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中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又称基督新教）三大教派。本文专谈基督教在宁德城乡的传播。
  一
  基督教在宁德城乡的传播，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了。它缘起于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华传教布道之时，从而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但历史不是平面的，不是单线孤立的，它带有偶然性、必然性和多重性。本文在记述中，不妨在这一大背景下，从多个层面，尤其从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洽的过程，来加以观察和介绍。
  我们在讲述宁德地方史的时候，总喜欢提到：宁德地处国之东南，交通闭塞，民风朴素……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清两代实行海禁，宁德与外界联系的最便捷通道——舟楫之利，因朝廷实行的海禁政策，而彻底废弃。致使此间与外界的交流，物资的流通，只能在崎岖的山道上，靠步行和人力搬运来完成。正是由于交通的不便，经济、文化都要比中原地区落后许多。直至二十世纪初，宁德还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无能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除巨额赔款外，又答应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天朝上国”第一次向外国敞开国门。福州是条约认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宁德也纳入了它的影响范围。清同治四年（1865），基督教圣公会在福州召集会议，议定分片向全省传教布道。会后派出伦敦安立间教会传教士约翰牧师，偕国人黄求德先生，由陆路来到宁德，租用民房作为传道场所。初创之时，信徒甚少，百废待举。经一段时间经营努力，教会稍有发展，遂购得蕉城北门城墙内梁氏六扇厝一座，改建修缮后，作为信徒礼拜场所，定名萃贤堂（俗称北门堂）。在大门口堂名榜书下，有副醒目且书法精美的对联，上联是“天门久为初人闭”；下联为“义路今凭圣子通”。这就是基督教在宁德的第一个立足场点。
  萃贤堂继任牧师是闽南人陈信集。这位牧师多才多艺，简易的场所经他精心改造后，面目焕然一新，除将六间房打通，装修成可容纳200余人聚会的场所外，又在场外的空地，修筑假山鱼池，种植各种花草树木，扶疏掩映，别有韵味，为后来改扩建留下了充裕的拓展空间。
  萃贤堂自陈信集牧师以降，延至一九四九年，继任者有魏祈信、王洪恩、郑求恩、陈树恩、郑永庚、曾信光、杜文光等七位牧师，叶诚清女士、赵仕飞（盲人）先生等二位传道，以及英国圣公会先后派遣来到蕉城工作的嘉（清泽）师姑、陈师姑、卢师姑、金师姑、柯（爱棣）师姑、宝（快乐）师姑（在教会办的永生医院任护士长）等六位外籍传道。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教会得到一次大的发展机会，这时主持教会工作的杜文光牧师，深感旧有场所已难容下日益增加的信徒，急需扩建。遂由教会执事议定，将已使用半个多世纪的旧堂拆除扩建。此事通过信徒奉献捐资，福建教区赞助，由张仁山、张铁崖两弟兄主持，陈孟新弟兄施工，在原址上，一座可容纳近千人聚会的新堂，于一九四八年底动工，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竣工落成。
  一八九五年蕉城碧山街邑人李奋（昆昆）创立基督教自立会，集资在前林路建小教堂，至一九四二年该会停止活动，其资产归并萃贤堂（北门堂）管理使用，作为北门堂信徒礼拜日下午的聚会场所。
  蕉城南门学前路有一安息会福音堂，这个教派遵循星期六做礼拜，也就是遵守圣经所记载的“安息日”，故称安息会。系民国15年（1926年）传入蕉城，在小东门杨忠信客栈设点传教，初起只有六位信徒，且无固定聚会场所，先后租用溪流坑、溪井墘、碧山街等多处民房，因此教会发展备受牵制。民国35年（1946年）来了一位叫严求福的传道，热心圣工，经他努力，发动信徒集资，在学前路购得张德鸾私宅一座，经改建作为安息日礼拜场所，即今安息会改建前的福音堂。
  此外，蕉城还有一个叫做聚会处的教派。现在的聚会地点在蕉城南路后岗。这个教派是一个名叫倪柝声的传道创立的。他于一九四八年秋冬间，在福州鼓岭举办创会培训班，后来成为宁德蕉城聚会处传道的叶逢生先生就参加过这个创会培训。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倪扬声、黄英德、廖伯勋、廖登贤以及原永生医院院长阮琼珠等人牵头，在小东门黄英德诊所旁空地搭盖一座简易大厅，开始聚会崇拜。
