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蕉城下尾街忆旧 旧时蕉城镇是宁德县政府所在地，由于受高峻城墙包围，城内外街道以城墙门为连接点，所以街道宽度参照城门宽度，因此显得狭窄、弯曲。迨至抗日战争初期城墙拆卸后，才开辟出一条较为宽敞的环城路，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原有旧街道，诸如衙前街、状元里、街当头、街尾下、东门兜、下尾街等商业繁荣地段，却依然局促狭小。
笔者少时居住在下尾街门牌72号祖屋，对这条街道走向、商店布局和居民生活状况较为熟悉。现以此街抗战开始至1949年约10年间的大体面貌概述如下：这是一条城外的边缘街道，故世称为东门外下尾街。街头和街尾分别以土主宫（抗战时曾在此开设大众服务处，主营餐饮旅社，亦对外承办酒席）和圆明宫（祀奉神农帝）为标志。街道全长200米上下，呈西北东南走向，有三段小曲折，头段街约50米，中段约70米，尾段约80米。路面大多是石板条铺砌。
头段街：从土主宫左侧山墙隔一条巷（溪流坑弄）起至龙泉巷口止，其两边商店、作坊等布局有愚妹师傅理发店（方言称师傅为“沙”或“狮户”）。他的合伙人水命“沙”，两人理发手艺甚佳，逢年过节还到附近街坊上门服务。第2间是西药店，出售西成药和酊剂，店主叫佳欣。接着是杂货店、瑞源中药铺和左姓的鱼货店。鱼货店以经营海蜇皮为主，兼售黄瓜鲞、小鱼鲄、虾皮等，品种颇丰。还有陈承桂父亲开设的布鞋店。再紧接三五家前店后铺的连家民居，便来到砖石结构的圆拱门。圆拱门右边是小百货、干鲜果和几家鱼货店，还有黄垂德医师的西药店，再往东行便有多家元宝锡箔店。
中段街：过圆拱门至一间杂货店止。此店有双侧门（俗称“蝴蝶店”），经营油盐米酒等。右边铺面有土产店，宝兴薯切店。薯切店主是长乐人陈光坦，街坊称之“昂仔伯”。接着也是长乐人林番仔师傅开的白铁加工铺，兼制作薯切。往前依次是生活用品店、刘天爵的食杂店，街右侧铺面以民宅居多，隔一条弄可通往河坪。
尾段街：此街最具特色的是集群性细木店。它从盐仓弄口东边的一座囤盐仓库开始。盐仓为住在弄内的盐商刘序钦（又名细俤）所有，他在五都南埕等地收购的海盐多放置此仓。由于库容大，有一部分空置房出租给八都人办蜡烛厂（厂主即笔者初中同学黄兆鏛的父亲），其生产之民用蜡烛供不应求，生意甚兴隆。过盐仓便是陈成全、刘细金、陈毓云、嫩叔和三俤沙等多家细木店，加工木桌椅、床板凳等细木家具。再隔三间店屋便是山头弄口，其弄口东边是两层砖木结构的廖伯勲广济西医诊所。再往前行接一段土墙即与圆明宫毗连。盐仓对面街是一块约30平方米的空地，人们称之为“火烧坪”。因无人管业，乃成为附近手工线面业主的拉面晾晒场地。连接空地的店铺是学道父亲开的细木店，店东边有一条小巷直通船头街，巷口东是原籍洋中青田的国民党省参议会驻会议员、国大代表阮元皋先生砖木四扇住宅。隔一小弄是“姆沙”开的木水桶、脚盆制作铺，其长子成福、次子细福亦承继其业。接着是长乐人“细水沙”开的打铁铺，“昂住沙”开的木器店和一家小型的制豆腐房。其隔壁有一家馆名“三山座”的中型旅馆，老板是福州人，内设客房和洗衣铺（当时称为“洋洗馆”）。“三山座”还附设澡堂，可谓执当时蕉城服务业之牛耳。再往东有三、四家民宅与一条叫江家巷的斜巷相连，因方言“江家巷”与“冬瓜冻”谐音，故当地街坊人也将坐落此地的圆明宫叫做“冬瓜冻”宫，以讹传讹。
总之，下尾街虽距离原内城主干道稍远，但因处于城镇的外廓，却是连接五里亭、东湖塘、溪口、兰田和五里洋的必经要道，成为当时颇为繁华的商业街。
记忆深处的船头街
旧时船头街命名的由来是基于诸多码头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街头在德顺埠（方言称为“岛”），有一块码头广场，涨潮时附近沿海各县镇、水乡民船渔船，争先恐后地拥进埠头，旅客从这里上岸后进入城里，而渔民则将捕获的鱼品堆在广场上。大宗的要到德顺渔牙行挂秤定价，被垄断包销；少量的鱼虾小海货则由渔民自己拿到附近街区，如本街、下尾街、东门兜等地自行销售。一年中以端午节前后三水（每半个月为一水）黄瓜鱼收获季节为此街特有景观。从官井洋捕获到的大量黄瓜鱼改乘小舢板船，万箭齐发，直指德顺埠。岸上观看热闹的民众堪称“万头攒动”。经挂秤定价后，市民便直接从渔牙行买到新鲜的黄瓜鱼。黄瓜鱼用竹篾编成的开口篓子装（方言叫做“撇”，每撇多则50～60市斤，少则20～30市斤），由消费者自行付款挑走。二盘商则以肩挑送到各渔货店，连夜挑灯让人选购。这三水黄瓜鱼市集，蕉城人称作“黄瓜暝”（因为舢板船赶到码头的时间通常都在晚上掌灯以后）。黄瓜暝季节过去以后，船头街商家便转入正常营业状态。
从德顺埠走向海关埕，便进入各种商品零售的店铺。岸边有疍族船民在滩涂上构建的竹木结构棚子屋（当时世俗歧视船民，不容其进入陆地建房，致绝大多数船民以“连家船”过着水上漂泊的生活）。这一带商店林立，传系殷户叶卫豪祖上修建的72间铺面，出租给商家开店。叶家则坐收数目可观的租金。叶家还在其间建造了一幢与众不同的海滨楼（亦称傍海居），为此街的地标性建筑物。每逢端午节，叶家的亲友便到三层楼上观看龙舟竞渡，以致此街人流熙来攘往，民俗风情倍增。
从叶家由东往西延伸直至水楻头，乃是船头街的又一段商店集中地带。日用百货、杂货、食品米店、酒肆饭店等应有尽有，但仍以渔货店居多。有一家制作白粿（方言叫做“白时”）的，人称“白时嫩”（“嫩”是店主名字），所制售的白粿、黄粿特别细嫩，倍受顾客青睐。道路经过二度弯曲后，转入船头街的福安埠、霍童埠、下南埠一隅，又别有一番景象。两头尖小溪船在埠边拥靠锚列。这段街以篾料店居多，各种规格竹篷、竹器应有尽有。有数家经营瓷器的穿插其间。更有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有几家颇具规模的棺材店，也跻身其中，凸显街区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儿时上小学，往返经过这段街道，每天都要在棺材铺前经过，习以为常，也就没有了恐惧感。
街道延伸至水楻头拐角处，就出现金银首饰店一条街，敲打制作金银饰品的叮当声音此起彼落，别是一番风味。在充满商业氛围的街区，竟然出现一家颇具文化气息的店铺，这就是叶存章的字画裱褙店。印象中那时的叶存章已年届不惑，手艺不凡，生意甚好。他还会制作冥品，糊制纸屋人及大型神祗（如盔头神），栩栩如生。而他制作的纸鸢（风筝）最受人青睐，什么大蝴蝶、大蜈蚣、大老鹰等各色纸鸢，是夏季的抢手货，一般要预先订制。
临末，述及一段小逸事。大约1943年，因退潮搁浅，德顺埠附近海滩躺着二头俗称“海和尚”的大海豹，全身光滑无毛，呈青灰色，引发万人空巷围观。观众不知为何物，仅在五、六米外围着大圆圈。四城闻讯而来者越聚越多，均不敢贸然靠近，惊讶之声不绝于耳。这是蕉城民众能如此近距离看到大型海洋动物的一次稀罕的机会。
以上仅是记忆中早年船头街的掠影，其丰富多彩的倩影，如今能记述者已十不及一矣。特予拾遗，聊表寸意。
印象船头街 船头街原在宁德蕉城区海滨路。如今那里只是一处极少为人提起的街坊旧地名，可在上世纪60年代东湖塘围垦以前，它可是宁德县最繁荣的码头和鱼货市场。
大约一百米的小街，全是巴掌大小的圆石头铺成的。石头被人的脚板磨得光溜溜的，而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大，整天积满水，人踩在上头，不用定力就容易滑倒。可是整天人潮汹涌，大多数人还挑着担子，却不见有人摔倒。原来挑担客人都是穿着草鞋的乡下农民，草鞋沾上水就不滑了。那个年代能穿上球鞋、皮鞋的人很少，而且他们一般不到这儿来的。这种圆石头街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让人怀念那被水泥、柏油路面所取代的已经逝去的市井风貌。
船头街两边紧挨着开出二三十家鱼货店铺。东头是海关，西头有一条小弄连接下尾街。两人迎面走过去似乎都要侧身子避让，可是来买鱼的大都挑着担子，他们争先恐后，小小弄堂照样川流不息。
船头街的热闹莫过于涨潮时。海潮一天两次涨、落，它随节气而前后推移，很有规律。涨潮时，渔船顺风顺水，纷纷靠上码头，店铺的职工早就等候在旁边了。哪一家店接哪一条船，已经习惯成自然，船家也早已把鱼货分类定好数量、价格，都是老主顾了，用不着临时议价、验货，除非有一些罕见的新货。所以接货职工纷纷上船来搬回去，船上的货很快就卸完了。然后用竹竿一撑，船就退出码头，让给别的船卸货了。船家即上岸去收账，或到下尾街一带购买日用品。这些渔船都是一两个风帆的小船。船家多属于疍民，本地话叫他“曲蹄”。他们世世代代以船为家，没有土地。他们的小孩，趁涨潮时才能上岸玩耍，看上去尽是衣衫褴褛的，甚至五六岁了还赤身光腚。稍大的孩子就下滩涂摸鱼虾，捡贝蛤，然后到街边摆小摊贱卖，没有闲的。
鱼货运到店铺，又是一番忙碌。急忙分类，摆到摊位上任来客挑选，有一部分要加盐腌制起来。咸带鱼、咸鲓头、卤虾苗等最受山区农民欢迎。那时主粮是番薯。番薯又叫地瓜，是明代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南洋吕宋岛引进的。这种亚热带块根植物，耐干旱，繁殖快，适合于山区种植，几百年来，成了农民的救命口粮。番薯富含淀粉，口感甜美，但多糖易涨胃酸，不得不用咸菜、咸鱼等来中和它。有一种叫虾苗的，是由一些小虾米和残碎的下脚料腌制发酵而成的，闻来臭臭的，而实际并非变质。因为虾苗价格最贱，贫民买得起，所以销量最大。在解放前，宁德山区梯田水稻产量极低，即使富裕人家也不得不食用些番薯米。而长期单一食用它极易摧毁健康。那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求助咸鱼货来调理。
船头街的鱼货店大都设置几个大木桶，储存或自制虾苗。浓郁的鱼卤气味弥漫着街面。来购买的客人是山区的穷苦力们，而且一般认准了一家店来。鱼店也十分重视回头客，按质论价，给予优惠，甚至会给熟客预留一些喜欢的货品。如一旦发现价格有欺诈，就会失去回头客源，被大家宣扬起来，商店信誉扫地，生意就没法做了。许多商店就这样败落，被新店取而代之。小小的船头街一天的营业额不知有多少，估计不会很大。但它一头连着渔民辛苦产品的销售，另一头又关系着山区广大农民的食品和生存。其兴废就像脉搏一样牵动着人心。商铺间的竞争当然非常激烈，到头来是诚信的经商之道，总在冥冥中左右着潮起潮落。
船头街的平静是在退潮以后。渔船都驶出港口，山里的顾客散去了，整条街显得清闲起来。碰到风和日丽的天气，店里的职工们会到码头来放风筝。最大的蜈蚣风筝有数米长，分几十个节。每个节段用竹篾和彩纸糊扎，两边再插上茅杆作脚爪。放飞时两人抬它到码头的顶端，然后松手，这边猛拉牵绳，让它借风力升空。从低空看来，真像一头张牙舞爪的蜈蚣，而升到高空后，就变成一杆孔洞分明的横笛了。风吹激发它身上的暗哨，悠扬似仙乐从天而下。围观的孩子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冷寂的街道顿时又充满了活力。
店里的柜台上总发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账房先生忙着结账，更多的是学徒们在生意余暇练习打算盘。算盘打得又准又快，是学生意的一门必备的基本功。学徒到商店学艺，除了要苦干各种杂活，就是偷空向师傅学算盘。那时实行16两制，即一市斤分作16两。在运算乘除时，必须改换作10两制，就要背熟“斤求两”歌诀。如“一，625；二，125；三，1875；四，25……”。就是说16制的一两，变为10两制就成0.625两。二两，变为1.25两。其余类推。打算盘要求达到滚瓜烂熟，下手不错，这绝非易事，非长期苦练不可。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做生意闲暇，家家打算盘的交响曲就成了船头街的主旋律。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船头街最热闹的黄金时期。就如我的家乡岭头村不到百户人家，也有三人在这里开店铺。西头第二间是黄师古开的鱼货店，中段是黄师森的“康记”号，生意最红火，拥有南北两间斜对面的铺面。因求子心切，他娶三房太太，得了五个男孩。店铺前面作卖场，后面和楼上住家。平日里众伙计在前面忙碌做生意，后面家人、女佣，人丁兴旺。人来客往，十分热闹。老板既要忙着指挥伙计们做生意，更要用心解决家人的矛盾纠纷。
记得我五六岁时，曾从山区到这里做客。看潮涨潮落、风帆拥集的景象十分新奇。小船有时也开到店铺的后门来做买卖。舱里“柯黎”孩子们也会出来逗人玩。只是天气炎热，使我满头生痱子，难过得号哭，遭到店伙计的训斥，说：“生意都被哭没了！”妈妈只好领我回家去。后来我到福安师范、三都高中上学，每学期来回都要经过船头街。因为只有一班邮政船兼营客运，等候涨潮时间，我们得在这里就餐或借宿。我记得深夜常被叫卖小汤圆的吆喝声惊醒。小贩挑着担子在门前店后转，他不用口喊，只手拿汤匙连续转击瓷碗，发出一阵阵清脆而悠扬的声音，逗引肚子饿的人闻声出门去购吃。
与店家攀谈起来，总是感叹生意难做了。全面抗战后，敌机常来轰炸，港口被日寇封锁，鱼货进口锐减，逼得许多店铺倒闭。即使生意做得较大的黄师森也不得不关掉一间店面，把家属送回农村老家，让妻舅维持一间店门。1943年他去世，小儿子承叨才十多岁，只好下来跟师傅学生意。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船头街生意才有所起色。
人们盼望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接着却是打内战。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把物价搞得日日飞涨，民生凋敝，买鱼的人就更少了。我们村的黄师请，学艺几年，好不容易自己也开了店，却终日愁眉苦脸。他曾翻开账簿给我看，记账的单位不是“元”，也不是“万”，而要用“亿”。小小的鱼货交易，居然上亿元，听来匪夷所思。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300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这说明物价涨了多少倍啊？不到几个月，又为打内战大量滥发纸币，金圆券一下子贬值到废纸不如。大家都不要它，做买卖怎么办？金属硬币毕竟太少，民间只好以粮食作为交换的媒介。先把粮食交给粮店，粮店出具凭证，俗称“米条”。有了“米条”到鱼店才好买鱼。然后鱼店再与粮店结算，获得货款。这样交易不仅手续繁琐，而且常常作假行骗，往往使人血本无归。船头街这种困境，集中映照出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丧尽民心。果然不过几个月就迎来了全国大解放。
据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船头街本来面对东湖。南宋淳祐九年（1249），县令李泽民曾奉命筑堤防洪，号“李公堤”。后废，遂成泄湖，一涨潮就联成大海了。1958年大跃进，填海造田声中，数万人奋战近十年，东湖塘围垦成功。一万二千余亩先垦作华侨农场，后兴建闽东新城。船头街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成了故乡沧桑巨变的遗迹。我有诗纪念它：当年潮汛吻城关，逐浪风帆送海鲜。
遍地鱼虾徕顾客，争挑小巷乐摩肩。
作者简介：黄绍筠，1949年参加宁德地下党活动和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先后在南平地区专署、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工作。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学习，1961年毕业。先后在山东师院、温州师院、杭州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任教（教授），1992年离休。现住杭州。
南门兜摭忆 从前故乡南门外，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地方，它北以古称汛塘溪的护城河为界；东濒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后滩涂连绵，被称为“东湖”的海陬；西近蓊蓊郁郁，山峦起伏的白鹤山和南漈山；南邻从古战场蜿蜒而来的战场溪。这块地方就是生我养我的南门兜。我离别这里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它四围的山和水，舟楫和鸥鹭，汩汩流淌的左右两条溪流，以及滨临东湖海滩，绿草如茵的南较场，至今仍让我魂牵梦萦，思念不已！有谁能想象得到，地处闽东一隅的宁德蕉城，竟有这样一处风光旖旎的山水宝地？如用坡公吟诵西湖的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来比拟，也是十分恰当的，何况那一走出家门，就能看到的巍巍群山。犹记当年上初中时，有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海风和畅，我和几个同学坐在较场边的海堤上，眺望山海，谈天说地，忽然一位同学惊呼：“你们看，那白岩鼻上的山脊，多像地理书中看到的八达岭长城！”而今我这个久客齐鲁，数登泰山的游子，总还觉得故乡的山更有：“苍龙渡海成叠嶂，屴崱西来势何壮”的气势！
一、南大路
南大路始自离城门只有几十步的德化桥。它把南门兜分成几乎相等的南北两半。由于桥面与路齐，行人走在桥上并没有意识到脚下踩的是桥，而桥的左右两边都盖有吊脚楼，右边一座前店后屋，正是《民国宁德》一书中提到的另类人物彭友年和他的老母亲经营的小杂货店。如书中说的彭友年身材高，五官端正，人也和气，只是他的母亲却十分严苛，做起生意来，锱铢必较。“彭记友年”对面的那座吊脚楼较大较坚固，不像彭记友年那一座看起来摇摇欲坠。它也是前店后屋，是父子俩开的肉铺，有时我早晨上学经过店门前，会遇见他们正在杀猪。看起来生意不错，只是由于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民生凋敝，肉店终于倒闭了。肉店的斜对过是一家由一位老人经营的鱼货店，对顾客态度亲切，南门兜一带的居民都喜欢到他店里购买鲜鱼和咸货，如：带鱼、黄花鱼、咸白鳓、虾皮等等。鱼店的隔壁是一家小糕点铺，只卖光饼和米糖之类，一枚铜板就可买到两块光饼。往前是一户居民，是我远房本家的房子，然后是家豆腐店。和鱼店一样，这家豆腐店也是很为南门兜人所信任的老店。有故事说，从前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八哥，每天早晨主人在它脚上系一枚铜钱，它就会飞到豆腐店，会叫“豆腐，豆腐”，店主这时从它脚上拿下铜钱，给它一块豆腐，它吃完后就飞回去。豆腐店再过去就是店面比较大的酱园，是南门兜居民酱、醋、食油的唯一供应者。这两家店铺之间的墙壁前，砌有一个两三尺高的“字纸炉”，一位老人，也是我的本家和邻居，每一两天会把路边和垃圾堆里拣来的“字纸”在炉中烧掉。据他说：“字是圣人的眼睛，扔在垃圾堆里是大不敬，要遭雷殛的！”（据《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里提到的圣人指仓颉）。字纸炉的对面是一条由南大路往东通到较场的小路，长不过二百米，路名叫下路（或叫下路下，指靠较场这一带），它的尽头在我家大门旁边。豆腐店的对面又是一家比“彭记友年”店大一点的水果杂货店，我小时用两三枚铜板就可以在这里买到一截甘蔗或糖蔗，也可以买到李子和桃子，多花几枚铜板还可以买到几个枇杷。当我才四、五岁的时候，也会替年迈的曾祖父用三枚铜板去这家杂货店买一小包“头号烟”。由于店铺位于南大路的中段，便成为南门兜人聊天消遣的地方，这也是七八十年前南门兜的一景或当年的风气使然。再往回走便是蕉城众多的奶娘宫之一“鹤承境”。它面积不大，大门朝着南大路，进了小天井就是殿堂，堂中神龛上一尊泥塑的，真人大小的奶娘像。造像的艺人手艺不凡，奶娘被塑成柳叶眉，丹凤眼，蒜头鼻，樱桃嘴，一身凤冠锦袍，极似唐伯虎笔下的仕女，也有点像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传说她是民间崇拜的救产扶胎的临水夫人。殿堂左右两边的墙顶上，还各有十多个手抱小孩儿的小女神（宁德方言叫“婆姐”）。殿堂左边开一小门，通往看庙人住的小屋，也有一门朝着下路。这座奶娘宫平时十分安静，偶尔有妇女来求神问卜，抽“签诗”。“签诗”指一筒竹制的，每根写有一首七言古诗的竹签。求神抽签的人点上三支神香，跪在奶娘神像前，双手摇晃筒子，让诗签掉出一支，然后请上面提到的那位拣字纸的老人解释诗中包含的吉凶。记得抗战胜利后，曾经有一位由城里来的教书先生在这里设塾，教南门兜没有上正式小学的农家和渔民的子女认字，课本正是以“彙集诸杂字，教汝初学生”开头的《五言杂字》，但后来因入学者太少而停办。平时庙门前还有一个炸蛎饼的摊子，三枚铜板一个，所谓蛎饼，馅里并没有海蛎，只是一小撮葱叶。但小朋友也可把从溪上捉到的虾或小螃蟹拿到摊上炸着吃，有时还炸“水淀”（龙头鱼）又香又脆，老人说：“味道好极了！”奶娘宫最热闹的时候，是农历春节。除夕一到，宫里就摆开了几张赌桌，这时南门兜一带的渔民和平民百姓就会聚在一起，赌起牌九来，一直到元宵夜，宫里都是香烟缭绕，烛火通明，赌博的叫喊声和在赌桌中间穿梭戏闹的儿童叫喊声交织在一起。而奶娘的塑像在春节前就换上新衣。家在下路下弄口，与奶娘宫小门相对的“准道士”的两个大儿子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套保存得比较新的袍服，哥俩一起给法相庄严曼妙的奶娘脱下旧袍，换上新衣。这种由大男子给圣洁不可亵渎的女神脱衣换装的做法，真是既可笑又吊诡，看来蕉城各境的奶娘都有这样的遭遇！到了元宵夜，“准道士”本人则头戴方巾，身着道袍，手摇“吉令”（铜铃），口念诵词：“福建省福宁府宁德县鹤承境……”民国以降早已废除福宁府的建置，而在他的诵牒里却仍保留不变。这又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老皇历！我小时曾听老年人说，早年宁德和霞浦争当府治所在，两县相持不下，结果从两县中各取清水一桶，过秤，看哪一县的水质重，府治便设在那一县。宁德水轻，霞浦胜了，府治叫福宁府。
从鹤承境奶娘宫正门出来，经过下路下弄口，南面第一家店面比较空，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这是“准道士”替人卜卦和算八字的地方。宅的对面是一家卖酱油、醋和食油的店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酱油店的旁边弄口上就是南门兜唯一的一家中药铺。店主苏怀仁是从福安来的，他人很和善，说话还带有福安的口音，除了抓药外，也会治一些小病。药店门面虽小，但店里的红漆药柜排得非常整齐，更显得店主人品格高贵，十分敬业。在这里买药也可以赊账。药店所在的弄堂很可能就是和下路相对的上路，过了这个弄堂口，再往南就是南大路上的一家富户，他家的后面是郑厝弄。这里还有几户人家，往后走是汛塘溪和战场溪之间的一片田野和荒地，据民间传说，这里是古时“驸马厝”的花园所在。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民居》一节有“南关曰郑厝后门（驸马郑士懿居焉）”的记载，则现在南大路郑厝弄后面的“驸马厝”及其花园的传说当非空穴来风。但宁德学者黄澍先生在其《宁川杂记·郑驸马之谜》一文中考证，所谓宁德在两宋年间各出了一个驸马，即徽宗朝的郑南和理宗朝的郑士懿，“从年龄看……他们是同一年龄段的人，不可能成立翁婿关系”，黄先生在文中还明确指出“在《宋史·公主传》，凡是下嫁的公主，都记录其驸马的姓名和官职，就不曾见到郑南、郑士懿的名字”。由此可见民间传说和《乾隆县志》关于南门兜郑厝弄后面有“驸马厝”及其花园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走出了郑厝弄，又是南大路独此一家的理发店，还是前店后屋，可能一家几口人都在这里。理发师傅是个跛脚人，手艺好，人又和气，在南门兜人缘非常好。记得我小时候到他那里剃头，花十来个铜板就够了，而每一回交钱时，他总要退给我一枚，笑着说：“拿去买光饼吃！”理发店的对面也只有二三户人家，其中店面闲置的一家就是《民国宁德》中提到的“益和”茶行的旧址。茶行是我幼年时的好友周云樵的祖父和父亲经营的，曾经在南门兜盛极一时。往南又有一条沿着南较场北边拐弯到我家东墙边同下路交接的小路，走几步就到汛塘溪靠近出海口的石桥。它又是南大路东边的一条小弄堂。弄堂对面解放前有过一家粮店，但为时不久就关门了。隔壁就是著名诗人林文瑄——南门兜及蕉城人都尊称他为圭甫先生——居住的“南庐”，它一边是旧式的房子，大门也朝南大路，紧靠着路尽头的一座牌坊；一边是和旧式房子相连，只隔一道墙的西式楼房。
南门兜地处城外，文化、经济、风气均较城里落后，城里的人也多少瞧不起南门人。我上小学时，城里的同学常唱着“南门侬摆气，笠斗毛蒂。红糟烫粉，带鱼排面”的歌谣嘲笑我。但在南门兜这块近于村落的地方，却有“南庐”这样一座书香门第和圭甫先生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饱学之士，无怪乎“南门侬”不分长幼妇孺，也不论有没有文化，大家都认识他，都认为他是南门兜的光荣和骄傲！老先生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次子国章更是民国时期宁德屈指可数的留学生中，唯一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圭甫先生十分爱国，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时，他以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自况，特地在大门前贴一幅楹联，上联为：“老见九州同，我比放翁真幸福。”陆游初次出仕便在吾宁，因此这幅楹联当年备受蕉城知识界的称赞和传诵。
