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流落宁川的两位末代皇孙
  蕉城数百年来广为流传着南明“太子”流落宁川，在东门道头陈过元宵节的传说。故事有板有眼，甚至还留下“春王正月，天子万年”的板联。据资料显示，南明时期驾幸福建的朱明帝胄有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淮王朱常清、勋西王朱常湖，至于流落蕉城的是哪一位（或许是他们的子侄辈），史书没有记载，地方史学界也各说纷纭，莫衷一是。
  偶然的机会，笔者接触到一册古籍《思文大纪》，书中第八卷作以下记载：“（六月）十三日……准安仁王长子慈口移居宁德县公署。”时为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安仁王为明末藩王朱常瀛封号。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封第七子朱常瀛为桂王，建藩国于湖广衡州府。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朱常瀛携子朱由楥、朱由榔逃往广西梧州避难。弘光元年（1644）十一月初四病死于梧州，随即由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楥承嗣，为第二代桂王。不久朱由楥去世，由四弟朱由榔（即后来在广西即位的永历帝）袭爵。《思文大纪》出自明末福州人陈燕翼之手，有学者认为“本书所记，尽属闽行朝事。起自弘光元年六月唐王监国，至清兵陷福州，曹学佺等殉难止。据事直书，不加论断。书中颇载当时诏谕、奏疏，虽不无繁琐之嫌，然悉为直接史料，实多可取。”故是书所记可信度很强。由此可知，寄寓蕉城的朱慈口为朱由楥长子，也就是明神宗之曾孙，永历帝之胞侄，虽与蕉城民间所传之“太子”身份不符，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凤子龙孙”。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拥戴，称帝于福州，改年号为“隆武”。朱慈口也就在这一时期受到封爵，移居宁德县公署。道头陈与宁德县署仅一墙之隔，陈家主人陈邦校又是明室旧臣。唐王即位，授陈邦校为礼部员外郎，加太仆寺卿。朱慈口在移居宁德县署之前，很可能就住在陈邦校家中。只可惜好景不长，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兵由仙霞关入闽，攻占崇安。秋八月，逃亡汀州府（今长汀县）朱聿键与皇后曾氏、忠诚伯周之藩同时被捕。九月，清军克福州。自此“闽地悉平”（见《通鉴辑览明季编年》）。朱慈口遭乱不知所终，陈邦校则避居二十四都陀罗窟（今属虎贝乡），终身不出。
  至于道头陈那副“春王正月，天子万年”的板联，笔者认为与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春正月，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命刘中藻遣兵攻取宁德县的历史事件有关。
  在飞鸾镇梅溪村，也流传着南明太子夜宿当地陈家的传说。这应当与永历十年（1656）十二月，郑成功率领军队在梅溪登陆，通过飞鸾和白鹤岭进攻罗源的历史事件有关联。
  比朱慈口早了将近四百年，还有一位皇族逃亡到了宁德县。据南宋郑思肖《铁函心史》“杂文卷”记载，南宋德佑元年（1275），元军铁骑南下，文天祥、张世杰连战失利，致使宋恭帝被俘。次年临安城失守，宋军由海路退至闽中，张世杰与文天祥、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即位，是为端宗，君臣同德，上下一气，殊死抵抗。兵败后，被迫率余部由南台出闽江口，南奔广东沿海，坚持斗争。当时有“嗣秀王赵与檡将护驾三千兵过飞鸾岭上，遇鞑酋阿刺罕领兵三万人至，与死战数合，杀贼十之八九。与檡全军覆没，与檡被贼擒不屈，被贼杀”。同书还收录了一篇《祭大宋忠臣文》，这位“嗣秀王赵公与檡”与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李庭芝、陈文龙等抗元死节名臣并列，可见地位之崇高。
  嗣王之封高于郡王，又低于亲王，是唐宋时期的第二等封爵。实际上，嗣王在两宋时期地位比较特殊，整个宋代只封了四个嗣王，而且他们又非普通亲王之苗裔，而是皇帝生父或嗣父的后代。第一代嗣秀王赵伯圭是宋孝宗赵昚（原名伯琮）的同母兄，据《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三》记载：“嗣秀王伯圭字禹锡……逾年召见，迁太保，封嗣秀王，赐甲第于安僖祠侧。”赵伯圭有子十人，第二子师揆袭爵。赵与檡为赵伯圭曾孙，也就是宋孝宗的侄曾孙。关于赵与檡的殉难地点，元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六》认为是在福安县，民国蔡东藩《宋史演义》认为是在处州（今浙江丽水市）。《心史》作者郑思肖生于宋元交替之际，耳闻目睹了诸多重大事件，所以书中记载更为真实可信。不过书中对于一些细节描写不尽符合事实，以上提到的“杀贼十之八九”就有些夸大之嫌，这与作者当年的悲愤情绪有关，表现了作者对正统的极度维护，但这毕竟是不可取的。
  顺带记一笔，在明清地方文献中，对宋少帝赵昺流落闽东海域事迹也偶有涉及。明人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百辟岩，在（福安县）二十九都。相传宋少帝航海入闽，集勤王之师于此，因名。”清翁洲老民《海东逸史》留有钱肃范（钱肃乐胞弟）在福安县被清军攻取后，“望百辟山叹曰：‘此宋少帝入海处也’！赋绝命词投缳。”的记载。乾隆版《福宁府志》、光绪版《福安县志》也有类似内容。当时宋少帝赵昺是否驻跸宁川，蕉城历代地方志中没有交代，故笔者亦不敢妄加揣测，有待后来者作进一步考证。
  闲话丁大全
  宁德县（今蕉城区）自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置县以来，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其间任职宁德之外籍人员也有数百人之多。这些地方官员中，不仅有文人学者，如陆游、闵文振、储右文、李肇源、李雄、朱景英、刘家谋、刘玉璋辈；也有的官至极品，如宋棐、曹辅、颜师鲁、叶衡，同时也包括我们下文要提到的丁大全。
  据史料记载，丁大全（1191～1263），字子万，江苏镇江人。生时有异相，面呈蓝色，令人不寒而栗。嘉熙二年（1238），丁大全得中进士，首任萧山尉。由于此人奉迎有术，极力巴结倍受宋理宗宠信的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平步青云，升职为大理司直、添差饶州通判。入为太府寺簿，调尚书禁监所检阅江州分司，复兼枢密院编修官。升任右正言兼侍讲，旋即改为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荣登显职后，丁大全极力排挤宰相董槐。董槐落职后，丁大全又进升为右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丹阳郡侯，不久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宝祐六年（1256），拜参知政事，同年四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国公。丁大全巴结阎贵妃，与马天骥专恣用事，朝野上下岌岌可危。时有“阎马丁当，国势将亡”之说。丁大全还任用党羽，陷害与排挤了程元凤、徐俨夫等一批忠直大臣，把持朝政，朝野怨声载道。开庆六年（1259），蒙古军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中外震动，边关报急的文书传到朝廷，丁大全隐而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在大臣们交章弹劾之下，宋理宗如梦初醒，将之一贬再贬，最后被发配到海岛。舟过滕州（今属广西）途中，被押解将官挤入水中淹死。
  试观丁大全一生，作恶多端，误国殃民，寡廉鲜耻，贪财好色，可谓“五毒俱全”。有一次，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齿，最后终于落得一个可悲下场。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公正的：元代脱脱在编纂《宋史》时，将丁大全列入《奸臣传》，与万俟离、韩侂胄、贾似道之流并列；元代无名氏在《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不仅嘲笑丁大全是“风子丞相”，还列举了当时盛传的“恨无汉剑斩丁公”民谣，极尽讽刺。甚至对于丁大全的死，同时的三山（今福州市）人林桂龙也题诗曰：“幸事不沉湘水死，有何面目见灵均。”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之中，更是虚构了大侠杨过欲为天下锄奸，虽未成功，却使奸臣一夜之间面皮变青的生动情节。可见无论官方民间，时人后人，都定论丁大全是一个臭名昭彰、恶贯满盈的大奸臣。但奸臣并非天生就是奸臣，丁大全初入宦途，也着实想成就一番事业，他在宁德任主簿时就为百姓办了一些好事。
  丁大全是南宋什么时期在宁德任职的呢？这在国史中没有提及，地方志也存在多种说法。蕉城现存最早的一本地方志《嘉靖宁德县志》，在卷三《历官》中这样记载：“德祐年，丁大全。元年任。”德祐元年是公元1275年，而丁大全早在景定四年（1263）就已身亡。所以嘉靖志的记载不确切。万历四十四年（1616），州人张大光、陈朝策在编纂《福宁州志》时，仍不加考证，沿袭旧说。倒是万历十九年（1591），邑人陈琯续修县志时，觉察到了这段记载的讹误，但又找不到相关证据，只得在丁大全名字后面注上一笔“不知何年任”。
  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志，主笔者为晋江人张君宾，他针对这个公案，特地详细查阅《宋史》丁大全的传记，最后在《宁德县志》写下了自己的判断：“丁大全，镇江人。先为萧山尉。宝庆间（1225-1227）任。”后面还附上理由“旧志原列杨自得下，注云不知何年任。今考乞水龙潭事在宝庆年间，则大全为其时莅任无疑，因移载于此。”对于张君宾的看法，笔者认为，“宝庆任职”说得通，“先为萧山尉”全无道理。因为《宋史·丁大全传》明确记载：“（丁大全）嘉熙二年举进士，调萧山尉。”那么任宁德主簿就是在嘉熙二年（1238）以后，如何会上溯到十多年前的宝庆年间（1225～1227）呢？所以，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丁大全任宁德主簿，是在举进士之前。
  正因为丁大全任职是在四十八岁中进士以前，所以正史中没有记载。丁大全在宁德所担任的职务---主簿，是主管文书的官员，相当于当今的县政府秘书。地位仅次于知县与县丞，位列第三，故被后人称为“丁三爷”。莅任宁德间，他正值壮年，敢于拼搏，为宁德县做了不少大好事，其中以开辟白鹤岭官道最为世人瞩目（民间传说丁大全还住持修建酒屿灵瑞塔）。宁德自建县以来，最早的一条官道名曰“朱溪官道”，即地方志记载的“南路”。它是由县城南门（永宁门）为起点，经过今天的城南、飞鸾两个乡镇，通往罗源，再经连江，直达省城福州。由于特殊的地理情况，其间山高坡陡，迂回盘旋，是著名的“险道”。
  丁大全莅任以后，经过实地勘察，力排众议，克服资金等困难，以原有的白鹤岭古道为基础，募工扩建。石磴盘回，缘岭直上，由罗源叠石入宁德界首岭，过白鹤岭道直抵县城。这条道路虽然“其高摩天，其险立壁”，但大大缩短了通往福州的路程，方便了来往的客商以及宁罗两县的居民。
  因为丁大全的官声不好，“白鹤岭道”自修建以来，颇受非议，并屡经兴废。明嘉靖十四年（1535），有人从风水学角度指责这条官道的存在为“白鹤带箭”，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邑人陈褎在《募开南路记》中就指名道姓的说开辟白鹤岭路“是皆丁主簿之奸谋”。知县叶稠为此重开南路；崇祯三年（1630），庠生杨文炳等以“青鸾既变，士气不扬”为由，堵塞岭路。时任湖南桂东知县的邑人崔世召闻讯，欣然命笔《闻南路复开志喜》。随后不久，白鹤岭后村民向省衙控诉成功，县令杨定国奉命重修此道。实际上，历代主张堵塞岭道的都是封建士大夫，他们认为“岭路直射县城，有伤文运。”而宁罗边境的老百姓却是岭道的拥护者，他们不管什么风水不风水，只要求出行便捷为第一。此后至民国时期，此岭道一直是省城连接闽东各县的主要陆上通道。2006年，岭头三村公路修通后，白鹤岭道仍为临近村民所利用。正是这条路发挥的重大功能，作为外地人的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替丁大全说了一句公道话：“议者谓（白鹤）岭路直射县城，有伤文运。然宝庆（朱溪）旧路废后，终宋朝尚十进士，而阮登炳且大魁矣。元一朝三进士，明一朝二十一进士，理学如陈自新、韩古遗、陈褎；忠义如阮宗泽、崔世召、吴国华、陈昌胤；宦绩如陈宗孟、林聪、左浚、陈寓、陈勖；文学如林保童、陈褒、龚道，皆蔚然可观。”刘家谋还说道：“而嘉靖始复旧路，历二十七年。崇祯再复，历四、五年，无登甲乙科者，盛衰之故讵系一路乎？”刘家谋以史学家的目光，透彻鲜明的笔调，通过正反对比，抨击封建顽固保守思想，对丁大全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丁大全在宁德任职期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与百丈龙潭的一段传奇故事。百丈龙潭地处万山之中，人迹罕至。虽然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有祈雨活动，但不为境外人士所知。它之所以扬名于世，正是因为潭边龙亭上一副对联的积极影响。而这副对联的作者，正是丁大全。
  丁大全祷雨百丈潭的记载，最早始于明代中叶。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异闻》：“潭易银瓶 主簿丁大全因旱，令人以银瓶乞水于百丈龙潭，取之得瓦瓶。民归告，大全疑之，复造银瓶，躬身往投之，又得瓦瓶。大全祝曰：‘潭龙有灵，吾后当显贵，幸示显异。’潭中果露龙爪。大全后登宰府，奏封龙王。架石龙亭，署句云：‘龙从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来’。今亭址犹存。”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之三十一方域志》：“（百丈潭）宋时，主簿丁大全旱祷，令人下银瓶乞水，缒上，得瓦瓶，大全疑之，复造银瓶，躬往投之，又得瓦瓶。大全祝曰：“神龙有灵，吾当富贵，幸示显异。”潭中遂露龙爪。大全后登宰府，奏封龙王。”这两段记载，后来又被谢肇淛《长溪琐语》、清乾隆版《宁德县志》等收录。
  宝佑四年（1256），丁大全劾罢宰相董槐，升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神龙实现诺言，使之如愿以偿，荣登高位。于是，丁大全奏请理宗封百丈龙为王，并赐建龙亭于潭畔。丁大全还踌躇满志地为龙潭撰写了一副对联：“龙从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来。”丁大全遗臭万年，这副对联却流芳千古，不仅记载于梁章钜、梁拱辰《楹联续话》，而且被万里之外的吉林龙王庙所收录，可谓推崇备至，极尽风光。
  由于丁大全名声狼藉，地方人士对丁大全引以为荣的这段历史，颇不以为然。乾隆版《宁德县志·职官》对丁大全的批语：“观其（丁大全）夤缘婢婿，谄事妃寺，逐右相董槐而胁以兵；窜上书六君子而削其籍。又岂特蓝色面，不吠犬见嫉于世哉？龙之有灵，适以彰其恶耳，曾何足重。”文中对百丈龙的行为予了辛辣的批判，认为这种“灵应”不值一提。丁大全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但他在宁德担任主簿期间，关心地方公益，为百姓办了一些实事。百丈龙出来捧捧场，鼓励一番，也在情理之中。丁大全如果能够以天下民生为己任，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也会扬名后世。抚昔追今，建国后也存在不少这样“由廉转贪”的例子，解放初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利用职权，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贪污、挪用公款17162720000元（旧币，约折合今人民币1716272元），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老革命者，却倒在糖衣炮弹下面，制造了“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前几年，本市的一位书记，奉公职守，视老百姓为至亲，颇有口碑。后来，受不住名利的引诱，走上了不归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是很值得执政者深思的。所以回过头来，百丈龙没有辜负丁大全，而是丁大全辜负了百丈龙，辜负了天下苍生。
  晚明宁德辛酉之变死难知县李尧卿 明嘉靖四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561年11月28日。这一天，是宁德（蕉城）遭受惨绝人寰的大灾大难日子。来自日本的倭寇攻陷城防，掳掠、奸淫、纵火、屠杀、无所不用其极。“男、妇被戮、赴水死者无算”，知县李尧卿、参将王梦麟、训导孙商伟死难。“官舍、民居及库存案卷、旧法家物、载籍悉为灰烬”。史称：辛酉之变。
  宁德“辛酉之变”事件通了天。事闻，大明天子嘉靖帝朱厚熜震怒、问责。于是，一桶污水全倒到不会申辩的死人——当时的死难知县李尧卿身上。福建省督府巡抚游震及军门以李尧卿谩敌：“蔑视倭寇，竟不申请救援”上报，向朝庭搪塞诿过。此后这“蔑视倭寇，竟不申请救援”，成为“史笔”定案，赫然写进《宁德县志》（乾隆志）。
  李尧卿，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嘉靖三十九年任宁德知县。当时宁德周边倭氛已经大炽，并数度犯境，杀官杀民。他会在这危难之秋受命来宁德主政，安置在抗倭前线，一定是被上峰看好的一位干员。他来宁德不到两年，官声确实甚好，“政平讼简，民安其业”，算得上一位好官。倭寇几番进逼宁德，他在有“省军门”正规部队的协防下，几次吓阻和打退了倭寇的进攻。可是，十一月福建省城危急，为保福州，省巡抚及军门决定放弃宁德，撤走在宁德城防的省正规部队。趁这时宁德城防空虚机会，数千倭寇驾百余号船只，直薄宁德城下，架起三架云梯攻城。李尧卿在正规部队走的走了，余下杂牌府兵也临阵开溜的危急中，却毫不含糊，以大无畏精神与留下来的参将王梦麟一起，在保卫家乡的号召下，发动、组织本城地方兵勇、民众上城与倭寇舍命相搏。在敌众我寡，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守了三日夜。最后城破，李尧卿、王梦麟、孙商伟，全体县一级官员，均以身殉。可歌可泣。
  李尧卿，以及王梦麟、孙商伟都是铁骨铮铮的与国土共存亡的“正气英雄”。
  诬说李尧卿谩敌：“蔑视倭寇，竟不申请救援”，造就千古奇冤！作为宁德人有责任为李尧卿剖白，以回报这位誓死不抛弃宁德子民的父母官。
  一
  说李尧卿谩敌，当时的李尧卿哪有这种“资本”。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在浙江岑港（舟山）易手，接连遭到重创后，就大批大批窜来福建。而“福宁为闽奥区，宁德其岩邑也”。宁德县城的富庶已成倭寇势在必得的“脔肉”。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从罗源来（宁德），直抵北城下，见城中已有防范，只烧陈廉使的房屋退去；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从古田水口下来，盘据在宁德洋中杀人掳掠；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自古田下来，宁德备倭指挥使刘炌、参将王月出城郊巡防，与倭寇遭遇，被杀害；同年倭寇经金涵犯县城，训导刘文化御天王岭死之，同难有庠生彭嘉贞；嘉靖三十八年倭寇攻破福安县；嘉靖四十年，新倭大批继至，营巢穴于云淡门。二月千余倭寇自云淡门由水路来攻打东门。知县李尧卿，参将王梦麟，坚壁据守，倭寇不得逞，退去。
  当时蕉城已成为四面受敌的孤悬之城，形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能容人轻谩吗？说李尧卿谩敌，见于“官方”说法，所据有三点理由：一、没有加固城防。从《林大尹重城宁德记》中，得出消息是：当时有议论，“城尚陋不足恃”，而李尧卿没有在意实行加固工程，“但累石护之”。所以后来这“不足恃”的城防被攻陷了；二、兵力布置有失误。撤去广福岭守兵，兵力移入城内，除去倭寇的侧翼牵制，让倭寇可以“无所顾忌”。让倭寇实施从海路而入，直迫城下“屯兵扎寨”全力攻城；三、事到临头，势在危急，不向上峰请求救援。
  以上三点都是瞎话！其一，蕉城，旧为感德场，唐长兴四年，升场置县，才筑起土城。至宋代已倒塌。明正德因防海盗，（张士诚等残兵败卒，多入海为盗）才用砖块垒叠。嘉靖三十年也就是为了防倭寇，又改垒成石头城。从嘉靖三十年垒石头城，到四十年城破于倭寇仅十年时间。城池不是房屋，才垒筑十年的城池应该算是新城。何况，当时倭寇已侵占城池周边，四出骚扰。这时要大规模筑城谈何容易。倭寇盘踞左近，粮赋全断了，钱向哪里筹措？工向何处征集？对这种“提议”李尧卿当时“以公私力诎，辞”，实是万般无奈。但李尧卿并没有大意，在左支右绌中还是进行了砌石加固。
  仓卒筑城不容易，在后来城破、李尧卿殉职，“贼去关门”，报请上峰，也核定工程五千一百金重修，先期已发下藩帑二千。结果是“摄县者无固志……工非就”，也没能搞成，足以反证。
  再者，据记载，当时倭寇“以三云梯攻城”，“炮如雨集”，在城头上发生过白刃肉搏。守卫士兵余湖“御倭城上，手毙一敌”。却未见城墙崩塌、城门被攻破的记载。参加守城战斗被俘的左承宣，在刺杀守卫倭寇，逃回后写下一首诗，曰：“可惜不施平寇策，城门空闭万民枯”。也说着了当时的溃败，与“城尚陋不足恃”没有多大关联。
  其二，撤去广福岭守兵，让倭寇“无所顾忌”。撤去广福岭守兵，这确是导致城防坠毁极其主要的原因。广福岭守卫至关重要。
