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八仙街，其实就是清乾隆四十六年《宁德县志》中所指称的碧山街和当今的碧山路，是别名还是曾用名，它的涵义是什么，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了。当代多数人对八仙街这一地域名称，越发陌生，因为，它现在已残缺不全，其中五分之四，即下街、“新桥头”、“池头坪”和中街部分地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被拆毁，改造出了如今的“锦福城”；上街的“碧山别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被占用、改造，面目全非，而今是宁德市电信局的宿舍区。目前，只有还滞居在本街寥寥无几的原住民，和散居各地的原住民，以及懂得它历史的人们还留恋着，亲切地称呼它的这一老街名称罢了。八仙街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八仙街，在宁德县城墙于1939年被拆除前，是护城河外侧的附城居民区。主区一道贯穿，从忠烈王庙（俗称“土王殿”，今二月花商场）边库门蜿蜒伸展到林廷伸的“碧山别墅”前，长约500米，路面通宽不足3米。沿道，约四分之一的上街部分，为碧山林氏后裔聚居地，大宅深院连延，路面用修整条石铺砌；余下的中、下街部分，以客栈为主体，杂以数家住宅及为行客服务的小店，路面用溪卵石铺排。从库门进入下街的拐弯处，右边分叉出一段叫做“新桥头”的小弄，尽处一石桥架在护城河上，连接城墙根，城墙被拆毁后，沟通上了沿墙址铺筑出的环城路。从下街起步，过十一幢房子，在右边又分叉生出条“后门弄”，把护城河东北边的十多座民房、林廷伸家经营的“一团春茶行”、林氏宗祠前的两口大池塘囊括进来，成为“池头坪”，这里也有一座石板桥，通向环城路。林氏宗祠（祠额由我国近代书法大家的谭组云题写）左右及后边的一丛“砖墙包栋”宅院也是上街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共同构成了八仙街。八仙街与外界交通的还有：林氏宗祠前一条小道，经过“泗佛兜”，通达“小东门”；左边溪流坑弄（现称“溪流坑二弄”）连接溪流坑住宅区；上街左侧，陈序昭家酒库（酒窖）边有一堵土石混砌约一人高的岩崖，崩塌后被人踩出了一道斜坡，接上一条石砌坦道，通过曝布坪和“碧山别墅”边墙，径攀天王寺和“日月石镜台”，从这里走的人多了，倒是把原来从林祖仁宅前通过的那一段正道冷落了。原居住在八仙街的有官吏、学者，更多的是小业主、小商人、手工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八仙街有着自己辉煌的过去，有着小区域的文化传统，居民各有着自己的活法。
  客栈一条街
  不知始于何时，八仙街曾以客栈一条街闻名于世。称之为客栈，因它既留宿旅客，又方便其堆存一定数量的货物。客栈多是二层半的木构房，店面宽，进深浅，几乎每家间仅以一面木板壁相隔，毗连成片，一声咳嗽，邻家听得清。多数客栈是亦居亦栈，每家一楼是男主人理事兼休息房、灶间、厕所及栈货；二楼则在家眷睡房外，安排几间住客；顶楼低矮，被形象地称为“半楼”，一般用于存放家、寝具及杂物。这些客栈规模小，收费适当，在1955年，每客每晚收费0.15元。虽然当时大米一斤0.08元，0.1元可买到4粒鸡蛋，可这收费包含了住宿、堆存货物、代煮饭菜和提供汤水。如果需要店主协助进行大宗贸易活动，则另给费用。这类客栈中，李庭香（别名“妹细”）家规模最大，店面宽，进透深，客房多，有单间有统铺，是客栈中唯一用上自来水的店家，收费又不增，所以住客也多。八仙街中还有两家不住店主家眷的纯客栈，其中一家是陈泰元祖上创办并沿袭下来的，房屋高大，占地约有0.4亩，三面砖围，正面木构，栈内单间多，设施好，收费略高，经济条件好的行客喜欢住这里。客栈睡房，单间的在二条长板凳上架七块木板，统铺的则由二、三组板凳、单数木板块组成，各上铺“草荐”，“草荐”一头卷起二、三圈高，作枕头，放上草席和被子，就成了床；房内放一只陶尿壶，一张小桌，一盏小煤油灯，几双木屐，板壁上钉几枚钉，供挂衣服和杂物，除此别无他物。夏天的八仙街，蚊子特别多，客栈里备有能驱赶蚊虫和苍蝇的“棕叶掸子”，会给各房分发一、二面蚊香，有的还会于黄昏时，在店内大陶缽里燃起艾草薰赶蚊虫。进入盛夏，街上一些客栈、私宅敞开大门，临街摆张竹床或搁面木板，边上点环蚊香，就能乘凉睡觉，好在过去社会治安良好。在严寒季节，客栈会在一楼大堂上生起炭火炉，让住客烘身子，因为怕火灾，睡房中可就不让用“火笼”了。