  可以说基督教在宁德的各教派，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基本定格，至今仍无大的变化。至于沿海乡镇如城澳、碗窑，山区如洋中、石后、金峰等教会，都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了，但其所属教派仍固定如初。以城澳教会为例，其传道发端于一位洋中“西属牧区”名叫陈撒该的信徒，迁居城澳附近垦荒种地，劳动之余常向当地居民布道，逐渐有人归信基督，至1879年开始有人在牛溷村聚会崇拜，为此1883年支区副理陈信基牧师专程到城澳开堂礼拜，1898年“崇道堂”礼拜堂落成，延绵至今，信徒达1600余众。
  二
  从上文知道，基督教能在宁德（蕉城）逐渐传播，是得益于晚清的门户开放政策。但仅有这些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芸芸众生，视西人科技为雕虫小技，脑子里充满“天朝为大，唯我独尊”的排外思想。莘莘学子，关心的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皓首穷经，八股应试，金榜题名，耀祖荣宗。这样的人文环境，社会氛围，绝非陌生的舶来品的洋教，所能轻易插足的。然而令人敬佩的传道者们，不但具有理性，而且充满智慧，心灵深处带着将福音传遍天涯海角的使命感，他们知道唯有入乡随俗，融入当地文化，才能打开局面。因此在传教的同时，举办了女子识字班。在识字班里，不但教授圣经赞美诗歌，还学习中华传统书籍（如女孝经等），再兼授有实用价值的女红手艺、歌咏乐理等等，通过传经布道，传授技艺，潜移默化，联络感情，博得了社会的好感和信任，逐步扩大影响，终于拓开了局面。
  除了女子识字班，他们又在教堂里办主日学。让带孩子来做礼拜的母亲，将稚童送交主日学老师临时照顾。这里为孩子们设有游戏、舞蹈、歌咏等活动，既可让母亲安心地参加礼拜，又可使孩子做有益的游戏，真是一举两得。
  后来萃贤堂在主日学基础上，创办了蕉城的第一所幼稚（儿）园。
  通过这些活动，基督教也就在宁德立稳了脚根。
  基督教圣公会在女子识字班的基础上，又水到渠成地创办了宁德毓秀女子学校（1920年更名为私立毓秀小学）。清光绪24年（1898年），女子学校在蕉城西门外正式开学。这是一所完全秉持现代教育理念创办的，语算德体美音各科目齐备的学校。这所学校可说是蕉城现代教育的起步点。我们可以从它的校训：“百年树人”；校歌：“莘莘学子齐努力，君子宜自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日雕月琢，终于器成。毓秀桃李成荫后，广被万家春”，解读出充满现代气息的办学理念。可以毫不愧色地说，这所在蕉城教育史上，具有牵头羊作用的学校，为蕉城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基督教会曾为宁德社会培养出许多有用的人才。他们中有出生于宁德石后、蜚声民国政坛的石磊（1892～1951）先生，有医术精湛的阮琼珠医生、郑新鼎医生。石磊先生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他聪颖贤达，得到教会的全力栽培，留学美国，学成归国，投身政界，颇孚政声。
  阮琼珠（1893～1988）医生，医术精湛，是上个世纪中叶宁德妇孺皆知的人物。她出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山村——洋中布代都，幼年被收养作童养媳，幸得教会栽培，后赴英国学医，其求学资费，多来自教会垫付，工作后自薪资中偿还。学成荣归，任蕉城教会永生医院院长，服务梓里，誉满桑园。若无教会的帮助，尽管她聪明才智过人，其命运恐亦与众多山村女同胞无异，终老无闻。
  郑新鼎（1924～2010）医生，曽是蕉城一位声誉卓著的医生，1950年代任宁德县医院（现为宁德人民医院）副院长。其父郑永庚是一位深受萃贤堂信徒拥戴的牧师，后转赴香港传道。郑新鼎出身教会世家，大学甫毕业，即来到宁德永生医院服务，在宁德救死扶伤，不离不弃，终老一生。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宁德基督教会曾为蕉城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培养了许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有用人才。这些事迹应在蕉城地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
