防松懈。与我们仅一水之隔的日本国流寇浪人，趁机以武装侵犯我东南沿海各地。本邑是深受其害的地区之一，倭寇把巢穴建在横屿、云淡二岛后，常驾舟到周边的村庄进行骚扰，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百姓已无宁日：倭寇将抢劫来的财产和强掳的青壮男女运回日本，或逼良为盗娼，或当奴隶出卖。几年间，本邑被劫走的财物不计其数，被掳往日本的人数达数千人，除蔡景榕一人在日本国因于寺院题写思乡诗篇，遇上好心的僧人替其赎身，得以回国，写下《海国生还集》一书存世外，其余均客死异国他乡。
宁德县城，在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二十二日被倭寇攻陷，知县李尧卿与守城的将士、民众等俱战死。倭寇屯城九日，居民死伤无数，财物掠夺一空，房舍烧毁过半，成为一片废墟。倭寇屠城后，又屡屡进犯。当时没有电子通讯，无法预先知道敌人的动向，往往是倭寇将入城时，才临时出走，又要携老带幼，行动缓慢，慌忙之间，乱成一团，甚至成其网中鱼。有了以上的教训，后来城中居民组织起来，涨潮时于城楼上轮值，观察东南海面的敌情，一有情况，就通知下去，以插旗为号，引导居民安全疏散。久而久之，这“看旗号走弄”的话就流传开去。
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
“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的话，为邑人在思想交流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句方言俗语。如此，同乡之间，因久别重逢，互致问候中，当一方赞赏另一方日子过得好时，他常以“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来作答。然后，双方会心地一笑，表示已领悟这话中的意涵。但别忘了，应讲方言，才有语言韵味。
此一俗语，是出自民间流传《宁德有三奇》故事中的《酒泉》主人公——酒屿嫂之口。相传，从前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因思念凡事，即来到人世间。有一天，他扮作一个叫化子，先到宁德县城走了一圈，而后去东湖一孤悬在海中的无名小岛上。刚在村口坐下，一阵微风吹过，送来笼蒸糯米的饭香，这时才感到自己肚子有点饿。随即起来，循着饭香的方向走去，见是一座破旧的农舍，虚掩的门内传出小孩子哭闹与猪仔嗥叫的嘈杂声。他在门口站了片刻，一位年约四十岁的女主人从门隙处看到是一乞讨者，即手捏一小饭团开门出来，将其递给乞讨者时，却解释说，不要嫌少，自己也是个苦命人，要养家糊口，现在米贵酿出的酒也贵，不好出售，说完即返身回去了。
这饭团虽小，却是吕仙今日下凡得到的第一份施舍物，尤其是来自这个生活极为窘迫之家。当其知道这一弱小的寡妇，还肩负着婆母、子女等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仅靠籴米酿酒出售，再利用酒糟喂猪母产仔赚钱来维持生计时，这手上捏着的饭团，觉得很沉重，不忍往自己口里送，即便这时已是饥肠辘辘。看到这家的墙边有一口水井，随手将这一小饭团扔入井中，悠然离身而去。
第二天早晨，女主人照常起来到井边打水做饭，却闻到一股醇酒的清香，打出的全是米酒，就请人把这口井围入自己的屋内。从此，她家就拥有这口能源源不断流出美酒的“酒泉”。说来也怪，这酒泉像个“酒业有限公司”，只供应附近前来沽酒的食客，一日出售多少，就流多少。由于此处卖酒成市，该岛也以“酒屿”而得名，其名见载于明、清时期编纂的《宁德县志》。后来，邑人在该岛的山顶处建塔，则改“塔山”为今名。
数年后，吕仙再次来到这酒屿的地方，但见此当年破落不堪的孤儿寡妇之家，已经改换门庭，重建厅堂，俨然成为这岛上的大户人家。再到她家中一看，女主人虽已徐娘半老，却穿戴入时；老大长得人高马大，还娶了媳妇；老二读书识字，一表人才；小女年将及笄，婷婷玉立。此时吕仙心想，这家人现已无需帮扶了，口里即问女主人如今的日子过得可好吗？女主人听着还以为要帮助她实现别的心愿，故随口答道：“好是好，就是毛（无）糟喂猪母”。意思是如果再有酒糟喂猪母产仔赚钱，那就更好了。哪知这仙人和凡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仙人想的是“见好就收”；凡人想的是：“好上加好”。古人言：“道不同，不相为谋”。谈话也至此结束。
吕仙辞别出来后，酒屿嫂家的墙壁上就显现一打油体诗曰：有了酿酒不用米，还嫌没糟喂猪母。
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似海难填平。
从此，岛上的该井不流酒，复归流水。酒泉没了，酒屿名存。
元宵乞丐 风光一阵
从前，宁德市人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常用俗语：元宵乞丐。意即像正月元宵节里的乞丐，风光一阵子就过去了。说着说着，后来演变成一常用语的谦词。比如，当你碰见一位常在公众面前出头露面的朋友，说他很风光时，他便回答说：元宵乞丐，不值一提。此话有何出处呢？请听我慢慢说来。
过去，在封建私有制的社会里，劳动人民深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破产而沦为乞丐的不少。这些被称作叫化子的社会弃儿，身处社会的最低层，境遇悲惨，为求生存，组织丐帮，抱团取暖，并争取到元宵乞讨和过节欢乐的起码权利。相传，清代乾隆年间，时为福建省福宁府的霞浦、宁德、福安、福鼎、寿宁等五个县，每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灯节，各县的化子头（即乞丐头）轮流坐庄，集中全府的乞丐在一个县城里，一边行乞，一边过节。好好的热闹一阵，而后也静静的坐下来，大快朵颐一番。
元宵傍晚，华灯初上。县城里的叫化子倾巢出动，跟随在化子头后面，组成一个与衙门官老爷出巡相仿的仪仗队。队前有化子响鞭开道，后面跟着一帮子手握讨饭杆子的“秤杆儿”群，再后面便是一大帮叫化子，他们每人手中拿着一个里面装有二十文铜钱的讨饭竹筒，边走边按五响的节奏摇动着，打出的声音是喳—喳—喳—喳—喳。化子群后边还有四个化子分别举着“纠察”、“弹压”、“迴避”、“肃静”的灯牌。灯牌后面有一写着：“灯政司”三个字的横幅，紧跟着的是一位化子头坐的八抬大轿。所谓八抬大轿，其实是八个叫化子用几根竹竿扎成的一把破椅子。化子头傲然正襟端坐，故作姿态，显得八面威风。该“灯政司”的脸上已作过轻妆淡抹，头上戴着一顶用纸糊成的七品县令官帽，帽前正中“镶”着一颗大大的“蓝宝石”，是用荸荠刻就后上色的，两个帽翅忽忽扇扇，装腔作势，耀武扬威。哪里的灯火旺盛，就指挥往哪里闯。“灯政司”大呼小叫地发号施令。他可以命令店家把火烧得旺旺的，把灯点得亮亮的。并且，煞有介事地要罚这家灯钱，罚那家灯钱。每走一个店铺，店主就让伙计将事先装有铜钱的红包送给他们，以图吉祥，阖家平安。
