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蕉城俚语存量很大，门类繁多，内容丰富，山海之间.各有特色。笔者生于本土、工作于本土，足迹遍及山村、海区以及少数民族集居地。在乡亲中听到并收集到很多本土俚语。退休了，闲来无事。试图把乡土俚语从口头语中脱胎出来，书写成册，加以解读。动笔之初以为容易，其实不然。原因在于本土口头语有音无字。
  文脉相沿的见证——宁德莲峰书院纪略 莲峰书院旧址，即现今宁德十中，是宁德蕉城一处颇为独特而为人称道的地方。但人们对它在宁德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从莲峰书院起步，到莲峰高等小学、宁德县立初级中学、宁德一中——这一脉相承的历史过程，却所知无多，不甚了了。本文就此话题，作些介绍，裨使这些史实，不因年代的推移而失落湮没。 莲峰书院的创办要上溯到十六世纪中叶。以今人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一所典型的旧式官办学堂。说它是旧式，是因为无论从学堂的管理，学制学科的设置，师资的招聘任用，学子的招收就读，授课的方式方法，经费的来源与管理，均与现代公立学校有极大的差异。尽管有这些不同，我们还是认定它是培养宁德近现代众多人才的摇篮，是宁德现代教育的发祥地，在宁德文化教育史上占有不容置疑的地位。 清乾隆年间，宁德蕉城大小“书馆”（书塾）星布城区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几乎所有大姓宗族都在祠堂内附设书馆，为本姓子弟服务，为培养族内科举人才不遗余力。但由于师资等各种因素制约，教育成效不著，能考中显著功名者寥寥无几，这就影响到地方主官的政绩考核。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任宁德知县的楚文暻决心要改变这一局面，在任内办成一所上规模的书院。遂领衔主事，召集热心地方教育的士绅齐襄盛举。万事开头难，书院的选址就颇费一番周折。其时城内住宅鳞次栉比，根本腾不出供建造书院的宽裕地盘，只能在城外择优选址。经再三勘察，大家的目光都落在城西和义门外压星池畔，因其远离城里喧嚣，是一处绝佳的读书场地，公认落脚此间最为合适。这压星池（又称西湖）大有来头，系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陈石堂先生所造，为蕉城胜地之一。据乾隆《宁德县志》记载，旧时堪舆家谓城西白鹤峰属火，照面三都瑞峰属木，火木相触，其势易燃，故凿池以镇之，名曰压星池。该池东西宽十二丈，应一年十二月，南北长二十四丈，应二十四节气，方圆七十二丈，应七十二候，池中有七星石、应斗宿，中架四孔石桥，并建亭其上。以石块垒砌池岸，周围植树莳花，天光云影，扶疏掩映，鸟语花香，静谧清幽，四时迥异，充满诗情画意，实别处之难求。遂议定书院在池之东侧布局。草创之初仅建中座一处，祀文昌帝君于其上，规模甚小。乾隆三十一年（1766），继任知县杨德仁认为其规模远不能满足地方教育的需求，继行筹资，于正座南隅增建了乐育堂与回廊及后座。书院坐东朝西，面朝莲（鹤）峰，背靠城墙的建筑布局逐步成型，渐成规模。一时学子趋之若骛。其在书馆星布的蕉城，显得鹤立不群。乐育堂上有山长魏敬中题写的匾额：“动静观心”；嘉庆知县盛本撰写的楹联：“白鹤峰高连斗壁，碧池浪暖化龙鱼。”精确地揭示了创办书院的初衷。 但一所书院的香烟赓继，历久不衰，不是仅有几座上规模的建筑物就能达成。归根结底要靠人来培植，说的浅白一点，就是要靠有名望的学者来营造。莲峰书院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千古不移的真谛。莲峰书院创办以降有掌院山长（校长）李基垙、阮芳潮、谢嘉修、左元炯、魏敬中、刘志抟、马兆麟、陈大奎、张步卿、吴炳修、黄书田、蔡如鉴、魏鸿勋等主事其间，正是靠着这批硕贤鸿儒呕心沥血的耕耘培植，才保持了莲峰书院的长盛不衰。 旧时书院虽云公办，其经费来源与现代教育有诸多差异。其时政府财力微薄，拨款十分有限。维持书院的开销，还要仰赖乡贤慷慨解囊，集资赞助。民国时期的宁德初级中学校歌有：“捐田兴学，义举是观。筚路蓝缕，肇创维艰”的记述，说明当时的教育经费，很大的一块要依赖赞助得以维持。而这些赞助多不以现金的形式出现，大部分是热心教育的乡贤大户，以捐田的方式来完成。这些捐出的田产，由书院在捐户中挑选有名望的人员，组成类似于现在的董事会，来妥善管理。每年经费收支和资产损益，均有详尽报告。更因年年都有新的捐助进项，使书院资产不断增值。这些田产还能躲避通货膨胀的侵害，经年细水长流，不缩水，不枯竭，不断炊，从而保证了书院事业的赓继不辍。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书院为官立莲峰高等小学堂。迨至民国元年（1912），再次更名为宁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校舍规模大体完备，延续使用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宁德县立初级中学成立，稍加整修，仅建池南北教室各三间，余无大的变动。进入校拱门，经传达室踏上校区甬道。甬道右（北）为大操场，有200米跑道、旗台、单杠、沙坑等，甬道左（南）有小空坪，放置双杠、横攀梯、浪桥等体育设施，以及立有建校沿革碑一面。甬道西尽头接上大回廊，回廊内侧仍保持压星池原貌不变，因有良好的排涝沟渠，故无涝溢之虞。池供西门农民养殖鲢、草等淡水鱼，年收获量在2000斤上下。全校建筑物沿回廊东、南、北三面布设。东侧为书院早期建筑，著名的乐育堂、奎星阁即在此间。一排老式建筑物分别为礼堂、教学楼、行政办公室、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礼堂两旁各有一间小教室。池北池南各并列教室三间。池西中部是图书室和乒乓球室，两旁为空坪。厕所设在西南角。西边与“乐天居”为邻。池中间仍是早年的那座石板桥。所有校舍均为一层砖木结构，并由回廊连成一片，同学们风雨无涉，依栏隔池相望，格外温馨。莲峰书院倩影隐现其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宁德一中经历大规模改建，压星池填作体育场，原体育场建起工字楼，充作学校行政办公之用。南北平房教室改建为二层砖混结构教室。七十年代，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改建，向西扩展，购“乐天居”纳入校园。至八十年代初，宁一中迁往蕉城南路新校址，宁十中迁入后，九十年代校舍重新规划，彻底改建。靠东侧沿蕉城北路的校舍拆建后，划出一大块地盘供开发商建“帝源大厦”。至此，莲峰书院影子荡然无存。许多这样的遗址，我们地方能够拿出的仅有的几张“文化名片”，却在我们这几代人的手上不经意地弄丢了，这成为我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遗憾！ 但莲峰书院饱含人文底蕴的名字，仍铭刻在后人的心中，虽历经桑海，还闪耀着历史的辉光。诸多同时代的“书馆伙伴”，在历史长河的飘移中，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惟独莲峰书院播下的教育种子，却在宁川大地上，长成了参天大树，正绽开美丽的花朵，结出累累的果实。
  作者简介： 姜祥骅，1936年1月出生，曾就读福州格致中学，1951年华东税务学校（在苏州）毕业，先后在福鼎县税务局，手工管理局、宁德市（县级）电影发行上映公司工作，1996年退休。现住蕉城。
  师资阵容鼎盛时期的宁德中学 1948年春，正值中原逐鹿方兴未艾之际，宁德县中迎来了一次师资阵容大焕彩的机遇。先一年古田籍朱功世校长离职，政府委派本县籍黄式昭（女）暂代。未及一年时间，新校长苏方袖即莅主政。他的履新给县中带来了一个教师阵容全新的面貌。由他敦聘的一批年轻有为、学识充盈的教员，均刚毕业于各高等学府，其中有毕业于广东暨南大学的，更是此前未曾有过的。 县中自1940年创建以来，聘任的教师大多数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中专程度及自学成材的占很大一部分，因而教学质量未臻理想维度。县中历届毕业生中，能考入福州名校者寥若晨星。记忆中仅有校友马振利一人考入省一中（高中），而大多数都进入省立三都中学高中部就读。新到任的教师计有陈向琨、蔡泽扬、蔡作麟、黄奇逢、姚莜昭（女）、黄莲如（女）、吴品荣、陈鸿勋、王鸿寿、蔡祖艺、黄昆玉（女）、蔡祖襄（多数为蕉城镇本籍人）。他们承担了国语、史地、公民、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和化学等各科课程。此外还聘请了两位北平籍教师，他们是一对夫妇，男的姓廖，教物理，女的叫郭令娴，教英语，两位国语及英语口语特佳，为学生们此前所未曾与闻。音乐课有廖登廷担纲。此外担任职员的有陈向祥（系先四兄黄建琰级友）、蔡泽香、左夷珊、林士瑜、陈敬民。童子军教官陈序樟由福州新来的陈震取代。 新来教师都很注重个人形象，男性教师以着中山装为主，女性教师尤在意打扮整容，多着旗袍，仪表端庄，为良好学风树立了表率。 原先留下的中老年教师如林开琮，仍授文史课，王克权授美术课，韩庭骏、陈腾鸾、蔡作柯分教各年段体育。陈腾鸾毕业于三都中学，擅长打篮球。在黄式昭暂代校长期间，曾聘郑诚教过一学期国文，聘三中毕业的彭强授化学课。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新教师授课方法新颕，两者相辅相成，深得学生好评。应该说这一学年是宁中教学相长，师生面貌超越以往的全盛时期。
  作者简介： 黄建琛：1929年出生蕉城，曾就读省立三都中学，1955年厦门大学毕业，先后在国家商业部、青海省外贸局、厦门大学工作，任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系主任、教授，1993年退休。现住厦大。
  蕉城诗会之点滴追忆 宁德诗会，由来已久。参与者，多为“天命”“耳顺”之年之诗者。他们每年轮流做庄，周而复始。我有幸，在少年时随祖父（立其背后），见过两次，情节如下： 我祖父蔡祖舜（字琴舟），年年参与。多在秋季。诗会址在孔庙大堂。并见他当过“庄头”一次。操作如下：公晨起，沐手，点三支细檀香于廉访第大厅之天井前，插香于香炉中。之后，信手翻开辞海的某一页记下一字。连翻十页，记下十字。然后将其配对为五组。分搭成冠、首、中、尾、细。 喊来助手，刻印三十多份，分订成单，分发于各诗友，约于十日后收诗。诗友接收，即开始构思，拟诗稿，至定形后写成诗句，交稿，或亲自投于设好的诗箱，直至截止日。庄主打开“诗箱”，整理出所有诗纸（不记名），刻印并装订成册。分发与各诗友。 历经十日左右，写诗者聚于孔庙大殿，归座于已摆好之椭圆形桌凳上。每人掏钱购得一枚珲子。分：状（元）、榜（眼）、探（花）、殿（下）及“坐”（吧）。就绪后，鸣炮，开始唱诗。从低到高（从“兵”到“元”），各人轮唱一首。被唱中之诗作者，到唱者处领取一枚珲子。直轮唱到“元”时，诗会进入高潮，个个兴奋不已，此时鸣炮。被唱中者，非常得意，点头道谢取珲。不少人与点为元者共吟唱之，直至结束。各人整理所得珲子，换回银票，赢、输各自清楚。南门之林圭甫先生为诗坛之佼佼者。
  诗会结束，摆诗宴，宴毕，互相拱手道别。鳏居多年之我祖，返回后余兴未尽，仍微诵不止。
  宁德早期体育场地探踪 近代以来，随着新学的兴起，西式教育逐渐传入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西方的体育运动。这些舶来的体育运动，需要有宽敞的场地，民间称之为操场。凡此时新办的学校内，都设有一个大操场，充作学校集会及进行体育活动的场所。但校内的操场面积都较小，只能够容纳本校的学生活动，无法供举办全城性的体育竞赛。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各地修建较大型的体育场地就应运而生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蕉城亦随时代大流，将两处较大的场地，即南教场和北教场，辟为体育活动用地。南教场正名叫公共体育场，俗称教场坪。北教场又名北体育场，民间又称之为“大纛衙门”。但这两个被冠名为体育场者，其实非常简陋，名实不符，不过在惜地如金的当时人眼里，能提供这么大的两块空坪作为体育用地，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 南教场位于蕉城南门战场溪边，由浅海滩涂围垒而成。直到一九六五年东湖塘围垦之前，仍濒临海域，每天有两次潮水涨落，八月大潮海水还漫过围垒，淹没大半个场地。据说它是明清两朝练兵及行刑的地方。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说它是体育场还真不够格。这里没有田径比赛的跑道，没有球场，没有几件象样的体育设施，仅是一块较平整的空地坪而已。通常南门一带的农渔民，利用它作为编织渔网、绳索和晾晒渔网具的场地。只有每年春秋季，学校在这里举办童子军宿营活动或全县学生运动会时，才会出现另一番景象。这时场地上会冒出几十顶学生自行搭架的布帐篷，场边也会出现一排用石块垒成的炊灶。几天的宿营活动，安排有体操表演赛，叠罗汉表演赛，还有“伤病员”急救演习，烹饪表演，偷营攻防演练等等。而当举行全城学校运动会时，又会出现另一番热闹景象。草地上就会整出四百米的土跑道，用石灰划出跑道线，并按比赛要求挖出沙坑，等等。只有这时候，平时空寂的场地，才会出现熙攘的人潮，卖各种小食品的小贩趁机各踞要津，安营扎寨，吆喝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欢庆的气息。 南教场还有一桩佳话值得记述。抗日战争后期，与教场坪比邻的战场溪边（大约现今蕉三小的位置），矗立起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高约十米，有三层石基座，四周围以石栏杆、东西南北有石台阶登到碑身旁。碑东侧立有石刻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跪像。碑立之初，唁者踊跃，甚至有人举家前往瞻仰。观者无不对为国家兴亡、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们，表达无限的敬意；对民族败类表示极大的愤慨、鄙视和谴责。 每年漫长的夏季，又逢暑假，南教场边上的天然海水泳场就成为蕉城青少年的好去处，成为他们游泳的首选场地。但这个游泳场每个月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可利用，因为农历只有每月的月初月中这两段时间，是午间前后涨潮，方可供游泳，所以在这时段来游泳的青少年真不少。海水浮力大，更易学会游泳，所以此处海水泳场倍受孩子们青睐。有善泳者可一口气游到千米外的彼岸——海关埠。尽管海水有这么多优势，但由于泳场没有安全防患设施，溺水事故时有发生。海水对泳者更有益肤好处，其唯一的缺憾是每次泳罢，会在身上留下一层薄薄的盐霜，这时候就要到战场溪用淡水冲洗。但南门外的孩子特别刁钻，总喜欢拣城里的孩子来欺负，不是把放在岸边的衣裤拿走，就是故意寻衅滋事，搅得城里孩子不胜其烦，由此而萌发不少斗殴事件。今天我在你的地盘认输，明儿你来到城里，就有你的事了。由此循环不息，纠缠不休，成为那时因游泳而派生的，长时间无法了结的恼人“副产品”。 前面说了，教场边游泳场至多只能提供半个月的服务，而剩下的半个月就要寻找替代的场地。蕉城不乏这方面的场地，可容纳几十人的，就有：南漈潭、南漈溪的四罗潭、金溪馒头墩潭（此处多事故，许多人忌讳，不敢轻易涉足，有些人更避之犹恐不及）、大桥头、涵内竹林院龙潭等等。这些去处虽然没有现代游泳场馆那么派头，但是已足够孩子们戏耍。一个夏季下来，人晒得黑油油，但脸上总挂满童真的快意。 现在说说北体育场。它座落在培英路，俗称“大纛衙门”，是明清两朝游击（武备）衙门办公地点。因年久失修，迨至民国，建筑物倾圮，围墙内留下一块一个半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抗日战争期间，辟作篮球比赛场，成为市民经常光顾的地方。许多小型抗日集会，也多择在此处举行。而这里能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关键，还是每周有多次的篮球比赛。所以有些市民，一有空闲都要来这里走一走，看看有什么新的篮球赛事。经常在这里玩球的，有“白衣盗”、“乳虎”等几个本地球队，而驻军的球队也不时加盟竞赛。虽然这些球队技艺平平，但在缺少娱乐的那个年代，总能吸引一些“粉丝”，到场观摩捧场。 光阴荏苒，不觉间年轮已转到一九六五年。这一年蕉城东湖塘围垦合垅。原来的南教场顿时失去海水的依托，成为一块纯粹的内陆场坪。这一剧变也给南教场带来机遇，获得施展“拳脚”的机会。就在这一年，以政府划拨的形式，使它的地盘拓展了六十多亩，成为货真价实的达标体育场。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里再次经历脱胎换骨的变迁，体育场被易手给开发商，辟成商业步行街。体育场又一次易地迁往东湖塘开阔地带，建成设施完善的名符其实的大型体育场。至此，原南教场己成“旧时王谢”，所谓“旧巢无觅处，新筑已全非”矣。 而北教场则更早一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充作宁德看守所的建筑用地。其悠悠的历史痕迹，作为体育场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倩影，早已从蕉城人的心中淡出，如今已彻底被遗忘了！ 蕉城诗坛的双子星座 □ 关引光 故乡的诗坛曾经出现过一对兄弟诗人，他们的诗作虽不多，但内容丰富，诗情宛转，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经历。 他们就是只比我年长数岁的堂舅彭强和彭坚。解放前夕，我和这两位舅舅有过数年的亲密相处，以后就各奔前程。 他们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正当他们家族，当年蕉城著名的彭氏“万兴商号”破产之际，四房兄弟在蕉城竹兜街拥有的并排四座豪华住宅，卖的卖，典的典，扫地出门了。万般无奈之下，父母领着他们到了外祖家，也是蕉城显赫有名的商号“黄砚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跟着父母搬回原来的部分房子。在这里兄弟俩一直住到1949年宁德解放，一同参加解放军。 哥哥彭致修，解放前改名彭强，字不弱；弟弟致铮，参军时改名彭坚，因此常让蕉城诗友误以为致铮是兄，致修是弟。他们的外祖父黄荀如既是一位富商，也是宁德文坛的知名人士；亲舅黄家祥烈士在上海求学时，秘密参加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英勇牺牲在晋察冀抗日前线上；姨母黄式昭是宁德初中唯一的女校长；表姐妹黄昆玉和黄鸣玉都是宁德中学的老师。然而他们既生活在富裕的外祖家，又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这也是致修为什么要改名彭强字不弱的原因；同时由于外祖家书香门第的文化熏陶，加上兄弟两人天资颖悟，他们都努力向学，希望将来学业有成，重振家声。彭强性格外向，中文、英语、数理各门都成绩优秀，还喜爱绘画、音乐和戏剧表演。他曾经自豪地告诉我，高中毕业时正值宁德初中要招聘一名教师，报名的数人均是大学生，唯独他是高中生，但录取的竟是他！他教的是理科，但也能替英语教师代课。他是宁德初中第一届学生，同学中有左夷山、陈孝让、钱益祺、黄昆玉、吴惠光等人。最令他们兄弟难以忘怀和感激的是，能到当年宁德一代名师黄以褒先生门下求学，“1947年我们兄弟失学失业，因到黄师帐下，请求旁听。黄师深知我们家境贫寒，答应所求。其间我们没有送去任何礼物、礼金，甚感惭愧。黄师反而慰藉有加，鼓励上进。我们常陪黄师之次文郎澍友睡于馆舍，经常留在黄师处就餐。随时聆听黄师讲述宁德地理、人文、诗作……记得我们刚学写诗，曾留几行记述当年： 萧斋风动沙沙叶，疑是吾师晚课回。
  小巷更深曈曈影，低吟断续伴师归。” 正是在以师（蕉城知识界都这样称呼黄师）的教导和关怀下，兄弟两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底，掌握了旧体诗的写作技巧。性格外向的彭强假日里常在家中和同学好友吟诗作画，抨击腐败的国民政府。他曾秘密参加地下党，为此在1947或1948年被反动政府逮捕，后经各方营救，获得释放。和哥哥的性格不同，致铮自小喜爱读书，他大概只读到初中。他告诉我，他的古文修养还得益于母亲的教导，“读过的书叠起来足有竖起的扁担那么高！”这时他还在外祖家，搬到竹兜街旧宅后，他独自在房间里背古文，读唐诗，宋词。我从这两位舅舅那里知道，除李白、杜甫外，还有晚唐李杜。他们常读周密编的《绝妙好词》，这也使我知道了除了国语课中读到的岳飞的《满江红》外，更有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和李后主的词。有趣的是，当年抗战胜利不久，在进他们家之前须经过一道大门，大门上的楹联正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们搬回后，我家所在的南门兜下路下较场边离他们家近了，有时日暮时我陪他们到海边战场溪和战桥头大榕树周围散步，欣赏涨潮时驶进驶出的渔舟和民船，还有那成群飞旋的白鹭。美丽的景色激发了彭强的灵感，使他写下了《宁德战桥黄昏》一律： 黄昏倚战桥，桥下水连潮。