“南庐”对面有一座废弃已久的小庙，只有一个破旧的殿堂，并无神位和神龛。解放初这里曾办过一所初小。看来这里正是黄澍先生在其著作《宁川杂记》中所说的“昭忠祠”。他的文章提到“祠内有六七面青石碑，刻政府（指满清政府——笔者）和台湾郑成功作战时阵亡士兵的名单”。如此精确地刻有阵亡者的姓名，无疑是清政府建的祠。不过祠竟如此矮小，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也未提及，因此我倒怀疑“昭忠祠”顾名思义会不会是明末遗民为了悼念郑成功反清复明，兵临宁德，在南门外战场溪一带同清兵决战时牺牲的战士？所以祠曰“昭忠”，恰恰又建在战场边上，以至有清一代无人敢于过问，《县志》也不予记载。
二、德化桥和汛塘桥
从我家出了大门，往北走不到几十步就是汛塘溪桥，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记载蕉城北门外蝉辉桥时，指出：“……其水源出白岩西山下，与南门外汛塘桥水，为邑城左右夹护，至东湖汇合……。”“南门外汛塘桥水”，就是我家门前的汛塘溪。溪有两座桥，《县志》上均有记载，其中正对着城门的叫德化桥，显然沿用了五代后唐时南门的名称，虽然到了明代县令林时芳重建蕉城城墙时，整座城池有了很大的变动，南门也已不再叫做德化门而改称永宁门了。另一座桥，也就是我家门前的那座，在德化桥东面不到百米处，叫做汛塘溪桥，桥离溪的出海口也只约百米左右。至于汛塘溪桥，虽在《县志》中还明确记载：“在一都南门外离城数十武，今存。”但在乾隆朝以后，不知哪一个皇帝在位时，桥坍塌了。这就给从这条路进城的人造成困难，桥没有了，要过溪只能等潮水退后，踩着石头过。直到我的曾祖开翼先生（他是前清秀才）生活的时代（1856——1937），才由他出面募捐重建。据说他在家门前下路下较场边，设一茶座，上面摆一块一尺多高，刻着“望助成桥”的木牌，过往行人可以在这里免费喝茶休息，但须捐点钱，终于建成了一座有一个桥墩的石桥，这块劝捐的木牌直到我上学后，还保留在我家。这座桥随着南门兜、南较场变成街市，和汛塘溪一起消失了。我曾祖募捐的办法居然和蒲松龄搜集故事写《聊斋》的办法不谋而合，也许还值得在这里记上一笔。
至于德化桥，《县志》上的记载和汛塘桥大同小异，即“在一都南门外，桥下即为城壕，今存”。由此可见整条汛塘溪被德化桥一分为二：上半段仍为溪涧，下半段是护城河（城壕）。岁月流逝，曾经留下我青少年时代无数足迹，给过我许多乐趣和悲哀的溪和桥，如今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南门兜老人，又有谁还能记得呢？说来话长，汛塘溪的上半段水是淡的，鱼虾不多，而下半部由于涨潮时，海水能漫到这里，溪水变成半淡半咸，适于鱼虾生存。每年夏天，潮水特别大，海船可以开到桥前，这时溪面上常有绿色的大蜻蜓盘旋飞舞，美丽的鱼鸟在觅食。桥下溪的和入海处则是淡水鳗鱼和蛎鱼生息的地方。蛎鱼，才一寸多长，但味道鲜美，据传说，明初官拜尚书的林聪，皇帝命他进贡宁德特产，这位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乡贤便把这种鱼称作“寸金鱼”献给皇上。溪中最小的虾叫“虾木”，数量很多，连浅水处都有，用双手就能捧起来；大的一种叫“流溪虾”（宁德方言叫laokeha），就是白石老人笔下栩栩如生，有两只长长的大螯的那种。溪中的螃蟹也有两种：大的叫“湖蟹”，是如今价值千金的大闸蟹的同类，小的只有铜钱那么大，故此叫“钱蟹”，数量很多，有人夜间拿着火把到溪上去“照湖蟹”，很容易就能捉到一小木桶。
我爱这条小溪，小时候在溪上摸鱼捞虾捉螃蟹的情景，至今难忘，即使我把门前这条小溪叫做“母亲河”又何妨？说一段令我心酸的故事。小时候我有一个驼背的邻居，他比我大几岁，父母双亡，只和年迈的祖母生活。他驼背得厉害，走起路来一歪一扭，看了叫人同情。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梅孙，穷得家徒四壁，靠他在溪里钓鳗鱼，捉螃蟹，捕虾来养活祖母和自己。我在溪中玩的时候，常跟着他，要是他钓出一条滑溜的鳗鱼，他根本无法敏捷地捉住，这时候就需要我帮他把挣扎着的鳗鱼迅速地扔到溪旁的沙滩上，然后搓上沙子捉住；有时他捉到“大闸蟹”了，我就帮他用溪边的“鬼草”捆住，捉多了就一只一只地串起来。中午或傍晚，他会拿着一天的收获——这对于一个残疾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到南门街（即南大路）或东门兜的集市上去卖，然后换回几斤地瓜米和一把蔬菜。令人痛心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蕉城经济的开发和城市的发展，溪水被污染了，即使他还能捉到鱼虾，拿到街上也卖不出去。60年代前后全国闹饥荒时，他正是吃了污染的鱼虾而得霍乱死了，他那年迈的祖母又由谁来养呢？沧海桑田，如今南门兜旁的东湖和两条溪流，以及我少时可怜的朋友梅孙，都从人间蒸发了。
三、战场桥下战场溪
如果说我家门前的汛塘溪是我离不开的母亲河，那么我家后面，南较场边的战场溪，可以说是我的另一条母亲河。它们都陪着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春肇始的生活岁月。我生于“九一八”国难当头的那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正好上小学，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到了搬迁在霍童的宁德初中，以后在日寇投降直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我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而南门兜南北两边汩汩流逝的溪流，送走了我多少苦难的“人之初”的日日夜夜！战场溪比汛塘溪既宽且深，它的标志性景观是那座在蕉城无人不知，无人不赞叹的战场溪桥和桥头靠南门兜的左右两棵高可蔽天，树顶如翠绿华盖的百年大榕树。记得有一天傍晚，曾随我的两位舅舅彭强和彭坚散步在南较场边上，盘桓在战场桥旁，欣赏那涨潮，退潮以及无数飞翔在榕树顶上的白鹭，目送着从溪上驶向大海的船只，也许正是这种叫人流连忘返的景色，引发了不弱（彭强的字）舅舅的灵感，让他写下了《宁德战桥黄昏》一诗：黄昏倚战桥，桥下水连潮。
村笛牧归近，渔歌橹动遥。
樵苏色絮里，鸥鹭彩云烧。
万盏星灯闪，江城一叶蕉。
这座桥也和汛塘溪桥一样，把溪水分成桥东和桥西两段，桥西是上游宽约百米有余的河滩和深浅不同的水洼，芳草萋萋，芦苇丛生。深处溪水清冽，宜于沏茶，浅处可以挖一种叫做“白腻土”的泥，宜于小学生手工课上捏成各种动物，因此也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这条溪也源自白岩西山。溪有一处由拐弯形成的深潭，叫做“四罗潭”，一天和同学们一起在这里游泳，我不慎落入深处，好在潭不宽，我挣扎着爬上岸。又有一次，几个同学在潭边玩水，发现一群尺许长的游鱼，真所谓“鱼贯”着躲进对岸一个洞里。这时深谙水性会潜水的林瑞嵇（他父亲林志鸿黄埔军校毕业，抗战初期负伤回家，不幸亡故，解放后追认为烈士，《宁德市志》中有传）游到洞口，伸手进去一条一条地捉出，扔到岸上，有十几条之多，这些快乐、可爱的游鱼，身体扁平，白色，很可能就是《庄子》一书中所说鯈鱼，成了我们的美食。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谁又能理解“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奥妙的哲理思辨呢？溪的左岸有许多农舍，我初中同学刘书辉家就在这山光水色美丽如画的溪边。还有一位“做艋艚”的亲戚家也在这里，在他家门前放眼望去，便是“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的好去处，有几只大鹅正在门前的潭水中“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太有诗情画意了！战桥的结构极为壮观，全用青石砌成，只有一个巨大的桥墩，宽阔的桥面两边都有石栏杆，顶上有神态各异，雕刻得十分生动的狮子，“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们这些小学生管这座桥叫做“宁德卢沟桥”。我们恨不得长大后投笔从戎，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桥下前后两边都用大石铺砌溪面以加固桥墩，每当盛夏，榕荫清凉，溪水可以洗澡，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乘凉的好地方！据说早年有一个粗心大意的小伙子，竟敢卧在石栏杆上乘凉，半夜睡着了，翻身落水，随着海潮飘向远方！从桥东到溪水的出海口不足二百米，出海口处涨潮时水深可以游泳，解放前曾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军官，试着在溪中筑堤修游泳池，但没有成功。
和我家门前的小溪一样，注入东湖的战场溪，风景太迷人了。每当黄昏，特别是夏日雷雨过后，我们这些学生喜欢在溪畔和较场边上，欣赏悬挂在海空上的彩虹，远眺雨后出现在白岩鼻山上的瀑布，更有涨潮时驶进驶出的艋艚船和运来海蜇和“柴截”的帆船，这时天光帆影，鸥鹭飞翔，远望东湖、三都澳、东冲，烟波千里，能不让我们神往？我终身难忘的是初中毕业的夏季，眼看就要到省城福州报考高中了，还和同学们到出海口处水深的地方游泳。游到兴趣正浓时，一艘帆船随着涨潮驶了进来，同学们赶紧上岸，我来不及了，被帆船撞到河底，我水性不好，连喝了好几口水，眼看就要淹死了，绝望中只想我这一死母亲怎么办？最后又想我们当中最会游泳的林瑞嵇一定会来救我。果真他下来了，我一把抱住他，用力过猛，把他也拉入深处，这时候他使劲把我推开，自己上岸换气去了。此时我才记起，毕业前上的《童子军》课上老师说，人在落水遇救时，千万不要紧抱着来救者。我深信好友瑞嵇还会再下来，我宁可再喝几口水也不能绝望……果真他又下来了，这回我只轻轻地扶着他的腰间，他就势一掀，把我甩到了岸上！七年后，他已经是南京水利学院的助教了，那年寒假，我从北京回家，特地在南京下车到他那里住了五天，两人促膝谈心。我问他，当年怎肯冒险两次下水救我，他只简单地回答：“你淹死了，伯母怎么办？”遗憾的是，我的挚友和兄长，我的救命恩人竟于数年前因心肌梗塞先我而走了。写到这里我两眼噙着泪水，啜泣不止！90年代我再次回到故乡，好友一中老师杨师孟——他比我和嵇兄都年轻，不幸的是比嵇兄更早亡故——带我去寻找我母亲曾经执教过的初小所在地，土堡亭边的小庙。路过战桥时，只见桥已加盖了顶棚，成了黯淡朦胧的廊桥，两边的榕树不再有昔年绿色的光彩了，树上的白鹭没有了，较场坪和海滩也变成了街市，战场溪和汛塘溪汇合成一条黑水沟，有气无力地流着。沧海桑田，我童年时盘桓游玩，深深喜爱的母亲河哪里去了？我愕然伫立在战桥头的榕树边，回想起当年在战场溪畔目睹的一幕惨剧：由于这里紧靠东湖海滩，滩涂和巷汊里极多鱼虾，成群的白鹭在这里生息，它们在桥东的一棵大榕树上营巢。时有桥头下村的小孩爬到树上掏略带绿色的白鹭蛋，惊慌的白鹭在小孩头顶上徘徊哀鸣，一只白鹭的屎拉在了小孩的身上，气恼的小孩竟把整个白鹭巢推翻到溪里，蛋从巢中落到溪石上，破了，几只即将诞生的雏儿挣扎着，被溪水冲走，哀鸣的白鹭成群地在溪上乱飞，哀叫，久久不肯离去，悲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四、南较场
说到蕉城南门兜，就不能不提到南较场。它是蕉城人常去的地方，让人难以忘怀。这块紧靠海边东湖的地方，南门兜的“艋艚侬”要在这里补渔网，晒渔网；要在这里“打”系渔网的粗大绳子——这种绳子是用大毛竹劈成细长条的“篾”，然后再用稻草缠起来在木架上由两人合作“打成”，直径达十公分左右，用手搓是搓不起来的。农民把水牛赶到较场坪上，这里的青草长得茂盛又柔软。秋天，人们在这里放自制的风筝（纸鸢），可以互相斗风筝，而到重阳那天，常常有人在风筝的线上横着系一支神香，当它烧到线上的时候，线被烧断了，断线的风筝随风漂到海上，这一年就不再放了。据说重阳过后，海上不再刮台风了，放风筝不仅是为了娱乐，而且还有祈求台风不再来，保证渔船和航船的平安之意！风筝造型各异，也可以说各自独出心裁，争奇斗艳。它们有最简单的以“王”为骨架的单面风筝，有两个“王”连在一起的“双重面”，有“八卦”，有“蝴蝶”，有最华丽，制作复杂巧妙的“龙”风筝，它有“龙头”、“龙尾”，中间是一串圆形的纸圈，用三根细绳将其连接成一条巨龙。记得曾经有人放的特大的“双重面”风筝上，潇洒地写着“与民同乐”四个大字，深受观者的赞赏。蕉城人放风筝是在农历八月，而在八月十五中秋日的晚上，南较场通常要放焰火。聪明的故乡人制作的焰火放起来会在夜空中呈现出神话人物的造型，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白蛇许仙”等等。这种“放花”的节日活动——故乡人生动地把放焰火叫做放花——通常还延续到“十六”、“十七”两个晚上，这又是较场坪上“与民同乐”的一个节日。当然，说到南较场上的节日活动，不能忽略掉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同样是南较场上热闹的“与民同乐”的节日，甚至在五月初四（“端午”二字都是表示月初的意思，“端”是开端，“午”是“五”的谐音）江上（蕉城人把海叫做“江”）就有沿东湖各乡镇的龙舟出现了。通常一艘龙舟大约由十八个小伙子驾驶，其中一人稳站在船头，一下一下地敲锣，一人坐在船尾打鼓，与之其相呼应，而划船的小伙子们在他们的指挥下，一边口喊“啊唉，啊唉”的口号，一边使劲地上下举动船桨，形成富有节奏的“啊唉，叮咚哐”的雄壮喊声。不用说，竞渡的冠军非我们南门兜、战桥头、筱场一带的龙舟莫属，要知道，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南门外的渔民——“艋艚侬”，他们是划船的能手！现在随着蕉城的发展和建设，南门兜、南较场、东湖都已“旧貌换新颜”，海早没有了。几年前，我曾写一首《忆宁川蒲节》绝句：六十春秋别故乡，年年岁岁忆端阳。
蕉城沧海成街市，何处龙舟竞渡忙？较场坪还是民国时宁德的运动场，我家一开门就是较场。抗战胜利前后，运动场的一任场长就借住我家。当年较场北边靠溪和东边靠海处，还有一口鱼池。鱼池年初开始养鱼，春节前放水，鱼池主人划只竹排用网目很大的网捕鱼。他用这样的网是为了只把鲢鱼、草鱼之类的大鱼捕走，剩下小鱼让南门兜人家的孩子去捞。这时就有许多小孩手拿簸箕和水桶，赤脚踩在池中浅底上，又欢叫又争相捕捉，煞是开心。鱼池主人这样做，据说是为了答谢周边人家让他安全地养育。校场北边靠我家不远的地方原有一座红墙黛瓦，庙门朝东，天井正殿都很宽大的武庙；左手捋须，右手拿书，红脸美髯的关公像摆在正殿中央，两旁分立着关平和周仓。这是建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关帝庙，也是南门兜的渔民补网，打草绳的地方；补渔网时，渔民要坐在网中，把渔网盘在双膝上，由于迷信和歧视妇女，这种活只由男人来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县里为了扩大运动场，把鱼池和这座近二百年历史的武庙填的填，拆的拆了。县政府为了平息县民的不满，把关公、关平和周仓的塑像移到较场北边，昭忠祠后面，仓促盖成的不今不古，不伦不类的庙中。
举行运动会自然是蕉城和南门兜的盛大节日。记得当年有一位在省立福州中学教体育的蕉城籍林姓老师，每年开运动会必把他请回来当裁判并指导场地的规划。运动会上最受观众欢呼喝彩的项目，除了田径外，还有当年宁德县中学一位体育老师的标枪，他能以优美的姿势把标枪投出去，并漂亮地插在场地上。而令观众倾倒和叫绝的是县里西医大夫游芳宠，他是个大胖子，每逢跳高比赛结束时，他必自我奋勇地表演一番，横杆一寸一寸地升高，他肥胖的身躯滑稽地越过，这时观众莫不鼓掌叫好！南较场另一让全县人兴奋的活动，是县立初中举行童子军露营。县中经费少，设备差，露营的帐幕是用学生从家里拿来的白被单拼成。露营期间，童子军的活动，如吹号敲鼓、列队操练、文体节目、生火做饭等等，童子军们都认真进行，兴高采烈；观众（许多是学生家长）则啧啧称叹。有一年，已是抗战胜利后，和省立三都中学联合举行，他们学校童子军的露营帐幕是棕色帆布做成的，高大整齐，军乐队人数也多，好气派，而我们县中由被单拼成的帐幕又低又小，军乐队人数也少，同学们自叹不如，露营时举行的球赛也连连败北！较场原是旧时演武之地，也曾经是刑场。1949年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8月间，可能是胡琏和吉星文的部队，路经宁德撤退到福州，几个人一排，队伍不整，士气低落，一连好几天沿着我家东墙边和较场相邻的那条小路，经过战场桥、桥头下、筱场等村向罗源、福州方向走去。这期间一个下级军官强奸了一个农妇，引起民愤，“国军”为了平息民愤，在南较场举行了公审大会，最后这名军官走下临时搭起的平台，自己脱下军帽扔在较场坪上，走向不归路。
多年前，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徘徊在海边，寻找昔日的南门兜、战桥头和东湖的旧地，感慨良多，又诌了两首打油诗，谬误之处，还请乡贤和旧识指正：
海边感怀
五十年前别故乡，寒潮汹涌月儿弯。
城南旧事随流水，回首茫然数座山。
海边久坐
忆昔城南堤外水，朝潮夕汐几盈亏。
艅艎白鸟来还去，游子离乡何日回？
回望东门兜 蕉城东门兜，在八闽古县宁德的治所中，其历史地位与重要性，可谓怎么形容也不为过。从前，这里即是宁德旧城主城濠的入海口，也是进出水运码头的咽喉重地。素来以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如画的东湖美景，赢得“蕉城第一门”的美誉。
其实，这东门兜之名，是个笼统而宽泛的称谓。原指城内靠近东城门的一些街、巷，比如：街尾下、前林坪等。至于金鳌桥、水湟头一带，虽与东门近在咫尺，因有城墙阻隔，应称东门外，不叫东门兜。但是，自从1939年8月，宁德县城墙被拆除后，东门兜即变成上联街尾下，下接下尾街的交通枢纽，城墙基辟为环城路，使原东门的城内外连成一片，原金鳌桥、水湟头一带便是市场的核心区，东门兜的范围也扩大了。
宁德拆去城墙后，由于东门兜人流的不断增多，带动了周边茶楼酒肆生意的兴旺，一下子成为全城人气最为旺盛的地方，地价也随之金贵起来。金鳌桥下两岸，人们利用其一边是环城路，一边是水湟头的地理优势，于城濠处搭盖起长廊式的农贸市场，因此，城关的中心市场，也自然而然的从原来窄小的城内中街（街宽约4米，居中，可达东、西、南、北和小东五门，俗称街中头），下移至宽阔的东门兜，此即为东门兜市场之缘起。
据本城阜老回忆，当年拆去城墙后，即将城墙基辟为环城路，以便利城内外人民的交通，城关变得亮丽起来。因为东门兜过往人多，街道狭窄，仍很拥挤。次年，又拓宽了从状元里，经街尾下、东门里街，过东门兜，至宫前街（土主黄岳宫前，今“二月花”市场）的这条由西而东的直街。新中国成立后，该街道又经过多次维修和拓宽。特别是1958年为筹备纪念宁德解放十周年（也是建国十周年），拟从西门外县武装部门口（今蕉城区防疫站）起，经衙前街、街尾下，至东门兜，全长910米，改直拆宽至23米，以宁德的解放日期命名为“八一五”路，在翌年竣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这条“八一五路”大街拓宽至东门兜与横穿而过的环城东路交汇后，构成十字街，东接现成的宫前街。这一路段，虽然不够工整，但为东门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东门兜市场，在原宁德县城关，独领风骚一个甲子（按岁次即从1939年的形成至1999年转移到新建的东湖市场）。这一甲子，跨越着两个不同的朝代，囊括了民国后期的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在民国后期的十年，既遇日本侵华，国人蒙难，全民动员，抗战救亡，又因国民党政府腐败，苛捐重税，民不聊生，经济衰微、市场不振。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中，前三十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定购定销，且生产水平低下，物资匮乏。况且这三十年，又发生过两次大的政策失误，丧失近一半的发展时间。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的瞎指挥，虚报和浮夸风，致使1960年的大粮荒，发生饥饿死人的事，三年五载还恢复不过来。又如，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的十年大浩劫。这一非常时期，经济不发展，市场有何用。故此，六十年来，东门兜市场仍局限于小农经济规模，出现商品需求量超过供应量的“卖方市场”形态。
东门兜市场底下的河道，为城池的最低水位，自然是全城排污泄洪的出水口，又是潮水进出的通道。在东湖未被围垦前，海水可以穿过市场下，直达小东门的溪井墘，而后退出，带走所有的污泥浊水。一日两次，循环不已。1965年5月，东湖塘围垦工程合垅闭气，海水被挡在金马海堤之外。1970年7月1日，时称福建省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的驻地由福安迁至宁德，改称福建省宁德地区。为给地区机关的迁入创造便利条件，根据规划设计，将蕉城三元农业大队在溪井墘后面的一片土坡地划拨给他们作为建设办公楼和宿舍使用。该工程约于1970年初开工，因时处“文革”期间，只重视工程的进度，不注意水土流失的问题。造成河道淤积，流水不畅。据说，当时有人向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反映过清理河道和从源头杜绝地区搬迁建设工程的水土流失问题。县领导虽作部分采纳，清理过河道，但没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更不应该的是，这时又作出错误的决策，为支持发展国营商业，将东门兜市场头（下十字路口）原食品公司移至上十字路口，时为银行储蓄所隔壁（今“宁德商城”）处后，掀开市场的木板盖，再往河里插桩，盖起三层楼高混凝土结构的新百货公司，简称下百货（与八一五路状元里段的上百货大楼相对称）。结果，于1973年9月19日，城关遇到一场大暴雨，四小时内降雨量165.5毫米，东城濠出水口被上游的漂流物所阻塞，造成洪水倒灌，东门兜水漫一米多高，溪流变成街流，小东门以下的环城河边的房屋被冲倒好几座，有一县雨伞社职工姓缪名建生的人家，女儿落水，父亲去救护，也被卷入洪流之中，致使父女二人溺水身亡。事故的发生，使这一座落在东门兜市场头河面的下百货大楼成为问题焦点，群众舆论颇多，谴责之声不断。
无独有偶。不出三年，宁德县城关又下了一场大暴雨，水漫东门兜，高过一人，连水位较高的新桥头（在正东门和小东门之间，为当年环城路走八仙街的桥，今锦福城前小东门公园第三道桥处）对面原宁德县商业局食杂公司门市部积水都高过柜台，当时的公司领导不得不临时集合职工把香烟、糖、酒等搬到楼上去，以减少洪水带来的损失。
由于东门兜在三年内发生过两次大洪患，则有人建议拆除下百货大楼，拔去河中桩，疏浚通水口。因为县领导不同意，计划未能实现。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初，百货和五交化分家时，下百货大楼分给五交化，即改挂宁德县五交化公司的牌子。这一大楼一直保留至90年代中期，在宁德地区开辟署前至电台一条公路后，城区进行旧城改造，趁机开发河坪一带，建菊池小区，改建东门兜十字街，清理河面的建筑物，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五交化大楼，全部被拆除，改暗河为明河，并将河道加以拓宽疏浚和两边砌护坡墙，成为今天的新河道。
庭院深深廉访第
这座建于清朝，人们称它为“官厅”的古老建筑物——廉访第，非常庄严，又深不可测地屹立在宁德前林路。“廉访第”金色匾额，高悬于两扇从不开启的大门之上。
门前五级台阶，两旁皆有十多根木质黑色木栏杆，顶端呈箭形，约二米高。右边一扇门，偶开放，白天供出入，夜间锁门。跨进门槛，行约五米，有两扇半门，再进数米，便是两大扇大门。此门常开不闭。进了“三门”除右边行人道，天井两旁各有一人工建的一米多高的花坛，一边是高大的四季桂花，一边是高大的米兰树。树之旁另有一棵玉兰树。这些花木，四季常青、茂盛，无须浇灌。花坛两端各有一个（计四只）大缸，缺底座，由两圆石托垫。
人们进出，由右回廊步入大厅进入内厅。大厅朝天井两旁，各放一张“上马凳”（形如小矮方桌，是我等儿时戏玩削甜蔗，耍黄瓜鱼牙比赛的场所），除大厅前一吊香炉外，厅内鲜有人在。大厅由四根巨大圆柱垫撑，极为庄严壮观。每根圆柱，一人难抱围。厅内左右各两把太师椅。厅内屏风下一长条“几桌”，上摆银、铜质烛台数对，下放一大方桌。几桌上左右还有一个铜圆镜（下有框垫），另一边是丝质“寿机”盘。中间一幅较暗色巨大画图，不明内容。左右各一太师椅于大桌两旁。
