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江巨变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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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宁德一都》 图书
唯一号: 130920020210000595
颗粒名称: 鳌江巨变
分类号: K295.72
页数: 22
页码: 44-65
摘要: 你知道今五都漳湾镇属的鳌江村,是五十多年前连人带名从一都城关的水上迁去的吗?又是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之后,中共宁德县委作出对沿海、沿溪船民“启动水上居民上岸安居的造福工程。从便利东湖塘内渔民的生产、生活出发,把基地定在金蛇头村左侧的潮间带上,鳌江乡人民政府也从城关下尾埠福山境炎帝庙对面的长寿境鳌江宫(即今富海市场后面被闲置的原县酒厂仓库)地方,将鳌江运输船只撤出后在城关成立运输社时,1958年春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时,的高级社提出围垦东湖塘的倡议。
关键词: 宁德市 鳌江村 概况

内容

尊敬的读者,你知道今五都漳湾镇属的鳌江村,是五十多年前连人带名从一都城关的水上迁去的吗? 过去,在漫长的农耕文明社会里,这一被称作“曲蹄”的弱势群体,是以海为田园船为家,常年生产、生活在东湖水面上,过着穷无立锥之地的困苦日子。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于就业、参军、上学等方面取得平等竞争的机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中期,为我国农村的政治和生产资料的大变革,带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经过“土改”运动,废除旧的封建土地制度后,使无地或少地农民平均分得土地,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过去曾受所有制束缚的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
  1956年,是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且各项生产指标已取得骄人的业绩。又是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之后,全国农村掀起大办以“按劳取酬”为分配制度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共宁德县委作出对沿海、沿溪船民“连家船”的社会主义改造决定,启动水上居民上岸安居的造福工程。开始,从便利东湖塘内渔民的生产、生活出发,把基地定在金蛇头村左侧的潮间带上,面朝塔山,船泊门前,已在那里盖了一所初级小学校,招收适龄儿童入学。鳌江乡人民政府也从城关下尾埠福山境炎帝庙对面的长寿境鳌江宫(即今富海市场后面被闲置的原县酒厂仓库)地方,随迁到金蛇头村何昌福家(大民宅,一半是被没收的反革命财产)办公,把城关的原址留下,至1958年秋撤区拼社,将鳌江运输船只撤出后在城关成立运输社时,给该社使用,此为后话。
  光阴如流水,倏尔一年多。1958年春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时,由蕉城镇的“六街二乡”的高级社提出围垦东湖塘的倡议,经周边漳湾区的兰田,飞鸾区的二都,三都等乡高级社的附议,作出共同投入,按贡献分田的协议书。同年四月间,即成立东湖塘围垦工程指挥部,派人测量后,初拟以南北分围蚨蝶塘,中留大门港建潮水发电站,利用塔山前的旧双孔闸门泄洪的简单而经济的方案。讵料,工程仅上马三个多月,岐头至贵岐的塘堤尚未筑造完成,形势却发生急骤变化。同年9月10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走“一大二公”的道路,公社越拼越大,公有制的程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机构改革,撤区改乡,搞“政社合一”制,既是乡又是社。由于原建构的被打破,东湖塘围垦也就升格为全县性的重点工程。时以史光华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宁德县委领导班子,因受“大跃进”瞬息即变形势的影响,产生“贪大求快”的思想,加上当时省里将资金集中投入到三明市搞工业基地建设。原计划支持宁德东湖塘搞潮水发电项目的购置设备资金已不能兑现。故此,改动原有计划南北分围蚨蝶塘的方案,成了围堵大门港,筑造金马堤,劈开金蛇山,构建25孔泄洪闸门。这样一来,不仅使渔区“土改”时划给鳌江渔民搞捕捞生产的湖内六条渔港没有了,连在金蛇头建设渔民上岸安居的基地都得搬出。经选择,即转移到金马堤北端原属漳湾区后湾村土名叫红霞的地方。这二度搬迁,还是教育优先,开始在红霞岗平整土地盖了一座初级小学校,再在坡下靠海处盖三座单元式一层半高的土墙民房,连隔间都是黄土筑的,半层高的楼上还是用手梯爬上去。每座住14户,三座计住42户,每户面积约20平方米,最早入住的时间为1959年3月间。到1961年端午节前后,笔者去鳌江搞调查工作时,已建有食堂、仓库等公用房,因为我们去的人还住在那里面。经过四十余年,至2007年冬,我为写《回眸东湖》一文,再次前往鳌江找熟人了解情况时,看到原先这房子仅剩下两座,也已废弃不住人。村貌大为改观,俨然是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庄。已非昔日一个“红霞”所能容纳得下,向南已跨出白井塘,直抵金马堤交接处的宫仔鼻的地方,向北深入原属汤湾村的加湖头等处,把红霞、白井塘、宫仔鼻、加湖头等四个自然村连串成一大片,不说是高楼林立,也算是楼房鳞次栉比。平坦的公路,车辆往来,宽阔的街道,人流不息。今日的鳌江村,一派繁荣景象。
  鳌江之名,由来已久。因这一水域为原宁德县一都大金溪的出海口,故鳌江的全称是金鳌江。鳌湖也一样,叫金鳌湖。但人们习惯的叫法,常省去一个“金”字,简称鳌江或鳌湖。此外,还有叫东陂、东湖,或鳌东江、鳌东湖的,均指其江、湖的方位。这名字之多,是与这里的地理特征有关。此处属于海水潮间带,外周群山环抱、岛屿连缀,而致潮来为湖,潮退为江,具备江、湖两大优势。故此,既称江,又称湖。关于前人用“鳌”来取名,缘自海中的灵物——巨鳌,前人把“鳌”看作是权力的象征,长寿的迹象,谅有取其祥瑞之意。另外,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宁德县在宋朝的绍熙元年(1190)和咸淳三年(1267)出过余复、阮登炳两位状元,封建科举制度,考中状元的人,堪称“独占鳌头”,才有这取“鳌”为名的资格。