  村笛牧归近，渔歌橹动遥。
  樵苏色紫裹，鸥鹭彩云绕。
   万盏星灯闪，江城一叶蕉。 彭坚不参加他哥哥和朋友们的笑谈，只埋头读书，有时也带我到城里城外的大厝门前，记住它们的匾额，如“父子登科”，“拔贡”之类，也会背一些楹联，犹记得小东门内靠护城河有一座明代的建筑，楹联只有简单的八个字：“春王正月，天子万年”，他会给我解释何谓“春王正月”以及到了民国了，怎么还有“天子万年”的联子。而我家大门上有我的曾祖父写的“紫气东来”四个擘窠大字，他只比我大四岁，就能认为是写的很好的颜体。总之同两位舅舅相处的短短几年中，我从他们那里受到了诗词古文的良好影响，更为有幸的是他们向家母建议，让我也到以师塾中学习古文。1949年，宁德解放，兄弟俩立即参加了解放军，彭强有诗记这次参加革命的经过并在随军由海路北上时遇到蒋军飞机的轰炸，一起参军的初中同学郑贻鼎即在轰炸中牺牲： 《弟兄一同从军伍》 弟兄携手别东闽，岸柳依依故土情。
  岂料惊波昏浙海，恨难鸦阵绕萱庭。
  横刀勒马轻生死，走笔吟诗判伪真。
  未遂初衷鬓已白，梦乡遥听海涛声。 岁月流逝，四十多年后，我才从和他们一起参军，并作为志愿军入朝抗美，最后以团级干部转业，离休后在河北邢台军队干休所安度晚年的黄兆禧同学（宁德八都人）那里得到了彭强的讯息，他在接到我的第一封信后，立即回信并附一诗： 济南来信喜如狂，交慰还余两鬓霜。
  四十年来多少事，剖胸难罄此沧桑。 我不清楚他是哪一年转业，他在寄给我的几十首诗作后自署“处级离休干部，原三野二纵军中学者，镇江丹徒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新中教6级”。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道路肯定是坎坷曲折的。彭坚则于1956年由部队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大学中文系。以他扎实的古文基础，再加上名校复旦四年的学习，他在安徽大学本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但因对上一世纪60年代前后的全国大饥荒（安徽尤其严重）的原因发表了见解，而被下放到工厂劳动，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了教职。以后还参加了安徽省志的编写。如果说在学术修养上哥哥是个通才（他在教师进修学校教的不是文科，而是化学），那么弟弟则对祖国故有的学术文化造诣极深。这从兄弟俩为宁德文史资料第九辑《南漈山》合写的《南漈佳胜之管见》，（主要由彭坚执笔）则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在诗作创作上，彭强的旧体诗可以说是直抒胸臆，极富神采和气韵，如： 《莲峰书院怀旧》 湖光入境柳如眉，入目峰峦惊昔时。
  梁上已非前度燕，壁间犹有旧题诗。
  故交星散寒星渺，学海沉沦破镜知。
  剩得儿时耕读忆，青灯风雨夜迟迟。
  再如：《宁德颂·祝家乡县晋市》 嘹亮唳歌绕岭梅，荔丹蕉绿竞芳菲。
  金鳌湖面山如画，白鹤峰前海一杯。
   港口夕阳寻旧燕，天涯寸草报春晖。
  九皋底事鸣如许，为颂亲人解甲归。
  彭坚的诗作则意蕴深刻，富有历史哲理之感： 《南漈佳胜》 我深深地爱着她，这故乡的圣地。
  五十年来入梦频，漈光潭影最关情。
  文公月窟崇斯土，廉吏蕉城拯万民。
  主簿咏歌多关爱，戚公戎马几登临。
  江山又遇新时势，百废当从此日兴。
  《西河·巢湖游记》 太平世，兴亡成败谁记？盈盈碧浪漾繁华，东风沉醉。拍隄涛韵诉沧桑，纷纷人力天意。
  禹王功，桀流弃，石梁顶口难庇！王乔避祸托求仙，湖山蓊郁。范增留侯帝王师，是非都付流水。
  鲉舻千里争神器，但曹瞒，偏叹“无恃”。依旧空蒙苍翠，彩舟破浪越虹桥，回首焦屿仙居，斜阳里。
  又如他的古体长诗《洞天行·少年游梦留影》极似李白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限于篇幅不再引。
  1990年，家母逝世五周年，两位舅舅分别寄来他们缅怀自己大姐的悼词： 《贤姊颂》 时维六月，序属三庚，朱明布令兮赤帝司权，天雨雪霜兮大雪纷飞，望韩潮苏海兮叹邹窦同冤，共遭迁逐兮何异铁窗，念天空壮阔兮感瀚海之扬埃，贤姊之至兮其容也哀，哭唯张口全无泪兮泪水已干。呜呼哀哉，聂政非无贤姊，屈平亦有女嬃！心香一瓣，泪酒一杯。魂兮魂兮，来格来尝。弟弟不弱彭强 《贤姊赋》 怀念先姊彭致珠 鹤岭巍巍兮金溪清，有彭氏兮德芳馨。抚孤遗兮奉高堂，教学子兮更莘莘。束脩微兮身劬劳，寒家刀尺兮伴书声。木屋漏兮风雨骤，兵燹延兮闽海腥。幼女殇兮麟儿弱，历沧桑兮阅艰辛。五十载兮沥心血，山河恸兮有则。凤在笯兮鸡翔舞。鸱鸮妒兮斯民厄。否有极兮泰有期，海为颂兮天变色。吾姊兮教有方，有后继兮立巨乡。洙泗畔兮弦歌地，先人德兮厥后昌。颂吾姊兮遗仪范，恩泽绵绵兮日月光。泰山高兮象其型，子孙勉力兮乐址其旁，姊之魂兮返东闽，鸾鹤故里兮有故人；姊之魂兮返东阿，子孙业兮正无涯。可安息兮固何求，奉献毕生兮其乐无穷。
  致铮彭坚一九九零年七月 1998年端午节，年过古稀的彭强舅由镇江赴合肥探视久别的弟弟，同胞相聚，共叙天伦之乐，并一起赋诗四首赐我，今恭录二首寄呈故乡诸吟丈一阅： 泉城京口万重山，风送飞花换笑颜。
  为祝亲人多纳福，一封珍重报平安。
  三闾千古又端阳，芦粽龙舟忆故乡。
   竞渡健儿齐呐喊，寒家犹溢糯糰香。
  诗中对故乡和至亲的怀念，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1999年4月，我偕内子到镇江和合肥拜望两位对我的求学和业余爱好都有深刻的影响的舅舅。行前不久，不弱舅舅托人带给我一把摺扇。我又把此扇带到镇江，请他画画留念。他在扇面上画了一幅牡丹；到了合肥我请彭坚舅舅在扇的另一面题诗，使这把珍贵的扇子更具诗画双璧的纪念意义。彭坚舅才思敏捷，不减当年，沉吟片刻，便在纸上挥毫写下五律一章，嘱我另请书法家题写，诗云： 春花摇不落，临楮结因缘。
   艳丽秾桃异，清香冶芍鲜。
  吴工针难写，越女浣未妍。
  更有情千斛，徐徐述昔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1949年我和两位舅舅相别，暌隔五十年后，有过短暂的十天相聚。而今彭坚已作古多年，彭强得了老年健忘症，不再写诗了。我深信，他们的作品在故乡繁荣的诗坛上，会像双子星座一样闪闪发光！ 作者简介： 关引光，1948—49年在三都中学高中学习，50年—51年在福州英华中学高中学习，51年3月—10月在福建省卫生厅工作，52年2月—9月在三都福安联合中学高中学习，52年9月—55年9月在上海俄专（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55年9月—57年9月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助教，57年9月—91年山东大学助教至教授退休。
  建国前夕北方传入的舞步歌声 建国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某部，以及南下服务团，先后南下福建，1949年8月15日，宁德县（今蕉城区）解放，成立新政权。宁德依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勤劳纯朴的民情习俗，给他们留下特殊的情感。而他们带来的产于北方的秧歌、腰鼓以及北方民歌，也给宁德人增添欢乐和热闹。但是，60多年前的这些活动，对我们同龄层的二代、三代，或许感到陌生，或许认为是“古老的传说”了。现凭记忆，纪录实况，留作资料吧。
   一 据《辞海》资料：秧歌是“汉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起源于农业劳动。因流传地区不同，有陕北秧歌、东北秧歌、河北秧歌，山东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等，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1942年以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蓬勃的群众性‘新秧歌运动’，创造出具有革命内容，形式朴实健康的新秧歌，被群众称为‘翻身秧歌’。有的地区将高跷、旱船、竹马灯、花鼓等歌舞形式统称‘秧歌’”。可见，秧歌盛行于北方地区，传入宁德，实属珍贵。 秧歌队伍，人数可多可少。表演者腰扎绸带，左右手各执绸带的一端。扭起时，两手绸带左右摆动，头部也左摇右摆。脚步随着乐曲旋律“三进一退”，逐步前进。伴奏的曲调是：索拉索拉|多拉多|索多拉索|咪来咪|……。有一位北方干部教我们扭秧歌时，口上唱的伴奏音调，像是报数字：五六五六|一六一|五一六五|三二三|……。逗得大家笑弯了腰。
  后来知道，这批来自陕、甘、晋、鲁、豫等地的军人，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尤其农村文盲约达70-80%。少数能说会唱的，根据古老的“宫、商、角、徵、羽”等音符来规定韵律。“1、2、3、4、5、6、7”是舶来品，接触这洋玩艺儿的人较少。但多数人都明白“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什么意思。为了让文化水平低的人能迅速学会音符定律，把“多、来、咪、发、索、拉、西”改变为“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唱。所以，在陕北和晋鲁等地的农村，就把扭秧歌曲调，由5656|i6i|变成数字五六五六|二六一|唱起来。 当时，解放军秧歌队，人人身着军装，舞姿整齐豪迈，首次出现宁德街头，引起当地群众的好奇，有人就用本地话，学着秧歌曲调，随口唱出：“仔呀仔呀孙呀孙，满街都是解放军，我爹叫我去买烟，烟仔买来快些转，快些转……”却也增添欢乐气氛。 据记忆：宁德人最早在大街上表演的秧歌队，是1950年秋冬之际，由蕉小教师陈文翠组织城关五所小学青年男女教师，在城关各街扭了几个小时。
  二 又据《辞海》：腰鼓是“击乐器。古今形式不同。……今之腰鼓，框用木制，长形，两端小而腰较粗，双面蒙皮，用于民间腰鼓舞，奏时用绸带系鼓，缚在舞者腰间，双手各执鼓槌，交替击奏，并伴有舞蹈动作。初盛行于陕北革命根据地，建国后，流行全国”，也流行到宁德。 宁德县的正规腰鼓队，在公众面前表演，大概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是土改文工队组建的，由20多名青年男女组成。女的穿红绸衣，男的着镶蓝边的白色服装，腰系一条宽尺余，长约三米的大红带子。男的还学习北方腰鼓那样，用羊肚白毛巾，扎成帽状，戴在头上。随着鼓点发出咚咚哒哒哒、咚咚哒哒哒的旋律（哒哒哒是鼓槌敲击鼓边的声音）。从文化馆出发，经县政府，过一中，从北门转到县委会，绕东门兜转一圈返回原地。 当时的打腰鼓活动，在宁德人眼里是个新鲜事，难免产生种种联想。因为怀孕的妇女，腰部会逐渐鼓起来，而鼓起的肚子呈圆形，很像皮鼓，两者的情况联系到打腰鼓。所以就有人戏称怀孕七八个月的女人叫“打腰鼓”。如：某女人怀孕了，熟悉的人就对她的丈夫高喊：喂，你老婆打腰鼓了，恭喜恭喜！ 自从县城有了电视机，人们从电视屏幕看到全国各地的打腰鼓节目，对照起来，感到宁德人打腰鼓，节奏没有北方的强烈，动作也没有北方的活泼。例如，安塞腰鼓表演起来，真叫人精神为之一振。表演者身缚腰鼓（有的表演者全身缚着好几个腰鼓），两手挥动鼓槌，上下左右前后，甚至胯下，都能打得鼓声咚咚哒哒。还能双肩耸动，头部摇摆。有时双腿劈开，腾空跃起，鼓声不停，咚哒震耳。表演结束，喘着粗气，满脸汗珠。这就是安塞腰鼓的风格，宁德人半点也学不到。
  三 关于民歌，《辞海》的释文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集体的加工……。中国民歌的曲调丰富多彩，有优美抒情的山歌，节奏强烈的劳动号子，流利畅达的小调等。”这段析文没有标明中国民歌的产地和类别，笼统的称“中国民歌”。 现据《抗战歌曲选》（音乐出版社，1958年6月）、《革命歌曲大家唱》（音乐出版社，1964年9月）两本音乐专辑，凡属于民歌的歌曲名称，标注有产地和类别。如陕北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陕北民歌《绣金匾》、陕北道情《翻身道情》、陕北黄羊调《拥军腰鼓》以及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等。当时有个不成文的制度，开大会之前，有个“拉歌”活动，即由某单位集体唱一首歌，唱完后，就把矛头指向另一个单位，集体大声高喊：某某单位来一个！拉歌活动能活跃会场气氛，振奋与会者情绪（“拉歌”也是当时由北方传入的一种歌咏活动）。建国初期的拉歌，多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等歌曲，后来也有歌唱陕北民歌、山西民歌。像我们同龄层都会唱，但唱不出北方韵味和表达方式。 宁德县最初组织的民歌演唱会，是1955年以后，由县文化馆陈继佑同志筹备举办的，地点好像在金涵，参加比赛的有苗、畲、彝等七八个队，参赛的歌手们身穿本民族最鲜艳的服饰。这些南方民歌，使身穿单调的北方干部和当地人看后顿感耳目一新。 近年来，央视经常出现的山西歌手阿宝、陕西歌手王二妮两位北方男女歌手，唱出高亢激昂的北方民歌，给宁德人极大的启发。今年3月底的一天下午，央视“星光大道”节目，王二妮演唱陕北民歌《东方红》。当节目主持人毕福剑问到《东方红》的唱法时，王二妮说自己学的是山西唱法，还有河东唱法、河西唱法时，毕福剑发出“一首民歌有这么多种地方唱法，今后我再也不敢唱了（大意）”的感叹。宁德人唱不好北方民歌，这与南北地域迥异，音腔差别有关。还有专业与业余的不同。 希望老年朋友，尤其是北方南下的老年朋友，将建国前夕的记忆感受，也写出来，让后代人知道这段历史轶事。
  （本文承蒙袁震先生修改补充。袁先生山东菏泽人，是南下服务团成员，建国后宁德县文化馆首任馆长。） 陆游笔下宁德的风土人情 陆游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二月间受命自绍兴取道浙南的永嘉（今温州市）、瑞安、平阳诸县进人闽东，赴任宁德县主簿。次年调官福州决曹；不久又离闽北归。他在宁德任职不过一年左右。宁德虽属寻常的“中县”，但它作为陆游的政治仕宦生涯的第一驿站，使这位大诗人对这里充满一种特殊的感情，而且老而弥深。故此前后写了若干篇诗文。宋代的宁德是何等光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感性的或者说具体的材料，所以陆游的这些作品，文学的意义或许倒在其次，它在历史认识方面的价值，则尤为珍贵，不容忽视。
   — 陆游在宁德笔墨所著，传世无多，今尚可考者，不过六七篇而已。其中三首诗、一阕词、一篇文，都或多或少能够反映当时宁德自然、人文面貌的一些特点，今略予引录简释。
  陆氏于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一日作有《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收在《渭南文集》卷十七，全文如下： 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啬，衣帛而祭先蚕，饮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犹以为未，则凡日用起居所赖者皆祭，祭门、祭灶、祭中溜之类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节内外，其有功于人最大，顾以非古黜其祭，岂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谨。守令谒见，其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则其礼顾不重欤！ 宁德为邑，带山负海。双岩、白鹤之岭，其高摩天，其险立壁，负者股栗，乘者心掉。飞鸾、关（《宁德县志》引文作“官”）井之水，涛澜汹涌，蛟鳄出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又有气雾之毒，蛙、黾、蛇、蚕、守宫之蛊。邮亭逆旅，往往大署墙壁，以道出宁德为戒。然邑之吏民独不得避，则惟神之归，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绍兴元年，知县事赵君诜之始迁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权县事陈君摅（《宁德县志》引文作“泽”）复增筑之，高明壮大，称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属某为记。 某曰：“幽显之际，远矣。惟以其类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为神惟正直，所好亦为正直。君倘无愧于此，则撷涧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丰豆硕俎，是谄以求福也，得无与神之意异耶？”既以励君亦以自励，又因以励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陆某记。 此虽属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应景之作，但就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而言，却仍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陆文生动地记述了古代宁德险要的地理形势和落后的交通面貌，记述了古代邑民重祭滥祀的习俗信仰。这种基源于特定自然环境的传统民族心理特征，影响十分久远。至今闽地巫风（今曰民间信仰）仍要比其他地区盛行得多，妈祖庙、天后宫等各种宫观，随处可见。宁德民间称人之住地为“街”、为“村”，称“神”之住地为“境”。市区城郊，各“境”鳞次栉比，“迎神”之风，屡禁难止。欲推察其原，陆游的记文算是从一个侧面道出个中委曲。 今宁德城隍庙内有一副罕见的柱联：举止奸邪，任你焚香无益；存心正直，见我不拜何妨。这种意思与陆游的说法颇有相通之处。 记文中所谓“蛟鳄出没”，或即鲸鱼、海豚一类海上哺乳动物，并不能兴风作浪，一般也不伤人，旧时的文士墨客不明就里，其实倒是良好海洋生态的表征。笔者儿时尚常有所闻，偶有所见，那个年代的近海污染、环境破坏还远未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地步。
  记文实可与陆诗《访僧支提寺》同读。诗云： 高名每惯习凿齿，巨眼忽（或作悉、适）逢支道林。共话（或作语、夜）不知红烛短，对床空叹白云深。现（或作观、满）前钟鼓何曾隐（或作忍），匝地毫光不用寻。欲识天冠真面目，鸟啼猿啸总知音。 此诗虽然《剑南诗稿》未收，只在明中叶以来相关地方文献如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寺观》和万历末王应山写的《闽都记》卷三三《郡东北福宁胜迹》中始见存录，但颇得学界认可，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便辑入“放翁集外诗·逸稿补遗”。清同治本《支提寺志》卷五题作《雍熙寺与僧夜话》；乾隆本《福宁府志》卷四一《艺文志》题作《霍林与僧夜谈》，《宁德县志》卷三《建置志·寺观》未署诗题。诸书所载，个别文字小有同异，已在括号中注出。 闽东北山岭崎岖多瘴，海上风涛险恶，自古寺院繁兴，寺田广布。乾隆本《宁德县志》卷4《赋役志·粮税》载：“自唐迄元明，膏腴田尽为僧有。至嘉靖四十二年，兵食不足，取给于寺田。什六充饷、四还僧。”宁德寺院之多、释教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晚近山川环境、交通设施已大大改观，而民间积习犹存。据不完全统计，福建著籍佛教徒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比年来宁德新修、扩建的佛寺参差相望，风头正健，只是修行者和进香者的诚敬已渐行渐远。
  二 当然，上述记文所谓山岭“其高摩天，其险立壁”，使荷担者乃至骑乘者心惊肉跳；海上“涛澜汹涌”，舟船来往一程，仿佛生离死别一场；又有严重的瘴疠之毒、虫蛇之害，由此而致“凡日用起居所赖者皆祭”，“城隍祠比他邑尤盛”，凡此等等，只是南宋宁德自然、人文环境的一个面相。这里还有风光清秀、风俗淳美的另一面，它在陆游笔端也有所反映。
