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晚明宁德辛酉之变死难知县李尧卿 明嘉靖四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561年11月28日。这一天，是宁德（蕉城）遭受惨绝人寰的大灾大难日子。来自日本的倭寇攻陷城防，掳掠、奸淫、纵火、屠杀、无所不用其极。“男、妇被戮、赴水死者无算”，知县李尧卿、参将王梦麟、训导孙商伟死难。“官舍、民居及库存案卷、旧法家物、载籍悉为灰烬”。史称：辛酉之变。
  宁德“辛酉之变”事件通了天。事闻，大明天子嘉靖帝朱厚熜震怒、问责。于是，一桶污水全倒到不会申辩的死人——当时的死难知县李尧卿身上。福建省督府巡抚游震及军门以李尧卿谩敌：“蔑视倭寇，竟不申请救援”上报，向朝庭搪塞诿过。此后这“蔑视倭寇，竟不申请救援”，成为“史笔”定案，赫然写进《宁德县志》（乾隆志）。
  李尧卿，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嘉靖三十九年任宁德知县。当时宁德周边倭氛已经大炽，并数度犯境，杀官杀民。他会在这危难之秋受命来宁德主政，安置在抗倭前线，一定是被上峰看好的一位干员。他来宁德不到两年，官声确实甚好，“政平讼简，民安其业”，算得上一位好官。倭寇几番进逼宁德，他在有“省军门”正规部队的协防下，几次吓阻和打退了倭寇的进攻。可是，十一月福建省城危急，为保福州，省巡抚及军门决定放弃宁德，撤走在宁德城防的省正规部队。趁这时宁德城防空虚机会，数千倭寇驾百余号船只，直薄宁德城下，架起三架云梯攻城。李尧卿在正规部队走的走了，余下杂牌府兵也临阵开溜的危急中，却毫不含糊，以大无畏精神与留下来的参将王梦麟一起，在保卫家乡的号召下，发动、组织本城地方兵勇、民众上城与倭寇舍命相搏。在敌众我寡，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守了三日夜。最后城破，李尧卿、王梦麟、孙商伟，全体县一级官员，均以身殉。可歌可泣。
  李尧卿，以及王梦麟、孙商伟都是铁骨铮铮的与国土共存亡的“正气英雄”。
  诬说李尧卿谩敌：“蔑视倭寇，竟不申请救援”，造就千古奇冤！作为宁德人有责任为李尧卿剖白，以回报这位誓死不抛弃宁德子民的父母官。
  一
  说李尧卿谩敌，当时的李尧卿哪有这种“资本”。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在浙江岑港（舟山）易手，接连遭到重创后，就大批大批窜来福建。而“福宁为闽奥区，宁德其岩邑也”。宁德县城的富庶已成倭寇势在必得的“脔肉”。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从罗源来（宁德），直抵北城下，见城中已有防范，只烧陈廉使的房屋退去；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从古田水口下来，盘据在宁德洋中杀人掳掠；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自古田下来，宁德备倭指挥使刘炌、参将王月出城郊巡防，与倭寇遭遇，被杀害；同年倭寇经金涵犯县城，训导刘文化御天王岭死之，同难有庠生彭嘉贞；嘉靖三十八年倭寇攻破福安县；嘉靖四十年，新倭大批继至，营巢穴于云淡门。二月千余倭寇自云淡门由水路来攻打东门。知县李尧卿，参将王梦麟，坚壁据守，倭寇不得逞，退去。