  广福岭在哪里？在现在单石碑村出县城大路左侧山头。单石碑村以前地势很高，现在的单石碑是经过开辟入城大道，三次“降坡”的结果。原来地势高，在广福岭山头，监视金涵洋了如指掌。且广福岭与天王岭形成一个隘口。其下有个绵（馒）头墩①，墩前是深潭，潭旁是绵（馒）头墩渡口，这个绵（馒）头墩渡口世代由坑里人管理（坑里村在现在的大桥头旁边）。大金溪绕过金涵洋，把城关与金涵分离开，从金涵进城要过这个渡，又爬一段小岭，下个坡才到单石碑。巢据在云淡门的倭寇，趁潮水驾船不出二小时进西陂，可达铁沙溪（现在井上村前下方）登陆，再半小时过绵（馒）头墩渡，下单石碑才能直扣蕉城北门。这是云淡门倭寇进攻宁德蕉城最近便的路线。但是倭寇知道有部队在广福岭扼守了单石碑隘口，要渡水、要仰攻，无胜算。
  云淡门倭寇进攻宁德蕉城，另有一条优选路线，应是凭藉岛民优势，驾船进港越东湖大小门，直迫县治东门、南门正面抢滩攻城。大潮水时船只可以迫近城下灰炉坪，即现在的电影院前头。（现时的县城城墙拆了，留下一条路便叫环城路，现在叫南环路。南环路的走势基本就是古城墙的走势）。到了灰炉坪，城墙近在咫尺。嘉靖四十年辛酉之变，倭寇正是采取这条进攻路线。采取这条路线，可发挥倭寇善于操弄舟楫的长项。但采用这条进攻路线，在广福岭有守军时，潜伏巨大风险。
  要知倭寇从云淡门来，云淡、蕉城虽然都靠海，但都属浅海区域。退潮了，到行船人行话中的“汐底”，这时云淡门河道会出现一片砂碛，蕉城面前也会出现一片泥滩，即再小的船只也会因水位浅无法动弹。所以从云淡门开船到达蕉城城下要用“一对时”、“两条水”（一白日一黑夜两次涨水退潮）。当时没有“机器船”，从云淡门接潮水涨开船，划到现在的东湖塘前，已经水汐（潮水退尽）。这时船要在现在的大门山之外的江面候潮，再接潮水涨或进大门、或过小门，（大门、小门是接水涨进城的港汊，现所在地叫大门山），才能驶到蕉城城下。这条进军路线在我兵员足，广福岭有守军的态势下，倭方绝不敢轻易采用。因为从涨水（平）到退潮只有三小时。采用这条进军路线，如两三小时之内攻不下城池，水退了，船都要搅浅。更可怕的是这时广福岭守军可以越过单石碑隘口，下天王岭实施夹击，使倭寇暴露在毫无掩蔽的海滩前，腹背受敌，就无法全身而退。嘉靖四十年，新倭大批继至时，倭寇做过尝试，见不得逞，急速退走。
  撤下广福岭守兵，使守城方失去掎角之势，困于孤城，作瓮中之鳖，是下下之策。但出此下策其责任不在李尧卿、王梦麟的不智。李尧卿、王梦麟出此下策，在于无奈，在于有苦难言。早先蕉城守卫兵力号称四千众。一部分二千人是由“省军区”参将冯镇带的正规军，一部分是由百户汪贞、白麟带的地方府兵、地方塘兵，杂牌军。可是就在十月初，这紧要当口，参将冯镇奉省军门命令丢下宁德“撤所部二千回福州”去了。
  “省军区”参将冯镇带的正规军“开路”走了，百户汪贞、白麟带的地方杂牌兵，又出现“不稳”（必然之势）。这时撤下广福岭守兵，收拢“拳头”防城，就万不得已了。正规部队退走，地方兵不稳，所以倭寇这时敢于“无所顾忌”地实施其优选路线进攻。而且到倭寇薄城，地方府兵也一起“走了”，城池能不陷吗。
  其三，不向上峰申请救援。不单是瞎话，还是屁话。宁德辛酉之变，正是在参将冯镇带着省管正规部队于十月上旬“开路”后，在当月中旬出了事。可以想象，当倭寇在福宁（闽东）到处攻城纵火，杀官戳民，并几次实施攻城的情况下，这鲜血淋淋的时候，知道守卫部队要撤离，地方官不吁请留防吗？百姓不牵儿带女遮道挽留吗？而省管部队决然“听命”走了，还能向谁“请求救援”，向远在北京的嘉靖帝吗？同时，到倭寇攻城时，地方府兵“百户汪贞、白麟并部兵俱逃去”，很难说只是临阵怯敌怕死保命，或是早得到授意有计划地作“保全”撤离，所以事后不见军门对这极其严重的“临阵脱逃”事件有问责。这“并部兵”三字自有玄机。
  “省军区”参将冯镇带的正规军“开路”走了，其中有原委。当时新倭源源入闽，自福宁到连江到福清到兴化，沿海相继失陷，“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自漳、泉，千里萧条，尽为敌窟”（《戚少保奏议》）。省府福州已处于被倭寇团团包围的格局。把宁德驻军召回福州，弃卒保车，守住省城自然是大局，势在必行。但到宁德城陷，天子一震怒，省督抚府和军门知道这位嘉靖帝的历害。这位皇帝虽然长期不理朝政，但对关系到皇朝存亡的事是有责必究。这之前正为浙江没有按期限拿下被倭寇占据的岑港，锁拿了总兵俞大猷进京。所以对宁德的沦陷省督抚府和军门就顾不得许多，只好诬李尧卿“竟不申求救援”，脱却责任。
  大敌当前撤走军队！老百姓或不知就里，李尧卿、王梦麟自然心知肚明，自己已成敌我博奕中的弃儿。外无救援，势穷力孤，只好拿出孤臣志气，英雄本色，一死而已！若说谩敌，辛酉之变下一年，兴化府城失陷才叫谩敌。②
  二
  李尧卿被诬上“谩敌”，蒙上不白之冤，其本人为国损躯既得不到应有光宠，且招来种种不公平待遇。同时，使这场由李、王两位指挥的抗倭守城之战——在明代抗倭中绝对是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卓越保卫战，也因之得不到彰显。
  封建王朝时代，一个地方长官，讲究公平正直、勤政爱民，而当有外侮内乱时重守土，讲气节，重以身殉。历史上的颜杲卿、张巡，已成为万世典型。明嘉靖头几年，外侮西北有小王子，东南是倭寇。并叠见一些内乱。嘉靖元年“宁津盗起，德平知县龚谅死之”。“辛酉小王子犯丁字堡都指挥王纲战死”。“嘉靖三十三年，倭寇犯嘉兴，都司周应桢战死”。同年“陷崇明知县唐一岑死之”；等等。武者曰战死、文者曰死之。朝庭为奖掖直臣、激励忠节总慎重其事，毫不含糊。以“战死”、“死之”所谓春秋笔法，载入正史，予以流芳，是国中最大的褒扬。随其后当然有风光的抚恤。知县李尧卿和参将王梦麟与宁德城共存亡死难，在明史嘉靖四十年中就不见有参将王梦麟战死，李尧卿死之的记载。在明史《戚继光列传》中，记有“明年（指嘉靖四十年的下一年）：倭大举犯福建”，“攻陷寿宁、政和、宁德”，“是时宁德已屡陷”。也没提到知县李尧卿和参将王梦麟、训导孙商伟三个人的死难。可见，在“谩敌”的诬陷下，知县李尧卿和参将王梦麟、训导孙商伟是被列予贬谪之例，是死有余辜。
  这在志中，也可以找到“旁证”。上文提到，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自古田下来，（宁德）备倭指挥使刘炌参将王月在出郊巡防时与倭寇遭遇被害事。他们死后的待遇怎样呢？具申省军门后，军门批复曰：“以无能之将，而统无制之兵，肩舆出，哨舆尸”（意为：“轿子坐着人出去，却抬着尸体回来”），结论是此等人：“死固不足惜”，而有“愧余生”。
  但有人或许会提到，见《府志》有载李尧卿的事：“城破，身死之，赠太仆，荫一子”吗？且说，这“赠”已是如现在的平反，荫一子，更不知如何落实。现从明《万历宁德志》中查明，《府志》所载是根据明万历《宁德志》。明万历《宁德志》是万历辛卯十九年（1591年）是辛酉之变后三十年编的。这次编志是由当时被称作“文豪”的知县舒应元一手主持，主笔的人则是自号琼海游人的陈琯，本身是辛酉之变被倭寇掳过的受害者，这时他应已是七十高龄。《万历宁德志》中是为李尧卿说了公道话：“不幸倭变失陷城池，非其罪也。盖城既单薄，又外无援兵，虽墨子守无术。势穷力尽乃至破亡，以身死之，是亦得其正而毙于义，固无愧也。赠之太尉，荫其一子，春秋祀之，食报固宜。”《万历志》这段为《乾隆府志》摘录引用的记载，提供了如下信息：一、宁德城破，上峰定性是因李尧卿谩敌所致，已定谳李尧卿应负罪责；二、民间有强烈舆论，且不依不饶，认为定李尧卿负罪不公，宁德城破是上峰“弃民”恶果；三、照应一下上峰权威，抚慰一番民心，用“毙于义”在有限范围内作一下“平反”。
  不过这第三点或者只是陈琯的一点企望，舒应元的一种良好意向，因为这文字带着讨论式，不是史笔文字。或正因为此，《乾隆志》才不予原原本本照《万历志》转载，而削去其褒扬文字。
  更有佐证。当时的宁德人，包括亲历灾难者的见证人陈琯，人人尽知道城是怎样才失守的，知道县长李尧卿是为何死难的，舆论有不平（包括对省督抚的弃民有怨声）。民众出于积愤更出于感戴之情，辛酉之变后，在北门建有一个忠烈祠，塑李尧卿像以纪念。可是，也就是这位为李尧卿讲好话的知县舒应元却觉得有违“法度”，为不触动民意，便借要在这个祠的位置建义仓，将祠拆除了。所谓改建义仓“而意则他，有所谓未经申请不在常祀之列”云云。
  这足以说明《万历志》所云：“赠之太尉，荫其一子，春秋祀之，食报固宜”存在着“猫腻”。
  三
  宁德城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如不为诬陷掩没，宁德抗倭，自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入侵北城，烧陈廉使房屋去，到辛酉之变五年时间，守住孤城不使人民遭受外侮涂炭，实属难能。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在国内的部族武士道和浪人、战败中的亡命之徒，以骠悍著称成为倭寇的中坚。侵入中国靠手中一把著名的“倭刀”，狼奔豕突，涂毒东南。明史载：“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倭寇自太仓掠夺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更载三十四年九月，倭寇仅六七十人历八十余日在苏皖一带“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相较之下，宁德之守城卓越自见。
  省督抚府、军门撤走驻在宁德的部队，放弃宁德。在时间空间上给倭寇提供了攻陷宁德城池的最佳战机。让倭寇可以从容采用驾船直薄城下的优选进攻路线。省部队旧历十月初撤走，月初到十八日、十九日又一“大水头”（指涨潮最大，民谚：初三十八大），水可直漫当时宁德的城东南灰垆坪，南门战桥头。十九日下午，大约在黄昏五时左右倭寇从云淡门起碇发兵，过樟屿，过横屿，十时到达三都对过金蛇头外灶屿，借夜色掩护待潮，二十日凌晨零时进港抵达城前灰垆坪。县城城池护城河甚窄，城池这时已成“触手可及”。一时左右发起攻城。
  据记载当时倭方“以三云梯攻城”，在城头上发生过白刃肉搏：守卫士兵余湖“御倭城上，手毙一敌”。“炮如雨集”，民间壮士林应桂、孙文麟、文达拒战死之。可见双方攻防的惨烈。辛酉之变留下许多民间故事传说。传说城东门的“竹兜街”原来叫“筑头街”。其来由是倭寇见城池久攻不下，组织一批敢死队，夜里从东门城边水巷头，水道下爬进城内，从暗沟出来，以便里应外合。而守城壮士早防着，出来一个，杀一个，一会儿就杀了十几个爬进来的倭寇，砍下的头颅一路儿到处撂着，所以后来人把这条街叫成“筑头街”。叫常了成为后来的“竹兜街”。竹兜街，即现存的“张巡庙”门前街，自现时的宁德商城到明伦堂（蕉一小）。当时是靠城墙边的一条街道。
  倭寇在宁德几番进攻失败，最后绞脑汁用上云梯，这也是倭寇攻城略地中破天荒的事，而宁德还能坚守三日夜。这与倭寇在苏皖“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可比性又如何？李尧卿、王梦麟在这场守城保卫战中，不但没有谩敌，而表现出卓越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他在部队退走、逃走的情况下，把民兵（实是平民百姓）组织起来，把城邑精英中诸生（秀才贡士）动员起来，加入守城行列。“宁德被倭患烈，伟丈夫、奇女子勇于义蹈，白刃不顾者，可胜数哉。邑诸生也，非有守卫之责，强勇之力。而执干戈，卫社稷，视死如归”。“民兵独御三昼夜”。“陈以绅、林钟被掳不屈骂贼而死。左庾被掳“杀贼逃回”叫人不忍卒读。
  宁德蕉城的失陷，省督抚府与军门应负全责。是他们在强倭压城（福州）之时撤走驻在宁德的部队，抛弃宁德县城，用宁德人民的生命血肉以喂狼吻，以争取保住省城时间。
  一番轰轰烈烈抗击外侮的英雄史事，因为当事者被诬，亦在这种伤天害理的构陷中湮没了。
  四
  辛酉之变，倭寇破城，烧杀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纵火三日，焚烧官廨民居，义学、义仓也一概不免。“惨毒从古所未见”、“人民肝脑涂地莫信计”。“百里荒墟，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散者不得复聚”。
  城中妇女更坠入空前浩劫：生员崔允约妻薛氏淑鸾，倭寇陷城不受污而死。吴生员林执中妻吴氏，夫被执，奋身与贼争持，贼怒斩之。生员林鸿渐妻崔氏，不受污，见杀；屋随遭焚毁，被燔尸。陈翰妻林氏被执，赴水死。曹逞妻谢氏与数妇被执，拘于东门林家楼，至晚托汲水盥浴，投井死。生员林邦京妻陈氏，不从骂贼，贼怒杀之。生员黄〓妻林氏，夫死，一子两月，及倭变，赴火自焚。林万山妻周氏，倭乱，洁身赴水死。林二杨妻阮氏，倭乱，洁身赴水死。徐元亮妻龚氏，倭乱，洁身赴水死。邑庠生崔文泰妻林氏，城陷氏不受辱，身被重伤。越数日，姑卒，氏恸哭，倭闻，复掳之，不从见杀。陈铨妻黄氏，掳于倭，不辱而死。陈茂官妻马氏，倭变，投水而亡。庠生彭道禀妻，林氏爱婉，年十七，有姿容，尚未成婚，掳于倭，誓死不受污，自抉破颜面，贼恨，杀之。汤日进未婚妻，陈氏继静，掳于倭，不辱见杀。贼掳掠遍乡村，五都林文奎妻何氏，与归女群逃，逃至江边赴水死。未见记载者定然更众。遭难妇女在倭刀下，纷纷以死明志，以死相抗，可伤可哀！倭寇占领了宁德县城，不久福建沿海、兴化相继陷落。这样倭寇就更肆无忌惮。开辟横屿岛新巢穴，以县城作前沿依托，来去如“逆邸”，四出掳掠。深入八都、洋中，赤溪“深山穷谷”，搜索匿存人口，“人以金赎免斩，屋以金赎免烧”，立“买港法”向往来船只勒索财物，“合邑无不罹凶害者”。前面提过的后来做到广东琼州同知的陈琯，被掳至横屿，因赎金一时交不上，日日不堪鞭笞。不得已，用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换他出来筹集赎金。到戚继光打下横屿，陈琯的四个孩子才解救出来。写《海国生还集》的秀才蔡景榕也在当时被掳到横屿。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1562年3月），倭寇驾大楼船数十，把掳去男女数千人，运去日本。五月十三日（1562年6月14日）又有一批船只运所掳的财货人口去日本，蔡景榕就在这一批送走，五月二十日到达日本九洲鹿儿岛，三年后才侥幸归国。
  倭寇荼毒东南，侵扰和占据宁德长达数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宁德也不能幸免。辛酉当年就大疫，雪上加霜。
  人祸天灾，这十数年宁德地方建设、农商经济遭到摧毁性破坏，由此对宁德造成深远影响。宋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宁德科第，高宗一科三进士，孝宗元年一科五进士。自淳熙二年至淳咸五年，历年八十有八，计科二十九，进士四十余人，两见状元及第，虽不能与苏浙比肩，但敢望其项背。理学有王宗传、陈石堂、杨复，都是国中翘楚。明代前期科第亦可观，显宦贤哲有林聪、陈褒、陈褎。而自辛酉之变，让三百余年营造出来的经济财富资源、积聚起来的文化氛围积淀，毁于一旦。表现在上层建筑人文层面“自明季衰乱，邑中贫士多废学，至有因粮累舍业，充营伍胥役者”。也就是说经倭寇荼毒之后，城乡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士子无法安定读书，不得不放弃“学而优则仕”这条封建王朝时代立言立德立功的道路，转而为生计奔走。
  从辛酉之变之日起到《万历志》出书，三十年时间，是明张居正主政的“中兴”时代，但宁德因为遭受过泼天大难，社会元气难以恢复。此后满洲崛起，国家多事，则每况愈下。宁德已失去恢复机会。曾为倭寇俘虏，后来赎出的陈琯在他的《宁庠庙学考》中，叹息“士气不振，文气不扬，科第寥寥落落”。已深深地有所觉察。可是，陈琯没有从亲身亲历的灾难中去找原因，而以为灾后重建明伦堂，措置不当，失去风水。由是更开启了此后数百年纷扰“公案”，聚讼纷然。到清代文化科举更一落千丈。乾隆二十七年，游击福兴，认为有妨文运的是宁德邑右弼山高压左辅，因此发动筑镜台。直到清未民初，宁德城乡故老还在说，宁德风水是因为改了官道，修了白鹤岭官道，有“冲射”之嫌。白鹤岭官道像一把利剑刺到县治“心腑”官廨，刺到圣人庙明伦堂所至，等等。
  从《万历志》成书到明亡，历一百余年。万历二十四年福建大饥荒。三十七年秋福建、浙江、江西大水。三十八年福建、四川饥。四十五年福建、广东灾，经明未流寇发难，到明代垂亡，闽东北地方坚持抗清。天灾兵燹不断。
  转入清代，清初顺治时的“迁界”移民，康熙时的耿精忠反叛。宁德仍是重灾区。宁德一直处于“邑有流民”的动乱中。清代顺治三年知县戴廷徽任内，“是时离乱之后，哀鸣者嗷嗷”“招集流亡，为粥赈饥”。顺治六年金光绪任内，时海氛未靖，邑多流亡。顺治十五年张承瑞知县任内，十八年因海氛迁界，濒海居民多流离失所。康熙四十四年，时海禁甚严，民坐困。二百年而下，宁德差不多三五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经济凋敝，更何论文化。
  所以进入所谓乾嘉盛世，到乾隆四十六年有心思修志，仍深叹迄今二百年“惜明季海氛屡炽，邑鲜藏书”，“而兵燹荡析之余，官府薄书，故家存版，湮没殆尽”。还一直没有摆脱辛酉之变的悲惨梦魇。
  五
  明季辛酉日本人攻占宁德，再三百八十四年民国时代又复攻占宁德。这后一次为害已相当惨烈，但较之第一次却十不及一。因为第二次毕竟是败逃之寇。而第一次占据了好几年。历史往往在重复，作为宁德人应该铭记这惨痛的教训，铭记这两次重复着的历史。
  辛酉宁德城破，十年废墟，民众一直对抛弃自已的省头当政者有怨气，更对李尧卿被定罪有不平。省督抚既怕有人“上访”，但也觉得对宁德有“亏欠”。所以在戚继光来闽，扫除了寇患之后，派一位亲信林时芳来收拾残局。督府“慷慨”地拨下藩帑，修筑城池，重建县廨，动员民众回归县城。林时芳信誓旦旦：“予来抚兹县，必域尔于奠，安敢玩祸弃民，罪孰予逭，尔辈无恐哉”。信誓词中用上了“弃民”两字，算是林时芳暗示了“辛酉之变”的“过失”，为“辛酉之变”定了性质。林时芳在满目疮痍的宁德任上，为他的上司赎罪，做了一些事。宁德人感激他，把他奉作“神明”。留衣冠，塑生像。但林时芳毕竟是官油子，没有像后来的知县舒应元敢为李尧卿讲公道话。在任几年，讨得上司赞赏，撂下了李尧卿荣升去了。这样，也让曾与李尧卿一道抵抗外侮，轰轰烈烈为守城死难的民间英雄壮士，得不到抚恤而没没无闻。这对林时芳“政绩”应大打折扣才是。到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杨德仁知县应民众的强烈要求（历二百余年民间心结仍在）重修功德祠，写了《重修功德祠碑记》，才在祭文中对李尧卿作了充分的肯定：“李公抗敌，节比睢阳，英雄正气，日月争光。”并也高度颂扬了王梦麟、孙商伟。值得重新认识的是：在这碑文中，杨德仁赞扬了为李尧卿说公道话的明代知县舒应元，赞扬了清代安定流亡的顺治六年知县金光绪，而没有一个字提及林时芳。
  二十余年前宁德建南漈公园时修了一座时芳亭，我以为更应修一座李尧卿亭。
  最后，用我写李尧卿的一首诗，作这篇文章的结束：政平讼简誉何由，成败宜从大节求。
  藐视强倭缘有胆，筹防坚壁岂无谋。
  兵连三月民为用，身殉孤城烈可讴。
  抗日中原千里溃，几人尽节似君侯。
  崔鉴生平及故居祠墓
  民国十六年（1927）春，原审计院院长、安徽省长李兆珍在为宁德《崔氏族谱》作序时写道：“宁阳为闽北岩邑，数望族者必曰彭陈林左诸姓，尤以崔氏为冠……余闻崔氏之先，宋元明清以来代有闻人。如克明司马之清操廉隅，霍霞刺史之文章亮节，冰庵指挥之忠诚，泽侯二尹之孝行，史册辉映，千古弥新……”诚如李兆珍所言，宁德崔氏自北宋明道元年（1032）始祖崔提举迁居感德盐场以来的近一千年时间里，以诗礼传家，人物辈出。而能让崔氏后人建专祠崇祀者，则唯有“崔大夫”崔鉴一人。
  崔鉴生平
  崔鉴，字克明，行六，一都东井堂（今蕉城城区下井堂）人。为迁宁始祖崔提举十三世孙。后人尊称为“崔大夫”或“克明公”。生于明洪武己卯年（1399），卒于成化十二年丙申（1476），寿七十八岁。
  宣德九年甲申（1434），崔鉴以岁贡入太学。正统九年甲子（1444），授河南都司经历，历任九年。景泰乙亥（1455），升授南直隶镇江府同知。
  崔鉴自幼务学勤勉，“方童丱时，已知励业修行”。在任河南都司经历九载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凡城池营堡、舆马介胄、刍粮之属，罔不夙夜经心”，“自都护以下皆敬信，称为贤幕”，深得僚属赞赏。
  擢任镇江期间，恰好遇上干旱饥荒，他不但体察灾情，多方抚字，而且秉持操守，严辞拒绝了贪腐营私者的诱惑。翰林院编修陈音在《崔克明公七秩寿序》中高度评价：“盖锐志教养，凡宿弊为民瘼者，一廉而去之，民欢呼载道。”明代嘉靖、清代乾隆两种《宁德县志》在为崔鉴立传时，都称之：“学问精深，操履端谨，识达治体，宅心仁厚，时称良吏。”地方志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廉洁故事：任职镇江期间，有个营私舞弊者为了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半夜怀揣白金六十两前来行贿。廉洁奉公的崔鉴不但没有收受贿赂，还当即将他绳之以法。从此廉声大振，深得当地士绅及百姓的爱戴。
  天顺元年丁丑（1457），崔鉴由公事赴京。以年老，向英宗皇帝上疏乞休，获准后乃以奉政大夫致仕。随即奉诏进阶朝议大夫，赐金带黄伞。虽说恩荣加身，清廉自守的崔鉴在致仕时除了平时积攒的百余两俸银外，身无长物。据民国重修《崔氏族谱》记载，崔鉴曾孙崔廷复（详见邑志）在为其祖父崔昱（崔鉴次子）所撰写的《昱公针线田说》一文中提到：“及同府公（指崔鉴）居宦一十二载回家，仅得俸金百余两，尚不能充男女婚嫁之用。”虽优游林下，却是过着清贫的生活。其生平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成化四年戊子（1468），崔鉴七秩寿庆。由于其仁声著于仕林，宦界名流多有来贺。以序文相赠的有刑部尚书林聪、翰林院编修陈音。以诗相赠的有当时的文坛领袖太师李东阳、礼部尚书谢铎、状元彭教、榜眼吴钺、探花罗璟、进士吴希贤、康玠、翰林院编修黄仲昭等人。
  崔大夫故居
  崔氏族人多聚居在城关东井堂（今下井堂）一带。而崔鉴的故居则位于现在的下井堂弄23号，久经变革，今为黄氏族人所居。房屋坐西向东，土木结构，外墙体为青砖砌造。大门分门坊和正门两进。门坊主体为石构，与正座朝向相同，上覆檐瓦，门楼并无匾额文字装饰，而是由九个砖质祥云状花饰进行分隔，共为八段。进门坊右转为正门，门楼花饰与门坊相同。这种风格在蕉城古民居中是不多见的，别具特色。正门内外各一天井，进门左转过天井即是大厅。从门坊到大厅一路由长条花岗岩石板条横形铺就。大厅主体为蕉城常见的木结构，两侧窗户雕饰吉祥图案，古朴精致。左侧廊庑部分已改成砖混结构。
  崔大夫祠崔大夫祠坐落于崔鉴故居大门外右边，今属蕉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后半部分。系崔鉴之孙崔传、崔俌、崔任、崔侹为了纪念祖父的功绩，而别于崔氏宗祠之外另建的祭祀崔鉴的祠堂，族人称为“崔大夫祠”，又称作“同府公祠”。
  该祠坐东向西，始建于嘉靖七年（1528），由崔鉴之孙崔任倡建。因规模较小，于万历二十六年（1576）又由崔鉴之孙崔修、曾孙崔允纲进行扩建，形成了前后两进的格局。并购祭田四号，共为一石六斗三升，由派下四房逐年轮值。民国十七年（1928），又有二十七世普森加一龛位于鉴公牌位之上，祀提举公以下历代远祖。据老辈人轶闻，修建祠堂时由于石料比较大型，搬运过程中都是用一种叫作“磙子”的工具从城外搬运进来的。
