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福建省宁德县三都澳是闻名中外的深水、避风良港，同时被誉为近代中国东南『海上茶叶之路』。路的另一端衔接经石壁岭、鞠多岭、天湖岭、华严岭，到达著名的天山、支提山茶区。这条仅在宁德县境内就蜿延达二百多里的宽阔石砌茶盐古道，延伸向古田、屏南、周宁县、政和县，乃至闽北的广袤山区
宁德县的“茶盐古道” 福建省宁德县三都澳是闻名中外的深水、避风良港，同时被誉为近代中国东南“海上茶叶之路”。路的另一端衔接经石壁岭、鞠多岭、天湖岭、华严岭，到达著名的天山、支提山茶区。茶区涵盖本县西部、西北部大山区，面积约达513.229平方公里，占本县陆域面积的34.409%。这条仅在宁德县境内就蜿延达二百多里的宽阔石砌“茶盐古道”，延伸向古田、屏南、周宁县、政和县，乃至闽北的广袤大山区。这条古道始发何年，谁也说不清，但盐、茶、油、糖、醋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由此而生产、流通、交易，积以时日就形成了这条茶盐古道。 宁德是海洋大县，经历历代析分，至今尚有海域面积172.96平方公里，岛屿海岸线长96公里，有大小岛屿21个，礁岬89个。环境使然，先民们很早就认知、应用和制作海盐。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于此设置感德场，因场在白鹤峰下，故俗称白鹤盐场。五代唐长兴四年、闽龙启元年（933），升场为县，即宁德县。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状元、福建晋江人梁克家，淳熙八年（1181）在福州知府任上曾编撰了世称宋代方志名作的《三山志》。其中，《卷第九·公廨类三·诸县官厅》记载：“宁德，县本盐场。”是志《诸县仓库》又记载：“县仓有三，一曰盐仓，二曰省仓，三曰常平仓。盐仓者，国初有之，分贮漕盐于此，其旁置场，听民自市焉。”“宁德仓场在县门内之西，兵火后重创。”这是存贮财赋性质的官盐仓库。宋淳熙间（1174—1189），福州府额定宁德县官盐税课征收111924斤，每斤9文，合1308贯204文，“随春秋二税催驱”。盐是历代王朝财赋主要收入之一，历来为官方专营专卖，而宁德历代官、私盐并存。私盐屡禁不止。因为这里海洋水域辽阔，海岸线长，岛、屿众多，私盐生产、运销便利；更因部分半岛和海岛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为求生存，铤而走险。一些乡、村应业而名，如“盐仓村”、“盐仓坪村”、“贩艚头村”等。三都青山岛上的“百秤潭村”，村西古有一大坪，每天可晒盐100斤，为一秤，竟引为村名。 宁德县地处内海，拥有官井洋渔场及虾蛄衕、三都、漳湾、金蛇头等作业海区，水产资源丰富，海洋捕捞年产量数千吨。尤其官井洋渔场是全国著名的大黄鱼产卵场之一。《福建省自然地理》载：宁德官井洋是大黄鱼产卵场，过去（年）捕获量达2500吨。1935年曾达到3500吨。本县是我国东南沿海海产品主要集散地之一，日常，浙江省沿海及本县周边的霞浦、罗源、连江等县也源源输入海产品。 宁德又是茶叶生产大县。本县地处鹫峰山脉入海缓冲带，西部、西北部大山区分布有数十座海拔250至800米，间有1000米以上的峰峦，形成中、低海拔地带。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水系发达，云雾蒸腾，为茶叶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气候地理条件。茶叶专家认为，早在唐末（907年）前后这里即经营茶叶生产。《宁德县志（清乾隆刊本）》记载：“于今西乡……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岗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以洋中乡天山山麓的章后、漈头、留田、芹屿等近百个村子所产的“天山芽茶”，和支提寺周边所产的“支提茶芽”最为著名。本县历代茶园面积、产量，尤其西部、西北部大山区情况目前未详，仅据民国25年（1936）统计，全县有茶园4.88万亩，产茶1600吨。这些茶园和产量大体是西部和西北部大山区的。至1949年，经过长期战乱，全县尚有茶园3.5万亩，产茶444.8吨。 历史上宁德县茶叶经贸事业兴盛。茶叶专家周玉璠先生介绍：“自清末至民国中后期，据调查，已知宁德县有茶庄、茶行、茶栈、茅茶行、花茶行、茶叶店等共有100多家，其中较大的城关有10家、八都3家、九都1家，霍童13家，洪口1家，赤溪3家，石后2家，洋中21家，虎贝4家，飞鸾2家。”从中可见西部、西北部大山区的茶行占了近一半。民国三年（1914），国民政府颁发《商会法》，尔后，本县工商界按行业成立“同业公会”。最大的为“茶业公会”，蔡祖德（又名仁峰）任会长。为了协调茶叶外销事务，本县还曾组建了“宁德县茶叶输出业同业公会”，1949年间的常务理事为陈有熙。1950年间，彭瑞珍、姚福同、蔡毓光3人组建“南自茶庄”，在城关小东门蔡家及泗佛兜的一座大宅院（现小东路13号），收购茶叶，进行精制，然后销往福州，约一年多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大形势下关闭。这可能是宁德县历史以来的最后一家民营茶庄。 宁德西乡的洋中村自古是闽东三大茶叶集散地之一。《洋中村志（1996年版）》记载：清末至民国，洋中街有“茶庄”或兼营“庄茶”的商店几十家，茶贩百余人（不含周边村庄），还有人在宁德城关、福州等地设点专营茶叶经纪业务。主要销路有三：一销华东、华北一带；二输福州为花茶原料；三出口欧、美等地。洋中村周玉敬于清同治、光绪间（1862—1908）采购毛茶运销青岛等地，所得茶银又在上海、福州购买布匹、百货、食杂，及本县海产品，在西乡出售，获得大利润，成为当时洋中村首富，光绪五年（1879），他一举构建三座占地1000平方米的新屋，同时上梁铺瓦，轰动西乡。目前已知的民国元年至十一年（1912—1922），洋中村同泰店、合兴店等都曾经营庄茶到福州的业务。其后，合记、聚成颐、同仁、恒新、新珍等十几家茶庄，也开张经营茶叶。“天山茶”名动远近，吸引了国内外茶商。清同治丁卯（1867）后，山东、天津一带的茶商（俗称“京邦”），每年茶季即在洋中村一带设茶庄收购茶叶，内销华北，外销南洋，其中，山东茶商谢某在鞠多岭头建房设“全祥茶庄”的遗址尚存；民国间，有传教士曾到茶区购优质名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洋中莒溪籍茶商冯杰（曾任美国华侨总商会会长的美籍华人冯近凡之父）收购天山名茶运销美国等地。 宁德西北等山区住民以前的主食是薯米，薯米糖份高，吃了“烧心”、呕酸，必须以腌制的海产品、蔬菜去中和；日常生活尤其节日、婚丧喜庆时需要海产品来丰富；山区多清水田，农民往往施以“料盐”来种植农作物；山区中家家户户养猪，需要补充盐饲料；如此等等，从而人们依托茶盐古道，源源挑下以茶叶为主的山区农作物，盈盈运上以盐为主的海产品等生活必需品。
宁德县茶盐古道的主要中转站是濒海的县城——蕉城。这里面海负山，水陆交通便利。茶叶外运，古代主要靠陆途。近代，在三都开埠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以海运为主。陆运的终点是省城福州。陆路从蕉城上福州，主要攀越白鹤岭、硃溪岭，经罗源、丹阳北上。从宁德至福州240华里，山高路远，途间有山匪，必须结茶帮成行。传说清朝末年，宁德一个张姓女子嫁入罗源叠石乡，其夫经商，一次贩运红花（药材）至福州出售，因迷恋烟花院，久而未归。其妻久等心急，从宁德娘家动身，沿着白鹤岭古官道步行上福州，并将沿途地名及特征一一记录，以方言编成《路引歌》： 宁德出城西门宫，白鹤山岭十里长；全条岭中亭三座，白鹤岭头观音亭。直行岭头一歇气，再行五里是塆亭；界首叠石隔十里，中间一观名半天；叠石街中建驿站，覆船岭下是坛亭。坛亭诸娘手叉叉，再行五里是王沙；王沙卖粥又卖丸，圣殿亭里卖汤丸。水槽店仔没乇买，三层猴岭好凄惶；护国前岭隔十里，起步过岭是罗源。罗源城里清又光，出了四爷黄正纲；父子兄弟三八座，叔侄儿孙五荣封。 西门出去接官亭，再行上去玄帝亭；白塔和尚卖茶水，鳌峰卖粥又卖丸。排连应德上下楼，再行下去龙门塘；东禅大岭二十桥，梐栗树下好歇凉。丹阳又号竹排岭，朱公本是草鞋桥；周溪陀市分十里，两河十里潘渡头。潘渡搭船不使钱，岩角一铺沿溪乾；七里分坪八里汤，降虎岭仔透半天；北岭一铺透岭跤，十个诸娘九平跤；种田挑担伊都做，人人经过将伊夸。岭下一直透进城，好买好卖福州城；右手转弯西禅寺，左手转弯鼓楼前。福州城楼八角形，南台生意真繁荣；大桥桥下三条河，一条船仔驶过河。奴家今日来福州，只因丈夫卖红花；伊来东山贩卖药，迷恋东山烟花楼。可恶鸨母多狡猾，一心只想丈夫钱；十担红花去九担，只剩一担做盘缠。今劝丈夫戒酒色，卷起行李回家园；今编一本红花记，又作路词供人传。 陆路上福州，另一条路是从洋中村经富浿（今溪富村）、梧洋、方家山、知府坪等村，翻越“三透天岭”，出
溪村，至罗源县的黄家墩、中房，径上福州城。
1954年，“104国道”筑成通车，结束了肩挑背驮上福州的历史。 宁德县茶叶海运出口主要是县城船头街和四都井上村边的铁沙溪诸码头。从西部大山区（西乡）挑下的茶叶，出“单石碑”，顺“十八坊”大道入城，由茶行、茶庄收购、加工、包装后运到船头街诸码头；或出岚头（今金涵水库），转道“野猫葚村”（现“上兰村”），抵达曾经是本县最繁荣的水运码头之一的铁沙溪码头。运达这两大码头的西乡茶叶，与由霍童溪运经云淡门出口的的支提山茶和梅坑红米、赤溪红糖等特产，殊途同归三都澳海区，然后出东冲口，北上宁波、杭州、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南下的则趁潮入福州城。 历史上经三都澳“海上茶叶之路”运出了多少茶叶，无从统计，仅能从“福海关”有关资料上窥其一斑。据福海关十年报统计，1900年，经此出口的茶叶30710担，1901年56834担。1902年至1911年十年中，总税收中95%是出口税，其中90%是茶叶。1915年达到142586担。 长期以来，西部、西北部大山区以茶叶为主的山货源源送下，以盐为主的生活必需物资又盈盈输入大山区，车水马龙，构成一幅壮观的“茶盐古道”行旅图。“茶盐古道”承载有丰富多彩的地域经济、文化历史积淀，沿途风光秀丽，值得文化、旅游部门去开发、利用。
宁德“一团春”茶行 “一团春茶行”行址在原碧山街上的“新桥头”与“池头坪”之间，临护城河开二个大门，一在正面，架一木桥于河上，通城内，二在池头坪通城的石桥边。在上世纪初至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前，这是一家声名显赫的巨型家族企业。
“一团春茶行”由居住在碧山街上街“碧山别墅（又称‘可园’）”里的林廷伸创办。林廷伸（1867—1929年），字聘直，号理斋，清贡生，曾官罗源县学教谕。从清末民初间福建文坛领袖陈衍在《清故罗源县学教谕林君墓志铭》的记载中能看到，林廷伸虽执儒业，但思想先进，跟上了当时的资本主义思潮：“（教谕）任满，念母老乞养，归才壮岁耳。慨然曰儒官以闒茸被诟病也久矣，乃提倡实业，创办蚕桑，更新制瓷制纸，同志翕然从之。……以本邑产茶出售属粗生品，损失甚大，乃盛莳珠兰末丽设厂熏制，运销南北洋，西商踊跃争购”。 上世纪初，“一团春茶行”的创办者林廷伸敏锐把握当时国内外茶叶市场上的旺盛需求信息，一开始就生产、经营精制绿茶、工夫红茶、特色花茶。这方面，茶业界前辈周玉璠先生在《宁川与福海关茶事》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廷伸督导子弟在“可园”、宁德大桥头溪畔种植茉莉花、玉兰花等窨制花茶的香花，同时，开始加工窨制茉莉花茶，并结合制造工夫红茶。宣统二年（1910），试制“玉兰片花茶”成功，民国四年（1915），选送“玉兰片花茶”，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银质奖，奖牌高挂天津总行大厅（安徽太平猴魁、浙江惠明、江西狗牯脑、信阳毛尖、四川蒙顶茶获金牌奖）。民国后，加工花茶1000担左右，运销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寡识如我，认为，利用“玉兰”、“茉莉”熏制花茶，在闽东北地区“一团春茶行”当时是第一家。 “一团春茶行”发轫即生产、营销并行。为了开拓市场，林廷伸把“一团春茶行”总行设立在天津，并在北平（北京）、青岛、上海、宁波等地分设“茶庄”。天津，是清季以降与外国通商的主要港口，林廷伸委派第五子振琮住津门主理“茶叶运销事”。振琮，小字永忠，号琴甫，毕业于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曾供职湘、鄂、赣、皖四岸食盐济运局及南京邮政储金汇业局，有深厚的英文功底，有工作历练，由他经营，自然得心应手。林廷伸又令曾就读于著名的福州格致书院的第六子振士主理茶厂制造事。由此，“一团春茶行”办得越发红火。每年海运津、沪仅花茶就达100多担。运往福州的，由福州茶行、宁德会馆代售，尤其经“生顺茅茶行”销往港澳和东南亚地区。陈衍慨叹“厂中男女职工赖以糊口者数百家”，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巨大。 由于“一团春茶行”经营的茶叶经海道运销量日趋增大，为了使茶叶在船上不受潮，包装物牢固，装卸方便，林廷伸特地从福州请来一名专长制作茶箱的陈而步（别名“乌俤”）师傅，长期驻厂。他的工艺精巧，用杉木制成的茶箱，板厚仅2分，长、宽各2尺3分，高2尺9寸，板块间用炒竹钉契实，围、底板锯成三角榫头卯眼，相互扣牢；规格统一，装叠轻便，牢固防潮。由此可以大批量长途运输，节省了成本。工人们装茶时，先在箱的内底、四边铺敷一、二层箬叶片，再套上布袋，然后往袋里装实定量茶叶，袋头还要压上箬叶片，扣下盖子，即成一箱。陆运的，则把茶袋套在竹茶笼里，袋的内底、边敷上箬叶片，然后往袋里各装实70斤茶叶，再压上箬叶，捆袋头时扎个便利上扁担的布环。以前，陆道上福州240华里，要花四、五天时间，途经外县时，会有人“拦担”，即当地人以赚取运费的名义，要由其代运出境，这时往往给些小钱，让放行，特别是临近榕城个别乡村的一些人平时很难缠，可他们竟不敢为难“一团春茶行”的挑担队，可见这家茶行名声之大，况且，每次由几十人组成的挑担队，人家也惹不起。 “一团春茶行”制作精制茶所用的初制茶，据故老相传，主要来自本县西部山区。宁德县历史盛产优质茶叶，茶叶专家认为，早在唐末（907）前后即经营茶叶生产。《宁德县志（清乾隆刊本）》记载：“于今西乡……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岗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洋中乡天山山麓的章后、漈头、留田、芹屿等近百个村子所产的“天山芽茶”，和支提寺周边所产的“支提茶芽”最为著名。明万历间，文学家、科学家谢肇淛（1567—1627），邀集郑孟麟、徐兴公等名士在“汗竹巢”，品评武夷、鼓山、支提、太姥、清源五山名茶，认为：“建溪（武夷）粟粒追泉洞（鼓山），太姥云芽近霍林（支提）。” 为了保护“天山芽茶”和支提寺周边所产的“支提茶芽”，清康熙四年（1665）六月十六日，福建右路福宁镇标右营游击高满敖奉太子太保、闽浙总督李率泰令牌，在支提寺张榜禁谕：“照得支提禅林所产茶芽，悉皆僧众培植，赖为焚修养廉之需，近闻文武各官及棍徒影射营头名色，短价勒买或贩卖觅利或派取以餽，遗所产之茶不足以供，溪壑络绎，骚害混扰清规，殊可痛恨，除出示严禁外，合行申飭。”从上列史实，可见西部山区及支提山周边所产茶叶品色之优，在当时名气之大，它自然也成了日后本县各茶行的首选。 以林廷伸为首的林氏家族经营“一团春茶行”，获得丰硕成果，但他们不忘回报社会。他们打开“林氏宗祠”大门，举办碧山学堂、国民学校，接纳贫民子弟入学，传播新学。1938年中，他们深明抗日救国的大义，慨然出借“林氏宗祠”，做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后方留守处；林廷伸长子振翰，曾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务缉私统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盐务、盐政专家，他于1932年积劳谢世时，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领袖、大佬及财界知识界知名人士一百多人赠送了挽词、挽幛，多地进行公祭；以林氏家族当年的名望，我想应该没人敢强开他们宗祠大门的。1943年，抗日战争白热化，全国民众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在宁德县妇女联合会劝募一架妇女号飞机活动中，林廷伸次子振玉（字昆生）慷慨解囊，捐出一百银圆，为全县之最，而这时他们家的资财已是今非昔比。 “一团春茶行”经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日寇大规模入侵，我国陷入战乱，交通阻塞，百业俱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而停业。逮至日寇投降，大江南北又浸淫内战的炮火中，茶行因之彻底关闭。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一团春茶行”行址、建筑物被当地政府使用，相继在这里开办了红星米厂、新生米厂、宁德县政府招待所、第一旅社，宁德县供电公司等单位。1996年，这里及碧山路一大半的民房、商店被房地商开发为如今的锦福城。
抗战前后宁德茶业的繁荣与衰败 宁德自古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夏纳东南季风，冬阻西北寒流，茶区气候、生物、土壤均显阶状分布，有利于茶树生长发育和丰富内含物的形成。宁德又有世界的天然良港，境内的三都澳自1898年开埠设立“福海关”后，“1899年三都澳为对外通商口岸，英、美、意、俄、日、荷兰、瑞典、葡萄牙等十三个国家的21个公司在三都澳设立子公司或商行，闽东的茶叶……等货物从这里漂洋过海，进入欧美市场，‘美孚’、‘德士古’煤油和其它洋货也通过这个口岸，相继流往闽东、闽北、浙南等地。”①其间，出口茶叶曾占全省的18%—59%，通过福海关出口的货值中，茶值占到总值的90%—99%，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以茶叶输出为主的关口，故被誉为中国东南地区“海上茶叶之路”。
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理、保护和支持 十九世纪中叶，我国五口通商后，英、美、俄等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日益扩大，刺激了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闽东作为福建省著名的茶叶产区，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茶叶产销的不断发展，茶叶生产的区域化、市场化开始形成并逐步提高，出口贸易量也在迅速增长。当时，三都澳出口的功夫红茶多销往英、俄等欧州国家，绿茶销往我国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白茶多输往港澳等地。 据周玉潘主编《宁川佳茗》一文介绍：“唐、宋，宁德县天山茶叶除多产于名川、庙宇之外，亦产于天山山脉一带。明清后，西乡（洋中、石后、虎贝及霍童、九都近邻天山的部分山村及支提山）成为茶叶主产区。《宁德县志·物产》中记：‘茶，西路各乡多有。’抗战爆发之前全盛时期，主要茶区已遍全县，成为福建省3个（宁德、福安、福鼎）3万担以上主产县之一。”档案资料显示，仅八都一地，战后（民国36年）茶叶种植面积仍达到4500市亩，年产绿茶6000市担②。 民国以来，地方政府也比较重视对茶业发展的管理、保护和支持。这可以从有关志书和档案资料中得到印证，如1995年版《宁德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5月17日，宁德茶税局移驻八都，并在铁沙溪添设新卡，以便利东、西乡茶商报税。”“民国5年4月，茶商万顺春、关锡福贩茶被抢。巡按使署令三都海军陆战队5旅派兵驻宁德保护茶商。”“民国6年12月18日，宁德移植银尖茶树成功，省指令宁德茶业研究会广为劝植。”“民国9年7月6日，宁德茶业研究会呈送优良茶叶参加福建国货展览会。城内蔡仁记绿茶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对茶业发展的支持。据档案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额的银行贷款，用于支持和鼓励茶业同业公会的茶商多加工生产用于出口外销的精制茶叶。如，宁德县著名茶商“一团春承记茶厂”的经理林达夫（名振士，林廷伸第六子），于民国37年6月18日，分别向宁德县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递交申请报告和贷款申请书，给县长刘德馨的报告称：“窃商向在本邑城区设厂，精制红绿箱茶，运销沪港华北等地，历三十余年之历史。本年度仍拟兼制红茶、毛茶贰佰担，估计需本甚巨。兹拟向农民银行申请红茶加工贷款，以应加工之需……呈请察核，恳赐函请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准予贷放，以资策进……”。不仅城区茶商可以申请外销茶贷款，乡镇的茶商也可以申请。如，八都镇“黄安记”商号号东黄兰安也曾分别向刘县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提交加工外销茶贷款的报告和申请书，要求“贷款国币壹拾伍亿元”；又如，咸杉村“桃源春”茶商李其芳也在民国37年6月15日提交报告和申请书，要求“贷款国币陆亿元”。③ 上述这些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地方政府还是比较看重茶业的，只是由于战争导致社会不稳定，经济滑坡，政府财力收不抵支，因而产生临时增加苛捐杂税的现象，从另一面加重了茶业从业者的负担，影响甚至阻碍了茶业的健康发展。
茶业同业公会促进了宁德茶业的发展与繁荣 民国时期，宁德“天山绿茶”产区如洋中、霍童、八都等地拥有众多的茶叶加工和运销企业，而在水陆交汇的中心——蕉城，于民国3年（1914）就成立了茶业公会。这是宁德工商界根据国民政府《商会法》的规定，按行业成立的最大同业公会。首任会长叫蔡祖德（又名仁峰），是清同治年间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嫡孙。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协调全县茶叶运销的组织，它的全称是“宁德县茶叶输出业同业公会”。到了民国36年（1947），这个同业公会会员已发展到36家（具体名单，见文末附页），资本额共计24.8亿元。其中有：林琴甫（名振琮，林廷伸第五子）经营的“林恒记”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林达夫（名振士，林廷伸第六子）经营的“一团春”茶厂（资本额5亿元）、林振夏（林廷伸第七子）经营的“德丰裕”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林世裘（林廷伸次子崑生之子）经营的“合团春”茶庄（资本额5千万元）、张仁山经营的“福生春”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张铁崖（又名张璚城，张仁山之弟）经营的“怡春茂”茶庄（资本额5千万元）、、陈有（友）熙经营的“陈美记”茶庄（资本额8千万元）等宁德著名商家或社会名流经营的茶企业（以上金额皆为法币）④。公会理事长先是张仁山，后来是陈友熙。正是在茶业同业公会的积极协调和众多茶企业的努力经营下，促成了宁德茶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民国33年6月宁德县商会理事长张璚城给县长郭克安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本县向产绿茶，品质頗佳。抗战以前，产制运往福州熏花，转运天津、河北等省，每年数量达两万五六千担，农村经济赖以活动，工商业亦因以维持。”⑤那时，茶叶贸易常呈兴旺景象，春夏之交，清明一过，宁德和附近各县的“天山绿茶”、“坦洋工夫”等茶叶便汇集三都码头运往福州和上海等地，岸上茶香终月不散。据统计，1936年三都澳海关的茶叶输出量达到11.54万担之多。⑥ 宁德茶业的衰败及其原因 福海关开关以来，三都澳的茶叶出口贸易经历了四次兴衰⑦，其中抗战前后（1931—1949）的第四次兴衰最为显著，由于日本的侵略给宁德县茶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损失也最大。民国33年6月宁德县商会理事长张璚城给县长郭克安“为呈复本县茶叶失败情形请察转由”的报告中说“战后产量锐减，茶叶开始失败。唯民国二十九三十年间，沪轮航行三都，宁产绿茶每年运销上海者尚达八九千担之谱。三十年以后，航运断绝，本产茶叶仅有极少数供作内销之用，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④这份报告中的数据告诉我们，宁德茶叶“战后产量锐减”，从战前外销“每年数量达两万五六千担”到战后“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其中的缘由值得反思。笔者根据收集的宁德茶业发展史料及部分档案资料略作分析。