那么，这元宵节扮“灯政司”的习俗是从何来呢？据称，它大有来头，在丐帮史上曾有过“元宵乞讨，皇上封我”之说。相传，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一次来到繁华的杭州城，微服混杂在人群中，于西湖岸边观看马戏团跑马射箭“百步穿钱”。不巧，因骑者失手，利箭走偏，观众险被伤及，危急间有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用棍子将箭挡住，免此一难。事后，查明这救驾者原来是杭州城大名鼎鼎的“武乞”头人曲九公。当这曲九公被叫到浙江布政使司衙门面驾封赏时，他既不要官也不要钱，只要求每年的上元灯节给其徒子徒孙们乞讨一个时辰（即现在的两个小时）就可以了，皇上照准。
听说，此俗是当时福宁府的丐帮组织从杭州城仿效过来，流行了数十年时间，直至嘉庆朝代，因为经济不景气，才被废止。有谣曰：“乾隆换嘉庆，钵仔做饭甑。三餐吃不饱，做事好败兴。”此时，凡花钱的大型活动，均被取消，这“元宵乞讨”的习俗没了，但“元宵乞丐”的话，仍流传下来。
学海钩沉二则——忆我在私立毓秀女子小学点滴往事
—我生于国家多事之秋，正值1931年9月18日国耻之后。当我生平头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时又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我最早学会和听到的悲壮歌声。故乡宁德的三都岛被日寇夷为平地，县城宁德也遭日机轰炸，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我念书的蕉城小学东门内操场上落下一颗未爆炸的炸弹。学校当局为了师生的安全便迁往洋中东山村。此时毓秀小学也迁往离城不远的金溪村，并为了战时需要，破例招收低年级的男生。毓秀小学是我母亲的母校，金溪离家又近，母亲就让我转学到毓秀，就读二年级下学期，在这里我头一次听说时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日本鬼子的入侵，使我这个虚岁才9岁的学童，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第一次“离乡背井”。我由一位表叔带着从蕉城南门外较场边下路下的家里出发，走向相距不过十几华里的金溪村。我跟随表叔穿过城区，出了北门就到了有名的风景区单石碑十八坊，走上了崎岖的山路。虽说我家座落在海边，一出门便见山见海，风景少有的美丽，但现在走在这一片风光旖旎，有山有水的北门外，心中的不安自不必多说。走着走着，就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边，太阳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知来自何处，又不知流向何方，而河面上一座座石砌桥墩搭着宽不过尺许的木板直通向远远对岸。我在惊疑中，表叔告诉我，这就是县里人所说的金溪和溪上号称“金溪十八跳”的桥梁。从未见过这么宽的河流，走过这么窄，摇摇欲坠的长桥，桥面离溪面又那么高，我真是心惊肉跳，恰如走在陡峭的百尺悬崖上，紧紧地拽着表叔的衣襟，目不敢旁视，小心翼翼地走过“十八跳”，当时的情景至今七十多年后犹依稀记得。等到过了桥，回头一看，这金溪两边山明水秀，草木蓊郁，溪水中漂浮着觅食的水鸭，桥上空白鹭盘旋，山坡上羊群出没，置身在仙境般的故乡山水中，刚才过桥时的紧张心理，顿时释然了……毓秀小学在金溪借用了两座大房子，其中一座是单层的，作为教室；另一座有两层，楼下是厨房和饭厅，现在已经记不得两座“校舍”的大门了，只记得我们二下的教室是在小门的右边，面对着挺宽的天井；作为宿舍的那一座进了小门后靠墙有一道长长的楼梯，楼上是女生宿舍。由于我年幼，母亲征得校长和老师的同意，让我跟着正在上高年级的堂姨睡在一张床上，由这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姨妈照顾我睡觉和饮食。在这兵荒马乱，宁德县城随时可能沦陷的年代，能够离家到这小小的金溪村上学的学生人数很少，该校首次招收的男生就更少。因为我是楼上女生宿舍里的唯一男生，那些学姐们对我都特别好。金溪村很小，短短的街道上只有一家商店，晚上靠豆油灯照明，所以晚饭后没有晚自习，很早熄灯睡觉，只是这楼上的窗外便是山谷，晚间可能有山猫之类的动物出现或啼叫，吓得学姐们直喊有狐狸①。我所在的班级设在天井的右边，全班大概只有十来个同学，男生不过四，五个，我和一位男生同坐在前排一张双人桌前。如今我只记得校长是张福美女士，年约四、五十岁，负责学校教务的是一位陈姓女老师，她的卧室也在女生宿舍的楼上。至于如何上课，谁是国语和算术的老师，完全记不得了。每天课间休息或下午课外活动，任凭我们几个男生在天井里或小门外的草地上打闹嬉戏。一天，我同桌的同学一支德国制的铅笔不见了，他告到陈老师那儿，只见陈老师不问青红皂白摆起面孔，命我打开抽屉，我的抽屉除了课本和作业本外，只有一支中国造的铅笔和一块橡皮（宁德话叫笔擦），可敬可畏的陈老师翻了一下书本，没有发现德国制的铅笔，声色俱厉地问：“铅笔盒呢？”“我没有铅笔盒。”陈老师意犹未尽地看了我一眼，才把抽屉合上。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却没有忘记人生第一次受辱的情景！过了一些时候，一天下午，陈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又叫我的堂姨给我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叫我上课去。这时我感到一头的雾水，不明白平时并不关心我的陈老师，今天却让我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下课了，当我走出教室，忽然见到母亲已经等在外面了。原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农村，兴办所谓的国民学校，招收农村青年进行扫盲，并且激发他们爱国的热情，奋勇参军杀敌，也就是当时政府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的实施。同时培训一批有一定学历的知识青年担任国民学校的教师，母亲大约正是在1937或1938年（民国二十六或二十七年）经过设在霞浦县的师资训练班学习后，回宁德，分配在离金溪不远的井上村当教师。她可能是跟陈老师打过招呼，这一天来看年幼离家的我了。