大厅左右顶端，各有一“神祖牌”，旁立有一大长梯（此梯要数人才能搬动）。跨入右门槛，便见左右两间厢房，鲜有人住。中间靠前厅处有一大柜，上摆一小长方桌。常有女辈在此庆小儿百日、周岁，或忌日点烛敬香之用。前方两大门，紧闭，从未开放。左右两侧各有一长两三米，高四五公分的水笕，用于天突然下大雨排水。从右边通道进入便见两厢房于左右两侧。步入一台阶，便是左右前后八间大房间（我等住处便在此），房前一宽回廊供人活动，散步。天井右厅，为我祖辈蔡琴舟所种植的几十盆兰草，各种兰花开放时，香溢满屋。他每日晨起或修剪或浇灌，这是每晨必修课。右手房侧一大楼梯，步上，前栏有竹竿供晾晒衣物等。俯下兰花边，顶上是锌皮做成的天棚，防雨水，为档托晒竹竿用。走廊中间一大厅正壁上挂有金字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兰花边，正对大门上方有“诗礼传家”四大字。
楼上宽大无比，四个大粮仓（木质）能装容几百担稻米。灶用柴木常堆于此。环楼四周空旷多空房。少有人上楼。
楼下通道，右侧一弄堂，过弄堂，迎面便是一口大水井，井水常年清澈，旁为饭厅，常年摆五大圆桌，及十多条凳子。内为厨房，奶妈、、丫头常年在此操作。后厅一回廊较宽，人们常在此活动。天井靠右一走道上厅，亦有八间房，乃公物储存，下人们住房处等等，天井有几大缸，栽着茶花等花草。左边一大鱼池，养着各种金鱼。池边便道乃一小门，乃我等上街上学进出之地。上厅再往前，右方有一磨坊，中间乃垃圾堆场，左上数台阶便进男厕，高高在上，下有一小门，供拉粪者启闭。
回望七十年前，上述景象尤历历在目。当时，整座廉访第乃我祖蔡祖舜（琴舟）主宰，主持。
绣花楼与修造者传说 名闻遐迩的绣花楼座落宁德老城区鹏程社区中南路（旧称竹兜街），是闽东地区现存数量较少的明代木构建筑代表作之一。1995年《宁德市志》记载：绣花楼，址在蕉南中南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占地面积345平方米。座西南朝东北，为木结构，楼阁式，硬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四间，高8.8米，保存完好。1992年12月25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马氏第十八代传人、现年87岁的马祖彬先生介绍，绣花楼整个大院呈三进三落式，前有大院，中有客厅，后配花园，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特征。
整个主体建筑由大厅和绣花楼两部分组成，主体建筑从大宅门起（前距宁德商城）到后花园（后距区进修校），约有340平方米。后花园方圆约一亩大小，背靠硬山坳，里面种有竹子、黄弹子、柚子、梨树、茉莉花等，是马祖彬童年时和孩子们嬉戏的“天堂”。
一
传说，绣花楼的建造是与马氏的一位先祖马承书有关。明万历年间，马承书始居蕉城，开创了马氏第九代世族，从此历代从商为生。由于经营有方，每年就拥有2000多担田租的收入，其时在宁德马氏家族相当富贵显赫。马承书相继娶了四个女子为妻，均生女儿。有一次，马承书出门经商，夜晚异地投宿。同宿有一泉州罗姓客商。半夜，承书听到罗商啼哭，问由方知，罗因经商不善，欠下货款未还，如今债期已近，尚有余债未还，因此焦虑，不免悲从中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马承书顿生怜悯之心，决意慷慨相助，帮罗商偿还余债。罗商见承书心善有道，便将女儿许配给书他。
罗氏聪明贤慧，并有一手绣花工艺。承书就将马家大宅二楼辟为罗氏绣花专用。罗氏把绣花手艺传给宅院姑娘、侍女。从此绣花楼不仅在整个县城名声大振，而且声名远播。相传，每年金陵府高胄官袍也出自绣花楼。马宅绣花楼由此得名，流传至今。
这一传说，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报刊，如《三都澳侨报》、《宁德晚报》、《福建日报》曾以《风雨绣花楼》为题作过报道。但马祖彬先生认为其中有些说法缺乏依据，与《马氏族谱》的记载有出入。
最近，笔者走访马祖彬先生，根据他提供的始撰于明崇祯甲申年间的《马氏族谱》及其它有关资料，对绣花楼修建者马承书的故事有新的了解。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马氏族谱》记载：“承书公，字廷瑞，号起潜，又号洛斋，明冠带耆宾。妣陈氏、庶范氏、陈氏、吴氏，罗氏乃最后娶也，氏系福宁罗指挥女子……公为人醇谨厚重，温和宽容，善综理，有才干，业商起家，置田四十有（又）四顷余，买桁店，开税当，营塚圹以葬双亲，架大厦以遗子孙，通庠以公齿德兼优，旌善氏一次，举乡饮二次……公亡时虽享寿龄而罗氏年方念二，缓公（承书子）甫六岁，当年青子幼之时，矢志孀守，清节凛然，而家业付托非人，为其蚕食，遂乔于福宁母家居焉，教育缓公十七岁始回梓里，旋列胶庠，至今子姓云奕，不失旧业，皆罗氏贞操保孤积德之报也，享寿七十四。”这一段文字至少告诉我们有关马承书和罗氏的几点信息：其一，马承书是当时的寿龄乡绅，地位显赫（“冠带耆宾”、“齿德兼优”）；其二，马承书为人精明能干并创业有成（“善综理，有才干”，“买桁店，开税当”，“营塚圹”，“架大厦”）；其三，马承书娶有一妻四妾，其中罗氏是“福宁罗指挥女子”，而非传说中的泉州罗商之女；其四，在马承书死时罗氏年仅22岁就“矢志孀守”、“贞操保孤”，以及马承书死后由于“家业付托非人，为其蚕食，（罗氏）遂乔于福宁母家居焉，教育缓公十七岁始回梓里……至今子姓云奕，不失旧业”的曲折过程。字里行间也流露对马承书和罗氏的高度褒扬。
关于罗氏“矢志孀守”“贞操保孤”的事迹在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志·守节）》也有记载：“罗氏耆宾马承书妾，年二十二寡，抚四岁孤弼兹。比长，娶妇陈氏，育子思光。甫周岁，而弼兹夭，陈氏年二十二寡。思光娶妇林氏，育子世隆，甫九月，而思光又夭，林氏年十九寡，三世孀守，孝兹各尽。罗氏卒年七十三，陈氏卒年九十，林氏卒年七十三。”其中的“弼兹（名缓）”、“思光”、“世隆”分别是马承书的儿子、孙子和重孙，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马氏族谱》有关马承书和罗氏事迹的一些记载的真实性。
马祖彬先生补充说，据族谱记载，承书公与妻罗氏喜得三子。大子绾，一生未得子；次子为缓，生二子；末子绶，夭折。书公去世后，绾、缓年幼，无法打理家事，随母去了福宁府外婆家，所遗家产被代管人蚕食，马氏开始走向衰落。缓在17岁时，回迁宁德，苦心经营，重振祖业。至十二世世隆（原名世玑，字玉衡，号南岳庠生）时，家道开始中兴。
二
绣花楼历史上曾经人丁兴旺。马祖彬老人回忆，在1938年他年幼时，马家绣花楼一共住有19户，约200多人。他记得当初在宅内挂有众多楹联。其中一楹联内容是：上联：白眉新世德；下联：绛帐旧家声。横批：文魁在附联内注有“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据说，在汉代马氏祖宗生有5子，其中一子出世时，眉毛全为白色，故名“白眉”。在五子中，又以白眉心地最为善良，故家族立牌楹以示后人。到了明清时期，马氏绣花楼出举人、贡生、秀才更多。这一传说在绣花厅堂的楼楹联中也有所反映。马祖彬先生记得，在一楹联中刻有“甲戌联捷进士，己末恩科举人”。说得就是清末时期，马家出了举人。《马氏族谱》记载，十六世祖马兆麟，字叔和、仲祥，县试第一，入泮补廪，咸丰己未恩科举人，掌教莲峰书院，即补儒学教谕。只可惜，由于历史变迁，家传楹联大多遗失。但在《马氏族谱》中还有关于马氏八世祖马应兆、九世祖马承宾等人的事迹记述也可验证了这一传说，而且这二人的生平事迹在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志）》中均有记载。
《马氏族谱》有关马氏八世祖马应兆的记载：“八世祖应兆公，字邦行，县志作邦直，号见鲁，又号念蓼，寿房居公遗腹次子也，公幼颖悟异常……年十六补弟子员……𥯫已（1593年）以明经中选入太学…至丁未服阙，上京考选，戊申（1608年）试吏部，先拟通判第一，文选铨君阅策奇之，曰，此百里才也，上主考覆取知县，乙酉奉檄知河南新安县……”在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志）》有关马氏九世祖马承宾是这样记载：“马承宾，字宗周，邑庠生，应兆子。博学书史，工诗文。与吴国华、陈邦校友善。吴以弹劾魏珰（注：‘魏珰’应为‘魏党’之义，指魏忠贤死党曹钦程），退休卒，宾以诗掉之，语极感慨悲惋。建张雎阳庙，造赵公桥。构二亭于酒屿，曰‘乐天’、‘知命’。卒年八十有五，赐寿官。篆府志。”从上述摘录的两段内容可知，在明代（万历前后）马氏八世、九世祖学识渊博、为人正派、忠于职守、为地方百姓做好事的一些具体事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马氏家族正处在兴盛时期，人才辈出，又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三
在绣花楼后花园和大宅院右侧各有一口古井。后花园古井，石板条通体洁白，纯为人工细雕，今已被埋。右侧的古井，有一些传说。
马氏第九代马承书一生积德施善，在明末年间，世间百姓疾苦，他便从长考虑，将右侧的围墙拆掉，让出井来，给左邻右舍百姓用。而今，每逢夏季自来水停水时，不少乡邻便从大老远的地方来这儿提井水。这口古井，如今仍然方便巧妇洗菜洗衣服等。
又据绣花楼隔壁林家大院的老人回忆，马家右侧的围墙拆掉的原因是，马家一姑娘嫁到林家，两家近在咫尺，因方圆之地，只有马家有井，姑娘恳请父母将右侧井让出，以表两家有如一家亲。这个提议得到了父母的赞同，井便成了特殊的一份“嫁妆”。
对此，马祖彬认为，林家所说有误。他说，此井的真实来源，应是上祖普渡众生而为，并非随马家姑娘嫁给林家而成“嫁妆”。因为，绣花楼始建明万历年间，而近邻的林家院则建于清代初。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井的围栏石板上，清晰地刻着“光绪二年夏日吉旦重修”的字样。
1992年12月25日，绣花楼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绣花楼所在的中南路面临旧城改造和商业开发。为保护这座明代木构古建筑，前几年省文物主管部门就绣花楼异地迁移保护问题给蕉城区有关部门作出复函，区文物保护部门也已先期就绣花楼的迁移进行初步规划和着手绣花楼的绘图工作。
专家认为，当今古建筑保护大凡有两种风格。一是以“旧”换旧，选用古建筑原建筑材料修缮。但这种方法难度较大，涉及到整个楼的历史资料，追溯到始建年代的古景、人文地貌。并尽可能保存原貌，以希腊罗马为例，保存古建筑残址，哪怕让残柱露天。二是以新换旧，大胆采用现代建筑手法保护古建筑，使其保存更加坚固，并融入现代手法和审美文化，以不改其宗旨，供后人观光旅游。就绣花楼明代木构古建筑而言，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林斌建议，在异地迁移前，解构每一柱一木，而后再作为一个整体来修复。
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由于开发商企业变故，绣花楼依旧无法迁移，也无人加以维护。不久前，马祖彬先生告诉我：“绣花楼大厅因长年风雨侵蚀已大部倒塌了。”绣花楼终于等不到专家及有识之士们有关修复建议的实施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坍塌了，悲哉，惜哉！
蕉城蔡氏家庙修建始末 从前，宁德县城除了县衙、文庙、武庙等公共设施以外，最为豪华精美的建筑物要数前林坪的蔡氏家庙。在县城所有的古民居中，蔡氏家庙可谓“翚飞轮奂，极土木之胜”（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这也是蔡氏家族作为当时宁德县第一望族的标志。它的建造，凝聚着蔡氏祖先蔡志谅的良苦用心和辛勤汗水，并得到了家族后人的肯定与称颂。
道光二十六年（1846）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由蔡志谅独资修建的宁德县文庙顺利竣工。福建地方官员上奏朝廷，请求嘉奖蔡志谅关心地方公益事业的行为。不久，道光皇帝颁旨：蔡志谅由候补户部员外郎赏加三级，祖父万源偕祖母陈氏，父光均偕母林氏均授三品封典。面对皇恩浩荡，蔡志谅如沐春风，浮想联翩。他想到自清朝入关以来，整个宁德县能得到文职三品衔者，应属头一家。而蔡氏始祖南益公本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此后经十几代艰苦创业，终于到了自己这一辈跻身仕族阶层，与宁德的崔、彭、陈、林、左等大姓媲美。而今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财力，在宁德县已是首屈一指，何不藉此以炫耀自身与家族的地位。既然朝廷规制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修建家庙，蔡志谅不禁怦然心动，开始谋划家庙的修建。
按照明清时期朝廷规定，只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才准许修建家庙，并对建筑规制有严格规定。《清史稿》记载：“凡品官家祭庙立居室东，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北为夹室，南为房。庭两庑，东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具有远谋卓见的蔡志谅显然难以接受这种规制的束缚。他另有一番打算，他想到了自己刚刚修建过的孔庙。普天之下只有孔庙的建筑规格最为宏伟与尊贵，如何在不僭越封建礼制的基础上，仿照孔庙建筑修建一座气派非凡的家庙呢？孔庙前后九进（与天子同规格）四门五坊、龙柱黄瓦这些尊同帝王的制度自然不能逾越，但文昌阁、泮池等可以仿造。蔡志谅经过周密的策划，制定出了一套修建方案。
蔡氏家族自三溪公由四都蔡洋村迁入县城西门以来，繁衍成族，在城内竹兜街已建有一座“蔡氏宗祠”。经过筹划，蔡志谅选择位于“蔡氏宗祠”不远处前林坪的一片土地。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十三日，“蔡氏家庙”在鞭炮声中开始动工。建家庙所需的木材、石料早在修孔庙时就已置办。这些上等杉木，是蔡志谅历经千辛万苦，从“上府”（闽北地区）购置后，放木排经水路海运抵县城南门外码头；石料采自城南蚶岐村的“汐里溪”，由祖籍长乐罗联的打石坑石匠精心加工后，用小船运到城里。一批精良的施工队伍被集中到了家庙工地上，这帮能工巧匠不负众望，其加工与建造工艺都达到工程所需的精确程度，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做出了贡献。
由于大家的齐心努力，历时两年，一座宏伟壮观的蔡氏家庙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顺利竣工。家庙座西朝东，砖木结构，是以乾隆年间大学士漳浦蔡新的名义，依照山东衍圣公府和孔庙建筑格式修建，主体建筑分间三进，还包括照墙、泮池（璧水桥）、仪门、文昌阁等附属建筑。整体布局顺地势前低后高，依次排列，错落有序。其中仪门建成牌楼式样，四角飞檐，而享堂（大厅）又高出仪门2.5米，设七级台阶，使整座家庙显得主次分明、威仪肃穆。外墙采用青砖垒砌，硬山顶，曲线形封火山墙。整座建筑古朴沉稳，构造精美，既有明清两代官式建筑风格，又有浓郁的闽东传统建筑特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蔡志谅为家庙的修建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一些细节上尤为注重。比如仪门外的泮池，按照儒家礼制规定：周代天子宫前设池为圆形，而诸侯只能用其一半，以示区别，故称为“泮池”；另一种说法是，天子之学称为“辟雍”，诸侯之学称为“泮宫”，辟雍有水环绕，泮宫之水只能半之，故称为“泮池”。另外，配祀孔庙大儒和西周分封诸侯国的后裔以及族人有官至一品者可以在祠堂建造“泮池”。蔡氏得姓祖先蔡叔度是周武王姬发的同胞弟兄，也是周文王第五子。蔡姓有蔡元定、蔡沈、蔡清三人入祀孔庙。所以蕉城蔡氏家庙修建“泮池”当之无愧。国内建有泮池的祠堂现存较多，但配有“璧水桥”的屈指可数。见于记载只有浙江宁海县西店集义村的邬氏宗祠、安徽绩溪龙川誉为“江南第一祠”的胡氏宗祠（胡锦涛主席故乡），安徽绩溪磡头的“许氏宗祠”和蕉城的蔡氏家庙。“泮池”和文昌阁都表现了蔡氏“崇儒尚义”，有教育子孙读书行善的意愿。
据蕉城蔡氏后裔介绍，蔡志谅煞费苦心，为了显示自己族姓政治地位的优越，早在建祠之初，就特别将一代名相蔡新的牌位入祀宗龛。以蔡新之威望和声誉，足以提高蔡氏家庙的规格和影响力。据清光绪四年（1878）编纂的《济阳堂宁德蔡氏族谱》记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志谅公念蔡氏为邑之望族，应崇祀于祖宗，垂泽于后人，遂赴漳州府漳浦县，迎请清代文华殿大学士蔡新之神主”。蔡新（1707—1800），字次明，号缉斋，又号葛山，漳浦下布人，与蕉城蔡氏始祖蔡南益同乡。乾隆元年（1736）进士，历任刑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后改授礼部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直到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皇帝对他恩宠有加，特旨紫禁城骑马。乾隆四十九年（1784），蔡新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他上疏乞终老归养，乾隆帝一再挽留。翌年辟雍讲学时，乾隆帝为他赋《临雍》诗，有“蔡新或备伯兄行”之句。蔡新致仕回乡时，乾隆帝又赐诗：“不忍言留合今归，及归言别又依依”，可见高宗对这位老臣之恩宠有加。嘉庆五年（1800），蔡新以九十三岁高龄逝世，赠太师，谥号“文恭”。
为什么蔡氏家庙要供奉同宗不同支的蔡新神主，而不供奉嫡祖蔡襄的神主呢？是因为蔡新官职大、规格高，且时代较接近之缘故吗？据笔者考证，这实际是不得以而为之。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对于家庙祭祀对象有严格规定。《清史稿》：“（家庙）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祢，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向。高祖以上，亲尽则祧。”也就是说，家庙只能入祀士大夫本身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其配偶，其中还包括五服内旁系亲属，最大限度只能增祀始迁祖。蕉城蔡氏虽以“端明公”蔡襄为始祖，但时隔八百多年，已无谱可稽。而蔡新是蔡志谅祖父一辈，勉强合乎规制。这就是蔡氏家庙只奉蔡新而不奉蔡襄的缘故。
蔡志谅在修建家庙中的一些传闻逸事，至今仍为蕉城百姓所津津乐道。民间传说，蔡志谅在修建文庙和家庙时，曾为木材入城一事大伤脑筋。因为巨大的木料经南门搬运入城，还要经过考坪、学前街、竹兜街、衙前街，约有一公里路途才最终到达家庙修建工地，而城内街道狭窄弯曲，房屋矮小，搬运不便，东家与工匠一筹莫展，深为忧虑。为此，蔡志谅特上书朝廷请求允许破城墙搬运建筑材料。朝廷体恤蔡志谅独资修建文庙之功，特下谕旨，准许宁德城墙打开一个缺口，待木料全部入城后再行修复。为了让木料能够畅行无阻，蔡志谅特别召集沿途房屋户主进行协商，承诺：“沿途所经路段，为了搬运方便，需要拆除部分房屋。愿意出让者按高价购买，不愿出让者先行拆除，待木料全部运到工地后，按民居最高规格重建。”果然蔡志谅在木料全部运入工地后，为沿途住户重建房屋，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最近，笔者在撰稿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有关蔡志谅修建文庙的宝贵资料。清代福建巡抚徐继畲著《徐继畲集》第三卷保存有一封上奏道光皇帝的折子，全文如下：奏请将捐建宁德县文庙等工之官绅分别加恩奖励摺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臣刘韵珂、署理福建巡抚臣徐继畲跪奏，为官绅捐建文庙各工完竣，恭摺奏恳圣恩奖励，以昭激劝事。
窃照福宁府之宁德县文庙、明伦堂，建自前明，嗣於乾隆四十年间复经修理，现已六十馀载，栋宇墙垣，率多倒坏。经前县宋光伯会同署教谕吴世嘉，邀集绅士，筹议修建，即据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呈请独力捐办。随遴选董事，鸠工庀材，於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将大成殿、东西两厅、名宦、乡贤祠全行起盖，又建崇圣祠、明伦堂等处并文昌祠一座，至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工竣。合计共用工料银二万八千八百七十馀两，造册送经前署县冯杰诣勘，委系工坚料实，并无浮冒草率，由县府加结具详。声明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以所捐银两系祖父遗资，情愿请加三级，给与覃恩封典。据兼署藩司武棠核明，详请具奏前来。臣等查道光二十五年，奉部议定推广覃恩封典，京外捐纳候补人员於恩诏给封二年期内捐请者，加与覃恩字样，其报捐银数，仍照常例办理。又京外文武现任及候补、候选人员三品捐银八百两，给予应得封典。又在京文职五品捐银一百四十五两，准其加一级。再有情愿多捐加绩者，悉照此数报捐，准照所加之级捐封。各等语。此次宁德县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独力捐建文庙等项工程，共用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情愿将应得议叙请加三级，给与封典。查核所捐银项，已数倍於捐级、捐封之数。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户部候补员外郎赏加三级，给予其祖父母、父母三品封典，归入覃恩办理。其捐银八百两之宁德县知县宋光伯、署宁德县事上杭县知县冯杰，捐银四百两之署宁德县教谕吴世嘉，同在工出力之董事俊秀马步琮、吴佐荣、陈作孚、马步珍、蔡光坴、监生蔡步錂，均请敕部照例议叙。除将册结图送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项工程系绅士捐办，官未经理，应请免其造册报销（朱批：依议），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福建巡抚，内用太仆寺卿。有《松龛先生遗集》他是一位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历史竟然如此之巧合。这位二品巡抚居然与徐向前元帅有着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徐永信等续修铅印的《五台徐氏宗谱》记载，五台县东冶镇徐氏始祖才甫公，明初由马邑迁至五台县西南的滹沱河南岸的大建安村，繁衍生息。传至第五世分为十股。徐继畲一房属第二股，徐向前一房属第三股；徐继畲为十五世，徐向前为十九世。他们是同族同谱，前者是后者的族高祖。徐继畲的玄孙光裕、光文与徐向前同辈，都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牺牲。
徐继畲十分赞赏蔡志谅独力捐建宁德文庙的义举，并极力向朝廷保荐，使之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一百四十年后，徐继畲的后裔徐向前元帅也是十分器重和推崇蔡威（蔡志谅的玄孙），并为蔡威烈士挥毫题词“无名英雄蔡威”，使蔡威真实身份和英勇事迹得以昭示和传颂。岁月沧桑，这段徐、蔡两家历史渊源为研究蔡氏家族的历史又增添了新的内涵。
朝天境的传说 朝正德八年（1513），宁德人陈褒、陈褎兄弟，参加省考（即乡试），同榜并列癸酉科举人。喜报送到家，其母郑氏夫人想起自己家境贫穷，儿子依靠两位伯父资助读书，今日有出息，不由乐得连声叨念：“我褒中褎也中了，褒中褎也中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句“褒中褎也中”却让朝天境社头听了，惊惶失措，挟起香炉，逃往城外去了。这里还有一段民间传说，得从头说起。
古时候，民间按姓氏聚居或多姓混居，划分地域称为境。境内有宫，也作境的代称，是议事、祭祀、娱乐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宁德城区有八大境，宫内并供男神女神。男神称社头，女神称奶娘。朝天境设有一所私塾，陈氏兄弟少年时，就在朝天境私塾读书。
有一次，一位同学遗失墨块，诬陈褎偷窃。陈氏兄弟力辩无效，就和同学在社头像前发誓，说若偷窃，日后不得好死等语。发誓之后，陈褎由于心情激动，刚跨门槛就跌倒在地，鼻孔流血。同学益信是其偷墨，就挑动伙伴侮辱他兄弟，陈褎气极了，指着社头骂道：“神明神明，欺侮穷人，我兄弟今后若有出头之日，就贬汝去城外做野神！”气愤地挟起书包回家去了。
陈家兄弟今日同榜高中，郑夫人说一句“褒中褎也中”，朝天境社头听了，想起当初发誓之事，愧悔至极，抬起一脚，踢向案头香炉。香炉腾空而起，飞出宫门，越过北门城墙，落在城外空地上。人们说是社头认输了，甘愿去城外做野神，免受被贬之辱。