  原宁德县城门外既有金鳌江或金鳌湖,就有以金鳌为名的津渡、桥梁、宫庙等建筑物,而因年久,露湿雨侵,多已毁坏不存,仅留遗址,现将能知道的记述于下: 金鳌渡亦名青云渡。《宁德县志》记载:在东门外税馆前,即今东侨经济开发区名五里亭的地方。
  该渡头为宁德县城的最低水位处。清朝,宁德县衙与福宁府邸交通,多走此道,故码头岸边建有一凉亭遮阴(约距县衙三里多路,号称五里送客亭),下船的港道也叫进官港。此港一直使用至1965年5月,东湖围垦合龙闭气成功,才被废止。据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曾走过此一水道者说:“宁邑往府城(按,指福宁府,今霞浦),由陆路至盐田180里,抵霞浦,两日始至。由此渡,朝发夕至,民甚便之。”这五里亭也因港废而失修,自然毁圮。
  金鳌桥在东门外,出了东城门便是。约今东门兜环城河从莱茵城至对面锦福城被路桥覆盖的地方。如果你有记忆的话,就是此次街道未拓宽前,有个城市雕塑(一帮人或站着或坐着拉小提琴的铜像)处。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该桥肇建于北宋绍圣三年(1096)。后改名跨鳌桥。不久,又复原名。明嘉靖十六年(1537),乡耆陈廉、林孔道募修,构亭其上。四十年(1561),为倭寇所毁。万历十四年(1586)重建。岁久复圮。后徒架木为梁,因地属孔道,舆马蹂躏,屡废屡修,劳而鲜功。清康熙四十年(1701),邑人陈鸣周倡首修造,复易以石,上覆凉亭,至今巩固。桥成,鸣周记文。
  余复诗: 吾闽三山妙天下,灵鳌背上罗高峰。
  三环水绕龙虎伏,人在缥渺烟霞中。
  宁德县城有了金鳌桥之后,即便利城内外人们的交通,也成为当时城关的“十大”景观之一。在《宁德县志·舆地志》中,宁川十景的前、后十题,对金鳌桥均有描述。如邑人林保童《鳌桥漾日》诗曰: 远驾神山到海涯,昔人移作济川才。
  彩栏倒影晨光舞,画柱留题衣锦回。
  虹引玉梁横弱水,乌翻金翅耀蓬莱。
  莫投连六钩头饵,正与神仙使往来。
  又邑人陈癸《鳌桥舣棹》诗曰: 一带清江绕县城,危桥闲眺喜春睛。
  横舟尽日无人济,舣棹春风送客情。
  笔砚久辜题柱志,杖藜忽讶踏天行。
  源头活水流来远,摆脱尘襟濯我缨。
  金鳌境在城内东门,为原宁德县城中十境之一。据清乾隆二十七年版《福宁府志·建置志》宁德县乡都篇记载:宁德县城有十街(城内五街,城外五街)、十三境(城中十境,城外三境)。这城中十境,东门有金鳌、鸾江二境。从前,宁德的“境”很特别,非行政建置。它不仅是人们居住片区的疆域,也是这一地方习俗的定例。各境在供奉多神中将有一土主,有似冥界的“小城隍”。比如,金鳌境的“奶娘”婆,鹏程境的“社头”公等。每年正月神事活动,均以境为单位,凡向宫庙求签问事,或捐款捐物,即言宁德县某都某境(如属同境的叫本境)弟子某某人叩拜,不说行政管辖的乡(镇)村名。
  金鳌境的住民,主要是埠头陈氏,世居城内东门。出了东城门,就是金鳌桥。涨潮时,船只可以停泊在桥下,为离城最近的埠头,故名埠头陈氏。这埠头陈氏也算是本邑的名门望族,历史上曾人才辈出,簪缨蝉联。明朝出过河北省易州知州陈宗孟、广东省会同知县陈琯和礼部员外郎陈邦校等。建国后,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宁德旧城改造,埠头陈氏老宅被拆,迁到芦坪少年宫路重建,金鳌境的宫庙也随迁了过来。
  鳌江宫在福山境炎帝庙对面,是地处鳌江岸线水位较低,且又是鳌江渔民自发盖起的一座宫庙,因此而得名,由于供奉的神明与炎帝庙的相同,所以也有人称福山境炎帝庙为上宫,它为下宫。据当地知情的老者说,此宫的缘起是在民国中、后期,因原炎帝庙的神明是正月初九诞辰拜寿桃,附近拥入的人太多,渔民往往受到排挤。时间一长,促使鳌江渔民中有钱人发起捐款盖了这座规模较小的宫庙,起名长寿境。
  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前,宁德东湖,既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有水上的交通之便,故古来就有那些以船为家,打鱼为业的人居此繁衍生息。纵观历史,不下于唐宋时期;横看周边,遍及闽粤沿海。这批被称作“海上吉普赛”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民族,过去少有人研究,说法不一。有说是古代的伟大航行家,有说是古百越族的后裔,有说是“疍”族人,甚至有一传奇色彩的说法,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顺海南下,失败后部队失散,有一部分乘船漂泊成水上人家。说法虽多,事证不足。在过去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因其来历不明,官家予以歧视,约法三章: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通婚。迄今仍流传于民间“曲蹄上山,打死不见官”的话,即源于此。
  后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始贯彻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取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歧视。特别是民国十六年颁布《县组织法》后,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公民的权利渐受重视。民国三十一年,城关水上居民分为鳌江、东湖两个保,分别由林奶福、连金赠担任保长,打破历史惯例,开始在青苔坪搭盖吊脚棚房,开渔民上岸安居之先河,但被局限在青苔坪的一边角落里。据调查周边的老居民说,至1949年宁德解放时,棚房尚未超过15座。后随鳌江的建乡,其棚房数量增加,不仅原青苔坪多了,还在过去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关埠和德顺坪搭起棚房。最终棚房数量发展到多少,虽无确切数字,但不足鳌江渔民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是肯定的。这高脚棚房很简陋,是选在海岸潮间带的硬滩上,挖坑立起四根柱子,下留一米多高防潮通风,周边架以木梁,铺盖木板,上面竹篷一罩即可。四周随便找些篾䇤之类遮风挡雨,内高不过一人,宽约两米,深四米左右,面积十平方米上下。
