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都”简介宁
  德建县已逾千年。古时县以下划分为“乡、里、都、图”，宁德县约在元代时期设“都”，全县分为25个都。明朝时，一都“在城及城外，各数里”。清朝时，一都范围也是在“县城内外”。依旧志，“一都”的地域，大体上与今天的旧城区、城南镇及东侨开发区的部分社区重合。
  以下分别简要介绍城区、城南及东侨开发区（东湖塘）历史、地理及经济、文化概貌。
  旧城区
  旧城区古名“鹤场”，唐代为感德场，宋朝时为安东乡陵山里，元、明时期为“一都”，清代沿之。民国建立至1949年，称为“一区”、蕉城镇。1950年改称城关区，1955年设蕉城镇，1958年称蕉城人民公社，1961年恢复蕉城镇，1966年又称蕉城人民公社。“文革”期间称蕉城革命委员会，1984年恢复蕉城（城关）镇建制。1991年撤镇分为蕉南、蕉北两个街道办事处。在旧志书中，城区称为“县治”、“城池”，在晚清文人著作中，始见称为“蕉城”。1999年，宁德县撤县设区，“蕉城”成为原宁德县名称。清乾隆县志载，县治开初择地在四都陈塘洋，后来建城于“白鹤山阳”。开始时建土城，宋朝时环以木栅，明正德元年（1506）始建砖城。明嘉靖四十年（1561）旧城毁于倭寇，两年后重建石城，设四城门，形似芭蕉叶，故名“蕉城”。清代数次修建城墙，民国二十八年（1939）拆除城墙，城墙旧址为今南环路、蕉城南北路、小东门路等。明代时，城中有五街，分别为东、中、南、西、北，共有成德境、鹤峰境等十余“境”。清代乾隆年间，城墙内“四隅”范围仍然很小，但东门外、南门外已有数条“附城之街”，城内城外总计有“街”十九条。一都范围南至今城南镇蚶崎、西至岭头界首，东抵县城边的碧山一带，北及今单石碑。解放初期，旧城区范围与清代乾隆年间记载大体相当，人口不足1.6万。旧城区背山面海，地处白鹤岭东侧，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45米至海平面。三面靠山，东南开阔，境内有多条山涧溪流自西向东汇入东湖。当年，东湖海潮可至今蕉城第一小学，直抵今东湖市场，从白鹤岭山脚到海岸，不过二三公里距离。气候方面，因西部山地抬升水汽，城区降水丰富，年均2045毫米。年均温度摄氏19度，年日照时数1423小时。建城千年，城关始终为宁德全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闽东北重要的沿海商业贸易中心之一，有着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农业、渔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城区周围有水田3800亩。农作物有水稻、甘薯、茶、蔗、麻、菜、油料、药材等，还有各种咸淡水鱼类及蛤、蚶、蛎、蟹、虾等水产品。如今旧城区已成为宁德中心城市主要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人口聚集区域。公共设施完备，文教卫生机构健全，第三产业发达。城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古迹。蕉城城内主要街道有数十条。分布于旧城区内的主要有鹤峰路、蕉城路，八一五路、环城路、署前路、天王路、光荣路等等。其中蕉城路原为104国道，部分路段属原环城路北段，经多次拓宽，成为城市南北主要干道；八一五路，原为城区内住宅区及街道，20世纪50年代拓宽，分为西、中、东路，长约1200米。环城路，大体沿明、清时代城墙旧址修建，分为东、西、南、北段，全长约2300米。署前路、天王路、光荣路均为近二三十年所建，环绕旧城区，总长约1800米。旧城区内有多条街巷，基本保持着民国时期的格局。历史上城关名贤迭出。自宋至清，出有状元、进士、举人、外任职官等数百名。近现代出过郑长璋、蔡威、黄家祥等革命志士，还有刘廷珍、林振翰等名人。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区还出过数量众多的教授、艺术家等各类人才。
  城区东面的浅海——东湖塘于1965年围垦成功，总面积20000余亩，至此，旧城始离海洋。如今旧城区与东侨新城区、城南镇的若干社区，共同构成宁德中心城市市区。
  蕉北街道办事处
  1991年，蕉北街道办事处从原蕉城镇改制组建。居旧城区北半部。西起继光公园，东至天王路镜台山，北至金涵大桥头，南以八一五路与蕉南街道办事处辖区为界。是宁德市委、市政府，蕉城区委、区政府行政办公所在地。下辖有鹤峰、继光、培英、崇文、三元、碧山、单石碑7个社区居委会。辖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2008年统计，辖内有市、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336个，商业网点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1400多家，运输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等产业发达。文教卫生事业发展，社区文化富有特色。有各类歌舞团、电影院、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公园10余处。辖区内有4所小学、2所中学，10余所幼儿园。市第一医院、宁德人民医院、市区两家防疫中心、蕉城卫生院也在辖区内，此外还分布许多医疗诊所。辖域内西、北、东北环山，以西部白鹤山为主峰，东北诸山以镜台山为中心，山林茂密，植被良好。城区北部有北门外溪、北门冈溪、灵溪三条溪河横贯城区。辖区内除主要道路外，街巷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环卫、给排水、公交、照明等城市公共设施完善。宁德汽车客运站（北站）座落境内，是闽东主要交通枢纽之一。辖区内自然、人文景观丰富。西部以戚继光公园为中心，周围有灵溪寺、经灵寺、居士林、定泉井、留仙洞、蟠龙洞、白岩鼻、“秋谷”石刻等古迹、景点。境内北部有天王寺、镜台、观海楼、金光寺、林振翰墓、唐武毅大夫彭仲修墓等古迹、景点。西北部有烈士陵园及革命烈士纪念碑、广福寺等景点。旧城区内尚存一片明、清、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的街区，留有大量的民居古建，其中有朝天桥、城隍庙、辕边井等宋元时期的古迹，以及蔡氏家庙、蔡威故居等较完好的古建筑。目前戚继光公园、新四军六团宁德留守处、蔡威故居、宁德烈士陵园区，已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辖区内民俗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技艺高超，有高跷、肩头坪、拖石、纸扎“五兽”等。特产小吃有汤圆、海蛎包、肉丸、江南丸等。
  蕉南街道办事处
  1991年，蕉南街道办事处从原蕉城镇改制组建，居旧城区南部。东与福建东侨经济开发区相邻，西傍南漈山风景区、南与城南镇相邻，北临八一五路与蕉北毗邻。下辖有海滨、鹏程、芦坪、南漈、福山、中南、桥头下、小场、下宅园、荷园、东湖等11个社区居委会，区域面积5平方公里。辖区内运输业、旅馆业、饮食业、物流业发达，各类环卫、给排水、公交、照明等城市公共设施完善。2008年统计，辖区内有市、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235个，商业网点和公共娱乐场所1000多家。辖区内有小学4所、中学1所，宁德一中在辖区内。辖域内有各类文化体育健身活动场所十多处，各社区还组织了各类合唱队、舞蹈队、曲艺队等。蕉南辖区内主要道路有八一五路、南环路、鹤峰路、蕉城南路、宁川路、富春路、闽东西路等，还分布着众多旧街巷。蕉南辖区西南诸山北接白鹤峰，经白鹤岭、岭头顶山向南绵延至城外。城区西南方向的岭头顶山，海拔855米，俗称“南峰”，上有电视转播台。境内太尉溪（下游称“汛塘溪”），旧时为城区南面护城河，还有南漈溪（下游称“战场溪”），两条溪流自西向东横贯辖区。蕉南辖区内人文自然景观丰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社区内有众多文物景点。座落于鹏程社区中南路马厝里14号的古民居绣花楼，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占地345平方米，为木结构楼阁式，是闽东地区现存量较少的明代民居的建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辖内的蔡氏家居、林厝里、黄厝里、薛厝里，陈厝里等是较大型的古民居，还有文昌帝宫、新塘宫、鹏程境宫、观音亭和基督教“福音堂”等古建筑。位于城区西南的南漈公园，是城区规模较大，设施较完备的公园，也是国内少有的城内瀑布公园，是市民主要的休闲娱乐场所和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场所之一。蕉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有较为丰富的民俗传统活动，如高跷、肩头坪、拖石、铁技等等，其中铁技已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风味食品有汤圆、肉丸、江南丸等。
  城南镇
  因地处蕉城南郊而得名。城南镇东临东湖塘和三都澳，西接罗源县中房乡，南邻飞鸾镇，其地域恰与旧志中所载“一都”的南、西界相同。
  1961年4月成立城郊区，1964年3月城郊划分三个小公社，1966年7月城郊成立金涵公社，将古溪、岐头、贵岐、福洋（原洋尾）、蚶岐、塔山诸村划归城关公社，鳌江、金蛇头划归漳湾公社。1977年6月，合并金涵公社的岭头、叶厝、田中，漳湾公社的金蛇头和蕉城公社的古溪、岐头、贵岐、福洋、蚶岐、塔山等村，成立城郊公社，1984年改为城南乡，1992年1月改镇建制。
  全镇辖12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分为85个村民小组和7个居民小组，43个自然村。
  目前，城南镇原有的部分村域已与城区连成一体，宁德市海关、商检、电信、数家银行、税务、公安、交警、工商等一大批重要机构及众多饭店酒楼等服务单位落户城南辖区内。区内主要道路多条，城市主、次干道宁川路、蕉城南路、鹤峰南路自北向南横穿辖区内，坪塔路、富春路等构成东西走向主干道，高速公路互通口和汽车南站等主要交通枢纽也在辖区内。
  除大批市政机构和多处新住宅区外，域内较大的人口集中地为莲峰社区和古溪村等社区，此外城延新村、陈家洋新村、塔山、福洋、岐头、后山等村近十余年也新增大量人口，成为中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聚集最多的地域之一。
  城南镇全境背山面海，总面积约为34.5平方公里，约占五分之四面积的西部为山区，东部为洪积平原和海积平原。境内有高山多座，多为南北走向，自北向南，分布着白鹤岭、岭头顶山、大山冈山、洋尾山、文笔山、莲峰山、天山梅山、牛山尾山等，绵延向南与飞鸾诸山相接，海拔多在700米以上，东坡陡峻，直逼海边。文笔山为最高山峰，海拔1048米。漈坑尾溪、髻峰溪、茶耔洋溪等8条溪流山涧，源于西部高山，自西向东独自入海。境内古溪、岐头、贵岐、福洋、蚶岐、塔山、金蛇头等村原均为临海村庄或岛屿，后因东湖塘围垦，与陆地连成一片。气候为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降水2000毫米左右，年均温度摄氏20.3度。城南镇境内生态良好，植被茂盛。双髻峰原始次森林生态保存良好，有国家级保护植物——桫椤群落。
  据2008年统计，全镇耕地面积为2127亩，其中水田1607亩，旱地1210亩，其它用地251亩。林地37000亩。农业作物以水稻为主，兼有蔬菜。水果主要有蜜柿、板栗。但近年农业比重在经济领域明显下降，工、商业不断发展。海产品的主要经营方式有自产自销、来料加工等，主要种类有海带深加工、龙头鱼加工、冰冻鲜黄瓜鱼、红糟黄瓜鱼等。有企业百余家，主要种类有石材加工、海产品加工、茶叶加工等。镇域内有丰富的花岗岩矿和淡水资源。目前，全镇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还有港口码头4个和多条交通、运输船只。
  城南镇由于城市化发展较快，因而文化教育、卫生也较为发达。目前有中学1所、中心小学1所、完小校3所，还有多家医院、诊所。
  城南镇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境内古迹众多。古建筑有始建于唐咸通九年（818年）的报恩寺，始建于明代的南峰寺、龙湫寺等等。此外，塔山村、贵岐村及岐头村的天主教堂等宗教建筑始建年代均较久远。此外，还有重建于1994年的灵瑞塔（今名如意塔）。塔高58.9米，为八角九层，2003年塔山辟为公园。
  宁德城关通往罗源、福州的白鹤岭古官道大部分也属于城南镇境内。这条古道的道旁有明代烽火台、不同时期的摩崖石刻等，是难得的兼具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旅游景点。
  福建东侨经济开发区
  福建东侨经济开发区，曾称“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原为东湖塘华侨农场。在旧城区东南，东隔海与三都岛相望，西南与城南镇相邻，西与蕉南毗连，北与漳湾镇相接。这里旧名东陂、东湖、东湖塘，原来是由数个小岛环抱的浅海湾，涨潮时汪洋一片，退潮时万亩滩涂，是宁德旧城通往外界的海上通道。因其居于城区之东，故名“东湖”。今由贵岐海堤、四孔桥海堤、金马海堤三段海堤和二十五孔闸桥、四孔桥两座排洪闸桥围海而成。面积12.67平方公里。
  历史上的“都”以民居社区为其划分依据，一都的东界只及县城边，今县党校、五里亭等地，当时已属五都界。但旧时文人概述一都风景时，屡将今塔山、东湖等归为“县治之胜”，所以今天把东湖新城区归于历史上“一都”的范围，也是有道理的。
  历史上这里曾经屡次修堤为田。宋代至元代间曾围海千余亩，后圮废。清代乾隆年间又围垦，后数年，堤又为海潮所毁。1958年6月，东湖塘围垦工程动工。第一阶段工程至1960年12月止，完成总工程量88%，因力竭停工。建成岐头至贵岐、贵岐至金蛇山两段海堤，计1162米；建成四孔桥闸和二十五孔桥闸；修筑金马海堤两端计685米，堆石1325米。60年代初，省侨委接手工程，第二阶段工程仍由宁德县政府负责，上场人员计有当地民工2000人与300名归国华侨。于1964年5月16日动工，历时1年2个月，完成截流闭气，围垦成功。1969年9月因台风，海堤决口，1970年1月抢修补口成功。1972年大堤全面加固培高。三次修建及一次加固，宁德县总计投资580万元，投劳560万个工日，建成三段总长2570米、高8.5米海堤，围垦面积20678亩，其中可耕地1.1万亩。近年连续投入加固，2006年在金马海堤南段建成附堤。
  1965年11月，挂牌成立宁德东湖塘华侨农场，为省侨务办公室主管的直属企业。1970年2月，东湖塘华侨农场下放宁德县管理，1971年6月，成立革委会，1978年4月17日，重新收归省外事办公室主管，同年5月25日侨务办公室成立，同省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1980年11月，农场革委会取消，改为场部，原生产大队改为管理区。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先后安置8个国家3批难侨，计4000余人。至1992年，场内有812户，3101人。场员系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柬埔寨、泰国等国归侨。场员通印尼、越南、广东（客家）、闽南等地语言和方言，基本能讲普通话。辖五里亭、大门山、四孔桥、东楼、塔南、兰溪、华溪、七星等8个管理区，2个专业队。场部四易其地，1985年移驻五里亭。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有耕地4026亩，其中水田3565亩，旱地497亩。以农为主，兼营果树、渔业、茉莉花，办有鱼种场、果场、肉鸽场、茶叶加工厂、饮料厂、针织厂、修配厂、电厂和车队等。有中学1所。各管理区有小学、幼儿园、托儿所、文化站各1所。各管区均通公路，有电、水设施。农场区域内有师范学校和第五中学。