后陈褎赴京考试，喜中进士，第二年就走马上任，并没有和朝天境社头计较。但是，陈氏族人及乡亲则认为，陈家兄弟有出息，社头也有自知之明，就在香炉降落的地方，建起宫宇，将社头移供其中，仍称朝天境（今汽车站职工宿舍东南处地址）。至天启元年（1621），又在原朝天境斜对面，再建一宫，将奶娘移供宫中，也称朝天境（今西北路西侧、面对培英路）。陈家兄弟原来读书的朝天境，被改建为陈氏宗祠，俗称金峤陈氏祠堂。因此，此处社头在城外朝天境，奶娘在城里朝天境。所以民谣有“夫妻离散朝天境”的戏说。
民国时期蕉城交通琐谈 蕉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南北西三面被山岳包围，东部面海。起初满清政府实行海禁，不准民间使用舟楫之便，迨至清末三都开港，成立福海关，始有轮船与福州上海通航（民间俗称“上海车”），但蕉城与三都港之间仍以小木船驳渡。民国时期蕉城与外界陆路交通惟一的工具是人的双腿，俗称“十一号车”。要谈这方面的话题，的确还真不少，让我将忆及的一一道来。
城内的交通
蕉城是宁德的县城，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一块畚斗状的盆地。所有的街道都沿着西高东低的地势布局。其主街道就是东起土主宫前，经东城门进入城内，往西行止于县衙前的那条大街，俗称东门街，这条大街又分为东门外、东门里和衙前状元里三部分。沿东门外东南延伸分叉的有水湟头、霍童埠、福安埠、德顺坪（鱼牙行）、鱼货埠、海关埠等，统称为船头街，又叫外街，与其平行的另一条街叫下尾街（福山街），俗称里街。沿东门外土主宫前往东北拐，就与碧山街相衔接。沿东门里西行至街尾下，往北折与向东延的衙前状元里街相接，再往北与街中头、往南与衙前街相接。此外还有南门街、北门街、西门街、竹兜街、前林坪和大纛衙门前（培英街）等。一九三九年城墙拆除后，又添了一条环城路。这就是当时蕉城主街道的大体布局。
旧时街坊的宽窄，还是有一定的规制可循。例如官衙前的大街，至少可供三顶官轿并行，也就是五、六米左右（即使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主街道破天荒进行拓宽改造，街宽也不过十米左右）。一般的街道，可容两顶花轿并行，如现存的城隍庙前的北门街、大华路、前林路、南大路和福山路一小段。
小巷可容一顶轿子通行。街道用鹅卵石砌筑而成，故此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被人们形容成“地无三尺平”。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用说行车，就连步行都会感到有些吃力。幸好城很小，总共不足两万居民，最远的间距也仅十华里左右。男人出外办事当然只能步行，但深闺里的女士出行就有了麻烦。
在这样背景下，一个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轿子业。那时的轿子店集中在街中头、衙前街一带，有双抬轿、四抬花轿、二抬花轿、无篷椅轿等。大户人家女眷串门或回娘家，一般提前预约，到时上门服务，方便周到，收费不高，小康人家也消费得起。但如果要租雇轿子到乡镇，得看路途远近面议价钱。因多家竞争，价钱早已定格，过份抬价，就会失去主顾，因此各家差价不会拉得很大。而且那时商业市场特讲信誉，各家为了留住老主顾，更不会随意在价格上做手脚，而危及自己的饭碗。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坐轿子曾被作为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样本，倍受指斥批判。同时也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轿子被挤出历史舞台，也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它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几十年后，如今又冒了出来，成为怀旧婚礼的新宠，真让人有时光倒流世事无常的感觉。
少见多怪的趣谈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蕉城，由于交通闭塞，民风纯朴，对于西风东渐引起外界的变化，不甚了了，有人上省城福州一趟，就带回很多有趣的见闻。如汽车呀马车呀，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呀，等等，新鲜的事儿真不少。说的人口沫横飞，听的人如闻说书人讲《封神榜》一样，觉得世上竟有这等新奇事，真不可思议。单石碑有个名叫陈庆新的小伙子，三十年代初，受其父亲指派，贩茶到福州，回来时人家问他都看到了什么新鲜事，他说，福州真稀奇，满街跑着马拖玻璃橱。这段马车的说事，给蕉城人留下一则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调侃孤闻陋见者的代名词。
再说个难以置信的话，那年代的没出过远门的蕉城人，连马都没见过，只在年画或武侠小说插图看到图画的马。一九四三年笔者才见到真马。那一年的初冬，传说福建省主席（省长）要途经宁德到福安视察，但几天了仍不见动静。果然有一天，毓秀小学校长通知三年以上班级同学集合，整队到太尉宫路旁欢迎省主席刘建绪莅临宁德。我们到达现场时，已经有宁德县长及各界名流、社会耆宿，以及宁中和蕉城小学同学列队路旁躬候。说时迟那时快，探马飞报说省主席已到白鹤岭脚，话音刚落下不久，一队荷枪兵丁迈着整齐步伐在我们面前走过，一位瘦高全副戎装的男子，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过我们的面前。不知谁带头鼓了掌，大家也跟着拍手。最让笔者惊奇的，是紧随其后的一位马弁，牵着一匹安放有红棕色鞍辔的白马，紧随的是一顶八抬敞篷坐轿，接着是一小队兵丁殿后。这就是笔者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画册以外活生生的马匹。可见真马匹要进到宁德这地方有多难。欢迎场面无旗帜，无标语，无口号，更无鲜花和鞭炮（抗日战争期间禁放烟花鞭炮）。用现在的目光来审视，场面有些清冷。回到学校后，男生谈论的不是省主席那班人，孩子的眼里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活的，而谈论最多的是那匹白马。
三十年代，自行车（那时叫做脚踏车）在省会福州，已不是稀罕物，但蕉城人是耳有所闻，眼却未见。大约一九四六年春，突然有位男士骑着一辆银灰色的两轮车，在毓秀小学操场上急速打转，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不约而同涌向场边观看。那人看到有这么多小孩围观，就越来劲地表演，看得大伙儿目瞪口呆。后来老师告诉大家，这就是早有耳闻的脚踏车，也是笔者在蕉城第一回见到的脚踏车。但一个问题始终在笔者心里嘀咕着，前后排列安装的两轮车，为啥不会倾倒？问老师也答不上来，越发在心里留下神秘感，直到笔者成年学会骑车后，才打消考究的念头。
惨痛的记忆
民用飞机，民间俗称“飞（宁德方言读音作‘杯’）船”，是现代最佳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但飞机第一次带给蕉城人的不是和平使命，而是死亡的恐怖，生命的威胁，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泸沟桥事变”，挑起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同年8月13日，又大举进犯上海，矛头直指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紧接着于8月15日上午数架日寇飞机（称敌机）从蕉城上空呼啸而过，这是抗战伊始第一次侵扰蕉城上空的敌机。此前多数宁德人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模样。此后接连不断轰炸扫射，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蕉城中心小学、郑氏大宅均遭轰炸，损失惨重，人心恐慌。特别是1940年5月18日敌机狂轰滥炸三都岛，将油码头、货运码头、海关楼、外街商店和民宅全部夷为平地，其状惨不忍睹。这时人们对日机恨之入骨，巴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我们国家几无防御能力，百姓只有往乡间星散逃难一途。这时全城实行灯火管制，人们闻“机”色变，恐慌气氛弥漫到每个角落。有户人家孩子夜间啼哭不止，大人报以“飞机来了”的威吓，可真的把孩子的哭闹吓住了。蕉城人在日机的恐怖氛围笼罩下，惊魂失魄地度过漫长的八年时光，最终以日本鬼子的无条件投降，我国的胜利，划上了句号。但飞机这一现代交通工具，一开始就给蕉城人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解放后，民用航空开辟了上海～福州航线，蕉城处在航线的中轴线上，每天都有民航客机从上空掠过，老人们仰首目送远去的飞机，闲聊中不免勾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艰难的赴榕旅程
历史上宁德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地方，当推省会福州莫属。蕉城白鹤岭道，自古就处在福州北上京城官道的关键位置，每天南来北往客旅络绎于途。但蕉城往福州并非仅有白鹤岭一径，人们比较常走的，还有岚口岭和飞鸾岭。虽然有这么多途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无车马可倚，都必须在崎岖的山道上徒步跋涉。走过这几条山道的人，形容路途之险峻，攀登之维艰，无不叹曰，不让蜀道！明万历五年（1583年）江西丰城进士、曾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的李琯，途经白鹤岭时，惊叹其险峻，写下这样的一首五言绝句：“我入闽中路，山惟白鹤高。振衣千仞上，万古几人豪。”迨至民国初，千年古道，旧貌依然。其作为通往省城主通道的地位，仍未见动摇。虽然1898年三都开港通航，有木帆船航行福州上海，但木船受季风潮水影响，存在一定风险，故蕉城百姓的大宗生活必需品，仍以肩挑为主。这就形成一个颇大产业链，许多人专以挑担为业，作为谋生养家糊口的手段，有些农民趁农闲之便，也加入这个队伍，卖苦力赚些工钱补贴家用。但这些人中，有初次到福州的，经不起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诱惑，到大桥头下寻花问柳，落得分文无存，伴着一条扁担，形单影孤地回到故里，成为大伙取笑的可怜虫。
抗日战争的八年里，是蕉城交通最困难的时期，海路被日寇封锁，仅剩陆路一途。抗战甫起，政府即无偿征用民间大型木船，装满石块，行至东冲口，凿沉填海，冀希以此港封航。陆地白鹤岭等多条官道，亦多处被凿去半幅，只剩下一小半通行。决策者以为这样的小伎俩，就可使日寇寸步难移，谁知这些愚蠢的做法，于敌实无有寸效，倒害苦了老百姓，引致怨声载道。
陆有匪海有盗，自古皆然，民国时期亦不例外。海盗事，当以浙江台州一带最为猖獗。上世纪三十年代，蕉城彭氏“万兴”商号，有木帆船航行于宁波、上海、青岛、烟台等地，一次在台州洋面与海盗遭遇，枪战中有海盗伤亡，以致随行彭老板弃船奔突，九死一生逃回蕉城。消息传来，引发“万兴钱庄”挤兑风潮，致百年望族“忽刺刺如大厦倾”，瞬间破产。那时期的陆路也不安宁，时有客旅被劫消息传来。挑担谋生者，多以结伙同行为对策，藉人多势众为依托。蕉城到福州的路程满打满算不超过二百六十华里，一部分人选择翻北岭进入福州城，这就需要途经连江潘渡，而这里恰是“散兵游勇”匪徒时常出没的地方。因此过路人必须计算好通过此地的时间，人数多多益善，形成人多势众的威慑态势。但被劫事件仍时有所闻。不过鲜见劫财后伤人性命的案例。据说劫匪还会留给被劫者一定数目的返程盘资。另一路线是夜间从蕉城海关埠乘邮政木船到飞鸾，第二天翻过飞鸾岭到连江丹阳过夜，第三天到达连江琯头，然后坐小轮船到福州台江码头登岸。走这条路，花费大，挑担工为了节省开支，多不选这条线路。
抗战期间，连江潘渡一带驻有国民党保安团。蕉城牛贩赶牛去福州，时值福州为日寇所占，途经此间，保安团多以奉命阻止资敌为名，扣押牛群。此时得托人说项，几经周折，始才放行。
抗战胜利后，宁德到福州的交通有所改善，三都与福州间有了轮船通行，经营这条航线的有福州下游轮船公司的“金沙江”、“鸭绿江”木质轮船，吨位在两百吨左右，动力是以木柴为燃料的蒸汽机，速度奇慢。而福安赛岐人经营的“福康”“德康”轮，吨位稍小，但以内燃机为动力，跑起来快多了。尤其是船行到连江北茭，准备进入闽江，江水海水在此处汇合，风急浪涌，船似蛋壳，上下颠簸，乘客晕船东倒西歪，慢速船必然让大家煎熬时间延长，所以福安船虽小些，但由于速度快，就更受旅客青睐。
在笔者的记忆里，蕉城昔时交通风貌的背影，已渐行渐远，但那蜿蜒山间崎岖的岭道，那错落有致的山垅梯田，那绿树、阡陌、小桥、流水、人家，仍不时隐隐地在心中激荡，唤起对这片故土的深深乡愁……
宁德天后宫 宁德天后宫（俗称妈祖庙），位于蕉城区蕉南街道福山村福山路47号，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天后宫主祀妈祖，相传，公元987年，妈祖因救海难而献身，被百姓立庙祭祀，而成为海神。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妈祖的影响扩大，宋、元、明、清四个朝代14个皇帝先后对她敕封了36次，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列入国家祀典。妈祖在封建帝王以至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宫庙构建 堪称精美
宁德天后宫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总体布局为三进前后两天井，抬梁式木结构，主体建筑以中轴线排开，左右对称，中轴线上依次为门楼、戏台、拜亭、正殿、后殿、偏殿。其中正殿和偏殿保存最好，基本未受损坏完整保留至今，而正殿建筑尤为豪华精美。
天后宫正殿，建筑面积465平方米，正面五间，进深三间，带前后左右廊，高度11.5米，整座建筑宏伟高大，气势非凡，正殿的上方高悬一块“寰海蒙庥”的巨大匾额，字体苍劲有力，系咸丰七年由福建水陆提督钟宝三书赠，现保存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正殿内有玄武岩镂空石龙柱四根，雕工精细，柱上盘龙形态生动、栩栩如生，殿内还有一对花岗岩浮雕凤柱，柱与柱础上下相连，柱上一凤在下驻足引颈，一凤在上盘旋呼应，凤柱是为女神殿的象征。龙凤柱上龙凤神态逼真，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精湛的手工雕刻技艺。正殿地面为三合土构筑，顶部藻井（凤凰池）虽历经岁月沧桑略显斑驳，但仍依稀可见其精美程度，今天我们可以想象这座建筑在当年是何等的精美绝伦，其豪华程度在宁川大地堪称一绝。
靛商捐建 祈福海运
现存的正殿建于何年？答案就在龙柱上，正殿东侧前方的一根龙柱上部空隙处镌刻着“咸丰元年春正月吉旦”的字样，字迹非常清晰，明确记载了正殿为咸丰元年（1851年）重建。西侧前方一龙柱上镌刻着“鄞江众靛商仝敬立”的字样，字迹同样清晰。据龙岩《汀州府志·山川》记载：“汀江在宋代至明代称鄞江”，所以“鄞江”就是位于今天龙岩市的“汀江”，“鄞江”泛指汀江流域的上杭、长汀、永定、武平等县，所以宁德天后宫为这几个县的众多靛商捐资，并与宁德当地信众共同捐建。
为什么宁德天后宫兴建与鄞江靛商有关系呢？民国版《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记载：“清代前期，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在化学染料没有发明之前，靛青为主要染料，由于江浙一带盛产丝绸和棉布，需要大量的靛青染料，鄞江商人走南闯北主营靛青业，自清康熙年间开始，垄断了全国90%以上的靛青销售市场。宁德是靛青的产地之一，清代盛产靛青，在今天七都、八都等乡镇还有靛青作坊的遗迹，当年生产的靛青基本由鄞江靛商收购经销。靛商常年居住在“鄞江会馆”里，“鄞江会馆”即今天宁德天后宫的偏殿。靛商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富有的群体，具备捐资的实力。
鄞江靛商为何要捐建宁德天后宫？这与天后宫的建设地点有关。天后宫所处的周边位置在东湖塘拦海大坝未建成之前，这一带为码头，轮船可以直接到达今天东湖路东湖市场一带，鄞江靛商收购的靛青就是从这里装船运往江浙一带销售，海上运输是当时唯一的运输通道，在气象和航海科技比较落后的年代，海运的安全自然就仰仗妈祖的庇护，因为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靛商在装船启运之前一定会在天后宫祈求妈祖保护，平安抵达目的地，这应是鄞江靛商捐建宁德天后宫的最大原因。
旧址见证 国共和谈
时间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天后宫迎来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里成了闽东国共和平谈判地点。1937年10月，国共第二次谈判在天后宫举行（第一次谈判在宁德霍童文昌阁），中共闽东特委方的全权代表是范式人，范式人时任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国民党方的代表为黄苏，时为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驻宁德保安第2旅旅长。同第一次谈判一样，第二次谈判黄苏仍然没有放弃收编红军游击队而达到消灭游击队的意图，谈判仍无结果。当年11月，因黄苏生病，中共闽东特委派阮英平，时任中共闽东特委组织部长，到天后宫和黄苏举行了国共第三次谈判。尽管闽东特委作出了很大的让步，黄苏仍无诚意还企图收买阮英平，遭到严词拒绝，谈判再次中断。不久，谈判地点移向福州，经过特委的不断努力以及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高潮的形势，终于在福州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当年国共谈判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宁德天后宫呢？主要是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保安第2旅是一支驻扎在宁德的保安部队，而且该部队的驻扎地点就在宁德天后宫，国民党方为了占尽谈判地利的优势，谈判地点当然就选择在天后宫。虽然第二、第三次谈判都在天后宫举行，但在谈判中国民党方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
1984年4月，由范式人题写的碑名，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别委员会代表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代表和平谈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处”，该碑现立于宁德天后宫东墙外侧。
闽台交流 文化窗口
宁德与台湾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相同的血脉，相同的文化传承，体现了两岸同胞有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渊源关系，海上保护神妈祖是两地群众共同的文化信仰，它已是深深扎根于两岸民众心中的一种传统心理和文化现象。宁德天后宫又是台湾许多妈祖宫庙的分灵祖庙，近几年随着与台湾经济往来的加深，每年的妈祖生日和妈祖羽化成仙日都有众多台胞信众前来参拜祈福。
2011年宁德天后宫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入涉台文物保护名录，成为两岸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给闽台民间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了闽台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妈祖文化曾经在历史上为社会的安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今后仍将为社会的和谐、安定、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岁月沧桑 诉说变迁
宁德天后宫自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建，距今已有250多年。其中正殿和偏殿基本未受损坏，完整保留至今。
虽说自古以来，它是民间百姓祈福的重地，在革命年代，也是国共和谈的旧址。但在解放后，天后宫一度成为粮食仓库，部分地方被改建，文革期间，门楼、戏台、拜亭等更是被拆毁，只余正殿、后殿、偏殿，让人叹惋。
为了保护天后宫的文化遗产，1980年11月，原宁德县人民政府公布天后宫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2月县人民政府又将天后宫辟为博物馆。2004年为了保护文物以及促进对台文化交流，原区文化体育局成立了“宁德妈祖文化研究会”，按照“修旧如旧”的保护原则对天后宫进行重建和维修，同时吸引了部分民间资金，重建了门楼、戏台、拜亭，修缮了后殿、偏殿。2009年全面完成重建和维修工作，并正式对外免费开放。2009年11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作者简介：钟荣富：1988年宁德八中高中毕业。1992年起先后在八都镇、宁德市（县级）文体局馆长，现为蕉城区博物馆。
宁德泉郡会馆
说起闽南商人在宁德经商发展的辉煌历史，最早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清初顺治二年（1645），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闽南泉州将士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进驻宁德三都澳海域，并在此筹集军粮，与清朝对抗长达16年。至顺治十八年退守台湾。因此，有大量的闽南人留守宁德从事经商贸易活动。
在《民国宁德》书中有记载“宁德妈祖庙东侧，有一口开凿于乾隆年的‘碧泉井’，虽地近海滩、井水却清澈甘甜，是‘下南’商人以及渔民取水处”。这充分说明乾隆年间就有大量闽南商人往来宁德和泉州之间从事商贸活动。民国版《宁德县志稿》记载：“广泽尊王庙，在东门外碧山尾忠平王庙右。清光绪十七年，泉郡侨民公建，凡泉之商人於宁德者即以是庙为会馆。神郭姓亦泉郡人，郡人吴鲁撰庙记。”泉郡会馆亦有说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6），光绪十七年（1891）重建，因会馆主祀广泽尊王郭忠福神像，故宁德民间称为“下南圣王庙”。圣公庙位于宁德福山街南端山坡上，与妈祖庙毗邻。会馆由门楼、戏台、天井、大殿构成。建筑华丽、雕刻精美，是当时宁德县规模最为壮观的古建筑之一。
据宁德福山村村民叶仁风老人介绍，清朝光绪年间闽南泉州商人在宁德福山路南端山坡上兴建（或重建）泉郡会馆（馆庙合一）。主体建筑由门楼、戏台、天井、大殿和两边走马台组成。会馆门前场地用石板材铺设，正殿分为前后两进，称为“前座”、“后座”。前座是戏台，后座是大殿。大殿正中供奉广泽尊王郭忠福软身神像。大殿屋顶正中为龙凤呈祥藻井，深邃高大，雕饰华丽。会馆大门上方横书“泉郡会馆”四个大字，左右边门上方各题“金馽”“碧蠵”。墨宝出自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优贡林其荣之手。林其荣（1867—1927），字懋园，号词龛，宁德城关人。曾任八旗汉教习，学识渊博，工诗文，尤以书法见重于世。林其荣为何题写这四个榜书，后人至今不得其解（民间传说，林其荣榜书受到猜疑，后来询问吴鲁状元，才得知一为山神，一为海神，由此又加倍答谢林其荣）。戏台正上方木雕凤凰池，戏台周围雕刻三层，分别为封神演义、列国、三国、唐朝人物。人物造型优美、色彩艳丽，使用贴金青红朱油漆。戏台连楼上（称走马台）雕花风格独特。边座看戏台四扇宾客休息之处，另书房、宿舍、厨房等设施俱全。据说落成之时，邀请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状元吴鲁撰写碑记（其内容无考）。吴鲁（1844—1912）字肃堂，号且园，泉州晋江池店人。该会馆一度改为私塾，解放后政府作为储存粮食仓库，不幸于1953年11月23日毁于一场大火、一切化为乌有。
总之，从清朝至民国时期宁德泉郡会馆的规模、华丽和壮观程度来看，可见当时闽南商人在宁德商界的影响力。以史为镜，现在宁德正处环三都澳经济大发展的时机，吸引大量的闽南商人来宁德发展。相信二十一世纪的闽南商人在宁德将超越古人，书写闽东创业的新篇章。
注：1、下南人，宁德方言对福建闽南人的称呼。
2、广泽尊王俗称“郭圣王”，为福建省四大地方信俗之一，2012年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宁德人为了区别本地的“圣王”称之为“下南圣王”，该王在南洋、闽台、港澳及江浙地区闽南人中有相当影响力。