  《剑南诗稿》卷一录存《出县》、《还县》二诗。《出县》诗云： 匆匆簿领不堪论，出宿聊宽久客魂。稻垄牛行泥活活，野塘桥坏雨昏昏。桂篱护药才通径，竹笕分泉自遍村。归计未成留亦好，愁肠不用绕吴门。
  《还县》诗云： 雾色清和日已长，纶巾萧散意差强。飞飞鸥鹭陂塘绿，郁郁桑麻风露香。南陌东村初过社，轻装小队似还乡。哦诗忘却登车去，枉是人言作吏忙。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断为“绍兴二十九年（1159）作于福州”。陈庆元《陆游两次宦闽的行踪及其创作》亦系陆诗于居官福州时所作。但陆诗题中有“县”，句中有“簿领”，在《剑南诗稿》中紧接在由浙南进入闽东北途中三诗之后，则断为宁德所作为宜。 诗中一方面抒发了作者困于主簿吏职的繁琐事务，没有机会施展抗金报国宏伟襟怀的苦闷心理，也流露出一些客宦思归的情绪；另一方面，则集中笔墨描绘了宁德春夏之交美丽的田园风光，表达了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缱绻依恋。 江南的农村，通常都有两道小景致。一是池塘多，养鱼植荷，灌溉浣洗，又美丽又实用。池塘是比湖泊细小的水体，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比较容易富营养化，藻荇繁衍，所以池水很多时候是绿色的，其上常有觅食的鸥鹭和其它水鸟翔集。无怪乎陆诗出县写到“塘”，回县还写到“塘”。二是普遍使用竹笕引水，即村民砍来大毛竹，剖成两半，打通竹节，一段接一段，从山岩中把泉水引到家里。水源近的，只要大竹三五根就可完成“引水工程”，便捷得很。距离远的，穿山越岭，逶迤数里，竟成了令人惊叹的风景线。后来元代诗人宋无写的《答无住和太初韵见寄》，也有“竹笕分泉细”的句子。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宁德这一带竹笕用得还很普遍，不仅从山间引泉水，屋檐下也以竹笕接雨水，再以竹管下连到地排走，功能仿如今日水泥房子的“天沟”系统。 这里稻垄泥泞，柴桥破朽，但野趣盎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药香、桑麻香；这里平常日子幽寂恬和，或许陆游这回正好撞上春社（宋代以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可以看到村人竞技表演，集体欢宴的民俗情景。比起正规严肃的县衙，诗人更喜欢气息清新的乡间。留宿农家，使他躁动的游子之心得到安静，觉着“归计未成留亦好”，不再老是愁肠百结的想回家了。
  陆游是我国古代作品最宏富的大诗人，他在宁德所写的诗章却寥寥无几，这可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创作意兴不佳。陆游仕闽前夕，爱情上受母亲压制，政治上受秦桧排挤，心灵彷徨无着，情绪低落；此次授官南鄙，又违其本愿，加上低级小吏，职事琐屑，难得有作诗的清趣。绍兴三十年他奉调离闽时，作五律诗，题序曰“自来福州，诗酒殆废，北归，始稍稍复饮，至永嘉、括苍（今浙江丽水），无日不醉，诗亦屡作，此事不可不记也”，便是明证。 二是删汰少作严重。绍熙元年（1190）陆游作《诗稿跋》，说“此予丙戌（乾道二年，1166）以前诗二十之一也。及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前引《访僧支提寺》，大约就是作者从自己的集子中剔除的。写得少而删得多，自然罕见留传。上述诸诗，不啻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三 陆游暮年贫居故乡，八十一岁那一年，曾连作三诗，咏及他在宁德的这段经历。《剑南诗稿》卷六二有七绝一首，题序称： 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而朱孝闻景参作尉，情好甚笃，后十余年，景参下世，今又几四十年，忽梦见之若平生，觉而感叹不已。
  诗云：白鹤峰前试吏时，尉曹诗酒乐新知。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峬村折荔枝。 峬村指蕉城七都（旧称浦源），这里的乐厝村（现与三义村合并，改名三乐）曾有五株古荔，原为石姓人家手植，明代乐姓入迁后易主。树冠覆盖如屋，产量很高，可惜“土改”分产，四株都被新主人锯卖给渔民染渔网（苎制网），只剩下一株继续饱经风霜。 读上述这首诗，可以同时参看他的《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一词，词载《渭南文集》卷四九：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放翁词本不编年，写作时间多不可考。然而，陆游《道院杂兴》诗其三自注：“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晚红，荔枝品种之一，以熟得最迟而得名；陆词“晚香丹荔”，即指晚红而言。
  因此，朱东润的《陆游选集》和《陆游传》，疾风的《陆放翁诗词选》，都认为这首词是陆游任宁德主簿时写下的作品。陆诗、陆词的中心意思都在于强调宁德的一项重要的土特产——晚熟荔枝。这个品种一直流传至今，它的好处是肉嫩味甜，不酸不涩，所以给陆游留下极深的印象。 《剑南诗稿》卷六五有五律一首，题序称：绍兴中予初仕为宁德主簿，与同官饮酒食蛎房甚乐，后五十年有饷此味者，感叹有赋，酒海者，大劝杯，容一升，当时所尚也。诗云：昔仕闽江日，民淳簿领闲。同寮飞酒海，小吏擘蚝山。梦境悠然逝，羸躯独尔顽。所嗟晨镜里，非复旧朱颜。 同书同卷还有七律组诗，题为《道院杂兴》，其三云：早岁知闻久已空，岿然犹有灞城翁。东楼谁记倾春碧，北岭空思擘晚红。冉冉流年霜鬓外，累累荒冢绿芜中。琳房何日金丹熟？老鹤犹堪万里风。 二诗咏及宁德风物，除开荔枝，还有黄酒（“红酒”）和海蛎。所述不仅是物产，也涉及饮酒、食蛎的诸端习俗。闽浙地区几乎家家都会酿糯米酒，这是一种水酒，用糯米加酒麯直接发酵而成，可以汁、滓同时食用（古人称为“醪”），酒精度不太高，而土风粗豪，所以流行大碗劝进。蚝即海蛎（牡蛎），称“擘蚝山”“食蛎房”，应是一大簇连蚝壳端上酒桌，至今宁德吃海蛎，仍然有这种食俗。
  四 此外，绍兴三十年（1160）正月，陆游从福州调赴临安，途中作《溪行》二首。诗人奉调离闽，依然水陆兼行，与来闽就职走的是大略相同的路线，《剑南诗稿》卷一第28、29题，为《航海》和《海中醉题，时雷雨初霁，天水相接也》，作于福州；第31题五律即前引“自来福州，诗酒殆废，北归，始稍稍复饮，至永嘉、括苍（今浙江丽水），无日不醉……”诗。《溪行》紧夹在二者之中，写的自是福州、温州间舟行所见，具体河段（或者说具体县域）则不能确指。诗云： 篷蒻呜春雨，帆蒲挂暮烟。买鱼寻近市，觅火就邻船。愁卧醒还醉，滩行却复前。长年殊可念，力尽逆风牵。 冒雨牵何急，争风力不余。逢人问虚市，计日买薪蔬。烟寺高旛出，山畲一老锄。枕书醒醉里，短发不曾梳。 闽东浙南滨海区域的地貌、风俗都有相似之处，这里众溪奔流，可以走船送客、运货或捕捞。陆游乘的客舟，中舱搭着竹叶、竹篾编成的篷子，篷外张着用蒲草编织的船帆，比海船小，但比两头尖尖而没有船帆的小“溪利”来得大。上个世纪末这一带还能见到竹篷船，只是早就改用布制的船帆了。与海船不同，溪船的航道上多有浅滩，北行中又常常逆水、逆风而上，这都需要拉纤相助。所谓“险莫过于闯滩，苦莫过于拉纤”。诗句“滩行却复前”、“力尽逆风牵”；“冒雨牵何急，争风力不余”，写出了滩上岸边的纤夫们风雨无阻、力疲不敢稍歇的艰窘辛酸，一个“却（退）”字，看似寻常，其实十分沉重。 船户大抵都是疍民，一般认为与越人的后裔有密切关系，曾长期被视为一个少数族群。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及其河口一带。他们以船为家，终年漂泊，从事水域采捕和（或）水上运输。服饰、居住、节俗、禁忌和歌谣等，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那时候生火很费事，船上多在灶膛用余灰捂存火种到下一餐。一旦熄灭，便得追上或者等到别人的船，向他们讨要火炭。即使“现代火柴”发明行用以后，偶尔仍会有“觅火就邻船”的情况发生。至于“计日买薪蔬”，那是因为蔬菜不易保存，柴片比较重，又很占空间；当然也与船家的财力有关。 说到少数族群，诗中“山畲”一词，却不必解为畲族。“畲”的本义是“开垦了三年的熟田”或“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耕种田地”。这里实指“梯田”或“山园”。闽东浙南的溪河绕山而转，水在山中，山在水中，行舟时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周遭山上寺院的缭绕炊烟，梯田的荷锄老农，仿若一幅幅水墨丹青。至于此地成为畲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区，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们不能坐实《溪行》写在闽东浙南哪个县域的哪条河段上，就闽东而言，福安的交溪，霞浦的杯溪盐田渡，福鼎的桐山溪，等等，都有陆诗所写景象。而在宁德乘舟泛溪，例如从八都溪（霍童溪下游）溯水而上（河口的海星、澳村，现在是著名的疍民村），景观亦无大殊。陆游初仕的诗文和宁德当日的面貌，多已湮没在厚厚的历史烟尘之中，难以一一勾稽，那么，藉这两首诗聊补纪实之阙，帮助今人了解那个时代宁德的溪河风情和族群格局，或许不算唐突。
  主要参考文献： 1.《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2.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宁德县志》，明嘉靖十七年刊本，清乾隆四十六年刊本。
  作者简介： 林校生，1982年1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虎贝梅鹤插队，为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文史馆馆员。现住蕉城。
   清初画家叶欣《白鹤岭图》二题
  题跋：此闽中白鹤岭景，戚少保提师破倭处也。元老年翁曾官于闽，为言其胜，而荣木图之，令人神为之往。——张尔唯题 题字：山林窅冥，海水汩没，移情之妙，不在声也。试从精神寂莫时，展视此卷，已觉一声已动四座。刍言。——秦铨观 一、清初画家叶欣《白鹤岭图》的发现 口李剑平 一个寒冬的深夜，多年研究宁德地方史并卓有成果的友人陈仕玲先生，带着兴奋心情传来一通电话，说在网上可看到一幅清代画家叶欣的《白鹤岭图》山水画。激动之余即刻披衣上网搜索。几经周折，终得下载，并从网上购得摹本。随即将下载的《白鹤岭图》和摹本打印画，发给仕玲和他的几位对地方史深有研究的朋友，以共享其中的喜悦。
  鹤关鹤岭寨遗址 在《白鹤岭图》中，张、秦二位名家分别题跋和题字。从中可看出曾在福建为官的“元老年翁”对“山林窅冥，海水汩没”的“闽中白鹤岭”秀丽风光，一定有着难以忘却的记忆。当元老年翁回到金陵古城时，将其在闽任上所攀登过的“石磴崎岖、纡迴百折”古道白鹤岭；所领略过的襟海枕山、海阔天空的宁德县城；所见所闻的宁德历史悠久的人文景况，生动地向画家叶欣作了详尽的描述。画家聆听之后，在一阵欣喜间，挥毫创作了这幅山水画。
   当秦、张俩位先生“展视此卷，已觉一声已动四座”，由衷地感叹：“令人神为之往！” 由此可见，由于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往来于闽东北的奥区岩邑之古城宁德县、开辟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古道白鹤岭，而使这条白鹤岭官道，名扬八闽、传声于省内外。 正如明万历进士、今长乐人谢肇淛提到白鹤岭的险峻时，曾断言“入度仙霞岭，亦自险绝。要其险岂能敌白鹤岭之半乎！” 清乾隆徐祚永自刊本的《闽游诗草》中，更明确道“……然闽山险峻更有什倍于仙霞者，即福州至福宁，一路崇山峻岭，其北岭、白鹤岭俱视仙霞岭过之。” 如今看来，在创作中画家叶欣虽说采用了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仍旧让我们感受到，画中所展现的风光景况依然那样地亲如其境：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白鹤岭关的“鹤岭寨”；崎岖而上、蜿蜒而下的白鹤岭道；山涧流水、深渊峡谷的险峻景观；古色古香的牌坊、过路亭、碑碣和湖光海色、千舟竞逐的大东湖，一览无余、令人向往地呈现在眼前。 叶欣，字荣木，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流寓江苏金陵（今南京）。生卒年不详（约明末清初即17～18世纪），与当时名扬金陵画界的龚贤等七位画家共誉为“金陵八家”。 “金陵八家”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绘画流派，他们虽然来自于“亡明”天下的天南地北，但都住在金陵城，自嘲为亡朝“遗民”。他们都不愿在仕途上谋求生机，只是遁迹于山林，醉心于绘画，以诗画相酬唱，描绘着“大明”的锦绣河山，以此来缅怀逝去的“故国”、排解心中亡国后的悲伤情怀。所以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清新静谧的气质，不染世尘，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他们的作品深受世人的喜爱、收藏。叶欣，擅长山水，学宋人赵令穰法，师从明末姚允在。他的山水画以布局最称道，其用笔更以“工细幽淡”著称而自成一家。“风格淡远，大有令人动秦月汉关之思”或“绣澹精微”或“干笔淡墨”。 叶欣一生所绘画的众多精品中，其传世作品至今已非常罕见，被私家或被故宫博物院等少数文物部门收录或收藏。
  叶欣的《白鹤岭图》画，尺寸为24.8*33厘米，今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明末清初画家叶欣《白鹤岭图》山水画的发现，与尚存的白鹤岭道摩崖石刻、碑刻、古诗、词和记事文碑等，为古宁德积淀了丰富多彩的“白鹤岭文化”。 照片说明：明万历辛卯丰城李琯诗《白鹤山眺望》刻于古道白鹤岭： 我入闽中路，山惟白鹤高。 振衣千仞上，万古几人豪。
  二、也谈叶欣《白鹤岭图》的发现 □陈仕玲 继去岁发现谢枚如题白鹤岭长短句之后，皇天不负有心人，今春在网络又喜获佳音，发现清初画家叶欣所绘《白鹤岭图》一轴。这幅山水小品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历经辗转，现流落海外，珍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白鹤岭图》描绘的是宁德白鹤岭官道周边的景观，画面峰峦嵯峨，海天一色，生动传神，令人向往。白鹤岭自古即为宁德县城之主山，风水绝佳。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复置长溪县时，即以白鹤岭作为长溪、连江两县之分界。白鹤岭古道作为闽东北重要的人文胜迹，最早开凿于唐代，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宁德主簿丁大全募集资金，拓宽白鹤岭道，逐步代替了原先的南路官道，成为商贾仕宦北上江浙、南下福州的必经之路。由于白鹤岭官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山川》称之：“石蹬崚嶒，迂回百折，盘空而上，至其巅俯而下视，直疑身在天上也。岭道旁石壁峭削，上连烟霄。海上诸峰皆入凭眺，邑之大观也。”故自北宋以降，计有邓肃、王恭、林鸿、熊明遇、谢肇淛、徐勃、梁章钜、彭蕴章、江湜、谢章铤等四十多位文人墨客，在过岭之时欣然命笔，留下瑰丽诗篇。此外岭道两旁还遗留有十余处摩崖石刻，真草篆隶，各具风采。而以绘画为题材者目前仅此一例，昆岗美玉，倍加珍贵。 《白鹤岭图》为纸本设色，长度仅24.8厘米，宽度33厘米，画家叶欣采用浅绛山水画法，用笔简约老到，境界高旷，且浓淡点皴雍容有度，深得元人笔意，不失为上乘之作。画作由秦铨题写引首：“山林窅冥，海水汩没，移情之妙不在声也。试从精神寂寞时，展视此卷，已觉一声已动四座。刍言。”落款“秦铨观”。左端留白处尚有张尔唯题跋：“此闽中白鹤岭景，戚少保提师破倭处也。元老年翁曾官于闽，为言其胜，而荣木图之，令人神为之往。”落款“张尔唯题”。全画共钤有三方印章，分别是右下端叶欣自钤“荣木”朱文长形压角章，左上方有秦铨“字存古”朱文圆章，张尔唯题跋下端亦有“尔唯”朱文方章。 由上可知，这幅古画所涉及的人物共有四位，分别是叶欣、秦铨、张尔唯、“元老年翁”。除了“元老年翁”，其余三位身世均能得到考证。叶欣，字荣木，江南华亭（今上海市）人。流寓金陵，与龚贤、樊圻、吴宏、邹喆、谢荪、高岑、胡慥等遗民画家齐名，合称“金陵八家”。其画学宋赵令穰法，复师同时人姚允在之意，能独抒性灵，名噪一时。据有关文献记载，叶欣性格特殊，为人孤傲，又不耐交，独与名士周亮工友善。尝为周摘陶潜诗作小景百幅，用笔楚楚，为世所珍，为此周亮工作百陶舫于闽署藏之。周在《名画录》中如此描述叶欣：“无子女，貌类阉媪，宜其性与人殊欤。”作为至交，评语可谓公允。 张尔唯，名学曾，号约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清初名画家。崇祯六年（1633）副贡。据清陈康祺《郎潜记闻初笔.卷十三》所载，顺治十一年（1654）以兵部郎中外放苏州知府。张学曾书学苏轼，善画山水，师法董源，出入于宋元诸家，喜仿元人笔，苍秀疏简。时与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卞文瑜、邵僧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等名家合称“画中九友”，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周亮工《名画录·卷三》称之：“画仿董北苑（源）。辛卯秋，为余作数幅，极为程青溪（正揆）所赏。题云：‘此道寥寥，得其解者，唯约庵吾友。差足与语，不复多见矣。’”同时，张尔唯的画作还得到过方以智、吴伟业、曹溶等大家的极力推崇。近人吴湖帆却认为张学曾“画不甚佳，但尚雅驯耳”。 题跋者秦铨，又名秦嘉铨，字存古，吴县西山（今属江苏苏州市）人。明末遗民。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十六.杂记》：“存古名嘉铨，邑诸生。明季以能诗名。”著有《既耕堂诗钞》、《尺牍蒙诂》。根据张学曾的题跋可以大致推测，“元老年翁”籍贯应当在包括金陵在内的江南地区，曾经任职于福建，并且姓元，或者名字之中带有一个元字。查找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九十六·明职官》可知，明末福建省一级各衙门官员，还有福宁州官员，并没有姓元者，仅有福建按察司佥事顾元镜（归安人）、费兆元（乌程人）。至于字号之中带有“元”者，因为资料不足，无从查证。所以四人之中，唯有“元老年翁”的身世仍是一个待解的谜团。不过叶欣能够留下这么一幅精美的《白鹤岭图》，我们还得万分感谢这位老先生。 叶欣作为明末清初一位普通画师，终生沦为布衣，贫困潦倒，且从未涉足闽地，所以他的这幅《白鹤岭图》只是根据“元老年翁”的口头描述，加以想象构思，所绘山川楼阁明显具有北方特色。纵览全图，其情其景与地方志中所记载的白鹤岭古道有着天壤之别，但仔细揣摩，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熟悉之处。