  1997年6月，宁德地区行署接管。同年7月，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华侨农场增挂华侨经济开发区的牌子。同年12月8日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挂牌。1999年5月，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设办公室、经济发展局、建设局、房地产管理局等。市直部门在此设立国土资源分局、规划分局和环保分局。还有东湖塘华侨农场、财政核算中心、海堤水闸管理处、土地储备中心等8家直属事业单位。
  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自成立起至今，东湖塘华侨农场区域已建成为闽东中心城市的新城区，域内已有数条主次干道建成，构成新城区的骨架，其建成面积与人口，已具规模。投资7000万元的华侨新村于2005年建成。新村共14幢6层楼房，645套住间，建筑面积67000平方米，归侨人均面积25平方米。原有散居于各管理区的住户，大部分搬迁于此定居。目前新城区内有六个社区和众多市政、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机构和公共设施，一大批金融、电讯、银行、宾馆、酒楼、商业落户于此，近年还落户规模巨大的城市商业综合体、超市等。除此之外，区内还有多家工业企业。全区常住人口逾六万，已初步形成交通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闽东中心城市新城区。
  近年，东侨经济开发区内还建成了南、北岸公园，成为中心城市主要的公园之一。
  作者简介： 甘峰，1974年夏年参加工作，曾当过知青、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员工，在宁二中、十中、宁德报社、市委宣传部、市综合改革办公室、区广电局、某外企、宁德晚报、某企业工作过。2006年办理退休手续。现为区政协委员。住宁德、厦门。
  历史上的一都行政区划
  宁德一都的历史梗概
  宁德建立县治是在公元933年，即后唐长兴四年的事。决定建县的人是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当时他杀了哥哥王延翰，在长乐（今福州）称帝，国号“闽”，年号为龙启。龙启元年即升感德场为县，取宁川、感德各一字为“宁德”县。历代的历史学家认为王延钧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政权，自立闽国，因而不承认其为正统皇帝，故在旧志上称为“伪闽”。
  闽越族是越族的一支，越国被楚灭后，勾践的七世子孙以无诸为首领，聚居在浙南和闽北一带。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郡县制，“废无诸为君长，以其地置闽中郡”。后来无诸率族人反秦，因助汉灭秦击楚有功，汉高祖五年（202），封他为“闽越王”，建都于东治（福州）。汉武帝时，其子孙反抗汉朝失败，部分族人被迫迁到江、淮地区。
  唐末，趁黄巢之乱，王审知从其兄王潮起兵，入据福建五州之地。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史，公元909年，被封为“闽王”。其次子王延钧公元933年建“闽国”，公元945年兄弟互相攻杀，因内乱而为南唐李璟所灭。
  宁德置县时，蕉城这一带还是一片海边荒滩，少有人居，原选在陈塘洋（琼堂）一带筑城，因此处泥土含沙多，太松散，筑不成城墙，才改到蕉城这一边来。开始建土城，宋时环以木栅，到明朝改为砖城。明嘉靖四十年，被倭寇攻毁，城被夷为平地，城内被烧杀劫掠一空，男丁被抓走二千多人。倭害加上瘟疫流行，全县只剩下五千六百多户，二万五千四百余口。县令林时芳到任后恢复生产，安抚百姓，带头捐出自己全部薪金，激起民间踊跃捐款，加上上司资助，终于募集五千多金，建成石城，高二丈一尺，宽一丈六尺。此后城墙坚固，民得以安。
  皇朝时代的一都区域建县至今已千余年，皇朝时代（唐宋元明清）县治所管辖范围也几经变易。宋时，县以下分三个乡，十个里。乡即安东乡、霍童乡、青田乡。里即陵山里、水际里、霍童里、东洋里、感德前里、感德后里、安远里、临海里、金溪里、安乐里。到元朝，撤并了临海、金溪、安乐三个里，只剩七个里。明朝三乡七里以下又分为二十五都，三十九图（后改四十二图）298村。以乡统里，里统都、都统图、图辖村或街市。清朝承明制，基本未改。
  安东乡只有一个陵山里，而该里却包括一、二、三、四、五、六共六个都。
  明、清时期一都管辖的是城区街市和城外一些村，分城内和城外两部分。
  城内包括：道头陈、竹兜街、前林坪、扬鞭井、后署巷、五显宫、学前街、潭里亭、关帝庙、上下左、棋盘头、横路林、韩厝下、金峤陈、赵厝坪、进士弄、总爷下、下井堂、状元里。城外部分包括19村：复龟、岐头鼻、溪流坑、盐仓后、下尾、张家巷、郑厝后门、筱场、土堡、下宅园、脯下岗、古溪、洋尾、蚶岐、岐头、西湖池前、准提阁后、天地坛、前洋楼。
  民国时期的乡镇保甲制
  民国初期曾沿用二十五都区划，到民国17年（1928）7月实施《县组织法》，设区、村里、闾邻。到1930年，又改村里为乡镇，1934年5月实行保甲制度，全县分为三个区（城关、霍童、洋中）区以下为保甲。1938年又在区以下，保以上设27个联保。
  当时的城关为第一区，管辖范围除城街区内外，还包括古溪、廉坑、溪口、六都、七都、漳湾、南埕、郑湾、茶洋、云淡坪、飞鸾、碗窑等13个联保。1939年，因抗战，城墙拆毁，使城内外连成一片。
  1940年改联保为乡镇，全县划分3个区，24个乡镇，296个保，3281个甲。
  1941年增设金涵乡，乡镇增至25个，城关一区统辖三镇十乡，即蕉城镇、漳湾镇、三都镇和古溪、南埕、六都、七都、廉坑、菰洋、三望、飞碗、城澳、金涵等乡。共143保，1688甲。22204户，106849人（其中：男64982人，女41867人）。
  1942年和1944年两次撤并，撤区并乡实行县、乡（镇）两组政权。全县并为14个乡镇，135个保。当时的蕉城镇包括城内碧山、福海、长璋、鹏南、务本、继光、中正、崇文、三元和城郊蓬峰、菰洋、后溪、金峰、古溪、金涵、仙笠、鳌江等共17个保。
  建国之初和土地改革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和土改时期的区划，变动频繁，基本上可分三个时段；（一）建国初期：一度沿用民国时期的乡镇保甲制，1949年11月，全县在原有12个乡镇上面设立5个区和一个三都直辖镇。城关地区为第一区，除管辖蕉城镇外，还包括廉坑乡，总共26个保，356甲，8350户，41242人。
  蕉城镇辖17个保，229甲，6578户，30150人。分别是： 碧山保辖15甲427户1683人福海保16甲478户1980人长璋保15甲428户1728人鹏南保13甲586户1900人务本保14甲414户2583人继光保16甲472户2300人中正保12甲360户1541人崇文保13甲377户2070人三元保15甲446户1943人金涵保6甲174户888人菰洋保18甲514户2643人后溪保6甲180户723人莲峰保12甲333户1158人金峰保13甲376户1477人古溪保16甲435户1940人仙笠保17甲433户2031人鳌江保12甲334户1339人廉坑乡有9个保，即廉川、郑岐、增坂、兰田、溪贝、琼金、磐山、汤湾、后湾等127个甲，1772户，11092人。
  （二）土改时期
  ：1950年废除乡镇保甲制，建立乡（街）级人民政府，全县5个区改为7个区。蕉城镇改为城关区，并将原管辖的金涵、金峰、菰洋、后溪移给一区（漳湾区），城关区管辖范围缩小为8街2乡。5869户，23252人，包括： 鹏南街430户1760人长璋街586户2244人继光街636户2465人福海街475户1983人崇文街641户2482人碧山街493户1732人三元街645户2375人务本街587户2378人古溪乡1061户4345人鳌江乡315户1468人 （三）土改后，划小的区乡建制
  为适应农村生产发展，1952年开始，实行缩小区乡建制，区级单位增至8个，乡从73个增至112个，城关区改名为一区，共辖8街3乡，28村，5894户，23290人。各街村管辖范围是： 福海街475户，1983人。管辖下尾街、船头街、海滨前、福海埠、盐仓前。
  碧山街495户，1732人。管辖溪流坑、碧山、新桥头。
  崇文街641户，2482人。管辖前村坪、辕边井、北门街、下井堂、进士弄，韩厝下。
  继光街636户，2463人。管辖埠堤壑、街中头、衙前街。
  鹏南街430户，1760人。管辖南大街、较场边、下路街、郑厝后。
  长璋街586户，2244人。管辖竹兜街、东大街、马厝坪、街尾下、上企头、东环城路。
  三元街645户，2375人。管辖坑里、大桥头、米筛坪、单石碑、小东门、北门外。
  务本街586户，2378人。管辖南峰、石笋、小场、下宅园、桥头下。
  古溪乡561户，2345人。管辖古溪、南岗、后山、塔山。
  洋尾乡524户，2080人。管辖贵岐、岐头、蚶岐、洋尾、打石坑、岐头鼻、金蛇头、下丰宫。
  鳌江乡315户，1448人。管辖水上船家。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频繁撤并
  农村合作化（1953——1957年）前后共经历过四次撤并。
  1953年撤并小乡，全县乡（街）从104个减为90个，一区城关原福海、碧山两街并为福山街；鹏南，长璋两街并为中南街；原8个街并为6个。
  1954年3月，全县又增划17个乡。一区城关6个街合并为蕉城镇，郊区洋尾、古溪、莲峰、鳌江4乡与漳湾区17个乡合并设立城关区。
  1956年5月再次大规模并区撤乡，城关区迁往漳湾，改名漳湾区，原21个乡缩减为10个，这时期城关各乡镇户数人口分布是： 蕉城镇4455户11368人城关（漳湾）区10乡，103村，14400户，38022人。包括： 漳湾乡12村2866户11656人上塘乡19村1062户3967人兰田乡17村1478户5681人廉坑乡9村1352户4671人金涵乡25村720户2592人金峰乡48村417户1397人菰洋乡25村509户1607人古溪乡7村680户3540人莲峰乡17村351户1287人鳌江乡11村384户2556人1957年全县增设8个少数民族乡，其中金涵乡的后山单独划出建民族乡。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时期
  1958年8月撤区并乡，撤掉漳湾区，将其中的古溪、莲峰、金峰、鳌江、金涵、后山等6个乡及廉坑乡的上、下葚村并入蕉城镇。
  1961年8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撤消大公社建制，将13个大公社改建为59个人民公社。公社上面再建11个区和一个直辖蕉城镇，当时蕉城镇和城关区所辖范围是： 蕉城镇，为一个公社，下辖福元、崇光、务中三个街道和福山、三元、崇文、继光、中南、桥头下、下宅园、小场、坪塔9个大队，45个生产队，4401户，16020人。
  城关区下辖5个公社，29个大队，161个生产队，3551户15726人。其中包括： 金涵公社10个生产大队，1147户，4344人，下属大队有：中前、金涵、金峰、高乾、岚头、里占、琼堂、上金贝、上葚、廷坪。
  古溪公社6个大队，804户，3293人，下属大队是：古溪、塔山、后山、洋尾、岐头、蚶岐。
  菰洋公社766户，2369人，下属大队是：菰洋、浮坪、上洋、后溪4个。
  莲峰公社328户，1218人，下属大队是：岭头、叶厝、田中3个。
  鳌江公社506户，2502人，下属大队是：鳌江、金蛇头、大门、贵岐、中南5个。
  1963年，撤掉七都、石后两个区，分别并入城郊、八都和洋中区，全县为9区一镇，城郊区又多出一个三望公社，共6个公社。
  1966年3月再次撤区并大社。全县69个小公社，重新合并为13个大公社。蕉城公社包括原蕉城镇3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和9个生产大队外，又加入城郊区的古溪公社，重新编成11个大队，7个生产队，7309户，9653人。
  原城郊区的金涵、廉坑、三望、菰洋、鳌江公社合并为金涵公社，拥有13个生产大队，144个生产队，3729户，13748人。
  改革开放后的乡（镇）村基层建制1980年1月成立城郊人民公社，将原属蕉城镇的古溪、洋尾等9个生产大队和原属金涵公社的岭头等3个生产大队划归其管辖。
  1984年10月份，正式撤消人民公社建制改设乡、镇政府。全县设4镇10乡，原城郊公社改为城南乡，1985年金涵改为畲族乡。
  1991年撤消蕉城镇，改设蕉南、蕉北两个街道办事处，共拥有5个居民委员会，11个村委会，23个自然村，15032户，54742人。
  城南镇有12个村委会，46个自然村，2495户，14032人。
  蕉南街道下辖： 海滨居委会：36个居民小组，969户，3957人；鹏程居委会：45个居民小组，1351户，5221人；南际居委会：14个居民小组，2102户，9673人；福山村委会：7个村民小组，175户，720人；中南村委会：8个村民小组，653户，2902人；桥头下村委会：8个村民小组，664户，3234人；小场村委会：7个村民小组，464户，2127人；下宅园村委会：9个村民小组，571户，3372人；中渔村委会：2个村民小组，201户，1325人。
  蕉北街道下辖： 培英居委会：36个居民小组，2002户，7890人；鹤峰居委会：16个居民小组，2029户，8005人；继光村委会：10个村民小组，702户，2932人；崇文村委会：6个村民小组，335户，1459人；三元村委会：5个村民小组，491户，2045人；碧山村委会：4个村民小组，132户，610人；单石碑村委会：5个村民小组，554户，2575人。
  城南镇下辖： 坪塔村委会：包括坪塔、下坪塔、后岗、石笋下、七斗5个村，156户752人；古溪村委会：包括古溪、天生墓头、企岭尾3个村，512户，2717人；塔山村委会：包括东湖头、吴厝里、畚斗厝、陈厝、后塘5个村，276户1501人；后山村委会：包括后山、牛烂头2个村，162户749人；。
  洋尾村委会：包括洋尾村，197户，953人；岐头村委会：包括岐头村，200户，1019人；蚶岐村委会：包括岐头鼻、打石坑、上沃、下沃、白兔脚5个村，219户1264人；贵岐村委会：包括贵岐、金蛇山2村，262户，1600人；岭头村委会：包括岭头、岭头下、里片楼、坪岗、亭上岗、林厝、大洋7个村，110户592人；叶厝村委会：包括叶厝、湾亭、鼠狼头、界首、北菇山5个村，140户，455人；田中村委会：包括田中、王台、田丘中、外片洋、茶园岭、五斗里、祭头、湾水尾、田乾头9个村，114户519人；金蛇头村委会：包括金蛇头、里沃、外沃、蛇头鼻4村，156户，881人。
  新世纪后城区扩大人户猛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城区行政建制基本稳定下来，一直保持蕉南、蕉北两个街道办事处和城南镇三个建制。不过由于城区逐渐扩大，新居民区不断设立，蕉南街道增加了荷园、芦坪和东湖三个社区，城南镇增加莲峰社区。并由于外来人口的迁入，各社区户数、人口，迅速上升，15年间，三处居民总户数从1991年的17187户增至2006年底的39866户，人口从68774人增至164417人（不计算流动人口）。具体列表如下： 作者简介： 吴培昆，1950年11月福安农校毕业，参加土改。先后在团县委、工业局、林业局、合成氨厂、市（县级）体改委工作。1994年退休。现住蕉城。
  说“都” 宁德市（县级）的行政区划名称，有的是保留“都”的古地名。“都”的建制始于何时，且慢考证，先听听民间的几种说法：一说南宋期间，宁德县出了余复、阮登炳两位状元，经朝廷认可，准予设“都”。一说元朝把京城改称“大都”（即后来的北京），因而各地就有了“都”的名称。一说朱元璋追杀陈友谅，路过宁德时丢失了母亲，他当上皇帝之后，下诏将宁德县划分为若干个“都”，“都”的通衢大道设亭，亭有亭长，专司驿马（邮递）和按时在亭内祭奠其生母亡灵。但这种种说法，均无史料可考。
  《汉语大字典》释文称：“都”，是“宋、元、明、清县级以下行政区划”。而在各朝代，“都”的级别有所变动。据《福宁府志》记载：元朝，福宁称州，辖3个县，县以下设若干个“都”，冠以数字顺序排列，即：霞浦县设一都至五十三都，福安县设一都至三十六都，宁德县设一都至二十三都。明朝，宁德县调整为25个“都”。清朝沿用明制。雍正12年（1734），宁德县划出十五都至十八都计4个“都”的辖地，设东洋分县（今周宁县境）。民国初期，宁德沿用25都区划。民国29年（1940），宁德县以下设24个乡镇，原一都更名蕉城镇，六都改称六都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这些古地名。