  关于我国东南沿海水上居民的来历,以笔者有限的学识,还未见到有一权威的说法。但就建国之初,在评定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为中华大家庭成员中,却没有“蛋”族一事,倒有些粗浅了解。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没有设限,公民以自己的意愿填报自己的民族种名。结果,统计下来,全国的民族种名达400余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呢?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民族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使民族成份和称谓纷繁多种;二是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三是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许多原来不敢公开的少数民族纷纷上报自己的族称。时以闽、粤两省为主的沿海水上居民,从前就有人称其为蛋民,意为他们的小船像蛋壳般漂泊在海上。蛋也写作疍、蜑。地方政府就把他们作为疍族统计上报,最后没有通过。
  疍,虽不作一民族,但其过去因长期生产、生活在海面上,少与外界接触,故在人的性格、语腔、体形方面发生微妙的变化,其服饰、婚俗也自成一体,称曰“疍家”文化。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老一辈的渔家人腰微弯(躬身划船故)、腿微曲(蜗居小船故)、脚趾张(不穿鞋子故)、语闽腔(福州口音重)。衣着上,多以蓝色为基调,男女都穿短而宽的上衣和及于足踝的宽、短裤子(据说女人能从裤腿放进竹筒解小)。不论四季头戴既可遮阳又能挡雨的海笠(无蒂垂檐竹笠),跣足。从前,渔家妇女喜留长发,姑娘们把头发结一绺辫子,发梢缀以红绳,已婚妇女则将长辫在头上盘成髻,并习惯在头上包一块方格花纹的夹层方巾,一角突出前额,一角垂于脑后,方巾的左右两角交结于下颊。建国后的渔家女人,不论是否已婚,一律剪成齐耳的短发。过去,渔家女出嫁时的“哭嫁”和“花艇迎亲”的习俗,别开生面。虽然,当地岸上姑娘出嫁也有“哭嫁”的习俗,但形式和内容却不相同。岸上人“哭嫁”的传说是,从前桃花女与黄天纲都谙通阴阳五行,在背地里比试中,桃花女尚胜一筹,黄天纲心生毒计,聘桃花女为媳,迎亲之日,黄家送去庚贴,经桃花女占卜,上轿时辰大凶,有杀身之祸,她便邀请女友,以歌代哭,依依惜别,挨过时辰,然后上轿,避过此难。故“哭”伴以女友为主,母亲为辅,内容也多是“哭”骂迎亲的人,比如,“油菜开花黄迷迷,山猪野鹿邀群梨(来)”,把抬轿迎亲人比作山猪野鹿,等等。渔家则不是,因无此传说,渔家女的“哭嫁”,是以母亲为主,女伴为辅,内容重在亲情,全是发自心声。母亲给女儿的是千叮万嘱,女儿给母亲的是感恩戴德。比如:“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娘是儿的养育人”等,抒发母女亲情,余不赘述。
  再说,宁德鳌江的渔民,是何时从何处来,《宁德县志》没有记载,无法知道。但从其居无定所,口音冗杂和姓氏之多来看,可能是后来经水路从南北迁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鉴于不同的原因,这些人为求生存,走到一起,渐次形成这一水上的移民区。今查鳌江连姓的人说,他们到这里的时间已经无考,仅知道姓的源流有南北两支:一支源于福州仓山的连坂;一支源于福安的秦溪。现有的欧、卞二姓,是分别来自福州南通的莲湖和福州郊区的城门。翁、江二姓自称祖籍是福安溪柄和福安甘棠。而陈、林二姓,都说原是本邑人。一个是城关埠头陈氏的子孙;一个是七都林文迪的后裔。这一问题,有待识者落实。
  过去的鳌江渔民,处于社会最低层,是真正的无产者。可谓“生无立锥地,死无葬身处”。旧社会,因高度的私有化,连山河湖海都有主儿,渔民在东湖打鱼,城关德顺埠的老板不仅要压价收购海产品,还要其交纳总额百分之五的地租。渔家人死了,周边的土地也不准掩埋。民国期间曾发生过一起因渔民死后掩埋在湖中孤岛猴毛屿(今名乌龟山,在市体育场后面),而引起兰田村人与鳌江渔民打架的事。此事后来虽以“用地不吉”为由,葬者家属给兰田人一些小钱,象征性地赔偿而了结,但后续的影响却很大。
  建国前,宁德县的鱼米比价低,渔民的生活很困苦。在我知事时,以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鲫鱼为例,比价是1:2,即一斤鲫鱼仅值二斤大米的钱。碰上荒年,还降至1:1.5,甚至更低。所以,遇到饥荒年景,渔民首当“饥殍”。据1995年出版《宁德市志·大事记》记载:民国33年,饥荒,鳌江一带饿死渔民120多人。渔民有病,无钱医治,只好到岸边讨些中草药来服。如果无效,就是等死。
  从前渔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小孩五六岁还身上无挂,故民间把无寒衣过冬,说成“做曲蹄”。笔者从蕉城区档案馆看到一份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城关区人民代表会总结材料,有福海工人代表刘永安发言说,1945年日本败兵过境宁德时,在下尾埠看见渔家小孩赤身露体在路上走,就被抱起抛入海水中,是其亲目所睹。有的渔民夫妇二人只有一条外穿的长裤,谁出去让谁穿。鞋袜,便是奢侈品了。一个人一生只穿过两次鞋子,一次是结婚时,向别人借来行个婚礼;一次是死了收敛时,从寿衣店买来一双用薄布糊的“上路鞋”。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听鳌江渔民出身,时在宁德县委海防工作队工作的陈泉利同志讲过,他一家人是从解放前的饥饿和半饥饿中挣扎过来的,自己兄弟姐妹多,儿时没有吃过一餐饱饭,常闹肚子空,大人说:“要吃粮,去官井洋”。因为只有成年人在每年的黄瓜鱼季节替主海(船老板)去官井洋讨鱼,才有机会吃饱饭。
  有件事,虽已去过一个多甲子了,今仍记忆犹新,我童年在家时,每逢大年的正月初一起,就有渔家的老太婆带一帮的小孩前来讨米时糕。老人家薄衣跣足,提个大竹篮,店面跟随几个半挂着身子的小孩,哆哆嗦嗦,来到门前,低头叫声:“母婶!好(烤)米时!”家里听见了,就会按照前来的人数,每人给一片黄粿或是芋艿糕。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拨人,前面打发走了,后面一拨人又来了,直至正月初五为止。此一习俗,在宁德城关和沿海村庄普遍流传,直至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才逐渐停止。
