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自古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夏纳东南季风，冬阻西北寒流，茶区气候、生物、土壤均显阶状分布，有利于茶树生长发育和丰富内含物的形成。宁德又有世界的天然良港，境内的三都澳自1898年开埠设立“福海关”后，“1899年三都澳为对外通商口岸，英、美、意、俄、日、荷兰、瑞典、葡萄牙等十三个国家的21个公司在三都澳设立子公司或商行，闽东的茶叶……等货物从这里漂洋过海，进入欧美市场，‘美孚’、‘德士古’煤油和其它洋货也通过这个口岸，相继流往闽东、闽北、浙南等地。”①其间，出口茶叶曾占全省的18%—59%，通过福海关出口的货值中，茶值占到总值的90%—99%，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以茶叶输出为主的关口，故被誉为中国东南地区“海上茶叶之路”。
  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理、保护和支持十九世纪中叶，我国五口通商后，英、美、俄等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日益扩大，刺激了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闽东作为福建省著名的茶叶产区，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茶叶产销的不断发展，茶叶生产的区域化、市场化开始形成并逐步提高，出口贸易量也在迅速增长。当时，三都澳出口的功夫红茶多销往英、俄等欧州国家，绿茶销往我国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白茶多输往港澳等地。
  据周玉潘主编《宁川佳茗》一文介绍：“唐、宋，宁德县天山茶叶除多产于名川、庙宇之外，亦产于天山山脉一带。明清后，西乡（洋中、石后、虎贝及霍童、九都近邻天山的部分山村及支提山）成为茶叶主产区。《宁德县志·物产》中记：‘茶，西路各乡多有。’抗战爆发之前全盛时期，主要茶区已遍全县，成为福建省3个（宁德、福安、福鼎）3万担以上主产县之一。”档案资料显示，仅八都一地，战后（民国36年）茶叶种植面积仍达到4500市亩，年产绿茶6000市担②。
  民国以来，地方政府也比较重视对茶业发展的管理、保护和支持。这可以从有关志书和档案资料中得到印证，如1995年版《宁德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5月17日，宁德茶税局移驻八都，并在铁沙溪添设新卡，以便利东、西乡茶商报税。”“民国5年4月，茶商万顺春、关锡福贩茶被抢。巡按使署令三都海军陆战队5旅派兵驻宁德保护茶商。”“民国6年12月18日，宁德移植银尖茶树成功，省指令宁德茶业研究会广为劝植。”“民国9年7月6日，宁德茶业研究会呈送优良茶叶参加福建国货展览会。城内蔡仁记绿茶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对茶业发展的支持。据档案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额的银行贷款，用于支持和鼓励茶业同业公会的茶商多加工生产用于出口外销的精制茶叶。如，宁德县著名茶商“一团春承记茶厂”的经理林达夫（名振士，林廷伸第六子），于民国37年6月18日，分别向宁德县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递交申请报告和贷款申请书，给县长刘德馨的报告称：“窃商向在本邑城区设厂，精制红绿箱茶，运销沪港华北等地，历三十余年之历史。本年度仍拟兼制红茶、毛茶贰佰担，估计需本甚巨。兹拟向农民银行申请红茶加工贷款，以应加工之需……呈请察核，恳赐函请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准予贷放，以资策进……”。不仅城区茶商可以申请外销茶贷款，乡镇的茶商也可以申请。如，八都镇“黄安记”商号号东黄兰安也曾分别向刘县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提交加工外销茶贷款的报告和申请书，要求“贷款国币壹拾伍亿元”；又如，咸杉村“桃源春”茶商李其芳也在民国37年6月15日提交报告和申请书，要求“贷款国币陆亿元”。③ 上述这些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地方政府还是比较看重茶业的，只是由于战争导致社会不稳定，经济滑坡，政府财力收不抵支，因而产生临时增加苛捐杂税的现象，从另一面加重了茶业从业者的负担，影响甚至阻碍了茶业的健康发展。