  当时蕉城已成为四面受敌的孤悬之城，形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能容人轻谩吗？说李尧卿谩敌，见于“官方”说法，所据有三点理由：一、没有加固城防。从《林大尹重城宁德记》中，得出消息是：当时有议论，“城尚陋不足恃”，而李尧卿没有在意实行加固工程，“但累石护之”。所以后来这“不足恃”的城防被攻陷了；二、兵力布置有失误。撤去广福岭守兵，兵力移入城内，除去倭寇的侧翼牵制，让倭寇可以“无所顾忌”。让倭寇实施从海路而入，直迫城下“屯兵扎寨”全力攻城；三、事到临头，势在危急，不向上峰请求救援。
  以上三点都是瞎话！其一，蕉城，旧为感德场，唐长兴四年，升场置县，才筑起土城。至宋代已倒塌。明正德因防海盗，（张士诚等残兵败卒，多入海为盗）才用砖块垒叠。嘉靖三十年也就是为了防倭寇，又改垒成石头城。从嘉靖三十年垒石头城，到四十年城破于倭寇仅十年时间。城池不是房屋，才垒筑十年的城池应该算是新城。何况，当时倭寇已侵占城池周边，四出骚扰。这时要大规模筑城谈何容易。倭寇盘踞左近，粮赋全断了，钱向哪里筹措？工向何处征集？对这种“提议”李尧卿当时“以公私力诎，辞”，实是万般无奈。但李尧卿并没有大意，在左支右绌中还是进行了砌石加固。
  仓卒筑城不容易，在后来城破、李尧卿殉职，“贼去关门”，报请上峰，也核定工程五千一百金重修，先期已发下藩帑二千。结果是“摄县者无固志……工非就”，也没能搞成，足以反证。
  再者，据记载，当时倭寇“以三云梯攻城”，“炮如雨集”，在城头上发生过白刃肉搏。守卫士兵余湖“御倭城上，手毙一敌”。却未见城墙崩塌、城门被攻破的记载。参加守城战斗被俘的左承宣，在刺杀守卫倭寇，逃回后写下一首诗，曰：“可惜不施平寇策，城门空闭万民枯”。也说着了当时的溃败，与“城尚陋不足恃”没有多大关联。
  其二，撤去广福岭守兵，让倭寇“无所顾忌”。撤去广福岭守兵，这确是导致城防坠毁极其主要的原因。广福岭守卫至关重要。
  广福岭在哪里？在现在单石碑村出县城大路左侧山头。单石碑村以前地势很高，现在的单石碑是经过开辟入城大道，三次“降坡”的结果。原来地势高，在广福岭山头，监视金涵洋了如指掌。且广福岭与天王岭形成一个隘口。其下有个绵（馒）头墩①，墩前是深潭，潭旁是绵（馒）头墩渡口，这个绵（馒）头墩渡口世代由坑里人管理（坑里村在现在的大桥头旁边）。大金溪绕过金涵洋，把城关与金涵分离开，从金涵进城要过这个渡，又爬一段小岭，下个坡才到单石碑。巢据在云淡门的倭寇，趁潮水驾船不出二小时进西陂，可达铁沙溪（现在井上村前下方）登陆，再半小时过绵（馒）头墩渡，下单石碑才能直扣蕉城北门。这是云淡门倭寇进攻宁德蕉城最近便的路线。但是倭寇知道有部队在广福岭扼守了单石碑隘口，要渡水、要仰攻，无胜算。
  云淡门倭寇进攻宁德蕉城，另有一条优选路线，应是凭藉岛民优势，驾船进港越东湖大小门，直迫县治东门、南门正面抢滩攻城。大潮水时船只可以迫近城下灰炉坪，即现在的电影院前头。（现时的县城城墙拆了，留下一条路便叫环城路，现在叫南环路。南环路的走势基本就是古城墙的走势）。到了灰炉坪，城墙近在咫尺。嘉靖四十年辛酉之变，倭寇正是采取这条进攻路线。采取这条路线，可发挥倭寇善于操弄舟楫的长项。但采用这条进攻路线，在广福岭有守军时，潜伏巨大风险。
  要知倭寇从云淡门来，云淡、蕉城虽然都靠海，但都属浅海区域。退潮了，到行船人行话中的“汐底”，这时云淡门河道会出现一片砂碛，蕉城面前也会出现一片泥滩，即再小的船只也会因水位浅无法动弹。所以从云淡门开船到达蕉城城下要用“一对时”、“两条水”（一白日一黑夜两次涨水退潮）。当时没有“机器船”，从云淡门接潮水涨开船，划到现在的东湖塘前，已经水汐（潮水退尽）。这时船要在现在的大门山之外的江面候潮，再接潮水涨或进大门、或过小门，（大门、小门是接水涨进城的港汊，现所在地叫大门山），才能驶到蕉城城下。这条进军路线在我兵员足，广福岭有守军的态势下，倭方绝不敢轻易采用。因为从涨水（平）到退潮只有三小时。采用这条进军路线，如两三小时之内攻不下城池，水退了，船都要搅浅。更可怕的是这时广福岭守军可以越过单石碑隘口，下天王岭实施夹击，使倭寇暴露在毫无掩蔽的海滩前，腹背受敌，就无法全身而退。嘉靖四十年，新倭大批继至时，倭寇做过尝试，见不得逞，急速退走。