我意外地看到母亲，陪着她在教室周围转了一圈并参观了作为宿舍的那座房子，然后送她到村口，在夕阳斜晖中看她沿着田间的小路，走回井上。我伫立在村口田地上，看着母亲越走越远，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拐弯的山路上。送走母亲，我独自惆怅地回到学校，小小的心灵忽然有所开悟，原来陈老师叫我换衣服，是母亲要来看我了。这两件看似没有联系的小事，却是我这个虚岁九岁的小学生得到了非课堂上能得到的启蒙！当我随着毓秀小学回到蕉城西门外，宁德县城唯一的一座三层楼的校舍时，已经是三年级上学期了。这座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教会女子小学，设在风景优美的白鹤山下，沿山路可到佛教的龙湫寺，靠着县城的一边有同样是教会办的宁德唯一的医院——永生医院。校门朝北，面前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河沟，沟的那一边是稻田和油菜园。调皮的男生常在课外活动时跑到河上捉可爱的小热带鱼，宁德话叫“丙旁”。小鱼红绿相间的颜色惹人喜爱，河水清澈见底，可以捧起来喝，有时候胆子大的同学能把正在油菜花上采蜜的蜜蜂捉住，用手把它们辛勤采来的，挂在两翅膀下的两粒小蜜抠出来吃！走进校门，左侧有一座小园林，透过园中稀疏的树木可以看见一楼教室的窗户，沿着林边短短的小路便到了横在面前的走廊，走廊右边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房，是为在宁德传教的并在永生医院服务的两位英国女修士——宝师姑和柯师姑——盖的。这两位头发褐色，眼睛浅蓝，个子高高的英国修女，十分慈爱，小同学们若在走廊中遇见她们也都爱说：“师姑好！”她们则面带笑容，操着略带福州口音的宁德话回答：“Morning，morning，妹真乖！”有一回，记不得是哪一位师姑在她的楼门口，叫我们几位女同学和男同学一起到她的住处玩，她带我们到楼上书房，只见写字台上摆着一架小机器，原来这是英文打字机。她看见同学们挺好奇，便坐在打字机前，插上一张白纸两手像按风琴一样迅速打出几个字，抽出来念给我们听，原来就是“morning，morning”。我们不懂英语的小同学们最爱听，也喜欢和唱歌一样美的英文字。
校舍是一座灰砖砌的教学楼兼餐厅和宿舍。如果从走廊踏上十来级台阶，就到了设有一间小礼堂和大礼堂的二楼，两个礼堂之间是教室，大礼堂的左尽头是一间厨房，有两位做饭的老奶奶，大礼堂的门口也有十几级更大一点的台阶，走下台阶便是有篮球场大小的操场，也有一个跳远和跳高的沙坑。一层全是教室，饭厅设在大礼堂的楼下，也有一座木楼梯和二层相通，三楼则是男女学生的宿舍。40年代中期，我母亲回到母校任教，她在三楼有一间宿舍，她和妹妹就住在这里，此时我已转学回到蕉城中心小学了。但我从三上到四上的三个学期仍在毓秀当寄宿生，其时母亲还没有回到母校任教。毓秀小学是教会学校，按规定是设有圣经课的。地点就设在小礼堂。每一学期或每年圣诞节学校会发一部圣经和一些小礼物给同学们。女生比男生更信耶稣教（宁德人习惯把基督教叫耶稣教），每天饭前祈祷，相信饭菜是上帝赐给的。祈祷表示感谢，同时和同学们一样只要虔诚地祈祷，上帝都会满足想要的一切。我也和顽皮的男同学一样，考试前天晚上临睡前也会祈求上帝让考试及格。有趣的是，寄宿生吃饭时是固定的8人一桌，男女同学各一半，每当吃饭前，趁女同学闭眼祈祷时，我们男生就赶紧把菜肴中的好鱼好肉抢先吃掉，等到女同学祈祷感谢完上帝，睁眼一看，菜碗中的鱼肉已不多了，女同学则徒叹奈何，年龄更小的甚至急哭了！我在毓秀总共念了两年半即二下到四上，其间两个学期均因算术不及格留级了。由于三岁失怙，母亲为了生计又长年在乡下教书，上课时没有认真听课，课后懒于做作业和复习，没有严父管教，我小学时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由于不好好听课，经常被老师罚到教室门外站几分钟，等回到课堂上，更接不上，更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了，尤其是算术课。国语课就好一些，而当时正值全国推行讲国语（普通话），国语课教国音字母，当同学们为拼音作难时，我却能准确的拼读，得到老师的表扬（记得是一位女老师）。老师的称赞为我中学英语单词的拼读以及大学时俄语字母的拼音都增强了信心。其次是美术课，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老师是我尊敬的左夷山先生，他不仅教画画，还教我们写美术字，时值全民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用美术字在黑板上写下了“抗战建国”四个字，给我很大的启发，原来美术字是这样拼“画”出来的。另一次有意义的启发，是一天去上课时，发现我们的教室（当时是三年级下学期）挂满了裱好的条幅。全是琳琅满目的图章，后来才知道这是县城东门兜开刻印店的师傅王统如的刻印，原来展的是王统如先生的篆刻作品，听老师说刻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全文，王先生不愧是故乡宁德古文造诣极深的篆刻大师，他刚刚皈依了基督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看不懂深奥的古文，更看不懂篆刻的文字，但让我认识到，古文和篆刻都是很美的文学和艺术，必须努力学习才行。
我在毓秀小学——我终身难忘母校培育之恩——只读到四年级上学期，四下又回到蕉城中心小学，直到抗战最为艰苦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小学毕业。
二
1942年我又回到了蕉城中心小学，为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城墙早拆掉了，这时我每天到校上课可以不经过县城的南门，而是从家门口走过汛塘溪（旧时的护城河）上的小石桥，然后再走上城墙拆后留下的遗址——环城路，走到汛塘溪入海处一拐弯就到学校朝着海边的小门。校门的斜对过，就是郑长璋烈士的故居，和它相邻的是左夷山老师的家。
走进小门，操场上迎面是一个木制，高约两米的炸弹模型，活像巨大的惊叹号，上书：“小心炸弹！”它提醒同学们这下面是日寇飞机投下而未爆炸的炸弹。同时也是提醒同学们，日寇尚未灭，国耻还未雪，同学们须努力！四年级的教室设在不久前爱国华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一排整齐宽敞的平房里。
①金溪离霍童不算太远，同学们遇见的狐狸可能就是霍童人叫做“白尾魈”的动物，古书上记载的“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的颇具灵性的瑞兽“朏朏”。