  重建后的崔大夫祠，据《崔氏族谱》记载：“前至官街，街外照墙；后左连墙至鹤峰境宫，右连墙至蔡家。”鹤峰境宫又称昌国君庙，祀燕将乐毅及太后元君（即临水夫人）。据民国《宁德县志》记载：“为崔氏族人作宦燕北，奉毅香火而归，合境建祠祀焉。”今已不存，原址亦在蕉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内。
  该祠主祀明朝列大夫崔鉴。明清时期，崔氏后人又择族中贤良者祔祀两厢。其中包括崔鉴六世孙、广东连州知州崔世召；九世孙、拔贡生崔文锡；十世孙、岁贡生崔景泌、庠生崔景瀛；十二世孙、国学生崔正鳌等人。民国版《宁德县志·卷之二十二·祠祀志·崔大夫祠》词条所载“在城内东井堂，祀明连州刺史崔君世召”描述不够恰当，应为主祀崔鉴，从祀崔世召诸贤。
  清同光年间，崔氏族人将祠堂改作书塾。本邑书法家黄以褒、刘开灿等人均曾设帨于此。民国时期，省长萨镇冰应崔氏后人崔伯乾之请，为祠堂题匾曰：“祀炳岭南”，以纪念明末诗人崔世召在连州的政绩。这应该是民国县志误认为崔大夫祠是主祀崔世召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自建县以来，宁德县城内由民间建造的“专祠”（指为特定的人所修建）仅有三座。除了崔大夫祠，另外两座是竹兜街的吴公祠（祀明太常寺卿吴国华）和埠头陈的陈公祠（祀明会同知县陈琯）。
  建国后几经迁变，该祠堂为政府征用，现成为蕉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的部分区域，能看到原貌的仅剩下门楼檐角和部分墙体，以及数枚青石柱础而已。
  崔大夫墓
  崔大夫墓位于城北夹墩山，现因修路建房，湮没无存。明、清、民国三版县志均有明载。嘉靖元年（1522）建，占地约150平方米，坐东北向西南。墓丘为石结构，“风”字形。墓前依次立有石砌香坛、四柱三门神道坊，石翁仲、石马、石羊、石柱各一对，故崔氏后人称其为“石牛石马墓”，又称为“国师墓”。墓碑为单檐歇山顶式样，形制古朴，高大肃穆。两侧墓手各雕一石螭首，精美逼真。墓前官道立有神道碑，上镌“明故奉政大夫镇江同知诏进朝列大夫崔公神道”。
  据考证，崔鉴墓是蕉城区境内古代最大的一座墓葬。其石螭首之堂皇，墓碑之高大，以及墓前之神道坊，为蕉城境内绝无仅有。因其墓制规模较大，民间误称为“皇帝先生墓”，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刑部尚书林聪的老师”，并有诸多传说流传。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部门为保护文物，将崔大夫墓前部分文物收入县博物馆保存。而笔者的祖父当时也领回了一个略有残损的墓亭顶盖。顶盖为青石构架，单檐歇山顶式。虽历经数百年，其雕刻图案之精美，仍然清晰可见。屋脊两端脊翼装饰以螭吻，七排弧形瓦脊顺溜而下，直达檐前瓦当，瓦当上各镌“忠孝仁义礼智信”七字阳文。至今保存完好，殊为珍贵。
  林聪与明伦堂
  明伦堂，旧时各地孔庙的大殿称明伦堂，也泛指学堂、讲堂，即现在的课堂。根据当时规建文庙和明伦堂，有“左学右堂”的规矩，明伦堂是文庙的配套附属建筑，因此，全国文庙的学堂都称明伦堂。宁德县明伦堂就在现蕉城区第一中心小学校园内，始建于宋嘉定五年（1212），几经重修，历史悠久。旧址和古建筑现今仍存。
  林聪是宁德七都籍明代刑部尚书，是闽东历史上官阶最高的官员，为官四十余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是明代名臣之一。明宣德八年（1434），18岁的林聪考取秀才，进入明伦堂——宁德县学学习整整四年。明正统三年（1438）8月，考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不久便离开家乡，在京都衙门为官。
  宁德县学，这是他学问仕途的基础。因此对于家乡的母校——明伦堂，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时时寻找机会回报。
  明景泰五年（1454）秋天，时任吏部都给事中的林聪奉皇帝之命前往广东祭海。这一年，恰逢他的生母八十大寿，办完公事后，便申请并得到朝廷的恩准为老母亲做寿祝寿。在返京途中顺道回到了家乡福建宁德，这一天，阔别家乡已十四年的林聪又回到了母校。他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熟悉、可爱，环走四周，乡贤祠、观澜亭、儒学门依旧屹立着，还是那样宏敞可观，且还能防避风雨，而自己母校——明伦堂却显得空旷简陋。心想：“堂堂的明伦堂，应是人们读书学习和培养人才的地方，一定要高明宏敞，气象巍峨，而如今却变得不成模样了，这样一定会造成学生学习的士气不振，文气不扬，虽然我只是小官，没有更多的财力捐建，但倡议修缮读书之地总是可以的吧。”当他把这一想法提出来后，便得到了多位乡儒邑绅的赞同。于是他带头捐助，鸠集工匠选材、购料。不多工夫，明伦堂就于当年扩大修葺一新。林聪此举明嘉靖十七年修《宁德县志·学校》记载曰：“……大都御史林聪为吏科都给事中，奉使于广，道经于闽，及倡于众，一新明伦之堂，而堂之崇广深靓，际倍背矣。公为国侍从，出色斯文，固宜尔也”。又曰：“国家养士百年厚泽，亦由今都宪公出为学校之重也。”再曰：“景泰五年，都给事中，林聪倡众人重建明伦堂，深广倍旧。”较为简略地记载了这件引为美谈的往事。
  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成绩如何是与校长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至关重要。林聪对此非常关注。1468年秋，他的侄儿林著中举人，同科的宁德还有二人也中了举人，这是宁德县学教育的突出成绩，着实让他高兴。这也使林聪从中择聘一位学行皆优的校长来培养更多的人更为有信心。1469年，经林聪和山东济阳县训导陈霞联手合力推荐，林著终于成了宁德县学的校长，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一直工作至1471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人于明成化六年在家乡七都立“传桂坊”纪念他。
  林聪在外为官，还乡而不忘修葺故园母校，择师兴教，乐育栽培。这种心系乡梓重视教育的情怀值得我们后人永远怀念。
  陈宇与五真园
  蕉城地处福建省东北部，海陆交会，山川横贯，有“霍童宝丰之秀，白金之产”，“乃山川孕灵”①之地。自南宋以来，科名蔚起，冠盖连绵，这些籍贯宁德的官员士大夫告老归隐以后，多半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私人宅邸，其间凿池堆山，布置园林，作为退居觞咏、修身养性的良好处所，宁德民间称私家园林为“花坪”。旧城西山、碧山、酒屿附郭诸山岭麓峭拔，渐具丘壑，虽地处海陬，受区域财力所限，面积不及数楹，但利用天然山水为衬托，建筑简朴素洁，稍加妆点，充满乡野气息。就如同《醒世恒言·灌园叟晚逢仙女》中秋翁的草堂一般，朴实无华，引人入胜。据地方志记载，蕉城区最早的一座私人园林是五代处士黄嵓构建的南峰草堂，此后逐渐成为社会时尚，城乡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园林建筑，著名的有南宋林旦晚翠亭，元代陈元显复青亭；明代陈荣荣华堂，黄瑢茶园别墅，陈邦校枝芳馆，陈宇五真园，崔世召秋谷，崔世棠溪云阁；清代八都孙光翰秀屏堂，余正梅栖凤轩，王祖添印月山房，刘廷珍耐庐，王华宝余园；民国林廷伸碧山别墅，姚赞圭花坪等等。其中最具规模，且负有盛名的当属秋谷以及下文要提到的五真园。
  五真园大约修建于明代成化时期（1465～1487）。其主人陈宇，字时清，号夷恒子，又号五真居士。大明景泰二年（1451）生于宁德县六都西岐村。曾祖陈胡，耕读传家。祖父陈畊，字淑野，隐居不仕，祖母林氏，七都峬源人，浙江余姚、江西玉山教谕林观女，刑部尚书林聪胞姐。父陈和，字永礼，景泰四年（1454）举人，授直隶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学正。陈和幼失怙恃，赖老祖母刘氏抚育成人。做官后，家中上有年迈祖母，下有四个年幼的儿子，全仰仗妻子黄氏，生活很难维持。出于孝道，陈和希望能够就近为官，以便照顾老母，遂托舅父林聪向朝廷说情，不料林聪为此却差点丢了身家性命。据《明史》记载：“聪甥陈和为教官，欲得近地便养。聪为言于吏部。御史黄溥等遂劾聪挟制吏部；并前劾仲贤为私其乡人参政方员，欲夺仲贤官予之；与吴诚有怨，辄劾诚；福建参政许仕达嘱聪求进，聪举仕达堪巡抚。并劾尚书王直阿聪。章下廷讯，坐专擅选法，论斩。高谷、胡濙力救。帝亦自知聪，止贬国子学正。”遭此突变，陈和恐惧不安，不久卒于任上。黄氏“性庄严，克执妇道”，“四子俱幼，支持门户，抚诲诸子，各底成立”。后入祀本县节孝祠。陈宇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伯兄陈宁，字时泰，号背庵，乾隆版《宁德县志》有传，盛赞之：“性孝友，通医术。父殁，三弟俱幼，抚爱备至，并为婚娶，财产不私畜。性好施，缓急求之无不应。里有肆侮者，恬然不较。督建儒学以劳著。”因为精通岐黄，曾任本县医学训术，诏赐冠带，卒年八十有五，状元姚涞为撰墓志铭。后入祀忠义孝弟祠。仲兄陈寓，字时安，号觏斋。成化五年（1469）进士，官至山西按察使，祀本邑乡贤祠、忠义孝弟祠。省、府、县志均有传。季弟陈富，以子陈言贵敕赠征仕郎，大兴左卫经历。陈宇父子兄弟虽然多人在外为官，但家境却十分窘迫，清郭柏苍《柳湄诗传》：“（宇）贫甚，落魄江湖。”他三岁丧父，深悉人情世故，“克自树立，读书通大义，不竞声利”，③且“绩学励行，不求闻达”④，选为县学生员以后，仰慕隐居生活，遂弃举子业，游历四方，散漫悠闲，过着“敝衣不掩肘，他人不堪忧”的生活。自谓“平生慕真隐，有山水真乐、玩游真境、诗书真咏、吟咏真趣”，因号五真居士。
  陈宇娶妻郑氏，郑氏亦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郑玉为景泰元年（1450）贡生，曾任江西弋阳训导。郑氏为陈宇养育了一双杰出的儿子——陈褒、陈褎，二人同科举人，连捷进士，至今在蕉城民间仍传为佳话。嘉靖《宁德县志》记载，郑氏还生育了两个女儿，长女许配七都峬源林元魁，嘉靖《宁德县志》有传，赞之：“性慈惠，寡言笑，事舅姑孝敬，夫妇相待如宾……宗族乡里咸称之。”次女许配广东惠州通判左浚三子左庠。时人称其翁婿皆“冰清玉润者”⑤。由此可见陈宇家教之严肃。民国《东井崔氏族谱》记载陈宇还有一个女儿，许配镇江府同知崔鉴长孙崔传为妻，也就是隆庆年间（1567～1572），与陈言（陈富子）一同上书，请求减免西陂塘陷海虚粮的崔廷复之母。
  陈宇一生“为人浑朴质直，谦恭乐易，有先进长者之风”。“由于喜欢游历名山大川，身心康健，享年八十二岁，“寿考福泽之盛，亦有非人所能及者”。⑦他是蕉城明代著名的诗人，历览江湖名胜，系情于诗，颇有晋唐风格，被东闽诗坛引为圭臬。蕉城区著名的庵堂寺庙，山川名胜，几乎都留有他的诗作。陈宇为诗，题材不限于吟风弄月，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官吏横征暴敛，反映百姓疾苦，讥讽时政，格调甚高。如弘治十年（1497）秋七月十五，西乡北洋村遭受特大水灾，伤亡无数，陈宇感而为诗：“吾宁山川多窄狭，取耕未足给食缀。不谓一旦尖所天，无食何以存老弱。上天降割独吾宁，连年瘟疫未曾脱。毋乃吾民之过欤，凭谁笺事问天阙。有司急务忧当忧，日夜多方为经略。且图修省答天意，莫效夙昔政多酷。岂独日夜随减削，吁嗟吾民丁此时，微命只恐委沟渠。”有诗集《五真集》十六卷、《寿岂集》三卷刊印行世，今著作无存。诗作散见于明清地方志以及清郑杰《全闽明诗录》，七绝《园居》、《宜春舟次》还被清代朱彝尊《明诗综》选入。民国十年（1921）著名诗人、《福建通志》局总纂陈衍仿照苏州沧浪亭祀吴中五百贤达先例，增祀闽省历代著名诗人二百余位于福州西湖宛在堂，蕉城惟陈普、陈宇二人位列其间。
  陈宇生前除了煊赫的诗名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隐居之所——五真园。五真园因主人“平生慕真隐，有山水真乐、玩游真境、诗书真咏、吟咏真趣”而得名，由于历经五百多年风雨，片瓦无存，“今人罕有知其处矣”⑧。所以就连故址所在地也存在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陈宇的父亲陈和于正统六年（1442），由西岐迁居县城北门金峤（大约在今天蕉城汽车北站附近）居住，所以五真园的旧址应该也在这一带。另一种说法来源于民国版《宁德县志》，该志于《名胜》卷记载：“五真亭，在六都。明处士陈宇建，极一时之胜。概详见艺文《五真集注》。”另外，据民国《东井崔氏族谱》引陈褎《重建松庵记》记载，四都陈塘（今金涵琼堂）有“先人五真公故业”，“距县城五六里许，南枕锦溪，西北枕麟口，东捍东山”，陈宇也留有《陈唐（唐）田舍》古风：“结庐在田次，努力向春耕。朝出暮来归，妻子欣相迎。”小东门外崔世棠溪云阁“倚山环溪，草木苍翠”，与金峤陈氏房屋相近，且“阁后有废庵”（五真园中有空翠庵），似乎也都与记载中的五真园旧貌相吻合。
  既然五真园“极一时之胜”，占地面积自然不菲，陈和只是一名俸禄微薄的教官，初居城关之时，根本不具备购置大量田产的能力，陈宇区区县学生员，曾以齐人黔娄自况，可见处境拮据，要想在寸土如金的县城之地建造如此规模的园林别墅，难度与登天何异。旧时，金峤陈氏在北门外朝天桥畔有“五真公祀田”，大约五、六亩面积，据说为陈宇身前所购置，但这里是通往古田、屏南、周墩（今周宁县）及本县洋中、石后、霍童、赤溪等山区乡镇的必经之路，车马辐辏，且地势平坦，无丘壑之胜，不具备建造园林的条件，这种说法可以排除。至于后面两种说法，陈褎在《重建松庵记》中说道：“其田平衍沃饶，他附郭者莫即焉。”并且交代得很清楚：“旧有松数株，苍翠可爱，因号庄曰：‘松庵’”。这个名曰“松庵”的陈塘田舍只是陈宇躬耕之地，溪云阁证据不足，只是笔者的另外一种推测，也都可以排除。只有民国县志取证于陈宇《五真集注》，且西岐枕山襟海，山水丰饶，环境清幽，远离尘世喧嚣，又是陈氏祖业，所以笔者认为，五真园之原址当在西岐村无疑。
  陈宇放弃被那个社会视为正当的所有名利追求，留恋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的恬静舒适生活，全身心地归隐田园，悠然其间，“课童莳蔬，灌花锄树。宾朋啸咏，一切世味漠然也”⑨，正是对一切世味过于漠然，所以幼年丧父，晚年丧子的陈宇才得以经受住生活中各种残酷的考验，同时也因为五真园静谧优雅的优越条件所熏陶，得以享寿八十二高龄。
  陈宇现存的诗作中，有一首五律《寻五真园》：“寻芳信所适，步入白云堆。诗思催春发，泉声触石回。蜂喧屯径竹，虫篆上苔梅。每觉吾私惬，旁人浪致猜。”诗作生动描绘了五真园中的田园风光与自然美景，以及主人向往自由的生活理念。与五真园生活场面有关的诗作还有《次汪汝温<上舍园隐>韵》、《春园漫兴》、《园居》等等，从存世诗作所占比例来看，还是相当可观的。
  “数亩敝庐，寂寞人外”的五真园时隔五百多年，早已亭台泯灭，人声渐杳，视觉之中，已无一物可供印证。所幸有明代大画家沈周绘制《五真园亭图》以及有关它的记载，尚可朦胧追忆往昔繁华。这幅《五真园亭图》得到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的极度青睐，洵为文坛佳话。
  《五真园亭图》创作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当时陈寓在南京刑部广东司郎中任上。陈宇五真园落成后，想通过兄长的关系，托海内知名画家，描绘园中美景，以壮观瞻。陈寓幼年丧父，一家老小悉赖寡母纺绩，以及年及弱冠的兄长行医赖以维持，故此兄弟四人患难与共，友爱无间。为此陈寓特延请声名显赫的长洲（今苏州市）大画家沈周完成画作，又请同僚兼福建同乡的刑部尚书林俊作记，南京礼部郎中周瑛题端，可谓尽善尽美。
  这幅《五真园林图》面世后，几经辗转，到了清代为广东人吴荣光所收藏。同时代的文学家陈寿祺《左海文集》有《陈时清五真园林图跋》，从中可略知梗概：“《五真园亭图》，长洲沈石田写。莆田周翠渠瑛题端云‘为时清作’。林尚书后记之，其末云：‘时清名宇，今南京刑部郎中时安君之弟。世宁德人，夷恒子其号。’按省志：‘宁德陈寓，字时安，明成化己丑进士。知休宁县，善折狱。迁南京刑部郎，擢广西按察使。至，苗獠避伏，进山西按察使。忤权贵，九载不迁，卒于官。有《觏斋集》。林尚书所称时安君，则其人也。记作于成化丁未，时安方为郎，距成进士之岁十有九年矣。时清以贵介弟，颐志林壑，为钜人长德所许，可不谓贤乎？‘五真’云者，山水真乐，诗书真味，吟咏真趣，游观真境，平生慕真隐也。时清以五真号，省志载其《五真集》，故以名其亭也。检尚书《见素文集》无是记。或当时失编，然其文格，灼然为尚书笔无疑也。惟记言‘时清手持一轴甚钜’，不言作图何人。而石翁此卷，高仅盈尺，袤不及丈，盖非所示尚书之轴。记载图中园亭，次第甚悉。按之此卷，若五真亭，空翠庵则可见，若松菊堂、金鲫渠、古桂岩、梦草池、钓鱼矶、濯足石，仿佛得之。若养浩轩、熙春台、止水之亭、桃李之门，则未有其位置。所谓‘客芒屦而过，由径入门，逾于止水，沿于金鲫，达于五真’者，其次第亦不可求。岂是卷之前，或以残损割截与？抑石翁脱去翰墨畦径，殆未尝屑屑于一枝一叶而为之欤？是皆不足辨也，独念时清伯仲一仕一隐，名位何必相让。五真之乐，数百年后，犹令人眷眷于斯图也。”这幅《五真园亭图》是道光初期，陈寿祺在福建按察使吴荣光府上所见。吴荣光为岭南名宿，从学阮元，于金石书画，鉴别最精，对于家中的收藏，他很喜欢请行家朋友共同切磋。陈寿祺学识渊博，对金石书画造诣甚高，素来又注重收集乡邦旧物，对此画作爱不释手，遂生“楚弓楚得”之念，提出以家藏沈周所绘芭蕉互为交换，吴荣光慨然应允，但只能以画易画，将林俊、周瑛题跋留了下来。陈寿祺得到这幅画以后，认为“不读（林俊）是记，无以谙园亭次第，及五真命名之义”。所以“仍乞其补录于后”，目的为了“俾观是图者，有所考焉”。闽浙总督孙尔准也受托题写《为陈恭甫题沈石田画<五真园亭图>诗》古风一首，以纪其胜。
  陈寿祺得意门生，曾任宁德训导的刘家谋也将这篇跋文郑重地载入《鹤场漫志》。
  据嘉靖《宁德县志》记载，陈宇五真园有“匾景四十”（明代无锡惠山名园寄畅园也仅有二十余景），拥山抱水，面积庞大。从陈寿祺题跋中可以见到的有空翠庵、五真亭、松菊堂、金鲫渠、古桂岩、梦草池、钓鱼矶、濯足石、养浩轩、熙春台、止水亭、桃李门十二景，其他的已湮没无闻，无从查考了。
  明末清初蕉城三才女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至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一类高雅才艺更是不容易接触，只有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才能得到家庭蒙养、传统文化等各种教育。宁德地处海澨，世家大族、官宦人家寥寥，历史上出现过的才女无异于赵璧隋珠。见于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记载的只有余尊玉、崔宜端、陈海嵩三人。令人称奇的是她们不仅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有姻戚关系，都属于明末诗人、连州知州崔世召的孙辈。其中余尊玉为崔世召孙媳，崔宜端为崔世召孙女，陈海嵩为崔世召外孙女。
  余尊玉，字其人，玉田（今古田县）人。清温汝能《粤东诗海》、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近代汪兆镛《岭南画征略》误作南海人。祖父余文龙，字起潜，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令衡阳，为民兴利。守赣州，摄兵备道，所至有循声”。①父兆昌，国子监生。余尊玉的兄长余圭，字告公，官光禄寺署正，“性淡雅，喜吟咏”②；胞姐珍玉，字席人，年十四即能诗，《咏竹》七律人皆赞之。余尊玉出生这样的士大夫之家，受家学熏陶，自幼通书史，颖悟绝人，但性格却与寻常女性大为迥异。据清人冯仙沚纂定《图绘宝鉴续纂·卷三·女史》记载：“余尊玉，字其人，幼服男子衣冠。廷师与姊珍玉读书塾中，未几能文。善诗画，年十二学益进。四方声气，贤士大夫皆与之定交。才名籍甚。欲出应试，或尼之曰：‘黄崇嘏虽作状元何益。不如学班大家，拥百城书，使海内贤豪皆北面也。’遂止。许字崔氏。亦闽巨族。仍服男子衣冠。不复接见宾客焉。”余尊玉自小好为男子装束，年方十二就名闻四方，许多士大夫仰慕她的才华，乐意结为好友。她甚至还改扮男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在好友的委婉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后来成为崔家儿媳，仍然不改变旧日作风，只是不再广交朋友而已。余尊玉这种异于常人的做法，与民国“鉴湖女侠”秋瑾极为相似，且不说在封建思想禁锢的古代社会，就是在当今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也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余尊玉能够许配宁德崔家，与祖父余文龙不无关系。余文龙与崔世召为福建大同乡，交谊甚笃，并且都是明末“闽中十才子”之首曹学佺的好友，常有诗作赠答唱和。崔世召《秋谷集》还保存有《过河间府赠余起潜司马》七律一首。余尊玉夫婿名讳在《图绘宝鉴续纂》没有明说，只在三山（今福州市）徐钟震（字器之，徐〓之孙）《绮窗迭韵序》中有提到，为“明经崔五竺讳嵸子某之妻。”崔嵸为崔世召四子，据民国《崔氏族谱》记载，崔嵸有二子，长子衍眉（乾隆县志作衍湄，号星海）；次子为“某公”，而两人的娶室情况族谱中也没有记载。如果按照古人注重“郎才女貌”的观念来看，余尊玉很可能许配与崔衍湄。崔衍湄酷肖其父，才学过人，乾隆县志称之“少承家学，工吟咏”，其父执辈建安（今南平市）黄晋良更比之为“杜宗武”（杜甫次子，能诗）。至于乾隆版《宁德县志》及崔家族谱对余尊玉之所以只字不提，可谓另有用心。余尊玉虽然是个能诗善画的女才子，但她的举止行为有悖于封建伦理，这种超常举止在当时社会是无法为人所接受与容忍。因此徐钟震这位与崔家世交甚厚的读书人，在为余尊玉诗集作序时，对其夫婿名字刻意隐瞒。乾隆十六年（1751），古田知县辛竟可修纂的《古田县志》中，对余尊玉的超常举止也讳莫如深。
  余尊玉思想辽阔豁达，诗作婉约可人，深为后世学者所推许。所著《绮窗迭韵》一卷（与胞姐珍玉合著），存于当代藏书家、妇女文献学家胡文楷《钞寄愁轩诗存草等七种》。生平传记见于乾隆版《古田县志·卷之七·烈女》、陈子奋《福建画人传》、俞剑华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谓其“蕊含白种园中玉，英落黄铺径里钱。”一联“清新可诵”。新编《古代妇女回文诗词集》收录其《关山月》、《秋夜泛湖》、《姐妹词》、《采莲曲》及《独酌》五首。明末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当代施蛰存《名媛诗选·翠楼集附新集》也都选入余尊玉的诗作。