  画中的白鹤峰形如白鹤展翼，秀拔云端。官道由两峰缺口之处横穿而过，山下起始处即为宁德县城西门外半岭，周围还有一座青石牌坊，三间四柱，横跨大路；一座类似于过路凉亭的建筑物，凉亭附近还树立着两块石碑。牌坊、凉亭、石碑，这些物件与官道密切相关，乾隆版《宁德县志》就记载了西门外为宁德高游击高满鳌、闽浙总督李率泰所立的两座牌坊。至于过路亭，白鹤岭上下曾经依次存在过御仙亭、骖鸾亭、茶亭、半岭亭、跨鹤亭、天峰亭、御风亭、界首亭等多座亭宇。根据图中所处位置，这座亭子极有可能是始建于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4）久负盛名的跨鹤亭。由亭边嶝道盘行萦曲而上，林木苍翠，瀑流潺潺，将至山顶隘口，矗立起一道雄关，城楼壮观，旌旗飘拂，气势巍峨，这个关隘其原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鹤岭寨，是古代福州、闽北各府县进入宁德的咽喉要塞。鹤岭寨，又名白鹤岭关，嘉靖版《宁德县志》记载：“鹤岭寨，在一都白鹤岭。宋建炎二年，叶侬入寇，邑人同长溪令潘中控扼于此，贼不敢进。”乾隆版《福宁府志》记载：“白鹤岭关，下临绝壑，一线羊肠。”无论哪个朝代，鹤岭寨只是一个据险而守的简易军事设施，由于元老年翁慎重提及白鹤岭是“戚少保（戚继光）提师破倭处”，以致叶欣大费笔墨，加以渲染。根据戚继光之子戚祚国所编《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之三》记载，戚继光与白鹤岭并没有直接关联，只在剿灭横屿倭寇老巢、收复宁德县城之后，挥师赴罗源、连江时经过白鹤岭。至于民间盛传的“戚继光白鹤岭斩子”故事，曾经有学者对之进行过考证，纯属子虚乌有。 按图所绘，鹤岭寨正门尚有一条由石阶连接的道路，蜿蜒曲折，直达山下。这便是白鹤岭的另一条主道，直通县城南门外土堡亭，大约开凿于明清时期。这条登山古道我们今天也可以可见到，它的位置就在南漈公园内草坪附近，保存较为完整。 白鹤岭官道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山海兼备的独特奇观，这为福温古道其他路段所不能比拟。当行人翻越崇山峻岭，进入界首岭，抵达白鹤岭头之时，眼前豁然开朗，茫茫巨浸，白浪连天，县城全景以及远近岛屿尽收眼底，“山林窅冥，海水汩没”，蔚为壮观。明人王应山赞曰：“（白鹤岭）俯视海上，在履舄之下。县城视之，宛焉一鹤也。”何乔远曰：“白鹤岭百折盘空，山起人面，云生马头。”如此胜概，难怪“元老年翁”归隐林下，仍然念念不忘！ 吾友李怀涌曾发现一张百年前宁德县城老照片，拍摄者正是站在白鹤岭半岭位置进行取景，画面雉堞鳞塍，碧海云天，极目千里，宛如仙境。老照片与《白鹤岭图》二者完美结合，成为补充与延伸部分，使今人得以了解百年以前这座城市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厚的人文资源。藉此希望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蕉城人，能够珍惜眼前优越环境，关注地方人文历史，进而加以研究保护，荫泽子孙，造福千秋。
   一帧再现宁德蕉城面貌的百年老照片 2006年8月，闲暇时光爱好逛书店淘书的朋友李怀涌先生在《寻访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一书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题为《三都澳的城市与港湾·福建省》的一百年前蕉城老照片。惊喜之余，他立即将这张珍贵的照片，与谙熟宁德文史的专家学者们一道共同进行辨认、解读。作为这张历史照片的发现者，怀涌首先在他的新浪博客里撰写文章，介绍了照片的发现，并对老照片画面中的地域、地貌进行解读。此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在网络上不断地被转载，引起不小的轰动。 今天，由于李怀涌的发现，收编在德国著名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原著、中国学者沈弘译为中文版的《寻访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该书中的蕉城百年前老照片，已在许多媒体及各种书刊中被广泛地应用。 当然对于现在而言，这张照片上的建筑与景观已有很大的改变，多数已不复存在。但这幅珍贵的老照片却仿佛带着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到百年前的宁德蕉城： 从照片的画面上看，自西到东依次为白鹤岭下的阡陌纵横的田园；白色围墙里醒目的太尉宫和邻近的城西圣教妇幼医院；再到被古城墙环绕着的整个县城城廓。县城的东面紧连着宽阔的城东海湾、一顷碧波的东湖海面、随着海潮而沉浮的岛屿，如酒屿、猴毛屿、金瓯山等。酒屿上灵瑞塔依然清晰可辨。画面的东边远处，三都澳的港湾隐隐约约。宁德蕉城的美丽景观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百年后的人们眼前。 原来，在百年前的旧中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派遣了联合远征军，借口保护本国侨民、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入侵中国的京津一带。从此，侵华战争的八国联军开始瓜分、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和港口城市。作为八国联军的一个主要成员国的德国，在中国有驻军、有殖民地。于是德国著名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被德国政府“派往海外，担任殖民地主管建筑事务的官员”。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里，柏石曼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尤其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为此产生了全面探索、系统研究中国建筑中，所包含的深奥哲学和宗教意义。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恩斯特·柏石曼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天，取道美国、日本再次进入中国，开始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考察和研究，直到宣统元年（1909）末才结束回归。 近三年的在华期间，恩斯特·柏石曼跋山涉水、穿越包括直隶、鲁、晋、陕、川、鄂、湘、桂、粤、闽、苏、浙等中国的十二个行省，行程数万里的艰苦的华夏之旅。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测绘，拍下了数千张反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民俗建筑等极其珍贵的几乎“包罗万象”的照片；还记录了建筑物上的文字，并对这些古建筑的历史也做了详细调查、整理。 1909年5月，恩斯特·柏石曼最后游历杭州和福州。对福建三都澳慕名已久的柏石曼，进入原宁德县蕉城。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晴空，他登上城西白鹤山，俯瞰宁德县城时，被眼前的美丽景观所震撼。激动之时，柏石曼情不自禁地架起相机，拍下一些值得保存的照片。 回国后不久，他将这三年间在中国各地拍摄的堪称精美绝伦，审美价值尤为可观的照片、丰富的资料整理编辑、出版在他的《如诗如画的中国建筑和景观》六部系列著作里，这张由同行中国摄影师拍摄的蕉城老照片也被收编其中。该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年代中国古建筑，并对采编到的中国历代古建筑的丰富原始材料、远古的东方哲理和视野开阔中国建筑特色，作了系统的论述。 即使从今天世人来看，正如中国学者沈弘所说的“他（柏石曼）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所拍摄的有关清末中国古建筑和景观的大量老照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在其丰富性和原创性上后人均无可比拟的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如诗如画的中国建筑和景观》一书中的照片，后经中国学者沈弘的翻译，精心挑选和策划，编辑到他的《寻找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的书中，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於2005年7月第一次出版、印刷面世。 令人欣喜的是，珍贵的照片被多年研究地方史的怀涌先生，从中国学者沈弘的这本画册中发现并传阅于公众。 正如李怀涌在他的博客文章中所说的：“这张照片的发现，对研究近代蕉城历史旧貌，提供了一份翔实而直观的图片资料。”将“这张弥足珍贵的百年老照片公之于众，以飨读者。让大家来重温历史，感慨历史，成为蕉城父老乡亲的公众记忆！” 沧海桑田，悠悠百年。在今天的古道白鹤岭下，东湖岸边，已是“高楼林立，广厦云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者简介： 李剑平：1965年宁德一中高中毕业，1970年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江西0484部队锻炼，后调江西上饶中学、宁德一中任教，为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现住蕉城。
  话说黄岳崇拜
  灵杰侯王开印 “社头公”这一名位，是宁德县人对供养在里社中聪明正直、威灵显赫、最值得崇拜的神祇的尊称。一千多年来，人们把黄岳、黄岱、黄峦三兄弟推尊为“社头公”，并在各地立宫庙膜拜黄岳兄弟信仰在民间愈演愈烈，形成规模与规矩。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日是宁德县筱场宫“社头公”即灵杰侯王黄峦的开印吉辰。这天凌晨，在宫门口接连发放震天动地的土铳声中，来自南门兜、桥头下、筱场、下宅园这俗称“南门四村”的轮值主事率各村执事，和村中德高望重、夫妻白头偕老、子孙兴旺者及聘请来的道士，在宫门紧闭的大宫内如仪隆重而又神秘地醮演灵杰侯王的“开、封印”盛事。当宫门洞开，早就簇集在宫外的人们一拥而入，在当年轮值主事有条不紊的安排下，人们明烛燃香，鸣放鞭炮，擂动大鼓，撞起宏钟，敲开巨锣，“吹班”奏上“打八仙”乐曲，在这热烈的气氛中，执事们在神案前的三组大八仙桌上各铺排起供品。供品是茶水三杯、“康盒酒”一具、水果五盆、素菜五碗、汤菜十碗（中有整只蒸煮后，尖喙中含着腰子，背负一块扁圆形熟鸡血，尾巴上留着三根长羽毛的公鸡）、小鱼壳五盆、五牲礼五盆；有鼻上别着尾巴象征全头猪的猪头一具，黄酒一坛，年糕、黄馃、线面各一盆。由于要求设供的人越来越多，宫里为方便大家，只保留了大殿中间的一组主席。边席上大家挤占位置设供，虽加多了桌子，仍然塞得满满的。供品丰俭不一，有的供品是投神所好。附祀的黑、白无常爱吸烟，供奉时有两把旱烟斗或是水烟筒，当然还有一盅上好的烟草，现在与时俱进也时髦起了香烟；他们和“白将军”都爱吃肉嚼光饼，供品中必定有一盆夹着红烧五花肉的光饼。 供品铺排了当，吉时将到，主事领众执事和有关人士，各拈香跪在大殿台前沿的三组“叩垫”上，主事用一个叩垫，其他分用二个叩垫，面向宫大门，虔诚地等候“社头公”驾临。这时，鞭炮、钟、鼓、锣和民乐器声大作，震耳欲聋。足足迎侯了近一个小时，道士示意：“社头公”率神众已临宫上座。主、执事们翻转身，俯首跪着，和盈宫信众一起，听道士洋洋洒洒地宣读了半个小时的表章。随后，道士从印架上捧出斗大的用黄布包裹着加了封条的印章，印纽上别着二条“印信”，一条上写着：勅封灵杰侯王，另条则是：玉封天典尚书。主事接过印信，在“吹班”鼓乐声中，一脸凝重地拆去封条，解开黄布包，取出大印，捧印过额，跪呈侯王验看，然后沾上朱红印泥，依次在“开印大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合境平安”、“四季安康”的长方形木牌上方钤上印文。人们兴高彩烈地把这些木牌高挂在大殿的柱子上示众。最后钤印并挂上“封印大吉”的牌子。接着开始封印，其实是把印体包装起来，但这是件相当复杂的事。以一名有经验的老者为主，先用黄布包紧大印，在印背上扎个印纽，再用狭面红花布带沿印包的十二条边棱不重复地扎牢，从印纽中拴入布印信，贴上当年封条，随后大众簇拥着恭恭敬敬地把大印奉上印架，封印仪式才告结束。在宁德县民间，“忠烈恩王”（即灵惠恩王）、“灵应尊王”、“灵杰侯王”和“忠平王林公”等神祗，在每年元月间也都有开、封印之俗，但盛简不一，目前最为隆重的当数筱场宫的“灵杰侯王”了。 宁德县民间神祇开、封印之俗，是从我国古代官场中长期实行的封印和开印制度移植过来的。官场实行开、封印，是官吏休假的一种办法。所谓“封印”就是把印信、关防等加封条锁起来，停止办公。“开印”就是启开封条，恢复办公。明朝规定：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开。清朝规定：每年腊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封印，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开印，三天中具体哪一天封印或开印由钦天监选出吉日，奏明皇帝后颁示各官署遵行。在宁德县，神界中却是先开印，接着就封印，把印信长年封存。或许是民间认为神界的印信显得神秘、尊贵，绝不轻易钤用。 开、封印后，随即请出了“问杯”。这是二爿各如“逗号”状的枯小竹笋，用一根“红贵索”联系在一起而做成的。“问杯”掷地后可以组成三种状态：一是两爿的面都向上，人们称之为“阳”，二是二爿背都向上，称为“阴”，三是一爿面向上，另一爿则是背向上，称为“圣”。这时，主事捧着“问杯”，跪在“社头公”神像前祷祝了一会儿，随后大声说：“今年‘人民康泰’事，请侯王灵灵告示！”说着把“问杯”向上抛去，“问杯”落地后滚了几个身子，最后呈现出一爿面向上，一爿背向上的状态，主事人见了吆喝一声“圣”，边上有人立即在红纸上的“人民康泰”条款下注上“圣”字；接着第二次抛掷，得到“圣”；第三次得到“阳”。于是第一次“问杯”的结果是：2012年，岁次壬辰，“人民康泰”事项，“社头公”的预示是“圣、圣、阳”。随后的依次叩问中，分别得到的预示是：“麦秋丰登”事项为“圣、圣、阴”，“早稻盈仓”事项为“阳、阴、阳”，“晚稻富足”事项为“阳、圣、圣”，“甘薯大收”事项为“圣、圣、圣”，“池塘养殖”事项为“圣、阴、阴”，“海门捕捞”为“圣、阴、圣”。问卜甫毕，有人就分别书写了几幅，四个村子的人接过，着即赶回村，恭恭敬敬地贴上闹市区的墙，引来了围观，人们议论纷纷，或宽慰欣喜或忧心忡忡，各凭着经验和知识去认识这些预示。有的人还急不可耐地把这些“信息”用手机、座机告知亲人、朋友，让他们也早些知道，以便把握“运势”，调整经营生产计划。
   “头公”与信众 信众历来对“社头公”每年开印中的昭示深信不疑。觉得他爱民如子，关心民瘼，能泄露“玄机”于民，他的仁心宅德嬴得民众千载的景仰和爱载。从而“社头公”宫的香火特别旺盛，人们把大、小事都交付“他”去决疑、安排。“他”俨然是宁德县这一方天地最权威最全职最热心的“县长”、“家长”、“医师”、“教师”、“律师”、“堪舆师”、“经济活动预测师”、“月老”……三都有户吴姓人家，父亲早年为自己营造了寿坟，逝世时三个儿子为父亲进葬，入土为安。之后，大儿子家经济发达，二儿子家庭成员疾病缠绵，三儿子家境一般，为此二、三儿子及媳妇等认为是坟墓带来的问题，吵着要毁坟重新卜地另造，親属中长辈建议上“社头公”宫叩问究竟。这天三对夫妻带着从墓头挖取的一小包黄土，上城，齐齐跪在筱场宫“社头公”座前的叩垫上，说明原由，祈求“社头公”老人家去墓地上看一看，判定吉凶，决定取舍。抽了二条签，请宫里人解释，得出该墓是块平安地，二儿子家中疾病缠绵是其它羁碍，三儿子家则是财运未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凭着“社头公”透过签语的劝导，得以平息。少了纠纷，多了兄弟妯娌间的和睦。 “社头公”恩泽广被，而民众对之也是呵护有加，正是这水乳交融的关系，曾促使灵杰侯王生平第一次坐上大船，飘洋过海，隐居上海十里洋场。那是在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正席卷大江南北，在宁德县，宁一中革命小将和村街中的积极分子天天敲打着瘆人的大鼓，走街入户闯寺庙去破“四旧”，诸多文物毁于一旦。雕塑于前清的香樟木灵杰侯王坐像眼看不保，这天深夜，桥头下村连逢兰等人冒着被批斗甚至坐牢的危险，偷偷背出二百多斤重的神像，藏放在南门兜一位畲族群众家中，后又踩田堘趟山涧，把它藏匿在南山营一位村干的仓橺里，隔着板用粮食遮掩；过不久“造反派”有所察觉，人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又把它背到一处甘蔗园地，用甘蔗、荒草隐蔽；但随着风声越来越紧，人们心悸得慌，几个人商量出一个办法。原来，县运输队有几艘轮机船经常往返上海、南通等地，队里的舵手、水手都是南门人，这天，他们瞒着领导，偷偷把灵杰侯王塑像包裹后藏进货仓，乘风驾浪，出东冲口北渡上海港，客居深藏申城一户信众家中，直到破“四旧”恶风平息，才完璧还乡。桥头下村“保福宫”中二尊古老的各有几十斤重的黑、白无常木头像，在那时也是由崔瑞添老拳师独自深夜闯宫，双手各搂一个，冒险取出，藏放在家中阔口瓮里，才度过了劫难。这些憨厚朴实的汉子，没有一腔理论，但用缜密的心机大无畏的气概拯救了这些不能再生的文物，也避免那些神灵陷于被凌侮的境地。 “社头公”的影响日益深远。闽、浙一些州、县在古代就“分请”去了香火，立宫供奉。人们还带着“他”的“符信”远出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国家去谋生发展。宁德县每年正月间“社头公”出巡时，总是万人空巷去瞻仰、供请、祈福保安。
  黄岳崇拜由来 一千多年来，在宁德及周边县域民众心中三位“忠烈恩王”是神，更是不死的烈士。人们把“他们”作为自己里社首位正直聪明神通广大的神祗来供奉，昵称他们是“社头公”；同时，又做为忠烈义士的精神代表来膜拜。他们是人，实实在在的人。《十国春秋·闽国·列传八·黄岳》，《福宁府志（清乾隆二十七年版）》，《宁德县志（明嘉靖十七年刊本）、（清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和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武冈（今属湖南）军知军、邑人郑士懿撰写的《忠烈恩王廟碑》等史籍、史料中均有记载。唐末，宁德县二都銮江境东澳村（今属飞鸾镇澳里行政村东澳自然村，现尚有住房9幢，13户61人，黄姓），有一家三兄弟，大哥黄岳，弟黄岱、黄峦，隐居于此，过着耕读式的田园生活。黄岳“少而聪敏，敦厚好学，以乡贡入太学，有声誉。”，“时黄巢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好施，从者如市，悉赖全活”。其时，唐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各地军阀、土豪、农民起义军拥兵割据，连年混战，社会陷入动乱。唐昭宗李晔乾宁中，割据福建的王审知为壮大势力而招募人才，多次要求名士黄岳出山辅助，而黄岳认为李唐是正统王朝，投靠他人是大逆不道，所以坚辞不就。至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907年），王审知被废唐自立的后梁太祖朱温封为了闽王，他下决心要黄岳出山，就派了四名文、武官员进山“礼请”。黄岳思量这次是回避不过了，便慷慨投潭，以死来表示尽忠于唐王朝，父母、妻子、两位弟弟等家人及闽王的四位使者也相随投潭赴义。黄岳一门忠烈感动朝野，历代累有谥赠。闽王王审知在惋惜之余，追赠黄岳为“永宁公”（一说为后唐庄宗李存勗所赠）；宋宁宗赵扩嘉泰元年（1201），邑人收集黄岳之灵异事迹申报朝廷，请求嘉封，宁宗赐额“昭祐”，嘉定十四年（1221）赠“灵惠侯”；宋理宗赵昀绍定元年（1228）加赠“显应”，四年加赠“昭顺”，淳祐十年（1250）又加赠“广利”，累成：“灵惠显应昭顺广利侯”。 理宗一朝三追赠，恩荣如是，朝野感动。同年代的邑人郑士懿在《廟碑》中记载：（理宗）诏书下达之日，官民“咸迎于郊，征鼓轰豗，耄倪呼舞，奉祀备礼安于侯所”。至元成宗铁穆耳时更赠为“忠烈王”（一说南宋某朝）。黄峦赠为“灵应尊王”，黄岱为“灵杰侯王”。当年闽王派去礼请黄岳出山的崇、舒、赵、田四位使者，被“勅封”为元帅。黄家一只白毛犬，随主人赴义，也“勅封”为“灵犬大将军”。黄岳还入祀邑“乡贤祠”，妻林氏也入祀邑“节孝祠”。黄岳之墓在现飞鸾镇澳坪行政村洋头自然村“官前冈”上，千年风雨侵袭，唯遗一丘萋萋芳草，十多年前，一些好事者与时俱进，把它修筑成了现代版的陵墓。