  毛泽东主席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原注：“湖南的都和团相当于区和乡。”现今湖南省的隆回、石门等6个县市的乡镇地名中，仍保留有“×都”的古地名。
  国家民政部1989年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地名手册》（以下称《乡镇地名手册》）资料显示：国内尚有12个省区、38个县市的45个乡镇保留“×都”名称，其中同名三都的达13个。宁德市（县级）的三都、七都、八都、九都，属乡镇地名，编入了《乡镇地名手册》；其余如二都、六都是片村地名，四都是自然村地名，“五都下”则是宁德人习惯上对漳湾一带的称呼。这一类未被编入《乡镇地名手册》的“都”，大多数县市均有。可以这样说：行政区划保留“×都”的古地名，从数量说，宁德市堪称全国之最。
  此外，在宁德民间，道士和尚念诵的疏文，宫庙里的匾额幡幢，钟鼓祭器，仍然写着一都鹏程境，十二都宏街境，二十四都双峰境等文字。这一类的“都”，同是元、明两朝创设的政区地名，虽然没有编入《乡镇地名手册》，也没有标注于宁德市政区地图，但是它与民间习俗紧密相连，耳闻目睹，随处皆有。
  城区的境、井、桥本文的“境”、“井”资料，是1992年8月间采访收集的。20多年来变化在所难免，但我没有修改。“桥”是2013年6月采写的。
  境 （蕉城内外的境，大大小小有三十多处，已知的分述如下） 龙首境，旧址在815中路，蕉城税务所内。无存。
  鹤峰境，旧址在前林路鹤峰巷北侧，市干部招待所内。无存。
  成德境，在前林路环城弄，现改为市委干部宿舍。
  金鳌境，旧址在815东路西端南侧（水湟头）。无存。
  鹏程境，在学前路西端南侧。建筑物仍在。
  鸾江境，又称新塘宫，在环城路东南段西侧，现为农药仓库。
  西山境，旧址在西山路，市保险公司宿舍东侧。现改民房。
  朝天境，在西北路西侧，面对培英路。
  以上八境，也称“正境”，现今唯有朝天境奶娘仍在西北路享受人间烟火，其余各境的神，都不知去向了。但经过调查，城内外的境，还有： 城内—— 龙首上境：左厝里。
  鹤光境：在西门路南侧，现为继光二队仓库。
  凤池境：在西北路接西门路处东侧，现改民房。
  东门—— 鹤江境：又称楼上奶宫，原在马厝坪，无存。旧址在今市体育场大门一带。
  福山境：即神农宫，又称张家巷宫。在福山路东侧。
  寿山境：在福山路西侧、福山境对面。现为市酿造厂仓库。
  东鹤境：在溪流坑。
  龙头境：即林社头宫，在福山路南端。今改建为饲料厂。
  南门—— 鹤成境：在南大路接环城路处之东侧。
  鹤洋境：在南大路郑厝弄。
  登龙境：在桥头下村。
  龙门境：在小场村。
  龙光境：在下宅园村。
  保安境：即大圣王宫。在环城路南段。
  盘山境：俗称家奶庙，在桥头下村。
  岐头境：俗称岐头奶宫。
  西门—— 峰上境：俗称田奶宫。旧址在十中内。无存。
  凤池上境：即太尉宫。旧址在市防疫站内。无存。
  北门—— 连城境：在北大路上拱桥南端。
  小东门—— 金仙境：在院前路北侧。
  麟祥境：在碧山路。
  井 （指巷弄间的公用水井） 城内—— 辕边井，在培英路东北侧，市法院西侧。县志作扬鞭井。
  下司井，在大华路接学前路处之东侧。
  下半弄井，在中南路西侧下半弄内，井栏錾有“光绪十年修”。
  状元里井，旧址在815中路、蕉城税务所门前路基下。无存。
  龙首境井，此井不供饮用，在龙首境神座下，传说井深可达百丈龙潭。在今蕉城税务所内。
  后昌巷井，在西门路后昌巷。
  下井堂井，在下井堂，由于诸多怪异传说，已被封盖。
  门头井，在下井堂弄30号对面。今不能饮用。
  无名井，在中南路通环城路拐弯处，今不能饮用。
  东门—— 碧泉井，在福山路南端，天后宫东侧，井栏阴字“碧泉井”，造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今不能饮用。
  龙泉井，在福山路石碑弄，井栏阴字“龙泉井”，造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上井，在天王路东北侧。
  下井，在溪流坑东端，今不能饮用。
  祠堂坪井，在兴华路林氏宗祠前。
  南门—— 桥仔头井，在桥头下村，今不能饮用。
  坊下坪井，在南大路下路下。
  小场下塘井，在小场村东侧。
  下宅园下塘井，在下宅园村东侧。与小场村水井同名。
  西门—— 后洋中井，在莲峰路西段北侧。
  北门—— 八卦井，在地区外贸局西侧，旧传宋代陈普（1244-1315）开凿，今被覆盖。
  上拱桥井，在北大路上拱桥东南侧。
  麻疯院井，在地区商业局内。
  桥 （县志中的桥，写有“今废”者，本文不收） 金鳌桥在一都东门外。宋绍圣三年（1096）建。原桥为815中路通815东路的。现桥面扩大，成为“东门兜”大片地域。
  登瀛桥在一都登瀛门外。宋宣和元年（1119）建。2011年，三元一带居民，在桥上建亭，悬挂“小东门”匾额。
  朝天桥在一都北门外。宋元丰（1078-1085）间建。北大路一带居民称为“下拱桥”。
  三元桥在一都北门外。俗呼洗马桥。元朝大德元年（1297）建。北大路一带居民称为“上拱桥”。
  新桥在东门外半溪，清朝乾隆二十八（1763）建。原俗称新桥头，地在今锦福大厦与环城路之间。
  汎塘桥在一都南门外。今下路下，鹏程居委会南侧。
  庵中桥在一都城南隅。原地名猪栏冈，在今华新园一带。
  德化桥在一都南门外。桥下即城濠。原是大华路通南大路的桥梁。
  崇德桥在一都西门外，太尉宫南。明正德二年（1437）建。被鹤峰路覆盖，遗址在蕉城区地税局和市气象局之间。
  泽民桥在一都泽头。俗称黄瓜桥。五代林都录建，宋治平三年（1066）重建。现即东门外龙头境狮公宫（光荣路1号西侧）与市中医院后门连接处。
  战场桥在一都南门外。1999年，桥上建起凉亭。
  黄沙溪桥在一都东门外。东端北侧为光荣东路3号住宅，原桥上盖水泥路，俯视尚能见到原桥石板。
  民国前期蕉城的城池与街市录自民国版《宁德县志·城市志》 城池邑旧为感德场，伪闽龙启元年（为五代唐长兴四年，933）升场置县，始筑土城。初择地在四都陈塘洋，以土疏水轻乃城于白鹤山阳。立四门：东崇仁，西和义，南德化，北朝天。岁久而圮，宋时环以木栅，明正德元年（1506）分巡道佥事阮公宾檄高令应易以砖。开五门：东跨鳌，西憩亭，南清晏，北朝天，增小东门曰登瀛，上各建楼。嘉靖四年（1525）县丞李诏鑿石厢北门及西南隅。辛酉陷于倭，夷为平地，四十二年（1561）林令时芳采石重造（鹤场慢志载，邑城倭乱后，西北仍旧规，东南以濒海，潮汐冲击，改而曲之，故今城如芭蕉叶形，俗称蕉城）。辟四门：东曰镇海，西曰崇顺，南曰永宁，北曰遵化，塞登瀛门，周五百九十二丈，高二丈一尺，广一丈六尺，遊廊六百九十有九，敌台四十，内外马道，环以深壕，上通山涧，下接海潮，势屹然矣。（邑西白岩峰山涧数支直泻西城壕，左支由西达北而东，右支由西达南而东，汇于东湖，连接海潮。海潮吞吐于东湖，左入小东门城壕至登瀛桥下与涧水接，涧水自上而下，海潮自下而上，东湖其要会也。）清初复登瀛门，其四门名仍旧。顺治十二年（1655）李令即龙于西南北三门各施炮台一座。十六年（1659）张令承瑞又于正东门添设炮台一座，西北隅添设炮台一座。康熙二年（1663）张令承瑞奉檄捐修，增高三尺，垛三百四十，遊廊六百四十。雍正初圮于大风。九年（1731）费令璜修。乾隆初，城堞多坏。十八年（1753）朱令景英略为修葺。二十五年（1760）郡守李拔檄楚令文璟率绅重修，制度一新。三十一年（1766）杨令德仁以西南城壕久经壅塞，捐俸开浚，深广视旧有加，并修四门外马道。嘉庆四年（1799）知县盛本倡修。道光二十一年（1841）署县事王谦劝邑绅士王祖添独立修筑并重建各敌楼（是役也，祖添计费巨赀萬五千余金。祖添家城外，其急公好义如此，当道以道衔请旨褒奖）。嗣后随圮随修，无大兴作。现今城高二丈四尺，广一丈八尺，周五百九十三丈，垛三百三十五，敌楼五大座，大炮台七，小炮台三。然历岁已久，椽桁剥落甚矣。
  街市邑城内分四隅，东曰东门兜（即道头陈门前街尾最繁盛处，乡贤陈骏居焉），西曰西门街、后署巷、五显宫、棋盘头、西山境、上企头（以上无市），南曰南门兜（虽有市不甚繁盛）、潭尾陈（参政陈勗居焉）、学前街（即学边陈同知陈添居焉）、鹏程境（刑部林桂居焉）、下司井、下企头（无市），北曰北门街（虽有市不繁盛）、金峤陈（巡按陈褎居焉）、韩厝下（举人韩璟居焉）、总衙前（知州崔世召居焉）、辕边井、进士衕（进士林日煟居焉）、东井堂（同知崔鑑居焉）（以上无市），中央曰衙前街状元里（状元余复居焉）、街中头（以上皆有市）。
  东门外曰金鳌桥下土主宫前（为最繁盛之街市，一邑精华皆萃于此，自昔已然，非从三都开起也），盐仓前、下尾街、江家巷、海关前、河下街、船头街、水楻头（以上皆有市）、碧山街（有市）、溪头坑、马厝坪（无市）。
  小东门外曰城边街（有市）、小东外街（有市）、溪仔墘、王厝坪。
  西门外曰西湖池、后洋里（皆有街无市）、池头厝。
  南门外曰城门兜、战场街、桥头下（皆有市）、筱场街（仅有十余间市店）、下宅园街（无市）、郑厝后门。
  北门外曰北角井、广桥头、下油行、三元观、单石碑（皆有市）。
  邑城内外前此街道甚窄，店屋皆跨出官沟，殊形湫隘。民国五年（1916）邑令沈公守经以火患堪虞，令各市店皆退入官沟以内，城厢气象顿然宽敞。
  城区街境弄埠和道路市貌概述宁德县自感德场而县而市而区，历经千年，治所都在白鹤山下的蕉城，即于今的蕉城区城区。城区过去面积不大，东起五里亭，西抵莲峰书院，南届土堡亭，北至北门外三官宫；1940年前，城内东从东门兜桥头面，西至西门街口，南于鹏程境出口处，北至北门城隍庙，曾圈以城墙，呈蕉叶状，故名蕉城，俗称城内。城区人口不多，共和国初仅1.6万人，民众大多聚族而居。城区面积虽小，但街、弄、巷多。概要分述如下： 街、境、弄、埠城内街：衙前街、状元里、街尾下、城墙边、桥头面、街当头、西门街、北门街、下井堂、前林坪、竹头街、学前街、企头街、鹏程街。
  城外街：小东门、溪井乾、城墙边、碧山街、下尾街、船头街、海关前、东门兜、大街、溪流坑、水湟头、新桥头、北门外、三官塘、店前街、漳湾坡、西门外、南门兜、桥头下、筱场、下宅园、圣塘街。
  境（城内、外）：龙首境、朝天境、西山境、金鳌境、成德境、鹏程境、福山境、麟祥境、金仙境、鹤光境、鸾江境、鹤成境、龙门境、登龙境、龙光境、连城境。
  弄、巷择其要有： 弄：蔡厝弄、郑厝弄、谢厝弄、章厝弄、江厝弄、马厝弄、张厝弄、黄厝弄、进士弄、观音弄、狮公弄、西门弄、后门弄、通城弄、城门下、前林弄、井兜弄、鹤峰弄、华边弄、盐仓弄、石碑弄、韩厝下弄、头条弄、前炉弄、杰头弄、甘必弄、常兴弄、下井堂、棋盘头、太尉巷、后司巷、后昌巷、下司井、泗佛兜…… 埠：海关埠、德顺埠、渔货埠、青苔坪、福安埠、霍童埠、五里埠、田头鼻埠、铁沙埠。
  道路交通蕉城负山面海，水、陆交通便捷。
  境外： 陆路：古田、屏南、福安、周宁、罗源等县经虎贝、洋中、石后、霍童、赤溪、九都、八都、七都、自单石碑入城，穿南门土堡亭出城，过二都、飞鸾或西上白鹤岭过界首、叠石到达罗源、连江、福州等地。
  水路：出单石碑，过大桥头、琼堂、烟亭、井上、铁沙溪埠渡盐田、霞浦；沿下尾街、马祖庙、黄花溪、五里亭埠头出东冲口，通往连江、福州及东南沿海各地；经兰田、漳湾、上下塘、田头鼻埠头或船头街诸埠往霞浦、溪南、下浒、西洋，经白马港抵下白石、赛岐、福安等地。
  山路：上白鹤岭，过叶厝、界首，下起步，过河阳、中房到罗源；出单石碑，过涵道、岭尾、上石壁岭（上、下石壁）至罗源、古田、屏南；过琼堂、烟亭、廉坑、七都、八都嵋洋岭达福安、甘棠、赛歧等地；经洋尾、蚶岐、车里湾，上二都张家山、岚口、连洋到达罗源。
  境内： 原蕉城为防范匪寇，设有城墙，高8米、宽6米，全长大约四华里，分东西南北，后增设小东门，计五城门。古城墙拆除后，逐年拓宽修整为环城路，围绕全城。城内，旧时形成网状街道里弄，穿梭交叉、互相对应。解放后以1949年8月15日宁德解放纪念日命名的“八一五”路为主轴，东西走向，以县政府大门为中心，东下状元里（上百货，已拆建）至街尾下（现医药公司门市部），街尾下（现莱茵城至邮电局路段）至东城门桥头面，现为“八一五”中路；过桥头面出东门兜大街，直达土主宫前（解放前后为社会服务处、县公安局、蕉城镇政府驻地，现“二月花”商场）为“八一五”东路；政府大门中心，西上与“一0四”国道鹤峰路对接的“八一五”西路，原属西门外田园旷地，后开发成新路。“八一五”这条新、旧政府衙门前的主街道，主要特点是路宽、平直、整洁、商店多、热闹，人流密集还有夜市灯光。
  南北走向的路况比较复杂，路窄、弯曲交叉、里弄多，也比较僻静。横过政府门前的衙前街，南向过旧食品厂、印刷厂、旧福建省银行、下企头街、观音弄、黄厝月爿坪，薛厝里、下司井、鹏程街，出南环城路达南门兜；北向由街当头，上西门街、旗盘头，出西环城路达现帝源大厦、宁德十中一带；横穿北门街、赵厝坪、姚厝花金妹花园、金峤陈祠堂、李厝里、朝天境、头门楼、城隍庙至北环城路；下入进士弄、北门街及下井堂，出前林坪达小东门环城路。
  由政府门前下状元里，左转前林坪过埠头陈、轿店、蔡氏家庙（现蔡威事迹展陈馆）、原店员工会、廉访弟（棕麻社）、辕边井，北上蔡厝里、大蠢衙门前、北体育场（原县看守所）、武装部宿舍（原闽东盐务局、解放后青委会、防保站驻地）、关帝庙、三层企道、韩厝下，上接北门街；辕边井东往前林坪，出小东门环城路；状元里街尾右过竹兜街、马厝厅、马厝民居转学前街、明伦堂（现蕉一小），圣人庙（已烧毁）、安息日会福音堂，进鹏程街，出南环城路。
  环城路五城门：东城门位于东门兜桥头面，小东门城门位于前林坪街口。北城门位于城隍庙侧，西城门位于西门街口，南城门位于鹏程境出口处。
  环城路，路宽风雨大、寒冬炎夏过往民众实有难为。时有一顺口溜：“‘环城路直直溜，雨又大风又透，走者远故没到，日头曝衣裳罩。” 城外： 东门外小街道有：三元街通溪仔墘、王厝里、金仙境、漳湾坡、沿溪小东门城墙边；碧山街、泗佛兜、祠堂坪、溪流坑、山头上、应仙院、新桥头、城墙边；下尾街（里街），盐仓弄、妈祖庙、钟臼里、黄花溪；船头街、海关前、青苔坪、德顺埠、渔货埠、海关埠；水湟头、福安埠、霍童埠，出东门兜市场，过毛厝坪灰炉，至南环城路。
  南门，有毛厝坪花园、较场边、南门兜、柯厝里、后门坪、桥头下、筱场、下宅园。
  西门，有陈家民居、太尉宫（上通半岭）、西家山、右过毓秀小学、永生医院通灵溪寺，桔坊下。
  北门，八角井过卷桥头、北门外、店前街、三官塘、十八坊、地藏庵、茶亭下、青靛头通单石碑。
  小东门，城墙边、马栏、沿溪过父子登科、至溪仔墘，接城墙边店面、新桥头。
  街容市貌五十年代蕉城街市主要集中在城内外几条主街道上。
  城内：东西走向的现“八一五”路，这是解放前后至今的一条老街。原政府衙前状元里直下街尾下，宽约12米（现为“八一五”中路，已拓宽），两面店铺街道较为整洁。南面有蔡家油漆、马家杂货、垂德诊所、县医院门诊部（现为市妇幼保健站）、杨氏打铜店、宁德人民银行、工商局（现区工行、农行、农商银行）、“回头轿”轿店、阿拉七鱼丸店、罗厝文具、以三立金手表、刻印、公和晋酱园（现拆建“八一五”中路）。北面有大妹剃头店、海鸥照相馆（现区科技大楼）、宁德县人民政府大院（现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鸡角店、郑厝弄、通泰酒庄、商店、食杂（现税务局）、上百货（已拆建）、医药公司五四店。
  街尾下至东环城路桥头面段：南面，竹头街口起有陈鹤卿中华书局、冯梅生牙科、照相馆、二宜斋糕饼、小小点菜馆、宁德闽东盐务局、总工会（后大众食堂、理发厅）、人民银行（现拆建为宁德商城、农业银行）。北面，前林坪口有百爱小百货、姚厝包店、刘天灼文具店，后拆建为人民会场（现莱茵城）、大东华鞋店、依利缝衣、永春弹棉社、统如刻印、民生电灯厂、城关派出所、金银首饰、新元昌药号、亨泰春京果店（现莱茵城、邮电大楼）。
  东环城路，桥头面大街至土主宫（原社会服务处、县公安局、蕉城镇，现“二月花”商场），后大街改直至环岛。南面有曲蹄鲜果，庆添鱼货、姜瑞昌药材、吴厝布匹、元昌药号、老二杂货、光华布匹、万丰糕饼、美大京果、集锦糕饼、新坤米酒、上天堂菜馆、恒金天杂货、程能油漆。原大街拆建“八一五”东路后，南有救火会，搬运社等改建为现福海花苑，保留蕉城保健院。北面，品章酱园、永年丰药材、协泰酱园、锦伦布匹、振鸾药号、陈厝京果、华彩布匹、静培布店、元宝慈杂货、头条弄口跳鱼店、庆营布店、可清水果、友新碗炉店。
  “八一五”西路原不含路段，只是西门外一片田园。