  茶业同业公会促进了宁德茶业的发展与繁荣民国时期，宁德“天山绿茶”产区如洋中、霍童、八都等地拥有众多的茶叶加工和运销企业，而在水陆交汇的中心——蕉城，于民国3年（1914）就成立了茶业公会。这是宁德工商界根据国民政府《商会法》的规定，按行业成立的最大同业公会。首任会长叫蔡祖德（又名仁峰），是清同治年间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嫡孙。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协调全县茶叶运销的组织，它的全称是“宁德县茶叶输出业同业公会”。到了民国36年（1947），这个同业公会会员已发展到36家（具体名单，见文末附页），资本额共计24.8亿元。其中有：林琴甫（名振琮，林廷伸第五子）经营的“林恒记”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林达夫（名振士，林廷伸第六子）经营的“一团春”茶厂（资本额5亿元）、林振夏（林廷伸第七子）经营的“德丰裕”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林世裘（林廷伸次子崑生之子）经营的“合团春”茶庄（资本额5千万元）、张仁山经营的“福生春”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张铁崖（又名张璚城，张仁山之弟）经营的“怡春茂”茶庄（资本额5千万元）、、陈有（友）熙经营的“陈美记”茶庄（资本额8千万元）等宁德著名商家或社会名流经营的茶企业（以上金额皆为法币）④。公会理事长先是张仁山，后来是陈友熙。正是在茶业同业公会的积极协调和众多茶企业的努力经营下，促成了宁德茶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民国33年6月宁德县商会理事长张璚城给县长郭克安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本县向产绿茶，品质頗佳。抗战以前，产制运往福州熏花，转运天津、河北等省，每年数量达两万五六千担，农村经济赖以活动，工商业亦因以维持。”⑤那时，茶叶贸易常呈兴旺景象，春夏之交，清明一过，宁德和附近各县的“天山绿茶”、“坦洋工夫”等茶叶便汇集三都码头运往福州和上海等地，岸上茶香终月不散。据统计，1936年三都澳海关的茶叶输出量达到11.54万担之多。⑥ 宁德茶业的衰败及其原因福海关开关以来，三都澳的茶叶出口贸易经历了四次兴衰⑦，其中抗战前后（1931—1949）的第四次兴衰最为显著，由于日本的侵略给宁德县茶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损失也最大。民国33年6月宁德县商会理事长张璚城给县长郭克安“为呈复本县茶叶失败情形请察转由”的报告中说“战后产量锐减，茶叶开始失败。唯民国二十九三十年间，沪轮航行三都，宁产绿茶每年运销上海者尚达八九千担之谱。三十年以后，航运断绝，本产茶叶仅有极少数供作内销之用，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④这份报告中的数据告诉我们，宁德茶叶“战后产量锐减”，从战前外销“每年数量达两万五六千担”到战后“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其中的缘由值得反思。笔者根据收集的宁德茶业发展史料及部分档案资料略作分析。
  1、茶区税捐繁多，从业者负担沉重历朝政府重视对茶叶生产的管理和茶税征收。据《三山志》记载，宁德茶税的历史可追朔到南宋时期，当时宁德县设巡检一名，专门负责盐、茶税的征收。明朝更加细化。清末，政府开始对茶业产销实行登记管理。民国成立后，政府对已开业和申请开业的独资、合资私营工商企业进行审查、核准、登记、注册、签发牌照等管理，茶业也不例外。清代的茶税分起运税和落地税，起运税在产茶地，按百斤征银1钱，火耗银（附加税）3分5厘，正耗补水银1钱。落地税在福州北岭关，按茶叶百斤纳税29文。到了民国则需征收“坐产税”（所得税），倘有设厂经营者还应缴纳“出厂税”（营业税）。抗战爆发以来，又增加“因地制宜税”、“直接税”。
  杂捐，始于清代，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非正式税项，具体有贾捐、铺捐、酒捐、茶捐、纸木捐、米谷捐、猪捐、戏捐、喜庆捐等。民国时期，尤其1927年后，地方派捐更为紊乱，名目繁多，如以土特产为对象的叫特产捐，以商业行为为对象的叫商捐，以过往行人货物为对象的叫通过捐……抗战以来宁德茶业从业者负担的杂捐有：浚河捐、码头捐、国教基金、自卫队筹费、勘乱经费等，而且数量不菲。
  由于税赋和杂捐过多、过重，影响茶业从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不时有茶农、茶商代表上书宁德县政府，要求减免各种税捐。