  撤下广福岭守兵，使守城方失去掎角之势，困于孤城，作瓮中之鳖，是下下之策。但出此下策其责任不在李尧卿、王梦麟的不智。李尧卿、王梦麟出此下策，在于无奈，在于有苦难言。早先蕉城守卫兵力号称四千众。一部分二千人是由“省军区”参将冯镇带的正规军，一部分是由百户汪贞、白麟带的地方府兵、地方塘兵，杂牌军。可是就在十月初，这紧要当口，参将冯镇奉省军门命令丢下宁德“撤所部二千回福州”去了。
  “省军区”参将冯镇带的正规军“开路”走了，百户汪贞、白麟带的地方杂牌兵，又出现“不稳”（必然之势）。这时撤下广福岭守兵，收拢“拳头”防城，就万不得已了。正规部队退走，地方兵不稳，所以倭寇这时敢于“无所顾忌”地实施其优选路线进攻。而且到倭寇薄城，地方府兵也一起“走了”，城池能不陷吗。
  其三，不向上峰申请救援。不单是瞎话，还是屁话。宁德辛酉之变，正是在参将冯镇带着省管正规部队于十月上旬“开路”后，在当月中旬出了事。可以想象，当倭寇在福宁（闽东）到处攻城纵火，杀官戳民，并几次实施攻城的情况下，这鲜血淋淋的时候，知道守卫部队要撤离，地方官不吁请留防吗？百姓不牵儿带女遮道挽留吗？而省管部队决然“听命”走了，还能向谁“请求救援”，向远在北京的嘉靖帝吗？同时，到倭寇攻城时，地方府兵“百户汪贞、白麟并部兵俱逃去”，很难说只是临阵怯敌怕死保命，或是早得到授意有计划地作“保全”撤离，所以事后不见军门对这极其严重的“临阵脱逃”事件有问责。这“并部兵”三字自有玄机。
  “省军区”参将冯镇带的正规军“开路”走了，其中有原委。当时新倭源源入闽，自福宁到连江到福清到兴化，沿海相继失陷，“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自漳、泉，千里萧条，尽为敌窟”（《戚少保奏议》）。省府福州已处于被倭寇团团包围的格局。把宁德驻军召回福州，弃卒保车，守住省城自然是大局，势在必行。但到宁德城陷，天子一震怒，省督抚府和军门知道这位嘉靖帝的历害。这位皇帝虽然长期不理朝政，但对关系到皇朝存亡的事是有责必究。这之前正为浙江没有按期限拿下被倭寇占据的岑港，锁拿了总兵俞大猷进京。所以对宁德的沦陷省督抚府和军门就顾不得许多，只好诬李尧卿“竟不申求救援”，脱却责任。
  大敌当前撤走军队！老百姓或不知就里，李尧卿、王梦麟自然心知肚明，自己已成敌我博奕中的弃儿。外无救援，势穷力孤，只好拿出孤臣志气，英雄本色，一死而已！若说谩敌，辛酉之变下一年，兴化府城失陷才叫谩敌。②
  二
  李尧卿被诬上“谩敌”，蒙上不白之冤，其本人为国损躯既得不到应有光宠，且招来种种不公平待遇。同时，使这场由李、王两位指挥的抗倭守城之战——在明代抗倭中绝对是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卓越保卫战，也因之得不到彰显。
  封建王朝时代，一个地方长官，讲究公平正直、勤政爱民，而当有外侮内乱时重守土，讲气节，重以身殉。历史上的颜杲卿、张巡，已成为万世典型。明嘉靖头几年，外侮西北有小王子，东南是倭寇。并叠见一些内乱。嘉靖元年“宁津盗起，德平知县龚谅死之”。“辛酉小王子犯丁字堡都指挥王纲战死”。“嘉靖三十三年，倭寇犯嘉兴，都司周应桢战死”。同年“陷崇明知县唐一岑死之”；等等。武者曰战死、文者曰死之。朝庭为奖掖直臣、激励忠节总慎重其事，毫不含糊。以“战死”、“死之”所谓春秋笔法，载入正史，予以流芳，是国中最大的褒扬。随其后当然有风光的抚恤。知县李尧卿和参将王梦麟与宁德城共存亡死难，在明史嘉靖四十年中就不见有参将王梦麟战死，李尧卿死之的记载。在明史《戚继光列传》中，记有“明年（指嘉靖四十年的下一年）：倭大举犯福建”，“攻陷寿宁、政和、宁德”，“是时宁德已屡陷”。也没提到知县李尧卿和参将王梦麟、训导孙商伟三个人的死难。可见，在“谩敌”的诬陷下，知县李尧卿和参将王梦麟、训导孙商伟是被列予贬谪之例，是死有余辜。