   黄岳崇拜的衍化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道教也推波助澜，綍纶频颁：玉封黄岳三兄弟为“天刑帝典雷部尚书都督使”。如今，飞鸾镇沃坪村筠竹坪白鹤宫中上位大禄位牌上大书：“玉封天刑帝典雷部尚书都督使昭佑忠烈三位恩王”，下并列“忠烈恩王”、“灵应尊王”、“灵杰侯王”三座禄位牌。黄岳的父母、妻子等也受到追封。蕉南下宅园村龙光境“忠烈王宫”大殿右边供奉有黄岳的父母、妻子等，禄位牌上大书：玉封黄父衍庆相公、黄母嘉庆林氏、黄妃昭应林氏。还配享有一位髯须老者，据说是黄公的姨丈或姑丈，人咸称“丈公”，他可好生了得，掌管祈梦，人们上筠竹坪白鹤宫祈梦时，就是在他的座前念叨后才上床入梦乡的。宁德县文人以前喜好扶乩请仙吟诗作对，上世纪初，叶炳文、刘龙章、陈承祈、叶开铭等人又扶鸾请神，羽化已一千多年的“灵应侯王”黄岱居然也临坛赋了二首诗：“石潭印月净无暇，完节当年共一家。我是唐朝山野客，至今犹得沐黄麻。”又：“孔怀兄弟两称难，同气连枝一本看。田氏荊花明大义，韩家桐木兆高官。采薇食蕨名弥显，煮豆燃萁哭不乾。手足何堪常记恨，相恭相爱莫相残。”龙门境灵杰侯王宫中的赵元帅也临乩赋诗：“我亦同时上碧空，白驹渡我过千嵸。茫然身世随风去，直步灵霄入阙穹。狗苟蝇营住僻村，黎民逃难动心酸。匪氛未识何时歇，总是中华种祸根。” 民众对忠烈三位恩王的崇拜，朝廷历次的追赠，民间道教的引导，促发了历代各地营建宫庙进行奉祀。已知的有黄岳阖家初献身时，村人为之在其生前耕地边，“水府岩”后大土丘上的一棵参天大树下休息、吃点心处，砌了座小龛常年祭祀。离他们的耕地不远，有处现在称为“佛堂坪”的地方，目前这里尚有奉祀黄岳的石龛，周围地表上还遗留有一些刻制精美的石构件，其中有面直径达40公分的礎石，和古朴的夹旗石。人们认为，这里是黄岳故居、宫庙遗址。相当在宋理宗年间（1225—1264），乡人在这里营建了座有一定规模的宫庙，供养他们。有附筑在飞鸾栖云寺内的庙子、有飞鸾筠竹坪的白鹤宫、梅田的梅溪宫、有建于宋嘉泰四年（1204）的一都碧山下的忠烈王庙（现为“二月花商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于龟村的“魁首宫”（原为厉坛，内塑忠烈王像）、明嘉靖十五年（1536）建于一都大坂的忠烈王行祠（原宁德师院边，俗呼为“下马宫”者）、清雍正四年（1726）建于现漳湾镇后湾村钱岩的忠烈王庙，有在一都成德境祀黄岱的灵应宫、在南门外筱场龙门境祀黄峦的灵杰宫，南门外下宅园村和三都芥溪的忠烈王宫等等。黄岳信仰传播开后，在外县，据《新修罗源县志（清道光九年版）》等记载，单在罗源县就有奉祀的祠、庙三十多座。
  黄岳信仰的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黄岳及家人、扈从登仙藉后，每现灵异，郑士懿在《庙碑》中已多有记述。民间还传说，至今尚供养在飞鸾桂洋栖云潭畔黄岳宫中的一尊金身，系其兄弟取义献身后，从潭水中浮起三根段木，流连羁縻，乡人异之，捞起，雕塑成黄岳金身分地而祀，它纵使历经劫难，终不离不蠹盘踞在这里。还传说，古时某人在筠竹坪的白鹤宫祈梦问“身命”时，梦见自己一手捞日一手捞月，认为自己日后必定发达，但直到知天命之年，尚且炸蛎饼为生，一次又上宫，并叙述了上事，一位老者听后，解释说：炸蛎饼时左右手各执一长柄圆浅底铁勺，一勺上敷白色扁圆形的作料下油锅炸，一勺则把炸熟后呈金黄色的扁圆形蛎饼捞上来，社头公其实已经明确告诉你日后以炸蛎饼为生，听者恍然大悟。还传说，宋理宗宝庆年间，镇江人丁大全从萧山尉调任宁德县主簿。此人脸上布满青筋，人称“兰面师爷”。是年大旱，丁令人按仪规以绳系银瓶乞水于四都菰洋山中的百丈龙潭，不久取上，却是一只陶瓶。去的人归来告诉，丁很是疑惑。复造银瓶自往，亲自投入潭中，当提上时，得到的还是陶瓶。丁知潭潜真龙，即祷祝：“神龙有灵，我日后若能显贵，请示灵异。”龙即伸爪出水示现。从百丈龙潭归来后，丁梗梗于心，特地上筠竹坪的白鹤宫祈梦。梦中，一目被人剜出，钉在木上，丁惊醒，很是惶惑。丁日后入朝窃居相位，与同伙马天骥、理宗宠妃阎氏及宦官董宋臣等人勾结乱政，动摇国基。当丁春风得意趾高气扬时，想到当年在筠竹坪白鹤宫中的一梦，很是恼怒。一日亲率人马下宁德，意在捣毁白鹤宫，当走到一都古溪村大坂时，一位老者挡道，要求面见丁首辅，问明大队人马来意后，老者对丁大全说：“木”边加“目”是“相”字，你空负宰相才能，却解不了一字玄机，分明是“死相”，说毕拂袖不见。丁大全大惊，怏怏回京。不久，丁大全即被罢相“移徙海岛”，死于非命。《宁德县志（清乾隆四十六年刊本）》指斥曰：“观其（丁大全）夤缘婢婿，谄事妃寺，逐右相董槐而胁以兵；窜上书六君子而削其籍；又岂特兰色面不吠犬见嫉于世哉？。”丁大全在宁德县主簿任上其实也做了点有益的事，如赤旱之年，跋山涉水亲往菰洋百丈龙潭祈雨，解民之困；开凿白鹤岭道，打通了宁德县又一条南下省城的孔道，利人交往。但其乱政误国，成为一介人人唾弃的民贼，必须挞伐。从这里折射出宁德县原住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这就有了黄岳的以死拒伪职，陈普的志不仕元，陈邦校的誓不入清，和岳林氏、崔秋姐、尤圭妹、陈淑慈等等贞士烈女。这就是黄岳信仰在宁德县民间日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作者简介： 陈玉海，1945年10月生。蕉城区人，中专文化。曾在教育、乡镇政府、区政府机关等部门工作。先后担任副镇长、区计生局副局长、主任科员。2005年10月退休。现住蕉城。
   古溪村古风旧俗补遗 （说明：笔者曾在宁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民国宁德》发表过《古溪村的古风旧俗》，本文为其续篇。） 七夕“穿耳” 七夕节是我国传统重要节日，但在闽东民间似乎并不重视。虽然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七月七夕，涤井。男子以酒食相会，妇人各设瓜果祭织女星。”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也说：“七月七夕，祭文昌星。”又说：“七夕，妇女七人，七其姓，称丝重七两，合织成布，长七尺。为桥，云渡牛女者。”实际上这些习俗在百年之前就已渐渐消失，而今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也是极其陌生。据笔者所能掌握的信息来看，蕉城每年七夕之日，城乡除了“涤井”、“炒豆”（要用黄豆、花生、蚕豆等七种不同原料），还有为女孩子“穿耳”之俗。 古代女子满十五岁行成年礼，用笄（簪子）贯发，故谓之“及笄”。“及笄”之后，就到了结婚的年龄。古代还有把“笄珥”作为女子成年的象征，“珥”即指耳环。南宋刘克庄《鹊桥仙·生日和居厚弟》：“女孙笄珥，男孙袍笏，少长今朝咸集。”中国有句老话：“不上轿不扎耳朵眼，”而在蕉城，穿耳洞必须在“及笄”之前（大约都在十岁左右），未雨绸缪，以保证出阁时能够佩戴首饰。 “穿耳”仪式都在每年七月七这天举行。届时要请出一位心灵手巧的老年妇女，而等候“穿耳”的女孩子们也为数众多。老妇人会选择阳光充足的场地，比如房屋天井或大门外。首先，是将双手反复摩搓小女孩两边耳垂，其作用是把脂肪层捏薄，一两分钟后，用绣花针穿上菜籽油浸过的红色麻线，轻轻一刺，穿过耳垂后，会很麻利地剪线、打结。“穿耳”仪式后，小姑娘会得到自己家人两个鸡蛋，也有的是两块光饼，作为勇气的奖赏。 “穿耳”后大约一个星期，如果不发生异常现象，家里人就会将红线剪去，代替以两根茶叶梗。这两根茶叶梗会随时替换，一直到出嫁戴上金质或银质耳环为止。由于民间“穿耳”极不讲究卫生，容易发生感染，有的女孩子耳垂发炎红肿，好几个月都不能愈合。
  八月朔日“散埕” 古溪村濒临海域，古时养殖业极为发达，盛产缢蛏、泥蚶、花蛤等海产品。特别是花蛤，品质优良，味道鲜美，种苗还远销长乐、连江等地。 花蛤种苗是古溪一项大宗经济收入，而出产地却远在古溪村辖区之外的二都村。清代中叶，古溪内厝的一些大户租赁了二都上村大片滩涂（俗称“二都前”、“蛤上面”），这片滩涂为林公忠平王神产，自然条件优越，且以沙质为主，为花蛤的自然繁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每年开春时期，长乐、连江一带的客商就会前来收购花蛤苗，这时由于体积甚小，人们称之为“沙种”。到了夏初，就可以长成黄豆大小，称为“豆种”。 每年的夏末秋初，正是花蛤生长旺季，这片蛤埕开始热闹起来，每天都有船只穿梭来往，进行大面积采收。采收必备工具有“荡板”和“蛤筛”两种。“荡板”形如翻晒稻谷所用的谷耙，稍微不同的是，谷耙的耙梁为齿状，而“荡板”的前段为一块长方形木板。退潮时分，人们利用“荡板”在沙埕上来回耙扫，藏在沙土中的花蛤被翻扫出来，并集中一处，垛积成堆，形如一座座“金字塔”。等到涨潮时候，这些“金字塔”会被海水淹没，只剩下“塔尖”露出水面。这时候，年轻力壮的村民会荡着小船，靠近“塔尖”，而后潜入水中，用手将它们扒进形如簸箕的“蛤筛”，倒入船中，满载而归。 由于“荡板”的重要性，古溪人把蛤埕的股份称为“荡板”。民国时期古溪蛤埕有红股四十份，故称为“四十把荡板”。多的人家拥有两三把“荡板”，少的仅有半把，甚至“二成五”。蛤埕的收入称作“蛤银”，每年的分红相当可观，拥有一把以上“荡板”的家庭只要依靠当年分红，一整年的吃穿都可以不愁。那时候城里姑娘不易迎娶，但是拥有“荡板”的人家去提亲，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由于蛤埕的可观收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福建省政府正式批文，古溪村成立了“蛤苗运输社”。推举联保主任陈登俦担任社长，池成春、陈志燮、陈俊绍等为主要负责人。 古溪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年到了八月初一（朔日）这天，不管蛤埕还剩下多少花蛤未收，都必须停止，不再采收，民间称为“散埕”。从次日开始，任凭附近村民捕捞，绝不阻挡，让他们共同分享丰收果实。这种方式起始于何时已难查考，它体现了淳朴无私的民风以及互助友爱的理念。这种做法，在今人眼里实难想象。
  收秋“换茶” 每年的秋收季节，在古溪下马宫守庙（通称“庙祝”，宁德民间称作“宫公”）的蓝弟一家人就开始忙碌起来。蓝弟是后山村畲民，在下马宫已经住了几十年。这几天，他要干炒许多黄豆（蕉城民间称作“田埂豆”，有时也用蚕豆），用麻袋（民间俗称“猪头袋”）装起。午后，就冲泡起自家炒制的茶叶，倒上两大木桶，和妻子挑到田间地头，逐家逐户分送。每户只限一次，茶水一瓢，倒入田主自带的粗瓷茶罐；黄豆一捧，通常会放置于竹扁担（用于挑稻谷）的某个格子中，或圆形稻楻的“楻耳”上。这时候田主就会主动回赠三五斤稻谷。每天蓝弟得到的馈赠都相当可观，大约会有两三担湿谷子。 以前有的家庭劳力不够，会让小孩子下地帮忙。当小孩子们偷懒不干活的时候，大人们总会说：“打起精神，等会儿蓝弟就来‘换茶’了。”为了得到这一捧黄豆，孩子们都会鼓起干劲，认真地帮长辈们收稻子、打稻子，不再偷懒。 以物易物之俗，起于上古时期，并广为盛行。至夏末殷商时代出现货币以后，这种交易方式逐渐式微，仅在部分边远贫穷地区可以见到。据笔者考证，宁德地处沿海，文化发达，“换茶”之俗不仅流行于古溪一村，在宁德其他乡镇也能见到。这种习俗应该不是沿袭上古，而与民间神灵信仰有关。一个区域所供奉的神灵，会被当地人视为“土主”。种田人家向“土主”奉献稻谷这是理所当然，况且守庙人家境窘迫，无田可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适当解决他们一家子的口粮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旧时代古溪村民大多租佃地主田地，一年收成有限，但对于“换茶”习俗却一代接一代，一年复一年，沿袭不变，如此精神境界，足令今人为之汗颜。
  基督教在宁德的传播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中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又称基督新教）三大教派。本文专谈基督教在宁德城乡的传播。
  一 基督教在宁德城乡的传播，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了。它缘起于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华传教布道之时，从而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但历史不是平面的，不是单线孤立的，它带有偶然性、必然性和多重性。本文在记述中，不妨在这一大背景下，从多个层面，尤其从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洽的过程，来加以观察和介绍。 我们在讲述宁德地方史的时候，总喜欢提到：宁德地处国之东南，交通闭塞，民风朴素……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清两代实行海禁，宁德与外界联系的最便捷通道——舟楫之利，因朝廷实行的海禁政策，而彻底废弃。致使此间与外界的交流，物资的流通，只能在崎岖的山道上，靠步行和人力搬运来完成。正是由于交通的不便，经济、文化都要比中原地区落后许多。直至二十世纪初，宁德还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无能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除巨额赔款外，又答应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天朝上国”第一次向外国敞开国门。福州是条约认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宁德也纳入了它的影响范围。清同治四年（1865），基督教圣公会在福州召集会议，议定分片向全省传教布道。会后派出伦敦安立间教会传教士约翰牧师，偕国人黄求德先生，由陆路来到宁德，租用民房作为传道场所。初创之时，信徒甚少，百废待举。经一段时间经营努力，教会稍有发展，遂购得蕉城北门城墙内梁氏六扇厝一座，改建修缮后，作为信徒礼拜场所，定名萃贤堂（俗称北门堂）。在大门口堂名榜书下，有副醒目且书法精美的对联，上联是“天门久为初人闭”；下联为“义路今凭圣子通”。这就是基督教在宁德的第一个立足场点。 萃贤堂继任牧师是闽南人陈信集。这位牧师多才多艺，简易的场所经他精心改造后，面目焕然一新，除将六间房打通，装修成可容纳200余人聚会的场所外，又在场外的空地，修筑假山鱼池，种植各种花草树木，扶疏掩映，别有韵味，为后来改扩建留下了充裕的拓展空间。 萃贤堂自陈信集牧师以降，延至一九四九年，继任者有魏祈信、王洪恩、郑求恩、陈树恩、郑永庚、曾信光、杜文光等七位牧师，叶诚清女士、赵仕飞（盲人）先生等二位传道，以及英国圣公会先后派遣来到蕉城工作的嘉（清泽）师姑、陈师姑、卢师姑、金师姑、柯（爱棣）师姑、宝（快乐）师姑（在教会办的永生医院任护士长）等六位外籍传道。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教会得到一次大的发展机会，这时主持教会工作的杜文光牧师，深感旧有场所已难容下日益增加的信徒，急需扩建。遂由教会执事议定，将已使用半个多世纪的旧堂拆除扩建。此事通过信徒奉献捐资，福建教区赞助，由张仁山、张铁崖两弟兄主持，陈孟新弟兄施工，在原址上，一座可容纳近千人聚会的新堂，于一九四八年底动工，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竣工落成。 一八九五年蕉城碧山街邑人李奋（昆昆）创立基督教自立会，集资在前林路建小教堂，至一九四二年该会停止活动，其资产归并萃贤堂（北门堂）管理使用，作为北门堂信徒礼拜日下午的聚会场所。 蕉城南门学前路有一安息会福音堂，这个教派遵循星期六做礼拜，也就是遵守圣经所记载的“安息日”，故称安息会。系民国15年（1926年）传入蕉城，在小东门杨忠信客栈设点传教，初起只有六位信徒，且无固定聚会场所，先后租用溪流坑、溪井墘、碧山街等多处民房，因此教会发展备受牵制。民国35年（1946年）来了一位叫严求福的传道，热心圣工，经他努力，发动信徒集资，在学前路购得张德鸾私宅一座，经改建作为安息日礼拜场所，即今安息会改建前的福音堂。 此外，蕉城还有一个叫做聚会处的教派。现在的聚会地点在蕉城南路后岗。这个教派是一个名叫倪柝声的传道创立的。他于一九四八年秋冬间，在福州鼓岭举办创会培训班，后来成为宁德蕉城聚会处传道的叶逢生先生就参加过这个创会培训。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倪扬声、黄英德、廖伯勋、廖登贤以及原永生医院院长阮琼珠等人牵头，在小东门黄英德诊所旁空地搭盖一座简易大厅，开始聚会崇拜。 可以说基督教在宁德的各教派，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基本定格，至今仍无大的变化。至于沿海乡镇如城澳、碗窑，山区如洋中、石后、金峰等教会，都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了，但其所属教派仍固定如初。以城澳教会为例，其传道发端于一位洋中“西属牧区”名叫陈撒该的信徒，迁居城澳附近垦荒种地，劳动之余常向当地居民布道，逐渐有人归信基督，至1879年开始有人在牛溷村聚会崇拜，为此1883年支区副理陈信基牧师专程到城澳开堂礼拜，1898年“崇道堂”礼拜堂落成，延绵至今，信徒达1600余众。
   二 从上文知道，基督教能在宁德（蕉城）逐渐传播，是得益于晚清的门户开放政策。但仅有这些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芸芸众生，视西人科技为雕虫小技，脑子里充满“天朝为大，唯我独尊”的排外思想。莘莘学子，关心的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皓首穷经，八股应试，金榜题名，耀祖荣宗。这样的人文环境，社会氛围，绝非陌生的舶来品的洋教，所能轻易插足的。然而令人敬佩的传道者们，不但具有理性，而且充满智慧，心灵深处带着将福音传遍天涯海角的使命感，他们知道唯有入乡随俗，融入当地文化，才能打开局面。因此在传教的同时，举办了女子识字班。在识字班里，不但教授圣经赞美诗歌，还学习中华传统书籍（如女孝经等），再兼授有实用价值的女红手艺、歌咏乐理等等，通过传经布道，传授技艺，潜移默化，联络感情，博得了社会的好感和信任，逐步扩大影响，终于拓开了局面。 除了女子识字班，他们又在教堂里办主日学。让带孩子来做礼拜的母亲，将稚童送交主日学老师临时照顾。这里为孩子们设有游戏、舞蹈、歌咏等活动，既可让母亲安心地参加礼拜，又可使孩子做有益的游戏，真是一举两得。
  后来萃贤堂在主日学基础上，创办了蕉城的第一所幼稚（儿）园。
  通过这些活动，基督教也就在宁德立稳了脚根。 基督教圣公会在女子识字班的基础上，又水到渠成地创办了宁德毓秀女子学校（1920年更名为私立毓秀小学）。清光绪24年（1898年），女子学校在蕉城西门外正式开学。这是一所完全秉持现代教育理念创办的，语算德体美音各科目齐备的学校。这所学校可说是蕉城现代教育的起步点。我们可以从它的校训：“百年树人”；校歌：“莘莘学子齐努力，君子宜自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日雕月琢，终于器成。毓秀桃李成荫后，广被万家春”，解读出充满现代气息的办学理念。可以毫不愧色地说，这所在蕉城教育史上，具有牵头羊作用的学校，为蕉城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基督教会曾为宁德社会培养出许多有用的人才。他们中有出生于宁德石后、蜚声民国政坛的石磊（1892～1951）先生，有医术精湛的阮琼珠医生、郑新鼎医生。石磊先生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他聪颖贤达，得到教会的全力栽培，留学美国，学成归国，投身政界，颇孚政声。 阮琼珠（1893～1988）医生，医术精湛，是上个世纪中叶宁德妇孺皆知的人物。她出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山村——洋中布代都，幼年被收养作童养媳，幸得教会栽培，后赴英国学医，其求学资费，多来自教会垫付，工作后自薪资中偿还。学成荣归，任蕉城教会永生医院院长，服务梓里，誉满桑园。若无教会的帮助，尽管她聪明才智过人，其命运恐亦与众多山村女同胞无异，终老无闻。 郑新鼎（1924～2010）医生，曽是蕉城一位声誉卓著的医生，1950年代任宁德县医院（现为宁德人民医院）副院长。其父郑永庚是一位深受萃贤堂信徒拥戴的牧师，后转赴香港传道。郑新鼎出身教会世家，大学甫毕业，即来到宁德永生医院服务，在宁德救死扶伤，不离不弃，终老一生。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宁德基督教会曾为蕉城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培养了许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有用人才。这些事迹应在蕉城地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