  南北走向的，衙前街南段东向有周丽生米厂（后为食品厂、印刷厂，现商场），西向有詹氏民居。北段西向有民居“父子登科”、彭厝祠堂，黄厝弄至街当头十字路口，有食杂、鱼货、理发、裁缝、铜、铁手工业、糕饼作坊等。
  街尾下南段竹兜街，东向民居马厝厅接学前街。西向民居蔡厝里（后为蕉城镇、中南街政府，七、八十年代为服装专业街）。街尾下北段前林坪，东向蔡氏、郑氏等民居、店铺（后拆建为人民会场，现莱茵城），过成德境弄原工商联、自立会（后农口能源办，现柏林城）。前林弄口西向，伏进鞋店、轿店、潭尾陈祠堂（现澳风商城），过张厝弄蔡大生米厂（后粮食局，现宁德宾馆）、蔡氏家庙（国民党警察局、解放后为中共宁德县委会，现蔡威事迹展陈馆），过蔡厝弄原蔡氏祠堂（曾为店员工会）、廉访弟（后为棕麻社）至辕边井，街道依旧。
  北、西、南环城路，内侧多为民房，外侧多田园旷野及民房，也有若干单位、学校、商铺、仓库等，这里不详细介绍，主要介绍环城东路内外侧的情况。
  以东门兜为中点，环城东路内，北段，由南向北以次有：埠头陈嫩四包面店、华生剃头店、陈厝祠堂（后县文化馆）、古田人县仔米厂、县粮食局、副食品经理部，过狮公弄、石家良诊所、埠头陈、雨伞社（现柏林城）、英德诊所（后信用联社），土产品货站至小东门城门口（原县供销社）。环城东路内，南段，由北向南以次有：原闽东盐务局（后县总工会、人民银行，现宁德商城、区农行），过医药公司仓库、手工业联社、木器社、民居游芳宠厝、马厝弄口、接新塘宫、竹兜街出口，外过环城毛厝坪花园、锅炉厂、铁钉社（原县良种场，现幸运城），连接人民影院，直至南门兜。
  城外。环城东路外，北段，原城墙边有铜、锡、雨伞等手工业店，接蔬菜经理部，过新桥头有开盛水果、陈厝粉面、一团春茶行（后宁德第二招待所）、伏圭篾篓店，越后门弄口张祖华诊所、浙江平阳人衣线布带店、正利打锡店，现沿河一带全部拆建为东门绿化带公园。南段，下百货、原东门兜市场（蕉城唯一农贸综合市场），过毛厝坪灰炉、毛厝花园（现全部拆建，为闽东大广场一部分）、华隆大厦，接新南环路、东湖路。
  环城东路外，碧山街。由土主宫西过新桥头接环城路城墙边，向北转碧山街，外侧（西）为三弟京果、大明酒库、陈愚俤协记京果、卫元药材、李斗斗药丸、新协记京果，阮陈锤膏药店。内侧（东）有细嫩、孔清食杂、豆腐桂小食，过雨伞、打铁、鱼货、米酒、食杂店等等，以上两侧多为屏南、古田等地住宿客栈（现外侧（西）为锦福城），现民居依旧不变。
  下尾街。由土主宫向东，街口为游芳仁诊所、裕昌药材，街内两侧直至神农宫，为雨伞、木器、元宝、洋铁、薯切、打铁等手工业专业街。七、八十年代大街拓宽为“八一五”东路，下尾街被截断，原福山街政府改建为香格里拉大楼，以下老街双向民居不变。
  船头街。神农宫东出海关外街有网织、钩钓、“鱼牙”、鱼货批发店。有海关埠、德顺埠、鱼货埠。内街两侧分别有细妹孙食品酒杂、古田人酱园、亦楚京果、米酒、叶厝青苔坪洋楼、伏坤酒杂、大乙铁店、黄厝米店、药店、李厝蕉宾旅社、染坊、游芳宠诊所、西珊酒杂、细能米酒等。船头街水路交通，过往客商、船渔民，人流密集，涨退潮时候更是热闹非凡，后因外街及几个埠头拆建，现为东湖市场、富海市场、福永兴超市，内街因火灾烧毁新建民居，面貌大变。
  水楻头。是护城河出口及海水潮涌交汇处的一条巷街，过往购物行人多，南接船头街，北接大街、东门兜（现“八一五”东路），原街上有食杂米酒、陶瓷缸碗、金银首饰，竹木篾料、元宝锡箔、木雕、寿衣、棺木、货栈、旅社等，后因沿海福安埠、霍童埠等拆建（现东昇商城），大部分店面拆迁凋落。
  以上是蕉城城内外五十年代主要街道状貌。特点是中心区位，商铺厂店多（店铺总量408家），街道宽畅整洁，夜有电灯，人流密集，是过往商家、内住居民时刻必经之地。宁德海域广，岸线长，海水直涌城内，沿边各埠头、港道多接应于来自各县、乡商家民众来往城关经商、务工、购物、办事。宁德河川、海滩、港道多，水产品有鲸、鲨类大魚与各种鱼虾鳗蟹、贝类及种养殖物，品种丰富，虽然综合市场只有一个，而沿海、河边、十字路段均有购物摊点。还有肩挑货担如“下土担”、“鱼货担”、“青菜担”、“鱼丸担”、“鲜果担”、“糕饼担”、甚至“剃头担”、“打铜担”、“青草担”、“花扣针线铺弄担”等走街串户，市场购物、店面购物、门前购物都大大方便了群众。
  六十年代，东湖塘围垦后，内海成陆地，特别改革开放后新开发六条大道：一是串通蕉城南北十华里的“一0四”国道；二是鹤峰路（二环路），自单石碑沿西山边陲至后岗开发区环岛；三是六车道宁川路（城东路），现闽东大广场对接于福宁高速路；四是南环路，内环城人民影院、华隆大厦至南门兜与“一0四”对接；五是东湖路，闽东大广场至东湖开发区；六是新贯通的闽东路。以上六大道形成了蕉城“三纵、五横”新路网，其两旁新建高楼大厦，五彩缤纷的灯花、绿化美景，更是大大增添了蕉城新区的崭新面貌，光彩夺目。
  作者简介： 黄蒙恩：1954年福安师范肄业，同年起先后在宁德县委机关、洋中公社、大金溪水电站、物资局、宁德市（县级）人大工作，先后任党委书记、电站总指挥、局长、副处调研员。1996年退休，现住蕉城。
  蕉城中心街道的店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前，宁德县城只有一条商业繁茂的东西走向中心街道，西起衙前街，东至土主宫（溪流坑路口），即今之八一五中路和东路的一部分，宽约五六米，长二百多米。街道南北两侧店铺房屋比肩林立，街道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座砖石砌的跨街拱门，既起隔离防火作用又有标志和美化街市的功能。本文按自西而东顺序，介绍中心街道南北两侧店铺和跨街拱门的位置。
  [=此处为插图（忆写状元里关引光画）=] 南衙前街林尚书坊生顺酒店北状元里 （状元亭） 拱门1龙首境通天圣母宫文昌帝君宫龚氏祠堂鸡角店（ 膏药店） 玉师傅鞋店打铜店宋氏祠堂卜卦馆郑氏通泰米酒铺张氏祠堂叶和希杂货店红叶酒家乞俤打锡店坛尾陈祠堂陈元好药材店嫩俤师塑佛店南沙打铜店（长乐人） 杨梅四杂货店（往来招牌） 马成记杂货店大俤腌制品店新玉山理发店林笔三毛笔店（三元堂招牌） 姚一俤水粉店伏听肉架街尾下南北大昌药材店阿拉五阿拉六鱼丸店金泰成米酒店兆青鱼货店愚妹师光饼店祥和晋京果店百爱百货店中兴杂货店（陈树庆） 天利油漆店阿拉三鱼丸店（三角店） 后门路口街尾下拱门2在成水粉店克明书店（原其昌京果店）（坐东向西曹和记百货店咸货店龙庚钟表店（黄立经师傅店） 细俤豆腐店佑林豆腐店公和晋酱园店鱼丸愚鱼丸店竹兜街口品元糕饼店（三角店） 拱门3福昌杂货店郑氏益甡米面酒铺（面坪对其昌店后） 林细愚“鼎日有”肉松店刘天尺百货陈学卿（ 埠头陈人）“中华书局” 阿宝修理钟表店崔祖忆水果店吴信光卜卦店酱园店薛建芳豆腐店大生米厂（原良和米厂） 大中华鞋店冯梅生牙医、照相店缝衣店打银店豆腐店打铜店小有天菜馆刘恒丰小百货李依细缝衣店二嫂鞋店伊凤、伊鹤雕刻店 “源盛”油漆店（细俤、永春） 马第二制衣店电厂打铜店西医馆红呀妹制衣店新元昌药材店托衣店埠头陈门楼明达米酒店（三角店） 林曲蹄“日日有肉松”杂食店 “恒泰春”米面酒店（细乾、进生） 东门金鳌桥埠头陈人开设各种小食品摊店：咸糕、蛎饼、油条、拌面南北拱门4（通向水湟头） 阿拉七杂货店（三角店） “生”鱼货店妹细元宝店五福糕饼店 “合宜”估衣店愚赠鱼货店万通京果棉布店永年丰药材店龚老妹鱼货店聚源京果协泰京果酱园店瑞昌药材店留罗鱼货店东门兜拱门5（门楣灰塑“刘海钓蛤蟆”，雕经张祈仁父登临修改后，刘海脸面含笑生动） 罗恒昌布店林珍记元宝店（姓林名慈，人称“元宝慈狮俤咸货店鲜果二水果杂货店吴义玲布店 “锦纶”布店（杨和彩分店） 源昌药材三嫂（夫蔡祖羔）新泰杂货店（元宝、棉布） 拱门6新元春京果店（后改“义山”） 益寿昌药材店马家“三如”京果店（后改“同和”） 玉兰芳烟店（ 马家） 蔡普增“五鐤”布匹（后改“光华”） 东隆京果店郑品章、黄呈顺合营布匹店陈维新鱼货店章山“骏记”油豆店伏敏元宝店马愚人烟店 “和彩”布庄弹涂弄蔡细俤糕饼店（蔡西珊兄弟） 陈愚俤“泉泰兴”京果店番仔鲜果店王永忠京果店美大京果店祥盛布庄（一边是“心泉成”酱园分店） 蔡细孙烫粉屠宰店马祥年鱼货店则元糕饼店头条弄 “明”鱼货店毓翰跳鱼店陈维孙白糟店 “顺天堂”香烛炮店玉成春杂货店（老板关六） 老二光饼店细妹拌面店汐头“和”共刘维由米杂店拱门7（往碧山街） 蔡泽盛咸货店埕顺小百货拱门8（拱门题字：为善最乐能忍自安）通向下尾内街加青细西药店土主宫、小土地庙拱门9“超记”红呀俤鱼货店、药材店、盐仓、加青细西药店溪流坑 [=此处为插图（原街尾下路一段位于815中路医院公司五四门市部后））=] [=此处为插图（今815中路一段）=] 感德场、宁德县与蕉城区蕉城区原名宁德县。
  宁德县在晚唐时系长溪、古田二县地，唐开成中（836—840）分置“感德场”。此场的辖区相当大，不仅相当于今宁德市蕉城区，还包括今政和、寿宁的部分地与周宁县。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正月，王延钧即皇帝位，立国号大闽，建元龙启，以福州为长乐府，随升感德场为宁德县。由此可见，唐代的感德场，也不是后来某些人所说的什么“盐场”，而是县以下的一种行政建置，但又具有县的雏形。
  既然如此，那么，许多人怎么会认为感德场是盐场呢？这因为原宁德县城在建县前是长溪县一盐场，但到明清修《宁德县志》时，修志人员已经不知感德场与盐场是什么关系，又不去细究。不信，可看看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公署》“各废署”条。
  感德厂：在县治后。唐开成间置。今废。
  这里竟然将“感德厂”说成是已废的官署，显然不知“厂（廠）”字的涵义。《广韵·漾韵》：“廠，露舍。”《集韵·养韵》：“廠，屋无壁也。”这两本韵书说得很清楚，“厂”是没有墙壁的简易房屋。这种房屋，怎能作为“办公处所”啊？《玉篇·广部》：“廠，马屋也。”据此，感德厂只是感德场设在盐场的一个“马棚”。
  那么，感德场的署所又在那儿啊？《淳熙三山志》卷三《地里》宁德县： 青田乡（县西百五十里）： 感德前里：穹窿村、柽湖、杯竹。
  感德后里：福辇、石唐、常斛、葛仙翁岩。
  所谓“石唐”，今作“石堂”；“葛仙翁岩”，今称“葛仙峰”；“柽湖”，疑即“圣阳（洋）”……考此，今宁德市蕉城区虎贝乡一带（包括蕉城区洪口乡、洋中镇的一小部分乡村），当时是感德场直接治理的辖区；这个辖区也是感德场场监所在的里，故称为“感德里”。
  宁德建县后，治所才移出今虎贝乡一带。相传，当时以“占卜”方式来选择县城。起先，选在四都陈塘洋（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琼堂一带），后因该地“土疏水轻”，才改在白鹤山南。为什么要选在白鹤山南呢？清刘家谋《鹤场漫志》载：因“城西一里灵溪寺右”有一井，“此井水独重”。此说相当流行，但不可信。因为宁德置县175年后，才建有灵溪寺。为了替刘家谋“圆场”，新编《宁德市志》卷三十二《人物》称，这口井是唐武毅大夫彭仲修挖的，当时他在这儿“设书院名西山草堂”，“草堂先后改为灵溪书院和灵溪禅寺”。然而，查《宁德县志》，书院是明时才有的；寺与书院，都与子虚乌有的“西山草堂”及“唐武毅大夫”等，没一滴关系。再说，既然山南是盐场，就一定有水源，也用不着到荒无人迹又不建城的西山，去找什么水井辨轻重啊？ 建县初，始筑土城。按照《宁德县志》说法，当时的四城门“即今所立”。也就是说，闽龙启元年（即五代后唐长兴四年）立的城门，到清乾隆时，尽管名称已发生变化，但方位始终没变。即东门故址在今“八一五”东路与“八一五”中路交接处，西门却在今西门路与蕉城北路交会处，南门在今大华路与南大路连接处，北门在今西北路与北大路相接处。从公元933年立县后到公元1939年拆城止，其间1006年，原宁德县城都是那么大。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原宁德县城的轮廓，因为城墙拆除后还留下城基，而大部分城基就是现在的环城路，只有西北一小段成了蕉城北路的一部分，西北与西南还有部分城基被盖了房屋。这个城基的轮廓，尽管一点也不像“芭蕉叶”，但它的范围内却是后人所说“蕉城”或“芭蕉城”。不过，当然，那是明清后的事。据北宋叶廷珪《海录碎事》载，宁德县城在“闽王”时被号称为“鹤场”。建县后，今政和与寿宁两县的部分地，由于在边要形胜之处，被置立为镇，名叫“关隶”。唐末五代时的“镇”，是小军事据点，有驻兵戍守。镇将镇使，除掌防戍守御外，还掌握地方实权。因此，对于新建的宁德县来说，它成了鞭长莫及的地方。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北宋咸平三年（1000），也就是置县67年后，升关隶镇为县（在今福建政和县南）。从此，这部分地，就永远脱离宁德县了。
  关隶升县后，宋又在宁德县城立镇，名“关门”。宋代的“镇”，还指“市镇”。所谓“关门”，不是“把门关上”，而是“关口”、“要塞”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宁德县城，不仅仅是个县以下的小商业集镇，还是古闽东一个出入的要道。在这里设“关”，目的是稽查行旅，防御横暴。事实上，一直到公元1960年以前，原宁德县城还是水陆要会之处。涨潮时，与清代差不多，“南面接连海港，逼近大洋；船自东冲入者，随潮直达城下”故址；鱼儿却能顺着护城河，一直游到今宁德车站各处。然而，这个关门镇，却是个土捏的“要塞”。第一次被摧毁是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钦按：《三山志》作建炎二年）。当时，建州（今福建建瓯）的驻防军发生兵变。以叶浓为首的叛变部队由古田入福州，再转到宁德时，那城墙便“岁久而圮”（《宁德县志》）。于是，“建寇”一举就将“令簿尉丞旧四厅”，全部烧光。此后377年，宁德无力修城，就环以木栅。到了明正德元年（1506），才改为砖城，增设小东门（故址在今前林路东北通院前路处），并在5个城门上头各建一个楼。然而，嘉靖四十年（1561）又陷于倭寇，全城夷为平地。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知县林时芳“召良工，采巨石”，重建县城。和以往相比，就“东南潮涨啮城址，宜改曲者若干”，其他并没多大变化。这座宁德城便是后人所说的“蕉城”。正如前述，原宁德县城一点也不像芭蕉叶，故所谓蕉城或芭蕉城，都只是“焦（礁）城”的雅称。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卷三四《海道一》：“小于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则曰苫，如苫屿而其质纯石则曰焦。”因此，所谓“焦城”，实是形容林时芳所建的宁德县城，尽管像苫、屿那么小，但它却由“纯石”筑成的，含有“固若礁石”的意思；用清李拔的话说，即“煌煌乎海上岩邑”。然而，清刘家谋等人大概认为“焦城”一词不是美称，故一定要说那是“芭蕉叶式，俗呼芭蕉城”（《鹤场漫志》卷上）。其实，普通宁德人并不忌讳“焦”字。由于位于海滨，故地名含“焦”的还有“焦坑”、“焦溪”、“三焦”、“焦门峡”（又称“礁头”）等等。平时，人们也不一定要将其中的“焦”字，都写成“蕉”。
  那么，现代怎么也有许多人认为宁德县城是“芭蕉叶式”呢？这因为国民党政府在1939年拆除县城后，翌年又在原城里城外置立一个镇，也叫做“蕉城”。它辖碧山、福海、长璋、鹏南、务本、继光、中正、崇文、三元、莲峰、菰洋、后溪、金峰、古溪、金涵、仙笠、鳌江等17个街、村。从1943年绘制的宁德县《地籍图》来看，它似乎“呈现南北长，东西狭的”“芭蕉叶式”。然而，这个“蕉城”并不是“城”名，而是“镇”名；它也不是刘家谋所说的“城墙轮廓”像“芭蕉叶”，而是“城内外连片的地域地形”好像芭蕉叶啊！这个形状也没存在多久。因为1950年改蕉城镇为第一区时，菰洋、莲峰、金峰等村改属第二区；1961年复称镇时，又将古溪、金涵、鳌江等析给新立的城郊区；到了1991年撤消镇建制，分设蕉南、蕉北两个街道办事处时，连“蕉城”这个名字也取消了。
  不过，当然，这只是暂时的。1999年11月14日，国务院同意宁德地区撤地设市，市政府驻新设立的蕉城区。于是，2000年9月3日“蕉城区”正式挂牌；2000年11月14日又正式设立地级宁德市，辖原宁德地区霞浦、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周宁六县和新设立的蕉城区，并代管省直辖的福安、福鼎两县级市。从此又有“蕉城”之称，但它不是原先的县城名，更不是镇名，而是原县级宁德市的整个行政区域名。