  这在志中，也可以找到“旁证”。上文提到，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自古田下来，（宁德）备倭指挥使刘炌参将王月在出郊巡防时与倭寇遭遇被害事。他们死后的待遇怎样呢？具申省军门后，军门批复曰：“以无能之将，而统无制之兵，肩舆出，哨舆尸”（意为：“轿子坐着人出去，却抬着尸体回来”），结论是此等人：“死固不足惜”，而有“愧余生”。
  但有人或许会提到，见《府志》有载李尧卿的事：“城破，身死之，赠太仆，荫一子”吗？且说，这“赠”已是如现在的平反，荫一子，更不知如何落实。现从明《万历宁德志》中查明，《府志》所载是根据明万历《宁德志》。明万历《宁德志》是万历辛卯十九年（1591年）是辛酉之变后三十年编的。这次编志是由当时被称作“文豪”的知县舒应元一手主持，主笔的人则是自号琼海游人的陈琯，本身是辛酉之变被倭寇掳过的受害者，这时他应已是七十高龄。《万历宁德志》中是为李尧卿说了公道话：“不幸倭变失陷城池，非其罪也。盖城既单薄，又外无援兵，虽墨子守无术。势穷力尽乃至破亡，以身死之，是亦得其正而毙于义，固无愧也。赠之太尉，荫其一子，春秋祀之，食报固宜。”《万历志》这段为《乾隆府志》摘录引用的记载，提供了如下信息：一、宁德城破，上峰定性是因李尧卿谩敌所致，已定谳李尧卿应负罪责；二、民间有强烈舆论，且不依不饶，认为定李尧卿负罪不公，宁德城破是上峰“弃民”恶果；三、照应一下上峰权威，抚慰一番民心，用“毙于义”在有限范围内作一下“平反”。
  不过这第三点或者只是陈琯的一点企望，舒应元的一种良好意向，因为这文字带着讨论式，不是史笔文字。或正因为此，《乾隆志》才不予原原本本照《万历志》转载，而削去其褒扬文字。
  更有佐证。当时的宁德人，包括亲历灾难者的见证人陈琯，人人尽知道城是怎样才失守的，知道县长李尧卿是为何死难的，舆论有不平（包括对省督抚的弃民有怨声）。民众出于积愤更出于感戴之情，辛酉之变后，在北门建有一个忠烈祠，塑李尧卿像以纪念。可是，也就是这位为李尧卿讲好话的知县舒应元却觉得有违“法度”，为不触动民意，便借要在这个祠的位置建义仓，将祠拆除了。所谓改建义仓“而意则他，有所谓未经申请不在常祀之列”云云。
  这足以说明《万历志》所云：“赠之太尉，荫其一子，春秋祀之，食报固宜”存在着“猫腻”。
  三
  宁德城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如不为诬陷掩没，宁德抗倭，自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入侵北城，烧陈廉使房屋去，到辛酉之变五年时间，守住孤城不使人民遭受外侮涂炭，实属难能。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在国内的部族武士道和浪人、战败中的亡命之徒，以骠悍著称成为倭寇的中坚。侵入中国靠手中一把著名的“倭刀”，狼奔豕突，涂毒东南。明史载：“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倭寇自太仓掠夺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更载三十四年九月，倭寇仅六七十人历八十余日在苏皖一带“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相较之下，宁德之守城卓越自见。