  八仙街的客栈主要收住本县西部大山区，及古田、屏南、罗源部分乡、村的陆路挑夫、行客。几乎每店都有自己的“熟客”，从虎贝乡下来的，多住黄志传客栈，古田县一带下来的则住李庭香和“细兔”家客栈。山客、挑夫们源源送下茶叶、箬叶、烟叶、棕片、纸筋、笋干、桐油、漆和竹制粗纸等山货，屏南县产的“六刀纸”和叶大、韧度强的茶水洋箬叶在同类货物中最为抢手；采买运上咸鱼、海鲜、青苔、盐巴、壳灰、食糖、蒉草（海草）、煤油、布匹和日用百货。
  年中每届“梅雨”季节，海边人送上“梅螺”；清明节后，天气回暖，跳鱼（俗称“沉条”）开洞上市，五月的跳鱼号“寸金”，腹部有两条黄卵带，个大肉肥，最受欢迎；四、五月间〓当旺，郑岐村人钓的〓个头大、肥实，最容易卖出，连沿海乡人也会上这里买，以便制作〓酱，但过了五月，就没人要了，俚语称“六月〓，胜过屎”；“立冬”后则是二都蛎担拥入了八仙街，经受霜雪后的海蛎肥嫩可口，是办“好事”酒席桌上的佳肴；青苔，是附生在滩涂上的一种海藻，是养猪的好饲料，沤烂后还可做肥料，春季开始大面积生长，沿海人采集、晒干后，挑运上八仙街待售。每当这些季节，挑夫、渔夫和小商贩特别多，狭小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声嘈杂，送货的、收货的忙成一团。山客收购后，先给梅螺、〓加盐“压鲜”，又在一只只阔口浅底的圆“篾屉”里铺上箬片，然后装上梅螺、〓，再把这些“篾屉”整叠捆绑成担。跳鱼则需到起步当天沥干上篾屉装担，它的生命力顽强，只要是身体湿漉漉的，就能熬上一天，但，在前一天夜里可要让它喝足水的。另把将死的挑出来，用粗铁线把一尾尾跳鱼从鳃、嘴间串通起来，放在燃烧的稻草上燎成赤褐色的干货。天气炎热时，海鲜容易死亡、变质，挑夫们在下半夜就上路了；屏南、古田县挑夫的腿力特别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
  当夜幕低垂，店家在门前挂上风灯，店里点亮大煤油灯，有的大店为了招徕住客和方便进、出货，会悬上贼亮的汽灯。夜深了，还不时有人在溪卵石铺的路面上，拖着木屐，发出一长串清脆的“叭哒”、“叭哒”声，好在八仙街人已习惯，梦境依然香甜。这个季节的八仙街，除上街外，一片水湿，因此外街人调侃它是“滥街”。路面上跳跃、爬行着出逃的跳鱼、和人们挑出抛弃的“红骹蜅（招潮蟹）”、海螺等海生物。那时候的儿童真快乐，他（她）们三五成群蹲在屋角，争比谁拥有的“红骹蜅”跑得快，谁的海马、海星个头又大又漂亮，还通过摔黄瓜鱼脑石（俗称“黄瓜鱼牙子”），组合成数种式样，争大小，赢牙子。以前，八仙街的男孩子很“富有”，都拥有装满一、二只小木书箱的黄瓜鱼牙子。
  客栈业有季节性，淡季时，住客不多，好在很多店主身怀他技。“九采（指）”擅长针灸；细兔兼营豆腐，她还养了一只“八哥”，见人经过，它就嗲声呼唤：“卖豆腐啊！”惹得人不能不买；有的养母猪；有几名店主则为人代笔，文革破“四旧”中，他们把一大堆发黄的“典妻契底”等古字纸兜出，当街付之一炬。现在想起，让人跺脚惋惜，这些纸片可是那些年代底层妇女生活的活证啊！ 八仙街拥有经济、地理和人脉优势，或许，通过经营发展，终于塑造成为了客栈一条街。当年虽然很风光，但它的历史可能并不久长。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紧贴护城河，在冷兵器年代，护城河沿是不允许有阻碍物、掩蔽物的，可能是清朝后期兵备松懈，且宁德这块福地自戚家军平倭后，就远离了战火，民间乘机占地建房，连延成片。这就可以理解，所以：青砖黛瓦的大宅院依偎在碧山山麓，而护城河沿基本是木构小房（客栈）。即使雄踞河沿的“一团春茶行”，也可能是清光绪中期才建设的，建成后，很多民房、客栈则利用它的侧墙或后墙附建，包括“砖墙包栋”的原“安息会”。从建筑结构上看，那些客栈都是清、民年代的形制。或许是清末三都澳开关后，大量机制的日用品、布匹等货物涌入，而内地特别是山区的土特产得到外界青睐，内运外输源源不断，活跃了宁德西部山区及周边山县与外地的贸易交往，激活了这里的客栈业。八仙街东接忠烈王庙前当年城内最繁荣的商业区，距海运、渔业码头的“船头街”仅一步之遥，从这里顺“十八坊”大道，即通上西部大山区的主干道。虽然在“下尾街”也有客店，但它方便在海道上往来的行客住宿，设施虽好，收费也高，且多不具备“栈”的功能，离“十八坊”大道也远；虽然在“北门外”也有客栈，上“十八坊”大道也方便，但区区几间，不成规模，不是山货、小海鲜、腌制海产品的集散地，离城内又远；所以，陆路行客大多选住购、售货物便利，服务功能齐全，熟人熟店多的八仙街。
