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道头陈氏，因为毗邻东门外码头及金鳌桥，所以又被称作“埠头陈氏”、“金鳌陈氏”。这一支陈氏家族在宁德落户已久，开基始祖据说是南宋进士、朱熹门人陈骏。据光绪三十年（1904）续修《道头陈氏家乘》记载：“始祖乡贤仁斋公（陈骏）自有宋孝宗隆兴二年由福安廉川迁居兹土，迄今七百余年。”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于陈骏的籍贯，历代地方志大多都主张由福安入籍宁德的说法。嘉靖版《福宁州志·卷之八·科贡·进士》：“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进士”条下有“陈骏”，并附有人物简介：“雄侄，骥弟，大冶丞。”以及修志者按语：“按《宁德志》录骏于人物，今又配乡贤祠，岂生于福安而徙居宁德耶！”嘉靖版《宁德县志》沿袭其说：“陈骏，按《福安志》作福安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编修的《福安县志》也认为：“今宁德祀骏乡贤，《八闽通志》仍之，意生于福安，而迁于宁德耳。”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知州殷之辂、生员朱梅修纂《福宁州志》，对于陈骏籍贯产生了疑问：“骏以绍兴二十七年入长溪选举，今重见，何矛盾也。此必有误。”但未作进一步论证。直到清光绪十年（1893），福安知县张景祁等在修纂《福安县志》时，才指出其中错误：“按《通志·儒林传》：‘陈骏，宁德人。字敏仲，号仁斋先生。乾道五年郑侨榜进士。与‘选举’所载福安陈骏自是两人。又陈成父，字玉汝，《通志》、《府志》均作宁德陈骏子，父子合传，与福安无涉。旧志误收，今删之。”确如其言，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榜进士陈骏，字敏之，福安廉村人，官至大冶县丞，叔父陈雄、胞兄陈骥均举进士；乾道五年（1169）郑侨榜进士陈骏，小名修弟，字敏仲，宁德人，即道头陈氏之祖上，官至广东广州知府。⑩自南宋《三山志》“科名”记载以来，历代地方志都沿袭不变，并没有疑问，后世产生紊乱的原因，很可能是宁德陈骏是朱熹的高足，陈成父成为辛弃疾的东床快婿，声名显赫，掩盖住福安陈骏的名望，久而久之二人事迹混为一说，产生了“生于福安，迁居宁德”的错误论断，甚至后来还出现陈骏罗源籍、连江籍、福清籍多种版本，以至于连道头陈氏子孙也分不清庐山真面目，把自己家族的始迁地错误归属到福安廉村去了。
  事实上除了陈骏，道头陈氏应该有更早的开基始祖。既然能够在县城繁华地段站稳脚跟，生息繁衍，这支家族入境的时间应该是在设场建县之前。道头陈氏家族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家族起源于十一都尖山（今赤溪镇尖山村）。据新修《道头陈氏族谱》记载，尖山房始祖仕泰，字伯京，“登进士，授文林郎，文昌令”。生二子，昭、穆，俱为“唐刺史”。八世孙邦彦，十世孙应龙，十四世孙陈亮。这些名字在乾隆版《宁德县志》“科举”中都可以找到。按照这种说法推论，道头陈氏始祖当为陈仕泰无疑。
  除了道头陈氏，同时代的宁德县城还有金峤、潭里两支陈氏大族。
  明清时期，金峤陈氏在宁德的家族地位绝不亚于道头陈氏，“吾邑前明以乡贤名宦为邦国光者，惟金峤陈氏为最。”⑪但与道头陈氏一样，也存在家族渊源附会合流问题。2009年由金峤陈氏宗祠理事会编印的《金峤陈氏史志》在介绍了自己家族由来的时候，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就是：“说起金峤陈氏，该先追溯江田陈氏。”文章中还提到，京兆万年人陈忠（太傅陈邕之父）第五世孙陈夔率子陈参，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39）随闽王王审知入闽，后携带家眷隐居福清新丰里南阳村，世称“南阳陈氏”。陈参曾孙陈泰于北宋初年迁到长乐江田，繁衍发展，成为长乐望族。陈泰第十七世孙陈伯鼎任湖广英山教谕，以冤戍大同。伯鼎子洵仁在朝为官，上疏朝廷为父申冤，触怒明太祖，愤而辞官南归，并改名以政，隐居宁德六都西岐（今属漳湾镇），成为西岐陈氏开基始祖。到了陈洵仁五世孙陈和时迁居宁德县城北门街，衍为大族，陈和被尊为金峤陈氏开基始祖。