  三1949年8月15日,宁德解放,成立宁德县人民民主政府筹委会,开始接管宁德国民党的党、政、军等机构。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宁德县人民政府以“五区一镇”的建制来管理基层。1950年1月,改三都镇为第六区,实行县下的分区制。同年6月22日,全县调整行政区划,改为7个区、82个乡(街),把政权直接建到乡(街)一级,区公所为县的派出机构。12月,又改数字的区名为驻地区名。当时的一区改为城关区后,区政委(1956年9月党的八大后,改称区委书记)、区长由山西南下干部刘月庭、王汉中二人分别担任。下辖继光、崇文、务本、鹏南、长璋、福海、碧山、三元8个街和古溪、鳌江两个乡。
  解放初期,社会尚不安定。公开的敌人被打跑了,隐蔽的敌人仍然存在。他们时常出来搞破坏、放谣言,弄得人心不宁,思想顾虑大,阻碍新政府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这时党的中心任务是深入下去,充分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觉悟,向阶级敌人斗争。方法是从访贫问苦入手,说明劳动人民受穷的原因,激发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争取自我解放。县、区干部也在从做好群众工作中,注意物色培养好对象,不断扩大积极分子的队伍。特别是注意培养劳动人民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把那些“根正苗红”的中青年放入阶级斗争的第一线锻炼后,作为基层组织的骨干使用。
  城关区是县的所在地,干部力量强,工作基础好,群众思想容易接收新鲜事物,这民主建政,成立新的乡(街)政府工作,很快就已完成,唯有鳌江,由于绝大多数为连家船,停泊地点分散,要开个群众大会都很困难,况且有文化能听懂普通话的人极少,区主要领导干部难以同他们直接沟通。故这一工作被延后,直至1950年底才建成鳌江乡人民政府,民选首任乡长林奶灿,乡渔民协会也同时成立,首任渔会主席翁大全。这鳌江乡人民政府和鳌江乡渔民协会的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城关下尾埠福山境炎帝庙对面的鳌江宫门口。接着,相继建立乡民兵大队部、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并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青年团员(为共青团前身),建立团支部,以及后来的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等。
  当时,鳌江的建乡,是党对贫苦渔民的亲切关怀。把他们从社会的最低层解放出来。其意义已大大超过一般的行政设置问题,而是使这一弱势群体从此站起来了,真正在政治上翻身作主人,经济摆脱贫困,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树立“自尊、自强、自信、自主”的精神。
  1951年11月,当我县在村结束第二批的“土改”工作,完成全县所有平原乡的土地改革运动任务,正把力量转移出来,去搞剩下10个边远山区的第三批“土改”扫尾时,即把鳌江等渔区的“土改”结合来做。这时的好处是本县渔区周边的乡村“土改”已经搞完,阶级敌人也已明朗化,渔区的“土改”就比较好做了。比如,向渔民收取地租和强行收购海产品“德顺渔行”黄笃夫的派下,分“日、月、星、辰”为分行,分布于本县三都、漳湾、八都、七都等地的鱼牙行已被打倒,阶级阵线分明,政治面貌清楚,渔区“土改”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
  笔者日前查阅了当年鳌江乡进行渔区“土改”的部分档案材料,成文时间是1952年1月10日至16日,署名人为县区派出的鳌江“土改”工作组和乡渔民协会主席连德发。今就主要内容,综合摘抄于下: (一)人口状况全乡315户,总人口1488人(男826人,女662人),分布于东湖内的8个聚居点,编成26个居民小组,拥有渔业船269只。在总户数不变的前提下,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定点搞捕捞的户口;二是流动搞运输或鱼贩的。前者具体是城关码头64户221人;青苔坪57户104人;官进港(五里亭至乌龟山前)66户375人;溪口港(兰田溪的金兰水道)16户66人;大门港(今大门山一带)29户159人;横厝港(塔山陈厝里至大门山)8户34人;南港(贵岐至蚶岐村前)42户225人;金蛇头港(金蛇头村前至门赛)33户166人。后者138人,有载客船36只(内邮政船7只)、鱼贩船14只,他们的户数已编入各住点,人却流动于湖内外。
  (二)封建压迫在旧社会的私有制度下,鳌江渔民经受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极为深重。他们在海面打鱼,除要受德顺埠鱼牙老板的强行压价收购外,还要交纳一定的租金。本来收入就很微薄的讨鱼人,再经盘剥,其生活即更加困苦。有些渔民在淡季,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时,向人家借高利贷,届期,能还清本息可以,若还不清,就会陷入“阎王债”的漩窝,本金作利息,利息作本金,像驴打滚式地算下去,使你永远还不完。其结果是逼债上门,弄得你家破人亡。渔霸黄德亮从德顺埠鱼牙老板黄笃夫裔孙黄光周处承包一部分海面,转租给他人经营,从中牟利。渔民上他管辖的海区打鱼,每年要交40~100斤不等的租谷,若是鱼群出入要道、收益颇丰的“椼点”,还要提取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作租金。金蛇头渔霸陈细细向鳌江渔民放高利贷,本年底借100斤谷子,至次年五月鱼季就得还谷子120斤,搞得债户卖儿鬻女,因被迫不过,卖掉男孩1人,女孩4人,计被拖走渔网18张,生猪3头,衣被无数。据驻乡“土改”工作组调查,当年鳌江渔民缺食少衣的情况较为普遍,无寒衣过冬的人约占90%,无棉被家庭占35%。全乡没有一个从正规学校毕业的学生,仅有十几人粗识文字,要找一位能记流水账当会计的人都很难。男人讨不起老婆,时有107个单身汉,童养媳婚姻占有妻室家庭的60%以上。再者,鳌江渔民是以小型的连家船出海生产,抵御风浪的能力低,出了事故,往往殃及全家人的性命。初步了解,近五年来,就有翁细细、连年佺、刘成记、林灿庆、翁年寿、连成记等六条连家船遭遇风暴,造成船翻人亡的惨况。