  鳌江巨变尊敬的读者，你知道今五都漳湾镇属的鳌江村，是五十多年前连人带名从一都城关的水上迁去的吗？ 过去，在漫长的农耕文明社会里，这一被称作“曲蹄”的弱势群体，是以海为田园船为家，常年生产、生活在东湖水面上，过着穷无立锥之地的困苦日子。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于就业、参军、上学等方面取得平等竞争的机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中期，为我国农村的政治和生产资料的大变革，带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经过“土改”运动，废除旧的封建土地制度后，使无地或少地农民平均分得土地，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过去曾受所有制束缚的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
  1956年，是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且各项生产指标已取得骄人的业绩。又是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之后，全国农村掀起大办以“按劳取酬”为分配制度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共宁德县委作出对沿海、沿溪船民“连家船”的社会主义改造决定，启动水上居民上岸安居的造福工程。开始，从便利东湖塘内渔民的生产、生活出发，把基地定在金蛇头村左侧的潮间带上，面朝塔山，船泊门前，已在那里盖了一所初级小学校，招收适龄儿童入学。鳌江乡人民政府也从城关下尾埠福山境炎帝庙对面的长寿境鳌江宫（即今富海市场后面被闲置的原县酒厂仓库）地方，随迁到金蛇头村何昌福家（大民宅，一半是被没收的反革命财产）办公，把城关的原址留下，至1958年秋撤区拼社，将鳌江运输船只撤出后在城关成立运输社时，给该社使用，此为后话。
  光阴如流水，倏尔一年多。1958年春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时，由蕉城镇的“六街二乡”的高级社提出围垦东湖塘的倡议，经周边漳湾区的兰田，飞鸾区的二都，三都等乡高级社的附议，作出共同投入，按贡献分田的协议书。同年四月间，即成立东湖塘围垦工程指挥部，派人测量后，初拟以南北分围蚨蝶塘，中留大门港建潮水发电站，利用塔山前的旧双孔闸门泄洪的简单而经济的方案。讵料，工程仅上马三个多月，岐头至贵岐的塘堤尚未筑造完成，形势却发生急骤变化。同年9月10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走“一大二公”的道路，公社越拼越大，公有制的程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机构改革，撤区改乡，搞“政社合一”制，既是乡又是社。由于原建构的被打破，东湖塘围垦也就升格为全县性的重点工程。时以史光华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宁德县委领导班子，因受“大跃进”瞬息即变形势的影响，产生“贪大求快”的思想，加上当时省里将资金集中投入到三明市搞工业基地建设。原计划支持宁德东湖塘搞潮水发电项目的购置设备资金已不能兑现。故此，改动原有计划南北分围蚨蝶塘的方案，成了围堵大门港，筑造金马堤，劈开金蛇山，构建25孔泄洪闸门。这样一来，不仅使渔区“土改”时划给鳌江渔民搞捕捞生产的湖内六条渔港没有了，连在金蛇头建设渔民上岸安居的基地都得搬出。经选择，即转移到金马堤北端原属漳湾区后湾村土名叫红霞的地方。这二度搬迁，还是教育优先，开始在红霞岗平整土地盖了一座初级小学校，再在坡下靠海处盖三座单元式一层半高的土墙民房，连隔间都是黄土筑的，半层高的楼上还是用手梯爬上去。每座住14户，三座计住42户，每户面积约20平方米，最早入住的时间为1959年3月间。到1961年端午节前后，笔者去鳌江搞调查工作时，已建有食堂、仓库等公用房，因为我们去的人还住在那里面。经过四十余年，至2007年冬，我为写《回眸东湖》一文，再次前往鳌江找熟人了解情况时，看到原先这房子仅剩下两座，也已废弃不住人。村貌大为改观，俨然是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庄。已非昔日一个“红霞”所能容纳得下，向南已跨出白井塘，直抵金马堤交接处的宫仔鼻的地方，向北深入原属汤湾村的加湖头等处，把红霞、白井塘、宫仔鼻、加湖头等四个自然村连串成一大片，不说是高楼林立，也算是楼房鳞次栉比。平坦的公路，车辆往来，宽阔的街道，人流不息。今日的鳌江村，一派繁荣景象。
  鳌江之名，由来已久。因这一水域为原宁德县一都大金溪的出海口，故鳌江的全称是金鳌江。鳌湖也一样，叫金鳌湖。但人们习惯的叫法，常省去一个“金”字，简称鳌江或鳌湖。此外，还有叫东陂、东湖，或鳌东江、鳌东湖的，均指其江、湖的方位。这名字之多，是与这里的地理特征有关。此处属于海水潮间带，外周群山环抱、岛屿连缀，而致潮来为湖，潮退为江，具备江、湖两大优势。故此，既称江，又称湖。关于前人用“鳌”来取名，缘自海中的灵物——巨鳌，前人把“鳌”看作是权力的象征，长寿的迹象，谅有取其祥瑞之意。另外，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宁德县在宋朝的绍熙元年（1190）和咸淳三年（1267）出过余复、阮登炳两位状元，封建科举制度，考中状元的人，堪称“独占鳌头”，才有这取“鳌”为名的资格。
  原宁德县城门外既有金鳌江或金鳌湖，就有以金鳌为名的津渡、桥梁、宫庙等建筑物，而因年久，露湿雨侵，多已毁坏不存，仅留遗址，现将能知道的记述于下： 金鳌渡亦名青云渡。《宁德县志》记载：在东门外税馆前，即今东侨经济开发区名五里亭的地方。
  该渡头为宁德县城的最低水位处。清朝，宁德县衙与福宁府邸交通，多走此道，故码头岸边建有一凉亭遮阴（约距县衙三里多路，号称五里送客亭），下船的港道也叫进官港。此港一直使用至1965年5月，东湖围垦合龙闭气成功，才被废止。据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曾走过此一水道者说：“宁邑往府城（按，指福宁府，今霞浦），由陆路至盐田180里，抵霞浦，两日始至。由此渡，朝发夕至，民甚便之。”这五里亭也因港废而失修，自然毁圮。
  金鳌桥在东门外，出了东城门便是。约今东门兜环城河从莱茵城至对面锦福城被路桥覆盖的地方。如果你有记忆的话，就是此次街道未拓宽前，有个城市雕塑（一帮人或站着或坐着拉小提琴的铜像）处。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该桥肇建于北宋绍圣三年（1096）。后改名跨鳌桥。不久，又复原名。明嘉靖十六年（1537），乡耆陈廉、林孔道募修，构亭其上。四十年（1561），为倭寇所毁。万历十四年（1586）重建。岁久复圮。后徒架木为梁，因地属孔道，舆马蹂躏，屡废屡修，劳而鲜功。清康熙四十年（1701），邑人陈鸣周倡首修造，复易以石，上覆凉亭，至今巩固。桥成，鸣周记文。
  余复诗： 吾闽三山妙天下，灵鳌背上罗高峰。
  三环水绕龙虎伏，人在缥渺烟霞中。
  宁德县城有了金鳌桥之后，即便利城内外人们的交通，也成为当时城关的“十大”景观之一。在《宁德县志·舆地志》中，宁川十景的前、后十题，对金鳌桥均有描述。如邑人林保童《鳌桥漾日》诗曰： 远驾神山到海涯，昔人移作济川才。
  彩栏倒影晨光舞，画柱留题衣锦回。
  虹引玉梁横弱水，乌翻金翅耀蓬莱。
  莫投连六钩头饵，正与神仙使往来。
  又邑人陈癸《鳌桥舣棹》诗曰： 一带清江绕县城，危桥闲眺喜春睛。
  横舟尽日无人济，舣棹春风送客情。
  笔砚久辜题柱志，杖藜忽讶踏天行。
  源头活水流来远，摆脱尘襟濯我缨。
  金鳌境在城内东门，为原宁德县城中十境之一。据清乾隆二十七年版《福宁府志·建置志》宁德县乡都篇记载：宁德县城有十街（城内五街，城外五街）、十三境（城中十境，城外三境）。这城中十境，东门有金鳌、鸾江二境。从前，宁德的“境”很特别，非行政建置。它不仅是人们居住片区的疆域，也是这一地方习俗的定例。各境在供奉多神中将有一土主，有似冥界的“小城隍”。比如，金鳌境的“奶娘”婆，鹏程境的“社头”公等。每年正月神事活动，均以境为单位，凡向宫庙求签问事，或捐款捐物，即言宁德县某都某境（如属同境的叫本境）弟子某某人叩拜，不说行政管辖的乡（镇）村名。
  金鳌境的住民，主要是埠头陈氏，世居城内东门。出了东城门，就是金鳌桥。涨潮时，船只可以停泊在桥下，为离城最近的埠头，故名埠头陈氏。这埠头陈氏也算是本邑的名门望族，历史上曾人才辈出，簪缨蝉联。明朝出过河北省易州知州陈宗孟、广东省会同知县陈琯和礼部员外郎陈邦校等。建国后，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宁德旧城改造，埠头陈氏老宅被拆，迁到芦坪少年宫路重建，金鳌境的宫庙也随迁了过来。
  鳌江宫在福山境炎帝庙对面，是地处鳌江岸线水位较低，且又是鳌江渔民自发盖起的一座宫庙，因此而得名，由于供奉的神明与炎帝庙的相同，所以也有人称福山境炎帝庙为上宫，它为下宫。据当地知情的老者说，此宫的缘起是在民国中、后期，因原炎帝庙的神明是正月初九诞辰拜寿桃，附近拥入的人太多，渔民往往受到排挤。时间一长，促使鳌江渔民中有钱人发起捐款盖了这座规模较小的宫庙，起名长寿境。
  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前，宁德东湖，既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有水上的交通之便，故古来就有那些以船为家，打鱼为业的人居此繁衍生息。纵观历史，不下于唐宋时期；横看周边，遍及闽粤沿海。这批被称作“海上吉普赛”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民族，过去少有人研究，说法不一。有说是古代的伟大航行家，有说是古百越族的后裔，有说是“疍”族人，甚至有一传奇色彩的说法，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顺海南下，失败后部队失散，有一部分乘船漂泊成水上人家。说法虽多，事证不足。在过去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因其来历不明，官家予以歧视，约法三章：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通婚。迄今仍流传于民间“曲蹄上山，打死不见官”的话，即源于此。
  后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始贯彻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取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歧视。特别是民国十六年颁布《县组织法》后，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公民的权利渐受重视。民国三十一年，城关水上居民分为鳌江、东湖两个保，分别由林奶福、连金赠担任保长，打破历史惯例，开始在青苔坪搭盖吊脚棚房，开渔民上岸安居之先河，但被局限在青苔坪的一边角落里。据调查周边的老居民说，至1949年宁德解放时，棚房尚未超过15座。后随鳌江的建乡，其棚房数量增加，不仅原青苔坪多了，还在过去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关埠和德顺坪搭起棚房。最终棚房数量发展到多少，虽无确切数字，但不足鳌江渔民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是肯定的。这高脚棚房很简陋，是选在海岸潮间带的硬滩上，挖坑立起四根柱子，下留一米多高防潮通风，周边架以木梁，铺盖木板，上面竹篷一罩即可。四周随便找些篾䇤之类遮风挡雨，内高不过一人，宽约两米，深四米左右，面积十平方米上下。
  关于我国东南沿海水上居民的来历，以笔者有限的学识，还未见到有一权威的说法。但就建国之初，在评定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为中华大家庭成员中，却没有“蛋”族一事，倒有些粗浅了解。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没有设限，公民以自己的意愿填报自己的民族种名。结果，统计下来，全国的民族种名达400余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呢？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民族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使民族成份和称谓纷繁多种；二是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三是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许多原来不敢公开的少数民族纷纷上报自己的族称。时以闽、粤两省为主的沿海水上居民，从前就有人称其为蛋民，意为他们的小船像蛋壳般漂泊在海上。蛋也写作疍、蜑。地方政府就把他们作为疍族统计上报，最后没有通过。
  疍，虽不作一民族，但其过去因长期生产、生活在海面上，少与外界接触，故在人的性格、语腔、体形方面发生微妙的变化，其服饰、婚俗也自成一体，称曰“疍家”文化。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老一辈的渔家人腰微弯（躬身划船故）、腿微曲（蜗居小船故）、脚趾张（不穿鞋子故）、语闽腔（福州口音重）。衣着上，多以蓝色为基调，男女都穿短而宽的上衣和及于足踝的宽、短裤子（据说女人能从裤腿放进竹筒解小）。不论四季头戴既可遮阳又能挡雨的海笠（无蒂垂檐竹笠），跣足。从前，渔家妇女喜留长发，姑娘们把头发结一绺辫子，发梢缀以红绳，已婚妇女则将长辫在头上盘成髻，并习惯在头上包一块方格花纹的夹层方巾，一角突出前额，一角垂于脑后，方巾的左右两角交结于下颊。建国后的渔家女人，不论是否已婚，一律剪成齐耳的短发。过去，渔家女出嫁时的“哭嫁”和“花艇迎亲”的习俗，别开生面。虽然，当地岸上姑娘出嫁也有“哭嫁”的习俗，但形式和内容却不相同。岸上人“哭嫁”的传说是，从前桃花女与黄天纲都谙通阴阳五行，在背地里比试中，桃花女尚胜一筹，黄天纲心生毒计，聘桃花女为媳，迎亲之日，黄家送去庚贴，经桃花女占卜，上轿时辰大凶，有杀身之祸，她便邀请女友，以歌代哭，依依惜别，挨过时辰，然后上轿，避过此难。故“哭”伴以女友为主，母亲为辅，内容也多是“哭”骂迎亲的人，比如，“油菜开花黄迷迷，山猪野鹿邀群梨（来）”，把抬轿迎亲人比作山猪野鹿，等等。渔家则不是，因无此传说，渔家女的“哭嫁”，是以母亲为主，女伴为辅，内容重在亲情，全是发自心声。母亲给女儿的是千叮万嘱，女儿给母亲的是感恩戴德。比如：“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娘是儿的养育人”等，抒发母女亲情，余不赘述。
  再说，宁德鳌江的渔民，是何时从何处来，《宁德县志》没有记载，无法知道。但从其居无定所，口音冗杂和姓氏之多来看，可能是后来经水路从南北迁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鉴于不同的原因，这些人为求生存，走到一起，渐次形成这一水上的移民区。今查鳌江连姓的人说，他们到这里的时间已经无考，仅知道姓的源流有南北两支：一支源于福州仓山的连坂；一支源于福安的秦溪。现有的欧、卞二姓，是分别来自福州南通的莲湖和福州郊区的城门。翁、江二姓自称祖籍是福安溪柄和福安甘棠。而陈、林二姓，都说原是本邑人。一个是城关埠头陈氏的子孙；一个是七都林文迪的后裔。这一问题，有待识者落实。
  过去的鳌江渔民，处于社会最低层，是真正的无产者。可谓“生无立锥地，死无葬身处”。旧社会，因高度的私有化，连山河湖海都有主儿，渔民在东湖打鱼，城关德顺埠的老板不仅要压价收购海产品，还要其交纳总额百分之五的地租。渔家人死了，周边的土地也不准掩埋。民国期间曾发生过一起因渔民死后掩埋在湖中孤岛猴毛屿（今名乌龟山，在市体育场后面），而引起兰田村人与鳌江渔民打架的事。此事后来虽以“用地不吉”为由，葬者家属给兰田人一些小钱，象征性地赔偿而了结，但后续的影响却很大。