  崔宜端，民国《崔氏族谱》作“宜锡”，字绣天，一字引香，自号圆通侍者，别署白鹤山下女史。父崔峣，字尔平，号鹫岭，为崔世召三子。生母左氏，邑庠生左守贵之女。胞弟海麒，“六岁入塾，日诵百言，塾师试以占对，或至二十字，立应声如鹙子。由是慧名噪于外邑”，世号“崔神童”。崔宜端受家庭氛围影响，自幼资性明粹，工于吟咏，尤其在书画方面展露出过人的天赋。“生质聪慧，诗字俱工。尤精水墨，好画罗汉、大士等像，细若毫发。”③崇祯二年（1629），崔世召补授湖广崇仁知县，时年十五的崔宜端为祖父精心描绘了一幅观音大士图像，远携楚地，供奉于崇仁公署之中。崔世召对孙女的画作大为赞赏，并作诗一首以示勉励。诗曰《女孙绣天十五能作佛相为描大士一幅遣余携供楚署中赋诗一律》：“少小能于笔砚亲，休将道蕴（韫）等闺人。黄庭细检长生帖，翠竹恭描不坏身。鹦鹉晓喧天是绣，旃檀夜爇月如银。阿翁为供军持水，官舍缨幢一倍新。”④崔宜端后来许配与县城后场彭如璠。彭如璠亦为世家子弟，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县学生员（增广生）。有一段时间，崔宜端随家人侨居松江府（今上海市），由此画名远扬，“名重云间（上海市的古称），凡文人韵士，每得一画，如获珍宝焉”。⑤崔宜端精湛的绘画技艺得到了后人的肯定与称赞。清徐沁《明画录》提到：“（崔宜端），闽人，十三岁即解写佛，所作观音像，妙相庄严，位置山水云烟，造微入妙。”当代著名画家陈子奋在《福建画人传》中也有记载：“崔宜端，福建宁德诸生彭如璠妻。刺史崔世召之女孙。知诗，并善书画。
  好画罗汉大士像，笔细如发。人得一缣，如获珍宝”。近代著名学者邵章曾看到一幅崔宜端手绘《罗汉渡海图》，为其精妙笔法所叹服，随即调寄《琵琶仙》一阕以赠之。
  崔宜端画作流传至今者极其稀少。仅在2010年6月21日“嘉德四季第二十二期拍卖会”上出现过一幅国外回流的白描《十八罗汉》绢本手卷，题识“白鹤山下女史崔绣天敬制”，并钤以“女史”、“绣天真迹”、“引香”三方印章。
  陈海嵩，自号霍童幽史。县城南门人。赠太仆寺卿陈勖孙女，廪生良鼐女。母崔氏德秋，为崔世召女。兄定国，字於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岁贡，“性聪敏，善文词，名噪一时”。“陈海嵩与表嫂余尊玉、表姐崔宜端一样，家庭条件极为优越，自小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性质端慧，读书能诗”。在父母的择定下，许配与廪生彭维芳。彭出身县城大姓，与县志中所记载的拔贡生彭维让、彭维祧皆为堂兄弟，家资丰厚。但从陈海嵩留存的诗作来看，彭维芳极可能是纨绔子弟，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夫妻之间感情也极不融洽。后来彭维芳可能沾染了不良习气，使陈海嵩在痛苦生活的折磨之下，抑郁寡欢，年仅二十八岁就撒手尘寰。其舅父崔嵸深感惋惜，悼之以诔文，比诸“珠沉洛浦，璧碎昆岑”。⑦陈海嵩耽于吟咏，生平诗作，仅存《幽窗》十九首，部分收录于乾隆版《宁德县志》及刘家谋《鹤场漫志》。诗作皆为七绝，以咏物抒情为主，委婉含蓄，将独处深闺的无奈与凄凉表现得淋漓尽致，捧章令人不忍卒读！
  清代解元刘志抟
  明清两朝五百余年，宁德县曾涌现出两名解元。他们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科林文迪，以及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刘志抟。
  刘志抟，号秋海，宁德县城西门人。其出生之年，据宁德训导刘家谋作于道光丁酉（1837）《即席赠家秋海（志抟）解元》一诗：“看君五十鬓垂丝，人言君痴君诚痴。”两句来看，大约在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左右。
  道光十七年（1837年），年已五旬的刘志抟高中解元，这对当时的宁德县城来说，简直就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清代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刘志抟中举的记载。清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清秘述闻》（中）有：“道光十七年丁酉科乡试，福建考官侍读学士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己丑进士、编修张廷选字午桥，甘肃狄道人，乙未进士，题‘士而怀居’一节，‘诗曰在彼，终誉’，‘孟子曰求’一节，赋得‘稼穑惟宝’得‘丰’字。解元刘志博（抟），宁德人。”据说福州九仙山（于山）万岁塔（白塔）形如文笔，明清时期省城人士流行以塔顶寄生之树占省城科甲盛衰，如果塔顶杂树繁茂，科举必定不振。清人郭柏苍在《乌石山志·卷之三·寺观·石塔寺》中记载：“丁酉，赵师在田谢世，塔树繁枝四出，解元刘志抟，福宁人。已亥，予与石塔僧试将净光塔顶杂木删削，是科闽县叶修昌发解。”刘志抟中解元后不久，应聘任本县莲峰书院山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赴京师谒选，大挑二等，例授文林郎，以知县拣选。同治二年（1863年）仲夏，实授建宁府瓯宁县学训导。①后来还被聘任为建宁府建溪书院掌教。②建溪书院为清代建宁府所辖七邑之最高学府，康熙二十六年（1687），由瓯宁知县邓其文始建。书院以“建溪为人文荟萃之地，清代历任知府必聘名人主讲，称为山长”。③刘志抟之所以受到地方长官之青睐，与其渊博学识及长者之风密不可分。
  据了解，道光十二年（1832年）恩科举人林之华，同治元年（1862年）恩科举人林尹乾皆出于刘志抟门下。
  刘志抟生性倜傥，丰姿英伟，且才学过人，为诸生时即享有文名。由于时乖运蹇，仰食四方，曾作诗盛赞徽班艺人黄华林精湛表演，脍炙一时。又以大器晚成，仕途不畅，深为时人所慨叹。刘家谋赠诗曰：“胡为狷介耻随俗，文史不救东方饥。霓裳高咏人争看，风流昔作群仙冠。”长乐名士谢章铤亦赠以：“我未见君闻君名，儒冠穆穆自生平。霓裳咏后已十载，长安好月倍孤明。”此外，谢章铤《赌棋山庄诗集》卷三尚有《酒后感赋视刘秋海解元》二首：“鸾鹤飞尘暮复朝，海风叫啸下层霄。樽前无限沧桑感，却听刘郎话玉箫。羽声慷慨走惊潮，落日烟波万寿桥。那晓旗亭种杨柳，黄郎一夜鬓萧萧。”罗源举人薛锡熊曾与刘志抟同赴京师谒选，以同乡好友林之华出于刘门下，赠诗曰：“曾是蟾宫第一人，几回京洛染缁尘。追随我亦如门士，风雨程途笑语亲。”从这些赠答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刘志抟性情耿介，才识过人，并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推崇与看重。
  刘志抟出身寒门，清白自守，受其家风熏陶，子孙多有成就。子载赓，副贡生。孙廷珍，字聘臣，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甲进士。
  刘志抟逝后，入祀于莲峰书院名师祠。民国《宁德县志》有传（今佚）。闲暇工吟咏，平生著述多无存。至今仅见者惟有《张子清<课孙读书秋树图>小照》、《贺青岩宋母魏孺人古稀寿诞》二古风。另有文数篇，散见于城乡诸姓家谱。皆为应酬之作，价值不是很高。
  宁川奇士陈起元 清代乾嘉之际，宁德县城出了一位名叫陈起元的读书人，此人不仅熟读儒家典籍，工于诗文，考取过功名，且对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星命、占相等悉皆精通。因研造漏壶，并为前辈著名诗人黄任诗作《香草笺》作注而闻名于世。
  少步庠黉 晚耽经史陈起元，字开德，号古愚，自署寄闻轩主人。清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初八出生于县城西门一户书香门第。父嘉祥，字子政，号平川，善读书，具解悟，作文有法，自具机杼，不以浮华见长。乾隆十三年应县试，邑侯徐兆麒阅其卷，击节赞赏，拔置第一，次年督学葛取入邑庠第十名。生有四男，起元为其长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入泮，十九岁录取进邑庠第十名庠生。三十五年（1770），岁试取录一等第八名，补增广生。五十三年（1788）科试，擢一等第一名，补廪。嘉庆十八年（1813），按例充岁贡。是年，咨部铨选，以教职例授修职郎。
  陈起元自少聪颖，力学不辍，为文不苟，下笔必称心而出。但仕途蹇涩，以一领青衿终生。晚年闭户不出，药炉茗碗，酒盏诗筹，以书史自娱。道光十四年（1834）十二月二十五日，病卒于家，享年八十六岁。与妻孙、姚二氏葬三都池下。后以孙世盛贵，貤赠文林郎。
  格物致知 研制漏壶陈起元一生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自制刻漏壶。漏壶，又名漏刻、刻漏、壶漏，是古代的一种计时仪器。西洋所谓水钟。古代在西方钟表未传入中国之前，作为计时工具之一，主要是本土发明的漏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气象卷》中说过：“中国则对水钟与刻漏十分重视，这种计时器在他们的文化中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宁德人对于漏壶的研制，在全国领先。早在宋朝，宁邑理学家石堂先生陈普就曾铸刻漏壶，因为玲珑精巧，应时升降，无纤毫爽，为时人所激赏。流传至明末的福州府城鼓楼之漏壶，即为石堂先生手建。石堂先生之后，技艺失传。清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说：“福州城中鼓楼，相传旧有刻漏壶，应时升降无爽，……为宁德陈石堂先生所制”，“闻旧物后为周栎园先生（即周亮工，任福建左布政使）取去，不移时，亦沉于海”。侯官县人郑杰在《闽中录》也对刻漏制作技艺的失传而深感惋惜。五百年后，陈起元步乡贤石堂先生之后，依靠自身的聪明智慧，刻苦钻研，重新造出铜壶滴漏。据《南埕陈氏族谱》记载，陈起元晚年“仿石堂陈先生遗意，造铜壶滴漏，分左右两壶，一昼一夜。两壶共设金童十二，各持一牌，牌书十二时，按时持牌者，出时昼而入。左右旋转以分昼夜，杪刻不差”。清魏敬中续纂的《福建通志·卷之二百四十七·国朝艺术·陈起元传》作如下记载：“陈起元，字古愚，岁贡生，宁德人。尝以意制漏壶，其《序略》云，铜壶滴漏，其法不传。往于庭阶悬水以滴，察其缓急，久乃恍然得其要领。乃节之调之，使滴滴有准，然后定壶式尺寸，令善冶者范金为之。漏分昼夜，壶分左右。左盈则滴转而右，右盈则滴转而左，其机出于自然也。至于壶水，盈则退而虚，虚则进而盈，盈虚进退，如潮如汐，不假人力也。壶中设童子持筹者十二，次第而升，一上一下，更为出没，自子至亥，无一不与时协。又设小钟，每旦晚自鸣。鸣适当卯酉之中，乃百刻平分界也。漏审十二时，而钟判平分之界。制虽非古，而分至盈缩，昼夜长短，时刻分秒，则庶乎验之不差矣。”正如《礼记·大学》所说的：“致知在格物”，即知识都来自对各种事物的考察、认识和研究。陈起元就是通过长期观察屋檐滴水，从而得到启示。
  其制作的漏壶是个铸件，设有昼漏夜漏，壶分左右，两壶工作自动替换，壶中有十二个持筹童子，顺次升降报时，而不同于漏壶所用浮箭。设有小钟，两壶交替时鸣钟一响，也与传统漏壶不同。该漏壶“广不盈尺，高倍之”，故形体较小。有主动运转的特点，无需照料。报时的准确度较高，“自子至亥，无一不与时协”，“时刻分秒”，“验之不差”。
  这部漏壶的成功制作，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许多文人墨客都叹为观止。六都庠生诗人许若梅在观看了漏壶之后，赞叹有加，并赠古风一章，其中有：“铜壶丁丁漏水多，元精炯炯罗胸腹！”之句。邑学师陈治衡也赠以《铜壶序言》，爰录如下：“授时之器，从古为重。顾玑衡藏于天府，既非外人所得窥。而钟表来自海外者，启不如法，修不以时，则恒差而易敝。求其法自然之运，利公私之用者，则莫如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之便而可久，此挈壶氏所为列于《周官》也。晋慧远创莲花漏于庐山，隋耿询有马上刻漏，其制不必尽同于挈壶之旧，而数无不同则运无不合，亦可见道之无隐，而人心之灵果无无往而弗通也。然其好学深思，灵心妙悟，如古愚其人，又孰能操制造之秘于寸衷，若是哉。宁阳在宋时有石堂先生者，其学粹于理而世。而达于数，造有铜壶滴漏，迄今历年久，其制无有闻而知之矣。今古愚以格物致知之学，旁通曲畅，独得五百载不传之秘于意匠中，谓非心源默契者乎？从此推之扩其分量，吾又乌能测古愚之学之所至也哉？！”陈起元对刻漏壶的成功复制，使这一失传数百年的科学技术重现于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王立兴先生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一种颇值得研究的民间计时仪器，于1981年上半年制定陈起元漏壶的复原设计方案，下半年完成加工图纸和复原件加工、装配、调试等工作，而后将复制品送交“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1982年又送往加拿大参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该漏壶运转计时情况良好。1986年王立兴先生以《陈起元漏壶的复原》为题，刊文于《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第5卷第4期上。
  抉奥阐幽 点注名作陈起元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突出成就。道光年间，魏敬中在续纂《福建通志》时，将陈起元列入“艺术”卷目。陈起元在文艺上的造诣，主要体现在他为清代著名诗人黄任《香草笺》作注上。
  黄任（1683～1768），字于莘，又字莘田。因喜藏砚，自号十砚老人、十砚翁。永福（今福建永泰县）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官广东四会知县。是清代闽中最具代表性的著名诗人。工诗，以轻清流丽为时人所称，七绝尤负盛名。著有《秋江集》、《香草笺》。他的诗作历来受到诗家和诗论家的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源出温、李，往往刻露清新，别深怀抱。”清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高度赞赏黄任诗作，认为其“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李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宋有杨诚斋，元有萨天锡，明有高青丘，本朝继之者，其唯黄莘田乎？”由此可见，黄任的诗作在乾嘉时代大受推崇。因此为其诗作注释者，不乏其人。据清道光年间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记载：“《莘田香草笺》注者皆隐其名。一署云窗主人，为吾邑陈处士宜豪；一署寄闻轩主人，为宁邑陈明经起元。”嘉庆十三年（1808）仲秋，寄闻轩主人《香草笺偶注》二卷正式刊行，此后广受青睐，因而多次刊印，留存至今。现福建省图书馆收藏有民国五年（1916）上海萃英书局石印本，这一石印本仍以“寄闻轩藏板”为蓝本，扉页署“秋曹陈采圃、孝廉阮恕斋两先生鉴定”。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也藏有民国三年福州宏文阁印行的版本。陈采圃，即陈奇芝，字瑞三，号采圃。一都北门（今蕉城城区）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生，曾任刑部云南司员外郎、秋审处总办，充律例馆纂修。阮恕斋，即阮芳潮，字以平，号恕斋。六都东岐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丁酉科举人，授山东招远知县、莲峰书院山长。陈、阮二人皆为清代吾邑著名文士。其中陈奇芝与陈起元不仅同姓，又同居一里，素有通家之谊。阮芳潮更是陈起元堂叔陈嘉言（名子彰，号敬亭，起朝之父）门下婿。正如阮芳潮亲笔书写的《香草笺偶注》序文里说的：“寄闻轩主人者，以文学著名，专攻举业，兼事诗歌。偶读是诗，爱其芊绵婉丽，卷轴琳琅。……今主人于莘田之诗启钥发箧，悉心探讨，凡所征引，细加校讐，遇有异同，必衷一是，务求得乎作者本意而后已。”自古以来，为文章注释较难，为名篇注释，更难。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说：“注书至难”，清代张潮有言：“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宏功”。阮恕斋也说黄任的《香草笺》，“顾其中摭言隶事出入百家，后生喜其博，而亦苦其奥也”。但陈起元以其淹博的才识，为这部名篇作了严谨而精彩的注释。他在《凡例》说道：“是编侧辞绮语，人所共喻，亦无代注，第韶年所闻旧典，迄今半逐遗忘，偶读是编，因忆所闻，注以便览，亦燕公记事之珠也”。这就是他为《香草笺》注释的目的。书中注释引经据典、贯穿古今，还指出学者常犯的错误，如典故“朝云暮雨”，一般人认为此典出自《高唐赋》，而经陈起元考证，此典应出自《拾遗记》，可见其治学的认真态度。因而陈起元注释的《香草笺偶注》可以推为上乘之作，故能流传千古。
  现代旅台诗人陈子波对《香草笺偶注》大为赞赏，认为《香草笺》“惟诗中遣词用典，出入百家，甚为费解，读者喜其博而病其晦。幸寄闻轩主人为之笺释，凡所引证，不但信而有征，亦不背作者原意，于后学沾溉启发，功莫大焉！”。陈子波先生发现《香草笺偶注》盛行于台湾，台岛诗人于插架图书中，必置有是集。因此陈子波先生一回大陆，就将《香草笺偶注》大量翻印，分贻闽中诗友。《香草笺》久盛不衰，多少要推功于陈起元的《香草笺偶注》。
  地藏精蓝 犹存芳躅据民国《宁德县志》记载，宁德城关北郊地藏庵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修。道光八年（1838），由邑绅吴作新、陈德润为首捐资重建。至今山门前尚有一块道光八年所立石碑，记载了这次修缮的详细过程。碑文捐资信士名录中赫然注有“陈起元选定吉课一单”字样，这是除《香草笺偶注》外，现存有关陈起元事迹的唯一文物。
  陈起元生三子，大材、大本、大兴，均无科名。孙世盛，字声和，号鸣墀，起元次子之孙，天姿聪慧，为文下笔千言，有横扫词坛之概，能克振祖父遗绪，于道光十一年（1831）中辛卯科第六名副举人，道光十九年（1849）己亥科中第七十一名举人，授文林郎，以候选知县之用，董理创构莲峰书院，并欲内兴贤祠，但四十五岁英年早逝，而未了心愿。曾应同乡魏敬中（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之邀，担任道光《福建通志》协修职务。民国版《宁德县志稿》人物部分有传。
  陈起元以一介儒生，读书稽古，励学潜修，而旁通多术，不可不谓其为一地方奇士。
  清初良吏崔秉镜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作为晚清遗老的浙东名士章梫由上海北上天津，在静园觐见了末代皇帝溥仪。此后以年老力衰，不便南归，遂在次子章以吴（章文晋之父，时供职于津浦铁路局）家中养老。当时宁德县秀才崔伯乾在津门开设茶庄，适逢家族修谱，为了给康熙年间担任宁海知县的先人寻找身世资料，特地拜访了这位籍贯宁海的前清翰林。崔家祖上去职虽已将近三百年，但他的事迹在宁海城乡仍然广为流传。章梫将光绪版《宁海县志·宦绩》中的传记抄录与之。崔伯乾怀着敬意，又恳请章梫“记其事”，章慨然应允，但需假以时日。不久章梫移居北平，由于时局不稳，更因为“手中无一卷可稽”①，迟迟未能动笔，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天才得以完成。在这篇《冰庵公知宁海县遗泽记》中，章梫对这位三百年前的父母官予以了较高的评价，并联想到时局动荡，日寇猖狂，不由发出：“近二十余年以来，人民愁苦，举国骚然。求如公者，卒不可得”之感慨！这位三百年后尤被宁海士民念念不忘的地方官就是崔秉镜。
  崔秉镜（？～1689），字公受，一字去尘，号冰庵，别号浯石。一都下井堂（今蕉城城区）人。父应雷，字惟春，号禹门，以子贵诰赠奉政大夫，母金峤陈氏。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乡试，崔秉镜高中全省第十六名举人。康熙十一年（1672），授浙江台州府宁海县知县。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平南王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改易衣冠，称兵反叛。次年，为策应吴三桂起义，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易帜反清。同年七月，命部将马九玉、曾养性攻打浙江，闽浙两省震动。宁海县由于地势平坦，为南北交通要道。朝廷遣兵平叛，都由地方预先供应足够粮草。沉重的负担，导致人心不稳。海盗、山寇乘机骚扰抢掠，宁海境内危机四伏，民怨沸腾，势如累卵。崔秉镜临危不乱，鼓励县民齐心协力，昼夜守护城池。内捕剧贼，外剿大盗，使南北要道保持畅通。崔秉镜不忍心骚扰民间，通过其它渠道征集粮草，保证了援兵供应。为了截断敌军来路，崔秉镜拆卸了城外护城河上的桥梁。又与宁海游击林某造龙骨车数百辆，逆水而上，以对付马九玉部之鸟枪，拖延了敌军的行军速度。不久，康亲王杰书、将军赖塔率兵入境，势如破竹，一举荡平耿精忠的入侵，保障了浙江的稳定。康熙十五年（1676），耿精忠兵败投降清廷。由于境内强盗趁势作乱，临近的天台、仙居两县无辜百姓被强行掳掠，索取巨额赎金。崔秉镜不惜重资，赎回二百五十多名男女，百姓感恩戴德。战乱平息后，宁海父老立生祠以祀。崔秉镜则以“蔽障东南，阻遏其势”之大功，升授顺天府北城兵马司正指挥。离任之日，宁海、天台、仙居三县士民数千人遮道相送，洒泪而别。宁海百姓还请画师绘《攀辕图》，由顺治状元、礼部侍郎史大成撰《崔知县德政碑》，勒石志思。并崇祀宁海名宦祠。乾隆版《台州府志》、光绪版《宁海县志》“名宦”均有传。
  在宁海任职前后五年时间里，崔秉镜又组织地方名士重修了《宁海县志》。这部由崔秉镜主修，华大琰纂辑的有清宁海第一部地方志，凡十二卷，今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南京大学等图书馆均有藏本。康熙十五年（1676），崔秉镜还重修了被大火烧毁的缑城书院，这座书院后来成了宁海县规模最大的一座书院。