操场另一边靠教室的墙上，有美术老师，来自永泰的黄引白先生画的抗日宣传画，画中一个身穿航空制服，一手拿着头盔，一手握着手枪的飞行员，他雄姿英发，有如临风玉树般挺立着，非常引人注目！操场隔壁朝学校正门的两间教室墙外，窗户之间分别贴有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的画像，为了激励学生将来投笔从戎，还有班超的画像。这两间教室分别在门厅左右，过了门厅是长长的天井，中间植两排整齐挺拔的木槿树。两旁有教室，再走几级台阶便是礼堂了。礼堂的四壁画有孔子、关羽、杨震（东汉廉吏）和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黄引白先生和当时的校长王克权先生都是我小学时的美术老师，我自幼喜欢画画，因此美术作业曾受到他们的表扬，曾被挂在教室的墙上作为示范。我也曾和同学一起到过黄老师租借的房间里，看他作画。有趣的是，1944年，我小学毕业了和几位同学到校长萧祖棠先生的办公室里（也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一排房子中），看他用毛笔亲自在我们的文凭上，用他那娴熟的魏体字写上我们的名字，并签上他自己的名字，盖章。我们几个人领了毕业文凭，兴高采烈地到小门前海滩上玩，一会儿潮水涨大了，我们赶紧上岸，我一摸裤子口袋，文凭丢了，再往海上看，只见文凭随着潮水飘走了，我懊恼万分，望海兴叹！等到报考县立初中时，管招生的老师按蕉小报上的毕业生名单，对照每人交上毕业文凭就算是报了名了。轮到我时，我只好说文凭丢了。老师严肃地说，没有文凭，不能报名。我请求老师允许我报名，并且有同学证明我和他们同伴毕业，只是“文凭被海水冲走了……”老师沉下面孔，严肃地说：“那你只好改个名字，以同等学力报考！”我在情急之下，想起我尊敬的美术老师名叫黄引白，那我就自作主张改名为引光吧！黄引白老师原来为城墙南门里头郑姓人家的外墙上画了一幅题为《荣归》的宣传画，画中一位战士从抗日前线凯旋归来，胸前戴着红花，手牵军马，同样是威风凛凛，叱咤云空。我喜欢画画，却不善于唱歌，教音乐课的老师是霞浦人苏善凯先生。有一次上音乐课时，苏先生要同学们认五线谱，我由于对音乐课不专心听课而不会认，这时苏先生叫我伸出右手，他拿一块旧时惊堂木大小的木板，在我手上重重地打了六下，打得我的手掌顿时红肿起来！我生于日寇占领东北的1931年9月，而整个小学时期正值八年抗战，因此至今还记得当年最为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回忆起小学老师，印象中最难忘，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是教我们国语课的蔡泽堃先生。他出生在蕉城的望族蔡氏，但家道已经中落，每次上课似乎都是穿那一套蓝色中山服，面色苍白，但讲课极为认真，声音清晰，感情丰富，课余还喜欢给我们讲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讲的极为生动，悬念不绝。不仅吸引了全班同学，连其它年级的同学也挤在教室内外旁听。时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课文中读到一篇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英勇杀敌，敢死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他讲得眉飞色舞，兴奋不已；而他讲到一位中国飞行员空战中不幸被击落，跳伞落入沦陷区，被日寇包围在田野中，他用手枪打死围捕的敌人，最后用剩下的一颗子弹挺立着饮弹而牺牲，读到课文最后一句：“炎黄子孙岂肯作日寇的俘虏”时，泣不成声；尤其是有一次，当他讲诉1928年南京政府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在5月3日日寇制造的“济南惨案”中被割舌杀害，更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全班同学莫不肃然动容！蔡公时正气凛然，骂敌英勇殉国后，其子女改姓为友人收养。解放后，山东大学医务所化验室有一位中年女化验员，我们叫她查大夫。两岸三通后，她的哥哥从台湾到大陆找到她，才知道自己是蔡公时烈士的女儿，并恢复姓蔡。济南政府在趵突泉公园前建立“五三惨案”和蔡公时纪念碑，蔡大夫应邀哭祭。而每当我有事经过纪念碑前，都会忆起可敬的蔡泽堃老师70多年前在课堂上挥泪讲诉蔡公时拼死骂贼的壮烈场面。令人伤心的是蔡老师因肝病（其实是肝癌，只是当时并不知道），又因家贫，缺医少药，以致英年早逝！我上五年级下学期时，国语老师是吴士蕃先生。他博学多才，上课时总是对我们循循善诱，启发和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五年级课程上设有讲话课，每周由他指定一个学生给全班同学讲故事。有一次叫到我，那时我正在读《精忠岳传》（教室的墙上就挂有一幅岳母在少年岳飞的背上刺“精忠报国”的图画），我挑着讲了《岳传》中王佐断臂，梁红玉击鼓抗金兵，并加上传说的岳飞手下骁将牛皋和金国大将金兀术对打时，这位曾经是金兀术手下败将的牛皋，居然把金兀术打倒在地，骑在金兀术的肚子上，得意的笑死了，而金兀术看到自己被败将牛皋骑在身上，气死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得到吴老师的表扬。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吴老师还是一位诗人，作品入选《百年闽诗》和《当代宁德诗选》。我从吴老师的教导中，学会从容的演讲，为我以后课堂讲课增强了信心。
城南七谭
一、九位明末宁德秀才
蕉城中心小学设在前清时期的明伦堂，它和宁德文庙只有一墙之隔。民国时期在这堵墙中间开了一个大门，直通文庙的泮池边。泮池前，仪门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房间，也成了小学的两间教室。离泮池不远的左上角有一口大井，井壁的小洞里常有小螃蟹出现，因此常有学生用石子投掷井中的螃蟹。有一回一个学生掷不中螃蟹，就往井中吐口水。这时照管文庙的老人前来阻止了，他说：你们在井边玩是可以的，但不能往井里吐口水，这口井是有神的。接着他讲了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明朝灭亡后，满族入主中原，命令汉族男人薙头留辫，否则就要砍头，汉人把这种“满化”的政策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传说有九位明末秀才，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一起到文庙投入这口井中，因此民间认为这口井是神圣不可亵渎的。