  建国前，宁德县的鱼米比价低，渔民的生活很困苦。在我知事时，以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鲫鱼为例，比价是1：2，即一斤鲫鱼仅值二斤大米的钱。碰上荒年，还降至1：1.5，甚至更低。所以，遇到饥荒年景，渔民首当“饥殍”。据1995年出版《宁德市志·大事记》记载：民国33年，饥荒，鳌江一带饿死渔民120多人。渔民有病，无钱医治，只好到岸边讨些中草药来服。如果无效，就是等死。
  从前渔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小孩五六岁还身上无挂，故民间把无寒衣过冬，说成“做曲蹄”。笔者从蕉城区档案馆看到一份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城关区人民代表会总结材料，有福海工人代表刘永安发言说，1945年日本败兵过境宁德时，在下尾埠看见渔家小孩赤身露体在路上走，就被抱起抛入海水中，是其亲目所睹。有的渔民夫妇二人只有一条外穿的长裤，谁出去让谁穿。鞋袜，便是奢侈品了。一个人一生只穿过两次鞋子，一次是结婚时，向别人借来行个婚礼；一次是死了收敛时，从寿衣店买来一双用薄布糊的“上路鞋”。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听鳌江渔民出身，时在宁德县委海防工作队工作的陈泉利同志讲过，他一家人是从解放前的饥饿和半饥饿中挣扎过来的，自己兄弟姐妹多，儿时没有吃过一餐饱饭，常闹肚子空，大人说：“要吃粮，去官井洋”。因为只有成年人在每年的黄瓜鱼季节替主海（船老板）去官井洋讨鱼，才有机会吃饱饭。
  有件事，虽已去过一个多甲子了，今仍记忆犹新，我童年在家时，每逢大年的正月初一起，就有渔家的老太婆带一帮的小孩前来讨米时糕。老人家薄衣跣足，提个大竹篮，店面跟随几个半挂着身子的小孩，哆哆嗦嗦，来到门前，低头叫声：“母婶！好（烤）米时！”家里听见了，就会按照前来的人数，每人给一片黄粿或是芋艿糕。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拨人，前面打发走了，后面一拨人又来了，直至正月初五为止。此一习俗，在宁德城关和沿海村庄普遍流传，直至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才逐渐停止。
  三1949年8月15日，宁德解放，成立宁德县人民民主政府筹委会，开始接管宁德国民党的党、政、军等机构。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宁德县人民政府以“五区一镇”的建制来管理基层。1950年1月，改三都镇为第六区，实行县下的分区制。同年6月22日，全县调整行政区划，改为7个区、82个乡（街），把政权直接建到乡（街）一级，区公所为县的派出机构。12月，又改数字的区名为驻地区名。当时的一区改为城关区后，区政委（1956年9月党的八大后，改称区委书记）、区长由山西南下干部刘月庭、王汉中二人分别担任。下辖继光、崇文、务本、鹏南、长璋、福海、碧山、三元8个街和古溪、鳌江两个乡。
  解放初期，社会尚不安定。公开的敌人被打跑了，隐蔽的敌人仍然存在。他们时常出来搞破坏、放谣言，弄得人心不宁，思想顾虑大，阻碍新政府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这时党的中心任务是深入下去，充分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觉悟，向阶级敌人斗争。方法是从访贫问苦入手，说明劳动人民受穷的原因，激发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争取自我解放。县、区干部也在从做好群众工作中，注意物色培养好对象，不断扩大积极分子的队伍。特别是注意培养劳动人民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把那些“根正苗红”的中青年放入阶级斗争的第一线锻炼后，作为基层组织的骨干使用。
  城关区是县的所在地，干部力量强，工作基础好，群众思想容易接收新鲜事物，这民主建政，成立新的乡（街）政府工作，很快就已完成，唯有鳌江，由于绝大多数为连家船，停泊地点分散，要开个群众大会都很困难，况且有文化能听懂普通话的人极少，区主要领导干部难以同他们直接沟通。故这一工作被延后，直至1950年底才建成鳌江乡人民政府，民选首任乡长林奶灿，乡渔民协会也同时成立，首任渔会主席翁大全。这鳌江乡人民政府和鳌江乡渔民协会的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城关下尾埠福山境炎帝庙对面的鳌江宫门口。接着，相继建立乡民兵大队部、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并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青年团员（为共青团前身），建立团支部，以及后来的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等。
  当时，鳌江的建乡，是党对贫苦渔民的亲切关怀。把他们从社会的最低层解放出来。其意义已大大超过一般的行政设置问题，而是使这一弱势群体从此站起来了，真正在政治上翻身作主人，经济摆脱贫困，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树立“自尊、自强、自信、自主”的精神。
  1951年11月，当我县在村结束第二批的“土改”工作，完成全县所有平原乡的土地改革运动任务，正把力量转移出来，去搞剩下10个边远山区的第三批“土改”扫尾时，即把鳌江等渔区的“土改”结合来做。这时的好处是本县渔区周边的乡村“土改”已经搞完，阶级敌人也已明朗化，渔区的“土改”就比较好做了。比如，向渔民收取地租和强行收购海产品“德顺渔行”黄笃夫的派下，分“日、月、星、辰”为分行，分布于本县三都、漳湾、八都、七都等地的鱼牙行已被打倒，阶级阵线分明，政治面貌清楚，渔区“土改”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
  笔者日前查阅了当年鳌江乡进行渔区“土改”的部分档案材料，成文时间是1952年1月10日至16日，署名人为县区派出的鳌江“土改”工作组和乡渔民协会主席连德发。今就主要内容，综合摘抄于下： （一）人口状况全乡315户，总人口1488人（男826人，女662人），分布于东湖内的8个聚居点，编成26个居民小组，拥有渔业船269只。在总户数不变的前提下，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定点搞捕捞的户口；二是流动搞运输或鱼贩的。前者具体是城关码头64户221人；青苔坪57户104人；官进港（五里亭至乌龟山前）66户375人；溪口港（兰田溪的金兰水道）16户66人；大门港（今大门山一带）29户159人；横厝港（塔山陈厝里至大门山）8户34人；南港（贵岐至蚶岐村前）42户225人；金蛇头港（金蛇头村前至门赛）33户166人。后者138人，有载客船36只（内邮政船7只）、鱼贩船14只，他们的户数已编入各住点，人却流动于湖内外。
  （二）封建压迫在旧社会的私有制度下，鳌江渔民经受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极为深重。他们在海面打鱼，除要受德顺埠鱼牙老板的强行压价收购外，还要交纳一定的租金。本来收入就很微薄的讨鱼人，再经盘剥，其生活即更加困苦。有些渔民在淡季，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时，向人家借高利贷，届期，能还清本息可以，若还不清，就会陷入“阎王债”的漩窝，本金作利息，利息作本金，像驴打滚式地算下去，使你永远还不完。其结果是逼债上门，弄得你家破人亡。渔霸黄德亮从德顺埠鱼牙老板黄笃夫裔孙黄光周处承包一部分海面，转租给他人经营，从中牟利。渔民上他管辖的海区打鱼，每年要交40～100斤不等的租谷，若是鱼群出入要道、收益颇丰的“椼点”，还要提取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作租金。金蛇头渔霸陈细细向鳌江渔民放高利贷，本年底借100斤谷子，至次年五月鱼季就得还谷子120斤，搞得债户卖儿鬻女，因被迫不过，卖掉男孩1人，女孩4人，计被拖走渔网18张，生猪3头，衣被无数。据驻乡“土改”工作组调查，当年鳌江渔民缺食少衣的情况较为普遍，无寒衣过冬的人约占90%，无棉被家庭占35%。全乡没有一个从正规学校毕业的学生，仅有十几人粗识文字，要找一位能记流水账当会计的人都很难。男人讨不起老婆，时有107个单身汉，童养媳婚姻占有妻室家庭的60%以上。再者，鳌江渔民是以小型的连家船出海生产，抵御风浪的能力低，出了事故，往往殃及全家人的性命。初步了解，近五年来，就有翁细细、连年佺、刘成记、林灿庆、翁年寿、连成记等六条连家船遭遇风暴，造成船翻人亡的惨况。
  （三）政治面貌鳌江，是宁德县城关区管辖的一个纯渔乡，水上居民。相较农村和街道而言，政治情况尚好，居民的社会关系也不复杂，其阶级敌人主要来自东湖沿岸的渔霸和城关德顺埠鱼牙行的老板。本乡只有三户富渔，与几个在民国后期基层实行保甲制时当过保长的人。经本乡工作组的调查，鳌江也有渔民参加大刀会反动组织，甚至已打入我乡渔民协会的内部。比如，三都澳刀会首杨进俤通过金蛇头的连茂明、官进港的刘仁坤二人，在鳌江渔民中发展刀会徒21人，其中有14人参加过颠覆我政权的暴动。乡渔会副主席连金祥、委员连茂仁二人均是混入我基层组织的刀会徒。
  （四）生产问题鳌江渔民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捕捞生产，许多还是老的作业，即采用小船、小网，在县内的小渔场，搞些小作业，捕到一些小鱼虾，卖个小价钱，号称“六小”生产，无法发展，而劳动力的消耗又很大。现将主要作业的劳力使用情况介绍于下： 虾荡打鱼这“虾荡”与“艋艚”同属定置网的捕捞作业。要是有区别的话，艋艚是“桩张网”，虾荡是“船弦网”。同在海的出水口处拦截鱼群，前者是通过“打桩拉筋”来固定船网，后者是用“前锚后碇”来固定船网。虾荡的“虾”，并非海产品的名称，而指作业的母子船，大船叫“虾母”，小船叫“虾仔”。由于是在流水处作业，船只在不断地动荡，故名。虾荡为连锁作业，多达数十条船只一字儿摆开，中位最佳，收益颇丰，负责指挥左右船只，叫“桁”长。一对虾荡，需要4-5个劳动力。主要劳动是抽弦管（水急把网调高，水缓把网放低）、接竹筒、解网尾（虾仔收鱼）、打草绽和洗杂鱼网等。为常年作业，遇风暴撤船收网，返航避风。
  清水网打鱼是采取一种较原始的双船囊围网生产，主要捕捞集群的鱼类，如小杂鱼、鳀鱼等。该网结构特点是网口大，两翼网特长，网长为囊网的3倍，网口在水中垂直张开很大。其劳动主要有掌舵、划船、扒网撒面、洗网等。
  土头拔打鱼是一种较原始的拖网，有单翼拖和双翼拖之分。作业简单，规模也小，后来又发展成单船有囊底拖网（虾拖），其劳动基本与清水网同，但需1人下水作业。
  半缣网打鱼是一种较原始的流刺网，如果是夫妻作业船，男女二人都得下水；一人在水中张网；一人手提一根约六尺长的竹竿赶鱼入网。主要劳动是扒网、赶鱼等。
  黄鱼缣打鱼是一种专门为捕黄鱼而设计的流刺网。主要劳动是扒网、下水赶鱼入网等。
  犁头夹（兜）打鱼是个三人下水的小作业，其分工为二人张犁头夹，实际是用三根竹竿作支撑，架起一张犁头三角形的小网兜。主要是捕捞跟潮觅食的鱼。
  手网打鱼手网，就是手抄网，也叫小掩网，主要劳动是一人撑船，一人撒网。此外，还有赤脚下海摸鱼，摸虾的，件件都是重活和苦活。
  （五）划分成份渔区“土改”，国家没有专门的政策规定，主要是根据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精神进行。其渔区划分成份也是参照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进行划分。在吸收外地渔区“土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鳌江划出渔业封建剥削者、渔业资本家各一户（均非鳌江住户），富渔3户，其余为中、贫渔、渔业工人、鱼贩等几种。
  （1）渔业封建剥削者。占有渔业资源，如海面、港道等生产场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依靠渔业资源出租、收取租金，或雇佣他人经营，进行佣工剥削等。通过出租或佣工的方式剥削渔民，为其生活来源。如，黄光周，家庭五口，除有住屋外，拥有市店一座，租给别人，收取租金，还占有海面多个捕捞“桁”位，租给渔民。
  （2）渔业资本家。开设鱼牙行，贩卖鱼货，经营海产品生意为生。如：黄德亮，家庭四口，拥有店铺一间，开设鱼牙行，又向黄光周承包海面捕捞“桁”位多处，转租给他人，从中牟利。
  （3）富渔3户。一般占有较好的渔业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收入维持生活，但有少部分（不超过总收入的25%）的佣工或出租渔业生产资料的封建剥削收入，如：林奶福，家庭十口，劳动力3人全部参加劳动，拥有较大的船只2艘，内一艘租给别人作邮政船。
  （4）中渔民87户，贫渔民162户，渔业工人6户，船工31户，鱼贩5户。
  四经过渔区“土改”，彻底推翻封建的压迫和剥削，改变原来海面为私人占有的不合理制度，使鳌江渔民不仅从政治上翻了身，且在经济上也得到许多好处。起码说是渔民下海打鱼不用交地租了，打到的鱼也不再交给德顺鱼牙行收购，受其盘剥了。这一项计算下来，至少可以减轻百分之十的负担。根据《土改法》第18条规定，和1950年12月30日发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江河湖海沿岸土地处理办法》精神，凡属江河湖海等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但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从有利生产出发，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法令继续经营的规定，将原来在东湖内的官进港、溪口港、大门港、横厝港、南港、金蛇头港等6条港道和东湖外宁德水道的一小段，均划给鳌江渔民打鱼生产，且考虑为渔民生产安全起见，又列出金蛇头、大门山、乌龟山让鳌江渔船停泊避风。
  渔区“土改”后，原宁德县委和县政府又为鳌江渔民在粮食供应、生产扶持、困难救助和上岸安居等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和好事。比如，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给了鳌江全体渔民以国营职工和城镇居民具有同等待遇的粮食定销，土话叫“吃米证”。此事，在今人眼里看似平常，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年代，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均很了不起。我这里给大家随便举个例子，便可得知。1966年5月16日，即中央下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后，本县有一位叫沈有太的老红军，是1938年跟随叶飞参加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的老同志，建国初复退回到农村——洋中区章后乡芹屿村，除本人有干部身份能享受定销粮供应外，家属（苏北人）子女等都没有吃米证。“文革”开始，中共宁德县委成立“文革”办公室，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上级的通知精神和接待外地的串联师生，我被抽调到该办公室工作。这时遇到沈有太同志自带被盖和饭锅到政府大楼的顶层边居住不回去，以示“造反”。由于过去我同他有过工作关系，相互间较谈得来，县委领导就叫我去向他做思想工作，结果他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给家属吃米证，二是小儿子已长大要求给安排个企业职工。我将其意见反馈上去，答应下来，他即回去了。可见，当时的农转非，发粮证是件何等艰难的事。