  康熙二十八年（1689），崔秉镜以年老乞休，路经宁海，百姓仍念念不忘，相送至数十里外。归家逾二月，因病逝世。与妻薛氏、陈氏、杨氏、陈氏合葬于西门外准提阁后（今无存）。福宁游击张峨额其门曰“开国人龙”。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七·人物》有传。
  崔秉镜出身名门，工于词赋。著有《洗心堂集》、《勺园杂咏》、《勺园近草》。今存世者，除了《宁海县志》十二卷外，尚有《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序》一篇，诗三首。清末进士刘廷珍 刘廷珍，又名斯盛，字式儒，号聘臣。宁德城关西门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清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末科进士。光绪廿二年出知奉天凤凰厅，后调任盖平县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告病还乡，民国十六年（1926）病逝。为了传扬这位清末进士宁阳乡贤的事迹和精神，笔者最近在参阅宁德县志等有关资料的同时，走访了其嫡孙刘有春先生（现年九十三岁），曾孙女刘慧如女士（现年六十三岁）和外甥王致铮先生（现年七十七岁），参谒了他的陵墓，特执笔撰写本文，以志后人。
  出身中医世家 自幼聪慧好学
  刘廷珍先祖六代行医，以中医之道悬壶济世，为黎民解除疾病痛苦，颇得民众拥戴，口碑甚佳。其父生有九子，刘廷珍排行第四，儿时天庭饱满，面廓方圆，灵气不凡，聪慧好学，父知其是个读书良才，就延师教学，刘廷珍潜心攻读“四书”、“五经”，光绪二年参加乡试，为丙子科举人，后又继续研读深造，光绪二十一年进京应考，金榜题名，位登第三甲三十一名进士。
  奉天任职 恪尽职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始，清廷先后任命刘廷珍赴职奉天凤凰厅（今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和盖平县（今辽宁省营口市盖县）。任职十载，恪尽职守，爱国爱民，留下诸多感人故事。
  1.大义凛然，抵御外侵
  刘氏任职凤城期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侵略中国，占领陪都奉天，十一月四日，兵临凤城城下，俄兵荷枪实弹，虎视眈眈，民情忧惧，人心惶惶。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奉天巡道面对外敌，本仪出迎，但刘公严词拒之，并发誓要耐守，要与城邑共存亡。然而，毕竟双方兵力悬殊，难能硬抗，刘公急中生智，勇敢沉着应对强敌。刘公朝服衣冠，浩气凛然，排桌正襟独坐衙门正堂侯之。俄军官兵直入县衙，见刘公朝服端坐，双目炯炯，威严逼人，心觉惊奇，只好骇叹而退。进城兵士亦不敢扰乱市境，县城赖之以安。刘公在危急关头，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智勇双全，吓退俄兵的壮举，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严守“局外中立”，却又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此时任职盖平知县的刘廷珍，身处兵戒相见的交战区，且身体已犯疾病，维瘁维艰，以至呕血。但刘公不顾病痛，力持危局，仍然同往常一样端坐中堂理政，稳定民心，沙俄官兵摄于刘公雄威，不敢恋战而退，使百姓免于兵患。
  2.体恤民情，兴教重农
  刘氏任职盖平期间，适逢清廷实行立宪时期，他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变革，积极推行新政。在盖平倡导新学，设立师范传习所，创办初、高小学校，为培养当地人才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同时，刘氏深知中国以农为本的国情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性，在该县首设了农商局，专管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还发动民众兴修水利，劝导百姓栽树造林。并且还分设了巡警十余处，管理县城社会治安。工作余闲，刘廷珍则巡视民间，与民席地而谈，体察民情。对小官吏欺民之诉讼，他都亲自受理，还民以公道，给胥吏以警示。
  3.患疾还乡，万民相送
  由于刘廷珍生长于东南沿海的闽地，出仕为官是在远隔千里的东北内地，气候差异，水土不同，足以见之，加以尽职尽责，公务繁忙，所以积劳成疾，抱病理政，坚持十载，实属不易。终因病情日重，上奉朝廷，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告疾还乡，是年54岁。
  刘氏任上维护国之尊严，驱除列强，免生灵涂炭，其抚揖之功，铭于黎庶，且兴教重农，体恤民生，颇得百姓爱戴，所以当盖平士民得知刘公要告疾还乡的消息，均攀辕而叹，载道而歌，并敬献“万民伞”一把、锦旗一面以纪其爱国爱民之心，以表万民惜别之情。“万民伞”高约1.8米，上宽约1.5米，下宽约1.2米，分上、中、下三层，绸布制作，每层都绣有祥云等花边。每层周边镶嵌有无数长约30公分，宽约4公分的白布条，上署各阶层民众的姓名。上层书写“感德”两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当地万名民众对这位父母官依依告别和以示表彰和纪念之情怀。为官离任，送此厚礼，史不多见。令人惋惜的是，“万民伞”在“文革”中已毁无存，所幸还留有相片供后人观之。
  择地筑室 取名“耐庐”
  刘氏归里养病，祈早康复，再赴关外理政安民。但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加以慈禧当政，光绪被禁，新政告罄，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令年近花甲的刘公扼腕叹息“匹夫老也，无能为也！愿归山野，以农为乐。”所以选择蕉城西面的白岩山下筑室而居。白岩山又称“白鹤山”，峰顶称“白鹤鼻”，俗谓白岩鼻。相传旧有白鹤常集其顶，故名。顶下悬崖峭壁，架阁如俏，硿洞幽深，泉水清冽，此山乃县治负依之山。山腰还有一座始建于宋大观二年的古刹灵溪禅寺。刘氏筑室之处，距城区六、七里，顺坡而上，有山有水，丛林蔽荫，风光旖旎。儒家经典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熟谙儒学亦知地理的刘廷珍选择此地建庐的主要原因。再者是因刘廷珍兄弟多人，祖遗房屋无留份额，难能挤住之故。由刘廷珍亲自操持，在毗邻灵溪禅寺右下边的百米之处盖起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四扇房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落成，取名曰“耐庐”（当地民众俗称“山亭”）。刘公还亲笔撰写一幅楹联，上联曰：“耐耐耐，前事过，后事在，良辰美景谁能再，富贵贫贱总须耐。”下联曰：“庐庐庐，小人剥，大人居，玉宇琼楼不可逾，晦明风雨此为庐。”刘氏居此以诗为乐，以酒浇愁。有客相问“先生以酒为涯，以山为居，优游且适焉，何耐之谓，而庐之云也？”刘氏则引古人之多耐，说明“耐庐”之深远含义，说服诸友，且曰：“凡事以耐而成，指望诸友欲拯救万民勿操于急，从长议之，则大功告成，何为不耐？”又曰：“耐，富则满而不溢；耐，贵则高而不危；耐，贫则知足不殆；耐，贱则知足不辱。耐之多义矣。余今所谓者，以自警焉，亦以教诲后生而已。”对“庐”字，刘氏曰“余所得有山一隅，泥土数橼，有庐以蔽风雨，吾已足矣，尚有何求？”表现了他对世事人生的至深感悟，对后人很有启迪。
  1.身居村野，忧国虑民
  1906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主张三民主义思潮，刘氏深究其学说，百般拥护，赞叹曰“从兹国有救，民有望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正合刘氏平生之夙愿，他毅然剪去辫子，用布巾扎顶，以表反清之志和推崇三民主义之心。对于身居山野的满清封建朝廷命官，晚年能有这种民主思想并见之行动，其忧国虑民之情怀颇为感人。
  2.以诗为友，以诗会友
  刘氏通“四书”，善诗文。入仕前，就常游宁川各地，与文人墨客交友，吟诗作赋。至今，在距六都村约四里的洚水溪观音堂左侧还留存一块由刘氏于光绪二十一年题写的《洚水溪·泰安桥石碑志》。此碑志是当年刘氏与六都秀才周寄盛（又名周作霖）在六都“泰和元气堂”交往中，应周秀才之邀而撰的（碑文见文末附录）。退居“耐庐”后，饮酒写诗，成为他日常生活的最大爱好。其诗作多为写景抒情，亦衷表平生之志，倾吐心中之愁。刘氏遗作甚丰，著有《耐庐唱和集》流传后世。刘氏的诗作，尤以《题耐庐二十四景》为佳，他以西山耐庐四周之美景为素材，写了四十八首歌咏二十四景的诗，每个景点都以五言诗和七言诗各写一首，对二十四景的山势，岚光、云影、月色、波痕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宛似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诗的题目分别为：龙岗叠嶂、猴屿浮江、松峦绕翠、酒屿流舟、南屏晚风、东湖夜月、镜台斜照、笔架排空、莲峰千仞、蕉堞万泉、玉马勒云、金蛇咽浪、白岩宿霭、石笋攒春、玉笏朝天、仙笠戴水、猴子渡海、牛头枕流、八仙聚顶、双桃并头、鸾江塔影、鳌渡人声、石洞留仙、云溪喷玉。其诗作多首选登在《宁德县志》和《蕉城鹤鸣诗社志》中。
  刘氏还以诗会友，光绪三十三年，亲撰“耐庐征诗启”，辽东耆宿谈国楫、谈国桓，外地诗翁聂昭潜、孙葆青、黄曦、牛元慎等，地方诗人陈赞勋、林栋、郑宗霖、蔡祖熙、郑崇膺、马燮臣等都有留题，成为诗坛好友。
  3、魂归故里，墓葬西山
  民国十五年（1926）刘氏病逝，享年七十四岁。酷爱故乡山水的刘廷珍，尤对西山福地情有独钟，生前就在“耐庐”门前山坡下方约50米处选好佳城之地。其墓的规格和形制与普通士民一般，墓为“风”形，宽约6米，两层墓坪。墓碑上正楷刻书“清赐进士奉天盖平知县显考刘公聘臣之墓”，虽经近百年风雨，至今基本保存完好。后人年年祭扫，以纪念这位生于封建之世，进能筮仕亲民；退则体仁见智，乐水乐山；一生能耐，两袖清风的宁阳乡贤。
  附：
  洚水溪·泰安桥石碑志
  吾邑出北门二十里有溪马致邑志曰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意必因其流横而得此有桥卧其上不知始於何时故名鲜能言之者岁久水拓仰地无存或议以石更为之苦其宝不□也今余姻亲蔡幼乡太守毅然召臣为之幼乡名步峦水患惠公宪後也全□□□间襄公泉州时造万安桥成与人诵德弗哀厥後子孙暮盛科第相继论者成之称其事谓护报果不夾心藕龙之以口公必更有可传及观宋史载公生平人品高节与夫丰功伟烈之表见於时者而乃以公之信有可传已会幼乡跻二千石進身之□一如公知泉州时其生平人知□□□能效法公之为之□未□功烈表见於时而荀使一旦得见诸用吾知从能效命朝廷如公当日也然则斯桥之成安知百姓而下不旦与公泉州之桥恢先□□也哉是後也起於光绪乙未正月竣於九月计费铜钱千有□鍇既卒事余将之宦乡官幼乡遣伻来请为斯桥赐意名余因题之日泰安桥犹是取公之稳万安之义公尔若夫功德果报此佛家之臆说亦世俗之謏词周儒者所弗道余又何必为幼郷進耶請以质诸後之过以桥者督董王步艺光绪二十—梅谷旦刘廷珍注：①其石碑今存立于洚水溪观音佛堂门前左侧。文中十四字不明，暂为以“□”表示。
  ②本文图片均由刘廷珍曾孙女刘惠如提供。
  作者简介：林承威，1962年毕业于福安师范，1984年毕业于福建省委党校，大专学历。先后就职于宁德县教育局、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宁德市（县级）人民法院、宁德市（地级）科委，2004年退休，现住蕉城。
  刘廷珍和七弟刘廷璠往事
  我的祖父是刘廷珍胞弟刘廷璠的长子，据我祖母姚氏回忆说，当年刘廷珍系光绪年间丙子科举人，在光绪已未京城殿考赐为进士。
  刘廷珍的祖父刘志博是道光年间丁酉科解元，父亲刘载庚系贡生，娶妻四房共生九子，因出生书香门第，这九兄弟个个精通文墨，善读圣书诗文。刘廷珍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年轻时同辈人都称其为四哥，他自幼聪颖好学，才华超群。而受其影响最深的排行第七的刘廷璠，不仅精通“四书五经”，才华横溢，而且五官端庄俊秀，族人赞其貌似璠安，故小名叫其璠璠。这四哥和七弟自幼志向相投，兴趣相同，每日书房吟诗对句，感情颇深。
  刘廷珍殿考赐为进士后，朝廷分派其到奉天盖平为地方官。消息传到宁德城里，家族中人人兴高采烈，邻里乡亲及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为他能荣宗耀祖光耀刘家门楣而高兴。临行前其父告诫儿子：“读书岂能人人都做官，既为官，非清廉不可，切记，效民为民即青天。”此时的刘廷珍已有妻室，为了让其能安心做官，其父让刘廷珍之妻陈氏随去北方，并派家丁二人，丫环二人一同前往照顾其生活起居。
  奉天即是当今的东北沈阳，在那时已是十分繁华，离此不远的凤凰厅盖平县亦是当时的经商要地。刘廷珍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辞辛苦，视察民情，改革和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旧制度，严惩地方的恶霸势力，重罚外国商人的不法行为。很快，这个来自南方的京城官员大胆快速的举措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赞扬，同时也让俄国的奸商领会到中国年轻官员的厉害。
  身在东北的刘廷珍，十分关心家乡七弟刘廷璠，每每家书均问及七弟的长进。三年后刘廷珍返乡探视，拜见父母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考中秀才的七弟的志向，并把自己的意向告诉父母：此番回来，一则拜见父母，二则就是想带七弟一同赴北方任职，做其助手。因刘廷珍手下武差甚多，唯缺像七弟这样文采文风的助手，当下父母欣然应允。
  刘廷珍携带七弟廷璠到奉天盖平后，治理地方事务如虎添翼，除处理地方上琐杂事务外还出官府文字布告，宣传防火、防盗及打击土匪的活动。北方气候干燥，当地人入冬前就开始烤火，所以隔三差五就有火灾现象发生，官府人员在刘氏兄弟的带领下深入群众挨家挨户检查宣传和指导，提高群众防火意识。在防盗方面，由衙门出面动员知名人士及富人们出资出力做善事，修缮城门，加固城堡，严格城门制度，并把南方的分班打更巡视制度用于盖平的治安管理。
  盖平县的老百姓长年遭受周边土匪的骚扰，深受其苦，刘氏兄弟一边探访民情，一边制造舆论宣传打击土匪保卫家园，他们的行动深入人心。因入冬前就得行动，所以一听说官府带头为民剿匪，当地的青壮年积极参与，很快壮大了剿匪力量。许多土匪残余部落被歼灭，有的视情闻风而逃，群众趁势烧毁和铲平土匪的窝巢。冬天到来，土匪在深山无法过冬，许多人洗心革面，弃恶从良。盖平的匪患得到有效治理。
  刘廷珍兄弟关心疾苦贫民，哪家最为贫苦，盖平县衙均有登记在册，谁家每月需救济几斗米，刘廷珍也心中有数。刘氏兄弟为官清廉，处事正义，生活朴素节俭，赢得当地民众的信赖和尊敬。刘廷珍在任期间，盖平县治安稳定，商业贸易繁荣，当地人们生活安居乐业。
  当时一个地方衙门要包揽辖区的一切社会事务管理，政务的繁忙可想而知。十几年时间转眼即逝，家中的兄弟亦已成家立业，我的祖父已是17岁的小伙子，我的曾祖母每日叨念远方的丈夫，因为路途遥远，通讯不便，时间久了，我的曾祖母心中疑虑，暗自感叹：“四哥疼爱七弟，做官又有钱，一定是为七弟在外纳了妾了。”于是催促我的祖父无论如何也要赶到北方去探个究竟。
  虽然年仅17岁，但我祖父毕竟是官家少爷，长衫马褂，一介书生模样只身出门。千里迢迢很艰辛地抵达奉天，当即雇马车前往盖平，在县衙前下了马车。经门卫指点直往会客厅，远远望见自己的父亲和四伯正和同僚们在商议政务，我的祖父疾步过去撩起长衫就跪下叫了一声“爹！”我的曾祖父惊呆了，问：“你是什么人？”当我曾祖父仔细一看眼前这少年和自己年轻时一样相貌时，才发现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竟在眼前，一阵伤感，不禁泪如雨下，父子俩抱头痛哭起来。同僚们哈哈大笑，打趣说：“哪有像你这做爹的，竟认不出自己的儿？”儿子的不速到来，触动了刘氏兄弟俩思乡之情，刘廷珍这才意识到自己为官已十多年了，自己年纪也已高了，父母尚未尽孝，况且妻子陈氏的病情愈发严重，不如向朝廷申请告老回乡吧。兄弟俩商量后当即写了奏章呈请退休。
  其实这时的陈氏已是病入膏肓，原只认为是水土不服和气管炎，后来竟发展到肺痨，直至吐血才知道大事不好，虽有丫环每日照顾左右，但北方冬天天寒地冻，许多中药欠缺，更何况肺痨在当时是绝症，未等刘廷珍的返乡辞呈批复，陈氏竟先撒手归天了。
  陈氏的突然病逝，让精明的兄弟俩顿时束手无策，刘廷珍对其妻的感情很深，马上就地安葬当然很简单，但重情的刘廷珍不忍心让情感甚笃的结发原配葬于北方而自己南归。
  兄弟俩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马上请来当地皮革匠做了三个大小不同的大皮箱，最大的一个足有两米多长，陈氏的尸体用白绫裹扎后塞进最小的皮箱，皮箱外又白绫缠绕后装进中号皮箱，最后套进大皮箱加上大铜锁，而这一切均在秘密中进行。
  没多久，返乡的奏呈批准下来了，10天后即准备起轿动身。
  刘进士辞官养老的消息惊动了盖平县城百姓及邻近村庄的群众，人们纷纷相互转告这个消息，衙门外每天都有人前来打听刘进士的起程日期，有的还特地送来东北地方特产和途中食用品，但刘廷珍都以遥涉长途携带不便为由婉言谢绝，自己家杂用品也分发给当地的穷苦人家。
  动身的那天，天没亮，送别的人们就等候在县衙外，有的甚至是燃着松柴片照明远路赶来的，为的是再看一眼这位为民爱民的清官。到天亮时分，衙门外已是人山人海，当地老百姓在短时间内赶制了一顶“万民伞”。“万民伞”上还签署着当地名流和各村庄代表的名字，表示对刘廷珍的尊敬和爱戴。当时的场景真可谓是热闹非凡，当地的老百姓含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送达城外十多里处。
  值得一提的是装着陈氏尸体的大皮箱，绑在两根大杆上，由八个彪悍的北方汉子像抬轿子一样抬着上路，皮箱很沉，而且越抬越沉，这八个壮士用北方话暗自咕嘟：“这刘进士做官十多年的家财可能都装在这大皮箱里了，他做官这么多年，而且清廉，朝廷肯定是奖赏他很多银两吧。”其实刘廷珍做官哪有发财，他的确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返乡的，身边积攒的银两仅仅是为官十多年节余的一点俸禄。
  当时的交通条件，远道去做官谈何容易，返程路上：平路雇马车，水路雇船只，山路雇轿夫，崎岖路程就要步行，真是历尽艰辛。陈氏的尸体抵达宁德后，按当地的习俗尸体是不能进屋的，于是停尸于西下山脚下的太尉宫附近，搭棚临时寄楼。这时，刘廷珍走到皮箱前口中念道：“到家了，贤妻随我官道去，夫今马革裹你还，情义伴郎十余载，抵乡搁你在路旁。”他感觉十分委屈自己的妻子，不禁潸然泪下。这时东北壮汉才明白箱内竟是进士夫人的尸体，十分感动。当下刘廷珍的家人按宁德的习俗给这些抬棺人披红，面蛋款待，办酒席为他们洗尘。
  刘廷珍返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墓，安葬妻子。他的愿望理想虽然很多，但因没有更多的钱，一直未能实现。
  做官返乡后的刘廷珍与兄弟们一起住在西门城墙边下坪路的祖屋里（现东方国际大酒店外侧一带）。他仍是旧时书生模样，长衫马褂帽塔仔，乌黑长辫背后摆，平易近人，孝顺爹娘。
  因九兄弟均未分家，都住在一座房子里，十分拥挤。刘廷珍意识到自己做官并没有给刘家带来什么财富，甚至连自己聪颖过人的七弟也为自己做官耗尽青春年华，甚为感叹，因此他放弃购买田地的幻想，先把房屋建起来，让父母晚年安享幸福。他的性格喜欢清雅、淡定而恬静的环境，于是看中灵溪寺院附近的一块山地建屋。这里松竹翠盖，清泉潺潺，竹韵声声，一派诗意风光。他希望和父母安居这里，每日赏花观鸟，静听山泉鸣音，于是“耐庐山亭”的构思在他脑中形成。他自己设计图纸，规划建筑图案。因为没有足够的建筑资金，他未能用上上等的大木材料和石板材料，没有飞檐翘角的房顶装饰，也没有精雕细刻的栋樑画彩。山亭既像农家上房又像儒家书院，回廊曲径，清幽淡雅，假山盆景点缀简陋的亭台楼阁，构成一幅怡人恬美的私家林园图。此后刘廷珍和父母就隐居这里，深居简出。
  除建“耐庐山亭”外，刘廷珍又在离祖屋几步之地的棋盘头菽亭西侧买下一块地，把建设“耐庐山亭”剩余的木料为七弟刘廷璠建了一所“刘家书馆”。
  刘家书馆是二层楼的砖瓦房，占地约500平方米，座北朝南，简朴的木格子柴门配合黑漆里边大门，进门是门厅，门厅两侧各一厢房，一道石砌的小道通天井，天井的石板条花墩摆满各种盆花和盘景，有茉莉、云片竹、穗莲、茶花、红叶，但更多是兰花，兰花一年四季轮流开放，浓郁优雅的清香弥漫整个院落，芬芳迷人。
  所谓的“刘家书馆”和“耐庐山亭”一样，没有硕大的栋梁、支柱等大木料，不像财大气粗富人住宅那样砖墙包瓦，庭院深深的气派，但整个布局和设计十分得体合理，质朴无华，就像房屋的主人一样，文雅俊美的气质里渗透着一股书卷的美。
  刘廷珍希望七弟的子孙及刘家的后代都能在这里不断长进，学有所用，并让“书香门第”世代传承。开馆那天，刘廷珍用苍劲有力的书法笔力写下一对门联：“开井纳天影”，“栽竹集秋声”，横批是“博学子孙”，勉励和期望尽在其中。
  “刘家书馆”楼上楼下设14间，除刘氏子弟都曾在这里习文识墨外，还接收过左邻右舍前来求学，堪得邻里乡亲的青睐，以后刘廷璠的子孙在这里生衍居住，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书馆遭遇变迁和改建。
  刘廷珍涉远去做官，虽然没给他的子孙留下可观的财产，但他的为官清廉，品德高尚是刘氏家族的精神财富和无价之宝，也为宁德人留下好名声。
  刘家的后代不恋惜那早已逝去的祖业及遗产，表现出非常坚强的奋斗精神和聪明才智，即使是做手艺为生，他们的手艺也是精益求精的，比如宁德人都熟悉的“祖华软糕”，“祖耀鱼丸”，“祖美牙科”等等。更值可慰的是刘氏“书香门第”的好传统仍然代代相传，子孙个个都重视读书，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同时不忘祖训：“教育兴国，教育爱民”，刘家一门有20多人致力于宁德教育事业，真可谓“教育之家”。
  作者简介：刘祖佑，1968年宁一中初中毕业，1969年7月起先后在崇安县造纸厂、闽东造纸厂当工人，工厂下马后到广东打工14年。2010年退休，现居蕉城。
  蕉城马氏父子守备