二、泮池水沟与“竹兜街”
宁德文庙建在南门城里紧靠城墙。泮池左下角有一宽约一米，高半米多的水沟通向城下海边滩涂。据一位小学老师告诉我们：当年倭寇侵犯宁德县城时，久攻不下，有一个汉奸带领这批鬼子从水沟爬进文庙，由这里开始了可以说是日本鬼子对我中华的第一次屠城，遇害者的尸体就倒在文庙附近的街道上，等到倭寇退出后，尸体已经腐烂无法收拾，只好在上面堆上泥土，从此这条街被叫做“筑头街”。可能这个名称太可怕了，以后改称“竹兜街”（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传说是否真实，姑且记此一笔。
三、冯老先生
宁德“留云社”诗人冯鹗翔老先生，是清末恩贡生（1889年），部选州判。其孙子冯善友是我的表伯，青年时就往闽南谋生，落户在石狮市的一个村庄。1986年上学期我在厦门大学讲课，适逢五一劳动节，我由厦门到石狮拜访久别的这位表伯，在他家住了一天，畅谈两家往事。他告诉我他祖父晚年自建生圹，其墓碑上刻的日期为“无君十三年造”。可见冯老先生到民国十三年了，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真可谓“铁杆的遗老”。老人系宁川诗人，录其为宁德天王寺放生池中水泥船写的一付楹联，以供欣赏：大德曰生，愿吾辈体天地为生，生辰放生，生子放生，曾见生机真不已；可欲谓善，望世人学如来为善，善男行善，善女行善，且看善报自无穷。
四、推倒蕉城
说推倒蕉城，未免过于夸张。实际上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县城遭日寇飞机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房子倒塌后，县长徐永原下令拆掉城墙，便于城内居民疏散。我家隔护城河（老百姓叫“南门溪”，正式的名称叫“汛塘溪”）与城墙相对。我那年才虚岁9岁，一天上午开门便见众多民工在拆城墙，其场面的壮观，就像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人们在挖渠、筑堤时一样！人们劳动热情之高，可能是知道这也是抗日的需要，另一方面，政府给的报酬不低。只十来天功夫，城墙没有了，一条东西长南北窄的蕉叶形环城路呈现在蕉城土地上。
五、我看到塔山之塔的坍塌
我家在南较场边，离海不过二三百米。一开门便能看到矗立在塔山（酒屿）上的古塔。1938年7月，正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正好在家门口玩，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我向塔山一望，只见一朵蘑菇云从山顶升起，足有二三丈高，一会云散了，这座已有七百多年的古塔没有了。查文献，塔建于南宋宝庆三年，即公元1227年。此后直到60年后，1997年才重建成58米高，共有九层的新塔。塔山之塔原名灵瑞塔，鹤王塔，是陆路或海路进入宁德的标志。新建后，取名“如意塔”，我少小离家，至今未见塔山之新塔，只遥祝故乡“万事如意”！
六、半个南较场成了一口大鱼池
故乡每年夏秋季节都要刮台风，人们管它叫风灾。每次台风总要刮上两三天，这时天昏地暗，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同时台风还带来大海潮，特别是农历八月。潮水大的时候还会灌到离海极近的我家里。有趣的是一次大海潮把整个较场坪都淹了，等到台风过去，退潮后，由于较场坪东面靠海（东湖），南面是战场溪，都筑有一米多高的石头堤坝，北面没有筑堤，但靠南门西（护城河）地势较高。滩涂上的海水退去了，但较场坪上还留下足有膝盖那么高的海水，许多海杂鱼都困在堤坝里没有随海水退去，成了我们南门兜，桥头下一带小孩子的“捕捞物”，好不叫人兴奋！我当然是众小孩中的一个。
七、无数海鸥被台风刮到蕉城海边屋顶上
又一年的台风季节，一次大台风猛刮时，从三都澳、金蛇头那边海上吹来身疲力竭的海鸥。它们都落在沿海民居的屋顶上，不动也不叫，但是善良的老百姓没有人去捉这些可怜的，既饥饿，又无力的鸟儿，等两三天，台风过了，它们的体力也恢复了，才铺天盖地般的飞走。
刘氏大厝里的女人们
一
大户人家——北方叫大宅院，南方称大厝里。旧社会，居住在这里的女主人大都受孔孟之道教育。旧礼教及男尊女卑观念禁锢着她们的思想，约束着她们的行为。她们的一些生活细节鲜为人知，没有人讲述它。
在民国初期的宁德城乡，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的现象到处可见，如：男人留长辫、女人缠脚、穿叉头裤和半长衫大褂，女人则穿五襟半长褂，头梳发髻用网纱银钗结于脑后……大厝里的女主人们在传统礼教的教育和家教的熏陶下，沿着先人的老路无怨无悔地走完各自的人生。
我的几位祖母都生于清末长于民初，与同时期的各姓大家族、生活在大厝里的女主人们有着相类似的经历和命运，缠足和文盲是她们的共同特点。她们为了迎合封建社会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寸金莲”的美誉，不追求文化学识，却以缠足为荣，脚越小越受追捧，为嬴得女主人的地位不懈努力着。
二
我的大祖母是本县增坂李氏娇，生于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卒于1953年，享年八十岁。跨越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她曾育一女幼夭后不育，是刘家大厝的第一位女主人。她管理家内的饮食起居和亲朋戚友的各种应酬等事务。
她虽然不是我的嫡祖母，但我是长孙，又是她暮年唯一的孙子，因而疼爱有加，常常要我与她作伴，有亲友送给她好吃的东西她都藏着留给我吃。小时祖母经常讲故事给我听，我最记得的是她讲缠足的事和当时的神情。
每天晚饭后，她叫使女打热水，自己则从床边拿出齐床沿高的高底洗脚桶，使女把热水注入后就叫我把房门关好，她坐在床沿上开始脱下绣花鞋、解开长长的缠脚布开始洗脚，我见到的是畸型的脚，脚很小，四只脚小趾弯向了脚底，脚背弓起、脚的拇指歪向一边，前头尖尖的。她洗了很久，也擦了很久，然后抹上滑石粉，再缠上长长的布条，边缠边拉，缠扎得很紧，缠后的脚很像包了布的木棍，尾端尖尖的，然后穿上鞋面上绣有很好看的禽鸟花卉的绣花鞋。鞋底是木头做的、约三寸长、前尖薄、后园高，绣花鞋后帮很高且缝有两根长带子，穿鞋后把带子牢牢捆扎在脚胫上，才能站立起来走路。前后约花时三、四十分钟。缠脚妇女靠脚前掌着地行走，像芭蕾舞女一样，走路虽颤颤巍巍，人却显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当时的妇女脚越小越感到荣耀和得意，能得到“三寸金莲”美称，也就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褒奖。