  (三)政治面貌鳌江,是宁德县城关区管辖的一个纯渔乡,水上居民。相较农村和街道而言,政治情况尚好,居民的社会关系也不复杂,其阶级敌人主要来自东湖沿岸的渔霸和城关德顺埠鱼牙行的老板。本乡只有三户富渔,与几个在民国后期基层实行保甲制时当过保长的人。经本乡工作组的调查,鳌江也有渔民参加大刀会反动组织,甚至已打入我乡渔民协会的内部。比如,三都澳刀会首杨进俤通过金蛇头的连茂明、官进港的刘仁坤二人,在鳌江渔民中发展刀会徒21人,其中有14人参加过颠覆我政权的暴动。乡渔会副主席连金祥、委员连茂仁二人均是混入我基层组织的刀会徒。
  (四)生产问题鳌江渔民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捕捞生产,许多还是老的作业,即采用小船、小网,在县内的小渔场,搞些小作业,捕到一些小鱼虾,卖个小价钱,号称“六小”生产,无法发展,而劳动力的消耗又很大。现将主要作业的劳力使用情况介绍于下: 虾荡打鱼这“虾荡”与“艋艚”同属定置网的捕捞作业。要是有区别的话,艋艚是“桩张网”,虾荡是“船弦网”。同在海的出水口处拦截鱼群,前者是通过“打桩拉筋”来固定船网,后者是用“前锚后碇”来固定船网。虾荡的“虾”,并非海产品的名称,而指作业的母子船,大船叫“虾母”,小船叫“虾仔”。由于是在流水处作业,船只在不断地动荡,故名。虾荡为连锁作业,多达数十条船只一字儿摆开,中位最佳,收益颇丰,负责指挥左右船只,叫“桁”长。一对虾荡,需要4-5个劳动力。主要劳动是抽弦管(水急把网调高,水缓把网放低)、接竹筒、解网尾(虾仔收鱼)、打草绽和洗杂鱼网等。为常年作业,遇风暴撤船收网,返航避风。
  清水网打鱼是采取一种较原始的双船囊围网生产,主要捕捞集群的鱼类,如小杂鱼、鳀鱼等。该网结构特点是网口大,两翼网特长,网长为囊网的3倍,网口在水中垂直张开很大。其劳动主要有掌舵、划船、扒网撒面、洗网等。
  土头拔打鱼是一种较原始的拖网,有单翼拖和双翼拖之分。作业简单,规模也小,后来又发展成单船有囊底拖网(虾拖),其劳动基本与清水网同,但需1人下水作业。
  半缣网打鱼是一种较原始的流刺网,如果是夫妻作业船,男女二人都得下水;一人在水中张网;一人手提一根约六尺长的竹竿赶鱼入网。主要劳动是扒网、赶鱼等。
  黄鱼缣打鱼是一种专门为捕黄鱼而设计的流刺网。主要劳动是扒网、下水赶鱼入网等。
  犁头夹(兜)打鱼是个三人下水的小作业,其分工为二人张犁头夹,实际是用三根竹竿作支撑,架起一张犁头三角形的小网兜。主要是捕捞跟潮觅食的鱼。
  手网打鱼手网,就是手抄网,也叫小掩网,主要劳动是一人撑船,一人撒网。此外,还有赤脚下海摸鱼,摸虾的,件件都是重活和苦活。
  (五)划分成份渔区“土改”,国家没有专门的政策规定,主要是根据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精神进行。其渔区划分成份也是参照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进行划分。在吸收外地渔区“土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鳌江划出渔业封建剥削者、渔业资本家各一户(均非鳌江住户),富渔3户,其余为中、贫渔、渔业工人、鱼贩等几种。
  (1)渔业封建剥削者。占有渔业资源,如海面、港道等生产场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依靠渔业资源出租、收取租金,或雇佣他人经营,进行佣工剥削等。通过出租或佣工的方式剥削渔民,为其生活来源。如,黄光周,家庭五口,除有住屋外,拥有市店一座,租给别人,收取租金,还占有海面多个捕捞“桁”位,租给渔民。
  (2)渔业资本家。开设鱼牙行,贩卖鱼货,经营海产品生意为生。如:黄德亮,家庭四口,拥有店铺一间,开设鱼牙行,又向黄光周承包海面捕捞“桁”位多处,转租给他人,从中牟利。
  (3)富渔3户。一般占有较好的渔业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收入维持生活,但有少部分(不超过总收入的25%)的佣工或出租渔业生产资料的封建剥削收入,如:林奶福,家庭十口,劳动力3人全部参加劳动,拥有较大的船只2艘,内一艘租给别人作邮政船。
  (4)中渔民87户,贫渔民162户,渔业工人6户,船工31户,鱼贩5户。
  四经过渔区“土改”,彻底推翻封建的压迫和剥削,改变原来海面为私人占有的不合理制度,使鳌江渔民不仅从政治上翻了身,且在经济上也得到许多好处。起码说是渔民下海打鱼不用交地租了,打到的鱼也不再交给德顺鱼牙行收购,受其盘剥了。这一项计算下来,至少可以减轻百分之十的负担。根据《土改法》第18条规定,和1950年12月30日发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江河湖海沿岸土地处理办法》精神,凡属江河湖海等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但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从有利生产出发,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法令继续经营的规定,将原来在东湖内的官进港、溪口港、大门港、横厝港、南港、金蛇头港等6条港道和东湖外宁德水道的一小段,均划给鳌江渔民打鱼生产,且考虑为渔民生产安全起见,又列出金蛇头、大门山、乌龟山让鳌江渔船停泊避风。
  渔区“土改”后,原宁德县委和县政府又为鳌江渔民在粮食供应、生产扶持、困难救助和上岸安居等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和好事。比如,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给了鳌江全体渔民以国营职工和城镇居民具有同等待遇的粮食定销,土话叫“吃米证”。此事,在今人眼里看似平常,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年代,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均很了不起。我这里给大家随便举个例子,便可得知。1966年5月16日,即中央下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后,本县有一位叫沈有太的老红军,是1938年跟随叶飞参加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的老同志,建国初复退回到农村——洋中区章后乡芹屿村,除本人有干部身份能享受定销粮供应外,家属(苏北人)子女等都没有吃米证。“文革”开始,中共宁德县委成立“文革”办公室,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上级的通知精神和接待外地的串联师生,我被抽调到该办公室工作。这时遇到沈有太同志自带被盖和饭锅到政府大楼的顶层边居住不回去,以示“造反”。由于过去我同他有过工作关系,相互间较谈得来,县委领导就叫我去向他做思想工作,结果他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给家属吃米证,二是小儿子已长大要求给安排个企业职工。我将其意见反馈上去,答应下来,他即回去了。可见,当时的农转非,发粮证是件何等艰难的事。