  1904年，一件在当时人眼里还是非常新鲜的事，在宁德发生了。一座标榜当时西方医术水准的医院——圣教妇幼医院（1942年更名为宁德永生医院），在蕉城西门外落成开业。从院名我们就会非常容易判定这家医院的主旨业务和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开展妇女儿童保健，推广新式接生。因为那时民间只有老式接生，那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接生婆，对消毒卫生多不在意，仅凭经验操作，生育风险极大。因此从推广新式接生入手，是极为明智的举措。办妇幼医院，这在教会传教的初期，至少被认为会获得以下的良性回报： 第一，推广妇幼保健，推广新式接生，提高了母婴生存率，通过无数次的比对，证明新的医疗手段，确实优于老式接生。用现今的话来表述，就是让事实来说话。一个好的行动，胜过一打空洞的宣言。通过救死扶伤的爱心行动，提升了教会的信誉，起到非常正面的效应，赢得社会的理解、好感和尊重，无形中减少了传教的阻力； 第二，通过医疗活动，通过接生，开展与患者、产家的互动，感化一部分人，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传道，皈依基督教，由此而不断扩大信徒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第三，医院的设立，需要招收许多工作人员，通过办医士护士培训班，培养出许多合格的医护人员，为社会输送了越来越多的医护人才。有一部分医护人员返回社会开业，扩大了医疗的社会覆盖面，实践了爱的誓言，确实为缺医少药年代的宁德，做了一件大好事。 以宁德城关为例，1949年以前，在社会上执业的西医诊所，几乎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如：船头街游恩宠医生、黄英端助产士的仁济诊所；下尾街廖伯勋医生的广济诊所；余坷医生诊所；溪流坑口游芳荣医生诊所；碧山街李奋医生诊所；小东门倪扬声医生、黄英德助产士诊所；辕边井毕业于山东齐鲁医学院的吴志义医生之济宁诊所；状元里黄垂德医生诊所；街中头陈雪如医生诊所；叶承敬医生诊所，等等。虽然他们出自不同的医院或医学院，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这说明早期基督教办的医院，确实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的确是功不可没。
  四 但是基督教在宁德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很大的波折，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虽然宁德基督教会牌子仍在，还是杜文光牧师在主持，但活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到了“文革”，活动全部停止。 首先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运动，给宁德基督教会带来第一阵冲击波。当时，基督教被认定必须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割断一切联系。“帝国主义分子”这顶帽子实在太沉重，谁也不敢沾上这个危险的边，避之犹恐不及。 有一句马克思说的，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话，更被经常引用，奉为圭臬，广为流传，致使宗教被边缘化，为社会所歧见。用一句现在流行语来形容，教会成了弱势群体中之最弱群体。虽然有政协《共同纲领》以及1954年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规定，但政策未予配合，鲜见牵制松动。因此，自开展“三自”运动后，教会基本上处于自我封闭，自我约束状态。维持正常活动尚且不易，发展更从何谈起。 迨至六十年代“文革”甫兴，宗教又首当其冲，被当作“四旧”来扫除。萃贤堂（北门堂）、聚会处、安息会以及乡镇聚会点等堂产，均被无偿占用，教会活动全面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大体返还了北门堂、聚会处、安息会文革期间被无偿占用的一些教产。蕉城基督教得到胜过先前的发展。
  比较兴旺的堂点分布概况如下： 1、城郊区：北门堂、坪塔点、琼堂点、灵坑点、郑岐点、高墘点、金涵点、兰田点、鸟屿点、漳湾点、上塘点、拱屿点、马山点、官护点、半山点、溪口点等16个； 2、东区：七都堂、六都点、下汐堂、九都点、贵村点、霍童堂、上洋点等7个； 3、西区：石后堂、竹洋点、芹后点、金峰点、蕉垅湾点、东山堂、天湖堂、梅鹤点、下洋点、虎贝点等10个； 4、海区：飞鸾堂、碗窑堂、象溪堂、沙澳点、虾荡尾点、青山鱼排点、港口点、礁溪点等8个； 5、聚会处属下有，培英堂、八都点、后山点、赤溪点、王坑点、后湾点、淡坪点等7个； 6、安息会有南门福音堂、洋中梧洋堂等2个。
  目前，全蕉城区有基督教信徒14590人。 回到本文开头的题目，使我想起《圣经·马太福音》中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名有所别，各有所属。只要运用得当，宗教将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之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是不打折扣的正能量。
  天主教在宁德沿海的传播 三都澳的天主教，是由“多明我会”会士传播的。“多明我会”，一译“多米尼克派”，为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公元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1217年获教皇批准。该教派注重布道活动，故又名“布道兄弟会”。
   天主教传入闽东，是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年）。先以福安为根据地，后发展到宁德、霞浦、寿宁、福鼎等县，计223个村镇。逐步形成完整的组织系统，曾直接受到罗马梵蒂冈教廷的指挥领导。历史上，派进闽东的外国传教士达100多名，而在他们的传、帮、带下，培养出来的本地神甫，还超过这个数。据1959年统计，闽东地区共建立天主教堂78座，教徒达6624户，信众19833人。 今三都澳天主教，尚存的旧建筑物主要有二：一是天主教堂。始建于1932年，由梵蒂冈罗马教廷拨款建成。大门正上方树有十字架，下书“天主堂”三个字。中层为梅花形圆窗。石木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人字形屋架，檩椽木构，天篷穹窿式。大门两侧置抱鼓石一对，为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哥特式建筑结构。二是修道院。位于天主教堂后侧，为城堡式结构，四周围墙与房间，中间为露水花园，供修女居住，保存完好。修道院始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1934年西班牙籍主教赵炳文（中文名字）重修。砖木混凝土结构，西班牙哥特式建筑结构。 天主教在三都的传播，始于清朝。现能知道的仅是1888年西班牙人高满珍担任“福州教区”副主教时，曾来过三都岛传教，先在罗厝里和玠溪村发展教徒，后于三都里街，用民房修成一座小教堂，作为传教基地，发展起来。接着，占据一处山场，拟作扩建教堂之用。又在三都街建筑店屋20余间，出赁收租，充补教会经费，派教徒周春棋（福安人）任教堂坐办，负责管理此项收入。至1927年，“福宁教区”主教公署从福安迁到三都岛后，第二年即建立三都本堂，派福州澳尾巷人郑凤经为驻堂神甫。 1929年，罗厝里新建一教经馆，楼下教经，楼上作神甫宿舍。同年底，郑凤经调往福安城关本堂，主导教务。三都本堂神甫则由西班牙人俞善德继任。1932年，“福宁教区”主教赵炳文嫌旧教堂狭窄，派西班牙人魏增德担任三都本堂神甫，并负责建堂工程，拨款在罗厝里后山建设新教堂。该工程历经三年，于1935年竣工，旧教堂被改为碾米厂经营收入（后被日机炸毁）。其时，三都正值商务旺盛，前来本埠经商的教徒增多，计有五六百众，每逢星期日，教堂座位常满，这是三都天主教发展的最高峰时期。 1936年，魏增德神甫调往宁德“岐头本堂”任职，“三都本堂”由西班牙人李振民继任神甫。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日机数度空袭三都街，海口屡遭封锁。商业萧条，教徒内迁，结果本岛只剩下罗厝里村几十户的信众。1944年，李振民神甫调往“岐头本堂”。“三都本堂”就由福安人郭绍景代理，同时有一位姓刘的美国籍“多明我”修女驻此为帮手。1945年，“三都本堂”神甫换成西班牙人高大涵担任。至1948年高大涵被调往香港“多明我会”任训导主任，同年8月间由一个从北京来的西班牙籍高神甫（姓名不详）接任本堂，赵连城（福安溪填人）、黄金爵（福安顶头人）、刘鹤中（福安城关人）担任副堂。解放前夕，即1949年4月，本堂高神甫和“多明我”修女等人外逃，由黄金爵任本堂神甫，刘琦元（河北大兴县人）任副堂。1950年6月，黄金爵调往福安“穆阳本堂”任副堂，“三都本堂”由刘琦元接任。1954年4月，刘琦元调往福安“溪填本堂”驻堂。“三都本堂”人事暂缺。德方言里几个保留古义的口语词 本文的“宁德”指旧时的宁德县。但宁德县乃至整个福宁府并不是一个方言单元（一般划属闽东方言区北片），文中所述内容也未必仅属闽方言，而大多兼是比较宽泛的南方方言。方言词汇问题，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本文完全只是外行人写给外行人看的，主要是给本地人或者会讲本地话的人看的。它也并非宁德方言词汇调查的产物，对此我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并非从宁德方言实际状况出发，寻求其中的古义遗留，而只是最近在阅读古人写的典籍或今人编的辞书中见到一些词语，感觉与本土方言尚有若干相合之处，便匆匆草成此文。故而文中所列，都是“有字”之词，而不处理所谓的“有音无字”之词，也没有采用《方言调查字表》和国际音标，记音以《广韵》反切为主，有时直接借用他字的本地读音。反切的好处是可以大致兼表官话和方音，但有欠通俗，这是应当向读者表示歉意的。 以下所举例词未按照韵部、声纽、义类或者时代等专业性序列来叙述，只是信笔由之，为避免过于拉杂，大抵单音词在前，复音词在后。
  1.箄 音“痹”，指蒸饭时覆在甑底起隔离作用的竹席。《说文解字·竹部》：“箄，蔽也，所以蔽甑底。” 又音“牌”，蒲街切。大筏，用竹子或木头平排拼合成的渡水工具，今多写作“排”。
  2.箸（筋），筹 箸，读zhu，去声，即普通话里的筷子，《韩非子·喻老》、《礼记·曲礼》已有用例。箸也写作筋，《世说新语·忿狷》载东晋以性急闻名的王蓝田（王述）吃没剥壳的鸡蛋，“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箸（筋）在闽方言区保留得最普遍，其读音，《广韵》迟倨切，《集韵》迟据切。宁德城关读如“短”（本地音），现在一般用在复音词里，如箸筩（插放箸的小竹筒，后来扁形的陶器也称箸筩，筩音筒），冰筋（冰棒），下箸（《晋书》卷33《何曾传》记载何曾生活奢华，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无处下箸，是很标准的宁德人的说法。）（拿箸夹取食物，此时方音“下”读ha而不读a），伸箸（伸是普通话动词，宁德方言说成“拢”），等等。也用作量词，如一箸麵，两箸菜。 宁德话较之邻近县市，如闽东方言南片的代表福州话或北片的代表福安话，箸（筋）已经不常单用，单音词的箸（筋），一般表达为“筹”。筹，《广韵》直油切，宁德方音剃油切，阳平。古语“觥筹交错”，觥为酒器；筹为行酒令的筹码，酒杯、酒筹杂乱放置，意为酒桌上场景热闹。箸、筹都是条状的竹制品，古语又说“借箸代筹”，典出《史记·留侯世家》或《汉书·张良传》，说的是郦食其向刘邦献策，张良“请借前箸以筹之”，拿起筷子在餐桌上比划，指出郦食其的错误和自己的对策。但箸、筹形制、用途本不相同，宁德民间方言“以筹代箸”其实也属一种词汇借用现象。笔者推测，这里的北方移民与当地土著或不同批次的南下移民之间，在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借用和混合，对“箸”、“筹”含义、用法的混淆和误解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
   3.簏 普通话读lu，去声；宁德方音卢角切。指竹木制的小箱子。旧时宁德女性盛放梳妆用品的多层屉小箱子（一般还镶带镜子），常称作“头簏”。
  4.啜 原写作“哾”。普通话读chuo，去声，宁德方音如“出”。意为喝、饮。在现代汉语中仍保留“啜茗”、“啜菽饮水”等古代词汇，但很少用，宁德方言中“啜”（茶、汤、开水、饮料一类）、“啜一口（嘴）”、“啜进去（里去）”等，则依然是常用词。
   5.掎 字亦作“攲”。普通话读ji，上声；《广韵·平声支韵》：“掎，居绮切”；“攲，箸取物也”。宁德方音稍急促，近乎入声。霍童音较古，城关晚近渐渐读如古结切。《世说新语·黜免》记载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 桓公坐有参军掎烝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通行本“掎”误作“椅”，参见《太平御览》卷977菜茄部三。） 关于烝薤（xi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齐民要术·素食篇》说，薤白蒸是米薤同蒸，调以油豉，蒸熟后凝结，夹取较难。薤，也叫藠头（jiào t6u）。这则轶事的大意是：一次桓温宴请僚属，有个参军用筷子夹蒸薤，夹不起来，邻座共食的人不帮他，他一直夹着，不上不下。席上的人都笑他。桓温说：“同在一个盘子里用餐，尚且不能互相帮助，更何况遇到危急患难呢！”便下令罢免了那个人的官。
  上文用现代汉语译述大意，以“夹”字代“掎”。夹应是掎、攲的借字。
   6.沕 美毕切，入声。现代汉语拼音作mi，去声。字典解作“潜藏，隐没”，西汉贾谊《吊屈原文》有“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宁德疍民方言基本保留古音，读如“眉”之去声，闽北人发音相近，意为“潜水”。明代乃至晚清仍能见到与“沕”合成的双音词，如唐顺之（1507-1560）的《雁训》：“人事占几，天事占符；几罔奸盭而能垢，符罔闇沕而弗彰”；姚华（1876-1930）的《曲海一勺·原乐》：“礼乐之用，浑沕无象，偶然流形，始著耳目，显之为节文，宣之为歌舞”。但极少单用。单独以“沕”表示潜泳的古义则一直在宁德方言中保留至今。
   7.清，渹 清，七政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人间世》：七性反，清，凉也。渹，《集韵》：“楚庆切，读去声，与‘㵾’同，冷也。吴人谓之‘㵾’。”学者或以为“渹”是“㵾”的异体字。（见王建设《<世说新语>语词小札》，《中国语文》1990年第6期。）从方音的角度观察，清、㵾、渹其实当为一字，宁德方音读如“秤”，表示冷、寒、冰凉。《世说新语·排调》有一个故事保留了南方方言的信息：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孝标：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太平御览》卷21、卷371、卷755等多处引《世说新语》此条，可以参看。
  8.看 “看”有探访、观察、看待等意思，探访是较早的含义。《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就有“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看之”的用例。东汉以还“看”的“所指”发生由窄到宽的变化，渐渐有了一般的“视”、“观”之义。六朝时期“看”作“视”、“察”“观”解的例子常见起来，但口语中仍较多保留“探访”这类早期用法，仅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中，便多有其例： 陈仲举……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王沈）看之。 后来，“看”的义项越来越丰富，可以表照顾，表看管，表阅读，表看待，等等。现代汉语中一切事物都可成为看的对象。与此同时，随着与“看”相联结的双音词的大量衍生和发展，以单音词“看”表示它的传统意义“探访”的场合便渐渐少了。但在方言口语中仍有较多遗留。用宁德话说去“看某人”，一般都指探望，宁德方言亦称“问讯”，探望、问讯的范围可以比较单一，往往主要是看对方生病了没有或病情怎么样。
  9.差 “差”通“瘥”，普通话读chai，去声。表示病愈。但“差”（cha，阴平）有“减”、“损”义，“小差”本是小有差异，魏晋时也常用以表示疾病小癒。如《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妇稍小差”；《南史·隐逸传·关康之》：“康之时得病小差”；《世说新语·规箴》：“卫（玠）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广）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这种用法在宁德方言中比较流行，患者、亲友、医师都常问、常说“会差”、“〓差”之类的话。
   10.拿 “拿”本是“拏”的异体字，现在却比“拏”更通行。它的本义当为“执”、“持”、“握”，北宋王之道诗有“老夫僵不扫，稚子走争拿”之句。其后的话本小说中也常用来表示“拘捕”、“擒捉”，如《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教人分付临安府差人去灵隐寺拏可常和尚”；《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着落缉捕使臣拿下任一郎问过”。话本小说对民间口语影响很大。这种词义在宁德方言里使用相当普遍，经常会说到“拿人”、“拿老蛇”、“拿水鸡”、“猫不拿老鼠”等等。方音为n与ia相拼，入声。而“持”、“取”意义上的“拿”，宁德方言多读徒河切，那大约是从“驮”字转过来的。
  11.扁盒（扁榼），方盒（方榼） 盒，普通话读he，阳平，为底、盖相合的盛东西的器物。方音中“盒”为零声母，入声。旧时宁德话有扁盒、方盒，专指盘中有格档的食品盒，多盛果点、糕点等。这种器皿相当于古代的“樏”或“扁榼”。《玉篇·木部》：“樏，扁榼谓之樏。”《广韵》：“盘中有隔也。”但“樏”旧读洛戈反（动词，堆，理）；力癸反（名词，食器）。普通话读lei，上声，它与宁德话的“盒”应当不是同一词。榼，苦盍切，入声；普通话读ke。kh发音相近，宁德方言里说的“扁盒”，其字或即“扁榼”。
  12.行骹 行，宁德方音以g与ian相拼，上声，最常用的是“行路”，也常说行骹。《广韵·平声肴韵》：“骹，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宁德方音ka，阴平。闽方言学者普遍认为“骹”是“脚”的本字。也写作“踍”，如唐代李贺《黄家洞》描述古越人：“彩巾缠踍幅半斜。”在宁德方言中，“行骹”是帮忙跑腿做事的意思。因民间盛行一种经济互助性质的“标会”，发起人称为“会首（会头）”，其他参加者称为“会骹”，由此进而生出“骹囝”、“骹数”、“好骹被坏骹拖”等词语来。新近研究成果揭示，闽语“骹”，原是古南岛语词。（见邓晓华《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 13.料理 新版《辞源》释“料理”为照顾、安排，对象是人。仍依同书，则“料”有照料、整理义；以料字组词，料视、料持、料检等等，都以事为对象。“理”即治，也以事为对象。但宁德方音“料”如“照”、“耀”，都属“尤”韵。其意即办事、处理事，包括处事能力。例如，“料理一下就来”，“料理得清清楚楚”等。
  14.跋涉 《诗经·国风·鄘风·载驰》中就有“大夫跋涉，我心则忧”的句子，《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意为旅途辛苦。跋涉，常常写成跋山涉水，用例也很早（《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跋山涉水，蒙犯霜露”）。后来“跋涉”一词，或不单指行路之难，明代江南才子屠隆介绍“造捶白纸”的作法：取黄蜀葵根捣汁，水一大碗，放汁一、二匙搅匀；用纸10幅，将上一幅刷湿，在上面加10幅干纸；以次相加，可至百幅（以上幅数依纸的厚薄增减），用厚石板压一夜；第二天揭开，湿则晾干，再压一夜；第三天揭开，平铺石上，用打纸搥敲打千余下，揭开晾干；叠压至隔天又捶打千余下，如此反复，直至如蜡笺般有光泽。他说“余尝制之甚佳，但跋涉耳。”（屠隆《考槃馀事》卷2“造捶白纸法”条述此颇详，见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宁德方言中的跋涉，不用于表示行旅劳顿，意思与屠隆所说相近。跋、涉都是入声，“涉”的韵母略同方音“角”，这样，听起来“跋”与“跌”音相似，“涉”与“摔”音相似，宁德人惯常以跋涉表示做事、度生之辛劳、苦累、不顺利，或许也受到了这种听觉效应的“刺激”。