我出于好奇，问祖母，你为什么要缠足？缠得那么紧痛不痛？脚趾头怎么会卷入脚掌底下？洗脚为什么要在睡房里而且要关上门等等许多问题，祖母笑着还略带炫耀和神秘的神色慢慢讲给我听，很平静，完全没有后面所说缠足时痛楚难奈的感觉。她说：像你这样年纪时，父母就硬逼着（不是打骂就是不给饭吃）要我缠足，母亲用手把我脚趾硬向脚底中间压，并用长布条用力捆缠，钻心地痛，眼泪直流还不准哭闹出声。当时根本无法站立。隔几天缠紧一次，过了年余就不感到怎么痛了，脚四个小指头就弯向脚底，脚也就保持原来大小，变成只有拇指在前的尖型小脚了。祖母还讲：洗脚不能在外面，不但不雅观、不礼貌，还有亵渎神灵、祖宗之嫌，一定要在卧室睡房。洗脚后一定要缠紧，否则不但不会走路，脚还会变型，若穿不进绣花鞋那就惨了。
祖母也经常讲些乡村琐事或传说俚语以及先祖家训、生活喜好、亲朋戚友住来等家常小事和笑谈。我年纪幼小，事隔多年早己忘却，唯独她讲述的佛教神鬼和因果报应故事却久留心田。如说；吃饭一定要把碗内饭粒吃干净，否则日后会“麻脸”；饭粒丢了一定要捡起吃掉，否则“雷公”会生气打闪雷鸣；吃饭不要讲话，讲话就是“骂饭”，以后会没饭吃。再如：走路一定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不可左顾右盼，否则自己的鼻息会吹息肩膀上左右两盏护身神灯，引来“鬼怪”侵犯。还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能做坑蒙拐骗亏心事，否则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被油炸、剖腹或锯身，讲假话骗人会被割舌、铁条穿嘴等等极富迷信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寓意，给童稚思想道德教育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但现时科学知识普及，人们早已不信这些过时的故事了。祖母还时常教唱些儿歌童谣，如：“月光光，照厅中，厅中暗，照罗汉……”为我催眠。
大祖母管家很严，仓禀锁匙由她掌管，管事很精明、很节俭。处处能体现出精明强干女主人的威严。经常巡视各处，“掌管使”采办物件她都一一查验，交代厨房，三餐搭配薯米煮混搭饭，除当家人、小孩吃白米饭外，女眷等一律吃混搭饭。配菜以四碟咸货为主（此四碟多是自家腌制的如梅螺、酥螺、带扭酱、蝯酱、糟虾苗等视季节更变品种），再配些时令时鲜鱼、肉、菜蔬，遇有来客多添几样。剩饭剩菜隔餐再吃。除先祖晚上加班算账有吃些点心外，其他人难得有吃点心或宵夜的，即使夏日冬夜腹饥时也没有。先母曾说，有一次怀孕已三、四个月，正值春夏季节肚子易饿，趁祖母午休未醒与使女们煮了一棵芥菜当点心充饥，被祖母发觉，挨了一顿责骂，“三餐不吃饱，敢吃点心！”大家不敢吭声躲入房间。
大祖母虽然没读书，但很重礼教，常以先祖口气说：不读书不知礼，不识字苦一生；强调小孩一定要读书。她也一再强调家教很要紧，要先祖讲些女人应具备那些懿行品德、讲解“朱子家训”及如何待人接物等礼教知识给大家听，并交代，如亲朋戚友、客人来访，不可轻慢也不铺张浪费，礼到即可。此举得到亲朋戚友、乡梓里党、左邻右舍甚至佃户长工们的好评。这些言传身教立下了很好的家风。
曾风传缠足妇女影响生育，大祖母曾育一女，夭折后就再也没有怀孕过。所以，以后几位祖母就没有缠足的了，也就比她幸运多了。
我的二祖母是本县拱屿吴氏春香（先祖继室），生于1891年，卒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育有大姑母、先父和二叔（也故于三十年代）、三叔四个子女。因我尚未出生，对她没什么印象。三祖母是本县下仓陈氏小增（先祖副室），生于1905年，故于1947年，曾育一男（小叔，9岁病故）一女。小祖母本县拱屿吴氏细妹，病故于1953年，我年幼印象不深，到我懂事己是解放后，知道她生活很艰苦劳累，育一子，现健在。
祖姑母，名梅妹，先祖胞妹，生卒不详，适本县马姓，因夫家家景欠佳，常住娘家数月经年，先祖经常接济她。她儿子马佬志是先祖亲外甥，先祖也不时给予资助。据母亲说，马佬志曾跟随林秋光在七都举办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其间有向先祖借稻谷20多担、银元200元作革命活动经费（其收条解放后抵缴余粮，该有档案可查），后来马佬志与林秋光、繆舜华夫妇一同被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均评为革命烈士）。
大姑母淑珍生于1920年，是家中长女、念过私塾，十七、八岁出嫁本邑下井堂郑家。姑父郑育森是老实人，姑母常回家探亲，往来较为密切。她于2008年以九十高龄病故。
小姑母淑凤生于1934年（是三祖母所育），1951年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宁德第二批工改工作队，1955年毕业于福安师范，在本县任小学教员。嫁与原宁一中、省师大下放教师高翔。上世纪八十年代，姑丈调回福建师大任教时姑母随迁福州，现健在，己逾八十高龄。
母亲是本邑前林坪蔡氏名彩凤，生于1920年。先外祖早故，家道中落，靠小土地出租为生。先母端庄温雅，谦恭贤淑，少年曾就读于其外祖刘开杰书馆。在蔡氏家门的耳闻目濡和母氏督教之下，勤习女红，针黹样样皆能，是名符其实的小家碧玉。十七岁嫁入刘家育有一男两女（幼女抗战胜利时就夭折了）。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母亲虽是长房媳妇，当时堂上公婆健在，媳妇哪敢擅越，只能小心谨慎奉侍姑璋。先母性情温顺、谦逊礼让，一切都循规蹈距。讲话轻声细语、唯唯诺诺，除说明某事原委及辨白声明之外，从不敢顶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即使以后面对许多变故，她亦不改初衷。
日寇侵略中国，从三都港进入宁德时，母亲怀着足月身孕避难廉坑村，在寄居佃户（或亲戚）家时生下了我，不幸主人家皆生疥疮波及我们，且是“浓疥”而非“沙疥”，我和母亲全身溃烂，“月里”妇女和婴儿不敢服药，光靠青草药清洗和膏药外敷，其苦痛难以言表。再加炎炎夏月，吃尽苦头，延数月越冬时才渐愈。
我出生后数月，祖父病故，由父亲掌家，母亲算是刘家大厝里第二位女主人了。婆婆虽已年老但仍在堂，母亲一如既往在家相夫教子。家事多由祖母说了算，生意不插手，偶而有跟随父亲去省城福州游玩几次。