  八仙街客栈行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因政府逐步开展对“私”改造运动，推行“公私合营”，组建起了乡、村供销合作社，又因“农业生产集体化”，劳力高度集中，客源少了，平时多是各乡区供销社的一些挑夫留宿，而逐渐萧条，随着1965年“宁古公路”筑成通车，交通便利了，这个行业在这时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风光各行业
  八仙街演化成客栈一条街后，服务于山客、挑夫的一些行业、家庭作坊应运而生，林林总总，其中有的在当时的宁德县还称得上只此一家，别无他号呢！这些行业繁荣延续了客栈一条街，与之同发展共休戚，留下了历史印记，让后人不时愐怀。
  新桥头饭店。新桥头弄道长约80米，路面宽不足3米。弄道中，有在宁德久负盛名的“瑞昌”药材店主人姜氏住宅后院和一家杂货店、两家渔货店，余下的地段是饭店，一家紧挨着一家。饭店里只供应“草包饭”，这是把稻米，或是由稻米、粳米、秫米混合的“三合米”，分装进一只只蒉草编织的草包中，扎口，堆放在锅中煮成的。煮后的饭粒渗透着淡淡的海草香味，抱成一团，糯润可口。“草包饭”分大、中、小三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包的装十二两（当时十六两合一斤）米，值一角钱；中包的半斤米，值八分钱；小包的四两米，值五分钱。行客在这里吃过饭，往往还要买上一、二包，挂在扁担头，备作途中便餐。城里人为了应急或尝鲜也常来买“草包饭”。饭店里只蒸煮几种咸鱼、蚵，主要是带鱼、瓜兑（腌制黄瓜鱼）、黄梅仔、蝊干（龙头鱼干）和带柳（小带鱼），还有切成片的卤猪头肉，用小缽装着，任客人选买。没有蔬菜。有时也免费供应洒点虾米的捞饭米汤。那个年代，挑夫、山客们下县城，来去匆匆，由于赶路程，赶海鲜，且翻山越岭艰难险阻，忌讳也多，因而，大多选择在据说出行“四方吉”的“寅时”（凌晨3—5时）就动身了，这里的饭店可能因之就少开早饭，而每届中午，小弄中则人挤人，从饭店中散发出的蒸气，裹着饭香弥漫在街道上空，久久不会逸去。食客们或围坐在“八仙桌”边或散坐在长板凳上，托着“草包饭”，吃得满足。这里由此被赋予了“昼店”、“草包店”的雅称。它是宁德早期的快餐店。它的经营不但方便了住客的饮食，更是繁荣巩固了八仙街的客栈业。
  新桥头弄道还见证了著名的宁德县“十八坊”的去向。以前，县城北门外从三元宫前至单石碑大樟树下的这段大道上，次第树立有构建于宋以来的不少石牌坊，可谓“坊林”，至清末尚有十八座，人称“十八坊”，其中有功名坊、德政坊、孝节坊，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署“孝廉坊”，是宋绍兴三年（1134）为孝子陈嗣光所立。石牌坊中，三元宫前一座与另三座各拥有三间四柱二楼，每坊八面夹柱石上都蹲踞有一只高大威武的石狮子，使牌坊更显得气势恢弘和庄严。
  1950年夏秋间，政府为了堵塞“曲尺塘”溃口，起用关押、拘禁在城区原有的2个牢狱和3个临时拘留所里的犯人，由县大队监押着拆除了“十八坊”，然后在巨石下垫上圆木，石上捆长绳，由“犯人”拉着，依靠圆木的滚动，艰难行进。有的料石构件重达数千斤，需要滚运二、三天时间。料石顺护城河沿拉着，拐进新桥头，这里不但路窄，溪卵石路面凹凸不平，而且连接库门处是急弯，人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渡过这里，经下尾外街径送填海现场。料石构件大部分填了海，余下的则运到当时中共宁德县委会驻地（现区政府接待处、行政服务中心）架构部分办公室木板地面，那些大石狮则被就地掩埋。
  八仙街渔货店。这几家渔货店，店面上各用方形阔口浅底竹筐或圆形阔口浅底木桶装着各类咸鱼、蚵、鲞、海蜇皮、盐和品种不多的干、淡海货，而在店后则排列着装满鱼货的木楻，批量供应。这里不卖鲜活海鲜。住宿在八仙街中的山客随时能在这里选买上自己需要的海货。