作者简介：陈勇智：1988年泉州华侨大学毕业，先后在福州市第二化工厂、炼油化工厂工作。1993年起先后在宁德市（县级）侨办、蕉城区侨联工作，为秘书长、副主席。
笔者少时居住在下尾街门牌72号祖屋，对这条街道走向、商店布局和居民生活状况较为熟悉。现以此街抗战开始至1949年约10年间的大体面貌概述如下：这是一条城外的边缘街道，故世称为东门外下尾街。街头和街尾分别以土主宫（抗战时曾在此开设大众服务处，主营餐饮旅社，亦对外承办酒席）和圆明宫（祀奉神农帝）为标志。街道全长200米上下，呈西北东南走向，有三段小曲折，头段街约50米，中段约70米，尾段约80米。路面大多是石板条铺砌。
头段街：从土主宫左侧山墙隔一条巷（溪流坑弄）起至龙泉巷口止，其两边商店、作坊等布局有愚妹师傅理发店（方言称师傅为“沙”或“狮户”）。他的合伙人水命“沙”，两人理发手艺甚佳，逢年过节还到附近街坊上门服务。第2间是西药店，出售西成药和酊剂，店主叫佳欣。接着是杂货店、瑞源中药铺和左姓的鱼货店。鱼货店以经营海蜇皮为主，兼售黄瓜鲞、小鱼鲄、虾皮等，品种颇丰。还有陈承桂父亲开设的布鞋店。再紧接三五家前店后铺的连家民居，便来到砖石结构的圆拱门。圆拱门右边是小百货、干鲜果和几家鱼货店，还有黄垂德医师的西药店，再往东行便有多家元宝锡箔店。
中段街：过圆拱门至一间杂货店止。此店有双侧门（俗称“蝴蝶店”），经营油盐米酒等。右边铺面有土产店，宝兴薯切店。薯切店主是长乐人陈光坦，街坊称之“昂仔伯”。接着也是长乐人林番仔师傅开的白铁加工铺，兼制作薯切。往前依次是生活用品店、刘天爵的食杂店，街右侧铺面以民宅居多，隔一条弄可通往河坪。
尾段街：此街最具特色的是集群性细木店。它从盐仓弄口东边的一座囤盐仓库开始。盐仓为住在弄内的盐商刘序钦（又名细俤）所有，他在五都南埕等地收购的海盐多放置此仓。由于库容大，有一部分空置房出租给八都人办蜡烛厂（厂主即笔者初中同学黄兆鏛的父亲），其生产之民用蜡烛供不应求，生意甚兴隆。过盐仓便是陈成全、刘细金、陈毓云、嫩叔和三俤沙等多家细木店，加工木桌椅、床板凳等细木家具。再隔三间店屋便是山头弄口，其弄口东边是两层砖木结构的廖伯勲广济西医诊所。再往前行接一段土墙即与圆明宫毗连。盐仓对面街是一块约30平方米的空地，人们称之为“火烧坪”。因无人管业，乃成为附近手工线面业主的拉面晾晒场地。连接空地的店铺是学道父亲开的细木店，店东边有一条小巷直通船头街，巷口东是原籍洋中青田的国民党省参议会驻会议员、国大代表阮元皋先生砖木四扇住宅。隔一小弄是“姆沙”开的木水桶、脚盆制作铺，其长子成福、次子细福亦承继其业。接着是长乐人“细水沙”开的打铁铺，“昂住沙”开的木器店和一家小型的制豆腐房。其隔壁有一家馆名“三山座”的中型旅馆，老板是福州人，内设客房和洗衣铺（当时称为“洋洗馆”）。“三山座”还附设澡堂，可谓执当时蕉城服务业之牛耳。再往东有三、四家民宅与一条叫江家巷的斜巷相连，因方言“江家巷”与“冬瓜冻”谐音，故当地街坊人也将坐落此地的圆明宫叫做“冬瓜冻”宫，以讹传讹。
总之，下尾街虽距离原内城主干道稍远，但因处于城镇的外廓，却是连接五里亭、东湖塘、溪口、兰田和五里洋的必经要道，成为当时颇为繁华的商业街。
记忆深处的船头街
旧时船头街命名的由来是基于诸多码头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街头在德顺埠（方言称为“岛”），有一块码头广场，涨潮时附近沿海各县镇、水乡民船渔船，争先恐后地拥进埠头，旅客从这里上岸后进入城里，而渔民则将捕获的鱼品堆在广场上。大宗的要到德顺渔牙行挂秤定价，被垄断包销；少量的鱼虾小海货则由渔民自己拿到附近街区，如本街、下尾街、东门兜等地自行销售。一年中以端午节前后三水（每半个月为一水）黄瓜鱼收获季节为此街特有景观。从官井洋捕获到的大量黄瓜鱼改乘小舢板船，万箭齐发，直指德顺埠。岸上观看热闹的民众堪称“万头攒动”。经挂秤定价后，市民便直接从渔牙行买到新鲜的黄瓜鱼。黄瓜鱼用竹篾编成的开口篓子装（方言叫做“撇”，每撇多则50～60市斤，少则20～30市斤），由消费者自行付款挑走。二盘商则以肩挑送到各渔货店，连夜挑灯让人选购。这三水黄瓜鱼市集，蕉城人称作“黄瓜暝”（因为舢板船赶到码头的时间通常都在晚上掌灯以后）。黄瓜暝季节过去以后，船头街商家便转入正常营业状态。
从德顺埠走向海关埕，便进入各种商品零售的店铺。岸边有疍族船民在滩涂上构建的竹木结构棚子屋（当时世俗歧视船民，不容其进入陆地建房，致绝大多数船民以“连家船”过着水上漂泊的生活）。这一带商店林立，传系殷户叶卫豪祖上修建的72间铺面，出租给商家开店。叶家则坐收数目可观的租金。叶家还在其间建造了一幢与众不同的海滨楼（亦称傍海居），为此街的地标性建筑物。每逢端午节，叶家的亲友便到三层楼上观看龙舟竞渡，以致此街人流熙来攘往，民俗风情倍增。
从叶家由东往西延伸直至水楻头，乃是船头街的又一段商店集中地带。日用百货、杂货、食品米店、酒肆饭店等应有尽有，但仍以渔货店居多。有一家制作白粿（方言叫做“白时”）的，人称“白时嫩”（“嫩”是店主名字），所制售的白粿、黄粿特别细嫩，倍受顾客青睐。道路经过二度弯曲后，转入船头街的福安埠、霍童埠、下南埠一隅，又别有一番景象。两头尖小溪船在埠边拥靠锚列。这段街以篾料店居多，各种规格竹篷、竹器应有尽有。有数家经营瓷器的穿插其间。更有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有几家颇具规模的棺材店，也跻身其中，凸显街区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儿时上小学，往返经过这段街道，每天都要在棺材铺前经过，习以为常，也就没有了恐惧感。
街道延伸至水楻头拐角处，就出现金银首饰店一条街，敲打制作金银饰品的叮当声音此起彼落，别是一番风味。在充满商业氛围的街区，竟然出现一家颇具文化气息的店铺，这就是叶存章的字画裱褙店。印象中那时的叶存章已年届不惑，手艺不凡，生意甚好。他还会制作冥品，糊制纸屋人及大型神祗（如盔头神），栩栩如生。而他制作的纸鸢（风筝）最受人青睐，什么大蝴蝶、大蜈蚣、大老鹰等各色纸鸢，是夏季的抢手货，一般要预先订制。
临末，述及一段小逸事。大约1943年，因退潮搁浅，德顺埠附近海滩躺着二头俗称“海和尚”的大海豹，全身光滑无毛，呈青灰色，引发万人空巷围观。观众不知为何物，仅在五、六米外围着大圆圈。四城闻讯而来者越聚越多，均不敢贸然靠近，惊讶之声不绝于耳。这是蕉城民众能如此近距离看到大型海洋动物的一次稀罕的机会。
以上仅是记忆中早年船头街的掠影，其丰富多彩的倩影，如今能记述者已十不及一矣。特予拾遗，聊表寸意。
印象船头街 船头街原在宁德蕉城区海滨路。如今那里只是一处极少为人提起的街坊旧地名，可在上世纪60年代东湖塘围垦以前，它可是宁德县最繁荣的码头和鱼货市场。
大约一百米的小街，全是巴掌大小的圆石头铺成的。石头被人的脚板磨得光溜溜的，而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大，整天积满水，人踩在上头，不用定力就容易滑倒。可是整天人潮汹涌，大多数人还挑着担子，却不见有人摔倒。原来挑担客人都是穿着草鞋的乡下农民，草鞋沾上水就不滑了。那个年代能穿上球鞋、皮鞋的人很少，而且他们一般不到这儿来的。这种圆石头街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让人怀念那被水泥、柏油路面所取代的已经逝去的市井风貌。
船头街两边紧挨着开出二三十家鱼货店铺。东头是海关，西头有一条小弄连接下尾街。两人迎面走过去似乎都要侧身子避让，可是来买鱼的大都挑着担子，他们争先恐后，小小弄堂照样川流不息。
船头街的热闹莫过于涨潮时。海潮一天两次涨、落，它随节气而前后推移，很有规律。涨潮时，渔船顺风顺水，纷纷靠上码头，店铺的职工早就等候在旁边了。哪一家店接哪一条船，已经习惯成自然，船家也早已把鱼货分类定好数量、价格，都是老主顾了，用不着临时议价、验货，除非有一些罕见的新货。所以接货职工纷纷上船来搬回去，船上的货很快就卸完了。然后用竹竿一撑，船就退出码头，让给别的船卸货了。船家即上岸去收账，或到下尾街一带购买日用品。这些渔船都是一两个风帆的小船。船家多属于疍民，本地话叫他“曲蹄”。他们世世代代以船为家，没有土地。他们的小孩，趁涨潮时才能上岸玩耍，看上去尽是衣衫褴褛的，甚至五六岁了还赤身光腚。稍大的孩子就下滩涂摸鱼虾，捡贝蛤，然后到街边摆小摊贱卖，没有闲的。
鱼货运到店铺，又是一番忙碌。急忙分类，摆到摊位上任来客挑选，有一部分要加盐腌制起来。咸带鱼、咸鲓头、卤虾苗等最受山区农民欢迎。那时主粮是番薯。番薯又叫地瓜，是明代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南洋吕宋岛引进的。这种亚热带块根植物，耐干旱，繁殖快，适合于山区种植，几百年来，成了农民的救命口粮。番薯富含淀粉，口感甜美，但多糖易涨胃酸，不得不用咸菜、咸鱼等来中和它。有一种叫虾苗的，是由一些小虾米和残碎的下脚料腌制发酵而成的，闻来臭臭的，而实际并非变质。因为虾苗价格最贱，贫民买得起，所以销量最大。在解放前，宁德山区梯田水稻产量极低，即使富裕人家也不得不食用些番薯米。而长期单一食用它极易摧毁健康。那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求助咸鱼货来调理。
船头街的鱼货店大都设置几个大木桶，储存或自制虾苗。浓郁的鱼卤气味弥漫着街面。来购买的客人是山区的穷苦力们，而且一般认准了一家店来。鱼店也十分重视回头客，按质论价，给予优惠，甚至会给熟客预留一些喜欢的货品。如一旦发现价格有欺诈，就会失去回头客源，被大家宣扬起来，商店信誉扫地，生意就没法做了。许多商店就这样败落，被新店取而代之。小小的船头街一天的营业额不知有多少，估计不会很大。但它一头连着渔民辛苦产品的销售，另一头又关系着山区广大农民的食品和生存。其兴废就像脉搏一样牵动着人心。商铺间的竞争当然非常激烈，到头来是诚信的经商之道，总在冥冥中左右着潮起潮落。
船头街的平静是在退潮以后。渔船都驶出港口，山里的顾客散去了，整条街显得清闲起来。碰到风和日丽的天气，店里的职工们会到码头来放风筝。最大的蜈蚣风筝有数米长，分几十个节。每个节段用竹篾和彩纸糊扎，两边再插上茅杆作脚爪。放飞时两人抬它到码头的顶端，然后松手，这边猛拉牵绳，让它借风力升空。从低空看来，真像一头张牙舞爪的蜈蚣，而升到高空后，就变成一杆孔洞分明的横笛了。风吹激发它身上的暗哨，悠扬似仙乐从天而下。围观的孩子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冷寂的街道顿时又充满了活力。
店里的柜台上总发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账房先生忙着结账，更多的是学徒们在生意余暇练习打算盘。算盘打得又准又快，是学生意的一门必备的基本功。学徒到商店学艺，除了要苦干各种杂活，就是偷空向师傅学算盘。那时实行16两制，即一市斤分作16两。在运算乘除时，必须改换作10两制，就要背熟“斤求两”歌诀。如“一，625；二，125；三，1875；四，25……”。就是说16制的一两，变为10两制就成0.625两。二两，变为1.25两。其余类推。打算盘要求达到滚瓜烂熟，下手不错，这绝非易事，非长期苦练不可。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做生意闲暇，家家打算盘的交响曲就成了船头街的主旋律。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船头街最热闹的黄金时期。就如我的家乡岭头村不到百户人家，也有三人在这里开店铺。西头第二间是黄师古开的鱼货店，中段是黄师森的“康记”号，生意最红火，拥有南北两间斜对面的铺面。因求子心切，他娶三房太太，得了五个男孩。店铺前面作卖场，后面和楼上住家。平日里众伙计在前面忙碌做生意，后面家人、女佣，人丁兴旺。人来客往，十分热闹。老板既要忙着指挥伙计们做生意，更要用心解决家人的矛盾纠纷。
记得我五六岁时，曾从山区到这里做客。看潮涨潮落、风帆拥集的景象十分新奇。小船有时也开到店铺的后门来做买卖。舱里“柯黎”孩子们也会出来逗人玩。只是天气炎热，使我满头生痱子，难过得号哭，遭到店伙计的训斥，说：“生意都被哭没了！”妈妈只好领我回家去。后来我到福安师范、三都高中上学，每学期来回都要经过船头街。因为只有一班邮政船兼营客运，等候涨潮时间，我们得在这里就餐或借宿。我记得深夜常被叫卖小汤圆的吆喝声惊醒。小贩挑着担子在门前店后转，他不用口喊，只手拿汤匙连续转击瓷碗，发出一阵阵清脆而悠扬的声音，逗引肚子饿的人闻声出门去购吃。
与店家攀谈起来，总是感叹生意难做了。全面抗战后，敌机常来轰炸，港口被日寇封锁，鱼货进口锐减，逼得许多店铺倒闭。即使生意做得较大的黄师森也不得不关掉一间店面，把家属送回农村老家，让妻舅维持一间店门。1943年他去世，小儿子承叨才十多岁，只好下来跟师傅学生意。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船头街生意才有所起色。
人们盼望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接着却是打内战。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把物价搞得日日飞涨，民生凋敝，买鱼的人就更少了。我们村的黄师请，学艺几年，好不容易自己也开了店，却终日愁眉苦脸。他曾翻开账簿给我看，记账的单位不是“元”，也不是“万”，而要用“亿”。小小的鱼货交易，居然上亿元，听来匪夷所思。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300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这说明物价涨了多少倍啊？不到几个月，又为打内战大量滥发纸币，金圆券一下子贬值到废纸不如。大家都不要它，做买卖怎么办？金属硬币毕竟太少，民间只好以粮食作为交换的媒介。先把粮食交给粮店，粮店出具凭证，俗称“米条”。有了“米条”到鱼店才好买鱼。然后鱼店再与粮店结算，获得货款。这样交易不仅手续繁琐，而且常常作假行骗，往往使人血本无归。船头街这种困境，集中映照出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丧尽民心。果然不过几个月就迎来了全国大解放。
据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船头街本来面对东湖。南宋淳祐九年（1249），县令李泽民曾奉命筑堤防洪，号“李公堤”。后废，遂成泄湖，一涨潮就联成大海了。1958年大跃进，填海造田声中，数万人奋战近十年，东湖塘围垦成功。一万二千余亩先垦作华侨农场，后兴建闽东新城。船头街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成了故乡沧桑巨变的遗迹。我有诗纪念它：当年潮汛吻城关，逐浪风帆送海鲜。
遍地鱼虾徕顾客，争挑小巷乐摩肩。
作者简介：黄绍筠，1949年参加宁德地下党活动和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先后在南平地区专署、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工作。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学习，1961年毕业。先后在山东师院、温州师院、杭州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任教（教授），1992年离休。现住杭州。
南门兜摭忆 从前故乡南门外，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地方，它北以古称汛塘溪的护城河为界；东濒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后滩涂连绵，被称为“东湖”的海陬；西近蓊蓊郁郁，山峦起伏的白鹤山和南漈山；南邻从古战场蜿蜒而来的战场溪。这块地方就是生我养我的南门兜。我离别这里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它四围的山和水，舟楫和鸥鹭，汩汩流淌的左右两条溪流，以及滨临东湖海滩，绿草如茵的南较场，至今仍让我魂牵梦萦，思念不已！有谁能想象得到，地处闽东一隅的宁德蕉城，竟有这样一处风光旖旎的山水宝地？如用坡公吟诵西湖的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来比拟，也是十分恰当的，何况那一走出家门，就能看到的巍巍群山。犹记当年上初中时，有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海风和畅，我和几个同学坐在较场边的海堤上，眺望山海，谈天说地，忽然一位同学惊呼：“你们看，那白岩鼻上的山脊，多像地理书中看到的八达岭长城！”而今我这个久客齐鲁，数登泰山的游子，总还觉得故乡的山更有：“苍龙渡海成叠嶂，屴崱西来势何壮”的气势！
一、南大路
南大路始自离城门只有几十步的德化桥。它把南门兜分成几乎相等的南北两半。由于桥面与路齐，行人走在桥上并没有意识到脚下踩的是桥，而桥的左右两边都盖有吊脚楼，右边一座前店后屋，正是《民国宁德》一书中提到的另类人物彭友年和他的老母亲经营的小杂货店。如书中说的彭友年身材高，五官端正，人也和气，只是他的母亲却十分严苛，做起生意来，锱铢必较。“彭记友年”对面的那座吊脚楼较大较坚固，不像彭记友年那一座看起来摇摇欲坠。它也是前店后屋，是父子俩开的肉铺，有时我早晨上学经过店门前，会遇见他们正在杀猪。看起来生意不错，只是由于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民生凋敝，肉店终于倒闭了。肉店的斜对过是一家由一位老人经营的鱼货店，对顾客态度亲切，南门兜一带的居民都喜欢到他店里购买鲜鱼和咸货，如：带鱼、黄花鱼、咸白鳓、虾皮等等。鱼店的隔壁是一家小糕点铺，只卖光饼和米糖之类，一枚铜板就可买到两块光饼。往前是一户居民，是我远房本家的房子，然后是家豆腐店。和鱼店一样，这家豆腐店也是很为南门兜人所信任的老店。有故事说，从前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八哥，每天早晨主人在它脚上系一枚铜钱，它就会飞到豆腐店，会叫“豆腐，豆腐”，店主这时从它脚上拿下铜钱，给它一块豆腐，它吃完后就飞回去。豆腐店再过去就是店面比较大的酱园，是南门兜居民酱、醋、食油的唯一供应者。这两家店铺之间的墙壁前，砌有一个两三尺高的“字纸炉”，一位老人，也是我的本家和邻居，每一两天会把路边和垃圾堆里拣来的“字纸”在炉中烧掉。据他说：“字是圣人的眼睛，扔在垃圾堆里是大不敬，要遭雷殛的！”（据《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里提到的圣人指仓颉）。字纸炉的对面是一条由南大路往东通到较场的小路，长不过二百米，路名叫下路（或叫下路下，指靠较场这一带），它的尽头在我家大门旁边。豆腐店的对面又是一家比“彭记友年”店大一点的水果杂货店，我小时用两三枚铜板就可以在这里买到一截甘蔗或糖蔗，也可以买到李子和桃子，多花几枚铜板还可以买到几个枇杷。当我才四、五岁的时候，也会替年迈的曾祖父用三枚铜板去这家杂货店买一小包“头号烟”。由于店铺位于南大路的中段，便成为南门兜人聊天消遣的地方，这也是七八十年前南门兜的一景或当年的风气使然。再往回走便是蕉城众多的奶娘宫之一“鹤承境”。它面积不大，大门朝着南大路，进了小天井就是殿堂，堂中神龛上一尊泥塑的，真人大小的奶娘像。造像的艺人手艺不凡，奶娘被塑成柳叶眉，丹凤眼，蒜头鼻，樱桃嘴，一身凤冠锦袍，极似唐伯虎笔下的仕女，也有点像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传说她是民间崇拜的救产扶胎的临水夫人。殿堂左右两边的墙顶上，还各有十多个手抱小孩儿的小女神（宁德方言叫“婆姐”）。殿堂左边开一小门，通往看庙人住的小屋，也有一门朝着下路。这座奶娘宫平时十分安静，偶尔有妇女来求神问卜，抽“签诗”。“签诗”指一筒竹制的，每根写有一首七言古诗的竹签。求神抽签的人点上三支神香，跪在奶娘神像前，双手摇晃筒子，让诗签掉出一支，然后请上面提到的那位拣字纸的老人解释诗中包含的吉凶。记得抗战胜利后，曾经有一位由城里来的教书先生在这里设塾，教南门兜没有上正式小学的农家和渔民的子女认字，课本正是以“彙集诸杂字，教汝初学生”开头的《五言杂字》，但后来因入学者太少而停办。平时庙门前还有一个炸蛎饼的摊子，三枚铜板一个，所谓蛎饼，馅里并没有海蛎，只是一小撮葱叶。但小朋友也可把从溪上捉到的虾或小螃蟹拿到摊上炸着吃，有时还炸“水淀”（龙头鱼）又香又脆，老人说：“味道好极了！”奶娘宫最热闹的时候，是农历春节。除夕一到，宫里就摆开了几张赌桌，这时南门兜一带的渔民和平民百姓就会聚在一起，赌起牌九来，一直到元宵夜，宫里都是香烟缭绕，烛火通明，赌博的叫喊声和在赌桌中间穿梭戏闹的儿童叫喊声交织在一起。而奶娘的塑像在春节前就换上新衣。家在下路下弄口，与奶娘宫小门相对的“准道士”的两个大儿子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套保存得比较新的袍服，哥俩一起给法相庄严曼妙的奶娘脱下旧袍，换上新衣。这种由大男子给圣洁不可亵渎的女神脱衣换装的做法，真是既可笑又吊诡，看来蕉城各境的奶娘都有这样的遭遇！到了元宵夜，“准道士”本人则头戴方巾，身着道袍，手摇“吉令”（铜铃），口念诵词：“福建省福宁府宁德县鹤承境……”民国以降早已废除福宁府的建置，而在他的诵牒里却仍保留不变。这又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老皇历！我小时曾听老年人说，早年宁德和霞浦争当府治所在，两县相持不下，结果从两县中各取清水一桶，过秤，看哪一县的水质重，府治便设在那一县。宁德水轻，霞浦胜了，府治叫福宁府。
从鹤承境奶娘宫正门出来，经过下路下弄口，南面第一家店面比较空，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这是“准道士”替人卜卦和算八字的地方。宅的对面是一家卖酱油、醋和食油的店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酱油店的旁边弄口上就是南门兜唯一的一家中药铺。店主苏怀仁是从福安来的，他人很和善，说话还带有福安的口音，除了抓药外，也会治一些小病。药店门面虽小，但店里的红漆药柜排得非常整齐，更显得店主人品格高贵，十分敬业。在这里买药也可以赊账。药店所在的弄堂很可能就是和下路相对的上路，过了这个弄堂口，再往南就是南大路上的一家富户，他家的后面是郑厝弄。这里还有几户人家，往后走是汛塘溪和战场溪之间的一片田野和荒地，据民间传说，这里是古时“驸马厝”的花园所在。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民居》一节有“南关曰郑厝后门（驸马郑士懿居焉）”的记载，则现在南大路郑厝弄后面的“驸马厝”及其花园的传说当非空穴来风。但宁德学者黄澍先生在其《宁川杂记·郑驸马之谜》一文中考证，所谓宁德在两宋年间各出了一个驸马，即徽宗朝的郑南和理宗朝的郑士懿，“从年龄看……他们是同一年龄段的人，不可能成立翁婿关系”，黄先生在文中还明确指出“在《宋史·公主传》，凡是下嫁的公主，都记录其驸马的姓名和官职，就不曾见到郑南、郑士懿的名字”。由此可见民间传说和《乾隆县志》关于南门兜郑厝弄后面有“驸马厝”及其花园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走出了郑厝弄，又是南大路独此一家的理发店，还是前店后屋，可能一家几口人都在这里。理发师傅是个跛脚人，手艺好，人又和气，在南门兜人缘非常好。记得我小时候到他那里剃头，花十来个铜板就够了，而每一回交钱时，他总要退给我一枚，笑着说：“拿去买光饼吃！”理发店的对面也只有二三户人家，其中店面闲置的一家就是《民国宁德》中提到的“益和”茶行的旧址。茶行是我幼年时的好友周云樵的祖父和父亲经营的，曾经在南门兜盛极一时。往南又有一条沿着南较场北边拐弯到我家东墙边同下路交接的小路，走几步就到汛塘溪靠近出海口的石桥。它又是南大路东边的一条小弄堂。弄堂对面解放前有过一家粮店，但为时不久就关门了。隔壁就是著名诗人林文瑄——南门兜及蕉城人都尊称他为圭甫先生——居住的“南庐”，它一边是旧式的房子，大门也朝南大路，紧靠着路尽头的一座牌坊；一边是和旧式房子相连，只隔一道墙的西式楼房。
南门兜地处城外，文化、经济、风气均较城里落后，城里的人也多少瞧不起南门人。我上小学时，城里的同学常唱着“南门侬摆气，笠斗毛蒂。红糟烫粉，带鱼排面”的歌谣嘲笑我。但在南门兜这块近于村落的地方，却有“南庐”这样一座书香门第和圭甫先生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饱学之士，无怪乎“南门侬”不分长幼妇孺，也不论有没有文化，大家都认识他，都认为他是南门兜的光荣和骄傲！老先生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次子国章更是民国时期宁德屈指可数的留学生中，唯一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圭甫先生十分爱国，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时，他以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自况，特地在大门前贴一幅楹联，上联为：“老见九州同，我比放翁真幸福。”陆游初次出仕便在吾宁，因此这幅楹联当年备受蕉城知识界的称赞和传诵。