母亲也时常讲些祖父在家教方面的事，要求按朱子家训去做。她教育我们凡事要谦让，甚至忍让，常说“让人三步未叫痴”，“退一步天宽地阔”，“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总由强出头”等等等等。这些言语对我姐弟日后性格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有很大帮助。
1950年后我家被评上地主成份，母亲作为长房媳妇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幸亏自幼女红精通，不畏劳苦，靠替人缝补浆洗，渡过刚解放时的艰难困境。1952年参加缝衣社支前缝棉衣棉被；1956年去洋中乡，参加挑公粮；1958年参加大炼钢铁，洗铁砂，挑木炭；59—60年大饥饿，她把自已的近一半口粮给我充饥，自己却忍饥挨饿。她还要参加扫街、清厕、挖沟、积肥等劳动。即使生病了也不敢请假，面对外人的“白眼”、冷笑、责骂、冤枉、欺凌都逆来顺受，含辛茹苦把我和姐姐培养成人……三婶林素云，系八仙街林蔚文之女，昆生侄女。也是十七、八岁嫁入刘家，生有一女。1950年在赤溪一带任民办教员。在一次发洪水过渡时不慎溺水亡故。
三
占地三亩左右的刘家大厝，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父亲、叔父在外读书，家中除了先祖及一、两个“掌管使”等几个男丁外，大多是女眷。天傍黑，饭后，家人就各自躲入房内，整座厝静谥得可怕，再加谣传大厝洋楼有“狐狸”，女眷们都不敢单行，她们就在这大厝里渡过自已的人生岁月。
大厝地处山边，又有防空洞通后山大树下，估计经常有小动物跑到屋里（旧时传说是“狐狸猫”），大家都很害怕，也更增加了大厝的神秘感。
大厝被没收后曾经住过县纺织公司、县大队（地方武装）、防空部队等，他们也都听到屋顶瓦片或楼板上有响动，似乎人走动的声音而没有看见过是什么东西，就以讹传讹，或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更有人编造危言耸听的故事来吓唬人。据说，有两、三次，半夜，小动物光临，部队哨兵听见屋顶上有响动，误以为有坏人、叫口令没人答应，就朝屋顶开枪，打了好几个洞，尤其是洋楼花厅边的过道打了一个很大的洞、我亲眼见到过。
目前大厝仍在，唯洋楼在二、三十年前被拆改，大厝正座、天井被人搭建改造后，也已面目全非了。
作者简介：刘淑培，男，1941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宁德一中初中部。1965年上山下乡在八都红门里茶场。1970年第二次插队在洋中公社凤田大队湖坪生产队。1979年安排在蕉城区飞銮供销社工作。1986年调蕉城区果品公司工作。2001年退休。现住宁德城关。
缪济川与“兰成茶铺”轶事
缪济川，又名德盛，字尚舟，太学生，生于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七月初七，咸丰末年，他用与别人合作开办茶行而赚到的第一桶金在宁德东关外（现海滨路）霍童埠头附近盖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子，作为茶铺，并取名“兰成茶铺”。
缪济川的创业过程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咸丰六年（1856）前，缪济川为八都某氏老板当伙计，是年正月十六日，八都老板捎口信叫缪济川到八都商量生意之事。他以为由于家里困难超支了老板的工钱，可能是老板向他讨钱了。吃了早饭，他从霍童老家出发徒步去八都。经过霍童邑岭亭下九仙村方向，在一处有十九台阶的泉水井边喝水休息。由于他身体不是很好，赶路疲劳，就这样在井边睡着了。他梦见一个美丽姑娘送一杯清茶给他喝。一阵清风吹醒缪济川，发现原来自己是在做梦。休息片刻，他继续赶往八都。到八都老板家已经是午后，老板请他吃饭，在饭桌上，老板对他欠钱的事一字未提，却与他商讨下一步做什么生意比较好。缪济川灵机一动，就将在途中邑岭休息时梦见内容陈述给老板听，并认为是仙女送清茶作暗示，以茶为业，那就做茶叶生意。老板听了也觉得有理，当即确定投资做茶叶生意。于是，就以霍童为中心点，先设茶叶收购点，然后再进入屏南、周墩等周边布点，铺开茶叶经营。缪济川的人缘关系好，茶叶贸易顺利进行，第一年春季的生意发展比较顺畅。
缪济川经营管理有方，为人真诚，善待同伙，茶叶生意越做越好，老板在短短几年中就发了财。缪济川也分成十八担白银，叫十八个人挑回霍童，轰动霍童周边地区。缪济川不忘仙女托梦之事，首先在霍童邑岭观音阁边建凉亭供来往旅客休息、避雨之用。同治年间，他在霍童开办“兰成茶行”。之后又在宁德蕉城海滨路，人们叫做下尾街的地方，购地建设一座土木结构商铺，商号“兰成茶铺”，供霍童茶商和土特产等商人贸易之用。
同治三年（1864）八月卅日，下尾街发生火灾，火烧街面达数百户，“兰成茶铺”也处在火海包围之中。由于房屋是土木结构，不易着火。邻居有黄姓一家二十多人困于过火房中，找不到紧急通道，危急时刻，缪兰成将自己房子土墙（三合土夯筑）上凿开锅大的墙洞，让黄姓一家二十多人得以逃生，后来用大火锅塞住墙洞。火焰愈来愈烈，四邻皆烬而缪兰成之铺独存，似乎冥冥之中自有神助。宁德知县汤箴卫（云南蒙自举人，同治三年任）到达现场勘察，赞扬缪兰成急难救人之举，并题“善人居”匾额以旌之。
缪济川将知县汤箴卫表扬“善人居”之匾制成两块，一块挂在城关“兰成茶铺”，解放后蕉城改道房子被拆（现房屋成为道路），该扁额拿回霍童缪氏宗祠悬挂；一块挂在霍童缪兰成茶行，现仍在霍童三叉路缪兰成旧屋大厅悬挂，供游客观赏。
霍童这一块“善人居”扁额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才保存下来的。在文革“破四旧”中，被红卫兵拿到霍童黄厝坪准备点火焚毁，被缪林青母（小脚老太婆）钱连吉从火堆中半拖半拉抢救回家，当时红卫兵见了也不敢来阻拦。
缪济川一生经营茶叶有方，在赚到财富后首先想的做的都是怎么回馈社会，所以人们称他“德盛”行为。茶商们凭缪济川先生“善人居”的美称，放心与其合作。
后来缪济川又倡议在福州盖宁德会馆，供茶商专用。为什么要建馆呢，因为宁德茶商茶叶进入福州，一到傍晚当地人对外地茶叶采用压价等手段打压价格，他们都吃过苦头，多住几天开销花费多，要解决这问题，必须要在福州当地买地搞立足点。