  1904年，一件在当时人眼里还是非常新鲜的事，在宁德发生了。一座标榜当时西方医术水准的医院——圣教妇幼医院（1942年更名为宁德永生医院），在蕉城西门外落成开业。从院名我们就会非常容易判定这家医院的主旨业务和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开展妇女儿童保健，推广新式接生。因为那时民间只有老式接生，那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接生婆，对消毒卫生多不在意，仅凭经验操作，生育风险极大。因此从推广新式接生入手，是极为明智的举措。办妇幼医院，这在教会传教的初期，至少被认为会获得以下的良性回报：第一，推广妇幼保健，推广新式接生，提高了母婴生存率，通过无数次的比对，证明新的医疗手段，确实优于老式接生。用现今的话来表述，就是让事实来说话。一个好的行动，胜过一打空洞的宣言。通过救死扶伤的爱心行动，提升了教会的信誉，起到非常正面的效应，赢得社会的理解、好感和尊重，无形中减少了传教的阻力；第二，通过医疗活动，通过接生，开展与患者、产家的互动，感化一部分人，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传道，皈依基督教，由此而不断扩大信徒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第三，医院的设立，需要招收许多工作人员，通过办医士护士培训班，培养出许多合格的医护人员，为社会输送了越来越多的医护人才。有一部分医护人员返回社会开业，扩大了医疗的社会覆盖面，实践了爱的誓言，确实为缺医少药年代的宁德，做了一件大好事。
  以宁德城关为例，1949年以前，在社会上执业的西医诊所，几乎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如：船头街游恩宠医生、黄英端助产士的仁济诊所；下尾街廖伯勋医生的广济诊所；余坷医生诊所；溪流坑口游芳荣医生诊所；碧山街李奋医生诊所；小东门倪扬声医生、黄英德助产士诊所；辕边井毕业于山东齐鲁医学院的吴志义医生之济宁诊所；状元里黄垂德医生诊所；街中头陈雪如医生诊所；叶承敬医生诊所，等等。虽然他们出自不同的医院或医学院，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这说明早期基督教办的医院，确实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的确是功不可没。
  四
  但是基督教在宁德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很大的波折，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虽然宁德基督教会牌子仍在，还是杜文光牧师在主持，但活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到了“文革”，活动全部停止。
  首先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运动，给宁德基督教会带来第一阵冲击波。当时，基督教被认定必须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割断一切联系。“帝国主义分子”这顶帽子实在太沉重，谁也不敢沾上这个危险的边，避之犹恐不及。
  有一句马克思说的，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话，更被经常引用，奉为圭臬，广为流传，致使宗教被边缘化，为社会所歧见。用一句现在流行语来形容，教会成了弱势群体中之最弱群体。虽然有政协《共同纲领》以及1954年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规定，但政策未予配合，鲜见牵制松动。因此，自开展“三自”运动后，教会基本上处于自我封闭，自我约束状态。维持正常活动尚且不易，发展更从何谈起。
  迨至六十年代“文革”甫兴，宗教又首当其冲，被当作“四旧”来扫除。萃贤堂（北门堂）、聚会处、安息会以及乡镇聚会点等堂产，均被无偿占用，教会活动全面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大体返还了北门堂、聚会处、安息会文革期间被无偿占用的一些教产。蕉城基督教得到胜过先前的发展。
  比较兴旺的堂点分布概况如下：1、城郊区：北门堂、坪塔点、琼堂点、灵坑点、郑岐点、高墘点、金涵点、兰田点、鸟屿点、漳湾点、上塘点、拱屿点、马山点、官护点、半山点、溪口点等16个；2、东区：七都堂、六都点、下汐堂、九都点、贵村点、霍童堂、上洋点等7个；3、西区：石后堂、竹洋点、芹后点、金峰点、蕉垅湾点、东山堂、天湖堂、梅鹤点、下洋点、虎贝点等10个；4、海区：飞鸾堂、碗窑堂、象溪堂、沙澳点、虾荡尾点、青山鱼排点、港口点、礁溪点等8个；5、聚会处属下有，培英堂、八都点、后山点、赤溪点、王坑点、后湾点、淡坪点等7个；6、安息会有南门福音堂、洋中梧洋堂等2个。
  目前，全蕉城区有基督教信徒14590人。
  回到本文开头的题目，使我想起《圣经·马太福音》中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名有所别，各有所属。只要运用得当，宗教将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之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是不打折扣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