  马姓，是宁德城关的名门望族，溯其源流，原由雍州扶风郡（今属陕西）迁居金陵府（今江苏南京），再由金陵避战乱辗转至福建古田县，而后定籍蕉城。蕉城马氏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涌现了不少举人贡生，到了清末最为著名的就是被誉为“父子守备”的马汉瀛、马鸿飞父子。
  马汉瀛，又名朝基，字登洲，号碧峰，为蕉城马氏十六世孙。体格魁梧，勇力过人。因幼年失怙，谋生日艰，恰值罗源县盗贼作乱，在舅父林步超（时任福宁镇罗源营守备）的栽培之下，应征入伍，并随侍舅父左右。此后因作战勇敢，屡立军功，拔授外委把总，防守寿宁汛。同治二年（1863），福安县穆洋村民众因阻建教堂，引发教案。马汉瀛奉命调任福安，协助福宁总镇曹志忠属下霆庆营兵勇督办处理。教案平息之后，蒙赏戴蓝翎，授福安守备。驻兵福安期间，马汉瀛不仅恪尽职守，为维护地方治安不遗余力。甚至带头捐俸，协助地方士绅修理城垣以及先农坛等重要设施，深得福安士民称颂。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1902），蒙闽浙总督许应骙奏请，记名千总，实授福宁右营守备，兼理右营游击。不久又加赏都司衔，秩正四品，诰授武义都尉。光绪三十四年（1908），朝廷下令各省筹办警察机构，宁德县以东门外土主宫为警察局，公举马汉瀛为首任局长。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马汉瀛识大体、顾大局，率部起义。光复后，蒙福建都督孙道仁提拔，受命代理连江、罗源守备。自感宦海艰辛，以年老力辞，不准。再辞，遂以把总衔协助防守宁德城汛，以便就养。民国元年（1912），应宁德首任知事王景江聘请，续任警察局局长。
  马汉瀛戎马倥偬，数十载如一日，虽身居要职，却事事能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其膝下二子，长子鸿飞，次子鸿奇，后皆成大器。马鸿飞号晋侯，克承父业，投身军伍，编入福宁镇中营。其智勇双全，随总兵曹志忠在延平、建宁剿匪时立下汗马功劳，备受赏识，朝廷赏以五品蓝翎，补授罗源营守备。父子济美，地方引以为荣，故有“父子守备”之称。次子马鸿奇，号清斋，学识渊博，具有维新思想，供职于县政府，管理文牍职务，与地方名流多有交往。早年曾应孝廉蔡祖熙之请，聘为家庭教师，为蔡家子弟进行启蒙教育，灌输进步思想，“无名英雄”蔡威就出于其门下。
  马汉瀛的为官政绩，在民国《宁德县志稿》及《新修马氏族谱》中皆有记载，马氏后人也保存有了不少他的遗物。旧时在北门街马宅厅堂正中，每逢重大节庆及“中元节”，都悬挂有马汉瀛官服画像全轴，相貌尊严，栩栩如生。画像左右配有一副泥金对联“行仁义事，存忠孝心。”正厅几桌上还有一副木龛，龛中安放马汉瀛泥像。泥像正襟危坐，威风凛凛，左旁还立有一只白马，造型生动，是按其生前坐骑所塑造。正厅上方悬挂“急公好义”横匾一方，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船政卞宝第题赠。大门门楣上方悬挂有“父子守备”匾额，以事彰扬。另外，马汉瀛任职福安期间，深受百姓爱戴。调任府城之时，城乡士民夹道相送，并联名签署“万民伞”相赠。这把珍贵的“万民伞”后来被珍藏于城关马氏宗祠，每年七月中元祭祖之际，都会搭架树立，以便族亲瞻仰，借以激励子孙。久而约定成俗，一直保持至解放初期才废除。令人悲痛的是，这把“万民伞”连同马家珍藏的其它重要遗物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难逃厄运，无一幸免。令马氏子孙为之感叹。
  作者简介：马茂椿，1943年宁德初级中学毕业，1951年6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宁德县农税科、蕉城镇经管站、县公安局户政科任职。1997年退休（返聘10年）。现住蕉城。
  记七世行医的古溪陈氏家族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请开海禁，康熙帝以开关“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份转输之劳”，而又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遂即采纳。由此福建沿海商业贸易逐渐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作为“东南奥区”的宁德县，在所谓“康乾盛世”的这一时期，“滋生息，来商贸，通鱼盐，既庶且繁”（乾隆版《宁德县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都设立税务总口，头脑精明的地方商人通过收购茶叶、土纸、菁靛、红糖、烟丝、瓷器等大宗土特产，船运至北方宁波、上海、天津等地，换回布匹、药材、南北京果，转手批发，效益可观，这种互惠互利的商业方式，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繁荣了将近两百年时间。就在这种背景下的乾隆年间（1711～1799），古溪村出了一位名叫陈师忍的坐堂医生，他瞄准时机，毅然弃医从商，并闯出了一条成功道路。
  陈师忍（1772～1846），小名天生，字永容，号和轩。乾隆三十七年（1772）出生于古溪上厝一户殷实人家。父希佐，母翁氏。师忍为家中独子，自小聪慧过人，饱读儒家典籍。弱冠应童子试，名列案首，名噪一时。补县学增广生，后应乡试不第，便断绝了入仕的念头，杜门不出，埋头攻读医学典籍，造诣深厚。嘉庆三年（1798），二十七岁的陈师忍开始挂牌行医，由于学有所成，对诊治诸科皆有独到见解，往往药到病除，名声渐起。且医德高尚，对家境贫寒的病人，从不计诊费多寡，上门求诊者络绎不绝。当时南北交通不便，“山东船”（宁德民间大型商船）一年只能航行两次，一些中药材不能及时供应，延误了病人最佳医治时期，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陈师忍富有经商头脑，他认为药材贸易不仅给医家、病家带来方便，而且还是一项很好的经商门路。中国古代有重儒轻商的传统思想，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陈师忍弃医从商的想法，却意外得到父亲的首肯与支持，从此开始了经商生涯，并一发不可收拾。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奋斗，货物畅销，且效益丰厚，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发家以后，陈师忍在家乡盖房做墓，还购买了田园地产。前后三进的大宅第高大气派，三座大宅的正厅分别取名修吉、午梦、如心。这三座厅堂各有来历。修吉为奉行善举之意，表现了主人诚心向善，力求造福乡民的意愿；午梦取自北宋泉州人蔡确《夏日登车盖亭》：“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出主人淡泊名利，追求恬淡舒适、平静安详的生活；如心取自《礼经注疏》：“恕字之文从如从心。”明代浙江嘉兴名医唐君善故庐有“如心堂”，徐一夔撰有《如心堂记》。陈师忍身份即为郎中，其寓意不言自明。在如心堂后进还设有花园、假山，花木扶疏，环境优雅。陈师忍经商致富以后，并没有忘记贫困的家乡父老，他积极公益事业，不仅在宅院外修建书馆，聘请塾师，让村中儿童都能免费就学；还在宅院附近开办药铺，聘请名医坐堂，每遇家庭贫苦的病人，往往减免诊费，甚至不收药费，得到了村民的拥护爱戴。
  陈师忍娶妻冯氏、叶氏，生四子，俱有所成。长子良列，次子良本，皆为国学生。三子良卿，例捐按察司知事，例捐布政司理问，钦加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四子良弼（1831～？），字淑言，号霭如，同治四年（1865）以府学第七名入泮。同治十三年（1874）附贡生，咨部候选儒学训导。陈良弼幼承庭训，继承父亲衣钵，以活人济世为志向，谙熟中医经典著作。陈良弼病逝后，长子集奎（字孔庸）成了第三代传人。陈集奎苦读医书，并翻阅祖辈父辈遗留的单方、验方，加以整理加减，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为病人及同行所称道。陈集奎为人为学谦虚谨慎，尊重同道，与罗源中房名医陈佬焕（民国三都特种区区长陈拱北父）引为莫逆之交，每当遇到棘手病情，陈集奎总会寄函给陈佬焕，提出自己的诊疗方法，征求对方意见，加以结合，往往获得满意的疗效。陈集奎祖孙三代儒医，至今后人仍引以为荣。
  陈集奎娶妻西门黄氏，膝下生有二子，长子朝亨继承父业。朝亨小名上俊，字则履，号吉斋，少时家道中落，只进了几年私塾，被迫辍学。家居期间，他随侍父亲左右，以便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由于记忆力很强，加上长期耳濡目染，他对病理、药理了然于心。可惜父亲过早去世，陈上俊失去了一位慈父，更缺少了一位孜孜教诲的良师。由于知识有限，陈上俊对家传的医古籍一知半解，再加上家境清寒，不能够拜师学艺，只能凭借良好的天赋，刻苦钻研，长期摸索，积累了深厚的治病经验。他为人忠厚，和蔼可亲，服务对象多为贫苦百姓，尤其得到鳌江、贵岐一带渔民的信赖。在东湖塘未围垦以前，潮水可以漫延至古溪村东南“塘沿头”地带，当时这里设有里澳、外澳两个船只停靠点。每到傍晚涨潮时分，渔民纷纷上岸，出售当日捕获的海鲜，还要购买日常用品，一部分渔民则趁机到村里求医问药。每天这一时刻，陈上俊都要连续应诊一二十位病人，经过问诊号脉，他将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默记于心，等全部看过一遍以后，才开始开方配药，有条不紊，从无疏漏。病人往往服过一两剂，便告痊愈，而且价格便宜，所以陈上俊医名享誉鳌江流域，被渔民称作“活菩萨”。而与之同时的古溪另两家诊所却门可罗雀，自叹不如。
  与陈上俊同辈的五服内堂兄弟陈朝勋也是一位颇著声誉的名医。陈朝勋（1889～1960），学名世英，字伯咸，号建侯，其祖父良卿，父集询，例贡生，敕授修职郎，母蔡氏，云南按察使蔡步钟次女。陈朝勋相貌过人，且出身富足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年方十六岁考中福宁府第二名庠生。民国三年（1914），被推选为宁德县议会议员，不久担任宁德县商会坐办（清制，凡非常设的机构中负责日常事务的称为坐办，略次于总、会办），与县城名流黄笃夫、叶鼎侯等共事。民国十六年（1927），郑长璋、蔡威等人回乡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期间开展清算县商会会长黄笃夫等人贪污粤军军饷案，陈伯咸为躲避风头，潜居廉坑岳家，日常无事，随岳父王德苞（字布南，号采亭）习医。王德苞为中医世家，平生活人无数，在他的悉心传授下，陈伯咸医术大有长进。由于陈伯咸科举起家，为古溪一乡之人望，民国二十七年（1938），古溪乡设联保自治，他东山再起，担任古溪乡乡长兼联保主任。至民国三十八年（1948），任期长达十二年之久。陈伯咸为人谦逊和气，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贫苦农民，他都一视同仁，从不蔑视。任职期间，乡里谁家有病人，他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陈伯咸仁心妙术，成为了贫苦百姓的救命稻草。据村里老人回忆，旧时农民种地砍柴，风里来雨里去，外感风寒是最常见的，陈伯咸采用小柴胡汤加减，且每次都是重用毛柴胡，剂量达到三、五十克，往往一剂而愈，且花费甚少，为村民财力所能承受。
  建国后，陈伯咸继续行医，为县城某药铺坐堂。1958年7月，县卫生学校成立。同年8月开办中医进修班，陈伯咸与阮子骥、邓梦萧、王克澄三位名老中医被荣聘为讲师，为乡村医生传授中医课程。这些学员成为以后宁德县中医界的骨干力量，一些学员至今仍活跃在医疗战线上。
  与陈朝亨、陈朝勋同辈的陈朝琛（小名建周，字则琳，其父陈集渠为陈集奎仲弟）也经营医药业，他转盘堂兄陈上俊三字街药铺，聘请良医坐堂，时间长达三十多年。
  陈朝亨次子登峨，又名登金，生于民国三年（1914），卒于1980年。十六岁时入赘二都上村颜家为婿，遂迁居岳家，开设中医诊所，悬壶济世。他自幼承父严教，熟读医书，以“医不求名但求实，术不求异但求精”为己任，服务民间，扎根群众。陈登金从医期间，妻子颜氏也每日在诊所帮忙抓药，她待人热情，不分贫富，态度总是和蔼可亲，给病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二都、古溪群众提起陈登金高湛的医术时，都会翘起拇指，对颜氏的为人啧啧称赞。
  陈登金的三个儿子，俊廉、俊庆、俊庚，以及陈伯咸之孙陈俊琳均从事医药业，他们勤勤恳恳为农村群众服务，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陈俊琳甚至还为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第六代行医人员以陈俊廉最为著名。陈俊廉生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辍学在家，跟随父亲学医，他虽身患残疾，从不自暴自弃，刻苦钻研，掌握了牢固的理论知识。1954年，进入宁德县飞鸾卫生院工作。1959年，肄业于宁德县卫生学校，学习期间得到堂叔祖陈伯咸亲自教诲。1988年荣获中医师职称。陈俊廉医术过人，风格高尚，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儿科、温病诊疗，在民间有一定口碑。且生活节俭，不抽烟喝酒，没有买过一件高档衣物，群众以“布衣大夫”喻之。
  在陈家的第七代子孙中，陈俊廉独子陈仕文毕业于福建省中医学院，现任蕉城区人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两个女儿慧生、慧聪得到父亲精心传授，均能坐堂问诊，殊为难得。
  自陈师忍至陈仕文，繁衍已历七代，时间跨越二百余年，后裔枝繁叶茂，人才辈出；其医术一门，亦箕裘相继，愈远愈盛。孔子曰：“三年不改父之道，是谓孝矣。”而古溪陈师忍家族，二百余年谨守祖业，尊奉祖上“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的高尚情怀，孜孜不倦，耕耘医林，爱民敬业，为了造福广大患者，做出了无怨无悔的抉择，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宁川彭氏痘科医学世家 天花曾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烈性传染病，世界历史上曾有过数次大流行，造成许多人殒命。人类为了控制天花流行做过许多努力，我国自宋代始种人痘，遂传于世。清嘉庆元年（1796）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种牛痘防天花并在全球推广后，才使天花得到有效控制。在清朝后期至共和国成立后百余年间，蕉城的彭子卿与彭多义、彭济义父子以种牛痘，防天花为专科主业，救死扶伤，名噪宁川。
  彭子卿（1867～1942），字玉凌，同治六年（1867）侨生于印尼马成岛。其父彭上衢，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甫18岁，就束装往印尼爪哇泗水岛经商。后娶侨居印尼泗水的长乐籍陈氏金娘为妻，生三子二女，长子玉林，次子玉凌，三子玉成。长女心娘，次女先娘。
  光绪四年（1878），彭上衢率家小从印尼返回原籍宁德，时年彭子卿12岁。而两个姐姐在印尼泗水已有择配，没有跟随。彭子卿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童年跟随叔父彭上咸学医。彭上咸（1844～1905），同治年间援例入太学。精学歧黄，济世活人，而立之年，已医术名噪宁邑，为当时县城一大名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邑训导兼署典史潘寿年赠匾：“指上生春”，以褒扬彭上咸的高超医术。彭子卿在叔父的精心指导下，医术日加精进。
  据乾隆四十六年编纂《宁德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南山鸣，移时乃止，民多死于痘疹者。”当时宁德正值天花暴发大流行。彭子卿利用泊来的牛痘苗，首次开展种痘术，因此救人无数。种痘术在宁德由他得以推广，于是他成为宁德首位牛痘专科医生。清代侨生回乡极其稀少，故民间称之为“番仔医生”。至今在蕉城培英社区崇文弄西门路15号彭子卿故居小门仍保留有“儒医彭子卿”五字标记，大门口墙上旧时写的“彭子卿牛痘专科寓此”，今已不复存在。其后裔彭式鋆先生还收藏有祖辈父辈种牛痘用的银针银刀。
  彭子卿生有四子，除三子、四子没有从医外，其长子志禧，次子志忠，昆仲二人继承父亲衣钵，亦以医学痘科为业。
  彭志禧，小名多义，生于光绪庚寅年（1890），莲峰学校毕业。以其精湛医术，使无数儿童转危为安，因此民众口碑甚好。民国十五年（1926），南门拔贡生林文瑄题匾“愿宏幼幼”以赠之。
  彭子卿次子志忠，字仲诚，名济义。生光绪二十年（1894），卒于1998年。民国后期正处天花流行易感时期，舶来的牛痘苗少且昂贵，无法满足需求，彭济义参照古医书，大胆采用“珠母法”将牛痘苗以人度人，挑选无疮疤，无瘰痂，无胎毒，身体健康，未患过天花的渔家子女做“珠种”，把大量的牛痘苗种“珠种”于小儿双臂，待发浆时，将其痘浆抽取少许移种于需种牛痘的小儿双臂，而获得免疫力，因一个“珠母”痘浆可移种数十个小儿，因而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天花易感儿童种牛痘的需要。如遇到因种痘所致的不良反应，也能以中医中药辨证施治，均得痊愈。群众都称他为“种珠先生”，民国间，县劝学所所长王抡元题匾：“名齐逊玉”。将彭子卿种痘预防天花的贡献，比作清代乾隆年间擅治牛痘的张琰（字逊玉）。可见他在宁德预防天花暴发流行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彭济义深得父亲真传，又通过精心钻研实践，积累了小儿麻疹、天花防治方面的丰富经验，且医风医德好，在当年交通不便，如遇到麻痘病者能做到“麻痘不出门，医药送上门”。当遇麻痘流行期间，为满足人民群众求医，急病人所急，也曾步行巡医，东到蓝田、南埕、漳湾；西至岭头、莲峰、叶厝、满盾；南达古溪、岐头、二都、飞鸾；北至金溪、四都、郑岐等地。凡经他诊治的病者均能化险为夷，极少遗留麻脸。他承诺若发现本人和近邻远亲子孙有麻脸者，可砸我济义痘科招牌，足见他对自己种痘防天花效果的自信。
  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人民健康疾病尤为关心，每当麻痘流行时期，即指派济义下乡巡回医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洪口乡报告发现天花病例，甚为紧迫。宁德县卫生局指派他下疫区察看，当时洪口尚未通公路，已届古稀之年的彭济义，由霍童乘轿到达疫区，细心观察病儿后确诊并非天花，而是水痘散在流行，同时向乡医传授鉴别诊疗要点。
  拼将心力祛天花，尽把金针度与人。彭子卿与彭多义、济义父子等几代人以痘科医学为业，为家乡防治天花疾病作出了贡献，值得后人纪念。
  注：本文以彭式鋆先生撰写的《宁川痘科世家——彭子卿公传略》一文为蓝本，并根据家藏彭氏支谱等资料整理而成。
  郑长璋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和领导工农运动经过
  奉命回乡 建立组织
  1926年7月，在国共合作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从广东兵分三路向北进军，西路直捣两湖，中路进取江西，东路进逼福建。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以来国内革命的新形势，通过了学生运动的议决案，提出要巩固扩大学生的联合阵线，号召学生深入基层，宣传发动民众、迎接国内革命高潮。党中央还指示，大中院校的党、团员学生回原籍，到基层去组织开展工农运动、配合北伐军的胜利，推翻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新政府。
  由于北洋系军阀曹万顺等的倒戈，驻闽海军的归顺，为国民革命军迅速攻占福建奠定了基础。10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军福建一举拿下永定、诏安、漳州等6县（市）。12月3日，光复福州城。12月上旬，统治福建的周荫人残部取道闽东从福鼎逃入浙江。至此，国民革命军彻底结束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1926年12月22日，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为加强对福建国民革命的领导，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壮大和发展党的组织，中共中央调整充实了中共福州地委，并派遣一批党员参加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工作，且担任多个部门的重要职务。1926年底，郑长璋和蔡泽鏛（后化名蔡威）分别由北京和上海党组织派回福建工作。鉴于当时宁德乃至闽东地区党组织尚未建立，中共福州地委组织部长陈应中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的工人部长马式才（中共党员）商量后，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先后派遣郑长璋、蔡泽鏛回到宁德，以筹备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此时，在北伐军胜利形势的鼓舞和激励下，宁德在外地求学的进步学生纷纷返回家乡，汇集在县党部筹备处，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1月，经过积极筹备，宁德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在城关孔庙的明伦堂（今蕉一小内）成立。月余后迁到考坪（今人民影院）。筹备处礼堂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左右两旁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上方是“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方是《总理遗嘱》全文，左右还张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遗言。礼堂两侧的墙壁上挂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相片，整个礼堂呈现着一派庄严的气象。