缪济川提议组合八个殷商，缪兰成、郑实圃、陈中和、宋大成、肖万澡、肖方仞、周声著、魏衡卿等，成立茶商理事会，缪为理事长，于同治元年筹备在福州铺前顶建“宁德会馆”。当时由于当地人不肯出让土地，外地人进入福州城买地建房困难很大。缪济川他们想出很多办法，分几步实施：先搞一个戏台地，给群众看戏，当地的人同意，然后建“魁星阁”，保佑孩子读书，再建一座妈祖宫保护当地小孩与妇女，继续扩建征地，最后建成“宁德会馆”，进行茶叶贸易。生意不断发展和壮大，鼎盛时期几十人上百人，各种土特产齐上阵，糖、烟、酒、油料等种类繁多。福州城里日用品、煤油、洋火（火柴）、肥皂、布匹以及京果等源源不断进入宁德、霍童、周墩、屏南、政和等地。宁德会馆成为货物集散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促进商务人员出省到浙江、上海、山东、北京等地开展生意活动和物资交流。
随着信息量增多，各种交流非常活跃，宁德会馆成为闽东对外经贸窗口和接受新思想、改变旧观点好场所。后来为了解决海上交通问题，他们联合购买了一艘轮船，作为三都澳走福州航线之用。此后，光绪二十年（1894），霍童商人章永年在得到颐和园长廊工程需要樟木的消息后，便抓住机遇经过努力取得了长廊部分经营权。由于甲午海战爆发，樟木运到上海，船只不能北上，该生意没有做成，损失惨重。光绪三十一年（1906）缪济川长子缪文齐先生在霍童创办邮政代办所，接受新生事物，引进新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原来霍童单一生产土烟，后来生产洋烟，卷烟机器从上海购买，他们学习机器操作，仿造木制卷烟机，开始生产“洞天牌”香烟，由简易包装到后来用彩色香烟盒。后来又生产“孟丽君”牌香烟。抗战时期香烟品牌增加“大刀牌”，抗战胜利后增加“胜利牌”香烟。他们还计划在宁德蕉城买地建烟厂，遗憾的是因形势的变化和种种原因没有建成。
当今，缪兰成的子子孙孙在上海、北京等地做茶叶生意时还用“兰成”商号的招牌。
民国西陂塘开工纪略
一都蕉城是宁德县县治所在。离城约30华里处有一个赤鉴湖，远在宋朝时就已经由当地人拦海围塘，用以栽种水稻，为宁邑百姓提供了一部分口粮，贡献不菲。
由于塘堤长期受海潮冲刷，到了元、明、清和民国时期，曾多次决口，后虽经修复维护，仍以工程浩大未能恢复原貌。民国三十六年（1947）夏七月初，时任福建省主席（即省长）的刘建绪到闽东一带视察，他先莅临福安县城调研，嗣后在赛岐乘船经三都澳到达蕉城，考察六都西陂塘，由他拍板决定再次重修西陂塘工程，并饬令省财政厅拨款安排工程费用。市民听到这个好消息，认为是利民大事，无不交口相赞，并认为刘主席批准复建此塘功在千秋。是时，县政府召集所辖各乡镇工商学群各界代表开会，集资制作了一面大红绸旗帜送给他，旗面书写“民天之天”四大字。另撰序文一篇以纪其此次来宁视察之盛事，为德政之举志于史册。此外，又以全县各界名义奉呈五言律诗两首，表达宁德民众对其感戴之情。今录于后：其一岳岳天南柱，巍然亦壮哉。
十州资坐镇，僻郡喜重来。①颠沛筹民食，艰难慎吏材。
福星临福地，紫气绕三台。
其二国步方殷日，千头万绪中。
重农忧海角，兴利溥闽东。②道欲齐兼乐，心期晋大同。
芍陂名在昔③，犹逊此丰功。
鱼丸·肉丸·江南丸 城人有句老话：宁德有三丸：鱼丸、肉丸、江南丸。这“三丸”乃是蕉城民间很有名气的地方传统小吃，现今蕉城大街小巷，出售鱼丸肉丸的摊点店铺，随处可见，而江南丸，只有彭姓一家，别无分号。
鱼丸宁德濒海，鱼类资源丰富。鱼丸的主料，是用鱼的肉，即鳗鱼、面鱼、鲨鱼和淡水养殖的鲢鱼、草鱼，去掉鱼头及其皮、骨，取其精肉，放在砧板上，先用刀背打碎，然后左右两手，各握一刀，一上一下斩斫。其肉不沾刀了，就加上薯粉，搅拌均匀，成为原料；馅料是瘦猪肉剁成碎末浸酱油。
民国初期，宁德人张恒民，从福州学得制作鱼丸技艺，返回宁德，自家经营，鱼丸极受欢迎。后来，张恒民把制作鱼丸的技艺，传授给他姐姐的孙子林仕祥。林仕祥生有八男一女，他先后把技艺传给老大林承龄（外号鱼丸歞[è]《集韵》解释此字为痴貌）、老三林承慈（别名阿拉三）、老五林承清（别名阿拉五）、老六林承兴（别名阿拉六）。林家诸子，分家立业，各自经营，对鱼丸配料略有改进，口感胜于福州鱼丸，在市场上很有名气。但现今林家后代都不经营鱼丸了。至于用“阿拉”两字给林家兄弟排座次的意义何在，林家后代也说不清楚，更不知如何写法。笔者据其发音，姑且为之写上“阿拉”。
上世纪五十年代，林家后裔参加公私合营，制作鱼丸技艺，就互相交流。“文革”期间，林家后裔林品义在八一五中路的“大众食堂”制作鱼丸出售，该场所属于“六四派”势力范围，人们叫它“六四鱼丸”。这期间，本来是制作“软糕”营生的刘友年，改行制作鱼丸，他将手工搅拌改为机械搅拌，提高了工效，也使鱼丸更柔滑细腻。虽然传其子刘祖耀经营，但是“友年鱼丸”的名声仍然流传至今。
解放前后，制作鱼丸的人家，肩挑鱼丸，走街串巷，宁德人称为“鱼丸担（dàn）”。鱼丸担前头的上层是六角形木架，中间放个圆锅，锅中间隔为两半，形同蝴蝶，称为“蝴蝶锅”，一边煮鱼丸，一边煮粉扣和猪大肠。蝴蝶锅周边摆放碗、匙以及味精、葱丝等佐料，下层堆放柴片；后头是大桶（称“后头桶”），下储清水，上放鱼丸。挑鱼丸担者，把瓷碗和瓷汤匙，用手指夹着摆弄，发出“当郎当郎”的响声，代替吆喝。人们听到这声音，就知道鱼丸担来了。阿拉五、阿拉六的鱼丸担“当郎”之声，很能吸引顾客，有的老顾客还能辨别“当郎”之声是阿拉五的鱼丸担，还是阿拉六的鱼丸担。据说一副鱼丸担重达150斤，可见经营者赚钱养家糊口之艰辛。
肉丸 肉丸的原料是芋头煮熟去皮，打成芋泥，倒入薯粉，搓揉成原料。馅是瘦猪肉或虾肉和葱丝，制作大小像乒乓球，放在蒸笼里蒸熟即可食用。宁德城乡居民都能制作，随人喜爱，味道不同，各有千秋。
民国后期，“道头陈肉丸”很受欢迎，首创者是陈细乾。现今，“道头陈肉丸”唯一女传人陈雪华仍在制作销售肉丸。
寺院僧尼也有用芋泥掺入薯粉制作，馅是香菇、木耳之类，叫做“素饼”。另有一种叫做“草鞋对”的，即芋泥加薯粉搓揉，用手掌拍打成巴掌大小。又有一种用木制模具，印出各种花样。这两种可以长期存放，食用时，切成薄片，加上肉丝青菜混炒成菜肴，用以配饭，味道好极了。
江南丸 用浸透的糯米磨成浆，装袋压干，成为原料。一个个用手捏成帽形的壳，放进泡酱油的瘦肉碎，外壳封口，即可下锅。另有甜馅，用白糖、芝麻、花生仁碎片。
民国期间，彭树安（人呼矮〓）肩挑江南丸，沿街叫卖，受人欢迎。现今的江南丸仍是彭姓后代女传人彭君贞经营，成为专利。
据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杭州，吃了这种丸子，很是高兴。就问店家此丸何名。店家回答：没名。乾隆就说：杭州地处江南，江南景物秀丽，这丸子既好看，又好吃，具有江南气质，就叫“江南丸”吧。皇上开了金口，江南丸的名声也就传遍江南。清朝中期，蕉城彭姓人家外出在杭州谋生，吃了江南丸，觉得好吃，又听说乾隆吃江南丸的故事，就有心把制作江南丸的配料、工艺，偷偷学下，带回宁德，制作经营，世代相传。1990年江南丸传人彭敬新，参加闽东个体风味小吃展评，江南丸荣获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