  阮陈鎚膏药店。从下街进入，一眼就能看到他家小店门前悬挂着的一串店标，这是由三块形似膏药的斜方形木板串在一起组成的。他家的膏药是其祖上针对疖、痈、疽等皮肤病而研制的。坊间又传说为一名受过他家救济的乞丐传授的。膏药有用于尚红肿与已破溃两类，各有大、小贴膏数种，售价便宜，一贴仅一、二分钱。敷贴后见效快，没有不良反应；便于携带，贮存。行客往往要带些回家备用，城、乡有不少人会跑到这里来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迈八十的“陈鎚奶”坐柜台，她常备一只压上火的竹火笼，当有人来买用于已溃口疖、痈的膏药时，她会把装膏料的小铁罐放上烘热，又根据患处大小用厚布剪出一片方块，涂上药，再从一只小磁瓶里倒上些许灰色粉末，揉匀，让患者贴上，或者带回去。人们传说，这些粉末是用刚出生尚未开眼的乳鼠烤干碾成的，当邻里与阮家人闲谈中聊及时，他（她）们往往不置可否，从而更加深了人们的揣想。
  李斗斗药丸店。这是八仙街中唯一标出了店号，且只专售一味药丸的小店。“李斗斗”三个二尺见方的行书大字镶嵌在侧墙上，引人注目。李斗斗药丸专治“过力”，所以又被称为“过力丸”。“过力”一词，相当于现今所说的体力“透支”、营养不足，积久成病，导致身体疲软，不思饮食，甚至皮肤、眼球泛黄，腹部鼓胀。在过去物质贫乏，营养不良，又要高强度劳动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这种病。李斗斗药丸疗效明显，服用一、二料后，一般能肿退黄消，所以在山区和“五都下”一带很有市场。药丸类似现今的“六味地黄丸”般大小，呈褐亮色，辛香扑鼻。一日服一把量，用饭汤送服。患者一般都买上一、二斤，约服用一个多月。由于李斗斗药丸名闻城乡，人们自然又关心上了它的配方。坊间传说它由十多味中药和大麦、黑枣、桂圆等组成，其中有“针砂”、“桂末”，甚至说有俗名“屎虫”的“五谷虫”，听起来让人恶心。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优裕，卫生、医疗条件改善，健康水平提高，用这种药丸的人越来越少，李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停止了生产和销售。但，至今老一代人还念念不忘李斗斗药丸。
  箬片加工业。箬片加工是街中重要的家庭加工业。箬片，即是叶大质厚形状完整的竹叶排串而成，用于衬装水湿的海产品和外运商品茶。因本街是部分渔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又拥有“一团春茶行”，边上有“彭官记茶行”，平时对箬片的需要量很大。山客们源源送下箬叶，街上的杂货店、客栈中也都有箬叶、箬片出卖。平时，街上的妇女向茶行、客栈、杂货店称出一些箬叶，根据规格要求，在家加工。工艺简单，用小竹签先把箬叶平面横串成排，再把排串成方形或长方形，即成。活很轻松，但要小心，少撕裂，且工钱低，即使手工很灵巧的人，一天下来，也只能赚上一、二角钱。城内不少妇女也参加加工，赚些零用钱。或许这是宁德早期的家庭加工业。设想，在包装物落后的年代，如果没有这些勤劳妇女的贡献，可能就没有当年宁德茶叶生产和八仙街客栈业的繁荣。
  布板加工。不敢称为业，街中只有几家妇女在店、家务之余，把家中或从邻里处收来的“退役”衣、被等剪成小布块，然后在长大木板或门板上一层稀糊一层布地粘贴上五、六层，晾干后修边，就成了一块块约长2尺宽1.5尺的布板。山里人会不时捎买些回去，让家里妇女有了“纳”鞋底的原料，用巧手制作出一双双舒适、美观的布鞋。城内贫家妇女闲暇时也做一些，部分出卖，但难于找到买主，往往寄在八仙街亲友家代售。一张“布板”制成耗时费日，仅值几分钱，勤劳贤惠的女人们辛苦地帮撑着家庭。
  石第四灰炉。灰炉在池头坪，临护城河而设，与“一团春茶行”隔小弄道倚石板桥相邻。在东湖没围垦前，满载壳料的船只乘涨潮能驶泊石桥边，然后卸上灰炉店。壳料中，蛎壳烧成的灰细、白，韧度强，为上料，是灰墙壁的首选；蚶壳厚实，烧成的灰较粗糙，是中料；花蛤、海螺等杂壳质差，烧出的灰粗糙，韧度差，是下料，一般用于筑“三合土”、砌“空斗砖墙”和“白水秧”田间中耕的除草除虫与施肥。这里生产的壳灰，主要销往西部山区。宁德人传统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企厝做墓讨媳妇”，盖房子、筑墓、农业生产都需要大量壳灰。这座灰炉占了地利，销路自然通畅。宁德海滨，灰炉比比皆是，这座灰炉本不足为奇，但石第四擅拳、杖术，精“青草医”，为人倜傥，因而街上的年轻人爱上这里聊天，请他教几招，指点“交手”，或者协助推“风扇”烧壳灰、搥水灰，在那个缺乏娱乐氛围和场所的年代，这里俨然是年轻人的乐场。