1、茶区税捐繁多，从业者负担沉重 历朝政府重视对茶叶生产的管理和茶税征收。据《三山志》记载，宁德茶税的历史可追朔到南宋时期，当时宁德县设巡检一名，专门负责盐、茶税的征收。明朝更加细化。清末，政府开始对茶业产销实行登记管理。民国成立后，政府对已开业和申请开业的独资、合资私营工商企业进行审查、核准、登记、注册、签发牌照等管理，茶业也不例外。清代的茶税分起运税和落地税，起运税在产茶地，按百斤征银1钱，火耗银（附加税）3分5厘，正耗补水银1钱。落地税在福州北岭关，按茶叶百斤纳税29文。到了民国则需征收“坐产税”（所得税），倘有设厂经营者还应缴纳“出厂税”（营业税）。抗战爆发以来，又增加“因地制宜税”、“直接税”。 杂捐，始于清代，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非正式税项，具体有贾捐、铺捐、酒捐、茶捐、纸木捐、米谷捐、猪捐、戏捐、喜庆捐等。民国时期，尤其1927年后，地方派捐更为紊乱，名目繁多，如以土特产为对象的叫特产捐，以商业行为为对象的叫商捐，以过往行人货物为对象的叫通过捐……抗战以来宁德茶业从业者负担的杂捐有：浚河捐、码头捐、国教基金、自卫队筹费、勘乱经费等，而且数量不菲。 由于税赋和杂捐过多、过重，影响茶业从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不时有茶农、茶商代表上书宁德县政府，要求减免各种税捐。 比如，宁德县属茶农代表叶先籍、周其为、林祥发、关崇乐、陈佛教等5人向县政府提交“请免生茶直接税”报告称：“窃查茶为本县特产，农等均恃为日常生活。抗战以来，销途顿阻，茶农生活不绝如缕，痛苦情况笔难尽述。平日辛苦培植所得些许生茶，当地缺乏制茶厂，无人收买，非弃置则需数日长途运至福州求售，而其中亏折者又比比皆是。然在产区尚须缴纳坐产税（倘有设厂经营者尚应纳出厂税，惟本产区并无茶厂及制茶加香者工场），……乃查税收机关辄向茶农征收直接税，据闻系财政部规定。然茶农早在产区完纳坐产税，岂因转运之故，同一物品须纳二项以上之税，于理实欠公允。目前茶农方苦产 品滞销价格下跌，生活困难已至极点，何能再受重复税征，势非绝其生路不可。农等为全县茶农生活计、为社会经济计，瀝情僉请钧长烛察下情，准予据情层转财政部请免生茶直接税，以甦农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④ 又如，民国37年6月协春隆茶庄等13家茶商联合向县长刘德馨呈送“请免因地制宜税”的报告，其中历数种种税捐负担，令人难以想象。摘录如下“窃查本县多山，农民困苦异常，所赖以周转农村生活者，厥维茶叶一项。抗战以来，茶业一败涂地，胜利后始渐抬头。近因勘乱，华北多敌，茶业又复中落……本年钧府为维持国教，就茶叶每担征收二万元，嗣以自卫队筹费又增加五万元，重叠负担，商等力有不胜。经已联恳钧长俯察减轻。讵未兼旬，勘乱会因经费支绌，每担又欲增加十万元。商等棉力难胜，不敢从命，一致请求豁免。当由钧府秘书并勘乱会各委员召集商等再三劝导，即经议决减为每担五元，合前共十万元，再加国教共十二万元。商等仰体钧长爱护地方，至意勉强遵缴。不料，昨日商等茶叶丈税时，又奉通知每担征收因地制宜税二十一万元（每担估价七百万元照三分科税），闻讯之下，不胜骇愕。茶粗税重，无法输出。……茶叶一项已负国教、自卫、勘乱三种经费，此外尚有所得税、浚河捐、码头捐、营业税等多项，茶商负担有如矢集，实已力竭声嘶，岂能再负制宜税。” “况商等经营茶叶均向殷户息借谷物变价作本。现在谷价比开手时已增三四倍，而福州茶市疲缓，银根吃紧，迄今茶款尚难算回。商等忤死经营，虽得蝇头之利以还谷价谷息，不敷尚巨，茶业前途殊属暗淡，影响茶农生计亦属匪浅……恳请钧长俯念茶商困难，负担已重，特准豁免制宜税，以示体恤，而维茶业沾德便。
谨呈县长刘 具呈茶商：协春隆茶庄、庆春芳茶庄、永兴隆茶庄、益春生茶庄、春兴隆茶庄、义泰兴茶庄、合团春茶庄、同康茶庄、恒记茶庄、俊春芳茶庄、彭官记茶庄、珊记茶庄、罗禧记茶庄”⑩ 再如，宁德县开办时间早、规模大的“一团春”茶庄也因税赋增加，负担加重而向县长提出减免“房铺宅地税”的请求，报告说：“窃商所经营之茶庄，与其他本县茶庄性质既属相同，装运件数亦占少数，且营业期间仅限春、夏两季，其负担房铺宅地税自应一律办理。乃二十九年（1940）度商庄奉定每月负担房铺税一十八元之多，绝无仅有，不独能力不堪重负，标准更失平衡。曾经详述理由呈请钧府依照征收他庄成例，豁免下半年负担，以示体恤。在案未蒙批准。查本年商庄因时局及运输困难，各种关系营业范围益趋缩小……今奉定铺税竟增至原额三倍之多，何堪重负。不已再情恳请钧察，准予免除下半年房铺宅地税，以昭公允而恤商艰……”⑪ 从上述档案资料可知，当时苛捐杂税之繁多，连资本实力较为雄厚的“一团春”茶商都不堪重负，更何况实力一般的茶商企业呢？ 2、日本入侵，封锁并炸毁港口，导致外销中断，茶业衰败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由于日军的大规模侵略，三都港屡受日寇侵犯和轰炸，据有关资料显示，“1939年，整个港口被封锁。1940年7月间，9艘日本军舰、5架飞机，加上600多名日军，从黄湾、新塘两侧登陆，包抄三都镇……日军夹带着煤油、硫黄弹等燃烧物，长驱直入包围了三个街区，接着四处放火烧房，停泊在码头和港口塘边的几十艘汽船、木帆船也被掷上燃烧弹起了火……全镇店屋、船舶烧成一片灰烬……三都澳所有港口建筑物都被毁灭了。”⑫ 在日机的封锁下，经三都港出口外销的福建省运输公司下属外销茶叶船队被迫临时疏散躲避八都毛屿一带。为此，福建省运输公司三都办事处于民国29年8月19日函请宁德县政府，“查近日敌机轰炸，本处代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装 驳外销茶船奉令疏散，兹有九艘疏散贵县辖八都毛屿一带……希印通知各该处乡公所知照准予该茶船等停泊”。这批茶船（九艘），船名分别是：“新捷安”、“周立华”、“周友芬”、“新丰”、“亭得发”、“永兴顺”、“永顺金”、“金东利”和“新顺泰”，载茶重量分别是：700担、1100担、1100担、1300担、1300担、1200担、900担、500担和179担。分别停泊于毛屿港、田螺港、下村港、八都和衡阳港等地。⑬ 三都澳成为“死港”后，“福海关”于1942年降为“闽海关”的分关，后又迁到赛岐。在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和轰炸下，宁德县的茶叶产销受到重挫，以至于“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而且，转为内销之后，“（茶叶）价值之贱，使茶农整日劳作莫供一餐之饱，以致递年减缩。政府既无法救济，茶农只有将茶树悉数砍掘，改种其它农产物。预计再过两三年，茶树势将消灭，本县地方经济陷于枯竭之境，自属当然之结果。凡此实为茶叶失败之原因。”⑭ 事实正如这一报告所言，随着茶叶生产的萎缩，茶叶贸易也一蹶不振，“1949年三都澳茶叶出口比1930年下降了59.34%。”⑮ 注释： ①见《闽东四十年》，转引自《闽茶概论》p396 ②见区档案馆资料2—1—342 ③见区档案馆资料2—1—195 ④见区档案馆资料2—1—392 ⑤⑧⑨⑬⑭见区档案馆资料2—1—469 ⑥⑫⑮见《闽茶概论》p402—403 ⑦第一次是1899—1914年；第二次是1915—1922年；第三次是1923—1930年；第四次是1931—1949年。
⑩见区档案馆资料2—3—935 ⑪见区档案馆2—1—81
（录自区档案馆，档案号：2—1—392）
八仙街往事 八仙街，其实就是清乾隆四十六年《宁德县志》中所指称的碧山街和当今的碧山路，是别名还是曾用名，它的涵义是什么，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了。当代多数人对八仙街这一地域名称，越发陌生，因为，它现在已残缺不全，其中五分之四，即下街、“新桥头”、“池头坪”和中街部分地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被拆毁，改造出了如今的“锦福城”；上街的“碧山别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被占用、改造，面目全非，而今是宁德市电信局的宿舍区。目前，只有还滞居在本街寥寥无几的原住民，和散居各地的原住民，以及懂得它历史的人们还留恋着，亲切地称呼它的这一老街名称罢了。八仙街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八仙街，在宁德县城墙于1939年被拆除前，是护城河外侧的附城居民区。主区一道贯穿，从忠烈王庙（俗称“土王殿”，今二月花商场）边库门蜿蜒伸展到林廷伸的“碧山别墅”前，长约500米，路面通宽不足3米。沿道，约四分之一的上街部分，为碧山林氏后裔聚居地，大宅深院连延，路面用修整条石铺砌；余下的中、下街部分，以客栈为主体，杂以数家住宅及为行客服务的小店，路面用溪卵石铺排。从库门进入下街的拐弯处，右边分叉出一段叫做“新桥头”的小弄，尽处一石桥架在护城河上，连接城墙根，城墙被拆毁后，沟通上了沿墙址铺筑出的环城路。从下街起步，过十一幢房子，在右边又分叉生出条“后门弄”，把护城河东北边的十多座民房、林廷伸家经营的“一团春茶行”、林氏宗祠前的两口大池塘囊括进来，成为“池头坪”，这里也有一座石板桥，通向环城路。林氏宗祠（祠额由我国近代书法大家的谭组云题写）左右及后边的一丛“砖墙包栋”宅院也是上街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共同构成了八仙街。八仙街与外界交通的还有：林氏宗祠前一条小道，经过“泗佛兜”，通达“小东门”；左边溪流坑弄（现称“溪流坑二弄”）连接溪流坑住宅区；上街左侧，陈序昭家酒库（酒窖）边有一堵土石混砌约一人高的岩崖，崩塌后被人踩出了一道斜坡，接上一条石砌坦道，通过曝布坪和“碧山别墅”边墙，径攀天王寺和“日月石镜台”，从这里走的人多了，倒是把原来从林祖仁宅前通过的那一段正道冷落了。 原居住在八仙街的有官吏、学者，更多的是小业主、小商人、手工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八仙街有着自己辉煌的过去，有着小区域的文化传统，居民各有着自己的活法。
客栈一条街 不知始于何时，八仙街曾以客栈一条街闻名于世。称之为客栈，因它既留宿旅客，又方便其堆存一定数量的货物。客栈多是二层半的木构房，店面宽，进深浅，几乎每家间仅以一面木板壁相隔，毗连成片，一声咳嗽，邻家听得清。多数客栈是亦居亦栈，每家一楼是男主人理事兼休息房、灶间、厕所及栈货；二楼则在家眷睡房外，安排几间住客；顶楼低矮，被形象地称为“半楼”，一般用于存放家、寝具及杂物。这些客栈规模小，收费适当，在1955年，每客每晚收费0.15元。虽然当时大米一斤0.08元，0.1元可买到4粒鸡蛋，可这收费包含了住宿、堆存货物、代煮饭菜和提供汤水。如果需要店主协助进行大宗贸易活动，则另给费用。这类客栈中，李庭香（别名“妹细”）家规模最大，店面宽，进透深，客房多，有单间有统铺，是客栈中唯一用上自来水的店家，收费又不增，所以住客也多。八仙街中还有两家不住店主家眷的纯客栈，其中一家是陈泰元祖上创办并沿袭下来的，房屋高大，占地约有0.4亩，三面砖围，正面木构，栈内单间多，设施好，收费略高，经济条件好的行客喜欢住这里。客栈睡房，单间的在二条长板凳上架七块木板，统铺的则由二、三组板凳、单数木板块组成，各上铺“草荐”，“草荐”一头卷起二、三圈高，作枕头，放上草席和被子，就成了床；房内放一只陶尿壶，一张小桌，一盏小煤油灯，几双木屐，板壁上钉几枚钉，供挂衣服和杂物，除此别无他物。夏天的八仙街，蚊子特别多，客栈里备有能驱赶蚊虫和苍蝇的“棕叶掸子”，会给各房分发一、二面蚊香，有的还会于黄昏时，在店内大陶缽里燃起艾草薰赶蚊虫。进入盛夏，街上一些客栈、私宅敞开大门，临街摆张竹床或搁面木板，边上点环蚊香，就能乘凉睡觉，好在过去社会治安良好。在严寒季节，客栈会在一楼大堂上生起炭火炉，让住客烘身子，因为怕火灾，睡房中可就不让用“火笼”了。 八仙街的客栈主要收住本县西部大山区，及古田、屏南、罗源部分乡、村的陆路挑夫、行客。几乎每店都有自己的“熟客”，从虎贝乡下来的，多住黄志传客栈，古田县一带下来的则住李庭香和“细兔”家客栈。山客、挑夫们源源送下茶叶、箬叶、烟叶、棕片、纸筋、笋干、桐油、漆和竹制粗纸等山货，屏南县产的“六刀纸”和叶大、韧度强的茶水洋箬叶在同类货物中最为抢手；采买运上咸鱼、海鲜、青苔、盐巴、壳灰、食糖、蒉草（海草）、煤油、布匹和日用百货。 年中每届“梅雨”季节，海边人送上“梅螺”；清明节后，天气回暖，跳鱼（俗称“沉条”）开洞上市，五月的跳鱼号“寸金”，腹部有两条黄卵带，个大肉肥，最受欢迎；四、五月间〓当旺，郑岐村人钓的〓个头大、肥实，最容易卖出，连沿海乡人也会上这里买，以便制作〓酱，但过了五月，就没人要了，俚语称“六月〓，胜过屎”；“立冬”后则是二都蛎担拥入了八仙街，经受霜雪后的海蛎肥嫩可口，是办“好事”酒席桌上的佳肴；青苔，是附生在滩涂上的一种海藻，是养猪的好饲料，沤烂后还可做肥料，春季开始大面积生长，沿海人采集、晒干后，挑运上八仙街待售。每当这些季节，挑夫、渔夫和小商贩特别多，狭小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声嘈杂，送货的、收货的忙成一团。山客收购后，先给梅螺、〓加盐“压鲜”，又在一只只阔口浅底的圆“篾屉”里铺上箬片，然后装上梅螺、〓，再把这些“篾屉”整叠捆绑成担。跳鱼则需到起步当天沥干上篾屉装担，它的生命力顽强，只要是身体湿漉漉的，就能熬上一天，但，在前一天夜里可要让它喝足水的。另把将死的挑出来，用粗铁线把一尾尾跳鱼从鳃、嘴间串通起来，放在燃烧的稻草上燎成赤褐色的干货。天气炎热时，海鲜容易死亡、变质，挑夫们在下半夜就上路了；屏南、古田县挑夫的腿力特别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 当夜幕低垂，店家在门前挂上风灯，店里点亮大煤油灯，有的大店为了招徕住客和方便进、出货，会悬上贼亮的汽灯。夜深了，还不时有人在溪卵石铺的路面上，拖着木屐，发出一长串清脆的“叭哒”、“叭哒”声，好在八仙街人已习惯，梦境依然香甜。这个季节的八仙街，除上街外，一片水湿，因此外街人调侃它是“滥街”。路面上跳跃、爬行着出逃的跳鱼、和人们挑出抛弃的“红骹蜅（招潮蟹）”、海螺等海生物。那时候的儿童真快乐，他（她）们三五成群蹲在屋角，争比谁拥有的“红骹蜅”跑得快，谁的海马、海星个头又大又漂亮，还通过摔黄瓜鱼脑石（俗称“黄瓜鱼牙子”），组合成数种式样，争大小，赢牙子。以前，八仙街的男孩子很“富有”，都拥有装满一、二只小木书箱的黄瓜鱼牙子。 客栈业有季节性，淡季时，住客不多，好在很多店主身怀他技。“九采（指）”擅长针灸；细兔兼营豆腐，她还养了一只“八哥”，见人经过，它就嗲声呼唤：“卖豆腐啊！”惹得人不能不买；有的养母猪；有几名店主则为人代笔，文革破“四旧”中，他们把一大堆发黄的“典妻契底”等古字纸兜出，当街付之一炬。现在想起，让人跺脚惋惜，这些纸片可是那些年代底层妇女生活的活证啊！ 八仙街拥有经济、地理和人脉优势，或许，通过经营发展，终于塑造成为了客栈一条街。当年虽然很风光，但它的历史可能并不久长。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紧贴护城河，在冷兵器年代，护城河沿是不允许有阻碍物、掩蔽物的，可能是清朝后期兵备松懈，且宁德这块福地自戚家军平倭后，就远离了战火，民间乘机占地建房，连延成片。这就可以理解，所以：青砖黛瓦的大宅院依偎在碧山山麓，而护城河沿基本是木构小房（客栈）。即使雄踞河沿的“一团春茶行”，也可能是清光绪中期才建设的，建成后，很多民房、客栈则利用它的侧墙或后墙附建，包括“砖墙包栋”的原“安息会”。从建筑结构上看，那些客栈都是清、民年代的形制。或许是清末三都澳开关后，大量机制的日用品、布匹等货物涌入，而内地特别是山区的土特产得到外界青睐，内运外输源源不断，活跃了宁德西部山区及周边山县与外地的贸易交往，激活了这里的客栈业。八仙街东接忠烈王庙前当年城内最繁荣的商业区，距海运、渔业码头的“船头街”仅一步之遥，从这里顺“十八坊”大道，即通上西部大山区的主干道。虽然在“下尾街”也有客店，但它方便在海道上往来的行客住宿，设施虽好，收费也高，且多不具备“栈”的功能，离“十八坊”大道也远；虽然在“北门外”也有客栈，上“十八坊”大道也方便，但区区几间，不成规模，不是山货、小海鲜、腌制海产品的集散地，离城内又远；所以，陆路行客大多选住购、售货物便利，服务功能齐全，熟人熟店多的八仙街。
八仙街客栈行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因政府逐步开展对“私”改造运动，推行“公私合营”，组建起了乡、村供销合作社，又因“农业生产集体化”，劳力高度集中，客源少了，平时多是各乡区供销社的一些挑夫留宿，而逐渐萧条，随着1965年“宁古公路”筑成通车，交通便利了，这个行业在这时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风光各行业 八仙街演化成客栈一条街后，服务于山客、挑夫的一些行业、家庭作坊应运而生，林林总总，其中有的在当时的宁德县还称得上只此一家，别无他号呢！这些行业繁荣延续了客栈一条街，与之同发展共休戚，留下了历史印记，让后人不时愐怀。 新桥头饭店。新桥头弄道长约80米，路面宽不足3米。弄道中，有在宁德久负盛名的“瑞昌”药材店主人姜氏住宅后院和一家杂货店、两家渔货店，余下的地段是饭店，一家紧挨着一家。饭店里只供应“草包饭”，这是把稻米，或是由稻米、粳米、秫米混合的“三合米”，分装进一只只蒉草编织的草包中，扎口，堆放在锅中煮成的。煮后的饭粒渗透着淡淡的海草香味，抱成一团，糯润可口。“草包饭”分大、中、小三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包的装十二两（当时十六两合一斤）米，值一角钱；中包的半斤米，值八分钱；小包的四两米，值五分钱。行客在这里吃过饭，往往还要买上一、二包，挂在扁担头，备作途中便餐。城里人为了应急或尝鲜也常来买“草包饭”。饭店里只蒸煮几种咸鱼、蚵，主要是带鱼、瓜兑（腌制黄瓜鱼）、黄梅仔、蝊干（龙头鱼干）和带柳（小带鱼），还有切成片的卤猪头肉，用小缽装着，任客人选买。没有蔬菜。有时也免费供应洒点虾米的捞饭米汤。那个年代，挑夫、山客们下县城，来去匆匆，由于赶路程，赶海鲜，且翻山越岭艰难险阻，忌讳也多，因而，大多选择在据说出行“四方吉”的“寅时”（凌晨3—5时）就动身了，这里的饭店可能因之就少开早饭，而每届中午，小弄中则人挤人，从饭店中散发出的蒸气，裹着饭香弥漫在街道上空，久久不会逸去。食客们或围坐在“八仙桌”边或散坐在长板凳上，托着“草包饭”，吃得满足。这里由此被赋予了“昼店”、“草包店”的雅称。它是宁德早期的快餐店。它的经营不但方便了住客的饮食，更是繁荣巩固了八仙街的客栈业。 新桥头弄道还见证了著名的宁德县“十八坊”的去向。以前，县城北门外从三元宫前至单石碑大樟树下的这段大道上，次第树立有构建于宋以来的不少石牌坊，可谓“坊林”，至清末尚有十八座，人称“十八坊”，其中有功名坊、德政坊、孝节坊，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署“孝廉坊”，是宋绍兴三年（1134）为孝子陈嗣光所立。石牌坊中，三元宫前一座与另三座各拥有三间四柱二楼，每坊八面夹柱石上都蹲踞有一只高大威武的石狮子，使牌坊更显得气势恢弘和庄严。 1950年夏秋间，政府为了堵塞“曲尺塘”溃口，起用关押、拘禁在城区原有的2个牢狱和3个临时拘留所里的犯人，由县大队监押着拆除了“十八坊”，然后在巨石下垫上圆木，石上捆长绳，由“犯人”拉着，依靠圆木的滚动，艰难行进。有的料石构件重达数千斤，需要滚运二、三天时间。料石顺护城河沿拉着，拐进新桥头，这里不但路窄，溪卵石路面凹凸不平，而且连接库门处是急弯，人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渡过这里，经下尾外街径送填海现场。料石构件大部分填了海，余下的则运到当时中共宁德县委会驻地（现区政府接待处、行政服务中心）架构部分办公室木板地面，那些大石狮则被就地掩埋。 八仙街渔货店。这几家渔货店，店面上各用方形阔口浅底竹筐或圆形阔口浅底木桶装着各类咸鱼、蚵、鲞、海蜇皮、盐和品种不多的干、淡海货，而在店后则排列着装满鱼货的木楻，批量供应。这里不卖鲜活海鲜。住宿在八仙街中的山客随时能在这里选买上自己需要的海货。 阮陈鎚膏药店。从下街进入，一眼就能看到他家小店门前悬挂着的一串店标，这是由三块形似膏药的斜方形木板串在一起组成的。他家的膏药是其祖上针对疖、痈、疽等皮肤病而研制的。坊间又传说为一名受过他家救济的乞丐传授的。膏药有用于尚红肿与已破溃两类，各有大、小贴膏数种，售价便宜，一贴仅一、二分钱。敷贴后见效快，没有不良反应；便于携带，贮存。行客往往要带些回家备用，城、乡有不少人会跑到这里来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迈八十的“陈鎚奶”坐柜台，她常备一只压上火的竹火笼，当有人来买用于已溃口疖、痈的膏药时，她会把装膏料的小铁罐放上烘热，又根据患处大小用厚布剪出一片方块，涂上药，再从一只小磁瓶里倒上些许灰色粉末，揉匀，让患者贴上，或者带回去。人们传说，这些粉末是用刚出生尚未开眼的乳鼠烤干碾成的，当邻里与阮家人闲谈中聊及时，他（她）们往往不置可否，从而更加深了人们的揣想。 李斗斗药丸店。这是八仙街中唯一标出了店号，且只专售一味药丸的小店。“李斗斗”三个二尺见方的行书大字镶嵌在侧墙上，引人注目。李斗斗药丸专治“过力”，所以又被称为“过力丸”。“过力”一词，相当于现今所说的体力“透支”、营养不足，积久成病，导致身体疲软，不思饮食，甚至皮肤、眼球泛黄，腹部鼓胀。在过去物质贫乏，营养不良，又要高强度劳动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这种病。李斗斗药丸疗效明显，服用一、二料后，一般能肿退黄消，所以在山区和“五都下”一带很有市场。药丸类似现今的“六味地黄丸”般大小，呈褐亮色，辛香扑鼻。一日服一把量，用饭汤送服。患者一般都买上一、二斤，约服用一个多月。由于李斗斗药丸名闻城乡，人们自然又关心上了它的配方。坊间传说它由十多味中药和大麦、黑枣、桂圆等组成，其中有“针砂”、“桂末”，甚至说有俗名“屎虫”的“五谷虫”，听起来让人恶心。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优裕，卫生、医疗条件改善，健康水平提高，用这种药丸的人越来越少，李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停止了生产和销售。但，至今老一代人还念念不忘李斗斗药丸。 箬片加工业。箬片加工是街中重要的家庭加工业。箬片，即是叶大质厚形状完整的竹叶排串而成，用于衬装水湿的海产品和外运商品茶。因本街是部分渔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又拥有“一团春茶行”，边上有“彭官记茶行”，平时对箬片的需要量很大。山客们源源送下箬叶，街上的杂货店、客栈中也都有箬叶、箬片出卖。平时，街上的妇女向茶行、客栈、杂货店称出一些箬叶，根据规格要求，在家加工。工艺简单，用小竹签先把箬叶平面横串成排，再把排串成方形或长方形，即成。活很轻松，但要小心，少撕裂，且工钱低，即使手工很灵巧的人，一天下来，也只能赚上一、二角钱。城内不少妇女也参加加工，赚些零用钱。或许这是宁德早期的家庭加工业。设想，在包装物落后的年代，如果没有这些勤劳妇女的贡献，可能就没有当年宁德茶叶生产和八仙街客栈业的繁荣。 布板加工。不敢称为业，街中只有几家妇女在店、家务之余，把家中或从邻里处收来的“退役”衣、被等剪成小布块，然后在长大木板或门板上一层稀糊一层布地粘贴上五、六层，晾干后修边，就成了一块块约长2尺宽1.5尺的布板。山里人会不时捎买些回去，让家里妇女有了“纳”鞋底的原料，用巧手制作出一双双舒适、美观的布鞋。城内贫家妇女闲暇时也做一些，部分出卖，但难于找到买主，往往寄在八仙街亲友家代售。一张“布板”制成耗时费日，仅值几分钱，勤劳贤惠的女人们辛苦地帮撑着家庭。 石第四灰炉。灰炉在池头坪，临护城河而设，与“一团春茶行”隔小弄道倚石板桥相邻。在东湖没围垦前，满载壳料的船只乘涨潮能驶泊石桥边，然后卸上灰炉店。壳料中，蛎壳烧成的灰细、白，韧度强，为上料，是灰墙壁的首选；蚶壳厚实，烧成的灰较粗糙，是中料；花蛤、海螺等杂壳质差，烧出的灰粗糙，韧度差，是下料，一般用于筑“三合土”、砌“空斗砖墙”和“白水秧”田间中耕的除草除虫与施肥。这里生产的壳灰，主要销往西部山区。宁德人传统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企厝做墓讨媳妇”，盖房子、筑墓、农业生产都需要大量壳灰。这座灰炉占了地利，销路自然通畅。宁德海滨，灰炉比比皆是，这座灰炉本不足为奇，但石第四擅拳、杖术，精“青草医”，为人倜傥，因而街上的年轻人爱上这里聊天，请他教几招，指点“交手”，或者协助推“风扇”烧壳灰、搥水灰，在那个缺乏娱乐氛围和场所的年代，这里俨然是年轻人的乐场。 染布店。街上只有一家，是近代浙江省平阳县人租用黄细云店开设的，用化学原料染布，据说，当年城区也仅此一家。染布，当代年轻人在电视、电影上或在外地旅游时才看到，且工艺较复杂，花色品种多。其实，宁德县早在明、清时期即拥有传统的兴盛的染布业，至今尚有菁靛沤池、曝布坪遗址和辗布石可寻，但，工艺相对落后，以染兰、黑地缀白花为主。八仙街染布店则通染蓝、黑等“深色”的旧衣裤和少量布料。过去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那些年代，贫民们缺少衣饰，传统美德也教育“暴殄天物，必遗后忧”，从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人们把褪了色的衣裤染一染，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过节过大年了。城、乡民众经常送来衣裤、布料，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人们利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外包装布袋，染上蓝或黑色，缝制成夏衣或被套用，使这家染布店的生意红火了一阵。 一团春茶行。这是家声名显赫的巨型家族企业，由居住在上街“碧山别墅”里的林廷伸创办。行址在新桥头与池头坪之间，临护城河开二个大门，一在正面，架一木桥于河上，通城内，二在池头坪通城的石桥边。“一团春茶行”经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日寇大规模入侵，我国陷入战乱，交通阻塞，百业俱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而停业。 共和国成立后，茶行被政府使用，相继在这里创办了红星米厂、新生米厂、县政府招待所、第一旅社，文化大革命中宁德县两大派对垒时，成了其中一派的据点和关押人员的地方（详见本辑《宁德“一团春茶行”》）。 之所以把“一团春茶行”放在最后写，一因年代已远，文字、实物资料缺乏，二因笔者有个谜没有解开：是“一团春茶行”造就了客栈一条街，还是客栈一条街成就了“一团春茶行”？ “一团春茶行”制作精制茶所用的初制茶，据故老相传，主要来自本县西部大山区。或许是，那里的茶叶及各类山货经宁德县的“茶盐古道”源源送下，而民生必需的盐、海货、日用品等物资又盈盈输入大山区。八仙街拥有经济、地理和人脉优势，通过经营发展，终于塑造成为了客栈一条街。 八仙街上还有陈鉴清的“卫元药店”，河润、愚仈纸伞店，林永记酒库，陈志魁、鼎和（又名“细嫩”）父子传承及林春生的咸酥花生店，打铁店……