  筹备处设主任一人（郑长璋）委员二人（林国章、林印章），内设组训、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等七个股室，主任分别为郑长璋（兼）、张璚城、林国章（兼）、林亮章、蔡景芳（即蔡泽鏛，后改名蔡威）、章懿钦（女，又名永端）、林印章（兼），任命蔡汝梅、林昌挺为筹备处正、副秘书，阮元皋为筹备处总务，各股室各配一名股员，分别是占贤霖、黄庆麟、周玉堂、薛元栋、阮元霖、郑宗英、郑长璿①。
  参加党部筹备处工作的人员或是郑长璋的亲朋好友，如林家三兄弟是郑长璋母舅家的表兄弟，蔡景芳是郑长璋的姻侄儿；或是同窗至交，如张璚城、林国章、蔡汝梅、章懿钦、林昌挺、黄庆麟、周玉堂等曾同在莲峰高等学堂学习，与郑长璋又是同学；郑长璋、阮元皋、张璚城、林国章等又同在霞浦中学读书，其间还一起参加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并成为筹备处的骨干力量。从此，在县党部筹备处的领导下，宁德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反土豪劣绅的大革命运动，以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工农运动 蓬勃兴起
  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进步青年组成的宁德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既作为革命的临时政权，安定了地方秩序，稳固了北伐后方，又作为国共两党以及当地工农民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掀起和蓬勃发展起到了组织和领导核心的作用。在郑长璋等人的领导下，县党部筹备处通过举办夜校、组织演讲队等不断扩大宣传面，革命道理逐步深入人心。不久，筹备处相继成立了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等各种民众社团，入协会者遍及宁德城乡，多达万人。1927年初起，县党部筹备处领导宁德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打破封建精神枷锁
  县党部筹备处首先发起了解放精神枷锁的运动。发动各协会男女青年会员，组成浩浩荡荡的宣传队伍，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搭台演讲，向神权、族权等发起进攻。郑长璋还亲自组织参加“街头演剧”、“街头演说”等宣传活动，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揭露反动统治者、地主豪绅利用神权族权麻痹人民，粉饰自己，使其剥削、压榨合法化的伎俩，劝说群众破除“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迷信，阐明家里缺吃少穿不是上天安排、神灵主宰、命运注定，而是地主豪绅剥削压迫造成的。郑长璋还主持店员大会，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工人为什么受穷，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作斗争的道理，使许多人深受教育。妇女协会成立后，深入群众家中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等。一方面为争取妇女的权益呼吁，一方面积极支持妇女受教育，学本领，鼓励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经过宣传发动，一批劳动妇女挣脱封建束缚，走出家门，参加妇女组织，参与社会活动。农民协会则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到农村调查访问，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同封建地主作斗争。此外县党部筹备处还解散了“乐善社”。“乐善社”是一种欺诈民财的迷信组织，由土豪劣绅陈有巷负责。为了进一步唤起群众的反抗意识，点燃群众心中的革命火焰，县党部经研究后捣毁了“乐善社”，没收了所有的迷信设备。
  2、反对“欺行霸市”
  当时，宁德城关的黄笃夫身居县商会会长要职，在宁德城关开设“德顺鱼行”，官商勾结，仗势欺民。他声称：已经向县政府承包了宁德港澳水面，在这水面捕捞都得向他缴纳“水面租”。他还规定凡渔民捕的鱼都要拿到“德顺鱼行”收购，不许自行出售。而“德顺行”收购鱼货是大秤进小秤出，再加收取手续费，从中盘剥。不仅如此，该行对前来送购的渔民只付给四成的现金，其余六成发给“白条行票”，而这些“白条行票”只能到黄笃夫开设的店铺买东西，否则就作废。面对这种欺行霸市和双重剥削，渔民们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形，郑长璋发动渔民与黄笃夫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以县党部筹备处的名义宣布：渔民可以自由捕鱼，自由买卖，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一规定，得到渔民热烈拥护，无不欢欣鼓舞。
  3、清算县商会贪污军饷的罪行
  1922年，粤军许崇智部进驻宁德，通过县商会向全县摊派了总额为30万元的军饷，限定分三期缴清。许部只收了第一期7万元军饷，就撤离了福建。但身为县商会会长的黄笃夫却伙同县商会坐办（会计）陈伯咸、县教育局长陈佑民等一帮人，逼迫群众继续交全饷款，从中贪污分赃。县党部筹备处得知此事后，一面派人挨家挨户深入调查县商会派款数字，一面拘捕陈伯咸进行审问。在革命形势的威慑下，陈伯咸不得不交代了部分赃款。掌握了证据后，筹备处将事实公布于众，群情哗然。群众制作了高帽，将这伙人拖到大街游行示众。一时间工农群众威风大长。
  4、领导瓷厂工人为提高薪酬而斗争
  飞鸾碗窑村是宁德有名的陶瓷生产地。这里汇聚着数十家陶瓷厂，有数百名工人。瓷厂工人每日辛勤劳动十几个小时所得的工资却难以养家糊口。厂主还经常拖欠工人的工钱，再加上工头还要从每个人身上收取管理费。工人所剩工钱只能勉强用来维持家人的粗衣淡饭。常常发生工人为追讨工钱而与厂主争吵的事，但在厂主和工头的压迫下，工人也只好忍气吞声。郑长璋等人深入碗窑村调查了解后，决定发动工人与厂家做斗争，要求提高薪酬。在县党部筹备处的领导下，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合理要求。由于有筹备处作坚强后盾，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厂家被迫答应了广大窑工的诉求，斗争取得了胜利。
  风云突变 革命失败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空前高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他们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加紧分化中国革命阵营。1927年3月底至4月初，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叛变国民革命的准备到了最后的阶段。
  1927年4月3日，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授意下，福州国民党右派分子黄展云等人抢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在福州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宣布“肃清跨党分子”，逮捕、通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领导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福建各地，刚刚兴起的工农运动遭到了摧残。
  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后，宁德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土豪劣绅立即活跃起来。他们认为向县党部筹备处进行反攻倒算的时机已到，就派宁德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李奋等人赶往福州，向国民党省党部右派头目林寿昌等密报宁德国民党党部筹备处活动情况，指控郑长璋是个“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赤化分子”。林寿昌遂指派李奋等人返回宁德进行“拥蒋护党运动”。4月中旬，李奋等人回到宁德后，立即纠集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绅召开“拥蒋护党大会”，策划向县党部筹备处夺权。
  “四·三”反革命事变不久，国民党省党部的马式材即来电通知郑长璋要谨防国民党右派夺权。面对这严重的形势，郑长璋估计到宁德的反动势力决不会甘心灭亡，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但郑长璋并不畏惧，他更加提高警惕，积极准备还击敌人的反攻。他一方面加强组织防卫力量保卫县党部；一方面派蔡泽鏛、林国章二人赶往福州向福州地委和马式材同志汇报，听取上级领导的指示。
  福州自“四·三”反革命政变后已陷入白色恐怖，马式材已经秘密转移。蔡泽鏛、林国章二人不了解这一情况，一到省党部筹备处就被抓捕入狱。郑长璋闻讯后赶往福州设法营救。于4月22日在福州被尾随其后的李奋之流的爪牙告密，不幸被捕。郑长璋离开宁德的第二天凌晨四时，宁德县“拥蒋护党”头目李奋、陈国辉等人即纠集流氓暴徒百余人，悍然包围县党部筹备处，进行反革命夺权。打手李竹卿企图抢夺县党部筹备处站岗卫兵的枪支，当场被击毙。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斗。因县党部筹备处守卫力量单薄，根本抵挡不住人多势众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最终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随即，他们在全县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同志和革命人士，镇压群众运动，宁德人民重新陷入黑暗之中。在“保卫党部”的斗争中，筹备处妇女主任章永端等十数位坚守党部的骨干惨遭围攻毒打而受伤。章永端、章奉端姐妹和薛鸣栋等因受重伤，不久先后逝世，其余的党部骨干分别逃避到霞浦、厦门等地或乡下躲藏。
  忠贞不逾 英名流芳
  郑长璋在福州被捕后，先被送至省“拥蒋护党”大会处，后又转押至福州警察局扣留所，关在第二号牢房。狱中，郑长璋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并痛斥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在与监舍难友交谈中，郑长璋仍念念不忘革命事业。据当时中共福州地委工运负责人王劲民（王永椿）回忆：“我于一九二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中午被捕，寄禁于伪福州警察局拘留所。过二天，我们的牢房就关进了郑长璋和陈某某同志，郑一进牢房后，就同难友们大谈起共产主义和‘三大政策’，并说‘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总理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右派破坏了‘三大政策’。”敌人对郑长璋恨之入骨，百般折磨他。郑长璋宁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决定对他下毒手。4月27日，他和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宣传部长方尔灏等被国民党右派枪杀于于福州西门外鸡角弄刑场，时年26岁。
  蔡泽鏛、林国章由于身份没有暴露，在家人保释后出狱，随即转赴外地。蔡泽鏛于1927年8月奔赴上海找到党组织，一边在同济大学求学，一边继续开展地下革命斗争。1931年上半年，蔡泽鏛进入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学习并化名蔡威。下半年受党组织的派遣，从上海秘密进入鄂豫皖苏区从事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成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了中央军委鄂豫皖分委会参谋、红四方面军第二电台台长、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用自己惊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秘密情报，为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多次进攻和“围剿”，为配合红军长征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得到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与褒奖。1936年9月22日，在红军长征即将胜利之际，蔡威不幸病逝于甘肃岷县朱尔坪村，年仅29岁。后来徐向前元帅题词誉他为“无名英雄”。林国章后来则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在宁德银行等处任职。
  宁德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郑长璋、蔡威等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唤起了工农劳苦大众的政治觉悟。他们在组织领导工农大众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革命运动中，打破了宁德社会在长期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沉寂，使宁德人民开始了新的觉醒。在这场革命斗争中，宁德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为土地革命奠定了斗争的基础，也为共产党组织在宁德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围攻党部事件平息后，参加筹备处活动的骨干青年陆续返回宁德，有的选择了外出求学深造，有的选择从事教育或商务活动。周玉堂和蔡汝梅、郑长茂合作开办明伦小学，张璚城则应模范小学校长王克权之邀当了教员（教六年级兼教务主任）。
  1927年9月，国民党省党部改组，主委李雄十分赏识张璚城、阮元皋等人，并委派张璚城为宁德县党部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重建党部，“筹委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张璚城、吴运连、项志雄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罗树生为委员兼组织及训练部长，阮元皋为委员兼宣传部长”②。这时，张璚城的父亲要他继续做教员，不要参加政界活动，但张璚城说服了父亲，投入党部的筹建及党务的活动。
  同时，张璚城和阮元皋等人利用重建国民党县党部并担任党部领导成员的机会，吸收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党，并组建分区党部，其中，林亮章、张敦洵（即张璚城）、黄式麟、周玉堂、郑长懋、郑长昌等原先党部筹备处的骨干都分别成为各分区党部的委员或书记③，在张、阮等人的宣传和策划下，“1927年10月14日，宁德国民党各区党员、教育界人士具呈省政府，请求抚恤郑长璋”④张璚城还通过与李雄的关系，争取省党部的支持，追认郑长璋为“烈士”，在县党部所在地——考坪内建立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六角形的纪念亭（长璋亭），并通过县政府批准，将郑长璋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长璋街”。这在当时宁德县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注解①区档案馆档案资料（59-1-60）。
  ②区档案馆档案资料（3-1-1）。
  ③区档案馆档案资料（59-1-60）。
  ④1995年版《宁德市志》大事记p20。
  注：本文根据区党史办《蕉城人民革命史》（初稿）、区档案馆有关资料和1995年版《宁德市志》大事记等内容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郑贻雄，1966年宁德一中高中毕业，1969年4月上山下乡，1976年招工霍童供销社，1980年8月宁德师专中文系毕业，先后在宁德二中、五中、宁德市（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区政协任教、工作，为中学高级教师、副主席。2009年退休，现住蕉城。
  
  追忆郑贻鼎烈士
  郑贻鼎烈士是在建国前夕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有关他的生平事迹，1995年版《宁德市志·革命烈士英名录》仅有简略记载：“鹏程街人，1931年生。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63师188团青训队队员，1949年9月在途径浙江平阳县北关海面时，被国民党飞机炸亡。”最近，笔者走访（或通过电话采访）了至今仍然健在的郑贻鼎烈士的战友和部分知情者，收集到他生前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资料，写成此文，以为纪念。
  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
  郑贻鼎，字其和，1931年生于宁德城关。自幼聪明好学，喜欢写字画画。在宁德县中学读书时，他结识了一些倾向革命，追求进步的师生。当时宁中有位名叫彭强的青年教师，思想进步，工于绘画，善于表演话剧，把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贻鼎和彭强老师很快成为好友。他们模仿大漫画家丰子恺的风格，共同创作了一些漫画，并举办画展，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讽刺不良世俗，同情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郑贻鼎生性善良，有谦谦君子的外表，内心深处却蕴存着一股倔强的叛逆精神。有一次，宁中校园发生了一件事，全校师生集中操场举行升旗仪式时（升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发现旗杆的绳子被人剪断了。校方为此十分恼火，严令追查，最后追查到贻鼎头上，校方准备开除他。后来由于家属求情和进步师生从中斡旋才得以化解。又有一次，堂姐到他家作客，他母亲特意炒了几样小菜招待她。吃午饭时，贻鼎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地扒着米饭，却不吃菜。母亲夹了几片肉送到他的碗里，却被他推掉了。母亲无可奈何地说：“这孩子经常这样，光吃饭，不吃菜。年轻人正在长身体，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贻鼎回答道：“妈，当今许多穷苦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家有饭吃，已经很好了，我怎能奢望吃肉呢？”停了半晌，他又说：“这不平等的黑暗社会必然要灭亡，我向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光明的新社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阵阵凯歌声中，福州地下党（城工部）党员、省福高学生游德馨（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等职务）、张任生（张璚城之子）等人创办了革命报刊《挺进报》，以极大的热情向全省人民介绍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揭示蒋家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号召全省各界民众迎接解放，建立新中国。《挺进报》传到宁德，在社会上和宁中校园中流传。为了扩大宣传效果，郑贻鼎克服困难，掏钱买来油印机、蜡纸、刻笔，在自家的东厢房里办起了秘密印刷厂，自刻、自印《挺进报》，并秘密向市民和同学散发这一革命报纸。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63师188团挺进宁德，宁德全境解放了。贻鼎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迎接解放的各项活动中去。16日，贻鼎接到彭坚（彭强胞弟）通知，要他参加“宁德县青年宣传队”，协助解放军188团发动群众，安定民心，迎接解放。
  8月17日上午，在民众教育馆（状元里）召开“宁德青年宣传队”成立大会。彭强任宣传队队长，贻鼎被编在编辑组，组长是彭坚。此后，贻鼎以极大的热情利用自己工绘画，善书法的专长，创办《解放之声》墙报和快讯，与队员们走上街头，张贴“安民告示”，向群众宣传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共产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等。