  染布店。街上只有一家，是近代浙江省平阳县人租用黄细云店开设的，用化学原料染布，据说，当年城区也仅此一家。染布，当代年轻人在电视、电影上或在外地旅游时才看到，且工艺较复杂，花色品种多。其实，宁德县早在明、清时期即拥有传统的兴盛的染布业，至今尚有菁靛沤池、曝布坪遗址和辗布石可寻，但，工艺相对落后，以染兰、黑地缀白花为主。八仙街染布店则通染蓝、黑等“深色”的旧衣裤和少量布料。过去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那些年代，贫民们缺少衣饰，传统美德也教育“暴殄天物，必遗后忧”，从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人们把褪了色的衣裤染一染，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过节过大年了。城、乡民众经常送来衣裤、布料，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人们利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外包装布袋，染上蓝或黑色，缝制成夏衣或被套用，使这家染布店的生意红火了一阵。
  一团春茶行。这是家声名显赫的巨型家族企业，由居住在上街“碧山别墅”里的林廷伸创办。行址在新桥头与池头坪之间，临护城河开二个大门，一在正面，架一木桥于河上，通城内，二在池头坪通城的石桥边。“一团春茶行”经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日寇大规模入侵，我国陷入战乱，交通阻塞，百业俱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而停业。
  共和国成立后，茶行被政府使用，相继在这里创办了红星米厂、新生米厂、县政府招待所、第一旅社，文化大革命中宁德县两大派对垒时，成了其中一派的据点和关押人员的地方（详见本辑《宁德“一团春茶行”》）。
  之所以把“一团春茶行”放在最后写，一因年代已远，文字、实物资料缺乏，二因笔者有个谜没有解开：是“一团春茶行”造就了客栈一条街，还是客栈一条街成就了“一团春茶行”？ “一团春茶行”制作精制茶所用的初制茶，据故老相传，主要来自本县西部大山区。或许是，那里的茶叶及各类山货经宁德县的“茶盐古道”源源送下，而民生必需的盐、海货、日用品等物资又盈盈输入大山区。八仙街拥有经济、地理和人脉优势，通过经营发展，终于塑造成为了客栈一条街。
  八仙街上还有陈鉴清的“卫元药店”，河润、愚仈纸伞店，林永记酒库，陈志魁、鼎和（又名“细嫩”）父子传承及林春生的咸酥花生店，打铁店……
  悲愤说事件
  林振翰“虎口余生”。1920年的一天，林振翰跋涉在四川永川县太平镇的路上。他这时任川南盐务稽核所首席主任会计兼代所经理，赴重庆料理公务后返所，由于为人低调，不事排场，竟一把雨伞一具行囊，混身于行旅众中，当途经永川县太平镇时，被惯匪劫持上山，禁闭匪巢达二十一天，备受折磨。林振翰一方面冷静应对，保持警惕，保护自己，一方面设法通知盐务稽核所。他在《永川遇匪记》中记述：“……匪徒监守渐松，然彼愈松，余愈格外留心。某日上午，二人外出，其余三人均熟睡，余正欲如厕，不得已等他们起来才敢出去，盖恐匪徒埋伏他室，不说我是大解，直以乘机脱逃，我必无幸矣。余在匪巢间，匪徒问所抢劫的赃物是否余的，余以匪心不测，除无关紧要衣服外，稍值钱者虽是余的亦不承认。”四川盐务稽核总所得到消息后，认为“其为盐务必不可少之人”，不惜以二万八千金赎出，林振翰得以死里逃生。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果不其然，翌年，川滇战争爆发，四川盐运使张英华去职，拟任人“慑于川中诸将之不易与，未敢遽就职”，中央政府为了杜绝军人觊觎盐务，擢升精通盐政、盐务，又以人品学识为刘湘、杨森等为首的川中将领所雅重的林振翰继任。
  事后，林振翰据遇难经历著成《永川遇匪记》一书。林振翰的业师，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林琴南老人根据这个题材，绘成了《虎口余生图》相赠，书、画一出，海内文人竞相题咏，成为一时文坛盛事。《虎口余生图》一直张挂在“碧山别墅”内。共和国成立初期，“碧山别墅”被占用后，林振翰所有的著作、手稿，毕生辛苦收集到的全国各地各类盐标本，林家所有的书、画等物，经八仙街的溪卵石小道，由政府吱嘎吱嘎地运出了数天。从此，《虎口余生图》这幅有极大文物价值的画作不知所踪。