悲愤说事件 林振翰“虎口余生”。1920年的一天，林振翰跋涉在四川永川县太平镇的路上。他这时任川南盐务稽核所首席主任会计兼代所经理，赴重庆料理公务后返所，由于为人低调，不事排场，竟一把雨伞一具行囊，混身于行旅众中，当途经永川县太平镇时，被惯匪劫持上山，禁闭匪巢达二十一天，备受折磨。林振翰一方面冷静应对，保持警惕，保护自己，一方面设法通知盐务稽核所。他在《永川遇匪记》中记述：“……匪徒监守渐松，然彼愈松，余愈格外留心。某日上午，二人外出，其余三人均熟睡，余正欲如厕，不得已等他们起来才敢出去，盖恐匪徒埋伏他室，不说我是大解，直以乘机脱逃，我必无幸矣。余在匪巢间，匪徒问所抢劫的赃物是否余的，余以匪心不测，除无关紧要衣服外，稍值钱者虽是余的亦不承认。”四川盐务稽核总所得到消息后，认为“其为盐务必不可少之人”，不惜以二万八千金赎出，林振翰得以死里逃生。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果不其然，翌年，川滇战争爆发，四川盐运使张英华去职，拟任人“慑于川中诸将之不易与，未敢遽就职”，中央政府为了杜绝军人觊觎盐务，擢升精通盐政、盐务，又以人品学识为刘湘、杨森等为首的川中将领所雅重的林振翰继任。 事后，林振翰据遇难经历著成《永川遇匪记》一书。林振翰的业师，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林琴南老人根据这个题材，绘成了《虎口余生图》相赠，书、画一出，海内文人竞相题咏，成为一时文坛盛事。《虎口余生图》一直张挂在“碧山别墅”内。共和国成立初期，“碧山别墅”被占用后，林振翰所有的著作、手稿，毕生辛苦收集到的全国各地各类盐标本，林家所有的书、画等物，经八仙街的溪卵石小道，由政府吱嘎吱嘎地运出了数天。从此，《虎口余生图》这幅有极大文物价值的画作不知所踪。 林振翰次子殉难于重庆防空隧道窒息、践踏大惨案。1941年6月5日，农历辛巳年五月十一日，世界记住了这一天，宁德县人记住了这一天。这一天，由于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市长时间的狂轰滥炸，导致避难在防空隧道里的数千名平民死亡。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重庆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惨案中，林振翰的次子、重庆大学学生林世冶蒙难。林世冶，字克京，生于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即1918年，死难时，仅23岁，值风华正茂，蓄志报效国家之时。噩耗传来，八仙街人，宁德县人为之哀痛、惋惜、愤慨。 “猫炮”大爆炸。1956年初夏的一天，在下街，蓦地一声闷响，随后接连一阵爆响，巨大的声浪把街道两旁人家的店门板震得纷纷倒下，接着熊熊火光从陈泰元客栈（其时已公私合营）腾起，人们惊慌失措，不知所以。还好县公安局就在边上，旋即警报台响起了凄厉的火警鸣声，附近街道的民间救火队员们，头戴竹帽，或手执铁丫，或手拎小桶，纷纷涌来。通过及时奋力抢救，虽然偌大一座客栈被烧、炸倒塌了，但火势被控制，保住了木板房粘连在一起的八仙街下街。在这场突发事故中，年仅十四岁的傅怀佺被炸身亡，有十多人受伤。 这场突发事故是由于在制作“猫炮”中，不慎触发，引起了连环爆炸和火灾。宁德腹地山高林密，野兽众多，一些乡人用兽夹、土枪、“山猪坎”打猎。“猫炮”，是外地人在宁德县制作并贩卖的，工艺不复杂，是把炸药用油纸包扎成丸子，包外再“滚”上熟桐油，晾干即成。用时外包肉食，放置在人迹罕到而野兽经常活动的地方，当野兽踩到或嚼食时，当即炸成死、伤。大丸子乒乓球般大，能炸倒山猪、金钱豹等大型动物，小丸子似“龙眼”大，炸山猫、土狗等小型动物。这次一伙四、五人驻店长期制作的据说是浙江平阳县人。初期，生意很好，雇了一些人帮助包扎和“滚油”，后来售量削减，就辞退助工，但为了能方便得到熟桐油，保留了客栈斜对面雨伞作坊师傅的儿子傅怀佺。 土炮从天降，炸死无辜人。1967年，宁德县文化大革命两大派间的“文攻武卫”斗得炽烈，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不时爆发的枪炮声，搅得市民们心惊胆战，惶恐不可终日。“重阳”后的一天午后，碗窑粮点职工邹文发在自家客栈的后院（原是石家小酒窖，被邹家买为后院），和儿子同床午睡，突然一颗土炮从天而降，砸开瓦片和椽条，直落到文发的身上，把腿炸断，血流不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年仅二十多岁。儿子腿部也负了伤。事后，两派各执一词，推诿责任，据说，此血案至今未破。
游戏人生事 八仙街人好乐。几个人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就乐开了。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原宁德县闽剧团里的主角。街上的男人大多会下象棋，陈泰元的伯父是高手，他可以同时与两人走“背棋（盲棋）”，现代的佼佼者是李庭香及李世豪父子；孩子们走压三棋、打算盘棋、摔黄瓜鱼脑石、拍柿子核、转荔枝核；女人们则热衷于四色牌。其中还有： 削甘蔗（或称“破甘蔗”）。甘蔗，在以前是人们季节性零食和春节期间普通谢礼的必需品之一，因此，当年南门桥头下、筱场等村村民在芦坪洋种植有大片甘蔗。每当甘蔗上场，八仙街上的年轻人就邀结上阵，斗削蔗。对弈时可以单人对单人，也可以人数相等的一伙人对仗另一伙人；无论单斗、团伙斗，甘蔗用多少根，一般事先都有约定。对弈时选取条直、粗壮的，先把蔗尾段切去，把头部劈尖；削蔗刀略半圆形，厚背利刃，短柄，对弈时共用一把，或各自备；准备一条高板凳，或找处登上站得平稳跳下方便的地方，“李斗斗”门边有座石臼，年青人就经常在这里斗削甘蔗。斗时，轮流登高，双方一人各削一刀，最后，把削下的蔗皮连接，长者胜短者输，输者付买蔗的钱，蔗则一起吃。斗削蔗时，蔗头朝下立在石、砖平面上，斗者把削蔗刀竖起，用刀柄在蔗尾横截面上点稳蔗条，当稳定时快速操刀在横截面边沿往下削下去，并用力一捥，把蔗皮削下。如果蔗皮没削下，下一人借这处裂缝，一刀就能削得更长，占了便宜。陈振章是斗削蔗的高手，他临场不急躁，手腕力道强，每每胜人，团伙相斗时，争着邀请他加入自己一方。 花会。八仙街路边，天王寺岭下的曝布坪，场地广阔，周边地势较平坦，可以聚集数百人，这里曾经是宁德县城进行花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用于花会，场中树立一桿“天灯”，这是一根粗壮的长毛竹，顶部用辘轳联系，高挂着一盏上盖圆锥形竹斗笠长亮着红蜡烛的红灯笼，桿底部放着香炉、烛台。“天灯”在这里的意义是，一为供奉神灵镇守，二为悬挂签袋，同时招徕押彩人。“天灯”前架设写着36名花会名目的大木坪。 八仙街及周边乡里日常生活用语中充斥着“花会”用语，如“‘安士’走（避）洞里去”、“‘鸭姆’再装嘴是扁的”、“贵贵不做做贱胚”等等。贵贵不做做贱胚，说的是，以前有个赌徒，沉湎于“花会”，把家产输光，连老婆都卖了。一日，他上外婆家诉苦，请求外婆向在一伙花会中为大庄家的舅舅疏通一下，透个“底”，赢点钱，让日子过得下去。舅舅爽快地答应了，要外甥这场在“元贵”名下押一点，但告诫他不得告诉他人。外甥当下可高兴，仿佛就要钻进“钱洞”了，但他连一日三餐都难度，哪有钱押，只好苦着脸向人借，可人家都不理这个没有能力还钱的穷赌棍，他被逼得急了，只好悄悄告诉人家，这场会开“元贵”，自己肯定能赢钱还钱，并叮嘱保密。外甥为了多赢钱，找了好些亲友借本钱，情急之下也都说明了原委，并一一要求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押这场花会的人特别多，大多把银元押在“元贵”名下。开宝那天，舅舅要“保二”（赌场的伙计、保镖）们多带些箩筐上场。那个外甥和赌徒们好不容易等到开宝，不料却是“占魁”，大家傻了眼，而庄家“统吃”，“哗啦啦”扒进了好几挑银元。外甥这下输得可惨，他气急败坏地上外婆家论理，外婆也气舅舅，责骂他不该“‘元贵’不做做‘占魁’”，害得外甥既输钱又丢人，舅舅笑呵呵地说，不用急，犒赏的那箩银元在后厅搁着，自己挑回去花吧！“‘元贵’不做做‘占魁’”这句话传开后，历经时日，演化成“贵贵不做做贱胚”，意思也转化成了：不珍惜为人所贵重或所处的优越环境，偏要作贱自己。 传说归传说，其实，花会的组织和运行程序很严密。花会庄家由好多人组成，基本是里社中家道殷实，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头面”人物；庄家各拥有一定股份，按股份集合资金开场，花会进行中，赢时按股份分得钱财，输时按股份出钱赔偿。在大庄家的宅院中选择一处地方，或者购置、典一座适合的房屋，在这里议事、出签；这里要设坛，供养着很多“护会”神灵；这个场所被称为“坛”或“场”。花会里还要雇佣一些精明强干，甚至懂拳术的人来当“保二”、勤杂，负责场上安全和协助收钱、理赔。据说，八仙街人虽拥有理想的花会场所，部分人对赶场押彩也趋之若鹜，却从来没当过花会庄家。试想，可能因为，上街林氏族人“诗礼传家”，洁身自好，或从政、经商、任教，或实业、耕读，不屑厕身于鱼龙混杂的花会间；余下的本地籍杂姓街民，大多是贫民；外籍迁徙入的，如部分客栈老板，或许因迁入时间不长，根基未稳，也不敢显山露水地置身庄家行列。 花会有36个名目，分别是：林太平、林艮玉、陈吉品、陈攀桂、陈逢春、陈人生、陈日山、陈安士……黄坤山、刘井利、翁有利、徐元贵。每个名目都有个取象精灵的别名，如林太平是“飞龙精”，林艮玉是“蝴蝶精”，陈日山是“鸭精”、郑天龙是“石精”，徐元贵是“虾精”等等。 花会每天都开盘。先是庄家们于前一天晚上悉数集合坛中，屏退闲杂人员，一起喝酒聊天，至二更时分，捧香祷告护坛神灵，旋即指定一人进入出签密室，此时正届三更，由他根据仙神圣灵的启示，其实是把握近日花会态势，从36个名目中抽出一签，放入签盒，再装进签袋密封。如果要开二场，则如法炮制，再抽一签并密封。掣、封签完毕，打开小窗口，递给守侯在窗外的大庄家，由他安排若干名庄家、“保二”等人，护送到“曝布坪”，高悬在“天灯”上，并保护、守侯在那里。这个过程称为“花含蕊”。出签这人从进入密室起，不许有任何声响传出，尤其不许跟任何人讲话，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直到开签后。第二天，天刚启明，城乡各地及外县人各揣着钱，簇拥到“曝布坪”中的大木坪周边，或胸有成竹，或徘徊犹豫，但最终各在择定的名目上押下了“彩金”，然后烦躁不安地等着开签。场上人员用簿子逐一记下了每个名目上押彩人的姓名和钱额，并高声报告。临“午、未时”（上午11时0分至下午3时0分），场上庄家先后数次大声吆喝：“封场啦，要押的快来押呀！”“午、未时”间开签，称为“花开吐蕊”。此时，押中名目的，一块银圆赔三十六块银圆，押在其它名目下的则“统吃”。如果本日开二场，押彩者还可以“滚押”，即，第一场押了某个名目后，还可以“滚”押第二场的任意一个名目，如第一、二场都押中了，则按第一场一元赔三十二元计算后的钱额，作为第二场的押彩金，再按一元赔三十二元计算。如果第一场押对，第二场押空，则二场彩金都被“吃”了。正是由于诱人的巨额利益，促使人们对花会趋之若鹜。 “曝布坪”上开花会的同时，有人场外开“白仔”。这伙人分别在邻里和亲友中登记本日需要押的名目并收取押彩金，等到大场开签了，按大场名目、方式收钱和赔钱，如同当今的民间“六合彩”。开“白仔”，方便了一些女人、老人和腼腆的人去押花会，赌棍们趁机搜括民财。坊间调侃，妇女有三痴：花会、细〓、温州鸡，于中可体味到花会对人们的诱惑力。
花会外有“会仔”，只有6个名目，分别是：陈人生、陈日山、陈安士、陈吉品、陈攀桂、林太平。 开“会仔”，通常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找一个角落，在农村，还利用大厅、祠堂、宫庙，摆上一张小“八仙桌”，上铺写着6个名目的布块，或上搁一面写着6个名目的簸箕，一名庄家，一、二名“保二”即可开张聚赌，老练的赌棍，往往一人开局。开“会仔”的，以前，出牌人往往头戴南门人讨小海贯用的圆锥形斗笠，身穿蓑衣，双手缩在蓑衣里，从贴身的小签筒中摸出一条刻着名目的角或竹制牌签，鞘入只能装一签的小牌匣中，扣紧。从临出牌直到开牌前一瞬，出牌人都是把下巴搁在桌面上，脸无表情，眼睛直视前方。如此造作，一为防止赌徒从出牌人的眼神、面部表情、肢体的些微反映中破解押底名目；二为据说身穿粗糙、刺人的蓑衣，能阻挡押赌人“请”来探底的鬼神。如今，人的心理素质强了，庄家再也没那样打扮；妇女社会活动活跃了，开“会仔”的女庄家比比皆是。 与诸多赌局相比，押花会因为高赔率，更能吸引人，也使不少沉迷此局的人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为此一些赌徒想方设法去探“底”，想得最多的是祈求鬼神指点。传说，有几名赌徒在一处荒山上找到一丘古墓，墓门已坍塌，瞧得见墓孔里散架的棺木和瘆人白骨。赌徒们即在墓门前垒石为灶，架锅起火用甑子蒸米，米上分插36支各写着花会名目的竹签，蒸了一个时辰，米成了饭，饭面凹凸不平，其中一处把一支竹签高高鼓起。赌徒们高兴极了，认为是亡魂显灵，赶上场，在那支竹签名目下押了银圆，谁知却真被押中了，然而再次依旧操作，却总是不灵了。八仙街人说：“庄家一肚子蝦蟆仔”，意思是：花会的庄家们鬼点子多，机灵善断，应变能力强。传说，有天掣签前，大庄家迷蒙中梦见一名青脸神将闯进家来，用钢鞭指着他，喝令：“明天开‘安士’！”大庄家惊醒，心想：来者不善，居然能突破坛中诸多神灵的护卫，这个指令不能不遵；但如果遵令，将要大亏本。琢磨一会，偷偷要出签人掣“安士”，然后挥笔写下一首“白字诗”：“筒外挂‘安士’，筒内有肠毛肚；谁人猜得对，一枚赔三十五。”叫人第二天一早就贴在场上显目的地方，并要“保二”们留意场上动态。第二天近“花开吐蕊”时，有伙人各背着沉甸甸的钱袋气喘嘘嘘地赶到，但看了“白字诗”后傻了眼，交头议论：大神降乩指示和场上庄家的“白字诗”都说这场开“安士”，天下哪有这么便宜事？犹豫中，“保二”们吆喝着催人押彩，声称要封场了，那伙人商量：大神乩示不能不遵，不能全信，于是在“安士”名下随意押了几枚银圆。开签了，不曾想竟然就是“安士”。这伙人悔恨得直跺脚，原来他们在一处荒废的古寺后山找到一座颓塔，整顿场地后，摆开供品祭神，神上乩指示：本场开“安士”，于是，他们各倾资金，亲友们也寄附不少资金，赶来押彩，谁知被场上张挂的“白字诗”搞蒙了。当这伙人正不知所措时，大庄家走过来再三抚慰，并掬了一些银圆送给他们。当这伙人回程时，庄家叫了人尾随了解情况，并把镇守那颓塔的“大神”请到坛中供养、守护，避免“他”为赌徒降乩指示。 花会狂热了好一阵，至1934年，在民国政府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中被取缔。从此，曝布坪冷落。但，“会仔”或暗中或明里还继续着，直至今天。
八仙街“阮陈槌膏药店”轶事 八仙街“阮陈槌膏药店”的前身是“打皮鼓膏药店”，其中的缘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末，阮陈槌的父亲阮旬先（生于咸丰九年，1859）从古田邹洋搬迁宁德，在东门外碧山街（俗称八仙街）居住，并开了一间客栈。当时，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民间青草医名叫黄金龙，经常住宿阮旬先客栈贩卖自己加工制作的膏药，日子久了与阮旬先结成金兰之交，每次黄金龙在客栈加工草药时，阮旬先常常在一旁帮助。黄金龙外出到宁德乡镇或者罗源、连江、古田、福安、霞浦等邻县贩卖膏药时，阮旬先就代为保管草药。起先黄金龙制作的膏药并不出名，有一年溪流坑附近发生“并村”（械斗），有一人被砍48刀，浑身是血，被人用门板抬到客栈，黄金龙先用药粉敷伤口止血，然后贴上膏药，一星期后，伤者痊愈，前来道谢。从此黄金龙和他的膏药在宁德一带出了名。原先，黄金龙是沿街边敲皮鼓边叫卖膏药，人称“篷篷鼓”膏药，后来人老了，不能出行，就在阮旬先客栈开起膏药店，起名“八仙街打皮鼓膏药店”。 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黄金龙见阮旬先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就对阮旬先说：“我已年老，又无子嗣，想借住你家过老世，不知可否？”阮旬先当即答应让黄金龙在客栈长住，并帮助他制作膏药。黄金龙临终前就将膏药的秘方口头传授给阮旬先，并叮嘱：“要好好保存和传授后代，治病救人，切不可失传于世间！” 此后，阮旬先就正式继承黄金龙的膏药铺，按照秘方配制膏药。他医治病人时只收膏药的成本费，遇到贫穷困难的病人，则免费赠送膏药，义务看病，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好评。 1911年，阮旬先逝世前，将膏药的秘方传授给儿子阮陈槌。阮陈槌于是制作了由三块边宽15公分正方形木板的边角串起的招牌悬挂店门口，每块的正面当中都涂成黑色圆形，像膏药形，四角分别写着楷体的“无名肿毒”、“跌打损伤”、“修口生肌”；三块的背面则分别写着“传授上海膏药专治各种无名肿毒跌打损伤能散能化”、“修口生肌化肿拔脓诸症可癒本铺原住宁德碧山街右边”、“第一间俗呼打皮鼓先生诸君请认招牌以免鱼目混珠”。 阮陈槌死后，制作膏药的秘方由其妻子继承，妻子死后由其儿子继承，现在则由阮陈槌的孙子阮光斌继承，一直开青草店，经营祖传膏药，治病救人。1992年因锦福城建设，阮陈槌膏药店也在拆迁之列，阮光斌就将膏药店移到贝墘路墘溪弄11号自己新盖的房屋里。他至今仍保守着膏药的秘方和“秘方传男不传女，传媳妇要年过五十”的祖训，并保藏着祖父手上制作的膏药店的招牌（见图）。
宁德城郊区工业兴衰小史 一都城郊的金涵地区，处蕉城西北郊，是平原与丘陵交汇地带。近城处一片平坦农田，村落分散，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村，大多是百户以下小村，居民以农耕为主，没有工业。 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以后，因它靠近城关，且地广人稀，自然成了兴办工业首选地。许多国营工厂纷纷来这里落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兴办的工厂有：福安专区钢铁厂，闽东造纸厂，宁德县合成氨厂，宁德地区罐头厂，地区茶厂等地、县主要骨干企业和一批集体、私办小企业。当时这一带许多村庄，工业人口已接近或超过农业人口，而成为宁德的工业区，风风火火地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原有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在竞争环境中，渐显劣势，多因亏损严重而不得不停办，也有一些被强制下马。现将这些工厂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壮志难酬的福安专区钢铁厂 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来金涵筹办的第一个企业。1958年9月大跃进声中上马，福安专区（至今宁德地区）从各部门抽调180多名干部、职工，投资200多万元，并从宁德各乡、社调集民工500多名仓促上马，劈山挖地，开公路，盖厂房，建高炉；其负责高炉承建的福安通用机器厂曾动员全厂600多名工人，日夜加班，奋战了四个多月，动用了4.5吨钢和36吨铁，耗去15.3吨焦碳、5.11吨木炭和5吨石灰石等原材料，建成重达32吨的大量的生产设备。工厂整个基建到1959年一季度结束，建成的有：28立方米高炉一座，热风炉二座和30米高烟窗一座，此外还有水道、蓄水池等大批附属工程。 工厂筹备忙了一年多，到头却因原料铁矿无法落实而停办。最后，机器搬走，高炉拆去，人员遣回原处。工厂虽然未获成果，但留下一片空地，也为后来工厂的兴办打下基础。其开通的单石碑、琼堂二条公路，至今仍为金涵乡对外主要通道。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造纸厂 闽东造纸厂坐落在原钢铁厂地址，是由1958年创办的宁德县造纸厂和1972年创办的闽东造纸厂合并而成。 宁德盛产毛竹，根据1957年调查，全县共有毛竹面积45660亩，年产竹45万担，主要分布在洋中、八都、飞鸾、霍童等地。历史上都以毛竹丝、石灰为原料生产土纸，年产2900多担，除供应本县外，还外销福州等地。1957年当时县政府原计划投资2万元，办个年产5000担的土纸厂，后来考虑到该纸质次价低，无法盈利，便决定走土洋结合道路创办造纸厂。1958年4月由县工业办公室抽调机关干部17人，吸收社会青年11人，共28人，到福州造纸厂学习，8月学成归来，9月开始，全部采用土办法上马。例如：以铁板焊接为锅炉，煤油桶当纸机，用石臼打桨，使用十二匹柴油机，木质水轮机作动力，加上手摇切纸机等，原料以稻草为主，配合甘蔗渣、竹丝、废纸等进行试制。经过半年实验，1959年3月开始试产，4月正式投产。当时日产仅0.2吨，因量低，质差，成本高，1959—1961三年总共亏损14万元。1961年后，经过不断工艺改进，生产逐渐稳定，开始转亏为盈。1963—1965年进行逐节大规模技改：原料由稻草改为芦苇，燃料由柴片改为煤炭，加上漂白工序，日产从原来0.2砘提高到1.5砘以上，质量由黑变白，纸质由厚变薄；开始生产18.22克有光纸，卷烟纸和包装用纸等。1964年后开始盈利（年盈7万元）。此后，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至1978年职工人数已有119人，年产值88万元，利润9万元。
1979年后与闽东造纸厂合并。 1972年宁德地区投资450万元，在原地区钢铁厂旧址兴办闽东造纸厂，原设计能力为日产5吨，年产1500吨凸板纸，1976年10月建成投产。1979年与宁德县造纸厂合并，增加铜板原纸和有光纸等品种，1980年后，又增加单胶、双胶纸、扑克牌夹心纸和各种色纸等。主要设备来自上海东方红造纸机械厂。其中有1092厘米长网纸机一台，园网纸机2台，6.3吨和4吨锅炉各一台，蒸球4个以及由原县造纸厂迁来全部设备。装机电耗电量为1200千瓦/时，原料取用本地资源丰富的芦苇。1983年试用电石渣替代液氯漂白成功。主要产品是单胶凸版和有光纸，年产量1800多吨。1985年曾一度达到2865吨，。此后，由于原材料提价，成本增加，竞争中呈劣势，产量逐年下降，到1992年，年产仅余713吨。最后，因严重亏损而停办。
一度火红的宁德县合成氨厂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国家大化肥成套设备一时无法上，而农村又迫切需要化肥，因此决定先发展小化肥厂（即碳酸氢铵），福建省共建三十多个，宁德地区三个，包括地区合成氨厂，连江化肥厂和宁德县合成氨厂（当时古田不属宁德）。 宁德厂1970年开始筹建，厂址设在金涵涵道村原竹林院附近，两次征用金涵大队李树园和地瓜农地共43.47亩，1973年基本建成。1974年大泽溪电站发电后，开始投产，国家先后投资700多万元，工厂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立方米。设有原料、锅炉、造气、脱硫、铜洗、变换、合成、碳化等9个车间，共有职工360人。原设计年生产能力3000吨，后经技改，提高到5000吨，实际年产碳氨4000吨左右，另加农用氮肥2600多吨。该厂生产原料用白煤，燃料用烟煤。烟煤大多采用山西、淮南一带生产的，大部分由福州供应，福卅市汽车运输公司派车调运，少部份由船运到赛岐后转运。日用煤量达30—40吨。1975年以前，原料供应采用邵武白煤，因含炭量低（40%--45%左右），出氨少，产量低，1974年全年只产314吨碳氨。1975年下半年以后，改由福州燃料站供应永安上京、龙岩坎市等地优质无烟煤（含炭70%--75%），产量迅速上升。1975年达1554吨，1977年更跃上2855吨，曾一度成为同行业先进企业。当时县委书记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提出“工厂学习合成氨，干部学习苏风荣”口号。党委书记苏风荣还出席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合成氨厂一度成为全县企业榜样，许多人纷纷要求到那里工作。该厂还不断向工业系统的兄弟厂输送领导人才，先后向包装、针织、食品、标准件、酒、建材等6个厂调派出厂长、书记8人，被人们誉为工业界的“黄埔军校”。 八十年代后，因管理不善，技改不配套，未能跟上全省兄弟厂行列，能耗大，产量低，亏损严重，且全国成套设备的大化肥厂大批上马，化肥紧张局面业已改观，这个厂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史命，于1986年停产。
独领风骚的罐头厂 宁德地区罐头厂，1975年创办，地址设在金涵琼堂村。1975年9月，地区从霞浦三沙罐头厂调来一批干部开始筹建，并选送第一批工人赴厦门、福州等地学习，回来后，1976年11月开始试产，制成第一批罐头。1977年8月，被轻工部列为出口罐头厂之一，从而边基建，边开始生产，于1978年正式建成投产。此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设备不断更新，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拥有职工1000多人，固定资产1900多万元，成为宁德第一大厂。工厂大约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42000平方米，年产各类罐头近5000吨，天然果汁饮料600多吨，年总产值3000多万元，税利40多万元。其中，销路通畅的1989年，当年便创税利502万元。 1992年后，实行多元化经营，先后与香港华宁实业公司合资518万元，建立森青天然饮料有限公司；与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资1383万元，办德丰罐头食品公司；与县包装厂合办纸箱公司；又与宁德地区经委、财政等单位合办闽东富得发电机公司。使生产规模和范围扩大，年生产能力达到罐头8000多吨，饮料5000吨，其附属厂生产线一年还可提供缩胫罐加工量3000万套，包装箱164万平方米。其加工生产品种有30多种，使用“水仙花”和“家佳”为商标的有：蔬菜类的蘑菇、金针菇、草菇、三鲜菇、竹笋；水果类的荔枝、龙眼、枇杷、桔子、杨梅、弥猴桃；水产品类的红烧带鱼、沙丁鱼、花蛤、海蛏等。以“乡情”、“顺发”为商标的天然饮料有：荔枝果肉汁，龙眼果肉汁、枇杷果肉汁、猴头菇原汁、燕窝银耳汁、粒粒橙汁、草莓汁、芒果汁、水蜜桃汁、八宝粥、冬瓜薏米汤等。产品远销西欧、北美、中东、日本以及港、澳、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89年评为省先进企业，1992年评为省文明单位，香菇、蘑菇罐头曾获省优质产品、三鲜菇罐头获省、部优秀产品奖。 1995年后，形势变化，市场上新鲜果菜日渐丰沛，人们生活习惯开始改变，罐头逐渐被淡出，销路锐减；再加上本身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严重，而最终破产。
闻名全国的宁德茶厂 “天山茶”曾闻名全国，它的生产厂家就是宁德茶厂，在金涵琼堂村。1971年9月动工兴建，1972年部分建成投产，该厂是福建省当时的165家重点企业之一，有职工500多人，固定资产840多万元，设4个车间和一个包装厂，拥有各类茶叶机械230余台，年加工能力为绿茶2500吨，茉莉花茶3000吨，工厂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八十年代曾与省外贸茶业公司联营，成立“闽东茶叶工贸联营公司”，年总产值近4000万元，全年总收入近3000万元，1992年年利润58.4万元。 该厂1978年获大庆企业称号，1988年获全国轻工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称号和金龙腾飞奖。1989年又获轻工厅质量管理奖和省级先进企业称号。产品在历年评比中也屡屡获奖，所产天山银毫、天山春毫、天山特级和天山四级等茉莉花茶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系列名优产品。天山银毫从1979年至1991年先后八次获奖。两次评为省优产品，两次评为省花茶质量第一名，两次获商业部部优产品，一次获轻工优秀产品银牌，一次获全国食品博览会金牌。天山春毫、茉莉花茶也先后6次获奖：1980年10月获省花茶质量评比第一名，1981年和1982年两次评为省优产品，1986年10月获省质量评比第一名和全国轻工优秀产品金牌，1988年12月获首届全国食品博览会金牌。此外，天山明毫也有3次获奖，天山特级2次获奖，天山四级1次获奖。