  省督抚府、军门撤走驻在宁德的部队，放弃宁德。在时间空间上给倭寇提供了攻陷宁德城池的最佳战机。让倭寇可以从容采用驾船直薄城下的优选进攻路线。省部队旧历十月初撤走，月初到十八日、十九日又一“大水头”（指涨潮最大，民谚：初三十八大），水可直漫当时宁德的城东南灰垆坪，南门战桥头。十九日下午，大约在黄昏五时左右倭寇从云淡门起碇发兵，过樟屿，过横屿，十时到达三都对过金蛇头外灶屿，借夜色掩护待潮，二十日凌晨零时进港抵达城前灰垆坪。县城城池护城河甚窄，城池这时已成“触手可及”。一时左右发起攻城。
  据记载当时倭方“以三云梯攻城”，在城头上发生过白刃肉搏：守卫士兵余湖“御倭城上，手毙一敌”。“炮如雨集”，民间壮士林应桂、孙文麟、文达拒战死之。可见双方攻防的惨烈。辛酉之变留下许多民间故事传说。传说城东门的“竹兜街”原来叫“筑头街”。其来由是倭寇见城池久攻不下，组织一批敢死队，夜里从东门城边水巷头，水道下爬进城内，从暗沟出来，以便里应外合。而守城壮士早防着，出来一个，杀一个，一会儿就杀了十几个爬进来的倭寇，砍下的头颅一路儿到处撂着，所以后来人把这条街叫成“筑头街”。叫常了成为后来的“竹兜街”。竹兜街，即现存的“张巡庙”门前街，自现时的宁德商城到明伦堂（蕉一小）。当时是靠城墙边的一条街道。
  倭寇在宁德几番进攻失败，最后绞脑汁用上云梯，这也是倭寇攻城略地中破天荒的事，而宁德还能坚守三日夜。这与倭寇在苏皖“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可比性又如何？李尧卿、王梦麟在这场守城保卫战中，不但没有谩敌，而表现出卓越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他在部队退走、逃走的情况下，把民兵（实是平民百姓）组织起来，把城邑精英中诸生（秀才贡士）动员起来，加入守城行列。“宁德被倭患烈，伟丈夫、奇女子勇于义蹈，白刃不顾者，可胜数哉。邑诸生也，非有守卫之责，强勇之力。而执干戈，卫社稷，视死如归”。“民兵独御三昼夜”。“陈以绅、林钟被掳不屈骂贼而死。左庾被掳“杀贼逃回”叫人不忍卒读。
  宁德蕉城的失陷，省督抚府与军门应负全责。是他们在强倭压城（福州）之时撤走驻在宁德的部队，抛弃宁德县城，用宁德人民的生命血肉以喂狼吻，以争取保住省城时间。
  一番轰轰烈烈抗击外侮的英雄史事，因为当事者被诬，亦在这种伤天害理的构陷中湮没了。
  四
  辛酉之变，倭寇破城，烧杀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纵火三日，焚烧官廨民居，义学、义仓也一概不免。“惨毒从古所未见”、“人民肝脑涂地莫信计”。“百里荒墟，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散者不得复聚”。
  城中妇女更坠入空前浩劫：生员崔允约妻薛氏淑鸾，倭寇陷城不受污而死。吴生员林执中妻吴氏，夫被执，奋身与贼争持，贼怒斩之。生员林鸿渐妻崔氏，不受污，见杀；屋随遭焚毁，被燔尸。陈翰妻林氏被执，赴水死。曹逞妻谢氏与数妇被执，拘于东门林家楼，至晚托汲水盥浴，投井死。生员林邦京妻陈氏，不从骂贼，贼怒杀之。生员黄〓妻林氏，夫死，一子两月，及倭变，赴火自焚。林万山妻周氏，倭乱，洁身赴水死。林二杨妻阮氏，倭乱，洁身赴水死。徐元亮妻龚氏，倭乱，洁身赴水死。邑庠生崔文泰妻林氏，城陷氏不受辱，身被重伤。