  15.鼎筅，筅帚 筅，字亦作箲，旧读苏典切，普通话读xian，上声。原是刷洗釜、甑的小竹帚，一般用一节竹子，从无节的一端密密劈成细条，收束在有节一端寸许处（外地也有完全劈开再将一端紧紧缚住的做法），宁德方言谓之鼎筅，筅，读之如“浅”。扫地用的帚子，则用八九寸至尺许的小竹枝（末尾）择除大部分叶子，捆紧上端，插入木、竹小杆制成。宁德疍民谓之筅帚，保留古代音义较多；一般人则称“笤帚”。笤帚，亦作苕帚，现代普通话仍在使用，绝大多数用高粱糜子制作，也有用地肤、棕丝、芦苇、椰棕丝等材料的，宁德常用芦苇一类制作，方言称为“菅帚”。菅，普通话读jian，阴平；方音读“甘”；辞书上释菅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于山坡草地，很坚韧，可做炊帚、刷子等”。
   16.狼筅 新版《辞源》：“狼筅兵器名。长一丈五尺，有竹铁二种，附枝九层、十层，明将戚继光施于水田中以代蒺藜与拒马术。见《武备志》104《狼筅》。” 这个词条的释义不够明确。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上·狼筅解》说：“狼筅乃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附枝，节节枒杈，视之粗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势遮蔽全身，刀鎗丛刺必不能入，故人胆自大，用为前列，迺南方杀倭利器。”可见竹制“狼筅”即选用南方坚实的老毛竹，将竹端斜削成尖状，留下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狼筅长5米左右；“视之粗可二尺”，则每个留附的枝桠可有七八寸长。 宁德方音读筅如“浅”。本地话里说的狼筅，是晾晒衣被等物的竹具，也选用比较粗直的老毛竹（取其坚实不易蛀），也留下上半截的少数几个枝桠（两三寸长），固定在屋里屋外的空坪上，晾晒前临时再在两根狼筅的枝桠上架置横竿。这种晾晒衣物的“（狼）筅”，在宁德方音里则为古典切（因与“狼”连读，受鼻音影响而略有音变），与“笕”同音。“笕”是引水的长竹管，也是用的大毛竹，打通竹节，或整竹，或剖成两半；或单根，或多根连接。那么，从读音和器形来看，无论作为兵器还是晾晒工具，“狼筅”或许都应写作“狼笕”为是。 至于这里的“狼”字，当为“狼犺”之“狼”。“狼犺”亦写作“狼抗”，南方方言以指粗苯。清乾隆年间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2：“《宋书·文九王传》‘（刘）休祐生平狼抗无赖’。案，狼抗，大而无用，不可容也；今吴谚谓物之大而无处置放者曰‘狼抗’。”闽语也是如此。宁德方言至今犹常说“狼抗”，惟不以形容人体（据徐震堮考述，狼犺本有声无字，又说“躴躿训身长貌，是其本义，故字从身，从而凡物之长大者皆可谓之躴躿。”详见《世说新语校笺·方正篇》“王大将军当下”条注文，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而以形容物件。《今古奇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所述“若不是海船大，也著不得这样狼抗东西”，最合其意。
  17.剃鼎 鼎本是古代烹煮食物的炊具，一般三足两耳，同时也烹饪用于祭祀的牺牲，渐成为重要的礼器，于是有定鼎、问鼎、鼎祚、鼎辅、鼎业、鼎革等词汇的出现。用来平常煮食的，遂多称为釜、镬，汉代铁釜、铁镬开始取代铜鼎、陶鬲。唐朝以还已普遍用“锅”来指称功能相似的炊器（锅，原指车釭，即车毂口穿轴用的金属圈。），但在闽、赣地区一直保留“鼎”的称谓。无论烧的是柴草还是谷壳、锯木屑，时间久了，锅鼎底部都会粘上越来越厚的烟灰，影响热量传导，宁德方言所谓剃鼎，便是取鼎覆地，然后用厨刀、锄头一类有刃的铁器刮去烟灰。故亦称刮鼎，“刮”方音读如g、o相拼。上世纪80年代以来，蜂窝煤、液化气、天然气渐次进入平常人家的厨房，又有电磁炉、微波炉、光波炉、电饭煲等新灶具争奇斗妍，本地刮鼎、剃鼎之俗今已悄然消失。
  18.籴米 籴，普通话读di，阳平，古为入声字。宁德方音中韵母为ia，也是入声。籴即买米，而受双音词化的影响，乃有“籴米”一词，宋人已有《籴米》（苏轼）、《李光远宅籴米》（释印肃）诸诗。宁德方言说“籴米”，也单说“籴”，如“籴三斤”、“籴多少”等。 “粜”与“籴”对言，普通话读tiao，去声，意为卖出谷物。现在宁德方言不怎么说“粜米”，但买卖过程中表“更换”物品之义的“桃幼切”方音，似可考虑记作“粜”字。
   19.走埕 “走”的本义是“跑”。古人原先用“行”表“行走”，用“走”表“奔跑”，后来以“走”替换“行”，而以新产生的“跑”替换“走”。但在许多方言中“走”还是“跑”的意思。这是常见的情形。宁德方言有“偷走”一词，表示偷偷跑开或者逃跑，算有一点地方特色。（普通话里的“偷走”，意义重心在“偷”不在“走”。最近新兴的“偷跑”一词则意为“产品非正常渠道流出”，特指游戏、歌曲等公开发售的产品在公司发售日期前通过不知名渠道流出。）“走”，方音属ao韵，而普通话属ou韵。 “埕”，据新版《辞源》的解释，是东南沿海一带饲养贝类的海滩田，如蛏埕、蛤埕等。宁德方言也把陆上的一些小平地叫作“埕”，如厝埕、楻埕。 所谓走埕，则是指的一种饲养禽畜的方式。它与“圈养”相对，不把鸡、猪等等禽畜关在鸡圈、猪栏里喂养，而是放养在野外环境中，有较多的活动空间，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觅食，使其获得更自然一些的生活方式。
  20.宝惜（保惜） “宝”为意动用法，谓惜之如宝，南朝隋唐时期已有这个双音词。《南史》卷59《王僧孺传》：“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载：“太宗酷好法书，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於座侧，朝夕观览。”都是其例。
  也可写作“保惜”，则属一般的并列式合成动词，意为保护爱惜。唐人姚合有《拾得古砚》诗： 僻性爱古物，终岁求不获。昨朝得古砚，黄河滩之侧。念此黄河中，应有昔人宅。宅亦作流水，斯砚未变易。波澜所激触，背面生罅隙。质状朴且丑，今人作不得。捧持且惊叹，不敢施笔墨。或恐先圣人，尝用修六籍。置之洁净室，一日三磨拭。大喜豪贵嫌，久长得保惜。
   诗末八句把“保惜”的动作和情态描写得很到位。 至明代这种用法依然常见。元明之交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庄蓼塘藏书》说：“其家蓄书数万卷……蓼塘既没，子孙不知保惜，或为虫鼠蚀啮，或为邻识盗窃。”明中期的文徵明《跋金伯祥瞻云诗卷》说：“此数篇特以诸公手笔，故其子孙尤加保惜如此。”都是顺手拈来的例句。 宝惜或保惜，现在的普通话里都不怎么见到了，宁德方言则一直常用。而且还有一个同义词：护惜。（护惜一词在唐明间也比较流行，如《太平广记》卷78引唐人薛用弱《集异记》“符契元”条载：“时果未熟，乃有邻里小儿，攀缘采摘，契元护惜，咄叱曾无应者，契元愈怒”；明高启《爱竹轩为陈维寅赋》中也有“一竿护惜不忍剪，何以持钓横江鳞”之句。而且现代汉语中往往时有所见。）需要说明的是，宁德方音，这两个词中的“惜”读法不同：宝（保）惜的惜，读如现代汉语拼音的s、ü相拼；护惜的惜则读如方言中的“锡”。笔者以为前一种读法当比后一种读法更古老。
  21.—月日（一到日）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一月每称“一月日”。例如，《三国志·吴书·朱然传》：“魏攻围（朱）然凡六月日，未退。”《建康实录》卷二“六月日“作“一百八十日”。（见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卷3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187页。）这种表达方式在闽语中保留至今。福州话将一个月称为“一到月日”，三个月称为“三到月日”，等等；宁德话则省音为“一到日”、“三到日”等；这里的“一”，闽语读如“石”。何以这样表示？笔者以为，所谓一到月日或一到日，它的意思都是指从某月某日“到”下“一月”的“这一日”，如二月初三日到三月初三日。因此，福州话的表达形式意思会更显豁一些。 以上所述，舛误难免，希望读者有所匡正，更希望有兴趣者真正作些研究，拿出比较像样的东西来。记得数年前在蕉城区宣传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与老友甘峰闲谈宁德方言，都以为方音只是方言的比较外在的标识，更重要的是方言词汇。目下尝试，只能写出这么粗糙的短文，但愿下回稍得长进。谨此为记。
  宁德、福州话若干异同蠡见 宁德方言与福州话同属“福州方言”（或称“闽东方言”），以城关音为代表。刘家谋（清朝道光年间宁德县训导，福州人）在《鹤场漫志》中说：“宁旧隶吾郡，其方言率大同小异”。“小异”者，有些不同的音、义。刘家谋列举了不少，如“味”、“子”、“闽”、“兰”、“舅”等等，并且引经据典，考其源流，读来饶有兴趣。今天来看，方言的音、义既浩瀚广博、无微不至，又世代渐变、推陈出新，要考其源流出处更是难上加难。今不揣冒昧，试举宁德方言中若干与福州音、义“小异”现象，以蠡测海，猜度其来源变化。
   读音有异。 “卖”、“买”不分。宁德话中，两者声母、韵母、声调都一样，而福州话中“买”与“卖”声母相同，歆母不同。语言现象与社会、经济环境有关，这种情况或可解释为：在宁德方言基本底定的时期，不存在或很少有“买”“卖”的活动。李如龙（著有《福建方言》等）认为，福州方言基本成型在王潮兄弟入闽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宁德及今闽东地区一带，为福州方言的北片区，其语言基本成型也当在此时期。这个过程不是几年的事情，而是一个几十或上百年的过程。在闽东一地多有“买”、“卖”读音不分的现象，这似乎提示：在唐末、五代十国至北宋早期，闽东一带仍是人丁稀少，男耕女织，没有街市，几乎没有贸易，长期是“买”、“卖”不分的自然经济社会。即便有些贸易，大多以物易物，叫做“换”而不说“买”与“卖”。 宁德县在南宋之后商业活动繁盛是有证据的，比如金涵烟亭古代交通大道附近出土过几十斤重的古钱币，下限据说在明初。至于更早时宁德城关有过盐场。这是否可证明宁德早有商业活动呢？应当不是。猜想那时的盐是官营，“盐厂”是官办的事业，不是贸易，故而也没有“买卖”的概念。 筷。与方言“柱”音近，上声，类似“挑”，故而福州人说宁德人好说大话，将小小竹（木）条扩大化成柱子。福州人读音与方言中“著作”之“著”音相同。两者无论声母韵母都不同。普通话中，“箸”、“著”、“柱”、“住”同音，源头读音应当是一个样的。但后来演变的完全不同了。臧荣（著《中国历史趣谈》等）考证，因为舟人不喜欢“住”而喜欢“快”，并且多有忌语，所以把“箸”改为“筷”。如果真是这样，则可能由“箸”演变为“筷”的过程中，福州的读音仍然保留着“箸”“著”同音，而宁德话却随了“柱”的音，并且因方言中“柱”、“著”两音差别越来越大，两音同源殊途，今天变得完全不同。另值得一提的是，这“柱”的音，只在城关一带，到霍童赤溪一带，又是“著”的读音了。并且，城关人单称当年厨房里装筷子的陶瓷容器，也不叫“‘柱’笼”，同样是“‘著’笼”。 飞。此字白读（口语）福州宁德两地相同，音都近“杯”。文读（书面语），宁德音近“批”，为“匹鄙切”，福州音近“hi”，为“喝衣切”，声母完全不同。文读中如“飞机”，“飞马（香烟品牌之一）”，还有唱曲《采茶》中“十二月采茶，雪飞飞呀”之“飞”，宁德话读音皆为“批”，与方言中“匪”的读音近似。然而有时应当文读的地名也未必统一，用法较乱。如自家的“飞鸾”的“飞”，与福州音相同，是“喝衣切”，绝不读成“批鸾”、“痞鸾”，但罗源县的“飞竹”，城关人大多都读成“批竹”。本县内有个较小的地名也叫“飞竹”，听到的读音多样。总的来说，除“飞鸾”之“飞”的读音已成定式外，三种读音常混在一起。 文读之音多为中古音。“飞”字在唐代为“匪微切”，与今普通话相同，但无论福州或宁德话与之相距都相当远了，因而宁德话将“飞”读成“批”、“痞”，将“飞机”读“痞机”，猜想应是唐代之前的古老读音保留至今。但是，也有人说近代宁德城关人初见飞机就是日寇之“匪”机，故而日后见飞机皆称“痞机”。此种读音颇让福州人惊诧。 跑。称“走”。此字用法久远，上古寓言中“夸父与日逐走”，《木兰辞》中“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中都是“跑”的意思。我在高中时，语文老师梁敬淼是福州人，为了说明古时“走”为“跑”，因文言篇目很少，特意另找古文来讲课。在宁德话和福州话里，走，都是“行”；福州话中，跑，音近“蹩”，可能是由“奔”而来，宁德话中没有这样读音的痕迹，但一山之隔的罗源县就是“蹩”了。如此说来，古代时宁德话的一些词汇与福州话必有不同来源。指“跑”为“走”，无疑是中原上古音（指唐代以前）的文化影响，也就是说，在宁德话里，有些读音比福州话来得古老。 侄儿。宁德城关人称“孙”。这与福州称“侄（读音近‘滴’，入声）”大不同。虽然福建不少地方亲属称谓多有异象，如女性将丈夫的亲人按儿女辈称呼“升格”等，这可用“男尊女卑”来解释。宁德城乡祠堂祖厅遍布，祖先崇拜传统盛于福州，长幼排序称谓理应更严格清晰才是，因此宁德城关人把直系血亲降格称呼的这个特殊例子令人相当费解。或许，原先读音有所差别，只是后来混淆了，今人分不清而已。 哭。宁德音为“呕”。但与“呕吐”的“呕”是两音，前者平声，后者上声。福州音为“啼”，听不懂“呕”这个音。“呕”也是古音，是象声词，形容人发出的不好听的声音，如幼童哭闹等。《琵琶行》中有“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想来与“哭”的意境是一个样子的。至于宁德人把“哭”读为“呕”，把对哭声的模拟，变成了固定的名词，则表现出宁德方言一种语言原始、词汇贫乏的状况。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有。比如形容某人打扮讲究，直说此人“身上‘毕毕’”，以丝绸衣料的光滑状来概括。如今在通用时，“毕毕”这个词，就可代替衣裳“笔挺”、“质地优良”等等意思了。 吓。读音“胁”，入声。与普通话“胁”音几乎一样。“胁”也是古代的词汇，明代散文《书博鸡者事》（作者高启）中描述某个好官得罪另一坏官，被“胁服，夺其官”，此间“胁服”，就是“威逼其服从”的意思。今天，在宁德此词用意更为广泛，如恫吓、设圈套、弄权、诈人、“忽悠”等，都可用“胁”来形容。福州亦有此字，同出一源，但读音韵母不同，使用场合，特别是当今，小得多了。 骂。宁德话表达此意有三个字音，除“骂”之外，另外一种读音为“驳”，还有一种读音近“萨”，“引车卖浆者流”多用之，源自脏话（其实还有个别意思近“骂”的表达，如“铲”等，亦属不雅字词）。福州只用“骂”这个词。两地读音相同，只是声调略不同。福州话有背地里骂人的“咒”，音同普通话，只是声调不同。福州“咒”字在很多场合使用，在宁德却很少听说“咒”。从此现象，似乎可推测两地民众不同的文化生态，即“民风”有异。在宁德，“骂”的现象经常地广泛地存在于三流九教各阶层，故而有多样化名称，这类似于游牧民族描述一匹马，就有几十个专有名词的现象。常在福州的人明显感觉在公众场合，特别是福州老住户组成的社区中，罕见当街破口大“骂”的现象，因此以一个词的表达足够。但必定“偷骂”情况严重，故而“咒”字广泛使用。 蹲。宁德城关人没有相应的单字，而形象地称为“佝偻”。福州话则为“踆”，是古字中“蹲”的意思。我小时候似乎偶而也听过宁德老辈人说“踆”，如叫小孩不要“踆地上”。宁德人生活中，的确很少见人长时间蹲在地上，旧时作此状者，多为乞丐等被社会低看的人群。猜测宁德话中早先应当有与“踆”相对应的音，但“佝偻”直观、贬义，以形容边缘化的人群较适合，久之固定，取替旧字。另“小孩”，福州人读为“伲仔”或“伲子哥”，本字有出处，而宁德人称“傀儡”，“傀儡仔”，似乎也是因摹状而演变成固定名词。
  用词有异。
   厨房。宁德城关称“鼎下”，福州称“灶前”。“鼎”为上古通语，早在秦汉之前，就广泛存在于中原、楚、越等地。至今福建各处方言，也将锅称为“鼎”，但将厨房称“鼎下”，唯有宁德话，连闽东各地都没有。专家认为，公元四世纪开始的六朝到九世纪的唐末之间，是上古音与中古音的转化期。前期入闽的中原人带来的是上古音，后期入闽的带来的是中古音，“白读”多用上古音，“文读”多为中古音。如今宁德方言中“文”、“白”两读的迹象十分明显，又有将厨房称为“鼎下”等古老说法，这是否表明乡音保留的上古音更多些，更象是一种语言上的“活化石”？ 学堂。称“馆”。宁德城关人上学称“去馆”，福州称“去斋”，但上课下课都称“上堂下（落）堂”。此“馆”为“学馆”。“学馆”本意也指“学宫”、“学庙”，“馆”还有“房舍华丽”的一种意思；“斋”为“学房”或学舍，“斋”的本意之一，是相当小的房舍或房间。这样说来，福州旧时学堂的规模不如宁德县？显然不是。也许可以这样解释，福州很早普及私塾，多数人上的就是很小的“斋”，而当时宁德上学的人虽不多，但上的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或上的就是学庙中的县学。即便大城市的私塾，规模也不如小县的书院与县学，自然就有“馆”与“斋”的不同了。 纸。宁德城关人称“钱纸”。“钱纸”者，拜鬼所烧之纸钱，这让福州人很不解。宁德自南宋之后文化昌盛，直至现代仍重视文教。十几年前，霍童街头还留有一尊焚纸炉，字纸残片都有人拾起掷于炉中，因此，民间断无不识、纸、笔、墨砚的情况。将“纸”称“钱纸”，或有两种解释：一是宁德产纸，古代、近代均有大宗出口，但这些纸粗糙不堪写字，只用于制作纸钱等，说习惯了，凡纸都成“钱纸”。这种情况有些类似老辈人将党参径称为“潞党（潞州党参质优名气大）”，将厨房里的水瓢都叫做“鲎桸（旧时宁德此器具多用鲎壳制成）；二是原来名称就称为“字纸”，久之讹音为“钱纸”。 平地。称为“坪”。福州人也说“坪”，但多称“场”。操场，城关年纪大些的人称“操坪”，福州人均称“操场”。城关南郊的演兵场正式名称为“教场”并载入书中，乡亲们还是不嫌麻烦加上一个“坪”字，称“教场坪”。福州人径称“南教场”或“教场”，也就是于山前的五一广场那块平地。“场”与“坪”，意思虽近但有不同。“坪”只是指小块的平地，山区丘陵的平地，而“场”不仅指平地，还指容纳范围大的场合。其区别可能是宁德古代地无三尺平，地理环境决定语言习惯，尽管后来的宁德县“教场坪”未必比福州的“南教场”面积小多少。 另值一提，“场”在宁德与福州也都有量词的意思，宁德方言也说“一场戏”，不说“一坪戏”。出奇的是宁德方言中的量词“摆”。比如形容去往某机关单位办事不顺，说“去了一摆，又去一摆”，未闻福州人这样说。据说量词“摆”这种读音及意思，可追溯至百越时期，同现在的壮族、布依族一模一样。 巷。称为“弄”。宁德县城关大小巷子，大都为“弄”，少称“巷”。福州多称“巷”，少闻“弄”音，除有名的“七巷”外，很小很窄的也叫“巷”。这或许是因为两地受吴越文化影响程度不一造成的。五代闽灭国后，其大将李仁达先降南唐后降钱越，时间长达几十年，由河南固始而来的语音、由湖南江西而来的楚语及由北向南而来的吴越文化，当时都纠集在福州方言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力。吴越势力在闽国灭国后一直管辖到公元978年，归北宋后，其文化的影响力自然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支提寺的创建，就与末代吴越王钱弘俶有直接关系，这是宁德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化事件之一。如今江浙上海把巷称为“弄”，“里弄”，“弄堂”，读音为“long”，去声，与宁德音源出一脉。从这种现象可猜测北宋朝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宁德县渐成邑而初有街巷的时期，受吴越文化影响，故而称“弄”。但是福州城唐代时就大有规模，中原河洛文化强大而钱越影响小而微，居民区仍为“巷”、“坊”。 蜻蜓。宁德称“蜻家娘”，福州人称“蚂糊”，两者迥然不同。不唯两地不同，与北方话更是天差地别。这里头可能包涵些隐秘的原因。中国之大，各地方言对昆虫动物的称谓十分多样。如有的地方称蜻蜓为“蚂螂”，有的地方称“豆娘”。福建当时为水网密布的地带，蜻蜓等昆虫种类数量比北方还要多，当最早的中国北方人氏零星到来之前，当地成熟的闽越社会对万事万物皆有名称，因而对蜻蜓等必然也有特定名称。千百年后，随着闽越族星散消失，他们的语汇中最可能得到保存的就是一些专有的地名、动物名、水果名等。这是语言界公认存在的一种现象。比如水果“荸荠”，宁德人与福州人甚至广西人、广东人同音为“母梨”、“马蹄”，有专家就考证是此音正是古越人称“地下的果子”。 林校生在《六朝闽东史事四题》中对古代闽地居民族群有概括阐述：西汉之前是闽族、越族、闽越族或南岛语族的世界，宋代以还则成汉族人绝对主导的世界，六朝时的南方，其实是一片广大的蛮夷之地，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山越化（闽越化）”和“汉化”两种趋势的交叠。据此，今天如果我们对一些古怪的读音找不出“有案可查”的出处，则有可能是残存吴、楚或者古百越、甚至更早以前南岛语系的语言残片。如此揣测，宁德人与福州人同音却不见古书中记载的“洋排（青蛙）”、“勾吻（蚯蚓）”等，都有这样的“嫌疑”。至于宁德方言中与福州不同的一些专有名词的读音，则更能引起这样的联想了。比如蝙蝠，城关人称“壁婆辟”，大蜘蛛称“猫猊蚁”，兔子称“石鼠”（福州人读“兔”，已是中原音），萤火虫称“南眯姨”（福州人读“南尾星”），蟑螂称“蜡姆”等等。而最为怪异的是城关人对蚊子的读音。