1996年后，销路逐渐萎缩，最终被迫停办。
顺时应运，朝生夕逝的一批小企业 除上述国有企业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春风，一些集体、单位或个人纷纷来到金涵办起个体、合营或联营的小型企业，不过这些企业多因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生产工艺落后，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兴办不久就昙花一现似的凋落了。例如： 福建陶艺发展公司，生产炻器，炻器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产品。1992年由省陶瓷公司与宁德市各出资150万元，选择在原县合成氨厂址内兴办，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有职工150人。原料取材于宁德和福安等地的陶、瓷土，加上部份进口色素等辅助材料烧制而成，当年试产成功，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及台湾、港、澳等地。原设计生产能力为年250万件，产值400万元。投入生产后不久，因外销停滞，且因其产品过于笨重，国内人使用不习惯，需求有限而大量积压，被迫停产。 榫锁式抗震砌块厂，系福清何光程等6人于1992年合股兴办的股份制企业。生产建筑用的水泥砌块，产品曾经是国家专利局认定为专利产品，原料取材于宁德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和当地砂、石料配制而成，年产能力200万块，产值400万元，税利16万元。后因销路不畅而迁停。 宁德市钢铁工业公司，1992年由浙江泰顺人集资100万元设立的，有职工15人，因当时城乡建房热，钢材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他们收集废旧钢铁为原料，以本地低价充沛电力为燃料，用简单设备熔合铸钢，热轧加工，生产12—16厘米原钢，罗纹钢等，年产量3000吨，产值1000万元，主要销往本地及福州、温州等地。因其产品质量低劣，不久即被淘汰。 宁德调味食品厂，原为霞浦长春味精厂，系股份制企业，1991年迁到宁德金涵乡工业小区，占地176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投资68万元，有固定资产30万，职工80人，年生产味精300吨，其产品曾一度畅销，并出口到香港等地，1992年实现产值200万元。但终因工艺落后，质量差，成本能耗大，在各地味精厂大批上马后，竞争中呈现劣势，产品销路受阻而停办。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在城郊金涵这块土地上，曾经辉煌一度的国营企业花朵，因形势发展和时代变迁，先后凋谢了，花开花谢，秋去春来，本是人间寻常事。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目前，新的一批优秀企业，己在这块土地上落种生根。我们相信，未来它绚丽的新花，必将更加蓬勃地开放。
宁德城关的传统名牌产品 宁德依山面海，鱼米之乡，钟灵毓秀之地，历来传统名牌产品很多，其中在一都城关的有： 马仁记竹枕 宁德马仁记竹枕因做工精巧，在清代曾被列为皇宫贡品而名闻遐迩。其工艺据说是很久以前从古田杉洋一带传入。它系取用生长期三年以上，节长2.5公分左右的黄竹，经过切片、刨光等精细加工后编成。宁德城关本有马仁记、阮中记两家生产，清宣统二年（1910）最盛时从业者有40多人，到民国18年（1929）年产量已降到500多个，后来逐渐减少。解放后，只余马仁记一家生产，全年才产70多个，1956年合作化前更减至50个。1958年县工艺美术厂成立，打算继承此传统产品的生产。于是招收马、阮两家后代马锦铭、阮灿灿等5人进厂，并配上10名学徒组成竹编车间，专门生产竹枕、竹席等。但因师父不愿传艺，开始时平均一天半才出一个枕头。经过一个阶段生产，发现进展缓慢，平均每个竹枕用工达7天，每床竹席则要28个单工。制造成本实在太高，收不抵支，车间难以为继，只得改产竹篷、竹簾等其他竹器，而把竹枕留给马家后代人自己生产。 该竹枕当时还很热销，曾出口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国家每年广交会上都有陈列，还特别给毛主席配送过。
九十年代后，因空调普及，竹枕这一夏令特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蒸笼 原产于虎贝熟洋村，解放前后，在城关福山街一带有熟洋人开店铺经营。
系采用百年树龄柳杉树，先加工成薄片，再弯压成圆形，配以少量竹片，滕条，制成大小圆桶形加盖蒸笼，供蒸饭、馒头、小笼包及其它食品之用，因工艺精细，轻便牢固，且具有特殊香味，而受到人们喜爱。销往省内外及香港，东南亚等华人地区。至今仍在大批生产，只是所用材质已发生很大变化。
脱胎漆器 县工艺美术厂成立时，将其作为主攻产品，派人到福州工艺美术厂学习，并从该厂聘请2名师傅到宁德传艺。其做法是：利用破布圈垫成各种模型，刷上清漆制成。主要品种有烟盘、烟盒、手杖、花瓶以及人物像，菩萨像等。精巧美观，当时主要供出口，1959—1960年，每年生产4000多件。六十年代后因国际形势变化，出口受限，而逐渐减产以至停办。
烟花彩炮 民国初年由一个叫林一五的人在宁德开始生产。合作化中组成鞭炮小组，生产节目烟花彩焰。因该鞭炮爆响之后，天空中会出现神话幻影，如《白蛇传》中“许仙借伞”、《西游记》中“孙悟空过火焰山”等故事画面，很受各地群众欢迎。并一度成为出口产品，畅销香港、东南亚等地。后来因制造场地在居民区内不合安全要求而被停产。
茉莉花绿茶 宁德本是绿茶产区。抗战前后，在宁德大桥及镜台山下，由林廷伸、林昆生父子创办“一团春”茶庄。种植茉莉花、玉兰花等窖制花茶，年产5吨多，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奖。远销天津、上海等地。 七十年代后，在琼堂村，由地区茶厂生产天山银毫、天山春毫、天山明毫等五种花茶，曾多次获省部级大奖。其中光天山银毫一项先后获奖十一次。
公和晋酱油 由莆田人陈珍远于民国25年（1936）创园，共有6个股东，产品酱油及酱，味道鲜美，远近闻名，合作化中与心泉成、通源、春记等三家酱园合并成立蕉城酱油厂。1959年2月并入综合酿造厂成为一个车间。1960年后，因于黄豆等原料短缺，采用其它代用品所产酱油质量差，造成销路停滞而停产。
茶机 其生产厂家，原名蕉城农械厂。后来因主产茶机，改名茶机厂，所产的6CI-65型茶叶割青烘干联用机，1988年获商业部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定为高效节能产品，曾畅销省内外。
学生彩笔 1990年4月由台商远东彩笔公司生产，其设备自台湾运入。使用原料聚乙烯、丙烯、色彩等大部分也来自台湾。加工成十二种颜色水彩笔和多颜色腊笔。产品远销西欧、南北美、非洲、中东等地。1996年后，本地人创办的虹霞彩笔厂，也效仿该厂生产同样水彩笔。原料用国内的，其产品优点是水彩可长期使用不会干涸。产品销往浙江、安徽、上海等地。曾一度红火，后因股东内部不和而停办。
皮鞋、胶鞋、工夫鞋 解放前，宁德城关便有大东华、雅新两家制鞋店，合作化前发展到10多家，从业者92人。1955年组成鞋革社，1959年转为鞋革厂，生产各种皮鞋。1980年大量生产出口功夫鞋，远销全国各地，职工一度增至1000多人。1984年从该厂分出部份职工组成胶鞋厂，生产男、女和童用胶鞋，远销欧美等地。
天女牌羊毛衫 1980年宁德针织厂生产，采用漳州毛纺厂生产的腈纶羊毛线，编织绣花衫、拉毛衫和开衫、高子服等。1984年引进日本丰田针织机，大量生产织花羊毛衫。其产品一度十分热销，供不应求，远销省内外和全国各地。
肉燕 上世纪二十年代自福州传入，由学前路林家七兄弟生产。其原料是采用精猪肉加鸭蛋白，菇粉等，精肉经槌碎成糊状后，加上茹粉，研压而成，可制作燕丸和切成“鱼面”供酒宴之用。林家在传入后，将福州传统原料之一糯米改成鸭蛋白，所制出燕皮坚韧度好，在沸水中不易软化松散，用作酒宴上“太平燕”鱼面，更受欢迎。上世纪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几乎家家都要购买，十分畅销，产品远销福州及闽东各县。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林家后代大多数改事其他职业，生产人员变易，加上猪肉质量变化（速生猪肉质不好）和茹粉质量降低（过去生产茹米用洗粉，现在将甘茹榨粉）所产肉燕皮质量大不如前。不但口味欠佳，而且硬度不好，大多数厨师不愿使用，逐渐淡出酒宴。
鱼丸 和肉燕一样，原也是林家兄弟特产，自福州传入，已经三、四代，主要原料是鳗鱼、鲨鱼，也有采用其他鱼类。原来作法是：将鱼切片，刮下肉，除去骨头，用刀剁成肉酱，用手搅拌成糊状，加入茹粉混和，捻成丸，放水中煮沸捞出而成。文革后，改为机制，产量大大提高，一度十分热销。八十年代后，因林家后代大多从事其它职业，此艺外传，城关还有福清等地人前来经营，不过仍很热销。九十年代后，也因茹粉质量降低，加上鱼价偏高，一些生产者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把鱼、粉比拉高（原手产鱼丸，鱼与茹粉比依鱼类不同，分别是1：0.7至1：1，据说目前有的作坊已达到1：3以上）风味大不如前，也己被淡出酒宴。
鱼钩 是宁德万家传统产品，民国初年万家由泉州迁入，并带来此项技艺。其技巧在于钩口处有一个倒刺，鱼儿吞下食饵就被兜住，无法吐出来。这倒刺就是技巧所在，一般人打不来，万家代代相传，并规定只传男、传媳，不传女，独家垄断生产。据1954年材料，年生产量约为130万条，产值1800多元。合作化后一度停产，后又恢复，1959年产量134.6万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机制鱼钩出现，手工产品逐渐被取代。
天女牌羊毛衫的故事 □ 吴培昆 万水鱼沉雁落，千山月闭花羞。若非天女下神州，谁把娇装织绣？ 尽阅八闽春色，乘风四海遨游。腾龙舞凤应无俦，休问虫禽鸟兽。 这是一首曾登载在《宁德当代诗词选》中的《西江月》，讲的是“天女牌”羊毛衫的事。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德人，大都见过那式样新颖，色泽鲜艳，一度风行八闽，走遍全国的“天女牌”羊毛衫。当时的宁德针织厂因各地订单纷至沓来，厂里日夜加班应接不暇，省内外时也有不少兄弟厂派人前来取经、学习。“天女牌”羊毛衫成长过程的许多故事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人们脑海中……
艰难的起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宁德针织行业一片空白，针织机一台也未曾出现过。1979年宁德县工业局召集17个家属由黄皆配带领，组成针织品厂，生产工业用的白纱手套，供应各工厂用，年产值不过万元，仅够维持职工日常生活开支。1980年福建省在漳州建成毛纺厂，生产腈纶毛线，并选定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崇安、宁德各设一个厂，用该毛线生产腈纶羊毛衫。宁德县接过通知后，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决定由原来手套厂扩大羊毛衫项目，并抽调当时正在宁德瓷厂当工作队的我去主持此事。由于我对针织事业茫然无知，实在不想去，经委主任杨伯民对我说：“你当过党、团委干部，善于政治思想工作；当过会计，熟悉财务管理；又当过供销，通晓市场营运，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此项事业。”我推诿不过，只好勉强接过担子，但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感到困难重重：县里没资金，没设备，更没有技术人才，很难着手。工业局办手套厂时，曾从各工业单位借来2.8万元筹办，仅够维持运转。这时又向包装厂等单位借来1.2万元，作添购新设备之用，并派工业局倪维光同志和我一起去上海置办。到上海后，由一家设备公司介绍到江北启东县乡下一个生产针织机的社队厂，从那里买了七台所谓电动针织机，每台1200元（当时针织机都是手摇的，每台才500多元，因使用电动很容易跳针，打坏机器，带来麻烦，实际速度比手摇更慢，所以没有人使用，他那些产品很可能是设计错误，我们买回来后，电动部分始终闲置着），共花去8000多元。因为太笨重，离铁路线又远，无法办铁路托运，由生产厂商派一部一吨重汽车，请了两个驾驶员，从江北历经江苏、浙江一路运回。 这两个生长在平原地带的驾驶员，平生从未见过大山，他们从江北南下，沿途平原还算顺利，但到达闽浙交界的分水关时，见到这里山高，坡陡，路险、弯多，便叫苦不迭。走过柘荣，向福安下开时，因下坡加上车子超载（一吨运量的车子，装了七台机器约1.4吨）。又恰遇台风登陆，风狂、雨暴、路滑，倾盆大雨把挡风玻璃打得吱吱响，满是水流，外面能见度不到七、八米，二人被吓破胆。这时我见他们握方向盘的手一直在发抖，只能用刹车阀强行减速，以每时5公里速度行进。更奇趣的是有一个农民穿着蓑衣，扛把锄头或横在前面，或和车子比肩摇摇摆摆地走，似乎在取笑我们。从柘荣下坡到福安，平时半个小时路程，却从中午走到天黑。我一路生怕刹车阀磨坏失灵，真是危险万分！ 机器到厂后，为解决技术问题，便抽选宋秀兰、龚焦妹、陈灼美等七位年轻女工，由林彩叨带队去福州羊毛衫厂学习。该厂开头很热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大约是同行相忌吧），变得很冷淡，七个人去了半个月，回来后，依旧不会操作。还好彩叨在福州羊毛衫厂时，结织了技术员邹丽华，由邹派她的媳妇陈淑梅私下来宁德秘密传授技术。到宁德后不敢暴露身份，对外称是从南平请来的师父，一年多时间里，工人们都习惯叫她“南平师父”。由她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学，经过一个多月培训，终于一个个“毕业”过关。使机台运转起来。 由于买来的机器过于粗糙，无法运行，又从福州以月120元高薪聘请了一位退休机械师到厂，配合原来的技师李光华，一台一台重新修理过。
“天女”的诞生 1980年的国庆节，宁德针织厂在半个多月的学习试产中，生产出第一批羊毛衫产品，便决定在这一天进行了试销。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因货源紧缺，每当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商业，供销部门总会拿出一些热门商品来放销一下，以增加人们节日气氛。这一天自然也成为农村青年男女们进城购物好时机。 当天上午9点多钟，当我们把色泽鲜艳的晴纶羊毛衫刚刚排上货架，即被蜂拥而来的人们所包围，因为她们从未看过如此娇丽的服装，不到一个小时，300多件即被抢购一空。 第一仗打的漂亮，使工人们得到很大鼓舞，但随后由于产量的大批增加，日产从40来件一路提高到100件，200多件，宁德的市场逐渐饱和、停滞，我们便到福州开辟市场，福州几个商场经理都提出商标和包装问题，他们说福州人对没商标产品不信任，质量再好也没人敢要，建议我们立即搞个商标，并且包装还要尽量出色一点。 在拟定商标过程中，有人建议用“宁川”牌，有人建议用“美蕉”或“白鹤”牌，我比较倾向于白鹤牌，但“白”字忌讳，被大家否定了。此事还在争议不休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技术员陈淑梅身着一件当天夜里织的粉红色十分艳丽新衣，从楼上走下来，不知哪个女的喊了一声“天女下凡啦！”众人把目光一齐集中过去，我顿时一悟：“天女牌”！这不是个很响亮、富有诗意，而且适合服装行业，能扣动人心弦的名称吗？ 为了增加诗意色彩，我顺势拟了一句：“若非天女下神州，谁把娇装织绣？”诗句，到福州找了一家美术设计单位，请他们按此字义，设计出包装袋画面，一个女的设计员接了过去，她想了想，叫我先付50元定金，说三天后来取。三天后我如期去取时，她果然端出一个端庄美丽的天女图像，着实令人喜爱，可她提出要300元设计费，并说一分钱也不能少，你不要可以，但定金不能退。我犹豫一下（当时300元足可顶上我厂工人半年工资啊？）咬了咬牙，付了。便持此样交由福州印刷厂印制出第一批包装袋，后因其印刷质量差，又找周宁印刷厂专门制了一付铜板，代为印刷。并且发动厂里绣花女工，把天女模样绣到晴纶衫上。“天女”，就这样诞生了。
“机台费”之争 当我们冲破重重困难，使设备，技术等都走上正轨时候，地区工业局小马（马广秀）却传来一个不好消息：省羊毛衫计划定点已被划给柘荣县羊毛衫厂。原来，省里把六个定点之一定在宁德时，宁德县领导未及时表态，而柘荣县获悉后，却出动了县委书记、县长等大批人马，以贫困县名义，到省里要求把这个项目给他“扶贫”；在他们多次活动后，省里终于改变了主意，把定点从宁德改向柘荣。失去计划定点，这意味着今后我们的原料没有国家供应，只能向市场上购买，每吨要1.5万元左右（计划供应的毛线每吨只有0.9-1万元），凭空增加50%原料成本，给工厂生存发展带来强大压力。 宁德针织厂这时已面临着生存的十字路口：全省除原来6个定点厂外，实际上已自行发展到100多个，宁德地区除柘荣外，福安、霞浦、福鼎都办了厂，宁德本县也有二轻、华侨、三都三个厂。论条件，宁德厂没有一项能胜过人家；厂房是选在一个阴暗，潮湿的鱼潞行中，面积不到100平方米，设备是存在严重缺陷的七台针织机和十余台老旧手套机，全部资金只有工业局从其他厂借来的区区4万元，除去设备购置外，剩不到几千元，工人大多是文化低下的家属工，而其中不少还是老弱病残。事实告诉我，工厂要生存，只能在管理上抓效率，以先进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积极性，发挥人和设备的潜能。
当时情况是：七台设备（后增至20台）约七个人操作，正常每台日出货4-8件，因实行计件工资，依品种计价，一般每件0.25元上下，工人每天收入约1.3元至2元上下，月（25天计）入30-50元，工厂日出貨30-50件，每月因停机修理、保养等原故只能出800来件，按这个速度效率，工厂注定收不抵支。
问题是每个人给一个机台，有的人日出8件，有的只出2-3件，外面一有生计，他就少打或干脆溜之大吉。认为我按件计资，你管不着。在当时产品热销情况下，无法跟人家订供贷计划。如把计划下到机台，他就装病请假，你也奈何他不得。工厂有时一星期出货不到200件，面临着亏损倒闭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设备生产潜力，必须实行管理改革。 改革的第一件事是实行“机台费”，有效的实现了奖勤罚懒。规定每台机月交机台费50元，同时把劳动报酬从每件衣工资的0.25元提到0.5元，这样正常日产8件的人，日收入4元，月收入100元（按25天计），除去交机台费外，亦可保持原来收入50元。但如每天多打2件，月收入即可达75元，反之少打2件，月收只25元。 办法一公布，得到大部分工人积极拥护，七台机日产量立即从30来件提到80件甚至100多件，工人月收入大多达到80--100元，个别最高者曾达200元。措施虽好，但也遭到个别人死命反对，到处诽谤说工厂收机台租，剥削工人。工业部门个别领导开始不了解情况，也偏听偏信，横加指责，甚至下令，要我停止机台费收取，我对此据理力争，不过在弄清情况后，也终于得到他们支持。
此后为防止工人过度劳累，准许一个机台配2人，把单班改为双班（日班7：00-15：00时，夜班15：00-23：00时），23时后坚决停机闭门休息。人员自由结合，机台费依旧保持每台机50元不变（每人只负担25元）这样工人日产保持在8-12件，月产200-300件，实收入可达75-125元。这在当时与宁德各工厂对比，针织厂女工收入约等于他们的一倍。工人提高收入，工厂收益更大，月产量达到3000多件，工厂迅速由亏转盈。积累了资金，就扩大购买新机台，设备从七台扩大到20多台（后来达50台）。1982年盖起一座200平方生产车间和仓库，工厂规模迅速扩大，工人也从原来17人增到60多人（83年后扩大到200多人）。
“拉毛”的秘密 1981年的8月份，我到福州某商场谈生意，他们经理指着货架上2件鲜艳无比、像呢绒一样的衣服对我说：“这叫拉毛衫，一件20元，（当时普通晴纶衫只卖8-9元）你们厂如能生产，不管多少，一千件，一万件我全要。”那时我不过听听而已，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自已厂设备落后，像这种高级货，谁知道其中是用什么机器制作的呢？ 这一年国庆前后，福州市场开始出现拉毛产品，听说是福州羊毛衫厂制作的。恰好该厂技术员邹丽华来宁访问她的媳妇陈淑梅（宁德厂技术员），我问她此事来历，她开始不敢透露，经再三恳求，出于县里领导对她媳妇的尊重，有所感动，就秘密对我说：“我可以传授给你们厂，但必须有选择的传授，即选择一批绝对可靠的工人，找一个秘密地点生产，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是我来教的”。我答应她的要求，她便拿出一套工具，当场作了表演，果然工艺简单，效果良好，拉出的毛，简直和呢绒一个样，鲜艳无比。只是一点决窍，常人未曾想到。 于是，我立即选拔20来个工人组织生产，日夜加班。此后，经过我厂工人钻研改进，拉出来的毛比福州市面上的更漂亮，远胜其它厂产品，但每批仅能生产七、八百件，三、五天一次往福州市场投送，产品一到，人们争相排队购买，不到一、二个时辰，便抢购一空。
当时，省内外许多兄弟厂，都曾来打探消息，想仿造，都被婉言谢绝，拒之门外。 1982年，针织行业曾一度出现萧条，全省大多数针织厂都出现亏损情况下，依靠高价原料生产的宁德针织厂，却意外获得盈利，年获税利收入4万多元，当省轻工厅纺织公司经理来宁德调研时，他看到这样一个简陋的厂房和设备，竟能盈利，竖着拇指不断地点头，简直不敢相信。 1983年，宁德针织厂在地区经委和工业局大力支持下，终于被省、地列为引进先进设备重点企业之一，并正式给予定点，供应计划内毛线。
丰田机的辉煌 针织行业的过度扩展，使各地羊毛衫堆积如山，各厂间展开互相残杀，竞相降价，这时有人建议，叫我们去“拾遗补缺”，生产一时缺货的地毯。而轻工厅一位姓刘的同志却对我说：“你是新厂，应该有新眼光，要敢干别人未干的事，善于去开拓新项目，不要老跟在人家后面拣破烂。”寥寥数语，给我很大的启发，终于意识到针织行业要在这群雄逐鹿中领先，必须要有超人的胆量和本领。 1982年冬，传来北京举办国际机械设备展览会消息，地区工业局丁毅局长带领我和福安县工业局薛局长等一行5人匆匆前往。 由于信息误读和行程耽误，当我们到达北京，赶往展览会时，已是展览最后一天的下午5时，离闭馆只剩一个钟头，而且没门票，门卫不让进，这时再去轻工部领票，显然已来不及。当我们失落地离开回头走时，一个年轻同志却从后面追上来，把我们喊住，从袋里掏出5张票，由于素不相识，我们正感到诧异，并大表感谢时，他笑了一下，说“不必了，都是老乡”，原来他是福建某县人。真是巧遇啊，否则这一趟白跑了。 进场后，因时间有限，五个人只好各取所需，找自己需要的看，我专找针织机械，看到一台正在操作的“胜家”牌针织机，机头上只要放入一张纸卡片，便能织出各式花色品种不同的衣服，鲜艳夺目，奇特无比，是国产机无法比的，正看得入神时，闭馆时间已到，参观者皆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只好跟着出来，其它信息一时无法了解。 1983年春，我和蔡碧香、龚焦妹三人赴福州青年商场办事，临走时，总经理林品成办公室电话响起，林接过，我彷彿听他们在说进口针织机的事，便停下来问林，林说进口公司有30台日本丰田牌针织机，可打几十个花色品种羊毛衫，每台2000多元，问他要不要？我立即叫他们把30台全部拿下，我全要，林即复电定了。 回来后，向工业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问我：哪来钱？我说可贷款，因针织厂还贷及时，信誉好，银行乐意给贷。况且现在有“税前还贷”政策，赚了钱可先用于还贷，不必交所得税。这种产品目前国内还未开始生产，估计会畅销，按我们的生产速度，不用一年，即可全部收回成本，还清贷款。但局领导却认为这种机从未用过，不知其性能，一次购30台太“冒险”，只同意买一、两台试后再说，但我已答应过人家，又不可失信，讨论最后，决定先拿10台，试验后再买。幸好总经理林品成与我是亲戚，还有商量余地。 不久，日本机到货，随来的有一位会说汉语的广部小姐，青年商场办起培训班，派吴毓秀等2人，针织厂也派陈淑梅、龚焦玉、张翠仙三人一同学习。广部小姐只是个推销员，对该机操作实际不熟悉，但她懂英文、日文，于是由她指导，我厂技术员陈淑梅等配合，依照说明书操作，一条一条地翻译检索，慢慢地啃，经过一个多星期努力，终于融会贯通，能打出衣服来了。 学习回来后，厂里抽调1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年青女工，边学边生产，经一个多月培训、试产，共织出900多件产品，拿到青年商场试销，因花色特艳，从未见过，不到两时辰，即被抢购一空。 丰田机的出现，给宁德针织厂带来新的天地，此后，花色品种鲜艳齐全的“天女牌”羊毛衫产品，连续几年不仅稳稳占领福州各个商场，畅销省内，而且逐渐走向全国。针织厂也迅速扩大至200多人，机台增至50多台，并且盖起四层千米新厂房，资产从当初4万元增至50多万元。“天女牌”羊毛衫的畅销，同时也使丰田机声名隨之大振，全国各地求购者蜂涌骛集，青年商场一批又一批地向日本进货，1983年一年便售出4000多台。为此，丰田公司特邀请总经理林品成和技术员吴毓秀往日本作客，访问了东京，大阪等4个城市，逗留一个多月，这在八十年代刚开国门的中国，可是很难得的头一遭啊。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激烈的竞争时代，一个品牌要想在竞争中立足，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更替其花色品种。“天女牌”羊毛衫正遵循这个规律，在1980--1985的五年时间里，每年都有新颖款式品种变换上市：81年绣花衫，82年拉毛衫，83年夹克开衫、高子服，1984、1985年丰田机投产，与国产横机配合，新品种更层出不穷……从而能够在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中，独领风骚，立于不败之地。
1986年初，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往县体改委。告别了針织厂，结束了这一段难忘的生涯。 1986年后，由于继任者不善经营，产品没能及时更新，款式陈旧、单调，逐渐失去市场。并且“天女牌”商标由于当初保护意识不强，未及时注册，被别厂抢注，再也不能使用。“天女牌”的终结，也正是工厂走向下坡的开始。此后，生产服装开始大批积压，工厂由盈转亏，到1990年因销路停滞，亏损严重，被迫停产，后来被拍卖。