  其次,原宁德县委和县政府关心与照顾渔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临时性增加粮食额度和给救济物资也不少。笔者阅翻“文革”开始的头几年的档案资料,就发现有1966年9月28日宁德县人委关于发放给渔区救济衣被的通知,说明这批救济物资重点是救济日前尚未改造好的内海连家船渔民,内有给漳湾区(鳌江时属漳湾)棉被80床,被单80条,棉衣50件,布票13000尺。又:1968年5月14日,宁德县人委以(68)县渔粮字第01000号文件《关于解决养殖劳力口粮不足问题的决定》,内有给漳湾区520担。此例尚多,恕不繁列。
  再次,提高鱼、米的比价。已从原来的1:1.5-2,提高到1:3-4。即原来渔民捕捞一斤普通的鲫鱼,只值一斤半至二斤大米的钱,现在可以卖到三至四斤大米的钱。因为国家给渔民的大米供应价每斤仅为7.6分至9.4分,还不足一角。这样,就口粮而言,当时捕捞的一斤鱼可以顶原来的二斤用,大大提高了渔民的生活水准。
  五鳌江渔民上岸安居基地从金蛇头转移到漳湾区后湾村的红霞后,先盖一所小学校、三座安置房和食堂、仓库等公用房。1961年初夏,笔者为搞调查工作,住在红霞的鳌江大队,当时这里非常冷清,晚上无电灯,只是白天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在上课,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夜晚一片寂静。
  这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红霞住过13天。当时后湾属漳湾公社,鳌江属官井洋公社,因为使用基建土地和海涂,后湾农民和鳌江渔民发生斗殴,县公安局下去抓捕后湾4个人,内一名是共产党员,按规定党员进监受审查先要停止党籍。当时我在县党的监委会(纪检会前身)工作,必须下去。但临走时,领导又交代我一个任务是配合官井洋公社党委书记林奶灿同志写一份个人的调查研究材料。此事缘自1961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当我抵达红霞时,林奶灿同志已从贵岐(官井洋公社所在地)来到这里等待我了。住下后,我二人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精神和县委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拟出一份调查的重点内容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调查方法等的初步方案,即集中或分头深入下去展开工作。我俩合作得很好,头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林书记平易近人,工作踏实,熟悉社情,思路清晰。调查后的报告内容主要按他的思路来写,我仅起个代笔的作用。这一报告的详细内容,由于距今的时间太久,多已忘记了。但有个问题后来一直使我迷惑不解,没有忘掉。即该报告上送后约三个月时间,就是1961年的8月间官井洋公社撤销了,鳌江大队也被归并到漳湾去。因报告中有提到公社管理机制问题,自从鳌江大队搬到红霞安居后,渔、农间的关系一直理不顺,此前发生的渔、农民斗殴就是一大事例,官井洋公社手中无地,不能解决这问题,有建议撤销官井洋公社,把分散于蕉城、漳湾、三都、八都的各个生产大队,归并到所在地的公社去。不知道是否这一原因,如果是的话,说明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为后来全县各个渔业大队的安居工程用地和养殖生产用海,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笔者从档案中看到,渔农合并后,县里给公社下达改造连家船专款时,只要在文中附上一笔“用地、劳力由公社解决”,或下达养殖生产资金时,在文中附上一笔“用海由公社解决”就可以了,没有发生纠纷问题。
  六鳌江渔民的上岸安居工程建设启动后,经历一波三折。比如,工程开始仅一年多,就碰上“大跃进”时期的围垦东湖塘,要把基地转移出去,但迁到红霞重新规划,进行建设时,即遇到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农村“闹粮荒”的问题,工程无法继续下去。待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困难已经过去,开始恢复经济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大浩劫,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使这一安居工程的建成时间,起码推迟二十年。
  “文革”开始,已在全国大、中城市闹得正欢。1966年12月12日宁德县人委还以(66)县水产字第273号文上报福安专员公署《关于请求拨款支持连家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称:宁德有鳌江、大门、金南、虾荡尾等四个渔业大队,共482户2410人计划上岸安居,需要拔款35万元(其中15万元用于渔民面上救济)。上述的四个大队,除虾荡尾159户687人属三都公社外,其余323户1723人均为漳湾公社的鳌江大队。从这一报告的时间点看,是在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定”这两个作为全国性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后,红卫兵已经开始揪斗“走资派”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见当时宁德县委、县政府对此工作的何等重视。