  其次，原宁德县委和县政府关心与照顾渔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临时性增加粮食额度和给救济物资也不少。笔者阅翻“文革”开始的头几年的档案资料，就发现有1966年9月28日宁德县人委关于发放给渔区救济衣被的通知，说明这批救济物资重点是救济日前尚未改造好的内海连家船渔民，内有给漳湾区（鳌江时属漳湾）棉被80床，被单80条，棉衣50件，布票13000尺。又：1968年5月14日，宁德县人委以（68）县渔粮字第01000号文件《关于解决养殖劳力口粮不足问题的决定》，内有给漳湾区520担。此例尚多，恕不繁列。
  再次，提高鱼、米的比价。已从原来的1：1.5-2，提高到1：3-4。即原来渔民捕捞一斤普通的鲫鱼，只值一斤半至二斤大米的钱，现在可以卖到三至四斤大米的钱。因为国家给渔民的大米供应价每斤仅为7.6分至9.4分，还不足一角。这样，就口粮而言，当时捕捞的一斤鱼可以顶原来的二斤用，大大提高了渔民的生活水准。
  五鳌江渔民上岸安居基地从金蛇头转移到漳湾区后湾村的红霞后，先盖一所小学校、三座安置房和食堂、仓库等公用房。1961年初夏，笔者为搞调查工作，住在红霞的鳌江大队，当时这里非常冷清，晚上无电灯，只是白天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在上课，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夜晚一片寂静。
  这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红霞住过13天。当时后湾属漳湾公社，鳌江属官井洋公社，因为使用基建土地和海涂，后湾农民和鳌江渔民发生斗殴，县公安局下去抓捕后湾4个人，内一名是共产党员，按规定党员进监受审查先要停止党籍。当时我在县党的监委会（纪检会前身）工作，必须下去。但临走时，领导又交代我一个任务是配合官井洋公社党委书记林奶灿同志写一份个人的调查研究材料。此事缘自1961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当我抵达红霞时，林奶灿同志已从贵岐（官井洋公社所在地）来到这里等待我了。住下后，我二人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精神和县委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拟出一份调查的重点内容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调查方法等的初步方案，即集中或分头深入下去展开工作。我俩合作得很好，头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林书记平易近人，工作踏实，熟悉社情，思路清晰。调查后的报告内容主要按他的思路来写，我仅起个代笔的作用。这一报告的详细内容，由于距今的时间太久，多已忘记了。但有个问题后来一直使我迷惑不解，没有忘掉。即该报告上送后约三个月时间，就是1961年的8月间官井洋公社撤销了，鳌江大队也被归并到漳湾去。因报告中有提到公社管理机制问题，自从鳌江大队搬到红霞安居后，渔、农间的关系一直理不顺，此前发生的渔、农民斗殴就是一大事例，官井洋公社手中无地，不能解决这问题，有建议撤销官井洋公社，把分散于蕉城、漳湾、三都、八都的各个生产大队，归并到所在地的公社去。不知道是否这一原因，如果是的话，说明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为后来全县各个渔业大队的安居工程用地和养殖生产用海，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笔者从档案中看到，渔农合并后，县里给公社下达改造连家船专款时，只要在文中附上一笔“用地、劳力由公社解决”，或下达养殖生产资金时，在文中附上一笔“用海由公社解决”就可以了，没有发生纠纷问题。
  六鳌江渔民的上岸安居工程建设启动后，经历一波三折。比如，工程开始仅一年多，就碰上“大跃进”时期的围垦东湖塘，要把基地转移出去，但迁到红霞重新规划，进行建设时，即遇到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农村“闹粮荒”的问题，工程无法继续下去。待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困难已经过去，开始恢复经济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大浩劫，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使这一安居工程的建成时间，起码推迟二十年。
  “文革”开始，已在全国大、中城市闹得正欢。1966年12月12日宁德县人委还以（66）县水产字第273号文上报福安专员公署《关于请求拨款支持连家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称：宁德有鳌江、大门、金南、虾荡尾等四个渔业大队，共482户2410人计划上岸安居，需要拔款35万元（其中15万元用于渔民面上救济）。上述的四个大队，除虾荡尾159户687人属三都公社外，其余323户1723人均为漳湾公社的鳌江大队。从这一报告的时间点看，是在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定”这两个作为全国性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后，红卫兵已经开始揪斗“走资派”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见当时宁德县委、县政府对此工作的何等重视。
  1967年元旦过后，即发生“1.15”造反派向宁德县委、县政府夺权的事件。从此，县直党政机关开始瘫痪，群众组织围绕“夺权”问题分裂成两大派，从辩论至武斗，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直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经过消除遗毒，清源正本，“文革”的阴霾逐渐散去，才云开见日。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得以提高，逐步走上富国强民之路。二十年后，当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骄人业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有增大时，即提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奋斗目标，层层抽出部分资金去扶贫。此时宁德市政府（县级）没有把渔民忘掉，于1998年6月29日，以宁政（1998）第307号文上报宁德地区行署《关于漳湾鳌江村连家船改造的造福工程新配套建设要求给予补助的请示》的文称：漳湾鳌江村是宁德市（今蕉城区）最大的纯渔村，现全村渔民934户4081人，至1996年底还有312户1760人仍居住在连家船上，未曾上岸。去年以来，在省、地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我市对连家船实施造福工程，帮助他们上岸安居。1997年，漳湾连家船渔民有123户730人搬迁上岸，其中迁到湖头自然村新建120座房屋，安置上岸704人。目前房屋正在抓紧兴建，但由于新建村内水、电、路、公厕等未能配套，尤其是村前的一条约570米长的防浪堤未修，严重威胁到该村的安全。据测算，修复该防浪堤及完善村内的水、电、路、公厕等工程约需资金34.6万元，我市经济困难，除自筹部分外，请求行署补助资金10万元。
  当时，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积极进行扶贫奔小康的工作，准备向国庆五十周年纪念献礼。故宁德市政府（今蕉城区）这一报告的上送，引起省、地党政领导的重视，仅隔22天后，福建省政府就召开一次解决全省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资金安排专题会议。会后，以省政府综字（1998）第129号《关于研究连家船民上岸安居问题的会议纪要》下发到县（市）一级。主要提三点意见和要求：1、各部门统一认识，高度重视，集中力量，解决好连家船民上岸定居问题，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各级政府要摸清底数，制定计划，分期实施，确保三年内完成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其中1998年解决5000人，1999年解决8000人，2000年解决5466人。
  2、搞好定居规划，根据条件，采取多种形式，挂靠在现有自然村，有条件的可以集中定居，确保上岸定居的船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3、有关地市县，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确保三年完成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任务。定居建房资金以群众自筹为主，省、地、县补助为辅。省财政从扶贫开发基金中按人均800元标准补助，地（市）按人均400元配套，县也按人均400元配套。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以当地政府和群众投工、投劳为主，省直有关部门补助为辅的办法解决。省计委分三年以工代赈省级配套资金中安排150万元，省水产厅分三年安排200万元，用于开发性生产资金补助；省教委分三年安排教育扶贫基金200万元，用于解决连家船民子女上学难问题；省水电厅分三年安排100万元用于解决船民生活困难。有关县（市）、乡（镇）要负责解决上岸定居的连家船民的生产出路问题。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具体工作由省脱贫办负责督促检查。
  省里的三条出台后，1999年2月28日下午，行署召开第七次专员办公会议，研究贯彻省会议精神并部署全区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民建新居工作：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客观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向建国五十周年纪念献礼。
  （二）抓住两个关键。一是筹集资金，今年地区财政尽管十分困难，仍要确保落实配套资金508.24万元，用于连家船民的上岸安居工程。各有关县（市）也要不折不扣的落实配套资金，列入本级的年度财政预算。二是搞好规划，规划设计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到高起点，高标准，有前瞻性。
  连家船民新居选址和规划都要经过县（市）建委审批。
  （三）做到三结合。连家船民建新居要与造福工程相结合，真正造福于民，要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做到集中安置，实现人口聚集；要与开发性生产相结合，变单一经营为综合经营，切实解决好连家船民上岸后的生产、生活问题。
  （四）做到三保证。一是保证工期，各有关县（市）连家船民新建工程要确保在5月1日前全面动工，4月30日地区将组织有关部门检查动工情况。9月20日前必须全面竣工，亦组织一次工程的检查验收工作。二是保证资金到位，地、县（市）两级都要设立连家船民新建住房资金专户；省级补助资金和县（市）配套资金也要直接进入县（市）资金专户，配套补助资金要按工程进度拨到位。地区脱贫办等单位要定期检查资金到位及其使用情况，如果发现资金挪用、挤占行为，要严肃追查有关部门和领导责任。三是保证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连家船民建新房及配套设施建设质量，县（市）级要切实负起责任，对存在质量问题要予以曝光，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五）加强监督。一是职能部门要加强检查监督，地区脱贫办要做好督查反馈工作，做到一周一报，一月一检查，并及时通报全区连家船民新建住房资金到位、工程进度、质量问题情况。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各级补助资金到位使用情况要以村为单位及时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宁德电视台要开辟“心系连家船民情”栏目，对连家船新建住房情况要进行跟踪报道。
  （六）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连家船民新建住房工作，地县（市）有权征收的各种税费一律全免，同时要注意收集保留有关连家船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数据、原始资料等。
  （七）应于3月15日前拿出具体资金筹措方案，以便行署专题研究解决。
  原宁德地区行署的这一次专题会议很关键，它促使已停顿近三十年的连家船改造工程得以重新启动，并且是一次性地扫清原来工程遗留的尾巴，圆满建成。这是得益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取得的伟大成果。
  七连家船，是过去自然经济时期，从事内海打鱼为生的个体生产者的遗留物。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造成内海的污染不断加重，渔业的资源逐渐衰退，渔民收入减少，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民政府对渔民生活的关心照顾，其人口的不断膨胀与生产的逐渐下降，形成反差很大，矛盾突出。所以，这连家船的改造，并非简单地将家搬出生产的船只，到岸上居住就完了的事，而是应该首先帮助渔民寻找生产门路，解决生活方面问题，使他们能够搬得出，住得稳，才是改造连家船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连家船改造是渔区的一项涉及渔民生产、生活的系统工程。
  笔者留心查阅了一下建国后有关部门所写对宁德内海渔业生产的调查报告，内不乏提到内海渔业资源衰退的问题。特别是作为独具地方特色的官井洋大黄鱼（本地人叫官井瓜），由于人为的原因，资源在逐年缩减。它本是宁德渔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民间有“官井洋、半年粮”之称，其减产对渔民收入的影响很大。比如，1962年7月20日，中共宁德县委海防部调查组在《关于恢复发展内海渔业生产的报告》中称：建国后，以1955年“黄瓜鱼汛期”为例，本县开出黄瓜鱼对船280对，总产突破二万担，单产达80担。自1957年后，官井洋黄瓜鱼的产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至1961年“黄瓜鱼汛期”，本县开出黄瓜鱼对船213对，仅打到鱼3000担，单产降至14担，比1955年减少82%。原因主要是受到敲鼓作业船的影响，瓜汛期进入的鱼路被卡断，大黄鱼从北霜——东引——横山——官井洋，一路上被敲鼓作业船所拦截。今年“黄瓜鱼汛期”前，闽东渔场就有80多艘敲鼓作业船捕走大黄鱼数十万担。剩下的鱼，有似惊弓之鸟，各自逃命去了，没有鱼群洄游至官井洋。此外，今春内海的生产也普遍减产。原因：一是近海的污染；二是敲鼓作业的连带影响和机帆船的大围捕，导致鱼汛变迁，鱼场无鱼。几种春汛鱼由外海通游到近海的鱼，如金鳞、白杂、长尾刺、寒鲳、安济鱼等均减产50%以上。1959年斗帽大队捕噷鲨18头，今年1头也捕不到。三是春雨多，溪洪大，浊水多，水温低，鱼群退入深海。又比如，“文革”初期，县委、县政府的权被“造反派”夺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三支两军”工作，简称“军管”期间，为“抓革命、促生产”，宁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解放军宁德县人武部主管的生产指挥部，也对本县的渔区进行调查，在1968年7月15日，以（68）宁武领办第116号文件中称，宁德县渔民生活水平在下降，1967年与1957年相比，每个劳力，每月收入由33元下降至22元，人口平均由13元降至7元，等等。