宁德县的“茶盐古道” 福建省宁德县三都澳是闻名中外的深水、避风良港，同时被誉为近代中国东南“海上茶叶之路”。路的另一端衔接经石壁岭、鞠多岭、天湖岭、华严岭，到达著名的天山、支提山茶区。茶区涵盖本县西部、西北部大山区，面积约达513.229平方公里，占本县陆域面积的34.409%。这条仅在宁德县境内就蜿延达二百多里的宽阔石砌“茶盐古道”，延伸向古田、屏南、周宁县、政和县，乃至闽北的广袤大山区。这条古道始发何年，谁也说不清，但盐、茶、油、糖、醋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由此而生产、流通、交易，积以时日就形成了这条茶盐古道。 宁德是海洋大县，经历历代析分，至今尚有海域面积172.96平方公里，岛屿海岸线长96公里，有大小岛屿21个，礁岬89个。环境使然，先民们很早就认知、应用和制作海盐。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于此设置感德场，因场在白鹤峰下，故俗称白鹤盐场。五代唐长兴四年、闽龙启元年（933），升场为县，即宁德县。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状元、福建晋江人梁克家，淳熙八年（1181）在福州知府任上曾编撰了世称宋代方志名作的《三山志》。其中，《卷第九·公廨类三·诸县官厅》记载：“宁德，县本盐场。”是志《诸县仓库》又记载：“县仓有三，一曰盐仓，二曰省仓，三曰常平仓。盐仓者，国初有之，分贮漕盐于此，其旁置场，听民自市焉。”“宁德仓场在县门内之西，兵火后重创。”这是存贮财赋性质的官盐仓库。宋淳熙间（1174—1189），福州府额定宁德县官盐税课征收111924斤，每斤9文，合1308贯204文，“随春秋二税催驱”。盐是历代王朝财赋主要收入之一，历来为官方专营专卖，而宁德历代官、私盐并存。私盐屡禁不止。因为这里海洋水域辽阔，海岸线长，岛、屿众多，私盐生产、运销便利；更因部分半岛和海岛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为求生存，铤而走险。一些乡、村应业而名，如“盐仓村”、“盐仓坪村”、“贩艚头村”等。三都青山岛上的“百秤潭村”，村西古有一大坪，每天可晒盐100斤，为一秤，竟引为村名。 宁德县地处内海，拥有官井洋渔场及虾蛄衕、三都、漳湾、金蛇头等作业海区，水产资源丰富，海洋捕捞年产量数千吨。尤其官井洋渔场是全国著名的大黄鱼产卵场之一。《福建省自然地理》载：宁德官井洋是大黄鱼产卵场，过去（年）捕获量达2500吨。1935年曾达到3500吨。本县是我国东南沿海海产品主要集散地之一，日常，浙江省沿海及本县周边的霞浦、罗源、连江等县也源源输入海产品。 宁德又是茶叶生产大县。本县地处鹫峰山脉入海缓冲带，西部、西北部大山区分布有数十座海拔250至800米，间有1000米以上的峰峦，形成中、低海拔地带。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水系发达，云雾蒸腾，为茶叶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气候地理条件。茶叶专家认为，早在唐末（907年）前后这里即经营茶叶生产。《宁德县志（清乾隆刊本）》记载：“于今西乡……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岗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以洋中乡天山山麓的章后、漈头、留田、芹屿等近百个村子所产的“天山芽茶”，和支提寺周边所产的“支提茶芽”最为著名。本县历代茶园面积、产量，尤其西部、西北部大山区情况目前未详，仅据民国25年（1936）统计，全县有茶园4.88万亩，产茶1600吨。这些茶园和产量大体是西部和西北部大山区的。至1949年，经过长期战乱，全县尚有茶园3.5万亩，产茶444.8吨。 历史上宁德县茶叶经贸事业兴盛。茶叶专家周玉璠先生介绍：“自清末至民国中后期，据调查，已知宁德县有茶庄、茶行、茶栈、茅茶行、花茶行、茶叶店等共有100多家，其中较大的城关有10家、八都3家、九都1家，霍童13家，洪口1家，赤溪3家，石后2家，洋中21家，虎贝4家，飞鸾2家。”从中可见西部、西北部大山区的茶行占了近一半。民国三年（1914），国民政府颁发《商会法》，尔后，本县工商界按行业成立“同业公会”。最大的为“茶业公会”，蔡祖德（又名仁峰）任会长。为了协调茶叶外销事务，本县还曾组建了“宁德县茶叶输出业同业公会”，1949年间的常务理事为陈有熙。1950年间，彭瑞珍、姚福同、蔡毓光3人组建“南自茶庄”，在城关小东门蔡家及泗佛兜的一座大宅院（现小东路13号），收购茶叶，进行精制，然后销往福州，约一年多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大形势下关闭。这可能是宁德县历史以来的最后一家民营茶庄。 宁德西乡的洋中村自古是闽东三大茶叶集散地之一。《洋中村志（1996年版）》记载：清末至民国，洋中街有“茶庄”或兼营“庄茶”的商店几十家，茶贩百余人（不含周边村庄），还有人在宁德城关、福州等地设点专营茶叶经纪业务。主要销路有三：一销华东、华北一带；二输福州为花茶原料；三出口欧、美等地。洋中村周玉敬于清同治、光绪间（1862—1908）采购毛茶运销青岛等地，所得茶银又在上海、福州购买布匹、百货、食杂，及本县海产品，在西乡出售，获得大利润，成为当时洋中村首富，光绪五年（1879），他一举构建三座占地1000平方米的新屋，同时上梁铺瓦，轰动西乡。目前已知的民国元年至十一年（1912—1922），洋中村同泰店、合兴店等都曾经营庄茶到福州的业务。其后，合记、聚成颐、同仁、恒新、新珍等十几家茶庄，也开张经营茶叶。“天山茶”名动远近，吸引了国内外茶商。清同治丁卯（1867）后，山东、天津一带的茶商（俗称“京邦”），每年茶季即在洋中村一带设茶庄收购茶叶，内销华北，外销南洋，其中，山东茶商谢某在鞠多岭头建房设“全祥茶庄”的遗址尚存；民国间，有传教士曾到茶区购优质名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洋中莒溪籍茶商冯杰（曾任美国华侨总商会会长的美籍华人冯近凡之父）收购天山名茶运销美国等地。 宁德西北等山区住民以前的主食是薯米，薯米糖份高，吃了“烧心”、呕酸，必须以腌制的海产品、蔬菜去中和；日常生活尤其节日、婚丧喜庆时需要海产品来丰富；山区多清水田，农民往往施以“料盐”来种植农作物；山区中家家户户养猪，需要补充盐饲料；如此等等，从而人们依托茶盐古道，源源挑下以茶叶为主的山区农作物，盈盈运上以盐为主的海产品等生活必需品。
宁德县茶盐古道的主要中转站是濒海的县城——蕉城。这里面海负山，水陆交通便利。茶叶外运，古代主要靠陆途。近代，在三都开埠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以海运为主。陆运的终点是省城福州。陆路从蕉城上福州，主要攀越白鹤岭、硃溪岭，经罗源、丹阳北上。从宁德至福州240华里，山高路远，途间有山匪，必须结茶帮成行。传说清朝末年，宁德一个张姓女子嫁入罗源叠石乡，其夫经商，一次贩运红花（药材）至福州出售，因迷恋烟花院，久而未归。其妻久等心急，从宁德娘家动身，沿着白鹤岭古官道步行上福州，并将沿途地名及特征一一记录，以方言编成《路引歌》： 宁德出城西门宫，白鹤山岭十里长；全条岭中亭三座，白鹤岭头观音亭。直行岭头一歇气，再行五里是塆亭；界首叠石隔十里，中间一观名半天；叠石街中建驿站，覆船岭下是坛亭。坛亭诸娘手叉叉，再行五里是王沙；王沙卖粥又卖丸，圣殿亭里卖汤丸。水槽店仔没乇买，三层猴岭好凄惶；护国前岭隔十里，起步过岭是罗源。罗源城里清又光，出了四爷黄正纲；父子兄弟三八座，叔侄儿孙五荣封。 西门出去接官亭，再行上去玄帝亭；白塔和尚卖茶水，鳌峰卖粥又卖丸。排连应德上下楼，再行下去龙门塘；东禅大岭二十桥，梐栗树下好歇凉。丹阳又号竹排岭，朱公本是草鞋桥；周溪陀市分十里，两河十里潘渡头。潘渡搭船不使钱，岩角一铺沿溪乾；七里分坪八里汤，降虎岭仔透半天；北岭一铺透岭跤，十个诸娘九平跤；种田挑担伊都做，人人经过将伊夸。岭下一直透进城，好买好卖福州城；右手转弯西禅寺，左手转弯鼓楼前。福州城楼八角形，南台生意真繁荣；大桥桥下三条河，一条船仔驶过河。奴家今日来福州，只因丈夫卖红花；伊来东山贩卖药，迷恋东山烟花楼。可恶鸨母多狡猾，一心只想丈夫钱；十担红花去九担，只剩一担做盘缠。今劝丈夫戒酒色，卷起行李回家园；今编一本红花记，又作路词供人传。 陆路上福州，另一条路是从洋中村经富浿（今溪富村）、梧洋、方家山、知府坪等村，翻越“三透天岭”，出
溪村，至罗源县的黄家墩、中房，径上福州城。
1954年，“104国道”筑成通车，结束了肩挑背驮上福州的历史。 宁德县茶叶海运出口主要是县城船头街和四都井上村边的铁沙溪诸码头。从西部大山区（西乡）挑下的茶叶，出“单石碑”，顺“十八坊”大道入城，由茶行、茶庄收购、加工、包装后运到船头街诸码头；或出岚头（今金涵水库），转道“野猫葚村”（现“上兰村”），抵达曾经是本县最繁荣的水运码头之一的铁沙溪码头。运达这两大码头的西乡茶叶，与由霍童溪运经云淡门出口的的支提山茶和梅坑红米、赤溪红糖等特产，殊途同归三都澳海区，然后出东冲口，北上宁波、杭州、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南下的则趁潮入福州城。 历史上经三都澳“海上茶叶之路”运出了多少茶叶，无从统计，仅能从“福海关”有关资料上窥其一斑。据福海关十年报统计，1900年，经此出口的茶叶30710担，1901年56834担。1902年至1911年十年中，总税收中95%是出口税，其中90%是茶叶。1915年达到142586担。 长期以来，西部、西北部大山区以茶叶为主的山货源源送下，以盐为主的生活必需物资又盈盈输入大山区，车水马龙，构成一幅壮观的“茶盐古道”行旅图。“茶盐古道”承载有丰富多彩的地域经济、文化历史积淀，沿途风光秀丽，值得文化、旅游部门去开发、利用。
宁德“一团春”茶行 “一团春茶行”行址在原碧山街上的“新桥头”与“池头坪”之间，临护城河开二个大门，一在正面，架一木桥于河上，通城内，二在池头坪通城的石桥边。在上世纪初至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前，这是一家声名显赫的巨型家族企业。
“一团春茶行”由居住在碧山街上街“碧山别墅（又称‘可园’）”里的林廷伸创办。林廷伸（1867—1929年），字聘直，号理斋，清贡生，曾官罗源县学教谕。从清末民初间福建文坛领袖陈衍在《清故罗源县学教谕林君墓志铭》的记载中能看到，林廷伸虽执儒业，但思想先进，跟上了当时的资本主义思潮：“（教谕）任满，念母老乞养，归才壮岁耳。慨然曰儒官以闒茸被诟病也久矣，乃提倡实业，创办蚕桑，更新制瓷制纸，同志翕然从之。……以本邑产茶出售属粗生品，损失甚大，乃盛莳珠兰末丽设厂熏制，运销南北洋，西商踊跃争购”。 上世纪初，“一团春茶行”的创办者林廷伸敏锐把握当时国内外茶叶市场上的旺盛需求信息，一开始就生产、经营精制绿茶、工夫红茶、特色花茶。这方面，茶业界前辈周玉璠先生在《宁川与福海关茶事》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廷伸督导子弟在“可园”、宁德大桥头溪畔种植茉莉花、玉兰花等窨制花茶的香花，同时，开始加工窨制茉莉花茶，并结合制造工夫红茶。宣统二年（1910），试制“玉兰片花茶”成功，民国四年（1915），选送“玉兰片花茶”，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银质奖，奖牌高挂天津总行大厅（安徽太平猴魁、浙江惠明、江西狗牯脑、信阳毛尖、四川蒙顶茶获金牌奖）。民国后，加工花茶1000担左右，运销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寡识如我，认为，利用“玉兰”、“茉莉”熏制花茶，在闽东北地区“一团春茶行”当时是第一家。 “一团春茶行”发轫即生产、营销并行。为了开拓市场，林廷伸把“一团春茶行”总行设立在天津，并在北平（北京）、青岛、上海、宁波等地分设“茶庄”。天津，是清季以降与外国通商的主要港口，林廷伸委派第五子振琮住津门主理“茶叶运销事”。振琮，小字永忠，号琴甫，毕业于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曾供职湘、鄂、赣、皖四岸食盐济运局及南京邮政储金汇业局，有深厚的英文功底，有工作历练，由他经营，自然得心应手。林廷伸又令曾就读于著名的福州格致书院的第六子振士主理茶厂制造事。由此，“一团春茶行”办得越发红火。每年海运津、沪仅花茶就达100多担。运往福州的，由福州茶行、宁德会馆代售，尤其经“生顺茅茶行”销往港澳和东南亚地区。陈衍慨叹“厂中男女职工赖以糊口者数百家”，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巨大。 由于“一团春茶行”经营的茶叶经海道运销量日趋增大，为了使茶叶在船上不受潮，包装物牢固，装卸方便，林廷伸特地从福州请来一名专长制作茶箱的陈而步（别名“乌俤”）师傅，长期驻厂。他的工艺精巧，用杉木制成的茶箱，板厚仅2分，长、宽各2尺3分，高2尺9寸，板块间用炒竹钉契实，围、底板锯成三角榫头卯眼，相互扣牢；规格统一，装叠轻便，牢固防潮。由此可以大批量长途运输，节省了成本。工人们装茶时，先在箱的内底、四边铺敷一、二层箬叶片，再套上布袋，然后往袋里装实定量茶叶，袋头还要压上箬叶片，扣下盖子，即成一箱。陆运的，则把茶袋套在竹茶笼里，袋的内底、边敷上箬叶片，然后往袋里各装实70斤茶叶，再压上箬叶，捆袋头时扎个便利上扁担的布环。以前，陆道上福州240华里，要花四、五天时间，途经外县时，会有人“拦担”，即当地人以赚取运费的名义，要由其代运出境，这时往往给些小钱，让放行，特别是临近榕城个别乡村的一些人平时很难缠，可他们竟不敢为难“一团春茶行”的挑担队，可见这家茶行名声之大，况且，每次由几十人组成的挑担队，人家也惹不起。 “一团春茶行”制作精制茶所用的初制茶，据故老相传，主要来自本县西部山区。宁德县历史盛产优质茶叶，茶叶专家认为，早在唐末（907）前后即经营茶叶生产。《宁德县志（清乾隆刊本）》记载：“于今西乡……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岗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洋中乡天山山麓的章后、漈头、留田、芹屿等近百个村子所产的“天山芽茶”，和支提寺周边所产的“支提茶芽”最为著名。明万历间，文学家、科学家谢肇淛（1567—1627），邀集郑孟麟、徐兴公等名士在“汗竹巢”，品评武夷、鼓山、支提、太姥、清源五山名茶，认为：“建溪（武夷）粟粒追泉洞（鼓山），太姥云芽近霍林（支提）。” 为了保护“天山芽茶”和支提寺周边所产的“支提茶芽”，清康熙四年（1665）六月十六日，福建右路福宁镇标右营游击高满敖奉太子太保、闽浙总督李率泰令牌，在支提寺张榜禁谕：“照得支提禅林所产茶芽，悉皆僧众培植，赖为焚修养廉之需，近闻文武各官及棍徒影射营头名色，短价勒买或贩卖觅利或派取以餽，遗所产之茶不足以供，溪壑络绎，骚害混扰清规，殊可痛恨，除出示严禁外，合行申飭。”从上列史实，可见西部山区及支提山周边所产茶叶品色之优，在当时名气之大，它自然也成了日后本县各茶行的首选。 以林廷伸为首的林氏家族经营“一团春茶行”，获得丰硕成果，但他们不忘回报社会。他们打开“林氏宗祠”大门，举办碧山学堂、国民学校，接纳贫民子弟入学，传播新学。1938年中，他们深明抗日救国的大义，慨然出借“林氏宗祠”，做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后方留守处；林廷伸长子振翰，曾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务缉私统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盐务、盐政专家，他于1932年积劳谢世时，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领袖、大佬及财界知识界知名人士一百多人赠送了挽词、挽幛，多地进行公祭；以林氏家族当年的名望，我想应该没人敢强开他们宗祠大门的。1943年，抗日战争白热化，全国民众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在宁德县妇女联合会劝募一架妇女号飞机活动中，林廷伸次子振玉（字昆生）慷慨解囊，捐出一百银圆，为全县之最，而这时他们家的资财已是今非昔比。 “一团春茶行”经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日寇大规模入侵，我国陷入战乱，交通阻塞，百业俱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而停业。逮至日寇投降，大江南北又浸淫内战的炮火中，茶行因之彻底关闭。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一团春茶行”行址、建筑物被当地政府使用，相继在这里开办了红星米厂、新生米厂、宁德县政府招待所、第一旅社，宁德县供电公司等单位。1996年，这里及碧山路一大半的民房、商店被房地商开发为如今的锦福城。
抗战前后宁德茶业的繁荣与衰败 宁德自古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夏纳东南季风，冬阻西北寒流，茶区气候、生物、土壤均显阶状分布，有利于茶树生长发育和丰富内含物的形成。宁德又有世界的天然良港，境内的三都澳自1898年开埠设立“福海关”后，“1899年三都澳为对外通商口岸，英、美、意、俄、日、荷兰、瑞典、葡萄牙等十三个国家的21个公司在三都澳设立子公司或商行，闽东的茶叶……等货物从这里漂洋过海，进入欧美市场，‘美孚’、‘德士古’煤油和其它洋货也通过这个口岸，相继流往闽东、闽北、浙南等地。”①其间，出口茶叶曾占全省的18%—59%，通过福海关出口的货值中，茶值占到总值的90%—99%，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以茶叶输出为主的关口，故被誉为中国东南地区“海上茶叶之路”。
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理、保护和支持 十九世纪中叶，我国五口通商后，英、美、俄等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日益扩大，刺激了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闽东作为福建省著名的茶叶产区，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茶叶产销的不断发展，茶叶生产的区域化、市场化开始形成并逐步提高，出口贸易量也在迅速增长。当时，三都澳出口的功夫红茶多销往英、俄等欧州国家，绿茶销往我国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白茶多输往港澳等地。 据周玉潘主编《宁川佳茗》一文介绍：“唐、宋，宁德县天山茶叶除多产于名川、庙宇之外，亦产于天山山脉一带。明清后，西乡（洋中、石后、虎贝及霍童、九都近邻天山的部分山村及支提山）成为茶叶主产区。《宁德县志·物产》中记：‘茶，西路各乡多有。’抗战爆发之前全盛时期，主要茶区已遍全县，成为福建省3个（宁德、福安、福鼎）3万担以上主产县之一。”档案资料显示，仅八都一地，战后（民国36年）茶叶种植面积仍达到4500市亩，年产绿茶6000市担②。 民国以来，地方政府也比较重视对茶业发展的管理、保护和支持。这可以从有关志书和档案资料中得到印证，如1995年版《宁德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5月17日，宁德茶税局移驻八都，并在铁沙溪添设新卡，以便利东、西乡茶商报税。”“民国5年4月，茶商万顺春、关锡福贩茶被抢。巡按使署令三都海军陆战队5旅派兵驻宁德保护茶商。”“民国6年12月18日，宁德移植银尖茶树成功，省指令宁德茶业研究会广为劝植。”“民国9年7月6日，宁德茶业研究会呈送优良茶叶参加福建国货展览会。城内蔡仁记绿茶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对茶业发展的支持。据档案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额的银行贷款，用于支持和鼓励茶业同业公会的茶商多加工生产用于出口外销的精制茶叶。如，宁德县著名茶商“一团春承记茶厂”的经理林达夫（名振士，林廷伸第六子），于民国37年6月18日，分别向宁德县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递交申请报告和贷款申请书，给县长刘德馨的报告称：“窃商向在本邑城区设厂，精制红绿箱茶，运销沪港华北等地，历三十余年之历史。本年度仍拟兼制红茶、毛茶贰佰担，估计需本甚巨。兹拟向农民银行申请红茶加工贷款，以应加工之需……呈请察核，恳赐函请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准予贷放，以资策进……”。不仅城区茶商可以申请外销茶贷款，乡镇的茶商也可以申请。如，八都镇“黄安记”商号号东黄兰安也曾分别向刘县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宁德办事处提交加工外销茶贷款的报告和申请书，要求“贷款国币壹拾伍亿元”；又如，咸杉村“桃源春”茶商李其芳也在民国37年6月15日提交报告和申请书，要求“贷款国币陆亿元”。③ 上述这些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地方政府还是比较看重茶业的，只是由于战争导致社会不稳定，经济滑坡，政府财力收不抵支，因而产生临时增加苛捐杂税的现象，从另一面加重了茶业从业者的负担，影响甚至阻碍了茶业的健康发展。
茶业同业公会促进了宁德茶业的发展与繁荣 民国时期，宁德“天山绿茶”产区如洋中、霍童、八都等地拥有众多的茶叶加工和运销企业，而在水陆交汇的中心——蕉城，于民国3年（1914）就成立了茶业公会。这是宁德工商界根据国民政府《商会法》的规定，按行业成立的最大同业公会。首任会长叫蔡祖德（又名仁峰），是清同治年间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嫡孙。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协调全县茶叶运销的组织，它的全称是“宁德县茶叶输出业同业公会”。到了民国36年（1947），这个同业公会会员已发展到36家（具体名单，见文末附页），资本额共计24.8亿元。其中有：林琴甫（名振琮，林廷伸第五子）经营的“林恒记”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林达夫（名振士，林廷伸第六子）经营的“一团春”茶厂（资本额5亿元）、林振夏（林廷伸第七子）经营的“德丰裕”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林世裘（林廷伸次子崑生之子）经营的“合团春”茶庄（资本额5千万元）、张仁山经营的“福生春”茶庄（资本额6千万元）、张铁崖（又名张璚城，张仁山之弟）经营的“怡春茂”茶庄（资本额5千万元）、、陈有（友）熙经营的“陈美记”茶庄（资本额8千万元）等宁德著名商家或社会名流经营的茶企业（以上金额皆为法币）④。公会理事长先是张仁山，后来是陈友熙。正是在茶业同业公会的积极协调和众多茶企业的努力经营下，促成了宁德茶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民国33年6月宁德县商会理事长张璚城给县长郭克安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本县向产绿茶，品质頗佳。抗战以前，产制运往福州熏花，转运天津、河北等省，每年数量达两万五六千担，农村经济赖以活动，工商业亦因以维持。”⑤那时，茶叶贸易常呈兴旺景象，春夏之交，清明一过，宁德和附近各县的“天山绿茶”、“坦洋工夫”等茶叶便汇集三都码头运往福州和上海等地，岸上茶香终月不散。据统计，1936年三都澳海关的茶叶输出量达到11.54万担之多。⑥ 宁德茶业的衰败及其原因 福海关开关以来，三都澳的茶叶出口贸易经历了四次兴衰⑦，其中抗战前后（1931—1949）的第四次兴衰最为显著，由于日本的侵略给宁德县茶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损失也最大。民国33年6月宁德县商会理事长张璚城给县长郭克安“为呈复本县茶叶失败情形请察转由”的报告中说“战后产量锐减，茶叶开始失败。唯民国二十九三十年间，沪轮航行三都，宁产绿茶每年运销上海者尚达八九千担之谱。三十年以后，航运断绝，本产茶叶仅有极少数供作内销之用，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④这份报告中的数据告诉我们，宁德茶叶“战后产量锐减”，从战前外销“每年数量达两万五六千担”到战后“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其中的缘由值得反思。笔者根据收集的宁德茶业发展史料及部分档案资料略作分析。