  林振翰次子殉难于重庆防空隧道窒息、践踏大惨案。1941年6月5日，农历辛巳年五月十一日，世界记住了这一天，宁德县人记住了这一天。这一天，由于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市长时间的狂轰滥炸，导致避难在防空隧道里的数千名平民死亡。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重庆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惨案中，林振翰的次子、重庆大学学生林世冶蒙难。林世冶，字克京，生于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即1918年，死难时，仅23岁，值风华正茂，蓄志报效国家之时。噩耗传来，八仙街人，宁德县人为之哀痛、惋惜、愤慨。
  “猫炮”大爆炸。1956年初夏的一天，在下街，蓦地一声闷响，随后接连一阵爆响，巨大的声浪把街道两旁人家的店门板震得纷纷倒下，接着熊熊火光从陈泰元客栈（其时已公私合营）腾起，人们惊慌失措，不知所以。还好县公安局就在边上，旋即警报台响起了凄厉的火警鸣声，附近街道的民间救火队员们，头戴竹帽，或手执铁丫，或手拎小桶，纷纷涌来。通过及时奋力抢救，虽然偌大一座客栈被烧、炸倒塌了，但火势被控制，保住了木板房粘连在一起的八仙街下街。在这场突发事故中，年仅十四岁的傅怀佺被炸身亡，有十多人受伤。
  这场突发事故是由于在制作“猫炮”中，不慎触发，引起了连环爆炸和火灾。宁德腹地山高林密，野兽众多，一些乡人用兽夹、土枪、“山猪坎”打猎。“猫炮”，是外地人在宁德县制作并贩卖的，工艺不复杂，是把炸药用油纸包扎成丸子，包外再“滚”上熟桐油，晾干即成。用时外包肉食，放置在人迹罕到而野兽经常活动的地方，当野兽踩到或嚼食时，当即炸成死、伤。大丸子乒乓球般大，能炸倒山猪、金钱豹等大型动物，小丸子似“龙眼”大，炸山猫、土狗等小型动物。这次一伙四、五人驻店长期制作的据说是浙江平阳县人。初期，生意很好，雇了一些人帮助包扎和“滚油”，后来售量削减，就辞退助工，但为了能方便得到熟桐油，保留了客栈斜对面雨伞作坊师傅的儿子傅怀佺。
  土炮从天降，炸死无辜人。1967年，宁德县文化大革命两大派间的“文攻武卫”斗得炽烈，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不时爆发的枪炮声，搅得市民们心惊胆战，惶恐不可终日。“重阳”后的一天午后，碗窑粮点职工邹文发在自家客栈的后院（原是石家小酒窖，被邹家买为后院），和儿子同床午睡，突然一颗土炮从天而降，砸开瓦片和椽条，直落到文发的身上，把腿炸断，血流不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年仅二十多岁。儿子腿部也负了伤。事后，两派各执一词，推诿责任，据说，此血案至今未破。
  游戏人生事
  八仙街人好乐。几个人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就乐开了。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原宁德县闽剧团里的主角。街上的男人大多会下象棋，陈泰元的伯父是高手，他可以同时与两人走“背棋（盲棋）”，现代的佼佼者是李庭香及李世豪父子；孩子们走压三棋、打算盘棋、摔黄瓜鱼脑石、拍柿子核、转荔枝核；女人们则热衷于四色牌。其中还有： 削甘蔗（或称“破甘蔗”）。甘蔗，在以前是人们季节性零食和春节期间普通谢礼的必需品之一，因此，当年南门桥头下、筱场等村村民在芦坪洋种植有大片甘蔗。每当甘蔗上场，八仙街上的年轻人就邀结上阵，斗削蔗。对弈时可以单人对单人，也可以人数相等的一伙人对仗另一伙人；无论单斗、团伙斗，甘蔗用多少根，一般事先都有约定。对弈时选取条直、粗壮的，先把蔗尾段切去，把头部劈尖；削蔗刀略半圆形，厚背利刃，短柄，对弈时共用一把，或各自备；准备一条高板凳，或找处登上站得平稳跳下方便的地方，“李斗斗”门边有座石臼，年青人就经常在这里斗削甘蔗。斗时，轮流登高，双方一人各削一刀，最后，把削下的蔗皮连接，长者胜短者输，输者付买蔗的钱，蔗则一起吃。斗削蔗时，蔗头朝下立在石、砖平面上，斗者把削蔗刀竖起，用刀柄在蔗尾横截面上点稳蔗条，当稳定时快速操刀在横截面边沿往下削下去，并用力一捥，把蔗皮削下。如果蔗皮没削下，下一人借这处裂缝，一刀就能削得更长，占了便宜。陈振章是斗削蔗的高手，他临场不急躁，手腕力道强，每每胜人，团伙相斗时，争着邀请他加入自己一方。