  比如，宁德县属茶农代表叶先籍、周其为、林祥发、关崇乐、陈佛教等5人向县政府提交“请免生茶直接税”报告称：“窃查茶为本县特产，农等均恃为日常生活。抗战以来，销途顿阻，茶农生活不绝如缕，痛苦情况笔难尽述。平日辛苦培植所得些许生茶，当地缺乏制茶厂，无人收买，非弃置则需数日长途运至福州求售，而其中亏折者又比比皆是。然在产区尚须缴纳坐产税（倘有设厂经营者尚应纳出厂税，惟本产区并无茶厂及制茶加香者工场），……乃查税收机关辄向茶农征收直接税，据闻系财政部规定。然茶农早在产区完纳坐产税，岂因转运之故，同一物品须纳二项以上之税，于理实欠公允。目前茶农方苦产品滞销价格下跌，生活困难已至极点，何能再受重复税征，势非绝其生路不可。农等为全县茶农生活计、为社会经济计，瀝情僉请钧长烛察下情，准予据情层转财政部请免生茶直接税，以甦农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④ 又如，民国37年6月协春隆茶庄等13家茶商联合向县长刘德馨呈送“请免因地制宜税”的报告，其中历数种种税捐负担，令人难以想象。摘录如下“窃查本县多山，农民困苦异常，所赖以周转农村生活者，厥维茶叶一项。抗战以来，茶业一败涂地，胜利后始渐抬头。近因勘乱，华北多敌，茶业又复中落……本年钧府为维持国教，就茶叶每担征收二万元，嗣以自卫队筹费又增加五万元，重叠负担，商等力有不胜。经已联恳钧长俯察减轻。讵未兼旬，勘乱会因经费支绌，每担又欲增加十万元。商等棉力难胜，不敢从命，一致请求豁免。当由钧府秘书并勘乱会各委员召集商等再三劝导，即经议决减为每担五元，合前共十万元，再加国教共十二万元。商等仰体钧长爱护地方，至意勉强遵缴。不料，昨日商等茶叶丈税时，又奉通知每担征收因地制宜税二十一万元（每担估价七百万元照三分科税），闻讯之下，不胜骇愕。茶粗税重，无法输出。……茶叶一项已负国教、自卫、勘乱三种经费，此外尚有所得税、浚河捐、码头捐、营业税等多项，茶商负担有如矢集，实已力竭声嘶，岂能再负制宜税。” “况商等经营茶叶均向殷户息借谷物变价作本。现在谷价比开手时已增三四倍，而福州茶市疲缓，银根吃紧，迄今茶款尚难算回。商等忤死经营，虽得蝇头之利以还谷价谷息，不敷尚巨，茶业前途殊属暗淡，影响茶农生计亦属匪浅……恳请钧长俯念茶商困难，负担已重，特准豁免制宜税，以示体恤，而维茶业沾德便。
  谨呈县长刘具呈茶商：协春隆茶庄、庆春芳茶庄、永兴隆茶庄、益春生茶庄、春兴隆茶庄、义泰兴茶庄、合团春茶庄、同康茶庄、恒记茶庄、俊春芳茶庄、彭官记茶庄、珊记茶庄、罗禧记茶庄”⑩ 再如，宁德县开办时间早、规模大的“一团春”茶庄也因税赋增加，负担加重而向县长提出减免“房铺宅地税”的请求，报告说：“窃商所经营之茶庄，与其他本县茶庄性质既属相同，装运件数亦占少数，且营业期间仅限春、夏两季，其负担房铺宅地税自应一律办理。乃二十九年（1940）度商庄奉定每月负担房铺税一十八元之多，绝无仅有，不独能力不堪重负，标准更失平衡。曾经详述理由呈请钧府依照征收他庄成例，豁免下半年负担，以示体恤。在案未蒙批准。查本年商庄因时局及运输困难，各种关系营业范围益趋缩小……今奉定铺税竟增至原额三倍之多，何堪重负。不已再情恳请钧察，准予免除下半年房铺宅地税，以昭公允而恤商艰……”⑪ 从上述档案资料可知，当时苛捐杂税之繁多，连资本实力较为雄厚的“一团春”茶商都不堪重负，更何况实力一般的茶商企业呢？2、日本入侵，封锁并炸毁港口，导致外销中断，茶业衰败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由于日军的大规模侵略，三都港屡受日寇侵犯和轰炸，据有关资料显示，“1939年，整个港口被封锁。1940年7月间，9艘日本军舰、5架飞机，加上600多名日军，从黄湾、新塘两侧登陆，包抄三都镇……日军夹带着煤油、硫黄弹等燃烧物，长驱直入包围了三个街区，接着四处放火烧房，停泊在码头和港口塘边的几十艘汽船、木帆船也被掷上燃烧弹起了火……全镇店屋、船舶烧成一片灰烬……三都澳所有港口建筑物都被毁灭了。”⑫ 在日机的封锁下，经三都港出口外销的福建省运输公司下属外销茶叶船队被迫临时疏散躲避八都毛屿一带。为此，福建省运输公司三都办事处于民国29年8月19日函请宁德县政府，“查近日敌机轰炸，本处代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装驳外销茶船奉令疏散，兹有九艘疏散贵县辖八都毛屿一带……希印通知各该处乡公所知照准予该茶船等停泊”。这批茶船（九艘），船名分别是：“新捷安”、“周立华”、“周友芬”、“新丰”、“亭得发”、“永兴顺”、“永顺金”、“金东利”和“新顺泰”，载茶重量分别是：700担、1100担、1100担、1300担、1300担、1200担、900担、500担和179担。分别停泊于毛屿港、田螺港、下村港、八都和衡阳港等地。⑬ 三都澳成为“死港”后，“福海关”于1942年降为“闽海关”的分关，后又迁到赛岐。在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和轰炸下，宁德县的茶叶产销受到重挫，以至于“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而且，转为内销之后，“（茶叶）价值之贱，使茶农整日劳作莫供一餐之饱，以致递年减缩。政府既无法救济，茶农只有将茶树悉数砍掘，改种其它农产物。预计再过两三年，茶树势将消灭，本县地方经济陷于枯竭之境，自属当然之结果。凡此实为茶叶失败之原因。”⑭ 事实正如这一报告所言，随着茶叶生产的萎缩，茶叶贸易也一蹶不振，“1949年三都澳茶叶出口比1930年下降了59.34%。”⑮

注释： ①见《闽东四十年》，转引自《闽茶概论》p396②见区档案馆资料2—1—342③见区档案馆资料2—1—195④见区档案馆资料2—1—392⑤⑧⑨⑬⑭见区档案馆资料2—1—469⑥⑫⑮见《闽茶概论》p402—403⑦第一次是1899—1914年；第二次是1915—1922年；第三次是1923—1930年；第四次是1931—1949年。 ⑩见区档案馆资料2—3—935⑪见区档案馆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