1、茶区税捐繁多，从业者负担沉重 历朝政府重视对茶叶生产的管理和茶税征收。据《三山志》记载，宁德茶税的历史可追朔到南宋时期，当时宁德县设巡检一名，专门负责盐、茶税的征收。明朝更加细化。清末，政府开始对茶业产销实行登记管理。民国成立后，政府对已开业和申请开业的独资、合资私营工商企业进行审查、核准、登记、注册、签发牌照等管理，茶业也不例外。清代的茶税分起运税和落地税，起运税在产茶地，按百斤征银1钱，火耗银（附加税）3分5厘，正耗补水银1钱。落地税在福州北岭关，按茶叶百斤纳税29文。到了民国则需征收“坐产税”（所得税），倘有设厂经营者还应缴纳“出厂税”（营业税）。抗战爆发以来，又增加“因地制宜税”、“直接税”。 杂捐，始于清代，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非正式税项，具体有贾捐、铺捐、酒捐、茶捐、纸木捐、米谷捐、猪捐、戏捐、喜庆捐等。民国时期，尤其1927年后，地方派捐更为紊乱，名目繁多，如以土特产为对象的叫特产捐，以商业行为为对象的叫商捐，以过往行人货物为对象的叫通过捐……抗战以来宁德茶业从业者负担的杂捐有：浚河捐、码头捐、国教基金、自卫队筹费、勘乱经费等，而且数量不菲。 由于税赋和杂捐过多、过重，影响茶业从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不时有茶农、茶商代表上书宁德县政府，要求减免各种税捐。 比如，宁德县属茶农代表叶先籍、周其为、林祥发、关崇乐、陈佛教等5人向县政府提交“请免生茶直接税”报告称：“窃查茶为本县特产，农等均恃为日常生活。抗战以来，销途顿阻，茶农生活不绝如缕，痛苦情况笔难尽述。平日辛苦培植所得些许生茶，当地缺乏制茶厂，无人收买，非弃置则需数日长途运至福州求售，而其中亏折者又比比皆是。然在产区尚须缴纳坐产税（倘有设厂经营者尚应纳出厂税，惟本产区并无茶厂及制茶加香者工场），……乃查税收机关辄向茶农征收直接税，据闻系财政部规定。然茶农早在产区完纳坐产税，岂因转运之故，同一物品须纳二项以上之税，于理实欠公允。目前茶农方苦产 品滞销价格下跌，生活困难已至极点，何能再受重复税征，势非绝其生路不可。农等为全县茶农生活计、为社会经济计，瀝情僉请钧长烛察下情，准予据情层转财政部请免生茶直接税，以甦农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④ 又如，民国37年6月协春隆茶庄等13家茶商联合向县长刘德馨呈送“请免因地制宜税”的报告，其中历数种种税捐负担，令人难以想象。摘录如下“窃查本县多山，农民困苦异常，所赖以周转农村生活者，厥维茶叶一项。抗战以来，茶业一败涂地，胜利后始渐抬头。近因勘乱，华北多敌，茶业又复中落……本年钧府为维持国教，就茶叶每担征收二万元，嗣以自卫队筹费又增加五万元，重叠负担，商等力有不胜。经已联恳钧长俯察减轻。讵未兼旬，勘乱会因经费支绌，每担又欲增加十万元。商等棉力难胜，不敢从命，一致请求豁免。当由钧府秘书并勘乱会各委员召集商等再三劝导，即经议决减为每担五元，合前共十万元，再加国教共十二万元。商等仰体钧长爱护地方，至意勉强遵缴。不料，昨日商等茶叶丈税时，又奉通知每担征收因地制宜税二十一万元（每担估价七百万元照三分科税），闻讯之下，不胜骇愕。茶粗税重，无法输出。……茶叶一项已负国教、自卫、勘乱三种经费，此外尚有所得税、浚河捐、码头捐、营业税等多项，茶商负担有如矢集，实已力竭声嘶，岂能再负制宜税。” “况商等经营茶叶均向殷户息借谷物变价作本。现在谷价比开手时已增三四倍，而福州茶市疲缓，银根吃紧，迄今茶款尚难算回。商等忤死经营，虽得蝇头之利以还谷价谷息，不敷尚巨，茶业前途殊属暗淡，影响茶农生计亦属匪浅……恳请钧长俯念茶商困难，负担已重，特准豁免制宜税，以示体恤，而维茶业沾德便。
谨呈县长刘 具呈茶商：协春隆茶庄、庆春芳茶庄、永兴隆茶庄、益春生茶庄、春兴隆茶庄、义泰兴茶庄、合团春茶庄、同康茶庄、恒记茶庄、俊春芳茶庄、彭官记茶庄、珊记茶庄、罗禧记茶庄”⑩ 再如，宁德县开办时间早、规模大的“一团春”茶庄也因税赋增加，负担加重而向县长提出减免“房铺宅地税”的请求，报告说：“窃商所经营之茶庄，与其他本县茶庄性质既属相同，装运件数亦占少数，且营业期间仅限春、夏两季，其负担房铺宅地税自应一律办理。乃二十九年（1940）度商庄奉定每月负担房铺税一十八元之多，绝无仅有，不独能力不堪重负，标准更失平衡。曾经详述理由呈请钧府依照征收他庄成例，豁免下半年负担，以示体恤。在案未蒙批准。查本年商庄因时局及运输困难，各种关系营业范围益趋缩小……今奉定铺税竟增至原额三倍之多，何堪重负。不已再情恳请钧察，准予免除下半年房铺宅地税，以昭公允而恤商艰……”⑪ 从上述档案资料可知，当时苛捐杂税之繁多，连资本实力较为雄厚的“一团春”茶商都不堪重负，更何况实力一般的茶商企业呢？ 2、日本入侵，封锁并炸毁港口，导致外销中断，茶业衰败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由于日军的大规模侵略，三都港屡受日寇侵犯和轰炸，据有关资料显示，“1939年，整个港口被封锁。1940年7月间，9艘日本军舰、5架飞机，加上600多名日军，从黄湾、新塘两侧登陆，包抄三都镇……日军夹带着煤油、硫黄弹等燃烧物，长驱直入包围了三个街区，接着四处放火烧房，停泊在码头和港口塘边的几十艘汽船、木帆船也被掷上燃烧弹起了火……全镇店屋、船舶烧成一片灰烬……三都澳所有港口建筑物都被毁灭了。”⑫ 在日机的封锁下，经三都港出口外销的福建省运输公司下属外销茶叶船队被迫临时疏散躲避八都毛屿一带。为此，福建省运输公司三都办事处于民国29年8月19日函请宁德县政府，“查近日敌机轰炸，本处代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装 驳外销茶船奉令疏散，兹有九艘疏散贵县辖八都毛屿一带……希印通知各该处乡公所知照准予该茶船等停泊”。这批茶船（九艘），船名分别是：“新捷安”、“周立华”、“周友芬”、“新丰”、“亭得发”、“永兴顺”、“永顺金”、“金东利”和“新顺泰”，载茶重量分别是：700担、1100担、1100担、1300担、1300担、1200担、900担、500担和179担。分别停泊于毛屿港、田螺港、下村港、八都和衡阳港等地。⑬ 三都澳成为“死港”后，“福海关”于1942年降为“闽海关”的分关，后又迁到赛岐。在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和轰炸下，宁德县的茶叶产销受到重挫，以至于“每年产额约二千担，且无法销售。”而且，转为内销之后，“（茶叶）价值之贱，使茶农整日劳作莫供一餐之饱，以致递年减缩。政府既无法救济，茶农只有将茶树悉数砍掘，改种其它农产物。预计再过两三年，茶树势将消灭，本县地方经济陷于枯竭之境，自属当然之结果。凡此实为茶叶失败之原因。”⑭ 事实正如这一报告所言，随着茶叶生产的萎缩，茶叶贸易也一蹶不振，“1949年三都澳茶叶出口比1930年下降了59.34%。”⑮ 注释： ①见《闽东四十年》，转引自《闽茶概论》p396 ②见区档案馆资料2—1—342 ③见区档案馆资料2—1—195 ④见区档案馆资料2—1—392 ⑤⑧⑨⑬⑭见区档案馆资料2—1—469 ⑥⑫⑮见《闽茶概论》p402—403 ⑦第一次是1899—1914年；第二次是1915—1922年；第三次是1923—1930年；第四次是1931—1949年。
⑩见区档案馆资料2—3—935 ⑪见区档案馆2—1—81
（录自区档案馆，档案号：2—1—392）
八仙街往事 八仙街，其实就是清乾隆四十六年《宁德县志》中所指称的碧山街和当今的碧山路，是别名还是曾用名，它的涵义是什么，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了。当代多数人对八仙街这一地域名称，越发陌生，因为，它现在已残缺不全，其中五分之四，即下街、“新桥头”、“池头坪”和中街部分地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被拆毁，改造出了如今的“锦福城”；上街的“碧山别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被占用、改造，面目全非，而今是宁德市电信局的宿舍区。目前，只有还滞居在本街寥寥无几的原住民，和散居各地的原住民，以及懂得它历史的人们还留恋着，亲切地称呼它的这一老街名称罢了。八仙街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八仙街，在宁德县城墙于1939年被拆除前，是护城河外侧的附城居民区。主区一道贯穿，从忠烈王庙（俗称“土王殿”，今二月花商场）边库门蜿蜒伸展到林廷伸的“碧山别墅”前，长约500米，路面通宽不足3米。沿道，约四分之一的上街部分，为碧山林氏后裔聚居地，大宅深院连延，路面用修整条石铺砌；余下的中、下街部分，以客栈为主体，杂以数家住宅及为行客服务的小店，路面用溪卵石铺排。从库门进入下街的拐弯处，右边分叉出一段叫做“新桥头”的小弄，尽处一石桥架在护城河上，连接城墙根，城墙被拆毁后，沟通上了沿墙址铺筑出的环城路。从下街起步，过十一幢房子，在右边又分叉生出条“后门弄”，把护城河东北边的十多座民房、林廷伸家经营的“一团春茶行”、林氏宗祠前的两口大池塘囊括进来，成为“池头坪”，这里也有一座石板桥，通向环城路。林氏宗祠（祠额由我国近代书法大家的谭组云题写）左右及后边的一丛“砖墙包栋”宅院也是上街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共同构成了八仙街。八仙街与外界交通的还有：林氏宗祠前一条小道，经过“泗佛兜”，通达“小东门”；左边溪流坑弄（现称“溪流坑二弄”）连接溪流坑住宅区；上街左侧，陈序昭家酒库（酒窖）边有一堵土石混砌约一人高的岩崖，崩塌后被人踩出了一道斜坡，接上一条石砌坦道，通过曝布坪和“碧山别墅”边墙，径攀天王寺和“日月石镜台”，从这里走的人多了，倒是把原来从林祖仁宅前通过的那一段正道冷落了。 原居住在八仙街的有官吏、学者，更多的是小业主、小商人、手工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八仙街有着自己辉煌的过去，有着小区域的文化传统，居民各有着自己的活法。
客栈一条街 不知始于何时，八仙街曾以客栈一条街闻名于世。称之为客栈，因它既留宿旅客，又方便其堆存一定数量的货物。客栈多是二层半的木构房，店面宽，进深浅，几乎每家间仅以一面木板壁相隔，毗连成片，一声咳嗽，邻家听得清。多数客栈是亦居亦栈，每家一楼是男主人理事兼休息房、灶间、厕所及栈货；二楼则在家眷睡房外，安排几间住客；顶楼低矮，被形象地称为“半楼”，一般用于存放家、寝具及杂物。这些客栈规模小，收费适当，在1955年，每客每晚收费0.15元。虽然当时大米一斤0.08元，0.1元可买到4粒鸡蛋，可这收费包含了住宿、堆存货物、代煮饭菜和提供汤水。如果需要店主协助进行大宗贸易活动，则另给费用。这类客栈中，李庭香（别名“妹细”）家规模最大，店面宽，进透深，客房多，有单间有统铺，是客栈中唯一用上自来水的店家，收费又不增，所以住客也多。八仙街中还有两家不住店主家眷的纯客栈，其中一家是陈泰元祖上创办并沿袭下来的，房屋高大，占地约有0.4亩，三面砖围，正面木构，栈内单间多，设施好，收费略高，经济条件好的行客喜欢住这里。客栈睡房，单间的在二条长板凳上架七块木板，统铺的则由二、三组板凳、单数木板块组成，各上铺“草荐”，“草荐”一头卷起二、三圈高，作枕头，放上草席和被子，就成了床；房内放一只陶尿壶，一张小桌，一盏小煤油灯，几双木屐，板壁上钉几枚钉，供挂衣服和杂物，除此别无他物。夏天的八仙街，蚊子特别多，客栈里备有能驱赶蚊虫和苍蝇的“棕叶掸子”，会给各房分发一、二面蚊香，有的还会于黄昏时，在店内大陶缽里燃起艾草薰赶蚊虫。进入盛夏，街上一些客栈、私宅敞开大门，临街摆张竹床或搁面木板，边上点环蚊香，就能乘凉睡觉，好在过去社会治安良好。在严寒季节，客栈会在一楼大堂上生起炭火炉，让住客烘身子，因为怕火灾，睡房中可就不让用“火笼”了。 八仙街的客栈主要收住本县西部大山区，及古田、屏南、罗源部分乡、村的陆路挑夫、行客。几乎每店都有自己的“熟客”，从虎贝乡下来的，多住黄志传客栈，古田县一带下来的则住李庭香和“细兔”家客栈。山客、挑夫们源源送下茶叶、箬叶、烟叶、棕片、纸筋、笋干、桐油、漆和竹制粗纸等山货，屏南县产的“六刀纸”和叶大、韧度强的茶水洋箬叶在同类货物中最为抢手；采买运上咸鱼、海鲜、青苔、盐巴、壳灰、食糖、蒉草（海草）、煤油、布匹和日用百货。 年中每届“梅雨”季节，海边人送上“梅螺”；清明节后，天气回暖，跳鱼（俗称“沉条”）开洞上市，五月的跳鱼号“寸金”，腹部有两条黄卵带，个大肉肥，最受欢迎；四、五月间〓当旺，郑岐村人钓的〓个头大、肥实，最容易卖出，连沿海乡人也会上这里买，以便制作〓酱，但过了五月，就没人要了，俚语称“六月〓，胜过屎”；“立冬”后则是二都蛎担拥入了八仙街，经受霜雪后的海蛎肥嫩可口，是办“好事”酒席桌上的佳肴；青苔，是附生在滩涂上的一种海藻，是养猪的好饲料，沤烂后还可做肥料，春季开始大面积生长，沿海人采集、晒干后，挑运上八仙街待售。每当这些季节，挑夫、渔夫和小商贩特别多，狭小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声嘈杂，送货的、收货的忙成一团。山客收购后，先给梅螺、〓加盐“压鲜”，又在一只只阔口浅底的圆“篾屉”里铺上箬片，然后装上梅螺、〓，再把这些“篾屉”整叠捆绑成担。跳鱼则需到起步当天沥干上篾屉装担，它的生命力顽强，只要是身体湿漉漉的，就能熬上一天，但，在前一天夜里可要让它喝足水的。另把将死的挑出来，用粗铁线把一尾尾跳鱼从鳃、嘴间串通起来，放在燃烧的稻草上燎成赤褐色的干货。天气炎热时，海鲜容易死亡、变质，挑夫们在下半夜就上路了；屏南、古田县挑夫的腿力特别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 当夜幕低垂，店家在门前挂上风灯，店里点亮大煤油灯，有的大店为了招徕住客和方便进、出货，会悬上贼亮的汽灯。夜深了，还不时有人在溪卵石铺的路面上，拖着木屐，发出一长串清脆的“叭哒”、“叭哒”声，好在八仙街人已习惯，梦境依然香甜。这个季节的八仙街，除上街外，一片水湿，因此外街人调侃它是“滥街”。路面上跳跃、爬行着出逃的跳鱼、和人们挑出抛弃的“红骹蜅（招潮蟹）”、海螺等海生物。那时候的儿童真快乐，他（她）们三五成群蹲在屋角，争比谁拥有的“红骹蜅”跑得快，谁的海马、海星个头又大又漂亮，还通过摔黄瓜鱼脑石（俗称“黄瓜鱼牙子”），组合成数种式样，争大小，赢牙子。以前，八仙街的男孩子很“富有”，都拥有装满一、二只小木书箱的黄瓜鱼牙子。 客栈业有季节性，淡季时，住客不多，好在很多店主身怀他技。“九采（指）”擅长针灸；细兔兼营豆腐，她还养了一只“八哥”，见人经过，它就嗲声呼唤：“卖豆腐啊！”惹得人不能不买；有的养母猪；有几名店主则为人代笔，文革破“四旧”中，他们把一大堆发黄的“典妻契底”等古字纸兜出，当街付之一炬。现在想起，让人跺脚惋惜，这些纸片可是那些年代底层妇女生活的活证啊！ 八仙街拥有经济、地理和人脉优势，或许，通过经营发展，终于塑造成为了客栈一条街。当年虽然很风光，但它的历史可能并不久长。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紧贴护城河，在冷兵器年代，护城河沿是不允许有阻碍物、掩蔽物的，可能是清朝后期兵备松懈，且宁德这块福地自戚家军平倭后，就远离了战火，民间乘机占地建房，连延成片。这就可以理解，所以：青砖黛瓦的大宅院依偎在碧山山麓，而护城河沿基本是木构小房（客栈）。即使雄踞河沿的“一团春茶行”，也可能是清光绪中期才建设的，建成后，很多民房、客栈则利用它的侧墙或后墙附建，包括“砖墙包栋”的原“安息会”。从建筑结构上看，那些客栈都是清、民年代的形制。或许是清末三都澳开关后，大量机制的日用品、布匹等货物涌入，而内地特别是山区的土特产得到外界青睐，内运外输源源不断，活跃了宁德西部山区及周边山县与外地的贸易交往，激活了这里的客栈业。八仙街东接忠烈王庙前当年城内最繁荣的商业区，距海运、渔业码头的“船头街”仅一步之遥，从这里顺“十八坊”大道，即通上西部大山区的主干道。虽然在“下尾街”也有客店，但它方便在海道上往来的行客住宿，设施虽好，收费也高，且多不具备“栈”的功能，离“十八坊”大道也远；虽然在“北门外”也有客栈，上“十八坊”大道也方便，但区区几间，不成规模，不是山货、小海鲜、腌制海产品的集散地，离城内又远；所以，陆路行客大多选住购、售货物便利，服务功能齐全，熟人熟店多的八仙街。
八仙街客栈行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因政府逐步开展对“私”改造运动，推行“公私合营”，组建起了乡、村供销合作社，又因“农业生产集体化”，劳力高度集中，客源少了，平时多是各乡区供销社的一些挑夫留宿，而逐渐萧条，随着1965年“宁古公路”筑成通车，交通便利了，这个行业在这时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风光各行业 八仙街演化成客栈一条街后，服务于山客、挑夫的一些行业、家庭作坊应运而生，林林总总，其中有的在当时的宁德县还称得上只此一家，别无他号呢！这些行业繁荣延续了客栈一条街，与之同发展共休戚，留下了历史印记，让后人不时愐怀。 新桥头饭店。新桥头弄道长约80米，路面宽不足3米。弄道中，有在宁德久负盛名的“瑞昌”药材店主人姜氏住宅后院和一家杂货店、两家渔货店，余下的地段是饭店，一家紧挨着一家。饭店里只供应“草包饭”，这是把稻米，或是由稻米、粳米、秫米混合的“三合米”，分装进一只只蒉草编织的草包中，扎口，堆放在锅中煮成的。煮后的饭粒渗透着淡淡的海草香味，抱成一团，糯润可口。“草包饭”分大、中、小三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包的装十二两（当时十六两合一斤）米，值一角钱；中包的半斤米，值八分钱；小包的四两米，值五分钱。行客在这里吃过饭，往往还要买上一、二包，挂在扁担头，备作途中便餐。城里人为了应急或尝鲜也常来买“草包饭”。饭店里只蒸煮几种咸鱼、蚵，主要是带鱼、瓜兑（腌制黄瓜鱼）、黄梅仔、蝊干（龙头鱼干）和带柳（小带鱼），还有切成片的卤猪头肉，用小缽装着，任客人选买。没有蔬菜。有时也免费供应洒点虾米的捞饭米汤。那个年代，挑夫、山客们下县城，来去匆匆，由于赶路程，赶海鲜，且翻山越岭艰难险阻，忌讳也多，因而，大多选择在据说出行“四方吉”的“寅时”（凌晨3—5时）就动身了，这里的饭店可能因之就少开早饭，而每届中午，小弄中则人挤人，从饭店中散发出的蒸气，裹着饭香弥漫在街道上空，久久不会逸去。食客们或围坐在“八仙桌”边或散坐在长板凳上，托着“草包饭”，吃得满足。这里由此被赋予了“昼店”、“草包店”的雅称。它是宁德早期的快餐店。它的经营不但方便了住客的饮食，更是繁荣巩固了八仙街的客栈业。 新桥头弄道还见证了著名的宁德县“十八坊”的去向。以前，县城北门外从三元宫前至单石碑大樟树下的这段大道上，次第树立有构建于宋以来的不少石牌坊，可谓“坊林”，至清末尚有十八座，人称“十八坊”，其中有功名坊、德政坊、孝节坊，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署“孝廉坊”，是宋绍兴三年（1134）为孝子陈嗣光所立。石牌坊中，三元宫前一座与另三座各拥有三间四柱二楼，每坊八面夹柱石上都蹲踞有一只高大威武的石狮子，使牌坊更显得气势恢弘和庄严。 1950年夏秋间，政府为了堵塞“曲尺塘”溃口，起用关押、拘禁在城区原有的2个牢狱和3个临时拘留所里的犯人，由县大队监押着拆除了“十八坊”，然后在巨石下垫上圆木，石上捆长绳，由“犯人”拉着，依靠圆木的滚动，艰难行进。有的料石构件重达数千斤，需要滚运二、三天时间。料石顺护城河沿拉着，拐进新桥头，这里不但路窄，溪卵石路面凹凸不平，而且连接库门处是急弯，人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渡过这里，经下尾外街径送填海现场。料石构件大部分填了海，余下的则运到当时中共宁德县委会驻地（现区政府接待处、行政服务中心）架构部分办公室木板地面，那些大石狮则被就地掩埋。 八仙街渔货店。这几家渔货店，店面上各用方形阔口浅底竹筐或圆形阔口浅底木桶装着各类咸鱼、蚵、鲞、海蜇皮、盐和品种不多的干、淡海货，而在店后则排列着装满鱼货的木楻，批量供应。这里不卖鲜活海鲜。住宿在八仙街中的山客随时能在这里选买上自己需要的海货。 阮陈鎚膏药店。从下街进入，一眼就能看到他家小店门前悬挂着的一串店标，这是由三块形似膏药的斜方形木板串在一起组成的。他家的膏药是其祖上针对疖、痈、疽等皮肤病而研制的。坊间又传说为一名受过他家救济的乞丐传授的。膏药有用于尚红肿与已破溃两类，各有大、小贴膏数种，售价便宜，一贴仅一、二分钱。敷贴后见效快，没有不良反应；便于携带，贮存。行客往往要带些回家备用，城、乡有不少人会跑到这里来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迈八十的“陈鎚奶”坐柜台，她常备一只压上火的竹火笼，当有人来买用于已溃口疖、痈的膏药时，她会把装膏料的小铁罐放上烘热，又根据患处大小用厚布剪出一片方块，涂上药，再从一只小磁瓶里倒上些许灰色粉末，揉匀，让患者贴上，或者带回去。人们传说，这些粉末是用刚出生尚未开眼的乳鼠烤干碾成的，当邻里与阮家人闲谈中聊及时，他（她）们往往不置可否，从而更加深了人们的揣想。 李斗斗药丸店。这是八仙街中唯一标出了店号，且只专售一味药丸的小店。“李斗斗”三个二尺见方的行书大字镶嵌在侧墙上，引人注目。李斗斗药丸专治“过力”，所以又被称为“过力丸”。“过力”一词，相当于现今所说的体力“透支”、营养不足，积久成病，导致身体疲软，不思饮食，甚至皮肤、眼球泛黄，腹部鼓胀。在过去物质贫乏，营养不良，又要高强度劳动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这种病。李斗斗药丸疗效明显，服用一、二料后，一般能肿退黄消，所以在山区和“五都下”一带很有市场。药丸类似现今的“六味地黄丸”般大小，呈褐亮色，辛香扑鼻。一日服一把量，用饭汤送服。患者一般都买上一、二斤，约服用一个多月。由于李斗斗药丸名闻城乡，人们自然又关心上了它的配方。坊间传说它由十多味中药和大麦、黑枣、桂圆等组成，其中有“针砂”、“桂末”，甚至说有俗名“屎虫”的“五谷虫”，听起来让人恶心。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优裕，卫生、医疗条件改善，健康水平提高，用这种药丸的人越来越少，李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停止了生产和销售。但，至今老一代人还念念不忘李斗斗药丸。 箬片加工业。箬片加工是街中重要的家庭加工业。箬片，即是叶大质厚形状完整的竹叶排串而成，用于衬装水湿的海产品和外运商品茶。因本街是部分渔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又拥有“一团春茶行”，边上有“彭官记茶行”，平时对箬片的需要量很大。山客们源源送下箬叶，街上的杂货店、客栈中也都有箬叶、箬片出卖。平时，街上的妇女向茶行、客栈、杂货店称出一些箬叶，根据规格要求，在家加工。工艺简单，用小竹签先把箬叶平面横串成排，再把排串成方形或长方形，即成。活很轻松，但要小心，少撕裂，且工钱低，即使手工很灵巧的人，一天下来，也只能赚上一、二角钱。城内不少妇女也参加加工，赚些零用钱。或许这是宁德早期的家庭加工业。设想，在包装物落后的年代，如果没有这些勤劳妇女的贡献，可能就没有当年宁德茶叶生产和八仙街客栈业的繁荣。 布板加工。不敢称为业，街中只有几家妇女在店、家务之余，把家中或从邻里处收来的“退役”衣、被等剪成小布块，然后在长大木板或门板上一层稀糊一层布地粘贴上五、六层，晾干后修边，就成了一块块约长2尺宽1.5尺的布板。山里人会不时捎买些回去，让家里妇女有了“纳”鞋底的原料，用巧手制作出一双双舒适、美观的布鞋。城内贫家妇女闲暇时也做一些，部分出卖，但难于找到买主，往往寄在八仙街亲友家代售。一张“布板”制成耗时费日，仅值几分钱，勤劳贤惠的女人们辛苦地帮撑着家庭。 石第四灰炉。灰炉在池头坪，临护城河而设，与“一团春茶行”隔小弄道倚石板桥相邻。在东湖没围垦前，满载壳料的船只乘涨潮能驶泊石桥边，然后卸上灰炉店。壳料中，蛎壳烧成的灰细、白，韧度强，为上料，是灰墙壁的首选；蚶壳厚实，烧成的灰较粗糙，是中料；花蛤、海螺等杂壳质差，烧出的灰粗糙，韧度差，是下料，一般用于筑“三合土”、砌“空斗砖墙”和“白水秧”田间中耕的除草除虫与施肥。这里生产的壳灰，主要销往西部山区。宁德人传统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企厝做墓讨媳妇”，盖房子、筑墓、农业生产都需要大量壳灰。这座灰炉占了地利，销路自然通畅。宁德海滨，灰炉比比皆是，这座灰炉本不足为奇，但石第四擅拳、杖术，精“青草医”，为人倜傥，因而街上的年轻人爱上这里聊天，请他教几招，指点“交手”，或者协助推“风扇”烧壳灰、搥水灰，在那个缺乏娱乐氛围和场所的年代，这里俨然是年轻人的乐场。 染布店。街上只有一家，是近代浙江省平阳县人租用黄细云店开设的，用化学原料染布，据说，当年城区也仅此一家。染布，当代年轻人在电视、电影上或在外地旅游时才看到，且工艺较复杂，花色品种多。其实，宁德县早在明、清时期即拥有传统的兴盛的染布业，至今尚有菁靛沤池、曝布坪遗址和辗布石可寻，但，工艺相对落后，以染兰、黑地缀白花为主。八仙街染布店则通染蓝、黑等“深色”的旧衣裤和少量布料。过去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那些年代，贫民们缺少衣饰，传统美德也教育“暴殄天物，必遗后忧”，从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人们把褪了色的衣裤染一染，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过节过大年了。城、乡民众经常送来衣裤、布料，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人们利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外包装布袋，染上蓝或黑色，缝制成夏衣或被套用，使这家染布店的生意红火了一阵。 一团春茶行。这是家声名显赫的巨型家族企业，由居住在上街“碧山别墅”里的林廷伸创办。行址在新桥头与池头坪之间，临护城河开二个大门，一在正面，架一木桥于河上，通城内，二在池头坪通城的石桥边。“一团春茶行”经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日寇大规模入侵，我国陷入战乱，交通阻塞，百业俱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而停业。 共和国成立后，茶行被政府使用，相继在这里创办了红星米厂、新生米厂、县政府招待所、第一旅社，文化大革命中宁德县两大派对垒时，成了其中一派的据点和关押人员的地方（详见本辑《宁德“一团春茶行”》）。 之所以把“一团春茶行”放在最后写，一因年代已远，文字、实物资料缺乏，二因笔者有个谜没有解开：是“一团春茶行”造就了客栈一条街，还是客栈一条街成就了“一团春茶行”？ “一团春茶行”制作精制茶所用的初制茶，据故老相传，主要来自本县西部大山区。或许是，那里的茶叶及各类山货经宁德县的“茶盐古道”源源送下，而民生必需的盐、海货、日用品等物资又盈盈输入大山区。八仙街拥有经济、地理和人脉优势，通过经营发展，终于塑造成为了客栈一条街。 八仙街上还有陈鉴清的“卫元药店”，河润、愚仈纸伞店，林永记酒库，陈志魁、鼎和（又名“细嫩”）父子传承及林春生的咸酥花生店，打铁店……