  1967年元旦过后,即发生“1.15”造反派向宁德县委、县政府夺权的事件。从此,县直党政机关开始瘫痪,群众组织围绕“夺权”问题分裂成两大派,从辩论至武斗,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直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经过消除遗毒,清源正本,“文革”的阴霾逐渐散去,才云开见日。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得以提高,逐步走上富国强民之路。二十年后,当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骄人业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有增大时,即提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奋斗目标,层层抽出部分资金去扶贫。此时宁德市政府(县级)没有把渔民忘掉,于1998年6月29日,以宁政(1998)第307号文上报宁德地区行署《关于漳湾鳌江村连家船改造的造福工程新配套建设要求给予补助的请示》的文称:漳湾鳌江村是宁德市(今蕉城区)最大的纯渔村,现全村渔民934户4081人,至1996年底还有312户1760人仍居住在连家船上,未曾上岸。去年以来,在省、地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我市对连家船实施造福工程,帮助他们上岸安居。1997年,漳湾连家船渔民有123户730人搬迁上岸,其中迁到湖头自然村新建120座房屋,安置上岸704人。目前房屋正在抓紧兴建,但由于新建村内水、电、路、公厕等未能配套,尤其是村前的一条约570米长的防浪堤未修,严重威胁到该村的安全。据测算,修复该防浪堤及完善村内的水、电、路、公厕等工程约需资金34.6万元,我市经济困难,除自筹部分外,请求行署补助资金10万元。
  当时,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积极进行扶贫奔小康的工作,准备向国庆五十周年纪念献礼。故宁德市政府(今蕉城区)这一报告的上送,引起省、地党政领导的重视,仅隔22天后,福建省政府就召开一次解决全省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资金安排专题会议。会后,以省政府综字(1998)第129号《关于研究连家船民上岸安居问题的会议纪要》下发到县(市)一级。主要提三点意见和要求:1、各部门统一认识,高度重视,集中力量,解决好连家船民上岸定居问题,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各级政府要摸清底数,制定计划,分期实施,确保三年内完成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其中1998年解决5000人,1999年解决8000人,2000年解决5466人。
  2、搞好定居规划,根据条件,采取多种形式,挂靠在现有自然村,有条件的可以集中定居,确保上岸定居的船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3、有关地市县,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确保三年完成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任务。定居建房资金以群众自筹为主,省、地、县补助为辅。省财政从扶贫开发基金中按人均800元标准补助,地(市)按人均400元配套,县也按人均400元配套。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以当地政府和群众投工、投劳为主,省直有关部门补助为辅的办法解决。省计委分三年以工代赈省级配套资金中安排150万元,省水产厅分三年安排200万元,用于开发性生产资金补助;省教委分三年安排教育扶贫基金200万元,用于解决连家船民子女上学难问题;省水电厅分三年安排100万元用于解决船民生活困难。有关县(市)、乡(镇)要负责解决上岸定居的连家船民的生产出路问题。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具体工作由省脱贫办负责督促检查。
  省里的三条出台后,1999年2月28日下午,行署召开第七次专员办公会议,研究贯彻省会议精神并部署全区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民建新居工作: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客观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向建国五十周年纪念献礼。
  (二)抓住两个关键。一是筹集资金,今年地区财政尽管十分困难,仍要确保落实配套资金508.24万元,用于连家船民的上岸安居工程。各有关县(市)也要不折不扣的落实配套资金,列入本级的年度财政预算。二是搞好规划,规划设计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到高起点,高标准,有前瞻性。
  连家船民新居选址和规划都要经过县(市)建委审批。
  (三)做到三结合。连家船民建新居要与造福工程相结合,真正造福于民,要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做到集中安置,实现人口聚集;要与开发性生产相结合,变单一经营为综合经营,切实解决好连家船民上岸后的生产、生活问题。
  (四)做到三保证。一是保证工期,各有关县(市)连家船民新建工程要确保在5月1日前全面动工,4月30日地区将组织有关部门检查动工情况。9月20日前必须全面竣工,亦组织一次工程的检查验收工作。二是保证资金到位,地、县(市)两级都要设立连家船民新建住房资金专户;省级补助资金和县(市)配套资金也要直接进入县(市)资金专户,配套补助资金要按工程进度拨到位。地区脱贫办等单位要定期检查资金到位及其使用情况,如果发现资金挪用、挤占行为,要严肃追查有关部门和领导责任。三是保证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连家船民建新房及配套设施建设质量,县(市)级要切实负起责任,对存在质量问题要予以曝光,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五)加强监督。一是职能部门要加强检查监督,地区脱贫办要做好督查反馈工作,做到一周一报,一月一检查,并及时通报全区连家船民新建住房资金到位、工程进度、质量问题情况。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各级补助资金到位使用情况要以村为单位及时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宁德电视台要开辟“心系连家船民情”栏目,对连家船新建住房情况要进行跟踪报道。