  即使同为残存的古音，宁德与福州有的也不同，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环境进化程度不同所形成的。 蟑螂、蚊子。宁德话中蟑螂称“蜡姆”。福州人称“虼蜡”。词源之一都有“蜡”。“蜡”，宁德音与福州音都接近于“sa”，入声。至今宁德农民仍把庄稼上的害虫通称为“蜡”，这可能就是残存的百越古音。宁德城关颇将某些虫子冠以“姆”音，如“虱姆（虱子）”、“牛姆（蚊子）”，此类说法相当奇怪，很难解释。假如说城关人以为蟑螂是常见的害虫，体型也大，因之称为“蜡”的“母”不为过，但蚊子却是极小的虫子。何况，除了城关人称蚊子为“牛姆”，到了洋中、霍童、赤溪，就是“蠓虫”了。差强可解释的是，到唐末宋初福州语系定型时期，宁德仍一直是乡村环境，而封闭状况有利于保留着较多原始古音。但是福州早成街市，中原读音陆续渗入，这些专有名词则被改造或取代，故而形成“虼”、“蠓”（福州人将蚊子称“风蠓”）等这种来自中原的读音了。至于大部分宁德乡村不说“牛姆”而说“蠓虫”，自然是受强势文化的同化，但也可能揭示出城关与乡村民众迁徙源流有不同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按古人称“秦谓之蚋，楚谓之蚊”的说法，“蚊”本是上古时代南方通语。宁德城关方言中“蚊”的读音其实不同于方言“牛”的读音，其声母怪异，韵母重浊，韵母与现代汉语中的“蚊”的音有些近似。说不定古早人“蚊”就是这样读呢。众所周知，现代汉语是21个声母、36个韵母、4声调，而宁德方言只有15个声母，却有78个韵母，7个声调。如此之多的韵母和复杂的声调，对于听惯了音节铿锵的北方话的人来说，宁德方言是不是相当地“混浊”？对于他们来说，感觉是听到了越南音、泰国音，甚至是毛利人在讲话。
  除了昆虫名，古地名保留的现象也明显。 漈。宁德称瀑布，城关人称南边的瀑布为“南漈”。闽东多有此名称。其实福州也有，如闽清一带的“百漈沟”等，只不过福州城里少有瀑布，这个名称较少听闻而已。清人笔记中直接说“越人指瀑为漈”。福建古代“蛮夷”时期的地名至今保留较多，不为中原文化全然吞灭。这些名词也不一定全是闽越的读音，也可能是楚、吴越的读音。举福州与宁德为例，都有“洋”（较广大的水泽，后开为田）、“墘”（渠、溪的边沿）、“坂”（平坦的河岸）、“园”（旱地）、“坑”（山涧、谷地）、“兜”（近处）、“洞”（山间较隐蔽、平坦有树木处。如宁德陈家衕，福州之“榴花洞”等）、潭（平静的深水）等地名，还有大量常用于海边河中的专有名词，如屿、澳、岐等等。北方中原人初到之际，很少或没有见过这些地貌，因此定名时，很可能沿用、记录当地人原有的名称，也就是语言学中常见的“音译”。比如在宋、明时期，宁德县当地读书人就不解晋代时人们所记的地名“温麻”本意是什么，于是猜测其“几近蛮语”。笔者斗胆猜测，“霍童”这两字，也有可能是最初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或汉化的吴越人）对“蛮语”地名的记音。 对于这些当地蛮族人古怪的读音，古代时读书人“俗音讹转，别造某字”，“变古而俗（刘家谋《鹤城漫志》）”。现在的人们却一定要在古书经典中找根源，则可能被古人“讹”了。举一例子来说，宁德城关的“浿墘下”。此“浿”字，宁德音同“贝”，为水渠之意，当地人不会理解错。但不解方言的人则认为宁德人字都读错，说是“浿”字应读“沛”。查证之下，发现宁德、闽东多有此字，而古书中只有一种用法，就是“浿水”，指今朝鲜境内某条大河，或为大同江，或为清川江，故而现在有学者劝宁德人读“虎浿”为“虎沛”。其实这字正是古代记录者“别造”的字。为了记录当地人所指的水渠的读音，明代嘉靖间文人写为三点水加“辈”字（见《宁德县志·嘉靖版》），后来人们再用三点水加“贝”。这都是以水体现性质，以字表现读音，就是所谓“意符在左，声符在右”的构字办法，弄得后人及外地人莫名其妙。
  城关方言中还有一些与福州完全不同的读音，肯定产生于闽东语系定型之后，甚至产生于近代。 “孙悟空”。宁德人称为“家堂望”，福州人称“猴龙王”。孙悟空为民间重要的文化符号，自宋元民间话本普及开始，至少在明代后，已经广为民间知晓。称谓上有如此差别，或有重要原因。“家堂”，原指安放祖先神位的屋宇，也借指祖先的神位。“望”大抵是“郡望”的简称。宁德城关人淫祠滥祀的风气保留到现代，有多种神衹崇拜，近三、五百年中，民间已将受印度猴神崇拜所产生的文学形象与祖先崇拜混在一起，径称之“家堂”，日后留下了这个古怪的名称。或者也可读为“家善”，意为“家中善神”，典故源起于临水娘收伏福州乌山淫猴的传说。猴神从善后成“丹霞大圣”，民间广为祭祀，久之，宁德民间将其混成小说中的“孙悟空”了。但乌石山猴神故事大抵也是受印度佛教影响而产生。福州是接受中原文化的中心，民间一则分得清《西游记》小说故事与当地的民间传说，二则拜鬼拜神的古风较早淡化，因此只将孙悟空作为一般的俗文化符号，形象地称之“猴龙王”。这是“开化程度”不同所形成的。 芒果。宁德城关音为“芒果”，与英文读音一个样。福州人称“番檨”，“檨”方言读音同“尚”。此“檨”字是早有的古音，在福州，历史上可能是指一种形状、色、味均近似芒果的东西，或者就是一种本地产的不好吃或不能吃的同类果子，后来香甜的芒果品种由南洋引入，福州人便自然加上了“番”字。其过程，有如将本地早有的“薯”加上“番”字，用以说明来自南洋的新物种。 宁德人直接把这种黄色的有着异香的水果读“mango”，说明宁德人很迟才见到这东西。或是近代从传教士、三都澳洋商、外轮的船员那里见着，故而不用福州音，而直接用外来语，或是普通话普及以后的解放后才见着这东西，直接用普通话翻译而来。 城关方言中直接用外国语音的现象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如，六、七十年代城关学生打乒乓球时，擦网球叫“涅”，球落桌沿运动轨迹不规则令对方接不着的球叫“古堡”。其实就是英语“net（网）”和“Goodball（好球）”的译音。规则由外国人带来，用词当然是他们的读音。又如我早年在东湖塘学农割稻子时，听一个老农说塔山上曾有“郎机炮”，细问之下，知道是清朝的土炮。为何称“郎机”？乡人不解，只会学舌。后来知道就是“佛郎机”，是明朝时中国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通称，最早的火炮，或是当时好用的火炮，是洋人铸造的。 福州也有些舶来语。福州话里有一个怪词叫“莫底沙交”，意指某事不了了之、某人不知所终等，偶而也曾听个别宁德城关读书人这样说。我问过父亲，他是福州人，20年代生人，据其说是南洋“马六甲”的音译，说是那时候人如去了南洋，多半是不知所终的。想来这也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尽管福州近代对外通商全国最早，但用洋人语言的现象似乎不多，其原因可能是近代以来福州读书人多，“文化自信”特强吧。
  近年外来新词多多，喧哗一阵变成泡沫，这样情况各地一样，不提也罢。 实际交流中，福州话与宁德话基本不能沟通。城关老辈人听福州话多半无障碍（可能闽剧听得多），而福州人听宁德话相当困难（或许是宁德话语速快），但两者的“同”仍多于“异”。甚至，传说为宁德特产的典故如“三人五眼齐来看”、“好是好，只是无糟饲猪母”等，福州话中都有（见陈泽平《福州方言熟语歌谣》）。上引数例宁德城关方言特有的音、义，只是其九牛一毛。本人福州、宁德方言俱是半通，今盲人摸象，抛砖引玉，以助谈资，期待乡亲指正。
  蕉城乡土俚语考 俚语，在《辞海》里的定义是：通俗的口头语。见之于书面的有“喝西北风”，“赶鸭子上架”诸例。蕉城区流传于大众之口的俚语，囿于地域方言，讲的是土语，说的是本土人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人文景观、社会风情等等。因此无不打上地方烙印，鲜为外方人知。而时至今日，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听不懂本土俚语的大有人在。更不要说理解俚语中的存义了。 蕉城俚语存量很大，门类繁多，内容丰富，山海之间，各有特色。笔者生于本土、工作于本土，足迹遍及山村、海区以及少数民族集居地。在乡亲中听到并收集到很多本土俚语。退休了，闲来无事。试图把乡土俚语从口头语中脱胎出来，书写成册，加以解读。动笔之初以为容易，其实不然。原因在于本土口头语有音无字。（这是指在现有的字典和书本中难以寻觅。）因此在记录俚语时，只好用同音字替代。写的俚语多了，音译的替代字也多了。这样就会使人感到少了俚语的韵味。记得，老人云：方言有音皆有字。为解开这个结，经借助“福州言系的八音”，找到了原先难以下笔的生僻字。例如“狗洞”在方言中叫“犬退”。藉此，以“退”字音，查到了“窬”字意即狗猫进出的墙洞（现代辞典里的窬字音同瑜，意为越墙而过）。因此，俚语“目睭生窬，凡诺（指东西）都要”中用上了“窬”字。用方言读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音形韵俱佳。假如俚语写成“目睭生洞”便索然无味了。这一小小的收获，才使俚语编写的案头工作，从苦涩中找到了甘味。增添自已对蕉城乡土俚语编写和解读的信心和乐趣。 乡土俚语通俗上口。其用意却言外有音，内藏玄机；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大都言之有物，听之有益。其中不乏机敏隽智，幽默风趣；敛锷藏锋，辛辣刻薄之妙句，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哲理，是大众口头文学千锤百炼的结晶，具有一定的史实价值。
  现阐述于后。
  一、乡土俚语是存活在大众口头的古汉语原始版。 早在汉末及东晋战乱之时，已有大批中原移民南迁宁德。先民不仅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民俗习惯；也带来了古汉语文字。据宁德县志序记：“宁德处闽东北，……连山亘北，大海入南，水陆俱阻，货利不通，其居民惟力本其田……盖闽之穷邑也”，“挟读书六艺以自见者，稍稍与上邑齿其文献则不足徵也”，正是由于这种水陆封闭和文化交流滞后的环境条件，反而促使中原古汉语（汉字）保存了原始化。例如：蕉城乡土俚语中的“未逮”，即“来不及”的意思。论语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正如当年曾下放宁德的福建师大教授所云：此乃古汉语的活化石。 然而，乡土俚语中的语言，毕竟经历了千余年历史长河的洗刷。尤其近代推行现代汉语，普及普通话之后，俚语中的古汉语的形、音、义与现代汉语对照已发生了不少变异。
  例一：“形”变而“音义”不变的。
  如“嬎”，音为“山”，分娩的意思。现代普通话用“生”，音同义同，字不同，实际也是一种简化。
  例二：“形”不变，“音义”变。
  如“呆”，土语念“碍”，为坏的意思。例如：“呆人”即为坏人。现代普通话念dai，通獃，只是“傻子”。
  例三：“音形”皆变而“义”不变。
  如“慜”土语念“噢”，意为聪明。现代普通话念min，亦为聪明。
  例四：“音”变，而“形、义”不变。
  如“嗉”，土语念“该”，现代普通话念su。音变而形义不变。两者都解为：鸡食道储食的囊。
  例五：“音字义”保留古汉语（文字）使用习惯者。 如“者”即“这”的意思。数见古汉语，使用频繁。如“者爿”，解为“这一边”，“者番”解为“这一回”。现代普通话，通用“这”来取代。 又如畲族语言中的“甑桶”“脚盆”“乘凉”“彘”。又如“转”（音众），即回去的意思。都完保留古汉语的音形义。如蕉城区霍童镇的酒令中的“唱手”“八匹马”亦有相类情况。 以上说明乡土俚语源于古汉语，而口口流传，不但没有因时代变迁湮没，却能以顽强的活力存在于至今，成为研究古汉语演化的原始版块。
  二、乡土俚语是滋生于本土的草根性口头文学。 乡土俚语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本土大众对人间世态、社会现象以独具有的洞察力总结出的观点和态度。所以俚语妙语连珠、褒贬分明、富有穿透力和渲染力，是蕉城乡土口头文学的经典。下面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1、是源于社会生活的经验。 阅历了世事的兴衰荣辱、人们会自然发出了“三年水流东、三年水流西”的感慨。同时也催生了俚语：“人无三世穷、富不过三代”，警示人们穷不气馁，富不奢侈。倡导人们要有创业的信心，守业的恒心。
  2、源于农耕生产实践。 俚语“田园擞擞（土语中音为“搜”，意为经常）去、亲戚淡淡瞏（音琼，行走的意思）”，其意在于农耕为生者多务实，少务虚。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日里做田堘修水利是保证粮食收成的基础工作。一旦田堘毁了总是要重修的。对此俚语有“再做田堘再做疦”，鼓励人们“重头再来”。
  3、源于市场经济的变数。 俚语“做贩莫问贩，问贩去一半”，说明商业信息在同行之间是保密的，有时虚假的信息，切不可轻信导致失误。
   “相拍买术米，跪着卖时粑”。形象提示了把握商机是经营成功的关键。时过景迁即造成经营失败。
  4、源于自然生态的观察。
  俚语“风台倒奀，回南倒大”“呒雷（音来）瞏冬云”是来自然现象观察。
  “没吃五月粽破棉破袄莫入瓮”是对节气温差的感悟。
  “鸭母寻有水田去嗖”，“鸡母拼畚倒”是以动物觅食来形容人的趋利性。
  又如俚语“弹条二条洞”其义如同狡兔三窟。
  5、源于风土人情世故的感悟。
  俚语“银亲戚、金厝边”。民居邻里相处融洽、互帮互助胜过亲戚。 有人虽然经济拮据，但为了摆门面大操大办，俚语怜其“衰猪拉硬屎”，并有警语告诫“门头做得透，呒鐤又呒灶”。 综观社会方方面面，从业的三百六十行中，皆为俚语兹生的土壤。俚语出自实践者之口，语言生动、比喻体切。使人感同身受，易于口口相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乡土俚语折射出的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 乡土俚语是以自然人的活动和自然景观为标的。所以不同的地域，不同时代的特色，均浸透于俚语的表述之中。记录下长期流传于大众之口的俚语，可以观察到那时那地那事的人文风采和时代特征。试举几例说明： 1、不同区域的俚语特色。 如产生于海岛上的俚语：“三都前讨食橄榄屿作窠（音为秀，窝的意思）”。以鸟群的住宿迁涉，暗喻劳工众生居无定所的艰辛。“鲊呒目、虾作目”出自于渔区人作业时之所见。“柴换炭齐好看”出自山区人友谊交往。以上俚语显示出各自地域色彩。
   2、从俚语中认识其特定条件下特殊性。 蕉城北门有条进城的小岭，取土名曰“单石碑”。因其下，过去路两旁排列很多牌坊石碑。故此有人在自称力大无比时，旁人会调侃他是：“单石碑乌龟——有力”。（乌龟实为“贔屃”，音为“毕细”乃龙之六子，力大无比）。 又如“有错，埠头亭（陈）尾座错”。俚语中的典故蕉城人老少皆知，而别的地方人即不知其所云。这就是特定条件下俚语的特殊性。
  3、从俚语中了解民风民俗特色。 农历正月蕉城的城隍（冥界地方长官）遊街视察。队伍中有“驼枷愿”者跟随，其打扮穿红衣披枷带锁，如同戏装。俚语“驼枷愿”并非实话实说，而是借驼枷者饥不择食的窘态，对食无食相人的戏谑性嘲弄。
   又如“云淡门做神节呒停呒煞”、“贵村细头公度咀不度身”等等，均民俗写照。
  4、俚语中透视出的时代背景。 蕉城区的无工业年代，连洗脸的纱巾均为浙江平阳人织的。因此在宁德蕉城有了自产的纱巾，其广告语“真正洋纱巾，自己打自己卖”。成为当时流行的俚语。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是不允许个体经营的，从事小本买卖的小贩断了生计。当他看到工农商（国企）学兵都唱着属于自己的歌，生活得有滋有味，不觉自怜自艾说：“小贩呒歌唱”（同现代语“呒生活”）。一言惊人，从此纳入当地俚语之列。
  四、乡土俚语的文化内涵。 乡土俚语作为本土大众的口头文学。俚语的文体多样，语法修辞丰富多彩，言简意长，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1、乡土俚语中的语法修词运用。 ①隐喻。“果籽同同味”，说的是同胞兄弟其性格品质却不同。“开路神骨现”隐喻有的人徒有其表，而无实质。 俚语，在隐喻上处处见其巧智，能从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如“舢舨吱咕呱，呒老婆过快活”。舢舨：由单人摇尾橹，发出吱哩咕噜声响，左右摇晃的小木船。形象恢谐地描摹单身汉的无牵无挂，悠游自在。 ②夸张。是文学上的通常手法，必须合乎情理，不能脱离生活的基础和依据。在俚语中却冲破这“戒条”。如抨击有些人没事生事“毛水游三四铺”。如抨击有些人霸道行为，“脱裤拦海”。听来都不见悖理。 ③反语。过去人们认为犬是改不了吃屎的习性。俚语用反语“老犬毋（唔）吃屎？”讽刺贪小利者，见利必贪。
  ④拟人。“鸭母再装咀是扁的”。
  2、乡土俚语有多样文体。 ①杂文式。俚语“画门神吓鬼”（依别人的权势只能吓心中之鬼而吓不倒人的），这与鲁迅先生杂文中的“拉虎皮当大旗”如出一辙。
  ②论述式。如“一匹红布去染青，莫讲从前莫讲当”，有实例有辩证，阐明了英雄不言当年勇的观点。
  ③记叙式。“火灰压田，蕃薯又好麦又好”。 ④田园诗式。“正月摇摇，二月客聊，三月清明扫墓，四月连锄带佈（插秧）”。又如“三月虾蛄、四月〓，五月枇杷捃（音卡，捡的意思）蜀籁。” ⑤讽喻式：“老犬做老犬，火棬做火捲”这是对为虎作伥的人、被人当枪使后被遗弃的挖苦。 ⑥故事式：俚语“甘蔗倒头吃”说的是人们生活先苦后甜。而俚语引出了东晋名画家顾恺之（人称“三绝”即才绝、画绝、诗绝）倒吃甘蔗的故事。（这也是成语“渐入佳境”的典故。） 乡土俚语的文学体裁的运用，是俚语的又一精彩之处。俚语的表达，有时听来粗俗，其实内存却十分优美。这正可以引用一句俚语自加评说。即“粗鱼嫩肚”如海产虎头鱼，形丑皮粗。但肉味兼优，美不胜收。
  五、乡土俚语的社会功效。 在落后的农耕时代，本土的文化教育也相对落后，农村少文缺字。但是流传于口头的乡土俚语，受众很多，这无疑成为一套无文字的社会教科书。俚语中土腔土语，评说喻理，使广大听众从中得到教益；同时，在那无影像，无音响的年代，大家除了看看地方戏，遊遊神视为文娱活动之外，俚语作为饭后谈资，让人们在街头巷尾谈笑风生，海阔天空，其乐融融。也不失为一种人文景观。 乡土俚语可以雅俗共尝。其口语文锋的指向大多是很有教益的。笔者在整理蕉城乡土俚语时，把它分为五大类： 其一、劝益篇。如“拿猪仔看猪母”，这是养殖户的经验之谈。其实文锋所指是说找对象不能只看长相，要看家庭教养和个人品质。诚如《论语》云：“贤贤易色”。重德不重貌。 其二、讽刺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俚语素材唾手可得。“呒毛鸡假大格”和“贼船榷金刚经”较之成语“装腔作势”“口蜜腹剑”，更为形象生动。 其三、警语篇。如：“路中石鼻有侬踢”、“贪字作贫字说”、“喰歹钱腹肚敝（音毕、破裂）。从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事到道德自律，以连唬带吓的气势发出诸多戒言。
  其四、感慨篇。“一碗饭养百种人”、“鐤仔结在草鞋鼻”、“放汤狎鐤”。是对人生百态和运途艰难的感叹。 其五、调侃篇。“兵随将，仔随娘，老公随老娘（老婆）”。这是对夫妻相随相伴、家庭和睦的赞语。又如“香烟蒂朋友意”、“人情好得所，清水吃会肥”等等。 总之，乡土俚语内容篇幅冗繁。虽然其中有的语言不免庸俗、粗野。但瑕不掩瑜，大部分是好的，有益的。乡土俚语表达的思想内容，一方面颂扬真、善、美，劝人向上，诲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面是对社会阴暗面，对人们丑恶灵魂进行无情鞭挞，锋芒所指，发人清醒。仿佛就是本土的一部《醒世恒言》，耐人寻味。乡土俚语是蕉城人的人文财富。发掘它，保藏它，无论于古于今皆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简介： 阮大绶，1962年宁德一中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先后在霍童供销社、宁德县果品公司、县供销社、宁德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市再就业办公室任职.2003年退休。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