“南庐”对面有一座废弃已久的小庙，只有一个破旧的殿堂，并无神位和神龛。解放初这里曾办过一所初小。看来这里正是黄澍先生在其著作《宁川杂记》中所说的“昭忠祠”。他的文章提到“祠内有六七面青石碑，刻政府（指满清政府——笔者）和台湾郑成功作战时阵亡士兵的名单”。如此精确地刻有阵亡者的姓名，无疑是清政府建的祠。不过祠竟如此矮小，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也未提及，因此我倒怀疑“昭忠祠”顾名思义会不会是明末遗民为了悼念郑成功反清复明，兵临宁德，在南门外战场溪一带同清兵决战时牺牲的战士？所以祠曰“昭忠”，恰恰又建在战场边上，以至有清一代无人敢于过问，《县志》也不予记载。
二、德化桥和汛塘桥
从我家出了大门，往北走不到几十步就是汛塘溪桥，乾隆年编的《宁德县志》记载蕉城北门外蝉辉桥时，指出：“……其水源出白岩西山下，与南门外汛塘桥水，为邑城左右夹护，至东湖汇合……。”“南门外汛塘桥水”，就是我家门前的汛塘溪。溪有两座桥，《县志》上均有记载，其中正对着城门的叫德化桥，显然沿用了五代后唐时南门的名称，虽然到了明代县令林时芳重建蕉城城墙时，整座城池有了很大的变动，南门也已不再叫做德化门而改称永宁门了。另一座桥，也就是我家门前的那座，在德化桥东面不到百米处，叫做汛塘溪桥，桥离溪的出海口也只约百米左右。至于汛塘溪桥，虽在《县志》中还明确记载：“在一都南门外离城数十武，今存。”但在乾隆朝以后，不知哪一个皇帝在位时，桥坍塌了。这就给从这条路进城的人造成困难，桥没有了，要过溪只能等潮水退后，踩着石头过。直到我的曾祖开翼先生（他是前清秀才）生活的时代（1856——1937），才由他出面募捐重建。据说他在家门前下路下较场边，设一茶座，上面摆一块一尺多高，刻着“望助成桥”的木牌，过往行人可以在这里免费喝茶休息，但须捐点钱，终于建成了一座有一个桥墩的石桥，这块劝捐的木牌直到我上学后，还保留在我家。这座桥随着南门兜、南较场变成街市，和汛塘溪一起消失了。我曾祖募捐的办法居然和蒲松龄搜集故事写《聊斋》的办法不谋而合，也许还值得在这里记上一笔。
至于德化桥，《县志》上的记载和汛塘桥大同小异，即“在一都南门外，桥下即为城壕，今存”。由此可见整条汛塘溪被德化桥一分为二：上半段仍为溪涧，下半段是护城河（城壕）。岁月流逝，曾经留下我青少年时代无数足迹，给过我许多乐趣和悲哀的溪和桥，如今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南门兜老人，又有谁还能记得呢？说来话长，汛塘溪的上半段水是淡的，鱼虾不多，而下半部由于涨潮时，海水能漫到这里，溪水变成半淡半咸，适于鱼虾生存。每年夏天，潮水特别大，海船可以开到桥前，这时溪面上常有绿色的大蜻蜓盘旋飞舞，美丽的鱼鸟在觅食。桥下溪的和入海处则是淡水鳗鱼和蛎鱼生息的地方。蛎鱼，才一寸多长，但味道鲜美，据传说，明初官拜尚书的林聪，皇帝命他进贡宁德特产，这位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乡贤便把这种鱼称作“寸金鱼”献给皇上。溪中最小的虾叫“虾木”，数量很多，连浅水处都有，用双手就能捧起来；大的一种叫“流溪虾”（宁德方言叫laokeha），就是白石老人笔下栩栩如生，有两只长长的大螯的那种。溪中的螃蟹也有两种：大的叫“湖蟹”，是如今价值千金的大闸蟹的同类，小的只有铜钱那么大，故此叫“钱蟹”，数量很多，有人夜间拿着火把到溪上去“照湖蟹”，很容易就能捉到一小木桶。
我爱这条小溪，小时候在溪上摸鱼捞虾捉螃蟹的情景，至今难忘，即使我把门前这条小溪叫做“母亲河”又何妨？说一段令我心酸的故事。小时候我有一个驼背的邻居，他比我大几岁，父母双亡，只和年迈的祖母生活。他驼背得厉害，走起路来一歪一扭，看了叫人同情。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梅孙，穷得家徒四壁，靠他在溪里钓鳗鱼，捉螃蟹，捕虾来养活祖母和自己。我在溪中玩的时候，常跟着他，要是他钓出一条滑溜的鳗鱼，他根本无法敏捷地捉住，这时候就需要我帮他把挣扎着的鳗鱼迅速地扔到溪旁的沙滩上，然后搓上沙子捉住；有时他捉到“大闸蟹”了，我就帮他用溪边的“鬼草”捆住，捉多了就一只一只地串起来。中午或傍晚，他会拿着一天的收获——这对于一个残疾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到南门街（即南大路）或东门兜的集市上去卖，然后换回几斤地瓜米和一把蔬菜。令人痛心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蕉城经济的开发和城市的发展，溪水被污染了，即使他还能捉到鱼虾，拿到街上也卖不出去。60年代前后全国闹饥荒时，他正是吃了污染的鱼虾而得霍乱死了，他那年迈的祖母又由谁来养呢？沧海桑田，如今南门兜旁的东湖和两条溪流，以及我少时可怜的朋友梅孙，都从人间蒸发了。
三、战场桥下战场溪
如果说我家门前的汛塘溪是我离不开的母亲河，那么我家后面，南较场边的战场溪，可以说是我的另一条母亲河。它们都陪着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春肇始的生活岁月。我生于“九一八”国难当头的那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正好上小学，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到了搬迁在霍童的宁德初中，以后在日寇投降直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我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而南门兜南北两边汩汩流逝的溪流，送走了我多少苦难的“人之初”的日日夜夜！战场溪比汛塘溪既宽且深，它的标志性景观是那座在蕉城无人不知，无人不赞叹的战场溪桥和桥头靠南门兜的左右两棵高可蔽天，树顶如翠绿华盖的百年大榕树。记得有一天傍晚，曾随我的两位舅舅彭强和彭坚散步在南较场边上，盘桓在战场桥旁，欣赏那涨潮，退潮以及无数飞翔在榕树顶上的白鹭，目送着从溪上驶向大海的船只，也许正是这种叫人流连忘返的景色，引发了不弱（彭强的字）舅舅的灵感，让他写下了《宁德战桥黄昏》一诗：黄昏倚战桥，桥下水连潮。
村笛牧归近，渔歌橹动遥。
樵苏色絮里，鸥鹭彩云烧。
万盏星灯闪，江城一叶蕉。
这座桥也和汛塘溪桥一样，把溪水分成桥东和桥西两段，桥西是上游宽约百米有余的河滩和深浅不同的水洼，芳草萋萋，芦苇丛生。深处溪水清冽，宜于沏茶，浅处可以挖一种叫做“白腻土”的泥，宜于小学生手工课上捏成各种动物，因此也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这条溪也源自白岩西山。溪有一处由拐弯形成的深潭，叫做“四罗潭”，一天和同学们一起在这里游泳，我不慎落入深处，好在潭不宽，我挣扎着爬上岸。又有一次，几个同学在潭边玩水，发现一群尺许长的游鱼，真所谓“鱼贯”着躲进对岸一个洞里。这时深谙水性会潜水的林瑞嵇（他父亲林志鸿黄埔军校毕业，抗战初期负伤回家，不幸亡故，解放后追认为烈士，《宁德市志》中有传）游到洞口，伸手进去一条一条地捉出，扔到岸上，有十几条之多，这些快乐、可爱的游鱼，身体扁平，白色，很可能就是《庄子》一书中所说鯈鱼，成了我们的美食。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谁又能理解“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奥妙的哲理思辨呢？溪的左岸有许多农舍，我初中同学刘书辉家就在这山光水色美丽如画的溪边。还有一位“做艋艚”的亲戚家也在这里，在他家门前放眼望去，便是“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的好去处，有几只大鹅正在门前的潭水中“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太有诗情画意了！战桥的结构极为壮观，全用青石砌成，只有一个巨大的桥墩，宽阔的桥面两边都有石栏杆，顶上有神态各异，雕刻得十分生动的狮子，“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们这些小学生管这座桥叫做“宁德卢沟桥”。我们恨不得长大后投笔从戎，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桥下前后两边都用大石铺砌溪面以加固桥墩，每当盛夏，榕荫清凉，溪水可以洗澡，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乘凉的好地方！据说早年有一个粗心大意的小伙子，竟敢卧在石栏杆上乘凉，半夜睡着了，翻身落水，随着海潮飘向远方！从桥东到溪水的出海口不足二百米，出海口处涨潮时水深可以游泳，解放前曾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军官，试着在溪中筑堤修游泳池，但没有成功。
和我家门前的小溪一样，注入东湖的战场溪，风景太迷人了。每当黄昏，特别是夏日雷雨过后，我们这些学生喜欢在溪畔和较场边上，欣赏悬挂在海空上的彩虹，远眺雨后出现在白岩鼻山上的瀑布，更有涨潮时驶进驶出的艋艚船和运来海蜇和“柴截”的帆船，这时天光帆影，鸥鹭飞翔，远望东湖、三都澳、东冲，烟波千里，能不让我们神往？我终身难忘的是初中毕业的夏季，眼看就要到省城福州报考高中了，还和同学们到出海口处水深的地方游泳。游到兴趣正浓时，一艘帆船随着涨潮驶了进来，同学们赶紧上岸，我来不及了，被帆船撞到河底，我水性不好，连喝了好几口水，眼看就要淹死了，绝望中只想我这一死母亲怎么办？最后又想我们当中最会游泳的林瑞嵇一定会来救我。果真他下来了，我一把抱住他，用力过猛，把他也拉入深处，这时候他使劲把我推开，自己上岸换气去了。此时我才记起，毕业前上的《童子军》课上老师说，人在落水遇救时，千万不要紧抱着来救者。我深信好友瑞嵇还会再下来，我宁可再喝几口水也不能绝望……果真他又下来了，这回我只轻轻地扶着他的腰间，他就势一掀，把我甩到了岸上！七年后，他已经是南京水利学院的助教了，那年寒假，我从北京回家，特地在南京下车到他那里住了五天，两人促膝谈心。我问他，当年怎肯冒险两次下水救我，他只简单地回答：“你淹死了，伯母怎么办？”遗憾的是，我的挚友和兄长，我的救命恩人竟于数年前因心肌梗塞先我而走了。写到这里我两眼噙着泪水，啜泣不止！90年代我再次回到故乡，好友一中老师杨师孟——他比我和嵇兄都年轻，不幸的是比嵇兄更早亡故——带我去寻找我母亲曾经执教过的初小所在地，土堡亭边的小庙。路过战桥时，只见桥已加盖了顶棚，成了黯淡朦胧的廊桥，两边的榕树不再有昔年绿色的光彩了，树上的白鹭没有了，较场坪和海滩也变成了街市，战场溪和汛塘溪汇合成一条黑水沟，有气无力地流着。沧海桑田，我童年时盘桓游玩，深深喜爱的母亲河哪里去了？我愕然伫立在战桥头的榕树边，回想起当年在战场溪畔目睹的一幕惨剧：由于这里紧靠东湖海滩，滩涂和巷汊里极多鱼虾，成群的白鹭在这里生息，它们在桥东的一棵大榕树上营巢。时有桥头下村的小孩爬到树上掏略带绿色的白鹭蛋，惊慌的白鹭在小孩头顶上徘徊哀鸣，一只白鹭的屎拉在了小孩的身上，气恼的小孩竟把整个白鹭巢推翻到溪里，蛋从巢中落到溪石上，破了，几只即将诞生的雏儿挣扎着，被溪水冲走，哀鸣的白鹭成群地在溪上乱飞，哀叫，久久不肯离去，悲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四、南较场
说到蕉城南门兜，就不能不提到南较场。它是蕉城人常去的地方，让人难以忘怀。这块紧靠海边东湖的地方，南门兜的“艋艚侬”要在这里补渔网，晒渔网；要在这里“打”系渔网的粗大绳子——这种绳子是用大毛竹劈成细长条的“篾”，然后再用稻草缠起来在木架上由两人合作“打成”，直径达十公分左右，用手搓是搓不起来的。农民把水牛赶到较场坪上，这里的青草长得茂盛又柔软。秋天，人们在这里放自制的风筝（纸鸢），可以互相斗风筝，而到重阳那天，常常有人在风筝的线上横着系一支神香，当它烧到线上的时候，线被烧断了，断线的风筝随风漂到海上，这一年就不再放了。据说重阳过后，海上不再刮台风了，放风筝不仅是为了娱乐，而且还有祈求台风不再来，保证渔船和航船的平安之意！风筝造型各异，也可以说各自独出心裁，争奇斗艳。它们有最简单的以“王”为骨架的单面风筝，有两个“王”连在一起的“双重面”，有“八卦”，有“蝴蝶”，有最华丽，制作复杂巧妙的“龙”风筝，它有“龙头”、“龙尾”，中间是一串圆形的纸圈，用三根细绳将其连接成一条巨龙。记得曾经有人放的特大的“双重面”风筝上，潇洒地写着“与民同乐”四个大字，深受观者的赞赏。蕉城人放风筝是在农历八月，而在八月十五中秋日的晚上，南较场通常要放焰火。聪明的故乡人制作的焰火放起来会在夜空中呈现出神话人物的造型，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白蛇许仙”等等。这种“放花”的节日活动——故乡人生动地把放焰火叫做放花——通常还延续到“十六”、“十七”两个晚上，这又是较场坪上“与民同乐”的一个节日。当然，说到南较场上的节日活动，不能忽略掉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同样是南较场上热闹的“与民同乐”的节日，甚至在五月初四（“端午”二字都是表示月初的意思，“端”是开端，“午”是“五”的谐音）江上（蕉城人把海叫做“江”）就有沿东湖各乡镇的龙舟出现了。通常一艘龙舟大约由十八个小伙子驾驶，其中一人稳站在船头，一下一下地敲锣，一人坐在船尾打鼓，与之其相呼应，而划船的小伙子们在他们的指挥下，一边口喊“啊唉，啊唉”的口号，一边使劲地上下举动船桨，形成富有节奏的“啊唉，叮咚哐”的雄壮喊声。不用说，竞渡的冠军非我们南门兜、战桥头、筱场一带的龙舟莫属，要知道，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南门外的渔民——“艋艚侬”，他们是划船的能手！现在随着蕉城的发展和建设，南门兜、南较场、东湖都已“旧貌换新颜”，海早没有了。几年前，我曾写一首《忆宁川蒲节》绝句：六十春秋别故乡，年年岁岁忆端阳。
蕉城沧海成街市，何处龙舟竞渡忙？较场坪还是民国时宁德的运动场，我家一开门就是较场。抗战胜利前后，运动场的一任场长就借住我家。当年较场北边靠溪和东边靠海处，还有一口鱼池。鱼池年初开始养鱼，春节前放水，鱼池主人划只竹排用网目很大的网捕鱼。他用这样的网是为了只把鲢鱼、草鱼之类的大鱼捕走，剩下小鱼让南门兜人家的孩子去捞。这时就有许多小孩手拿簸箕和水桶，赤脚踩在池中浅底上，又欢叫又争相捕捉，煞是开心。鱼池主人这样做，据说是为了答谢周边人家让他安全地养育。校场北边靠我家不远的地方原有一座红墙黛瓦，庙门朝东，天井正殿都很宽大的武庙；左手捋须，右手拿书，红脸美髯的关公像摆在正殿中央，两旁分立着关平和周仓。这是建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关帝庙，也是南门兜的渔民补网，打草绳的地方；补渔网时，渔民要坐在网中，把渔网盘在双膝上，由于迷信和歧视妇女，这种活只由男人来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县里为了扩大运动场，把鱼池和这座近二百年历史的武庙填的填，拆的拆了。县政府为了平息县民的不满，把关公、关平和周仓的塑像移到较场北边，昭忠祠后面，仓促盖成的不今不古，不伦不类的庙中。
举行运动会自然是蕉城和南门兜的盛大节日。记得当年有一位在省立福州中学教体育的蕉城籍林姓老师，每年开运动会必把他请回来当裁判并指导场地的规划。运动会上最受观众欢呼喝彩的项目，除了田径外，还有当年宁德县中学一位体育老师的标枪，他能以优美的姿势把标枪投出去，并漂亮地插在场地上。而令观众倾倒和叫绝的是县里西医大夫游芳宠，他是个大胖子，每逢跳高比赛结束时，他必自我奋勇地表演一番，横杆一寸一寸地升高，他肥胖的身躯滑稽地越过，这时观众莫不鼓掌叫好！南较场另一让全县人兴奋的活动，是县立初中举行童子军露营。县中经费少，设备差，露营的帐幕是用学生从家里拿来的白被单拼成。露营期间，童子军的活动，如吹号敲鼓、列队操练、文体节目、生火做饭等等，童子军们都认真进行，兴高采烈；观众（许多是学生家长）则啧啧称叹。有一年，已是抗战胜利后，和省立三都中学联合举行，他们学校童子军的露营帐幕是棕色帆布做成的，高大整齐，军乐队人数也多，好气派，而我们县中由被单拼成的帐幕又低又小，军乐队人数也少，同学们自叹不如，露营时举行的球赛也连连败北！较场原是旧时演武之地，也曾经是刑场。1949年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8月间，可能是胡琏和吉星文的部队，路经宁德撤退到福州，几个人一排，队伍不整，士气低落，一连好几天沿着我家东墙边和较场相邻的那条小路，经过战场桥、桥头下、筱场等村向罗源、福州方向走去。这期间一个下级军官强奸了一个农妇，引起民愤，“国军”为了平息民愤，在南较场举行了公审大会，最后这名军官走下临时搭起的平台，自己脱下军帽扔在较场坪上，走向不归路。
多年前，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徘徊在海边，寻找昔日的南门兜、战桥头和东湖的旧地，感慨良多，又诌了两首打油诗，谬误之处，还请乡贤和旧识指正：
海边感怀
五十年前别故乡，寒潮汹涌月儿弯。
城南旧事随流水，回首茫然数座山。
海边久坐
忆昔城南堤外水，朝潮夕汐几盈亏。
艅艎白鸟来还去，游子离乡何日回？
回望东门兜 蕉城东门兜，在八闽古县宁德的治所中，其历史地位与重要性，可谓怎么形容也不为过。从前，这里即是宁德旧城主城濠的入海口，也是进出水运码头的咽喉重地。素来以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如画的东湖美景，赢得“蕉城第一门”的美誉。
其实，这东门兜之名，是个笼统而宽泛的称谓。原指城内靠近东城门的一些街、巷，比如：街尾下、前林坪等。至于金鳌桥、水湟头一带，虽与东门近在咫尺，因有城墙阻隔，应称东门外，不叫东门兜。但是，自从1939年8月，宁德县城墙被拆除后，东门兜即变成上联街尾下，下接下尾街的交通枢纽，城墙基辟为环城路，使原东门的城内外连成一片，原金鳌桥、水湟头一带便是市场的核心区，东门兜的范围也扩大了。
宁德拆去城墙后，由于东门兜人流的不断增多，带动了周边茶楼酒肆生意的兴旺，一下子成为全城人气最为旺盛的地方，地价也随之金贵起来。金鳌桥下两岸，人们利用其一边是环城路，一边是水湟头的地理优势，于城濠处搭盖起长廊式的农贸市场，因此，城关的中心市场，也自然而然的从原来窄小的城内中街（街宽约4米，居中，可达东、西、南、北和小东五门，俗称街中头），下移至宽阔的东门兜，此即为东门兜市场之缘起。
据本城阜老回忆，当年拆去城墙后，即将城墙基辟为环城路，以便利城内外人民的交通，城关变得亮丽起来。因为东门兜过往人多，街道狭窄，仍很拥挤。次年，又拓宽了从状元里，经街尾下、东门里街，过东门兜，至宫前街（土主黄岳宫前，今“二月花”市场）的这条由西而东的直街。新中国成立后，该街道又经过多次维修和拓宽。特别是1958年为筹备纪念宁德解放十周年（也是建国十周年），拟从西门外县武装部门口（今蕉城区防疫站）起，经衙前街、街尾下，至东门兜，全长910米，改直拆宽至23米，以宁德的解放日期命名为“八一五”路，在翌年竣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这条“八一五路”大街拓宽至东门兜与横穿而过的环城东路交汇后，构成十字街，东接现成的宫前街。这一路段，虽然不够工整，但为东门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东门兜市场，在原宁德县城关，独领风骚一个甲子（按岁次即从1939年的形成至1999年转移到新建的东湖市场）。这一甲子，跨越着两个不同的朝代，囊括了民国后期的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在民国后期的十年，既遇日本侵华，国人蒙难，全民动员，抗战救亡，又因国民党政府腐败，苛捐重税，民不聊生，经济衰微、市场不振。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中，前三十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定购定销，且生产水平低下，物资匮乏。况且这三十年，又发生过两次大的政策失误，丧失近一半的发展时间。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的瞎指挥，虚报和浮夸风，致使1960年的大粮荒，发生饥饿死人的事，三年五载还恢复不过来。又如，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的十年大浩劫。这一非常时期，经济不发展，市场有何用。故此，六十年来，东门兜市场仍局限于小农经济规模，出现商品需求量超过供应量的“卖方市场”形态。
东门兜市场底下的河道，为城池的最低水位，自然是全城排污泄洪的出水口，又是潮水进出的通道。在东湖未被围垦前，海水可以穿过市场下，直达小东门的溪井墘，而后退出，带走所有的污泥浊水。一日两次，循环不已。1965年5月，东湖塘围垦工程合垅闭气，海水被挡在金马海堤之外。1970年7月1日，时称福建省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的驻地由福安迁至宁德，改称福建省宁德地区。为给地区机关的迁入创造便利条件，根据规划设计，将蕉城三元农业大队在溪井墘后面的一片土坡地划拨给他们作为建设办公楼和宿舍使用。该工程约于1970年初开工，因时处“文革”期间，只重视工程的进度，不注意水土流失的问题。造成河道淤积，流水不畅。据说，当时有人向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反映过清理河道和从源头杜绝地区搬迁建设工程的水土流失问题。县领导虽作部分采纳，清理过河道，但没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更不应该的是，这时又作出错误的决策，为支持发展国营商业，将东门兜市场头（下十字路口）原食品公司移至上十字路口，时为银行储蓄所隔壁（今“宁德商城”）处后，掀开市场的木板盖，再往河里插桩，盖起三层楼高混凝土结构的新百货公司，简称下百货（与八一五路状元里段的上百货大楼相对称）。结果，于1973年9月19日，城关遇到一场大暴雨，四小时内降雨量165.5毫米，东城濠出水口被上游的漂流物所阻塞，造成洪水倒灌，东门兜水漫一米多高，溪流变成街流，小东门以下的环城河边的房屋被冲倒好几座，有一县雨伞社职工姓缪名建生的人家，女儿落水，父亲去救护，也被卷入洪流之中，致使父女二人溺水身亡。事故的发生，使这一座落在东门兜市场头河面的下百货大楼成为问题焦点，群众舆论颇多，谴责之声不断。
无独有偶。不出三年，宁德县城关又下了一场大暴雨，水漫东门兜，高过一人，连水位较高的新桥头（在正东门和小东门之间，为当年环城路走八仙街的桥，今锦福城前小东门公园第三道桥处）对面原宁德县商业局食杂公司门市部积水都高过柜台，当时的公司领导不得不临时集合职工把香烟、糖、酒等搬到楼上去，以减少洪水带来的损失。
由于东门兜在三年内发生过两次大洪患，则有人建议拆除下百货大楼，拔去河中桩，疏浚通水口。因为县领导不同意，计划未能实现。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初，百货和五交化分家时，下百货大楼分给五交化，即改挂宁德县五交化公司的牌子。这一大楼一直保留至90年代中期，在宁德地区开辟署前至电台一条公路后，城区进行旧城改造，趁机开发河坪一带，建菊池小区，改建东门兜十字街，清理河面的建筑物，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五交化大楼，全部被拆除，改暗河为明河，并将河道加以拓宽疏浚和两边砌护坡墙，成为今天的新河道。
庭院深深廉访第
这座建于清朝，人们称它为“官厅”的古老建筑物——廉访第，非常庄严，又深不可测地屹立在宁德前林路。“廉访第”金色匾额，高悬于两扇从不开启的大门之上。
门前五级台阶，两旁皆有十多根木质黑色木栏杆，顶端呈箭形，约二米高。右边一扇门，偶开放，白天供出入，夜间锁门。跨进门槛，行约五米，有两扇半门，再进数米，便是两大扇大门。此门常开不闭。进了“三门”除右边行人道，天井两旁各有一人工建的一米多高的花坛，一边是高大的四季桂花，一边是高大的米兰树。树之旁另有一棵玉兰树。这些花木，四季常青、茂盛，无须浇灌。花坛两端各有一个（计四只）大缸，缺底座，由两圆石托垫。
人们进出，由右回廊步入大厅进入内厅。大厅朝天井两旁，各放一张“上马凳”（形如小矮方桌，是我等儿时戏玩削甜蔗，耍黄瓜鱼牙比赛的场所），除大厅前一吊香炉外，厅内鲜有人在。大厅由四根巨大圆柱垫撑，极为庄严壮观。每根圆柱，一人难抱围。厅内左右各两把太师椅。厅内屏风下一长条“几桌”，上摆银、铜质烛台数对，下放一大方桌。几桌上左右还有一个铜圆镜（下有框垫），另一边是丝质“寿机”盘。中间一幅较暗色巨大画图，不明内容。左右各一太师椅于大桌两旁。
大厅左右顶端，各有一“神祖牌”，旁立有一大长梯（此梯要数人才能搬动）。跨入右门槛，便见左右两间厢房，鲜有人住。中间靠前厅处有一大柜，上摆一小长方桌。常有女辈在此庆小儿百日、周岁，或忌日点烛敬香之用。前方两大门，紧闭，从未开放。左右两侧各有一长两三米，高四五公分的水笕，用于天突然下大雨排水。从右边通道进入便见两厢房于左右两侧。步入一台阶，便是左右前后八间大房间（我等住处便在此），房前一宽回廊供人活动，散步。天井右厅，为我祖辈蔡琴舟所种植的几十盆兰草，各种兰花开放时，香溢满屋。他每日晨起或修剪或浇灌，这是每晨必修课。右手房侧一大楼梯，步上，前栏有竹竿供晾晒衣物等。俯下兰花边，顶上是锌皮做成的天棚，防雨水，为档托晒竹竿用。走廊中间一大厅正壁上挂有金字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兰花边，正对大门上方有“诗礼传家”四大字。