  陈洵仁是长乐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据民国《长乐县志·卷二十五·列传·文苑》：“陈洵仁，字思允，江田人。诗学精深。洪武乙丑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给事中。立朝敢言，文章政事望重一时。”弘治《长乐县志》更赞誉之“文章政事郑重一时，长乐业诗经者自公始，故乐人号为‘诗经祖’。”另参考清陈昌箕《江田诗系》、陈洵仁《东溪精舍记》可以得知，陈洵仁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伯鼎，明初以荐辟授湖广英山县教谕。兄仲进字伯康，洪武年间（1368—1398），以明经荐授宜阳县丞，摄治孟津。另一个兄长仲完，号简斋，洪武十七年（1384）举人，十八年（1385）与弟洵仁同举进士，授延平府训导。永乐初，征为翰林院编修。次年，诏简东宫官，为皇孙教读。擢左春坊赞善，奉命修《永乐大典》。
  陈洵仁因讼父冤遭严谴，削籍归里，家居不出。洪武三十一年（1385），受长乐知县王遵道礼聘，讲学六平山东溪精舍，状元马铎、李骐、榜眼陈全等俱出其门下。长乐县现存明清地方志都没有陈洵仁改名以政，迁徙宁德西岐的说法。
  唯一提到陈洵仁迁居西岐的是清代福州人郑杰的《全闽明诗传》。该书于《卷十九·嘉靖朝一》之“陈褎”生平下注曰：“洪武乙丑进士陈洵，即洵仁，弃官就戍所养亲，子孙遂籍宁德。”这段记载破绽重重。陈洵仁，并没有所谓“陈洵”的原名，父亲陈伯鼎戍所是在大同，并不在宁德，地方志早有定论。此外郑杰在同书《卷四·洪武朝四》之“陈洵”条记载：“陈洵，字思允，改名洵仁，长乐人。登族弟。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刑科给事中，有《黄门集》。”改名之说不存在，而陈登也不是陈洵仁的族兄，而是胞侄（陈仲进子）。
  此外笔者试从以下三点来证明西岐陈氏始祖陈以政并非陈洵仁：一、据海风出版社2007年五月出版《长乐历代诗词赏析》一书可以得知，陈洵仁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卒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传五世至陈和，陈和生于永乐十四年（1416），距洵仁出生年份仅为六十一年。短短六十一年传了五代，每代间隔不到十二年，这可能吗？二、陈洵仁因代父申冤，触犯朝廷法律，受到“削籍为民”的处分，这一时期他的两位胞兄仍在外省州县一级任职，并没有因此牵连，陈仲完后来还宦途顺利，成为皇孙的老师。为此，陈洵仁没有必要改换名字，离家外遁。如果陈洵仁真的隐居在宁德的话，对于这么一位才学渊博的名士，宁德地方志肯定会提及。
  三、正德十三年（1518），陈以政七世孙进士陈褒病逝。同年榜眼贵溪黄初为撰墓志铭，其中提到陈褒家世时，只说：“（陈褒）世为闽之宁德西岐人，曾祖耕，不仕；祖和，任无为州学正。”墓志倾向于溢美之辞，如果西岐陈氏真是陈洵仁后裔的话，陈褒墓志是没有理由不提到这一显赫家世的。
  其实对于西岐陈氏源于长乐江田的说法，在金峤陈氏家族内部也一直存有歧义。清末增坂拔贡生李邦光在为金峤陈氏续修家谱时，就曾提到金峤陈氏四世祖陈范（字道宗，号沙洲，嘉靖二十二年（1543）授广东庆远卫经历）对这件事的处理方法。李邦光在谱序中说：“世人欲修家谱，莫不攀援贵阀为光宠，以当时洊经兵燹，源流失传，亦见世济簪缨，门罗棨戟。而长乐江田陈氏言其族有洵仁公北迁宁德，福清石马洞陈氏亦言西岐由彼处来迁，先人之坟茔存焉。”“斯皆闽中显族，他人攀援而不可得”，针对这种自献殷勤的情况，身为家长的金峤陈氏四世孙“沙洲公”（陈范）并没有冒然相认，而是谨慎应对：“旧谱未载，宁可狄武襄（青）却狄梁公（仁杰）图，不为郭崇韬拜汾阳（郭子仪）墓。”陈范的远见卓识，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显得难能可贵，由此得到了族内有识之士的赞许：“其慎重之意，足风当时而传后世矣”。