  花会。八仙街路边，天王寺岭下的曝布坪，场地广阔，周边地势较平坦，可以聚集数百人，这里曾经是宁德县城进行花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用于花会，场中树立一桿“天灯”，这是一根粗壮的长毛竹，顶部用辘轳联系，高挂着一盏上盖圆锥形竹斗笠长亮着红蜡烛的红灯笼，桿底部放着香炉、烛台。“天灯”在这里的意义是，一为供奉神灵镇守，二为悬挂签袋，同时招徕押彩人。“天灯”前架设写着36名花会名目的大木坪。
  八仙街及周边乡里日常生活用语中充斥着“花会”用语，如“‘安士’走（避）洞里去”、“‘鸭姆’再装嘴是扁的”、“贵贵不做做贱胚”等等。贵贵不做做贱胚，说的是，以前有个赌徒，沉湎于“花会”，把家产输光，连老婆都卖了。一日，他上外婆家诉苦，请求外婆向在一伙花会中为大庄家的舅舅疏通一下，透个“底”，赢点钱，让日子过得下去。舅舅爽快地答应了，要外甥这场在“元贵”名下押一点，但告诫他不得告诉他人。外甥当下可高兴，仿佛就要钻进“钱洞”了，但他连一日三餐都难度，哪有钱押，只好苦着脸向人借，可人家都不理这个没有能力还钱的穷赌棍，他被逼得急了，只好悄悄告诉人家，这场会开“元贵”，自己肯定能赢钱还钱，并叮嘱保密。外甥为了多赢钱，找了好些亲友借本钱，情急之下也都说明了原委，并一一要求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押这场花会的人特别多，大多把银元押在“元贵”名下。开宝那天，舅舅要“保二”（赌场的伙计、保镖）们多带些箩筐上场。那个外甥和赌徒们好不容易等到开宝，不料却是“占魁”，大家傻了眼，而庄家“统吃”，“哗啦啦”扒进了好几挑银元。外甥这下输得可惨，他气急败坏地上外婆家论理，外婆也气舅舅，责骂他不该“‘元贵’不做做‘占魁’”，害得外甥既输钱又丢人，舅舅笑呵呵地说，不用急，犒赏的那箩银元在后厅搁着，自己挑回去花吧！“‘元贵’不做做‘占魁’”这句话传开后，历经时日，演化成“贵贵不做做贱胚”，意思也转化成了：不珍惜为人所贵重或所处的优越环境，偏要作贱自己。
  传说归传说，其实，花会的组织和运行程序很严密。花会庄家由好多人组成，基本是里社中家道殷实，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头面”人物；庄家各拥有一定股份，按股份集合资金开场，花会进行中，赢时按股份分得钱财，输时按股份出钱赔偿。在大庄家的宅院中选择一处地方，或者购置、典一座适合的房屋，在这里议事、出签；这里要设坛，供养着很多“护会”神灵；这个场所被称为“坛”或“场”。花会里还要雇佣一些精明强干，甚至懂拳术的人来当“保二”、勤杂，负责场上安全和协助收钱、理赔。据说，八仙街人虽拥有理想的花会场所，部分人对赶场押彩也趋之若鹜，却从来没当过花会庄家。试想，可能因为，上街林氏族人“诗礼传家”，洁身自好，或从政、经商、任教，或实业、耕读，不屑厕身于鱼龙混杂的花会间；余下的本地籍杂姓街民，大多是贫民；外籍迁徙入的，如部分客栈老板，或许因迁入时间不长，根基未稳，也不敢显山露水地置身庄家行列。
  花会有36个名目，分别是：林太平、林艮玉、陈吉品、陈攀桂、陈逢春、陈人生、陈日山、陈安士……黄坤山、刘井利、翁有利、徐元贵。每个名目都有个取象精灵的别名，如林太平是“飞龙精”，林艮玉是“蝴蝶精”，陈日山是“鸭精”、郑天龙是“石精”，徐元贵是“虾精”等等。
  花会每天都开盘。先是庄家们于前一天晚上悉数集合坛中，屏退闲杂人员，一起喝酒聊天，至二更时分，捧香祷告护坛神灵，旋即指定一人进入出签密室，此时正届三更，由他根据仙神圣灵的启示，其实是把握近日花会态势，从36个名目中抽出一签，放入签盒，再装进签袋密封。如果要开二场，则如法炮制，再抽一签并密封。掣、封签完毕，打开小窗口，递给守侯在窗外的大庄家，由他安排若干名庄家、“保二”等人，护送到“曝布坪”，高悬在“天灯”上，并保护、守侯在那里。这个过程称为“花含蕊”。出签这人从进入密室起，不许有任何声响传出，尤其不许跟任何人讲话，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直到开签后。第二天，天刚启明，城乡各地及外县人各揣着钱，簇拥到“曝布坪”中的大木坪周边，或胸有成竹，或徘徊犹豫，但最终各在择定的名目上押下了“彩金”，然后烦躁不安地等着开签。场上人员用簿子逐一记下了每个名目上押彩人的姓名和钱额，并高声报告。临“午、未时”（上午11时0分至下午3时0分），场上庄家先后数次大声吆喝：“封场啦，要押的快来押呀！”“午、未时”间开签，称为“花开吐蕊”。此时，押中名目的，一块银圆赔三十六块银圆，押在其它名目下的则“统吃”。如果本日开二场，押彩者还可以“滚押”，即，第一场押了某个名目后，还可以“滚”押第二场的任意一个名目，如第一、二场都押中了，则按第一场一元赔三十二元计算后的钱额，作为第二场的押彩金，再按一元赔三十二元计算。如果第一场押对，第二场押空，则二场彩金都被“吃”了。正是由于诱人的巨额利益，促使人们对花会趋之若鹜。