悲愤说事件 林振翰“虎口余生”。1920年的一天，林振翰跋涉在四川永川县太平镇的路上。他这时任川南盐务稽核所首席主任会计兼代所经理，赴重庆料理公务后返所，由于为人低调，不事排场，竟一把雨伞一具行囊，混身于行旅众中，当途经永川县太平镇时，被惯匪劫持上山，禁闭匪巢达二十一天，备受折磨。林振翰一方面冷静应对，保持警惕，保护自己，一方面设法通知盐务稽核所。他在《永川遇匪记》中记述：“……匪徒监守渐松，然彼愈松，余愈格外留心。某日上午，二人外出，其余三人均熟睡，余正欲如厕，不得已等他们起来才敢出去，盖恐匪徒埋伏他室，不说我是大解，直以乘机脱逃，我必无幸矣。余在匪巢间，匪徒问所抢劫的赃物是否余的，余以匪心不测，除无关紧要衣服外，稍值钱者虽是余的亦不承认。”四川盐务稽核总所得到消息后，认为“其为盐务必不可少之人”，不惜以二万八千金赎出，林振翰得以死里逃生。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果不其然，翌年，川滇战争爆发，四川盐运使张英华去职，拟任人“慑于川中诸将之不易与，未敢遽就职”，中央政府为了杜绝军人觊觎盐务，擢升精通盐政、盐务，又以人品学识为刘湘、杨森等为首的川中将领所雅重的林振翰继任。 事后，林振翰据遇难经历著成《永川遇匪记》一书。林振翰的业师，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林琴南老人根据这个题材，绘成了《虎口余生图》相赠，书、画一出，海内文人竞相题咏，成为一时文坛盛事。《虎口余生图》一直张挂在“碧山别墅”内。共和国成立初期，“碧山别墅”被占用后，林振翰所有的著作、手稿，毕生辛苦收集到的全国各地各类盐标本，林家所有的书、画等物，经八仙街的溪卵石小道，由政府吱嘎吱嘎地运出了数天。从此，《虎口余生图》这幅有极大文物价值的画作不知所踪。 林振翰次子殉难于重庆防空隧道窒息、践踏大惨案。1941年6月5日，农历辛巳年五月十一日，世界记住了这一天，宁德县人记住了这一天。这一天，由于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市长时间的狂轰滥炸，导致避难在防空隧道里的数千名平民死亡。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重庆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惨案中，林振翰的次子、重庆大学学生林世冶蒙难。林世冶，字克京，生于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即1918年，死难时，仅23岁，值风华正茂，蓄志报效国家之时。噩耗传来，八仙街人，宁德县人为之哀痛、惋惜、愤慨。 “猫炮”大爆炸。1956年初夏的一天，在下街，蓦地一声闷响，随后接连一阵爆响，巨大的声浪把街道两旁人家的店门板震得纷纷倒下，接着熊熊火光从陈泰元客栈（其时已公私合营）腾起，人们惊慌失措，不知所以。还好县公安局就在边上，旋即警报台响起了凄厉的火警鸣声，附近街道的民间救火队员们，头戴竹帽，或手执铁丫，或手拎小桶，纷纷涌来。通过及时奋力抢救，虽然偌大一座客栈被烧、炸倒塌了，但火势被控制，保住了木板房粘连在一起的八仙街下街。在这场突发事故中，年仅十四岁的傅怀佺被炸身亡，有十多人受伤。 这场突发事故是由于在制作“猫炮”中，不慎触发，引起了连环爆炸和火灾。宁德腹地山高林密，野兽众多，一些乡人用兽夹、土枪、“山猪坎”打猎。“猫炮”，是外地人在宁德县制作并贩卖的，工艺不复杂，是把炸药用油纸包扎成丸子，包外再“滚”上熟桐油，晾干即成。用时外包肉食，放置在人迹罕到而野兽经常活动的地方，当野兽踩到或嚼食时，当即炸成死、伤。大丸子乒乓球般大，能炸倒山猪、金钱豹等大型动物，小丸子似“龙眼”大，炸山猫、土狗等小型动物。这次一伙四、五人驻店长期制作的据说是浙江平阳县人。初期，生意很好，雇了一些人帮助包扎和“滚油”，后来售量削减，就辞退助工，但为了能方便得到熟桐油，保留了客栈斜对面雨伞作坊师傅的儿子傅怀佺。 土炮从天降，炸死无辜人。1967年，宁德县文化大革命两大派间的“文攻武卫”斗得炽烈，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不时爆发的枪炮声，搅得市民们心惊胆战，惶恐不可终日。“重阳”后的一天午后，碗窑粮点职工邹文发在自家客栈的后院（原是石家小酒窖，被邹家买为后院），和儿子同床午睡，突然一颗土炮从天而降，砸开瓦片和椽条，直落到文发的身上，把腿炸断，血流不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年仅二十多岁。儿子腿部也负了伤。事后，两派各执一词，推诿责任，据说，此血案至今未破。
游戏人生事 八仙街人好乐。几个人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就乐开了。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原宁德县闽剧团里的主角。街上的男人大多会下象棋，陈泰元的伯父是高手，他可以同时与两人走“背棋（盲棋）”，现代的佼佼者是李庭香及李世豪父子；孩子们走压三棋、打算盘棋、摔黄瓜鱼脑石、拍柿子核、转荔枝核；女人们则热衷于四色牌。其中还有： 削甘蔗（或称“破甘蔗”）。甘蔗，在以前是人们季节性零食和春节期间普通谢礼的必需品之一，因此，当年南门桥头下、筱场等村村民在芦坪洋种植有大片甘蔗。每当甘蔗上场，八仙街上的年轻人就邀结上阵，斗削蔗。对弈时可以单人对单人，也可以人数相等的一伙人对仗另一伙人；无论单斗、团伙斗，甘蔗用多少根，一般事先都有约定。对弈时选取条直、粗壮的，先把蔗尾段切去，把头部劈尖；削蔗刀略半圆形，厚背利刃，短柄，对弈时共用一把，或各自备；准备一条高板凳，或找处登上站得平稳跳下方便的地方，“李斗斗”门边有座石臼，年青人就经常在这里斗削甘蔗。斗时，轮流登高，双方一人各削一刀，最后，把削下的蔗皮连接，长者胜短者输，输者付买蔗的钱，蔗则一起吃。斗削蔗时，蔗头朝下立在石、砖平面上，斗者把削蔗刀竖起，用刀柄在蔗尾横截面上点稳蔗条，当稳定时快速操刀在横截面边沿往下削下去，并用力一捥，把蔗皮削下。如果蔗皮没削下，下一人借这处裂缝，一刀就能削得更长，占了便宜。陈振章是斗削蔗的高手，他临场不急躁，手腕力道强，每每胜人，团伙相斗时，争着邀请他加入自己一方。 花会。八仙街路边，天王寺岭下的曝布坪，场地广阔，周边地势较平坦，可以聚集数百人，这里曾经是宁德县城进行花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用于花会，场中树立一桿“天灯”，这是一根粗壮的长毛竹，顶部用辘轳联系，高挂着一盏上盖圆锥形竹斗笠长亮着红蜡烛的红灯笼，桿底部放着香炉、烛台。“天灯”在这里的意义是，一为供奉神灵镇守，二为悬挂签袋，同时招徕押彩人。“天灯”前架设写着36名花会名目的大木坪。 八仙街及周边乡里日常生活用语中充斥着“花会”用语，如“‘安士’走（避）洞里去”、“‘鸭姆’再装嘴是扁的”、“贵贵不做做贱胚”等等。贵贵不做做贱胚，说的是，以前有个赌徒，沉湎于“花会”，把家产输光，连老婆都卖了。一日，他上外婆家诉苦，请求外婆向在一伙花会中为大庄家的舅舅疏通一下，透个“底”，赢点钱，让日子过得下去。舅舅爽快地答应了，要外甥这场在“元贵”名下押一点，但告诫他不得告诉他人。外甥当下可高兴，仿佛就要钻进“钱洞”了，但他连一日三餐都难度，哪有钱押，只好苦着脸向人借，可人家都不理这个没有能力还钱的穷赌棍，他被逼得急了，只好悄悄告诉人家，这场会开“元贵”，自己肯定能赢钱还钱，并叮嘱保密。外甥为了多赢钱，找了好些亲友借本钱，情急之下也都说明了原委，并一一要求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押这场花会的人特别多，大多把银元押在“元贵”名下。开宝那天，舅舅要“保二”（赌场的伙计、保镖）们多带些箩筐上场。那个外甥和赌徒们好不容易等到开宝，不料却是“占魁”，大家傻了眼，而庄家“统吃”，“哗啦啦”扒进了好几挑银元。外甥这下输得可惨，他气急败坏地上外婆家论理，外婆也气舅舅，责骂他不该“‘元贵’不做做‘占魁’”，害得外甥既输钱又丢人，舅舅笑呵呵地说，不用急，犒赏的那箩银元在后厅搁着，自己挑回去花吧！“‘元贵’不做做‘占魁’”这句话传开后，历经时日，演化成“贵贵不做做贱胚”，意思也转化成了：不珍惜为人所贵重或所处的优越环境，偏要作贱自己。 传说归传说，其实，花会的组织和运行程序很严密。花会庄家由好多人组成，基本是里社中家道殷实，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头面”人物；庄家各拥有一定股份，按股份集合资金开场，花会进行中，赢时按股份分得钱财，输时按股份出钱赔偿。在大庄家的宅院中选择一处地方，或者购置、典一座适合的房屋，在这里议事、出签；这里要设坛，供养着很多“护会”神灵；这个场所被称为“坛”或“场”。花会里还要雇佣一些精明强干，甚至懂拳术的人来当“保二”、勤杂，负责场上安全和协助收钱、理赔。据说，八仙街人虽拥有理想的花会场所，部分人对赶场押彩也趋之若鹜，却从来没当过花会庄家。试想，可能因为，上街林氏族人“诗礼传家”，洁身自好，或从政、经商、任教，或实业、耕读，不屑厕身于鱼龙混杂的花会间；余下的本地籍杂姓街民，大多是贫民；外籍迁徙入的，如部分客栈老板，或许因迁入时间不长，根基未稳，也不敢显山露水地置身庄家行列。 花会有36个名目，分别是：林太平、林艮玉、陈吉品、陈攀桂、陈逢春、陈人生、陈日山、陈安士……黄坤山、刘井利、翁有利、徐元贵。每个名目都有个取象精灵的别名，如林太平是“飞龙精”，林艮玉是“蝴蝶精”，陈日山是“鸭精”、郑天龙是“石精”，徐元贵是“虾精”等等。 花会每天都开盘。先是庄家们于前一天晚上悉数集合坛中，屏退闲杂人员，一起喝酒聊天，至二更时分，捧香祷告护坛神灵，旋即指定一人进入出签密室，此时正届三更，由他根据仙神圣灵的启示，其实是把握近日花会态势，从36个名目中抽出一签，放入签盒，再装进签袋密封。如果要开二场，则如法炮制，再抽一签并密封。掣、封签完毕，打开小窗口，递给守侯在窗外的大庄家，由他安排若干名庄家、“保二”等人，护送到“曝布坪”，高悬在“天灯”上，并保护、守侯在那里。这个过程称为“花含蕊”。出签这人从进入密室起，不许有任何声响传出，尤其不许跟任何人讲话，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直到开签后。第二天，天刚启明，城乡各地及外县人各揣着钱，簇拥到“曝布坪”中的大木坪周边，或胸有成竹，或徘徊犹豫，但最终各在择定的名目上押下了“彩金”，然后烦躁不安地等着开签。场上人员用簿子逐一记下了每个名目上押彩人的姓名和钱额，并高声报告。临“午、未时”（上午11时0分至下午3时0分），场上庄家先后数次大声吆喝：“封场啦，要押的快来押呀！”“午、未时”间开签，称为“花开吐蕊”。此时，押中名目的，一块银圆赔三十六块银圆，押在其它名目下的则“统吃”。如果本日开二场，押彩者还可以“滚押”，即，第一场押了某个名目后，还可以“滚”押第二场的任意一个名目，如第一、二场都押中了，则按第一场一元赔三十二元计算后的钱额，作为第二场的押彩金，再按一元赔三十二元计算。如果第一场押对，第二场押空，则二场彩金都被“吃”了。正是由于诱人的巨额利益，促使人们对花会趋之若鹜。 “曝布坪”上开花会的同时，有人场外开“白仔”。这伙人分别在邻里和亲友中登记本日需要押的名目并收取押彩金，等到大场开签了，按大场名目、方式收钱和赔钱，如同当今的民间“六合彩”。开“白仔”，方便了一些女人、老人和腼腆的人去押花会，赌棍们趁机搜括民财。坊间调侃，妇女有三痴：花会、细〓、温州鸡，于中可体味到花会对人们的诱惑力。
花会外有“会仔”，只有6个名目，分别是：陈人生、陈日山、陈安士、陈吉品、陈攀桂、林太平。 开“会仔”，通常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找一个角落，在农村，还利用大厅、祠堂、宫庙，摆上一张小“八仙桌”，上铺写着6个名目的布块，或上搁一面写着6个名目的簸箕，一名庄家，一、二名“保二”即可开张聚赌，老练的赌棍，往往一人开局。开“会仔”的，以前，出牌人往往头戴南门人讨小海贯用的圆锥形斗笠，身穿蓑衣，双手缩在蓑衣里，从贴身的小签筒中摸出一条刻着名目的角或竹制牌签，鞘入只能装一签的小牌匣中，扣紧。从临出牌直到开牌前一瞬，出牌人都是把下巴搁在桌面上，脸无表情，眼睛直视前方。如此造作，一为防止赌徒从出牌人的眼神、面部表情、肢体的些微反映中破解押底名目；二为据说身穿粗糙、刺人的蓑衣，能阻挡押赌人“请”来探底的鬼神。如今，人的心理素质强了，庄家再也没那样打扮；妇女社会活动活跃了，开“会仔”的女庄家比比皆是。 与诸多赌局相比，押花会因为高赔率，更能吸引人，也使不少沉迷此局的人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为此一些赌徒想方设法去探“底”，想得最多的是祈求鬼神指点。传说，有几名赌徒在一处荒山上找到一丘古墓，墓门已坍塌，瞧得见墓孔里散架的棺木和瘆人白骨。赌徒们即在墓门前垒石为灶，架锅起火用甑子蒸米，米上分插36支各写着花会名目的竹签，蒸了一个时辰，米成了饭，饭面凹凸不平，其中一处把一支竹签高高鼓起。赌徒们高兴极了，认为是亡魂显灵，赶上场，在那支竹签名目下押了银圆，谁知却真被押中了，然而再次依旧操作，却总是不灵了。八仙街人说：“庄家一肚子蝦蟆仔”，意思是：花会的庄家们鬼点子多，机灵善断，应变能力强。传说，有天掣签前，大庄家迷蒙中梦见一名青脸神将闯进家来，用钢鞭指着他，喝令：“明天开‘安士’！”大庄家惊醒，心想：来者不善，居然能突破坛中诸多神灵的护卫，这个指令不能不遵；但如果遵令，将要大亏本。琢磨一会，偷偷要出签人掣“安士”，然后挥笔写下一首“白字诗”：“筒外挂‘安士’，筒内有肠毛肚；谁人猜得对，一枚赔三十五。”叫人第二天一早就贴在场上显目的地方，并要“保二”们留意场上动态。第二天近“花开吐蕊”时，有伙人各背着沉甸甸的钱袋气喘嘘嘘地赶到，但看了“白字诗”后傻了眼，交头议论：大神降乩指示和场上庄家的“白字诗”都说这场开“安士”，天下哪有这么便宜事？犹豫中，“保二”们吆喝着催人押彩，声称要封场了，那伙人商量：大神乩示不能不遵，不能全信，于是在“安士”名下随意押了几枚银圆。开签了，不曾想竟然就是“安士”。这伙人悔恨得直跺脚，原来他们在一处荒废的古寺后山找到一座颓塔，整顿场地后，摆开供品祭神，神上乩指示：本场开“安士”，于是，他们各倾资金，亲友们也寄附不少资金，赶来押彩，谁知被场上张挂的“白字诗”搞蒙了。当这伙人正不知所措时，大庄家走过来再三抚慰，并掬了一些银圆送给他们。当这伙人回程时，庄家叫了人尾随了解情况，并把镇守那颓塔的“大神”请到坛中供养、守护，避免“他”为赌徒降乩指示。 花会狂热了好一阵，至1934年，在民国政府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中被取缔。从此，曝布坪冷落。但，“会仔”或暗中或明里还继续着，直至今天。
八仙街“阮陈槌膏药店”轶事 八仙街“阮陈槌膏药店”的前身是“打皮鼓膏药店”，其中的缘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末，阮陈槌的父亲阮旬先（生于咸丰九年，1859）从古田邹洋搬迁宁德，在东门外碧山街（俗称八仙街）居住，并开了一间客栈。当时，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民间青草医名叫黄金龙，经常住宿阮旬先客栈贩卖自己加工制作的膏药，日子久了与阮旬先结成金兰之交，每次黄金龙在客栈加工草药时，阮旬先常常在一旁帮助。黄金龙外出到宁德乡镇或者罗源、连江、古田、福安、霞浦等邻县贩卖膏药时，阮旬先就代为保管草药。起先黄金龙制作的膏药并不出名，有一年溪流坑附近发生“并村”（械斗），有一人被砍48刀，浑身是血，被人用门板抬到客栈，黄金龙先用药粉敷伤口止血，然后贴上膏药，一星期后，伤者痊愈，前来道谢。从此黄金龙和他的膏药在宁德一带出了名。原先，黄金龙是沿街边敲皮鼓边叫卖膏药，人称“篷篷鼓”膏药，后来人老了，不能出行，就在阮旬先客栈开起膏药店，起名“八仙街打皮鼓膏药店”。 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黄金龙见阮旬先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就对阮旬先说：“我已年老，又无子嗣，想借住你家过老世，不知可否？”阮旬先当即答应让黄金龙在客栈长住，并帮助他制作膏药。黄金龙临终前就将膏药的秘方口头传授给阮旬先，并叮嘱：“要好好保存和传授后代，治病救人，切不可失传于世间！” 此后，阮旬先就正式继承黄金龙的膏药铺，按照秘方配制膏药。他医治病人时只收膏药的成本费，遇到贫穷困难的病人，则免费赠送膏药，义务看病，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好评。 1911年，阮旬先逝世前，将膏药的秘方传授给儿子阮陈槌。阮陈槌于是制作了由三块边宽15公分正方形木板的边角串起的招牌悬挂店门口，每块的正面当中都涂成黑色圆形，像膏药形，四角分别写着楷体的“无名肿毒”、“跌打损伤”、“修口生肌”；三块的背面则分别写着“传授上海膏药专治各种无名肿毒跌打损伤能散能化”、“修口生肌化肿拔脓诸症可癒本铺原住宁德碧山街右边”、“第一间俗呼打皮鼓先生诸君请认招牌以免鱼目混珠”。 阮陈槌死后，制作膏药的秘方由其妻子继承，妻子死后由其儿子继承，现在则由阮陈槌的孙子阮光斌继承，一直开青草店，经营祖传膏药，治病救人。1992年因锦福城建设，阮陈槌膏药店也在拆迁之列，阮光斌就将膏药店移到贝墘路墘溪弄11号自己新盖的房屋里。他至今仍保守着膏药的秘方和“秘方传男不传女，传媳妇要年过五十”的祖训，并保藏着祖父手上制作的膏药店的招牌（见图）。
宁德城郊区工业兴衰小史 一都城郊的金涵地区，处蕉城西北郊，是平原与丘陵交汇地带。近城处一片平坦农田，村落分散，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村，大多是百户以下小村，居民以农耕为主，没有工业。 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以后，因它靠近城关，且地广人稀，自然成了兴办工业首选地。许多国营工厂纷纷来这里落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兴办的工厂有：福安专区钢铁厂，闽东造纸厂，宁德县合成氨厂，宁德地区罐头厂，地区茶厂等地、县主要骨干企业和一批集体、私办小企业。当时这一带许多村庄，工业人口已接近或超过农业人口，而成为宁德的工业区，风风火火地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原有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在竞争环境中，渐显劣势，多因亏损严重而不得不停办，也有一些被强制下马。现将这些工厂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壮志难酬的福安专区钢铁厂 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来金涵筹办的第一个企业。1958年9月大跃进声中上马，福安专区（至今宁德地区）从各部门抽调180多名干部、职工，投资200多万元，并从宁德各乡、社调集民工500多名仓促上马，劈山挖地，开公路，盖厂房，建高炉；其负责高炉承建的福安通用机器厂曾动员全厂600多名工人，日夜加班，奋战了四个多月，动用了4.5吨钢和36吨铁，耗去15.3吨焦碳、5.11吨木炭和5吨石灰石等原材料，建成重达32吨的大量的生产设备。工厂整个基建到1959年一季度结束，建成的有：28立方米高炉一座，热风炉二座和30米高烟窗一座，此外还有水道、蓄水池等大批附属工程。 工厂筹备忙了一年多，到头却因原料铁矿无法落实而停办。最后，机器搬走，高炉拆去，人员遣回原处。工厂虽然未获成果，但留下一片空地，也为后来工厂的兴办打下基础。其开通的单石碑、琼堂二条公路，至今仍为金涵乡对外主要通道。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造纸厂 闽东造纸厂坐落在原钢铁厂地址，是由1958年创办的宁德县造纸厂和1972年创办的闽东造纸厂合并而成。 宁德盛产毛竹，根据1957年调查，全县共有毛竹面积45660亩，年产竹45万担，主要分布在洋中、八都、飞鸾、霍童等地。历史上都以毛竹丝、石灰为原料生产土纸，年产2900多担，除供应本县外，还外销福州等地。1957年当时县政府原计划投资2万元，办个年产5000担的土纸厂，后来考虑到该纸质次价低，无法盈利，便决定走土洋结合道路创办造纸厂。1958年4月由县工业办公室抽调机关干部17人，吸收社会青年11人，共28人，到福州造纸厂学习，8月学成归来，9月开始，全部采用土办法上马。例如：以铁板焊接为锅炉，煤油桶当纸机，用石臼打桨，使用十二匹柴油机，木质水轮机作动力，加上手摇切纸机等，原料以稻草为主，配合甘蔗渣、竹丝、废纸等进行试制。经过半年实验，1959年3月开始试产，4月正式投产。当时日产仅0.2吨，因量低，质差，成本高，1959—1961三年总共亏损14万元。1961年后，经过不断工艺改进，生产逐渐稳定，开始转亏为盈。1963—1965年进行逐节大规模技改：原料由稻草改为芦苇，燃料由柴片改为煤炭，加上漂白工序，日产从原来0.2砘提高到1.5砘以上，质量由黑变白，纸质由厚变薄；开始生产18.22克有光纸，卷烟纸和包装用纸等。1964年后开始盈利（年盈7万元）。此后，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至1978年职工人数已有119人，年产值88万元，利润9万元。
1979年后与闽东造纸厂合并。 1972年宁德地区投资450万元，在原地区钢铁厂旧址兴办闽东造纸厂，原设计能力为日产5吨，年产1500吨凸板纸，1976年10月建成投产。1979年与宁德县造纸厂合并，增加铜板原纸和有光纸等品种，1980年后，又增加单胶、双胶纸、扑克牌夹心纸和各种色纸等。主要设备来自上海东方红造纸机械厂。其中有1092厘米长网纸机一台，园网纸机2台，6.3吨和4吨锅炉各一台，蒸球4个以及由原县造纸厂迁来全部设备。装机电耗电量为1200千瓦/时，原料取用本地资源丰富的芦苇。1983年试用电石渣替代液氯漂白成功。主要产品是单胶凸版和有光纸，年产量1800多吨。1985年曾一度达到2865吨，。此后，由于原材料提价，成本增加，竞争中呈劣势，产量逐年下降，到1992年，年产仅余713吨。最后，因严重亏损而停办。
一度火红的宁德县合成氨厂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国家大化肥成套设备一时无法上，而农村又迫切需要化肥，因此决定先发展小化肥厂（即碳酸氢铵），福建省共建三十多个，宁德地区三个，包括地区合成氨厂，连江化肥厂和宁德县合成氨厂（当时古田不属宁德）。 宁德厂1970年开始筹建，厂址设在金涵涵道村原竹林院附近，两次征用金涵大队李树园和地瓜农地共43.47亩，1973年基本建成。1974年大泽溪电站发电后，开始投产，国家先后投资700多万元，工厂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立方米。设有原料、锅炉、造气、脱硫、铜洗、变换、合成、碳化等9个车间，共有职工360人。原设计年生产能力3000吨，后经技改，提高到5000吨，实际年产碳氨4000吨左右，另加农用氮肥2600多吨。该厂生产原料用白煤，燃料用烟煤。烟煤大多采用山西、淮南一带生产的，大部分由福州供应，福卅市汽车运输公司派车调运，少部份由船运到赛岐后转运。日用煤量达30—40吨。1975年以前，原料供应采用邵武白煤，因含炭量低（40%--45%左右），出氨少，产量低，1974年全年只产314吨碳氨。1975年下半年以后，改由福州燃料站供应永安上京、龙岩坎市等地优质无烟煤（含炭70%--75%），产量迅速上升。1975年达1554吨，1977年更跃上2855吨，曾一度成为同行业先进企业。当时县委书记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提出“工厂学习合成氨，干部学习苏风荣”口号。党委书记苏风荣还出席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合成氨厂一度成为全县企业榜样，许多人纷纷要求到那里工作。该厂还不断向工业系统的兄弟厂输送领导人才，先后向包装、针织、食品、标准件、酒、建材等6个厂调派出厂长、书记8人，被人们誉为工业界的“黄埔军校”。 八十年代后，因管理不善，技改不配套，未能跟上全省兄弟厂行列，能耗大，产量低，亏损严重，且全国成套设备的大化肥厂大批上马，化肥紧张局面业已改观，这个厂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史命，于1986年停产。
独领风骚的罐头厂 宁德地区罐头厂，1975年创办，地址设在金涵琼堂村。1975年9月，地区从霞浦三沙罐头厂调来一批干部开始筹建，并选送第一批工人赴厦门、福州等地学习，回来后，1976年11月开始试产，制成第一批罐头。1977年8月，被轻工部列为出口罐头厂之一，从而边基建，边开始生产，于1978年正式建成投产。此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设备不断更新，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拥有职工1000多人，固定资产1900多万元，成为宁德第一大厂。工厂大约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42000平方米，年产各类罐头近5000吨，天然果汁饮料600多吨，年总产值3000多万元，税利40多万元。其中，销路通畅的1989年，当年便创税利502万元。 1992年后，实行多元化经营，先后与香港华宁实业公司合资518万元，建立森青天然饮料有限公司；与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资1383万元，办德丰罐头食品公司；与县包装厂合办纸箱公司；又与宁德地区经委、财政等单位合办闽东富得发电机公司。使生产规模和范围扩大，年生产能力达到罐头8000多吨，饮料5000吨，其附属厂生产线一年还可提供缩胫罐加工量3000万套，包装箱164万平方米。其加工生产品种有30多种，使用“水仙花”和“家佳”为商标的有：蔬菜类的蘑菇、金针菇、草菇、三鲜菇、竹笋；水果类的荔枝、龙眼、枇杷、桔子、杨梅、弥猴桃；水产品类的红烧带鱼、沙丁鱼、花蛤、海蛏等。以“乡情”、“顺发”为商标的天然饮料有：荔枝果肉汁，龙眼果肉汁、枇杷果肉汁、猴头菇原汁、燕窝银耳汁、粒粒橙汁、草莓汁、芒果汁、水蜜桃汁、八宝粥、冬瓜薏米汤等。产品远销西欧、北美、中东、日本以及港、澳、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89年评为省先进企业，1992年评为省文明单位，香菇、蘑菇罐头曾获省优质产品、三鲜菇罐头获省、部优秀产品奖。 1995年后，形势变化，市场上新鲜果菜日渐丰沛，人们生活习惯开始改变，罐头逐渐被淡出，销路锐减；再加上本身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严重，而最终破产。
闻名全国的宁德茶厂 “天山茶”曾闻名全国，它的生产厂家就是宁德茶厂，在金涵琼堂村。1971年9月动工兴建，1972年部分建成投产，该厂是福建省当时的165家重点企业之一，有职工500多人，固定资产840多万元，设4个车间和一个包装厂，拥有各类茶叶机械230余台，年加工能力为绿茶2500吨，茉莉花茶3000吨，工厂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八十年代曾与省外贸茶业公司联营，成立“闽东茶叶工贸联营公司”，年总产值近4000万元，全年总收入近3000万元，1992年年利润58.4万元。 该厂1978年获大庆企业称号，1988年获全国轻工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称号和金龙腾飞奖。1989年又获轻工厅质量管理奖和省级先进企业称号。产品在历年评比中也屡屡获奖，所产天山银毫、天山春毫、天山特级和天山四级等茉莉花茶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系列名优产品。天山银毫从1979年至1991年先后八次获奖。两次评为省优产品，两次评为省花茶质量第一名，两次获商业部部优产品，一次获轻工优秀产品银牌，一次获全国食品博览会金牌。天山春毫、茉莉花茶也先后6次获奖：1980年10月获省花茶质量评比第一名，1981年和1982年两次评为省优产品，1986年10月获省质量评比第一名和全国轻工优秀产品金牌，1988年12月获首届全国食品博览会金牌。此外，天山明毫也有3次获奖，天山特级2次获奖，天山四级1次获奖。