  (六)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连家船民新建住房工作,地县(市)有权征收的各种税费一律全免,同时要注意收集保留有关连家船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数据、原始资料等。
  (七)应于3月15日前拿出具体资金筹措方案,以便行署专题研究解决。
  原宁德地区行署的这一次专题会议很关键,它促使已停顿近三十年的连家船改造工程得以重新启动,并且是一次性地扫清原来工程遗留的尾巴,圆满建成。这是得益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取得的伟大成果。
  七连家船,是过去自然经济时期,从事内海打鱼为生的个体生产者的遗留物。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造成内海的污染不断加重,渔业的资源逐渐衰退,渔民收入减少,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民政府对渔民生活的关心照顾,其人口的不断膨胀与生产的逐渐下降,形成反差很大,矛盾突出。所以,这连家船的改造,并非简单地将家搬出生产的船只,到岸上居住就完了的事,而是应该首先帮助渔民寻找生产门路,解决生活方面问题,使他们能够搬得出,住得稳,才是改造连家船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连家船改造是渔区的一项涉及渔民生产、生活的系统工程。
  笔者留心查阅了一下建国后有关部门所写对宁德内海渔业生产的调查报告,内不乏提到内海渔业资源衰退的问题。特别是作为独具地方特色的官井洋大黄鱼(本地人叫官井瓜),由于人为的原因,资源在逐年缩减。它本是宁德渔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民间有“官井洋、半年粮”之称,其减产对渔民收入的影响很大。比如,1962年7月20日,中共宁德县委海防部调查组在《关于恢复发展内海渔业生产的报告》中称:建国后,以1955年“黄瓜鱼汛期”为例,本县开出黄瓜鱼对船280对,总产突破二万担,单产达80担。自1957年后,官井洋黄瓜鱼的产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至1961年“黄瓜鱼汛期”,本县开出黄瓜鱼对船213对,仅打到鱼3000担,单产降至14担,比1955年减少82%。原因主要是受到敲鼓作业船的影响,瓜汛期进入的鱼路被卡断,大黄鱼从北霜——东引——横山——官井洋,一路上被敲鼓作业船所拦截。今年“黄瓜鱼汛期”前,闽东渔场就有80多艘敲鼓作业船捕走大黄鱼数十万担。剩下的鱼,有似惊弓之鸟,各自逃命去了,没有鱼群洄游至官井洋。此外,今春内海的生产也普遍减产。原因:一是近海的污染;二是敲鼓作业的连带影响和机帆船的大围捕,导致鱼汛变迁,鱼场无鱼。几种春汛鱼由外海通游到近海的鱼,如金鳞、白杂、长尾刺、寒鲳、安济鱼等均减产50%以上。1959年斗帽大队捕噷鲨18头,今年1头也捕不到。三是春雨多,溪洪大,浊水多,水温低,鱼群退入深海。又比如,“文革”初期,县委、县政府的权被“造反派”夺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三支两军”工作,简称“军管”期间,为“抓革命、促生产”,宁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解放军宁德县人武部主管的生产指挥部,也对本县的渔区进行调查,在1968年7月15日,以(68)宁武领办第116号文件中称,宁德县渔民生活水平在下降,1967年与1957年相比,每个劳力,每月收入由33元下降至22元,人口平均由13元降至7元,等等。
  古话说:“凡事,预则立”。世上的事情,只要预作准备,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当知道内海渔业资源开始衰退时,县有关部门即作出预案,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渔民摆脱过去单一的内海捕捞作业,走上“捕、养”结合,多种经营的康庄大道。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购置机帆船,开往域外的舟山鱼场搞围罾生产。另一方面,规划内海养殖的水面,引进种苗,培训人员,着手内海的养殖试验。1958年4月,派渔民多人前往辽宁省大连市学习海带人工养殖技术。当年12月,由三都澳海军派船从大连运回海带苗5万箱,开始在宁德内海搞养殖试验。这一年,由于缺乏养殖海带的管理经验,虽然未能获得收成,甚至发生亏损,但这海带南移养殖却取得历史性的成功。据我看到一份渔业生产简报上说:1959年,把内海养殖海带压缩至620亩,而此次却获得大丰收,计收成鲜海带675吨,亩产达6.5吨,最大的条长210厘米,宽22厘米,质量高、品相好,很畅销。使养殖者喜出望外,信心倍增。该年度的海带养殖,每一劳力投劳时间六个月,得工资400元,平均月工资65元,为当年在内海生产收入的四倍。如果加上养殖海带的营利部分,可以解决渔区一万人的一年生活问题。后来,又发展紫菜、牡蛎、对虾、大黄鱼等养殖生产。尤其是大黄鱼,从人工孵化到养殖成品鱼的技术突破,给批量的养殖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成为中国海产品出口的五大品牌之一,为国家争创外汇作出贡献。国家授予宁德市蕉城区为“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美誉,此为后话不叙。

附注

注:本文材料来源1、地方志书记载:有清乾隆壬午版《福宁府志》、清乾隆辛丑版《宁德县志》、1995年版《宁德市志》(蕉城区)。 2、馆藏文书档案:有宁德市档案馆,蕉城区档案馆。 3、历年来采访记录:有退休干部林奶灿、陈泉利,鳌江老渔民连益泉等,福山老居民叶仁风、张维桢等口头提供。 4、本人亲身经历。 作者简介: 王致纯,1947年濂坑中心小学毕业。1958—1959年县业余大学(现代汉语)进修,1951年起先后在县委秘书室、监委会、审干办、统战部工作,1995年退休。现住蕉城。

知识出处

宁德一都

《宁德一都》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街区村落、经济活动、文化民俗、人物事件、老街风貌、姓氏源流、社会杂谈、志书札记等8大类,共100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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