  这期间，郑贻鼎还和宣传队的其他队员们一道，认真学习《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与任务》等毛主席著作，并结合实际展开热烈讨论，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8月23日晚，宁德青年宣传队在城关社会服务处（原蕉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宁德解放以来第一次群众大会。会场布置由彭坚、郑贻鼎等人负责。
  会场正中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大幅肖像，这是宁德解放后第一幅领袖画像，是贻鼎日夜加班画成的，倾注了他对人民领袖无限敬仰之情。
  8月底，在彭强、彭坚兄弟的带头发动下，宣传队员20多人先后报名参军参干。郑贻鼎顶住家庭的压力，在老师彭强支持下，毅然报名参军，加入188团。临行前他父亲拿着一个金戒指和几块银元，塞到他的行李包里，说：“孩子，带上它，路上好照应。”贻鼎坚辞不受。他对父亲说：“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大家庭，我要在部队里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不需要这些东西。”又说：“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青年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参加人民解放军，才有光明的前途。”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世道变了，我们再也不能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了。你也应该脱胎换骨，争取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和贻鼎一道报名参军的有彭强、彭坚、林永铭、林赞钦、张福生、林逸梅、詹功森等十多位知识青年。宁中学生包美珠作为唯一女性报名参军，在广大市民中传为美谈。
  血染北湾澳海面
  为了了解郑贻鼎的牺牲经过，我电话采访了郑贻鼎生前的亲密战友、当年同船北上遭遇敌机空袭的彭强老师。彭老师如今定居江苏镇江，他年近九旬，声若洪钟。他说：“郑贻鼎是我终生难忘的战友，我俩之间充满了同志情、兄弟情、战友情、师生情。我如今是军部级离休干部，正在安享晚年，而他那么年轻就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宝贵的生命。一想起他我就心里难过，他是我的宁德亲人中最无法忘怀的一个。他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留给我的印像却是极其深刻的。他严于律己，关心战友，组织纪律性强。在轮船上，他处处关心我，照顾我，敌机来袭时，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他首先想的是我和其他战友的安全，催促我们赶紧跳海逃生，而错失了逃生的良机。可以说，他是为了保护我而牺牲的……”原来，1949年9月，宁德籍十几位参加188团的新战士经过短短几天的军事训练后，接到上级命令，随部队开拔北上。他们在三都澳乘坐福安的“福康”号轮船启程，途经霞浦松山，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这一天，轮船驶经浙江省平阳县北湾澳海面时，突然遭遇三架国民党飞机巡迴扫射轰炸。那时，我军根本不具备防空能力，突遇敌机空袭，船上的解放军战士有的当即跃入海中，向对岸的沙滩游去，有的进入底舱隐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郑贻鼎不顾个人安危，大声招呼战友们赶快跳海，错失了逃生的最佳时机。这时，敌机上一梭罪恶的机枪子弹扫射下来，穿透了贻鼎的脑袋，他当场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了。在敌机扫射的间隙，还有一些识水性的战士跃出船舱，跳入海中死里逃生。不久，敌机投放炸弹，炸中了“福康”号，在熊熊的火光中，“福康”号轮船沉没海底。
  这批宁德籍的新战士，除了郑贻鼎牺牲外，还有一人受伤，他就是林永铭同志，也是贻鼎的宁中学友，漳湾半坑村人。他的臀部被弹片划破，流血不止。后经张福生、林赞钦两位战友营救，方才脱险。后送往63师医院治疗，伤癒后随部队北上，开拔至山东，再往北到辽宁驻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这支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林永铭同志后来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隆重的追悼会
  郑贻鼎牺牲的消息传到宁德，全城震惊。解放军188团留守部会同宁德县人民政府筹委会的领导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在宁中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部队和当地政府的代表，郑贻鼎的家属和亲朋好友，还有宁中的师生，几百号人挤满了宁中礼堂。追悼会由地下党负责人张任生主持，驻军188团政委致悼词，介绍了郑贻鼎的生平事迹和革命经历。号召广大人民沿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把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宁中校长苏方袖也讲了话，最后由烈士胞兄郑贻金致答谢词。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郑贻鼎烈士永垂不朽”的横幅，两旁摆放着花篮。口号声此起彼伏：“郑贻鼎同志的鲜血不会白流！”、“誓向蒋匪帮讨还血债！”、“一个郑贻鼎倒下了，千万个郑贻鼎站起来！”口号声响彻云天。
  追悼会结束后，全体参会者排成长队，上街游行。队伍前面是輓幛开路，輓幛后面是香亭和花篮。香亭里镶嵌着郑贻鼎烈士的遗像，遗像前供着香炉，香烟袅袅。游行队伍一路高唱祭歌，祭歌由张任生同志填词谱曲。歌词内容如下：“郑贻鼎，郑贻鼎，死了矣。你为人民倒在血泊中，你的血不会白流。千万人跟着你站出来。安息吧，安息吧！大凶手蒋匪会捉到。”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开往环城路126号郑贻鼎的家。到家后，马上设置灵堂。由林永良（林永铭烈士胞兄）代表治丧委员会焚香祭拜。
  不久，宁德县人民政府正式追认郑贻鼎同志为革命烈士。
  附：写作本文前，笔者走访了张福生、林赞钦、郑贻灏等先生，电话采访了林永良、郑汉星、彭强、郑汉华、郑汉辉诸位先生，得到他们的诸多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郑贻猷：1960年福安师范毕业，同年起先后在漳湾、虎贝、八都、城关中小学任教，先后担任县职业中学（八都）校长、宁德五中副校长，为中学高级教师。1998年退休，现住蕉城。
  我的伯父——王克权先生
  王克权字如衡，号伯通，是民国时期宁德著名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致力发展宁德教育事业，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创办学校，招收适龄青年上学就读，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教育。他教学严谨，教诲有方，教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成为社会上有用人才。
  王克权先生1899年农历五月二十日生于廉坑村，世代书香门第。父德璘，字步璘，号彬斋，清光绪丙申二十五年（1896）考中秀才，民国初，毕业于全闽法政大学堂。克权少时，由他父亲启蒙教读。稍长，进入城关莲峰高等学校学习，1919年毕业。1922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旋研究绘画，1927年秋，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回闽，在福州乌石山创办贫民学校，兼任校长。
  1928年2月22日（即民国十七年二月初二）陈安俤匪首率股匪攻入廉坑村，洗劫达两个多小时，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惨遭杀戮。
  王克权先生得知家乡匪祸灾情严重，马上奔走四方，着手联络在榕的社会名流贤达，如霍童人、曾任江西东乡县长的郑宗霖，周宁人、罗源县长魏锡滋，福州人、萨镇冰秘书陈文翰及福安县长等向省府鸣冤申诉，呼吁赈灾，深得省垣各界人士同情和支持。原福建省长、海军上将萨镇冰于同年四月由王克权先生陪同亲临廉坑视察灾情，随同萨老视察灾情的还有郑宗霖、魏锡滋以及宁德县长张邵焯、宁德海军陆战队营长周凯荣。萨老住宿三天，与灾民同吃同住。临行时，将从省财政厅、三都海关、宁德茶税、盐仓，以及县城富豪绅士商筹措的一万三百五十大洋委托郑宗霖、魏锡滋负责用于廉坑赈灾，同时指令张邵焯县长减免廉坑三年田赋。
  萨老深念廉坑灾民苦痛，于第二年五月视察廉坑村时，又带来了他向省内外募捐赈灾款八千大洋，委托随行的知交，宁邑绅士连适绅先生管理建房。在廉坑村山头岗建房三栋，各十二间，上下两层的大楼，可供三十户灾民居住。为了安全防务，有在北村的中间岗烟墩山顶上建一座三层楼，五星雪花形的碉堡，每层各个方面都放有枪眼，还在三层楼上面设有瞭望台。萨老还为碉堡题写了三个大字“守望堡”悬挂在大门横眉上。为了纪念萨老功迹永久，王克权先生特地为萨老绘画了十几张肖像，悬挂在新建楼房中堂，或挂在灾民居室中堂上。
  当时，宁德的基础教育正处于旧私塾转向新式教学的时期，师资十分缺乏，克权先生关心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毅然辞掉福州贫民学校校长职务，回宁德办学。1931年在宁德城关创办实验小学，后改名模范小学，1933年模范小学又改名蕉城中心小学（校址在文庙明伦堂），历次改校名，王克权先生都任校长职务。为了改革旧学校教学制度和内容，在新办学校时，他聘请了一批大学、大专、师范毕业生来担任教员，在教学内容方面，率先吸取了各地办学先进经验，增设了体育、劳动、美术和音乐等课程，同时在学校还开展了教育民主讨论制度，1938年宁德县教育科成立，他被选为首届常务干事。
  鉴于当时宁德县所毕业的小学生，有相当数量无从升入中学，1938年克权先生同邑人张璚城、蔡汝梅、龚幼翰等共同倡议筹办初级中学，经多方奔走，四处募捐，筹集办学基金，选聘教员，修建校舍，开始招生，定于1939年春正式开学，恰逢日寇飞机轰炸宁德城关，校舍被炸，第一批招收的学生不能在城关就读上课，被迫改在七都林厝祠堂开学。王克权先生任教其中，一年后初级中学迁回城关原莲峰书院的原址，他仍在其中任教，1942秋调任宁德教育局监学。他还大力提倡兴办国民夜校并在夜校兼课，1946年5月任宁德县初级中学（宁一中前身）校长（第四任）。
  抗战时期，为了配合抗战需求，学校要教育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王先生经常与教师们组织学生开展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活动。1938年，王先生还亲自在文庙泮池左右的照墙白灰壁上白描了八幅宋、明、清时代名将头像，一边是韩世忠，李纲，文天祥，史可法，一边是岳飞、郑成功、戚继光、俞大猷。以抗击外敌入侵和抗倭名相名将的事迹教育学生，激发学生抵御外敌的爱国热情。
  1946年，宁德县首届参议会成立，王克权先生被选为副参议长，1947年第二届参议会会议被选为参议长（廉坑人王和琪为秘书）。
  1949年4月，他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负责人是龚幼翰和张璚城），后又担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组织领导下，参加策反宁德县国民党上层人士投诚起义和和平解放宁德的活动，还筹运咸货肩挑送到洋中，支援地下党游击队。
  1954年3月，他蒙冤入狱，1960年4月卒于狱中。
  王克权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宁德县教育界人士多出其门下，他更兼擅长油画，所存画册邮集，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出，付之一炬。
  1984年12月13日，县人民法院宣布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公布。
  附：王和琪先生简况王和琪先生，字矩奕，号琴甫，1919年8月20日生于廉坑一个比较殷实家庭里。少年就读莲峰高等小学校，毕业于福州省立师范学院。毕业后，任南埕学校校长，县参议会秘书，秘密加入宁德县地下民盟组织，参加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组织领导的策反宁德县国民党上层人士投诚起义和和平解放宁德的活动。
  解放初期王和琪被错杀，1985年4月29日，县人民法院复审，改判无罪，中共宁德县委决定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由县法院发给抚恤金一千元，并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公布。
  作者简介：王中兰：1945年生于廉坑，1962年宁一中初中毕业，回乡务农。
  抗战中的家乡情事杂记 抗日战争时期宁德县县政府所在地的蕉城并非日本侵略军垂涎之地区，两国军队没有在闽东区域发生过重大战役。虽然地处沿海，相对说来却较平静。但随着日寇扩大战争规模，福建和闽东偏安一隅的形势急转直下。今将少年时亲历亲见的战时鸿爪和一些往事，分条目记叙如下。
  蕉城时局从平静到动荡
  1938年春夏以来，一向看作福建省门户的金门和厦门两岛相继沦陷，省会福州被其占领，连江、长乐等县亦遭敌人盘踞。三都澳东冲口有日本军舰停泊，三都大码头繁华港口受日寇飞机毁灭性轰炸，外大街夷为平地。于是战争的形势日见严峻。日寇飞机数度轰炸蕉城，往日人们认为战争距离家乡遥远的想法立马不切合实际，县民中家庭生活比较富裕者，开始认真考虑疏散和逃难，用当时的流行语表述叫“走反”。时局渐趋动荡，政府亦开始准备各种对策。
  敌机首炸蕉城
  1938年初夏，日本轰炸机数架，从福州义序机场飞临蕉城上空盘旋后俯冲投弹，城东下尾街山头弄五六座民房顷刻间火光冲天，焚毁殆尽。是年我才九岁，在家长的指导下躲进床板底下，听到敌机的呼啸怪声万分恐怖。
  由于福建军方损失制空权和制海权，敌舰敌机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从此县民一旦听到空袭警报，大多数都能寻找防空洞和掩体逃避轰炸和扫射。
  有的人家开始策划离城到农村避难。
  保甲长通知居民挖个人掩体
  第一次挨炸后，镇政府通过保甲组织向居民传达设法挖个人掩体。凡住屋有空地者可在家内挖，无空地者找附近山脚下挖掘。我家有空坪地一大块，邀请中表代为挖掘，我亦参与运土。经过一整天劳动，初具规模，但是否管用，值得存疑。幸有此一小型藏身处，家中诸人心中亦略感踏实。但后来数次还是提前到城外或乡村躲避。
  过连续动荡的生活
  1938年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失守，福建民众人心浮动，闽东亦不例外。蕉城居民选择离城的住户日见增多，各家自己顾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去城郊，有的去四都五都……甚至霍童洋中等地投亲靠友，近者早出晚归，远者三五天后未见动静，始才返城，总之各户举措，不一而足。
  舍下与大多数市民想法一致，形势紧张时离城日子多一些，认为时局稍平静时就返城。我家避炸去的地方不少，先后到过野猫葚、瓮窑、竹林院、涵内溪边棚屋，福安赛岐镇和米筛坪广福寺。在此寺避炸的有七八户人家，我当时认识就有游、姜、陈、林、蔡各家的同龄小朋友。我随学校内迁去过七都和霍童，时已是读初中阶段了。
  反战巨幅漫画
  1939年秋，有一漫画作者自画自制一幅布质材料的宣传画，张挂在闹市区东门兜电杆柱上，画题是：“今夜宿谁家？”画面是城内一座被日寇炸毁的平房，背景有延伸的火光，地面全是烧坏的柱子和瓦砾片。断垣边立着一位中年妇女，手抱婴儿，身边尚领着一个小男孩，地面有一滩血迹。小男孩面部呈惊啼状。这是当时蕉城见到的唯一反战渴求和平的一幅漫画。
  庆祝台儿庄大捷
  1938年仲春，国军与日本侵华师团鏖战于山东南边的台儿庄。我军取得一次巨大胜利，歼敌近万人。捷报传到蕉城后，县教育科通知城区各小学校立即组织学生游行队伍上街庆祝。我们每人手提统一制发的小纸质灯笼一个，沿学前街向南门街进发，经过筱场一个大宫庙后再沿原路折返。
  校园抗战歌声嘹亮
  抗战中期，国内爱国抗日歌曲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蕉城中心小学和私立毓秀小学的音乐教师，每周都授课一节，教小学生唱抗战歌曲。当年我印象深刻的歌词至今犹能记起的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劳军歌》等。
  记忆鲜活的歌词有：
  1、“秋风起，秋风凉，前方战士上战场！”
  2、“飞机还在不断地丢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
  3、“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性，咱们中国军民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啊！杀！”
  4、“抗战！抗战！日本跪下来投降！”
  5、“离开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流浪。逃亡，逃亡！”此外，还有“大哉中华，代出贤人，历经变乱，均能复兴，……”等鼓舞军民士气的歌曲。
  海路遭敌封锁 蕉城民生陷入困境
  敌人封锁三都澳港口后，外国进口煤油来源断绝。县城居民晚上照明发生困难。在三都岛上的外商亚细亚、德士古、美孚等洋行人员全部撤离。专用码头被废弃。没有了煤油，城里人夜间照明改用灯芯草植物油灯，农村更为困难，多用竹篾片点火代灯。我家“走反”寄居野猫葚一个月，夜间便是用东家农户提供的干竹篾片斜插在土墙上照明。
  抗战中后期，居民粮食供应不足，城内外底层贫困户多以番薯米（即干地瓜丝）充饥。上海有一商家运了一船布匹不能驶入闽江口，无法到达福州，改道停泊碗窑，只得将货物卸载低价抛售，蕉城不少商人为此发了财。
  城东出现大幅标语
  抗战接近后期的1943年1月中旬，时国府与美国、英国经过外交艰苦谈判后，分别在美京华盛顿和陪都重庆签订了中美、中英新条约，美英两国决定废除以往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消息虽稍迟至春末传到蕉城，但也引起轰动。约五月间人们在城东一座民房的砖墙上看见刷写了一幅大字标语，内容是：“平等新约的订立，是我国六年抗战的成就！”（宁德县党部制）人们欣喜地看到了百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大部分宣告废除。
  抗敌后援会的反战宣传
  宁德县在战时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到底做了什么有利的事情，当年我还是初中生，未谙世事，并不详尽。仅知他们曾发动民间注意在敌机轰炸时是否有歹人向天空照镜子反射，以便随时抓住奸细。当时称之为“汉奸”，其实此种监视行为多为“锄奸队”队员的职责。在秋天到来时后援会也动员民众捐输一些棉鞋、冬衣之类邮往北方前线供战士穿用。
  在抗战中期，县后援会还举办两次文艺晚会，向民众宣传战况。晚会会场设在北门城隍庙大戏台。一次是“活报剧”演出，另一次是抗战歌曲大合唱。主要观众仍以各校学生为主。
  日寇过境 蕉城浩劫
  1945年农历端午节期间，原驻扎在省会福州一带的日本侵略军奉命向浙江转移。这是一支有溃逃迹象的敌军。得知他们已到达罗源县时，蕉城民众万分紧张。经济实力较充裕的户家，纷纷向西北方向乡村逃难。日寇下午四时左右自白鹤岭下来，即向镜台山方向发射数发重炮，而其时城里大部分人已撤离，几成空城。日寇占领后家家破门而入，将能吃能用的洗劫一空，临走还在北门外三官堂放火烧毁民房多间。我家一行逃难七天后，欣闻穷寇已离境，乃从广福寺返回城内。见到有挑夫被日寇击毙在北门外水稻田中。有敌人带不走的辎重武器，德制马克星迫击炮丢弃路旁。城内居民家中存放的粮食，被破仓找出煮食，家养猪、鸡、鸭、鸽等尽被宰杀。衙前街状元里一带丢下大量鸽子躯壳和散落的羽毛，原来日寇只取用鸽子的胸脯肉及腿，其余都不要了，到处垃圾堆积臭不可闻。好端端一座城镇，数日之间变成人间地狱！八年离乱中此次是蕉城人民财物丧失最严重的一次。
  县民狂欢之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城欢腾。当时国民政府将9月3日受降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蕉城镇在9月1日就有人在东门兜搭建庆祝抗战胜利的大型彩牌坊，用青松翠柏装饰。牌坊周围绕有各色纸质彩带和红灯笼。县政府通知各主要街道商店自行设计彩门及安装彩灯，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欢乐的气氛。
  9月3日晚上，民众如流水般涌向大街观光庆祝，热烈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时我注意到大彩门有一副对联写得很有分量，令国民扬眉吐气！该联是：
  “四千余年史册重光未下楼船海岛降幡倭已竖；五十二国衣冠共会既崇坛坫金山盟约我先签。”
  在此次市民狂欢之夜，从东到西到处燃放着鞭炮，清脆响声不绝于耳！是夜水楻头一商店老板自掏现金四百元买来鞭炮燃放，吸引大量居民观看，传为佳话。
  各主要街道商店门前都张灯结彩，而花灯造型各异，盛况空前。
  抗战八年，我就读的蕉城中心小学和宁德县初级中学，按正常年份用九年时间即可完成学业。但因战时之故两次辍学，致这两个学习阶段用了十年半。1945年秋季宁中从霍童迁返蕉城，翌年我才继续初中学业直至1947年1月才结业。战争破坏了人们正常的和平生活，当时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