楼上宽大无比，四个大粮仓（木质）能装容几百担稻米。灶用柴木常堆于此。环楼四周空旷多空房。少有人上楼。
楼下通道，右侧一弄堂，过弄堂，迎面便是一口大水井，井水常年清澈，旁为饭厅，常年摆五大圆桌，及十多条凳子。内为厨房，奶妈、、丫头常年在此操作。后厅一回廊较宽，人们常在此活动。天井靠右一走道上厅，亦有八间房，乃公物储存，下人们住房处等等，天井有几大缸，栽着茶花等花草。左边一大鱼池，养着各种金鱼。池边便道乃一小门，乃我等上街上学进出之地。上厅再往前，右方有一磨坊，中间乃垃圾堆场，左上数台阶便进男厕，高高在上，下有一小门，供拉粪者启闭。
回望七十年前，上述景象尤历历在目。当时，整座廉访第乃我祖蔡祖舜（琴舟）主宰，主持。
绣花楼与修造者传说 名闻遐迩的绣花楼座落宁德老城区鹏程社区中南路（旧称竹兜街），是闽东地区现存数量较少的明代木构建筑代表作之一。1995年《宁德市志》记载：绣花楼，址在蕉南中南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占地面积345平方米。座西南朝东北，为木结构，楼阁式，硬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四间，高8.8米，保存完好。1992年12月25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马氏第十八代传人、现年87岁的马祖彬先生介绍，绣花楼整个大院呈三进三落式，前有大院，中有客厅，后配花园，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特征。
整个主体建筑由大厅和绣花楼两部分组成，主体建筑从大宅门起（前距宁德商城）到后花园（后距区进修校），约有340平方米。后花园方圆约一亩大小，背靠硬山坳，里面种有竹子、黄弹子、柚子、梨树、茉莉花等，是马祖彬童年时和孩子们嬉戏的“天堂”。
一
传说，绣花楼的建造是与马氏的一位先祖马承书有关。明万历年间，马承书始居蕉城，开创了马氏第九代世族，从此历代从商为生。由于经营有方，每年就拥有2000多担田租的收入，其时在宁德马氏家族相当富贵显赫。马承书相继娶了四个女子为妻，均生女儿。有一次，马承书出门经商，夜晚异地投宿。同宿有一泉州罗姓客商。半夜，承书听到罗商啼哭，问由方知，罗因经商不善，欠下货款未还，如今债期已近，尚有余债未还，因此焦虑，不免悲从中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马承书顿生怜悯之心，决意慷慨相助，帮罗商偿还余债。罗商见承书心善有道，便将女儿许配给书他。
罗氏聪明贤慧，并有一手绣花工艺。承书就将马家大宅二楼辟为罗氏绣花专用。罗氏把绣花手艺传给宅院姑娘、侍女。从此绣花楼不仅在整个县城名声大振，而且声名远播。相传，每年金陵府高胄官袍也出自绣花楼。马宅绣花楼由此得名，流传至今。
这一传说，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报刊，如《三都澳侨报》、《宁德晚报》、《福建日报》曾以《风雨绣花楼》为题作过报道。但马祖彬先生认为其中有些说法缺乏依据，与《马氏族谱》的记载有出入。
最近，笔者走访马祖彬先生，根据他提供的始撰于明崇祯甲申年间的《马氏族谱》及其它有关资料，对绣花楼修建者马承书的故事有新的了解。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马氏族谱》记载：“承书公，字廷瑞，号起潜，又号洛斋，明冠带耆宾。妣陈氏、庶范氏、陈氏、吴氏，罗氏乃最后娶也，氏系福宁罗指挥女子……公为人醇谨厚重，温和宽容，善综理，有才干，业商起家，置田四十有（又）四顷余，买桁店，开税当，营塚圹以葬双亲，架大厦以遗子孙，通庠以公齿德兼优，旌善氏一次，举乡饮二次……公亡时虽享寿龄而罗氏年方念二，缓公（承书子）甫六岁，当年青子幼之时，矢志孀守，清节凛然，而家业付托非人，为其蚕食，遂乔于福宁母家居焉，教育缓公十七岁始回梓里，旋列胶庠，至今子姓云奕，不失旧业，皆罗氏贞操保孤积德之报也，享寿七十四。”这一段文字至少告诉我们有关马承书和罗氏的几点信息：其一，马承书是当时的寿龄乡绅，地位显赫（“冠带耆宾”、“齿德兼优”）；其二，马承书为人精明能干并创业有成（“善综理，有才干”，“买桁店，开税当”，“营塚圹”，“架大厦”）；其三，马承书娶有一妻四妾，其中罗氏是“福宁罗指挥女子”，而非传说中的泉州罗商之女；其四，在马承书死时罗氏年仅22岁就“矢志孀守”、“贞操保孤”，以及马承书死后由于“家业付托非人，为其蚕食，（罗氏）遂乔于福宁母家居焉，教育缓公十七岁始回梓里……至今子姓云奕，不失旧业”的曲折过程。字里行间也流露对马承书和罗氏的高度褒扬。
关于罗氏“矢志孀守”“贞操保孤”的事迹在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志·守节）》也有记载：“罗氏耆宾马承书妾，年二十二寡，抚四岁孤弼兹。比长，娶妇陈氏，育子思光。甫周岁，而弼兹夭，陈氏年二十二寡。思光娶妇林氏，育子世隆，甫九月，而思光又夭，林氏年十九寡，三世孀守，孝兹各尽。罗氏卒年七十三，陈氏卒年九十，林氏卒年七十三。”其中的“弼兹（名缓）”、“思光”、“世隆”分别是马承书的儿子、孙子和重孙，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马氏族谱》有关马承书和罗氏事迹的一些记载的真实性。
马祖彬先生补充说，据族谱记载，承书公与妻罗氏喜得三子。大子绾，一生未得子；次子为缓，生二子；末子绶，夭折。书公去世后，绾、缓年幼，无法打理家事，随母去了福宁府外婆家，所遗家产被代管人蚕食，马氏开始走向衰落。缓在17岁时，回迁宁德，苦心经营，重振祖业。至十二世世隆（原名世玑，字玉衡，号南岳庠生）时，家道开始中兴。
二
绣花楼历史上曾经人丁兴旺。马祖彬老人回忆，在1938年他年幼时，马家绣花楼一共住有19户，约200多人。他记得当初在宅内挂有众多楹联。其中一楹联内容是：上联：白眉新世德；下联：绛帐旧家声。横批：文魁在附联内注有“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据说，在汉代马氏祖宗生有5子，其中一子出世时，眉毛全为白色，故名“白眉”。在五子中，又以白眉心地最为善良，故家族立牌楹以示后人。到了明清时期，马氏绣花楼出举人、贡生、秀才更多。这一传说在绣花厅堂的楼楹联中也有所反映。马祖彬先生记得，在一楹联中刻有“甲戌联捷进士，己末恩科举人”。说得就是清末时期，马家出了举人。《马氏族谱》记载，十六世祖马兆麟，字叔和、仲祥，县试第一，入泮补廪，咸丰己未恩科举人，掌教莲峰书院，即补儒学教谕。只可惜，由于历史变迁，家传楹联大多遗失。但在《马氏族谱》中还有关于马氏八世祖马应兆、九世祖马承宾等人的事迹记述也可验证了这一传说，而且这二人的生平事迹在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志）》中均有记载。
《马氏族谱》有关马氏八世祖马应兆的记载：“八世祖应兆公，字邦行，县志作邦直，号见鲁，又号念蓼，寿房居公遗腹次子也，公幼颖悟异常……年十六补弟子员……𥯫已（1593年）以明经中选入太学…至丁未服阙，上京考选，戊申（1608年）试吏部，先拟通判第一，文选铨君阅策奇之，曰，此百里才也，上主考覆取知县，乙酉奉檄知河南新安县……”在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志）》有关马氏九世祖马承宾是这样记载：“马承宾，字宗周，邑庠生，应兆子。博学书史，工诗文。与吴国华、陈邦校友善。吴以弹劾魏珰（注：‘魏珰’应为‘魏党’之义，指魏忠贤死党曹钦程），退休卒，宾以诗掉之，语极感慨悲惋。建张雎阳庙，造赵公桥。构二亭于酒屿，曰‘乐天’、‘知命’。卒年八十有五，赐寿官。篆府志。”从上述摘录的两段内容可知，在明代（万历前后）马氏八世、九世祖学识渊博、为人正派、忠于职守、为地方百姓做好事的一些具体事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马氏家族正处在兴盛时期，人才辈出，又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三
在绣花楼后花园和大宅院右侧各有一口古井。后花园古井，石板条通体洁白，纯为人工细雕，今已被埋。右侧的古井，有一些传说。
马氏第九代马承书一生积德施善，在明末年间，世间百姓疾苦，他便从长考虑，将右侧的围墙拆掉，让出井来，给左邻右舍百姓用。而今，每逢夏季自来水停水时，不少乡邻便从大老远的地方来这儿提井水。这口古井，如今仍然方便巧妇洗菜洗衣服等。
又据绣花楼隔壁林家大院的老人回忆，马家右侧的围墙拆掉的原因是，马家一姑娘嫁到林家，两家近在咫尺，因方圆之地，只有马家有井，姑娘恳请父母将右侧井让出，以表两家有如一家亲。这个提议得到了父母的赞同，井便成了特殊的一份“嫁妆”。
对此，马祖彬认为，林家所说有误。他说，此井的真实来源，应是上祖普渡众生而为，并非随马家姑娘嫁给林家而成“嫁妆”。因为，绣花楼始建明万历年间，而近邻的林家院则建于清代初。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井的围栏石板上，清晰地刻着“光绪二年夏日吉旦重修”的字样。
1992年12月25日，绣花楼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绣花楼所在的中南路面临旧城改造和商业开发。为保护这座明代木构古建筑，前几年省文物主管部门就绣花楼异地迁移保护问题给蕉城区有关部门作出复函，区文物保护部门也已先期就绣花楼的迁移进行初步规划和着手绣花楼的绘图工作。
专家认为，当今古建筑保护大凡有两种风格。一是以“旧”换旧，选用古建筑原建筑材料修缮。但这种方法难度较大，涉及到整个楼的历史资料，追溯到始建年代的古景、人文地貌。并尽可能保存原貌，以希腊罗马为例，保存古建筑残址，哪怕让残柱露天。二是以新换旧，大胆采用现代建筑手法保护古建筑，使其保存更加坚固，并融入现代手法和审美文化，以不改其宗旨，供后人观光旅游。就绣花楼明代木构古建筑而言，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林斌建议，在异地迁移前，解构每一柱一木，而后再作为一个整体来修复。
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由于开发商企业变故，绣花楼依旧无法迁移，也无人加以维护。不久前，马祖彬先生告诉我：“绣花楼大厅因长年风雨侵蚀已大部倒塌了。”绣花楼终于等不到专家及有识之士们有关修复建议的实施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坍塌了，悲哉，惜哉！
蕉城蔡氏家庙修建始末 从前，宁德县城除了县衙、文庙、武庙等公共设施以外，最为豪华精美的建筑物要数前林坪的蔡氏家庙。在县城所有的古民居中，蔡氏家庙可谓“翚飞轮奂，极土木之胜”（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这也是蔡氏家族作为当时宁德县第一望族的标志。它的建造，凝聚着蔡氏祖先蔡志谅的良苦用心和辛勤汗水，并得到了家族后人的肯定与称颂。
道光二十六年（1846）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由蔡志谅独资修建的宁德县文庙顺利竣工。福建地方官员上奏朝廷，请求嘉奖蔡志谅关心地方公益事业的行为。不久，道光皇帝颁旨：蔡志谅由候补户部员外郎赏加三级，祖父万源偕祖母陈氏，父光均偕母林氏均授三品封典。面对皇恩浩荡，蔡志谅如沐春风，浮想联翩。他想到自清朝入关以来，整个宁德县能得到文职三品衔者，应属头一家。而蔡氏始祖南益公本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此后经十几代艰苦创业，终于到了自己这一辈跻身仕族阶层，与宁德的崔、彭、陈、林、左等大姓媲美。而今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财力，在宁德县已是首屈一指，何不藉此以炫耀自身与家族的地位。既然朝廷规制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修建家庙，蔡志谅不禁怦然心动，开始谋划家庙的修建。
按照明清时期朝廷规定，只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才准许修建家庙，并对建筑规制有严格规定。《清史稿》记载：“凡品官家祭庙立居室东，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北为夹室，南为房。庭两庑，东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具有远谋卓见的蔡志谅显然难以接受这种规制的束缚。他另有一番打算，他想到了自己刚刚修建过的孔庙。普天之下只有孔庙的建筑规格最为宏伟与尊贵，如何在不僭越封建礼制的基础上，仿照孔庙建筑修建一座气派非凡的家庙呢？孔庙前后九进（与天子同规格）四门五坊、龙柱黄瓦这些尊同帝王的制度自然不能逾越，但文昌阁、泮池等可以仿造。蔡志谅经过周密的策划，制定出了一套修建方案。
蔡氏家族自三溪公由四都蔡洋村迁入县城西门以来，繁衍成族，在城内竹兜街已建有一座“蔡氏宗祠”。经过筹划，蔡志谅选择位于“蔡氏宗祠”不远处前林坪的一片土地。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十三日，“蔡氏家庙”在鞭炮声中开始动工。建家庙所需的木材、石料早在修孔庙时就已置办。这些上等杉木，是蔡志谅历经千辛万苦，从“上府”（闽北地区）购置后，放木排经水路海运抵县城南门外码头；石料采自城南蚶岐村的“汐里溪”，由祖籍长乐罗联的打石坑石匠精心加工后，用小船运到城里。一批精良的施工队伍被集中到了家庙工地上，这帮能工巧匠不负众望，其加工与建造工艺都达到工程所需的精确程度，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做出了贡献。
由于大家的齐心努力，历时两年，一座宏伟壮观的蔡氏家庙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顺利竣工。家庙座西朝东，砖木结构，是以乾隆年间大学士漳浦蔡新的名义，依照山东衍圣公府和孔庙建筑格式修建，主体建筑分间三进，还包括照墙、泮池（璧水桥）、仪门、文昌阁等附属建筑。整体布局顺地势前低后高，依次排列，错落有序。其中仪门建成牌楼式样，四角飞檐，而享堂（大厅）又高出仪门2.5米，设七级台阶，使整座家庙显得主次分明、威仪肃穆。外墙采用青砖垒砌，硬山顶，曲线形封火山墙。整座建筑古朴沉稳，构造精美，既有明清两代官式建筑风格，又有浓郁的闽东传统建筑特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蔡志谅为家庙的修建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一些细节上尤为注重。比如仪门外的泮池，按照儒家礼制规定：周代天子宫前设池为圆形，而诸侯只能用其一半，以示区别，故称为“泮池”；另一种说法是，天子之学称为“辟雍”，诸侯之学称为“泮宫”，辟雍有水环绕，泮宫之水只能半之，故称为“泮池”。另外，配祀孔庙大儒和西周分封诸侯国的后裔以及族人有官至一品者可以在祠堂建造“泮池”。蔡氏得姓祖先蔡叔度是周武王姬发的同胞弟兄，也是周文王第五子。蔡姓有蔡元定、蔡沈、蔡清三人入祀孔庙。所以蕉城蔡氏家庙修建“泮池”当之无愧。国内建有泮池的祠堂现存较多，但配有“璧水桥”的屈指可数。见于记载只有浙江宁海县西店集义村的邬氏宗祠、安徽绩溪龙川誉为“江南第一祠”的胡氏宗祠（胡锦涛主席故乡），安徽绩溪磡头的“许氏宗祠”和蕉城的蔡氏家庙。“泮池”和文昌阁都表现了蔡氏“崇儒尚义”，有教育子孙读书行善的意愿。
据蕉城蔡氏后裔介绍，蔡志谅煞费苦心，为了显示自己族姓政治地位的优越，早在建祠之初，就特别将一代名相蔡新的牌位入祀宗龛。以蔡新之威望和声誉，足以提高蔡氏家庙的规格和影响力。据清光绪四年（1878）编纂的《济阳堂宁德蔡氏族谱》记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志谅公念蔡氏为邑之望族，应崇祀于祖宗，垂泽于后人，遂赴漳州府漳浦县，迎请清代文华殿大学士蔡新之神主”。蔡新（1707—1800），字次明，号缉斋，又号葛山，漳浦下布人，与蕉城蔡氏始祖蔡南益同乡。乾隆元年（1736）进士，历任刑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后改授礼部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直到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皇帝对他恩宠有加，特旨紫禁城骑马。乾隆四十九年（1784），蔡新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他上疏乞终老归养，乾隆帝一再挽留。翌年辟雍讲学时，乾隆帝为他赋《临雍》诗，有“蔡新或备伯兄行”之句。蔡新致仕回乡时，乾隆帝又赐诗：“不忍言留合今归，及归言别又依依”，可见高宗对这位老臣之恩宠有加。嘉庆五年（1800），蔡新以九十三岁高龄逝世，赠太师，谥号“文恭”。
为什么蔡氏家庙要供奉同宗不同支的蔡新神主，而不供奉嫡祖蔡襄的神主呢？是因为蔡新官职大、规格高，且时代较接近之缘故吗？据笔者考证，这实际是不得以而为之。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对于家庙祭祀对象有严格规定。《清史稿》：“（家庙）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祢，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向。高祖以上，亲尽则祧。”也就是说，家庙只能入祀士大夫本身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其配偶，其中还包括五服内旁系亲属，最大限度只能增祀始迁祖。蕉城蔡氏虽以“端明公”蔡襄为始祖，但时隔八百多年，已无谱可稽。而蔡新是蔡志谅祖父一辈，勉强合乎规制。这就是蔡氏家庙只奉蔡新而不奉蔡襄的缘故。
蔡志谅在修建家庙中的一些传闻逸事，至今仍为蕉城百姓所津津乐道。民间传说，蔡志谅在修建文庙和家庙时，曾为木材入城一事大伤脑筋。因为巨大的木料经南门搬运入城，还要经过考坪、学前街、竹兜街、衙前街，约有一公里路途才最终到达家庙修建工地，而城内街道狭窄弯曲，房屋矮小，搬运不便，东家与工匠一筹莫展，深为忧虑。为此，蔡志谅特上书朝廷请求允许破城墙搬运建筑材料。朝廷体恤蔡志谅独资修建文庙之功，特下谕旨，准许宁德城墙打开一个缺口，待木料全部入城后再行修复。为了让木料能够畅行无阻，蔡志谅特别召集沿途房屋户主进行协商，承诺：“沿途所经路段，为了搬运方便，需要拆除部分房屋。愿意出让者按高价购买，不愿出让者先行拆除，待木料全部运到工地后，按民居最高规格重建。”果然蔡志谅在木料全部运入工地后，为沿途住户重建房屋，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最近，笔者在撰稿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有关蔡志谅修建文庙的宝贵资料。清代福建巡抚徐继畲著《徐继畲集》第三卷保存有一封上奏道光皇帝的折子，全文如下：奏请将捐建宁德县文庙等工之官绅分别加恩奖励摺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臣刘韵珂、署理福建巡抚臣徐继畲跪奏，为官绅捐建文庙各工完竣，恭摺奏恳圣恩奖励，以昭激劝事。
窃照福宁府之宁德县文庙、明伦堂，建自前明，嗣於乾隆四十年间复经修理，现已六十馀载，栋宇墙垣，率多倒坏。经前县宋光伯会同署教谕吴世嘉，邀集绅士，筹议修建，即据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呈请独力捐办。随遴选董事，鸠工庀材，於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将大成殿、东西两厅、名宦、乡贤祠全行起盖，又建崇圣祠、明伦堂等处并文昌祠一座，至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工竣。合计共用工料银二万八千八百七十馀两，造册送经前署县冯杰诣勘，委系工坚料实，并无浮冒草率，由县府加结具详。声明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以所捐银两系祖父遗资，情愿请加三级，给与覃恩封典。据兼署藩司武棠核明，详请具奏前来。臣等查道光二十五年，奉部议定推广覃恩封典，京外捐纳候补人员於恩诏给封二年期内捐请者，加与覃恩字样，其报捐银数，仍照常例办理。又京外文武现任及候补、候选人员三品捐银八百两，给予应得封典。又在京文职五品捐银一百四十五两，准其加一级。再有情愿多捐加绩者，悉照此数报捐，准照所加之级捐封。各等语。此次宁德县户部候补员外郎蔡志谅独力捐建文庙等项工程，共用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情愿将应得议叙请加三级，给与封典。查核所捐银项，已数倍於捐级、捐封之数。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户部候补员外郎赏加三级，给予其祖父母、父母三品封典，归入覃恩办理。其捐银八百两之宁德县知县宋光伯、署宁德县事上杭县知县冯杰，捐银四百两之署宁德县教谕吴世嘉，同在工出力之董事俊秀马步琮、吴佐荣、陈作孚、马步珍、蔡光坴、监生蔡步錂，均请敕部照例议叙。除将册结图送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项工程系绅士捐办，官未经理，应请免其造册报销（朱批：依议），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福建巡抚，内用太仆寺卿。有《松龛先生遗集》他是一位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历史竟然如此之巧合。这位二品巡抚居然与徐向前元帅有着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徐永信等续修铅印的《五台徐氏宗谱》记载，五台县东冶镇徐氏始祖才甫公，明初由马邑迁至五台县西南的滹沱河南岸的大建安村，繁衍生息。传至第五世分为十股。徐继畲一房属第二股，徐向前一房属第三股；徐继畲为十五世，徐向前为十九世。他们是同族同谱，前者是后者的族高祖。徐继畲的玄孙光裕、光文与徐向前同辈，都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牺牲。
徐继畲十分赞赏蔡志谅独力捐建宁德文庙的义举，并极力向朝廷保荐，使之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一百四十年后，徐继畲的后裔徐向前元帅也是十分器重和推崇蔡威（蔡志谅的玄孙），并为蔡威烈士挥毫题词“无名英雄蔡威”，使蔡威真实身份和英勇事迹得以昭示和传颂。岁月沧桑，这段徐、蔡两家历史渊源为研究蔡氏家族的历史又增添了新的内涵。
朝天境的传说 朝正德八年（1513），宁德人陈褒、陈褎兄弟，参加省考（即乡试），同榜并列癸酉科举人。喜报送到家，其母郑氏夫人想起自己家境贫穷，儿子依靠两位伯父资助读书，今日有出息，不由乐得连声叨念：“我褒中褎也中了，褒中褎也中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句“褒中褎也中”却让朝天境社头听了，惊惶失措，挟起香炉，逃往城外去了。这里还有一段民间传说，得从头说起。
古时候，民间按姓氏聚居或多姓混居，划分地域称为境。境内有宫，也作境的代称，是议事、祭祀、娱乐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宁德城区有八大境，宫内并供男神女神。男神称社头，女神称奶娘。朝天境设有一所私塾，陈氏兄弟少年时，就在朝天境私塾读书。
有一次，一位同学遗失墨块，诬陈褎偷窃。陈氏兄弟力辩无效，就和同学在社头像前发誓，说若偷窃，日后不得好死等语。发誓之后，陈褎由于心情激动，刚跨门槛就跌倒在地，鼻孔流血。同学益信是其偷墨，就挑动伙伴侮辱他兄弟，陈褎气极了，指着社头骂道：“神明神明，欺侮穷人，我兄弟今后若有出头之日，就贬汝去城外做野神！”气愤地挟起书包回家去了。
陈家兄弟今日同榜高中，郑夫人说一句“褒中褎也中”，朝天境社头听了，想起当初发誓之事，愧悔至极，抬起一脚，踢向案头香炉。香炉腾空而起，飞出宫门，越过北门城墙，落在城外空地上。人们说是社头认输了，甘愿去城外做野神，免受被贬之辱。
后陈褎赴京考试，喜中进士，第二年就走马上任，并没有和朝天境社头计较。但是，陈氏族人及乡亲则认为，陈家兄弟有出息，社头也有自知之明，就在香炉降落的地方，建起宫宇，将社头移供其中，仍称朝天境（今汽车站职工宿舍东南处地址）。至天启元年（1621），又在原朝天境斜对面，再建一宫，将奶娘移供宫中，也称朝天境（今西北路西侧、面对培英路）。陈家兄弟原来读书的朝天境，被改建为陈氏宗祠，俗称金峤陈氏祠堂。因此，此处社头在城外朝天境，奶娘在城里朝天境。所以民谣有“夫妻离散朝天境”的戏说。