越数日，姑卒，氏恸哭，倭闻，复掳之，不从见杀。陈铨妻黄氏，掳于倭，不辱而死。陈茂官妻马氏，倭变，投水而亡。庠生彭道禀妻，林氏爱婉，年十七，有姿容，尚未成婚，掳于倭，誓死不受污，自抉破颜面，贼恨，杀之。汤日进未婚妻，陈氏继静，掳于倭，不辱见杀。贼掳掠遍乡村，五都林文奎妻何氏，与归女群逃，逃至江边赴水死。未见记载者定然更众。遭难妇女在倭刀下，纷纷以死明志，以死相抗，可伤可哀！倭寇占领了宁德县城，不久福建沿海、兴化相继陷落。这样倭寇就更肆无忌惮。开辟横屿岛新巢穴，以县城作前沿依托，来去如“逆邸”，四出掳掠。深入八都、洋中，赤溪“深山穷谷”，搜索匿存人口，“人以金赎免斩，屋以金赎免烧”，立“买港法”向往来船只勒索财物，“合邑无不罹凶害者”。前面提过的后来做到广东琼州同知的陈琯，被掳至横屿，因赎金一时交不上，日日不堪鞭笞。不得已，用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换他出来筹集赎金。到戚继光打下横屿，陈琯的四个孩子才解救出来。写《海国生还集》的秀才蔡景榕也在当时被掳到横屿。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1562年3月），倭寇驾大楼船数十，把掳去男女数千人，运去日本。五月十三日（1562年6月14日）又有一批船只运所掳的财货人口去日本，蔡景榕就在这一批送走，五月二十日到达日本九洲鹿儿岛，三年后才侥幸归国。
  倭寇荼毒东南，侵扰和占据宁德长达数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宁德也不能幸免。辛酉当年就大疫，雪上加霜。
  人祸天灾，这十数年宁德地方建设、农商经济遭到摧毁性破坏，由此对宁德造成深远影响。宋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宁德科第，高宗一科三进士，孝宗元年一科五进士。自淳熙二年至淳咸五年，历年八十有八，计科二十九，进士四十余人，两见状元及第，虽不能与苏浙比肩，但敢望其项背。理学有王宗传、陈石堂、杨复，都是国中翘楚。明代前期科第亦可观，显宦贤哲有林聪、陈褒、陈褎。而自辛酉之变，让三百余年营造出来的经济财富资源、积聚起来的文化氛围积淀，毁于一旦。表现在上层建筑人文层面“自明季衰乱，邑中贫士多废学，至有因粮累舍业，充营伍胥役者”。也就是说经倭寇荼毒之后，城乡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士子无法安定读书，不得不放弃“学而优则仕”这条封建王朝时代立言立德立功的道路，转而为生计奔走。
  从辛酉之变之日起到《万历志》出书，三十年时间，是明张居正主政的“中兴”时代，但宁德因为遭受过泼天大难，社会元气难以恢复。此后满洲崛起，国家多事，则每况愈下。宁德已失去恢复机会。曾为倭寇俘虏，后来赎出的陈琯在他的《宁庠庙学考》中，叹息“士气不振，文气不扬，科第寥寥落落”。已深深地有所觉察。可是，陈琯没有从亲身亲历的灾难中去找原因，而以为灾后重建明伦堂，措置不当，失去风水。由是更开启了此后数百年纷扰“公案”，聚讼纷然。到清代文化科举更一落千丈。乾隆二十七年，游击福兴，认为有妨文运的是宁德邑右弼山高压左辅，因此发动筑镜台。直到清未民初，宁德城乡故老还在说，宁德风水是因为改了官道，修了白鹤岭官道，有“冲射”之嫌。白鹤岭官道像一把利剑刺到县治“心腑”官廨，刺到圣人庙明伦堂所至，等等。
  从《万历志》成书到明亡，历一百余年。万历二十四年福建大饥荒。三十七年秋福建、浙江、江西大水。三十八年福建、四川饥。四十五年福建、广东灾，经明未流寇发难，到明代垂亡，闽东北地方坚持抗清。天灾兵燹不断。