  陈以政墓坐落于漳湾镇西岐村富斗小洋山，凿石为圹，堪舆家称为“灯火挂壁形”。墓碑顶端为荷叶宝盖形状，底部仰覆莲座，正中浅龛镌刻“陈公福地”四字，墓室前壁雕刻双狮戏球。墓碑雕刻古朴笨拙，墓壁双狮造型生动，这与洋中镇溪源村宝祐六年（1258）黄氏祖墓石刻如出一辙，明显带有两宋时期风格。2008年2月23日被列为宁德市蕉城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潭里陈氏又称为“潭底陈氏”、“潭尾陈氏”。以世居县城南门内潭里而得名。“潭里”这一地名始于两宋时期，据梁克家《三山志》记载，旧时南门外城楼下有“渡船潭”，潭里顾名思义是在深潭所在地的尾部，即南城门内深处街巷。这一带濒临东湖，潮涨潮落，水上交通便利，建县前后就设有码头。民国以前，海水可以通过涌入南城门内，离城门不远为宁德县学宫，有内外泮池，“外池称‘会源水’，池中有东、西两涵。东涵达城濠，潮至则由涵入城至池，朔望水大且溢至学门。”⑫除了潭里陈，留存至今的还有新塘宫、湖边陈等古地名，蕴涵着旧日的历史信息。
  说起潭里陈氏的来源，据新修《宁德潭里陈氏族谱》介绍，潭里陈系入闽檄公派。檄公七世孙崇起迁福安长溪郭阳，为一世祖。至七世宣议郎兴嗣公于赵宋时分居宁德大盐场，后迁“南边之潭”，为潭里陈始祖。兴嗣公生四子，为熹、杰、烈、熊。三子烈公，字炳叔（嘉靖、乾隆《宁德县志》俱作“公烈”，字丙叔），宝庆二年（1226）武举正奏名，官庐州庐江令。传九世至勖公（后人尊称“参政公”），字世勉，号次岩，官至广西参政，赠太仆寺卿，入祀乡贤祠。勖公生三子，长子得赟早逝，次子得姚分诗房，三子得京分书房，棠棣同辉，支派绵延，遂为潭尾陈氏之大宗。
  清刘家谋《鹤场漫志》有：“《郭阳陈氏家谱》，俗呼潭里陈。”的记载，可见潭里陈氏始迁地确为郭洋。但谱中将福安、长溪两县混为一说，极不合理，经查找福安、霞浦两县地方志也不存在“郭阳”这一地名。据笔者考证，郭阳即郭洋，又称过洋，今属周宁县七步镇（与福安市康厝、穆云两个畲族乡交界）管辖。“郭洋”最早出现于《三山志》：“宁德县宝瑞场，地名郭洋。”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松弟博士《宋代，中国白银的最大产区在福建，中国最大的银矿在周宁》一文介绍：“按照《嘉靖宁德县志》卷2所载，在明代宁德县的18都，再据《乾隆福宁府志》卷8所载宁德县各都地名，今天周宁县七步乡境内有大郭洋、小郭洋，显然就是宝瑞场的所在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宁德县交纳的商税总额是1877缗（《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二0），宝瑞场一年的商税额相当于宁德全县商税额的26.6%。”《三山志·卷第十九·兵防类二》也记载：“元祐七年五月，州以宁德宝瑞、宝丰场发，集聚千余家。”可见宋代处于偏远山区的郭洋，由于依靠矿业，经济发达，居民富庶。陈兴嗣很可能就是一位银矿主，在发家致富以后，迁居县城买房置地，培养子孙读书入仕，经过数代苦心经营，终于兴旺发达，并逐渐成为了明代县城的一大家族。
  据潭里陈氏后人口口相传，兴嗣公在宁德南门居住一段时间后又回迁郭洋，传了几代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回到南门。据笔者的看法，这可能与宝瑞银场矿脉断绝“遂不复发”⑬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