  “曝布坪”上开花会的同时，有人场外开“白仔”。这伙人分别在邻里和亲友中登记本日需要押的名目并收取押彩金，等到大场开签了，按大场名目、方式收钱和赔钱，如同当今的民间“六合彩”。开“白仔”，方便了一些女人、老人和腼腆的人去押花会，赌棍们趁机搜括民财。坊间调侃，妇女有三痴：花会、细〓、温州鸡，于中可体味到花会对人们的诱惑力。
  花会外有“会仔”，只有6个名目，分别是：陈人生、陈日山、陈安士、陈吉品、陈攀桂、林太平。
  开“会仔”，通常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找一个角落，在农村，还利用大厅、祠堂、宫庙，摆上一张小“八仙桌”，上铺写着6个名目的布块，或上搁一面写着6个名目的簸箕，一名庄家，一、二名“保二”即可开张聚赌，老练的赌棍，往往一人开局。开“会仔”的，以前，出牌人往往头戴南门人讨小海贯用的圆锥形斗笠，身穿蓑衣，双手缩在蓑衣里，从贴身的小签筒中摸出一条刻着名目的角或竹制牌签，鞘入只能装一签的小牌匣中，扣紧。从临出牌直到开牌前一瞬，出牌人都是把下巴搁在桌面上，脸无表情，眼睛直视前方。如此造作，一为防止赌徒从出牌人的眼神、面部表情、肢体的些微反映中破解押底名目；二为据说身穿粗糙、刺人的蓑衣，能阻挡押赌人“请”来探底的鬼神。如今，人的心理素质强了，庄家再也没那样打扮；妇女社会活动活跃了，开“会仔”的女庄家比比皆是。
  与诸多赌局相比，押花会因为高赔率，更能吸引人，也使不少沉迷此局的人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为此一些赌徒想方设法去探“底”，想得最多的是祈求鬼神指点。传说，有几名赌徒在一处荒山上找到一丘古墓，墓门已坍塌，瞧得见墓孔里散架的棺木和瘆人白骨。赌徒们即在墓门前垒石为灶，架锅起火用甑子蒸米，米上分插36支各写着花会名目的竹签，蒸了一个时辰，米成了饭，饭面凹凸不平，其中一处把一支竹签高高鼓起。赌徒们高兴极了，认为是亡魂显灵，赶上场，在那支竹签名目下押了银圆，谁知却真被押中了，然而再次依旧操作，却总是不灵了。八仙街人说：“庄家一肚子蝦蟆仔”，意思是：花会的庄家们鬼点子多，机灵善断，应变能力强。传说，有天掣签前，大庄家迷蒙中梦见一名青脸神将闯进家来，用钢鞭指着他，喝令：“明天开‘安士’！”大庄家惊醒，心想：来者不善，居然能突破坛中诸多神灵的护卫，这个指令不能不遵；但如果遵令，将要大亏本。琢磨一会，偷偷要出签人掣“安士”，然后挥笔写下一首“白字诗”：“筒外挂‘安士’，筒内有肠毛肚；谁人猜得对，一枚赔三十五。”叫人第二天一早就贴在场上显目的地方，并要“保二”们留意场上动态。第二天近“花开吐蕊”时，有伙人各背着沉甸甸的钱袋气喘嘘嘘地赶到，但看了“白字诗”后傻了眼，交头议论：大神降乩指示和场上庄家的“白字诗”都说这场开“安士”，天下哪有这么便宜事？犹豫中，“保二”们吆喝着催人押彩，声称要封场了，那伙人商量：大神乩示不能不遵，不能全信，于是在“安士”名下随意押了几枚银圆。开签了，不曾想竟然就是“安士”。这伙人悔恨得直跺脚，原来他们在一处荒废的古寺后山找到一座颓塔，整顿场地后，摆开供品祭神，神上乩指示：本场开“安士”，于是，他们各倾资金，亲友们也寄附不少资金，赶来押彩，谁知被场上张挂的“白字诗”搞蒙了。当这伙人正不知所措时，大庄家走过来再三抚慰，并掬了一些银圆送给他们。当这伙人回程时，庄家叫了人尾随了解情况，并把镇守那颓塔的“大神”请到坛中供养、守护，避免“他”为赌徒降乩指示。
  花会狂热了好一阵，至1934年，在民国政府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中被取缔。从此，曝布坪冷落。但，“会仔”或暗中或明里还继续着，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