民国时期蕉城交通琐谈 蕉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南北西三面被山岳包围，东部面海。起初满清政府实行海禁，不准民间使用舟楫之便，迨至清末三都开港，成立福海关，始有轮船与福州上海通航（民间俗称“上海车”），但蕉城与三都港之间仍以小木船驳渡。民国时期蕉城与外界陆路交通惟一的工具是人的双腿，俗称“十一号车”。要谈这方面的话题，的确还真不少，让我将忆及的一一道来。
城内的交通
蕉城是宁德的县城，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一块畚斗状的盆地。所有的街道都沿着西高东低的地势布局。其主街道就是东起土主宫前，经东城门进入城内，往西行止于县衙前的那条大街，俗称东门街，这条大街又分为东门外、东门里和衙前状元里三部分。沿东门外东南延伸分叉的有水湟头、霍童埠、福安埠、德顺坪（鱼牙行）、鱼货埠、海关埠等，统称为船头街，又叫外街，与其平行的另一条街叫下尾街（福山街），俗称里街。沿东门外土主宫前往东北拐，就与碧山街相衔接。沿东门里西行至街尾下，往北折与向东延的衙前状元里街相接，再往北与街中头、往南与衙前街相接。此外还有南门街、北门街、西门街、竹兜街、前林坪和大纛衙门前（培英街）等。一九三九年城墙拆除后，又添了一条环城路。这就是当时蕉城主街道的大体布局。
旧时街坊的宽窄，还是有一定的规制可循。例如官衙前的大街，至少可供三顶官轿并行，也就是五、六米左右（即使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主街道破天荒进行拓宽改造，街宽也不过十米左右）。一般的街道，可容两顶花轿并行，如现存的城隍庙前的北门街、大华路、前林路、南大路和福山路一小段。
小巷可容一顶轿子通行。街道用鹅卵石砌筑而成，故此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被人们形容成“地无三尺平”。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用说行车，就连步行都会感到有些吃力。幸好城很小，总共不足两万居民，最远的间距也仅十华里左右。男人出外办事当然只能步行，但深闺里的女士出行就有了麻烦。
在这样背景下，一个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轿子业。那时的轿子店集中在街中头、衙前街一带，有双抬轿、四抬花轿、二抬花轿、无篷椅轿等。大户人家女眷串门或回娘家，一般提前预约，到时上门服务，方便周到，收费不高，小康人家也消费得起。但如果要租雇轿子到乡镇，得看路途远近面议价钱。因多家竞争，价钱早已定格，过份抬价，就会失去主顾，因此各家差价不会拉得很大。而且那时商业市场特讲信誉，各家为了留住老主顾，更不会随意在价格上做手脚，而危及自己的饭碗。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坐轿子曾被作为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样本，倍受指斥批判。同时也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轿子被挤出历史舞台，也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它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几十年后，如今又冒了出来，成为怀旧婚礼的新宠，真让人有时光倒流世事无常的感觉。
少见多怪的趣谈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蕉城，由于交通闭塞，民风纯朴，对于西风东渐引起外界的变化，不甚了了，有人上省城福州一趟，就带回很多有趣的见闻。如汽车呀马车呀，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呀，等等，新鲜的事儿真不少。说的人口沫横飞，听的人如闻说书人讲《封神榜》一样，觉得世上竟有这等新奇事，真不可思议。单石碑有个名叫陈庆新的小伙子，三十年代初，受其父亲指派，贩茶到福州，回来时人家问他都看到了什么新鲜事，他说，福州真稀奇，满街跑着马拖玻璃橱。这段马车的说事，给蕉城人留下一则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调侃孤闻陋见者的代名词。
再说个难以置信的话，那年代的没出过远门的蕉城人，连马都没见过，只在年画或武侠小说插图看到图画的马。一九四三年笔者才见到真马。那一年的初冬，传说福建省主席（省长）要途经宁德到福安视察，但几天了仍不见动静。果然有一天，毓秀小学校长通知三年以上班级同学集合，整队到太尉宫路旁欢迎省主席刘建绪莅临宁德。我们到达现场时，已经有宁德县长及各界名流、社会耆宿，以及宁中和蕉城小学同学列队路旁躬候。说时迟那时快，探马飞报说省主席已到白鹤岭脚，话音刚落下不久，一队荷枪兵丁迈着整齐步伐在我们面前走过，一位瘦高全副戎装的男子，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过我们的面前。不知谁带头鼓了掌，大家也跟着拍手。最让笔者惊奇的，是紧随其后的一位马弁，牵着一匹安放有红棕色鞍辔的白马，紧随的是一顶八抬敞篷坐轿，接着是一小队兵丁殿后。这就是笔者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画册以外活生生的马匹。可见真马匹要进到宁德这地方有多难。欢迎场面无旗帜，无标语，无口号，更无鲜花和鞭炮（抗日战争期间禁放烟花鞭炮）。用现在的目光来审视，场面有些清冷。回到学校后，男生谈论的不是省主席那班人，孩子的眼里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活的，而谈论最多的是那匹白马。
三十年代，自行车（那时叫做脚踏车）在省会福州，已不是稀罕物，但蕉城人是耳有所闻，眼却未见。大约一九四六年春，突然有位男士骑着一辆银灰色的两轮车，在毓秀小学操场上急速打转，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不约而同涌向场边观看。那人看到有这么多小孩围观，就越来劲地表演，看得大伙儿目瞪口呆。后来老师告诉大家，这就是早有耳闻的脚踏车，也是笔者在蕉城第一回见到的脚踏车。但一个问题始终在笔者心里嘀咕着，前后排列安装的两轮车，为啥不会倾倒？问老师也答不上来，越发在心里留下神秘感，直到笔者成年学会骑车后，才打消考究的念头。
惨痛的记忆
民用飞机，民间俗称“飞（宁德方言读音作‘杯’）船”，是现代最佳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但飞机第一次带给蕉城人的不是和平使命，而是死亡的恐怖，生命的威胁，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泸沟桥事变”，挑起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同年8月13日，又大举进犯上海，矛头直指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紧接着于8月15日上午数架日寇飞机（称敌机）从蕉城上空呼啸而过，这是抗战伊始第一次侵扰蕉城上空的敌机。此前多数宁德人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模样。此后接连不断轰炸扫射，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蕉城中心小学、郑氏大宅均遭轰炸，损失惨重，人心恐慌。特别是1940年5月18日敌机狂轰滥炸三都岛，将油码头、货运码头、海关楼、外街商店和民宅全部夷为平地，其状惨不忍睹。这时人们对日机恨之入骨，巴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我们国家几无防御能力，百姓只有往乡间星散逃难一途。这时全城实行灯火管制，人们闻“机”色变，恐慌气氛弥漫到每个角落。有户人家孩子夜间啼哭不止，大人报以“飞机来了”的威吓，可真的把孩子的哭闹吓住了。蕉城人在日机的恐怖氛围笼罩下，惊魂失魄地度过漫长的八年时光，最终以日本鬼子的无条件投降，我国的胜利，划上了句号。但飞机这一现代交通工具，一开始就给蕉城人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解放后，民用航空开辟了上海～福州航线，蕉城处在航线的中轴线上，每天都有民航客机从上空掠过，老人们仰首目送远去的飞机，闲聊中不免勾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艰难的赴榕旅程
历史上宁德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地方，当推省会福州莫属。蕉城白鹤岭道，自古就处在福州北上京城官道的关键位置，每天南来北往客旅络绎于途。但蕉城往福州并非仅有白鹤岭一径，人们比较常走的，还有岚口岭和飞鸾岭。虽然有这么多途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无车马可倚，都必须在崎岖的山道上徒步跋涉。走过这几条山道的人，形容路途之险峻，攀登之维艰，无不叹曰，不让蜀道！明万历五年（1583年）江西丰城进士、曾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的李琯，途经白鹤岭时，惊叹其险峻，写下这样的一首五言绝句：“我入闽中路，山惟白鹤高。振衣千仞上，万古几人豪。”迨至民国初，千年古道，旧貌依然。其作为通往省城主通道的地位，仍未见动摇。虽然1898年三都开港通航，有木帆船航行福州上海，但木船受季风潮水影响，存在一定风险，故蕉城百姓的大宗生活必需品，仍以肩挑为主。这就形成一个颇大产业链，许多人专以挑担为业，作为谋生养家糊口的手段，有些农民趁农闲之便，也加入这个队伍，卖苦力赚些工钱补贴家用。但这些人中，有初次到福州的，经不起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诱惑，到大桥头下寻花问柳，落得分文无存，伴着一条扁担，形单影孤地回到故里，成为大伙取笑的可怜虫。
抗日战争的八年里，是蕉城交通最困难的时期，海路被日寇封锁，仅剩陆路一途。抗战甫起，政府即无偿征用民间大型木船，装满石块，行至东冲口，凿沉填海，冀希以此港封航。陆地白鹤岭等多条官道，亦多处被凿去半幅，只剩下一小半通行。决策者以为这样的小伎俩，就可使日寇寸步难移，谁知这些愚蠢的做法，于敌实无有寸效，倒害苦了老百姓，引致怨声载道。
陆有匪海有盗，自古皆然，民国时期亦不例外。海盗事，当以浙江台州一带最为猖獗。上世纪三十年代，蕉城彭氏“万兴”商号，有木帆船航行于宁波、上海、青岛、烟台等地，一次在台州洋面与海盗遭遇，枪战中有海盗伤亡，以致随行彭老板弃船奔突，九死一生逃回蕉城。消息传来，引发“万兴钱庄”挤兑风潮，致百年望族“忽刺刺如大厦倾”，瞬间破产。那时期的陆路也不安宁，时有客旅被劫消息传来。挑担谋生者，多以结伙同行为对策，藉人多势众为依托。蕉城到福州的路程满打满算不超过二百六十华里，一部分人选择翻北岭进入福州城，这就需要途经连江潘渡，而这里恰是“散兵游勇”匪徒时常出没的地方。因此过路人必须计算好通过此地的时间，人数多多益善，形成人多势众的威慑态势。但被劫事件仍时有所闻。不过鲜见劫财后伤人性命的案例。据说劫匪还会留给被劫者一定数目的返程盘资。另一路线是夜间从蕉城海关埠乘邮政木船到飞鸾，第二天翻过飞鸾岭到连江丹阳过夜，第三天到达连江琯头，然后坐小轮船到福州台江码头登岸。走这条路，花费大，挑担工为了节省开支，多不选这条线路。
抗战期间，连江潘渡一带驻有国民党保安团。蕉城牛贩赶牛去福州，时值福州为日寇所占，途经此间，保安团多以奉命阻止资敌为名，扣押牛群。此时得托人说项，几经周折，始才放行。
抗战胜利后，宁德到福州的交通有所改善，三都与福州间有了轮船通行，经营这条航线的有福州下游轮船公司的“金沙江”、“鸭绿江”木质轮船，吨位在两百吨左右，动力是以木柴为燃料的蒸汽机，速度奇慢。而福安赛岐人经营的“福康”“德康”轮，吨位稍小，但以内燃机为动力，跑起来快多了。尤其是船行到连江北茭，准备进入闽江，江水海水在此处汇合，风急浪涌，船似蛋壳，上下颠簸，乘客晕船东倒西歪，慢速船必然让大家煎熬时间延长，所以福安船虽小些，但由于速度快，就更受旅客青睐。
在笔者的记忆里，蕉城昔时交通风貌的背影，已渐行渐远，但那蜿蜒山间崎岖的岭道，那错落有致的山垅梯田，那绿树、阡陌、小桥、流水、人家，仍不时隐隐地在心中激荡，唤起对这片故土的深深乡愁……
宁德天后宫 宁德天后宫（俗称妈祖庙），位于蕉城区蕉南街道福山村福山路47号，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天后宫主祀妈祖，相传，公元987年，妈祖因救海难而献身，被百姓立庙祭祀，而成为海神。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妈祖的影响扩大，宋、元、明、清四个朝代14个皇帝先后对她敕封了36次，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列入国家祀典。妈祖在封建帝王以至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宫庙构建 堪称精美
宁德天后宫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总体布局为三进前后两天井，抬梁式木结构，主体建筑以中轴线排开，左右对称，中轴线上依次为门楼、戏台、拜亭、正殿、后殿、偏殿。其中正殿和偏殿保存最好，基本未受损坏完整保留至今，而正殿建筑尤为豪华精美。
天后宫正殿，建筑面积465平方米，正面五间，进深三间，带前后左右廊，高度11.5米，整座建筑宏伟高大，气势非凡，正殿的上方高悬一块“寰海蒙庥”的巨大匾额，字体苍劲有力，系咸丰七年由福建水陆提督钟宝三书赠，现保存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正殿内有玄武岩镂空石龙柱四根，雕工精细，柱上盘龙形态生动、栩栩如生，殿内还有一对花岗岩浮雕凤柱，柱与柱础上下相连，柱上一凤在下驻足引颈，一凤在上盘旋呼应，凤柱是为女神殿的象征。龙凤柱上龙凤神态逼真，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精湛的手工雕刻技艺。正殿地面为三合土构筑，顶部藻井（凤凰池）虽历经岁月沧桑略显斑驳，但仍依稀可见其精美程度，今天我们可以想象这座建筑在当年是何等的精美绝伦，其豪华程度在宁川大地堪称一绝。
靛商捐建 祈福海运
现存的正殿建于何年？答案就在龙柱上，正殿东侧前方的一根龙柱上部空隙处镌刻着“咸丰元年春正月吉旦”的字样，字迹非常清晰，明确记载了正殿为咸丰元年（1851年）重建。西侧前方一龙柱上镌刻着“鄞江众靛商仝敬立”的字样，字迹同样清晰。据龙岩《汀州府志·山川》记载：“汀江在宋代至明代称鄞江”，所以“鄞江”就是位于今天龙岩市的“汀江”，“鄞江”泛指汀江流域的上杭、长汀、永定、武平等县，所以宁德天后宫为这几个县的众多靛商捐资，并与宁德当地信众共同捐建。
为什么宁德天后宫兴建与鄞江靛商有关系呢？民国版《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记载：“清代前期，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在化学染料没有发明之前，靛青为主要染料，由于江浙一带盛产丝绸和棉布，需要大量的靛青染料，鄞江商人走南闯北主营靛青业，自清康熙年间开始，垄断了全国90%以上的靛青销售市场。宁德是靛青的产地之一，清代盛产靛青，在今天七都、八都等乡镇还有靛青作坊的遗迹，当年生产的靛青基本由鄞江靛商收购经销。靛商常年居住在“鄞江会馆”里，“鄞江会馆”即今天宁德天后宫的偏殿。靛商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富有的群体，具备捐资的实力。
鄞江靛商为何要捐建宁德天后宫？这与天后宫的建设地点有关。天后宫所处的周边位置在东湖塘拦海大坝未建成之前，这一带为码头，轮船可以直接到达今天东湖路东湖市场一带，鄞江靛商收购的靛青就是从这里装船运往江浙一带销售，海上运输是当时唯一的运输通道，在气象和航海科技比较落后的年代，海运的安全自然就仰仗妈祖的庇护，因为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靛商在装船启运之前一定会在天后宫祈求妈祖保护，平安抵达目的地，这应是鄞江靛商捐建宁德天后宫的最大原因。
旧址见证 国共和谈
时间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天后宫迎来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里成了闽东国共和平谈判地点。1937年10月，国共第二次谈判在天后宫举行（第一次谈判在宁德霍童文昌阁），中共闽东特委方的全权代表是范式人，范式人时任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国民党方的代表为黄苏，时为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驻宁德保安第2旅旅长。同第一次谈判一样，第二次谈判黄苏仍然没有放弃收编红军游击队而达到消灭游击队的意图，谈判仍无结果。当年11月，因黄苏生病，中共闽东特委派阮英平，时任中共闽东特委组织部长，到天后宫和黄苏举行了国共第三次谈判。尽管闽东特委作出了很大的让步，黄苏仍无诚意还企图收买阮英平，遭到严词拒绝，谈判再次中断。不久，谈判地点移向福州，经过特委的不断努力以及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高潮的形势，终于在福州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当年国共谈判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宁德天后宫呢？主要是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保安第2旅是一支驻扎在宁德的保安部队，而且该部队的驻扎地点就在宁德天后宫，国民党方为了占尽谈判地利的优势，谈判地点当然就选择在天后宫。虽然第二、第三次谈判都在天后宫举行，但在谈判中国民党方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
1984年4月，由范式人题写的碑名，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别委员会代表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代表和平谈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处”，该碑现立于宁德天后宫东墙外侧。
闽台交流 文化窗口
宁德与台湾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相同的血脉，相同的文化传承，体现了两岸同胞有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渊源关系，海上保护神妈祖是两地群众共同的文化信仰，它已是深深扎根于两岸民众心中的一种传统心理和文化现象。宁德天后宫又是台湾许多妈祖宫庙的分灵祖庙，近几年随着与台湾经济往来的加深，每年的妈祖生日和妈祖羽化成仙日都有众多台胞信众前来参拜祈福。
2011年宁德天后宫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入涉台文物保护名录，成为两岸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给闽台民间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了闽台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妈祖文化曾经在历史上为社会的安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今后仍将为社会的和谐、安定、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岁月沧桑 诉说变迁
宁德天后宫自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建，距今已有250多年。其中正殿和偏殿基本未受损坏，完整保留至今。
虽说自古以来，它是民间百姓祈福的重地，在革命年代，也是国共和谈的旧址。但在解放后，天后宫一度成为粮食仓库，部分地方被改建，文革期间，门楼、戏台、拜亭等更是被拆毁，只余正殿、后殿、偏殿，让人叹惋。
为了保护天后宫的文化遗产，1980年11月，原宁德县人民政府公布天后宫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2月县人民政府又将天后宫辟为博物馆。2004年为了保护文物以及促进对台文化交流，原区文化体育局成立了“宁德妈祖文化研究会”，按照“修旧如旧”的保护原则对天后宫进行重建和维修，同时吸引了部分民间资金，重建了门楼、戏台、拜亭，修缮了后殿、偏殿。2009年全面完成重建和维修工作，并正式对外免费开放。2009年11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作者简介：钟荣富：1988年宁德八中高中毕业。1992年起先后在八都镇、宁德市（县级）文体局馆长，现为蕉城区博物馆。
宁德泉郡会馆
说起闽南商人在宁德经商发展的辉煌历史，最早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清初顺治二年（1645），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闽南泉州将士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进驻宁德三都澳海域，并在此筹集军粮，与清朝对抗长达16年。至顺治十八年退守台湾。因此，有大量的闽南人留守宁德从事经商贸易活动。
在《民国宁德》书中有记载“宁德妈祖庙东侧，有一口开凿于乾隆年的‘碧泉井’，虽地近海滩、井水却清澈甘甜，是‘下南’商人以及渔民取水处”。这充分说明乾隆年间就有大量闽南商人往来宁德和泉州之间从事商贸活动。民国版《宁德县志稿》记载：“广泽尊王庙，在东门外碧山尾忠平王庙右。清光绪十七年，泉郡侨民公建，凡泉之商人於宁德者即以是庙为会馆。神郭姓亦泉郡人，郡人吴鲁撰庙记。”泉郡会馆亦有说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6），光绪十七年（1891）重建，因会馆主祀广泽尊王郭忠福神像，故宁德民间称为“下南圣王庙”。圣公庙位于宁德福山街南端山坡上，与妈祖庙毗邻。会馆由门楼、戏台、天井、大殿构成。建筑华丽、雕刻精美，是当时宁德县规模最为壮观的古建筑之一。
据宁德福山村村民叶仁风老人介绍，清朝光绪年间闽南泉州商人在宁德福山路南端山坡上兴建（或重建）泉郡会馆（馆庙合一）。主体建筑由门楼、戏台、天井、大殿和两边走马台组成。会馆门前场地用石板材铺设，正殿分为前后两进，称为“前座”、“后座”。前座是戏台，后座是大殿。大殿正中供奉广泽尊王郭忠福软身神像。大殿屋顶正中为龙凤呈祥藻井，深邃高大，雕饰华丽。会馆大门上方横书“泉郡会馆”四个大字，左右边门上方各题“金馽”“碧蠵”。墨宝出自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优贡林其荣之手。林其荣（1867—1927），字懋园，号词龛，宁德城关人。曾任八旗汉教习，学识渊博，工诗文，尤以书法见重于世。林其荣为何题写这四个榜书，后人至今不得其解（民间传说，林其荣榜书受到猜疑，后来询问吴鲁状元，才得知一为山神，一为海神，由此又加倍答谢林其荣）。戏台正上方木雕凤凰池，戏台周围雕刻三层，分别为封神演义、列国、三国、唐朝人物。人物造型优美、色彩艳丽，使用贴金青红朱油漆。戏台连楼上（称走马台）雕花风格独特。边座看戏台四扇宾客休息之处，另书房、宿舍、厨房等设施俱全。据说落成之时，邀请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状元吴鲁撰写碑记（其内容无考）。吴鲁（1844—1912）字肃堂，号且园，泉州晋江池店人。该会馆一度改为私塾，解放后政府作为储存粮食仓库，不幸于1953年11月23日毁于一场大火、一切化为乌有。
总之，从清朝至民国时期宁德泉郡会馆的规模、华丽和壮观程度来看，可见当时闽南商人在宁德商界的影响力。以史为镜，现在宁德正处环三都澳经济大发展的时机，吸引大量的闽南商人来宁德发展。相信二十一世纪的闽南商人在宁德将超越古人，书写闽东创业的新篇章。
注：1、下南人，宁德方言对福建闽南人的称呼。
2、广泽尊王俗称“郭圣王”，为福建省四大地方信俗之一，2012年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宁德人为了区别本地的“圣王”称之为“下南圣王”，该王在南洋、闽台、港澳及江浙地区闽南人中有相当影响力。
作者简介：陈勇智：1988年泉州华侨大学毕业，先后在福州市第二化工厂、炼油化工厂工作。1993年起先后在宁德市（县级）侨办、蕉城区侨联工作，为秘书长、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