  转入清代，清初顺治时的“迁界”移民，康熙时的耿精忠反叛。宁德仍是重灾区。宁德一直处于“邑有流民”的动乱中。清代顺治三年知县戴廷徽任内，“是时离乱之后，哀鸣者嗷嗷”“招集流亡，为粥赈饥”。顺治六年金光绪任内，时海氛未靖，邑多流亡。顺治十五年张承瑞知县任内，十八年因海氛迁界，濒海居民多流离失所。康熙四十四年，时海禁甚严，民坐困。二百年而下，宁德差不多三五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经济凋敝，更何论文化。
  所以进入所谓乾嘉盛世，到乾隆四十六年有心思修志，仍深叹迄今二百年“惜明季海氛屡炽，邑鲜藏书”，“而兵燹荡析之余，官府薄书，故家存版，湮没殆尽”。还一直没有摆脱辛酉之变的悲惨梦魇。
  五
  明季辛酉日本人攻占宁德，再三百八十四年民国时代又复攻占宁德。这后一次为害已相当惨烈，但较之第一次却十不及一。因为第二次毕竟是败逃之寇。而第一次占据了好几年。历史往往在重复，作为宁德人应该铭记这惨痛的教训，铭记这两次重复着的历史。
  辛酉宁德城破，十年废墟，民众一直对抛弃自已的省头当政者有怨气，更对李尧卿被定罪有不平。省督抚既怕有人“上访”，但也觉得对宁德有“亏欠”。所以在戚继光来闽，扫除了寇患之后，派一位亲信林时芳来收拾残局。督府“慷慨”地拨下藩帑，修筑城池，重建县廨，动员民众回归县城。林时芳信誓旦旦：“予来抚兹县，必域尔于奠，安敢玩祸弃民，罪孰予逭，尔辈无恐哉”。信誓词中用上了“弃民”两字，算是林时芳暗示了“辛酉之变”的“过失”，为“辛酉之变”定了性质。林时芳在满目疮痍的宁德任上，为他的上司赎罪，做了一些事。宁德人感激他，把他奉作“神明”。留衣冠，塑生像。但林时芳毕竟是官油子，没有像后来的知县舒应元敢为李尧卿讲公道话。在任几年，讨得上司赞赏，撂下了李尧卿荣升去了。这样，也让曾与李尧卿一道抵抗外侮，轰轰烈烈为守城死难的民间英雄壮士，得不到抚恤而没没无闻。这对林时芳“政绩”应大打折扣才是。到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杨德仁知县应民众的强烈要求（历二百余年民间心结仍在）重修功德祠，写了《重修功德祠碑记》，才在祭文中对李尧卿作了充分的肯定：“李公抗敌，节比睢阳，英雄正气，日月争光。”并也高度颂扬了王梦麟、孙商伟。值得重新认识的是：在这碑文中，杨德仁赞扬了为李尧卿说公道话的明代知县舒应元，赞扬了清代安定流亡的顺治六年知县金光绪，而没有一个字提及林时芳。
  二十余年前宁德建南漈公园时修了一座时芳亭，我以为更应修一座李尧卿亭。
  最后，用我写李尧卿的一首诗，作这篇文章的结束：政平讼简誉何由，成败宜从大节求。
  藐视强倭缘有胆，筹防坚壁岂无谋。
  兵连三月民为用，身殉孤城烈可讴。
  抗日中原千里溃，几人尽节似君侯。

①绵头墩下有一深潭，在旧时对宁德城里来说很诡异，它既偏僻又近便，旧时成为宁德寻短见者好去处。最后一位是土改时城里的地主老先生。 ②倭寇1562年包围攻兴化府城，福建巡抚游震急忙向周围各省讨救兵，广东总兵刘显带四千人马先到兴化附近，为让城内安心，派人向城内送信。倭寇居然混作送信人，一举赚开城门，拿下兴化。倭寇攻破一座严堞高垒的府城、屠城，举国震动。这回叫恶有恶报，这位曾诬陷李尧卿的长官被朝廷革职查办。 附言，上文加引号的文字，都摘自《乾隆志》、《万历志》或《明史》。 作者简介：阮大维：1954年福安高级农校毕业，同年分配罗源县茶叶局工作。1959年考入福安师专学习，1960年起先后在宁德一中、宁德县政府办、县茶叶局、外贸局、农办工作。1985年退休，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