1996年后，销路逐渐萎缩，最终被迫停办。
顺时应运，朝生夕逝的一批小企业 除上述国有企业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春风，一些集体、单位或个人纷纷来到金涵办起个体、合营或联营的小型企业，不过这些企业多因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生产工艺落后，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兴办不久就昙花一现似的凋落了。例如： 福建陶艺发展公司，生产炻器，炻器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产品。1992年由省陶瓷公司与宁德市各出资150万元，选择在原县合成氨厂址内兴办，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有职工150人。原料取材于宁德和福安等地的陶、瓷土，加上部份进口色素等辅助材料烧制而成，当年试产成功，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及台湾、港、澳等地。原设计生产能力为年250万件，产值400万元。投入生产后不久，因外销停滞，且因其产品过于笨重，国内人使用不习惯，需求有限而大量积压，被迫停产。 榫锁式抗震砌块厂，系福清何光程等6人于1992年合股兴办的股份制企业。生产建筑用的水泥砌块，产品曾经是国家专利局认定为专利产品，原料取材于宁德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和当地砂、石料配制而成，年产能力200万块，产值400万元，税利16万元。后因销路不畅而迁停。 宁德市钢铁工业公司，1992年由浙江泰顺人集资100万元设立的，有职工15人，因当时城乡建房热，钢材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他们收集废旧钢铁为原料，以本地低价充沛电力为燃料，用简单设备熔合铸钢，热轧加工，生产12—16厘米原钢，罗纹钢等，年产量3000吨，产值1000万元，主要销往本地及福州、温州等地。因其产品质量低劣，不久即被淘汰。 宁德调味食品厂，原为霞浦长春味精厂，系股份制企业，1991年迁到宁德金涵乡工业小区，占地176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投资68万元，有固定资产30万，职工80人，年生产味精300吨，其产品曾一度畅销，并出口到香港等地，1992年实现产值200万元。但终因工艺落后，质量差，成本能耗大，在各地味精厂大批上马后，竞争中呈现劣势，产品销路受阻而停办。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在城郊金涵这块土地上，曾经辉煌一度的国营企业花朵，因形势发展和时代变迁，先后凋谢了，花开花谢，秋去春来，本是人间寻常事。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目前，新的一批优秀企业，己在这块土地上落种生根。我们相信，未来它绚丽的新花，必将更加蓬勃地开放。
宁德城关的传统名牌产品 宁德依山面海，鱼米之乡，钟灵毓秀之地，历来传统名牌产品很多，其中在一都城关的有： 马仁记竹枕 宁德马仁记竹枕因做工精巧，在清代曾被列为皇宫贡品而名闻遐迩。其工艺据说是很久以前从古田杉洋一带传入。它系取用生长期三年以上，节长2.5公分左右的黄竹，经过切片、刨光等精细加工后编成。宁德城关本有马仁记、阮中记两家生产，清宣统二年（1910）最盛时从业者有40多人，到民国18年（1929）年产量已降到500多个，后来逐渐减少。解放后，只余马仁记一家生产，全年才产70多个，1956年合作化前更减至50个。1958年县工艺美术厂成立，打算继承此传统产品的生产。于是招收马、阮两家后代马锦铭、阮灿灿等5人进厂，并配上10名学徒组成竹编车间，专门生产竹枕、竹席等。但因师父不愿传艺，开始时平均一天半才出一个枕头。经过一个阶段生产，发现进展缓慢，平均每个竹枕用工达7天，每床竹席则要28个单工。制造成本实在太高，收不抵支，车间难以为继，只得改产竹篷、竹簾等其他竹器，而把竹枕留给马家后代人自己生产。 该竹枕当时还很热销，曾出口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国家每年广交会上都有陈列，还特别给毛主席配送过。
九十年代后，因空调普及，竹枕这一夏令特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蒸笼 原产于虎贝熟洋村，解放前后，在城关福山街一带有熟洋人开店铺经营。
系采用百年树龄柳杉树，先加工成薄片，再弯压成圆形，配以少量竹片，滕条，制成大小圆桶形加盖蒸笼，供蒸饭、馒头、小笼包及其它食品之用，因工艺精细，轻便牢固，且具有特殊香味，而受到人们喜爱。销往省内外及香港，东南亚等华人地区。至今仍在大批生产，只是所用材质已发生很大变化。
脱胎漆器 县工艺美术厂成立时，将其作为主攻产品，派人到福州工艺美术厂学习，并从该厂聘请2名师傅到宁德传艺。其做法是：利用破布圈垫成各种模型，刷上清漆制成。主要品种有烟盘、烟盒、手杖、花瓶以及人物像，菩萨像等。精巧美观，当时主要供出口，1959—1960年，每年生产4000多件。六十年代后因国际形势变化，出口受限，而逐渐减产以至停办。
烟花彩炮 民国初年由一个叫林一五的人在宁德开始生产。合作化中组成鞭炮小组，生产节目烟花彩焰。因该鞭炮爆响之后，天空中会出现神话幻影，如《白蛇传》中“许仙借伞”、《西游记》中“孙悟空过火焰山”等故事画面，很受各地群众欢迎。并一度成为出口产品，畅销香港、东南亚等地。后来因制造场地在居民区内不合安全要求而被停产。
茉莉花绿茶 宁德本是绿茶产区。抗战前后，在宁德大桥及镜台山下，由林廷伸、林昆生父子创办“一团春”茶庄。种植茉莉花、玉兰花等窖制花茶，年产5吨多，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奖。远销天津、上海等地。 七十年代后，在琼堂村，由地区茶厂生产天山银毫、天山春毫、天山明毫等五种花茶，曾多次获省部级大奖。其中光天山银毫一项先后获奖十一次。
公和晋酱油 由莆田人陈珍远于民国25年（1936）创园，共有6个股东，产品酱油及酱，味道鲜美，远近闻名，合作化中与心泉成、通源、春记等三家酱园合并成立蕉城酱油厂。1959年2月并入综合酿造厂成为一个车间。1960年后，因于黄豆等原料短缺，采用其它代用品所产酱油质量差，造成销路停滞而停产。
茶机 其生产厂家，原名蕉城农械厂。后来因主产茶机，改名茶机厂，所产的6CI-65型茶叶割青烘干联用机，1988年获商业部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定为高效节能产品，曾畅销省内外。
学生彩笔 1990年4月由台商远东彩笔公司生产，其设备自台湾运入。使用原料聚乙烯、丙烯、色彩等大部分也来自台湾。加工成十二种颜色水彩笔和多颜色腊笔。产品远销西欧、南北美、非洲、中东等地。1996年后，本地人创办的虹霞彩笔厂，也效仿该厂生产同样水彩笔。原料用国内的，其产品优点是水彩可长期使用不会干涸。产品销往浙江、安徽、上海等地。曾一度红火，后因股东内部不和而停办。
皮鞋、胶鞋、工夫鞋 解放前，宁德城关便有大东华、雅新两家制鞋店，合作化前发展到10多家，从业者92人。1955年组成鞋革社，1959年转为鞋革厂，生产各种皮鞋。1980年大量生产出口功夫鞋，远销全国各地，职工一度增至1000多人。1984年从该厂分出部份职工组成胶鞋厂，生产男、女和童用胶鞋，远销欧美等地。
天女牌羊毛衫 1980年宁德针织厂生产，采用漳州毛纺厂生产的腈纶羊毛线，编织绣花衫、拉毛衫和开衫、高子服等。1984年引进日本丰田针织机，大量生产织花羊毛衫。其产品一度十分热销，供不应求，远销省内外和全国各地。
肉燕 上世纪二十年代自福州传入，由学前路林家七兄弟生产。其原料是采用精猪肉加鸭蛋白，菇粉等，精肉经槌碎成糊状后，加上茹粉，研压而成，可制作燕丸和切成“鱼面”供酒宴之用。林家在传入后，将福州传统原料之一糯米改成鸭蛋白，所制出燕皮坚韧度好，在沸水中不易软化松散，用作酒宴上“太平燕”鱼面，更受欢迎。上世纪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几乎家家都要购买，十分畅销，产品远销福州及闽东各县。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林家后代大多数改事其他职业，生产人员变易，加上猪肉质量变化（速生猪肉质不好）和茹粉质量降低（过去生产茹米用洗粉，现在将甘茹榨粉）所产肉燕皮质量大不如前。不但口味欠佳，而且硬度不好，大多数厨师不愿使用，逐渐淡出酒宴。
鱼丸 和肉燕一样，原也是林家兄弟特产，自福州传入，已经三、四代，主要原料是鳗鱼、鲨鱼，也有采用其他鱼类。原来作法是：将鱼切片，刮下肉，除去骨头，用刀剁成肉酱，用手搅拌成糊状，加入茹粉混和，捻成丸，放水中煮沸捞出而成。文革后，改为机制，产量大大提高，一度十分热销。八十年代后，因林家后代大多从事其它职业，此艺外传，城关还有福清等地人前来经营，不过仍很热销。九十年代后，也因茹粉质量降低，加上鱼价偏高，一些生产者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把鱼、粉比拉高（原手产鱼丸，鱼与茹粉比依鱼类不同，分别是1：0.7至1：1，据说目前有的作坊已达到1：3以上）风味大不如前，也己被淡出酒宴。
鱼钩 是宁德万家传统产品，民国初年万家由泉州迁入，并带来此项技艺。其技巧在于钩口处有一个倒刺，鱼儿吞下食饵就被兜住，无法吐出来。这倒刺就是技巧所在，一般人打不来，万家代代相传，并规定只传男、传媳，不传女，独家垄断生产。据1954年材料，年生产量约为130万条，产值1800多元。合作化后一度停产，后又恢复，1959年产量134.6万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机制鱼钩出现，手工产品逐渐被取代。
天女牌羊毛衫的故事 □ 吴培昆 万水鱼沉雁落，千山月闭花羞。若非天女下神州，谁把娇装织绣？ 尽阅八闽春色，乘风四海遨游。腾龙舞凤应无俦，休问虫禽鸟兽。 这是一首曾登载在《宁德当代诗词选》中的《西江月》，讲的是“天女牌”羊毛衫的事。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德人，大都见过那式样新颖，色泽鲜艳，一度风行八闽，走遍全国的“天女牌”羊毛衫。当时的宁德针织厂因各地订单纷至沓来，厂里日夜加班应接不暇，省内外时也有不少兄弟厂派人前来取经、学习。“天女牌”羊毛衫成长过程的许多故事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人们脑海中……
艰难的起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宁德针织行业一片空白，针织机一台也未曾出现过。1979年宁德县工业局召集17个家属由黄皆配带领，组成针织品厂，生产工业用的白纱手套，供应各工厂用，年产值不过万元，仅够维持职工日常生活开支。1980年福建省在漳州建成毛纺厂，生产腈纶毛线，并选定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崇安、宁德各设一个厂，用该毛线生产腈纶羊毛衫。宁德县接过通知后，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决定由原来手套厂扩大羊毛衫项目，并抽调当时正在宁德瓷厂当工作队的我去主持此事。由于我对针织事业茫然无知，实在不想去，经委主任杨伯民对我说：“你当过党、团委干部，善于政治思想工作；当过会计，熟悉财务管理；又当过供销，通晓市场营运，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此项事业。”我推诿不过，只好勉强接过担子，但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感到困难重重：县里没资金，没设备，更没有技术人才，很难着手。工业局办手套厂时，曾从各工业单位借来2.8万元筹办，仅够维持运转。这时又向包装厂等单位借来1.2万元，作添购新设备之用，并派工业局倪维光同志和我一起去上海置办。到上海后，由一家设备公司介绍到江北启东县乡下一个生产针织机的社队厂，从那里买了七台所谓电动针织机，每台1200元（当时针织机都是手摇的，每台才500多元，因使用电动很容易跳针，打坏机器，带来麻烦，实际速度比手摇更慢，所以没有人使用，他那些产品很可能是设计错误，我们买回来后，电动部分始终闲置着），共花去8000多元。因为太笨重，离铁路线又远，无法办铁路托运，由生产厂商派一部一吨重汽车，请了两个驾驶员，从江北历经江苏、浙江一路运回。 这两个生长在平原地带的驾驶员，平生从未见过大山，他们从江北南下，沿途平原还算顺利，但到达闽浙交界的分水关时，见到这里山高，坡陡，路险、弯多，便叫苦不迭。走过柘荣，向福安下开时，因下坡加上车子超载（一吨运量的车子，装了七台机器约1.4吨）。又恰遇台风登陆，风狂、雨暴、路滑，倾盆大雨把挡风玻璃打得吱吱响，满是水流，外面能见度不到七、八米，二人被吓破胆。这时我见他们握方向盘的手一直在发抖，只能用刹车阀强行减速，以每时5公里速度行进。更奇趣的是有一个农民穿着蓑衣，扛把锄头或横在前面，或和车子比肩摇摇摆摆地走，似乎在取笑我们。从柘荣下坡到福安，平时半个小时路程，却从中午走到天黑。我一路生怕刹车阀磨坏失灵，真是危险万分！ 机器到厂后，为解决技术问题，便抽选宋秀兰、龚焦妹、陈灼美等七位年轻女工，由林彩叨带队去福州羊毛衫厂学习。该厂开头很热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大约是同行相忌吧），变得很冷淡，七个人去了半个月，回来后，依旧不会操作。还好彩叨在福州羊毛衫厂时，结织了技术员邹丽华，由邹派她的媳妇陈淑梅私下来宁德秘密传授技术。到宁德后不敢暴露身份，对外称是从南平请来的师父，一年多时间里，工人们都习惯叫她“南平师父”。由她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学，经过一个多月培训，终于一个个“毕业”过关。使机台运转起来。 由于买来的机器过于粗糙，无法运行，又从福州以月120元高薪聘请了一位退休机械师到厂，配合原来的技师李光华，一台一台重新修理过。
“天女”的诞生 1980年的国庆节，宁德针织厂在半个多月的学习试产中，生产出第一批羊毛衫产品，便决定在这一天进行了试销。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因货源紧缺，每当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商业，供销部门总会拿出一些热门商品来放销一下，以增加人们节日气氛。这一天自然也成为农村青年男女们进城购物好时机。 当天上午9点多钟，当我们把色泽鲜艳的晴纶羊毛衫刚刚排上货架，即被蜂拥而来的人们所包围，因为她们从未看过如此娇丽的服装，不到一个小时，300多件即被抢购一空。 第一仗打的漂亮，使工人们得到很大鼓舞，但随后由于产量的大批增加，日产从40来件一路提高到100件，200多件，宁德的市场逐渐饱和、停滞，我们便到福州开辟市场，福州几个商场经理都提出商标和包装问题，他们说福州人对没商标产品不信任，质量再好也没人敢要，建议我们立即搞个商标，并且包装还要尽量出色一点。 在拟定商标过程中，有人建议用“宁川”牌，有人建议用“美蕉”或“白鹤”牌，我比较倾向于白鹤牌，但“白”字忌讳，被大家否定了。此事还在争议不休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技术员陈淑梅身着一件当天夜里织的粉红色十分艳丽新衣，从楼上走下来，不知哪个女的喊了一声“天女下凡啦！”众人把目光一齐集中过去，我顿时一悟：“天女牌”！这不是个很响亮、富有诗意，而且适合服装行业，能扣动人心弦的名称吗？ 为了增加诗意色彩，我顺势拟了一句：“若非天女下神州，谁把娇装织绣？”诗句，到福州找了一家美术设计单位，请他们按此字义，设计出包装袋画面，一个女的设计员接了过去，她想了想，叫我先付50元定金，说三天后来取。三天后我如期去取时，她果然端出一个端庄美丽的天女图像，着实令人喜爱，可她提出要300元设计费，并说一分钱也不能少，你不要可以，但定金不能退。我犹豫一下（当时300元足可顶上我厂工人半年工资啊？）咬了咬牙，付了。便持此样交由福州印刷厂印制出第一批包装袋，后因其印刷质量差，又找周宁印刷厂专门制了一付铜板，代为印刷。并且发动厂里绣花女工，把天女模样绣到晴纶衫上。“天女”，就这样诞生了。
“机台费”之争 当我们冲破重重困难，使设备，技术等都走上正轨时候，地区工业局小马（马广秀）却传来一个不好消息：省羊毛衫计划定点已被划给柘荣县羊毛衫厂。原来，省里把六个定点之一定在宁德时，宁德县领导未及时表态，而柘荣县获悉后，却出动了县委书记、县长等大批人马，以贫困县名义，到省里要求把这个项目给他“扶贫”；在他们多次活动后，省里终于改变了主意，把定点从宁德改向柘荣。失去计划定点，这意味着今后我们的原料没有国家供应，只能向市场上购买，每吨要1.5万元左右（计划供应的毛线每吨只有0.9-1万元），凭空增加50%原料成本，给工厂生存发展带来强大压力。 宁德针织厂这时已面临着生存的十字路口：全省除原来6个定点厂外，实际上已自行发展到100多个，宁德地区除柘荣外，福安、霞浦、福鼎都办了厂，宁德本县也有二轻、华侨、三都三个厂。论条件，宁德厂没有一项能胜过人家；厂房是选在一个阴暗，潮湿的鱼潞行中，面积不到100平方米，设备是存在严重缺陷的七台针织机和十余台老旧手套机，全部资金只有工业局从其他厂借来的区区4万元，除去设备购置外，剩不到几千元，工人大多是文化低下的家属工，而其中不少还是老弱病残。事实告诉我，工厂要生存，只能在管理上抓效率，以先进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积极性，发挥人和设备的潜能。
当时情况是：七台设备（后增至20台）约七个人操作，正常每台日出货4-8件，因实行计件工资，依品种计价，一般每件0.25元上下，工人每天收入约1.3元至2元上下，月（25天计）入30-50元，工厂日出貨30-50件，每月因停机修理、保养等原故只能出800来件，按这个速度效率，工厂注定收不抵支。
问题是每个人给一个机台，有的人日出8件，有的只出2-3件，外面一有生计，他就少打或干脆溜之大吉。认为我按件计资，你管不着。在当时产品热销情况下，无法跟人家订供贷计划。如把计划下到机台，他就装病请假，你也奈何他不得。工厂有时一星期出货不到200件，面临着亏损倒闭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设备生产潜力，必须实行管理改革。 改革的第一件事是实行“机台费”，有效的实现了奖勤罚懒。规定每台机月交机台费50元，同时把劳动报酬从每件衣工资的0.25元提到0.5元，这样正常日产8件的人，日收入4元，月收入100元（按25天计），除去交机台费外，亦可保持原来收入50元。但如每天多打2件，月收入即可达75元，反之少打2件，月收只25元。 办法一公布，得到大部分工人积极拥护，七台机日产量立即从30来件提到80件甚至100多件，工人月收入大多达到80--100元，个别最高者曾达200元。措施虽好，但也遭到个别人死命反对，到处诽谤说工厂收机台租，剥削工人。工业部门个别领导开始不了解情况，也偏听偏信，横加指责，甚至下令，要我停止机台费收取，我对此据理力争，不过在弄清情况后，也终于得到他们支持。
此后为防止工人过度劳累，准许一个机台配2人，把单班改为双班（日班7：00-15：00时，夜班15：00-23：00时），23时后坚决停机闭门休息。人员自由结合，机台费依旧保持每台机50元不变（每人只负担25元）这样工人日产保持在8-12件，月产200-300件，实收入可达75-125元。这在当时与宁德各工厂对比，针织厂女工收入约等于他们的一倍。工人提高收入，工厂收益更大，月产量达到3000多件，工厂迅速由亏转盈。积累了资金，就扩大购买新机台，设备从七台扩大到20多台（后来达50台）。1982年盖起一座200平方生产车间和仓库，工厂规模迅速扩大，工人也从原来17人增到60多人（83年后扩大到200多人）。
“拉毛”的秘密 1981年的8月份，我到福州某商场谈生意，他们经理指着货架上2件鲜艳无比、像呢绒一样的衣服对我说：“这叫拉毛衫，一件20元，（当时普通晴纶衫只卖8-9元）你们厂如能生产，不管多少，一千件，一万件我全要。”那时我不过听听而已，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自已厂设备落后，像这种高级货，谁知道其中是用什么机器制作的呢？ 这一年国庆前后，福州市场开始出现拉毛产品，听说是福州羊毛衫厂制作的。恰好该厂技术员邹丽华来宁访问她的媳妇陈淑梅（宁德厂技术员），我问她此事来历，她开始不敢透露，经再三恳求，出于县里领导对她媳妇的尊重，有所感动，就秘密对我说：“我可以传授给你们厂，但必须有选择的传授，即选择一批绝对可靠的工人，找一个秘密地点生产，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是我来教的”。我答应她的要求，她便拿出一套工具，当场作了表演，果然工艺简单，效果良好，拉出的毛，简直和呢绒一个样，鲜艳无比。只是一点决窍，常人未曾想到。 于是，我立即选拔20来个工人组织生产，日夜加班。此后，经过我厂工人钻研改进，拉出来的毛比福州市面上的更漂亮，远胜其它厂产品，但每批仅能生产七、八百件，三、五天一次往福州市场投送，产品一到，人们争相排队购买，不到一、二个时辰，便抢购一空。
当时，省内外许多兄弟厂，都曾来打探消息，想仿造，都被婉言谢绝，拒之门外。 1982年，针织行业曾一度出现萧条，全省大多数针织厂都出现亏损情况下，依靠高价原料生产的宁德针织厂，却意外获得盈利，年获税利收入4万多元，当省轻工厅纺织公司经理来宁德调研时，他看到这样一个简陋的厂房和设备，竟能盈利，竖着拇指不断地点头，简直不敢相信。 1983年，宁德针织厂在地区经委和工业局大力支持下，终于被省、地列为引进先进设备重点企业之一，并正式给予定点，供应计划内毛线。
丰田机的辉煌 针织行业的过度扩展，使各地羊毛衫堆积如山，各厂间展开互相残杀，竞相降价，这时有人建议，叫我们去“拾遗补缺”，生产一时缺货的地毯。而轻工厅一位姓刘的同志却对我说：“你是新厂，应该有新眼光，要敢干别人未干的事，善于去开拓新项目，不要老跟在人家后面拣破烂。”寥寥数语，给我很大的启发，终于意识到针织行业要在这群雄逐鹿中领先，必须要有超人的胆量和本领。 1982年冬，传来北京举办国际机械设备展览会消息，地区工业局丁毅局长带领我和福安县工业局薛局长等一行5人匆匆前往。 由于信息误读和行程耽误，当我们到达北京，赶往展览会时，已是展览最后一天的下午5时，离闭馆只剩一个钟头，而且没门票，门卫不让进，这时再去轻工部领票，显然已来不及。当我们失落地离开回头走时，一个年轻同志却从后面追上来，把我们喊住，从袋里掏出5张票，由于素不相识，我们正感到诧异，并大表感谢时，他笑了一下，说“不必了，都是老乡”，原来他是福建某县人。真是巧遇啊，否则这一趟白跑了。 进场后，因时间有限，五个人只好各取所需，找自己需要的看，我专找针织机械，看到一台正在操作的“胜家”牌针织机，机头上只要放入一张纸卡片，便能织出各式花色品种不同的衣服，鲜艳夺目，奇特无比，是国产机无法比的，正看得入神时，闭馆时间已到，参观者皆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只好跟着出来，其它信息一时无法了解。 1983年春，我和蔡碧香、龚焦妹三人赴福州青年商场办事，临走时，总经理林品成办公室电话响起，林接过，我彷彿听他们在说进口针织机的事，便停下来问林，林说进口公司有30台日本丰田牌针织机，可打几十个花色品种羊毛衫，每台2000多元，问他要不要？我立即叫他们把30台全部拿下，我全要，林即复电定了。 回来后，向工业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问我：哪来钱？我说可贷款，因针织厂还贷及时，信誉好，银行乐意给贷。况且现在有“税前还贷”政策，赚了钱可先用于还贷，不必交所得税。这种产品目前国内还未开始生产，估计会畅销，按我们的生产速度，不用一年，即可全部收回成本，还清贷款。但局领导却认为这种机从未用过，不知其性能，一次购30台太“冒险”，只同意买一、两台试后再说，但我已答应过人家，又不可失信，讨论最后，决定先拿10台，试验后再买。幸好总经理林品成与我是亲戚，还有商量余地。 不久，日本机到货，随来的有一位会说汉语的广部小姐，青年商场办起培训班，派吴毓秀等2人，针织厂也派陈淑梅、龚焦玉、张翠仙三人一同学习。广部小姐只是个推销员，对该机操作实际不熟悉，但她懂英文、日文，于是由她指导，我厂技术员陈淑梅等配合，依照说明书操作，一条一条地翻译检索，慢慢地啃，经过一个多星期努力，终于融会贯通，能打出衣服来了。 学习回来后，厂里抽调1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年青女工，边学边生产，经一个多月培训、试产，共织出900多件产品，拿到青年商场试销，因花色特艳，从未见过，不到两时辰，即被抢购一空。 丰田机的出现，给宁德针织厂带来新的天地，此后，花色品种鲜艳齐全的“天女牌”羊毛衫产品，连续几年不仅稳稳占领福州各个商场，畅销省内，而且逐渐走向全国。针织厂也迅速扩大至200多人，机台增至50多台，并且盖起四层千米新厂房，资产从当初4万元增至50多万元。“天女牌”羊毛衫的畅销，同时也使丰田机声名隨之大振，全国各地求购者蜂涌骛集，青年商场一批又一批地向日本进货，1983年一年便售出4000多台。为此，丰田公司特邀请总经理林品成和技术员吴毓秀往日本作客，访问了东京，大阪等4个城市，逗留一个多月，这在八十年代刚开国门的中国，可是很难得的头一遭啊。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激烈的竞争时代，一个品牌要想在竞争中立足，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更替其花色品种。“天女牌”羊毛衫正遵循这个规律，在1980--1985的五年时间里，每年都有新颖款式品种变换上市：81年绣花衫，82年拉毛衫，83年夹克开衫、高子服，1984、1985年丰田机投产，与国产横机配合，新品种更层出不穷……从而能够在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中，独领风骚，立于不败之地。
1986年初，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往县体改委。告别了針织厂，结束了这一段难忘的生涯。 1986年后，由于继任者不善经营，产品没能及时更新，款式陈旧、单调，逐渐失去市场。并且“天女牌”商标由于当初保护意识不强，未及时注册，被别厂抢注，再也不能使用。“天女牌”的终结，也正是工厂走向下坡的开始。此后，生产服装开始大批积压，工厂由盈转亏，到1990年因销路停滞，亏损严重，被迫停产，后来被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