  古话说：“凡事，预则立”。世上的事情，只要预作准备，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当知道内海渔业资源开始衰退时，县有关部门即作出预案，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渔民摆脱过去单一的内海捕捞作业，走上“捕、养”结合，多种经营的康庄大道。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购置机帆船，开往域外的舟山鱼场搞围罾生产。另一方面，规划内海养殖的水面，引进种苗，培训人员，着手内海的养殖试验。1958年4月，派渔民多人前往辽宁省大连市学习海带人工养殖技术。当年12月，由三都澳海军派船从大连运回海带苗5万箱，开始在宁德内海搞养殖试验。这一年，由于缺乏养殖海带的管理经验，虽然未能获得收成，甚至发生亏损，但这海带南移养殖却取得历史性的成功。据我看到一份渔业生产简报上说：1959年，把内海养殖海带压缩至620亩，而此次却获得大丰收，计收成鲜海带675吨，亩产达6.5吨，最大的条长210厘米，宽22厘米，质量高、品相好，很畅销。使养殖者喜出望外，信心倍增。该年度的海带养殖，每一劳力投劳时间六个月，得工资400元，平均月工资65元，为当年在内海生产收入的四倍。如果加上养殖海带的营利部分，可以解决渔区一万人的一年生活问题。后来，又发展紫菜、牡蛎、对虾、大黄鱼等养殖生产。尤其是大黄鱼，从人工孵化到养殖成品鱼的技术突破，给批量的养殖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成为中国海产品出口的五大品牌之一，为国家争创外汇作出贡献。国家授予宁德市蕉城区为“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美誉，此为后话不叙。
  注：本文材料来源1、地方志书记载：有清乾隆壬午版《福宁府志》、清乾隆辛丑版《宁德县志》、1995年版《宁德市志》（蕉城区）。
  2、馆藏文书档案：有宁德市档案馆，蕉城区档案馆。
  3、历年来采访记录：有退休干部林奶灿、陈泉利，鳌江老渔民连益泉等，福山老居民叶仁风、张维桢等口头提供。
  4、本人亲身经历。
  [=此处为插图（附件：鳌江原貌示意图）=] 阅图说明：1、图中的斧山，今名大门山，图中的猴毛屿今名乌龟山；图中的屿仔在围塘后因修大门港防洪堤被挖平，今无存。
  2、图中划的8个船只停泊点，是按照1951年11月渔区土改开始时上报的鳌江渔民分布情况而编列的。括号（1）是城关码头；（2）青苔坪；（3）官进港；（4）溪口港；（5）大门港；（6）横厝港；（7）南港；（8）金蛇头港。
  作者简介： 王致纯，1947年濂坑中心小学毕业。1958—1959年县业余大学（现代汉语）进修，1951年起先后在县委秘书室、监委会、审干办、统战部工作，1995年退休。现住蕉城。
  千载沧桑话古溪古溪村，位于城南镇政府东北1.28公里，宁川路东侧。辖古溪、企岭尾、天生墓头三个自然村。虽为弹丸之地，却名载国史。民国柯劭忞《清史稿·志四十五》中有：“（宁德）又东南合古溪，又东合蒲岭水，为飞鸾江，合焦溪入”的记载。旧时东面可俯“平平有廿里之洋，汪汪浸一天之宿”之东湖，西面则倚“天成宝髻锁云烟，振古如今两峙连”之双髻峰，远古漫长的地质变化，打造出优越的海滨丰壤，再加上靠近县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蕉城远近闻名的富庶乡邦。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宁德市中心城市南移，建设步伐突飞猛进，城市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古溪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面积征用，原先的祠堂民宅也被水泥混凝土楼房重重包围，甚至于一些村民为利益所惑，将已有数百年历史、精美无比的古老建筑拆除重建，令人惋惜。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逐渐变更，“黄鹤一去不复返”，原生态的古村落将逐渐寥落，毁灭无存。记得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乡村麻雀种子》（《啄木鸟》2000年四期）中说：“乡村是一个自然与人达致平衡和谐的世界。”又说：“乡村无尽，只有上帝能够创造乡村，人类仅仅创造了城市。”这些经典文字，值得深思。乡村的概念已经被残酷地扔给了历史，无法挽回，笔者只能通过手中的一杆柔毫（实际是一副键盘），去追溯内涵深厚的吾乡吾土千年之烟云往事。
  鱼盐蜃蛤风犹古唐宋元明事就湮南宋时期，古溪属宁德县安东乡临海里。明代，为宁德县陵山里一都三图，清代沿革不变。民国初期，沿用二十五都区划。民国十九年（1930），修正旧法，改村、里为乡、镇。民国二十三年（1934）五月，实行保甲制度。民国二十七年（1938），全县设三区二十七个联保，古溪属一区古溪联保。联保设在古溪陈氏上祠堂，下辖古溪、后山、塔山、贵岐、岐头、金蛇头、蚶岐、洋尾（今福洋）、二都、岚口、连洋（以上三村今属飞鸾镇）十一个村庄。民国三十二年（1943），宁德县编乡镇保甲，撤销区署，分乡镇为甲、乙、丙三等。古溪属蕉城镇古溪保，乡公所设城关中正路，古溪保分上厝、下厝、里厝三甲。1950年，废除保甲制，区下设乡镇，全县设七区，乡、镇及街道共八十二个。古溪属第一区古溪乡。1958年，撤区并乡，县下共十八个乡镇，成立了十八个人民公社。同年十月，调整为十二个人民公社，古溪属蕉城人民公社。1961年8月，调整公社，村为城郊人民公社古溪大队。1984年，成立城南乡，古溪隶属之。1992年1月，撤乡改镇，隶属不变。
  明清时期古溪村的管辖范围比今天要大得多。村庄东面至决兜桥，与酒屿交界，涨潮时需船只来往；西面至后山山顶“两狮子”峰，与岭头茶籽洋交界；南面至仙人笠（今属贵岐村），与洋尾村（今福洋村）交界；北至下宅园村，以秋芦溪交界。村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域广袤，溪流纵横，田园肥沃，海产丰富。“古溪”作为村名最早出现于万历版《福宁州志》，在明代嘉靖版《宁德县志》中只有“下坂”、“泽头”这些地名。“古溪”一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由于古代从宁德县城来到古溪，必经南门、桥头下、小场、下宅园、埔下岗（下岗）五个村庄，秋（粗）芦溪、庵中溪（又名“庵溪”）、北坑墘溪、井兜溪四条小溪，因为井兜溪以外皆为田园，只有一座房子。过了井兜溪才算真正进入村子（一说指北坑墘溪）。所以民间习惯性地称作“过溪”，宁德方言中“过”与“古”同音，久而讹为“古溪”。这与同属城南镇的“过屿”（塔山）、“过岐”（贵岐）等地名由来同出一辙。另一种说法是传说古溪上厝陈氏开基始祖陈春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五代后梁时任中书舍人。后因直谏得罪梁太祖朱温，避难南迁入闽，他的后人陈马夷改徙二都朱溪。有一天夜里，陈马夷梦游一个地方，山清水秀，土地肥沃。而且还有一条小溪，中间有稻谷漂流，醒来惊愕不已。后来他到城关访友，路经今天的古溪地面，见这里桃红柳绿，与梦中情境十分相似，而且也有一小溪（井兜溪）正与梦中流谷之处相符。遂迁家入境居住，以“谷溪”名之，以作纪念。久而变成“古溪”。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科学合理，比较可信。第二种传说离奇，仅作饭后谈资，不必较真。
  古溪村还有一个“诨名”，谓之“汐头”。汐指黄昏至夜间的潮水，在地方方言中又包含“潮水退落地带”之意。由于古溪村海拔较高，在东湖塘尚未围垦之前，县城以南一片海滩，每至傍晚时分，只有古溪一带最先退潮，因此得名。实际上，“汐头”是“泽头”之方言谐音，在蕉城古代方言中，“泽”与“汐”的发音相近，如二都旧名“仙泽”，飞鸾镇一带居民就直接称为“山汐”。民国《东井崔氏族谱》中，有明代崔氏十七世祖“允缨公”次女“七姐适泽头新楼陈（家）”的记载，可为佐证。民国《宁德县志稿》直接把“泽头”改为“古溪”，由此可见，泽头是古溪之旧称，也是最早的村庄名。
  古溪村由于东临酒屿，西有朱溪官道，交通便利，山海交汇，开发历史较为悠久。据民间传说，早在唐代，就有余、汤等姓氏入境开基，至今尚有“余家垅”（今宁德市海关一带）、“汤家屿”（今宁德市粮食储备库至宁川路一带）地名。这两处遗址连同“官垅”（今宁德师专）旧时都位于宁德县最早的“国道”朱溪官道旁，村民在耕种时经常挖到古砖瓦、石构件等物。朱溪官道是白鹤岭官道开通以前，宁德县通往福州的唯一通道，车马辐辏，行旅不绝，附近有观音亭、泽民桥、小桃源亭、山寨坪等相关古迹，建于唐代的报恩寺与建于南宋的忠烈行祠（下马宫）也都坐落在这一带。可以看出，古官道两侧的“黄金地段”是古溪先民最早的落脚点。直至南宋宝庆年间，主簿丁大全开辟白鹤岭道，南路逐渐衰败，附近居民难以谋生，遂往东北海滩方向迁移，于是奠定了今天的村庄格局。报恩寺、忠烈行祠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归于寂寥。明嘉靖十四年（1535），知县叶稠重开南路，沉寂了整整三百一十年的古官道重新恢复了旧时的繁荣。次年，忠烈行祠得到重建，至今香火绵延不断。
  古溪村现有的姓氏，大概有三十多个，就人口而言，以陈、谢、林、倪、池五姓人口最多。历史上还有过余、汤、欧、萧等姓氏。究竟何姓最早至古溪开基，民间有多种说法。据民国重修《新楼陈氏族谱》引五世祖陈笃《源委弁言》记述：“吾始祖嫡派颍川，世居中原淮南光州固始县阴德乡魏侯里，莫知其几世……逮夫吾祖春公于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从邑人将军王审知避地而入南闽……卜检核农田，遂迁居白鹤盐场。”据此记载，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比宁德的建县历史还早，当推为古溪开基最早姓氏。但陈春的最早落脚点在白鹤盐场，迁居古溪的是他的裔孙马夷（族谱作陈春之孙，明显有误），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年，正是南路官道衰落的时期。另外两支陈姓，一支据说由福安廉村迁入，另一支由城关北门金峤陈迁入，他们迁居的时间都很晚，大约在明清时期。位居第二的谢姓聚居于下厝，共有三支，按照聚居点分布，称作头谢、中谢、尾谢，以头谢最早。头谢始祖与飞鸾林洋谢氏始祖谢成章（字汝逵，绍兴二十四年文举特奏名）为同胞兄弟，原先居住在朱溪官道洋尾路段，迁入时间应该也是在南路衰落以后。内厝前埔境林姓又称为栖林（或称为“粗芦林”）林氏，为古溪第三大姓，可惜年深月久，族谱无存，据后人口述祖籍地为“兴化府莆田县八角井”。另有一支林姓明代后期由五都汤湾迁入，为湖广荆州同知林思勉的后人，人口不足百人。倪姓、池姓迁入时间更晚，倪姓始祖纪高原籍漳湾蒋沃，明代崇祯年间（1627～1644）迁入。池姓于清代康熙年间（1622～1722），由霍童坑头村迁入。根据古溪村民世代口口相传，五大姓最早迁入的是谢姓。可事实并不是如此，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认为古溪五大姓最早的迁入者应该是栖林林姓的祖先。虽然栖林林姓族谱早已无存，但从蕉城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古溪村的两座古建筑，即泽民桥与明经堂，它们的兴建都与林姓有关。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二·建置志》：“明经堂，在古溪，祀宋庆元君子林君仲麟，及其弟仲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明季圮。其址尚存，周二十四丈。”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津梁》：“泽民桥，在一都泽头。俗呼黄瓜桥，五代林都录建。宋治平三年（1066）重建。”林仲麟、林仲虎兄弟属二都梅溪林氏，梅溪林氏始祖林延于五代后周时期由浙江温州台岭梅溪村迁居宁德白鹤盐场，二世祖林师迁徙二都飞鸾居焉，“以不忘故里，复名梅溪”。传至仲麟兄弟为十一世。古溪林姓与梅溪林氏可能存在渊源关系，所以才会有供奉林仲麟、林仲虎的祠堂。泽民桥是蕉城区现存最为古老的石拱桥，修建者林都录，生活在五代时期。都录为官名，即录事，又作录事参军，属于八、九品小吏。另据民国《宁德县志稿》记载，在旧宁德县署内原有三座古墓，墓碑一为“故侍御史林公墓”，一为“赠成都府录事林公墓”，一为“成都府录事林公墓”，三冢坐北朝南，不知何时迁移至西门外太尉宫右边，其原址老百姓仍呼作“移墓”。志中还明确记载“祭是墓者，为大令林保童之裔孙”。由此，县志编撰者认定这三座墓葬的主人是明初举人、林保童的儿子林尹。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府、县录事为隋唐五代时期职官名称，元代以后废除，林尹为明代人物，不可能担任录事职务，此其一；其二，古代城市内忌讳埋葬死人，何况在一县最高行政机构之中。所以，城内有墓，只能理解为修墓的年代比建县时间要早。再加上“祭是墓者”为“横路林”之林保童后裔，横路林与梅溪林同宗，这在南宋《三山志》中有提及。这三点结合，笔者认为县署墓葬与修建泽民桥的林都录有很大关联，据有关资料显示，横路林、梅溪林为泽头林都录之后，这位在古溪村境内修桥的林都录也很可能是现今栖林林氏的始祖。由于时代久远，家谱资料欠缺，权且存疑。
  栖林林氏盛于两宋，明、清时期逐渐衰落，而今人丁仅有一百余口，在五大姓中人口最少，但其曾经拥有单独的行政区域范围（上厝、下厝、里厝皆为古溪境，唯有林氏聚居地称为前埔境）及悠久的家族历史，是古溪其他大姓所无法比拟的。至今在林氏聚居点周围的田园中，仍散布着大量的房屋、墓葬遗址，村民耕种、建房时，经常会挖掘到瓦片、石板、魂瓶、五谷罐等物。
  在嘉靖《宁德县志》中还提到了泽头一户林姓平民人家，主人林廿五的妻子因为不满官府的蛮横拆迁，身负未满周岁的婴儿，千里迢迢进京告御状，最终取得胜诉，名垂青史。（详见本文第三节）这段记载使本来扑朔迷离的林氏家族更加谜案重重。西山境这三座古墓主人是否就是林廿五夫妇；林廿五与林都录是怎样一种关系；林廿五妻谢氏是否与当今下厝之谢姓有关，问题太多太多，只能留待后人考证。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溪五大姓以栖林林姓最早，迁入的历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
  南宋嘉泰四年（1204），知县郑革为了方便士民拜祝，将梅溪栖云寺的黄岳香火迁移至城关东门外，奉为土主。传说香火是沿着朱溪官道一路行走，经过古溪地面时，曾经就地搭棚休息。后人在黄岳香火驻跸之处修建庙宇，尊为“忠烈行祠”。行祠，据陆锡兴主编《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建筑》（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解释：“行祠，为神灵出行所居之祠”，宋苏轼《昭灵侯庙碑》：“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苏轼迎致其（昭灵侯）骨于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如此看来，类似于皇帝之“行宫”。这座始建于南宋，地位仅次于碧山忠烈王庙的忠烈行祠后来几经兴废，又有了“下坂宫”、“下马宫”等叫法，但数百年来，民间仍呼作“下坂宫”。
  元至正二十年（1352）秋七月，自称“天完皇帝”的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命伪将王善、康寿四、江二蛮等攻打福宁州各县。江二蛮率子江铁驴攻克宁德县城，县民纷纷出城躲避，报恩寺及附近的深山老林成了避难之地。地方志还留下了一段近乎荒诞的记载：“贼（红巾军）至寺外，六石起舞，贼惊溃。” 明嘉靖时期，倭寇大肆骚扰福建、浙江、广东沿海，局势严峻。嘉靖三十八年（1559），福安县沦陷，福建分巡道舒春芳为阻止倭寇攻打宁德城，坚壁清野，将四城外大宅、宫庙拆卸一空。古溪陈、谢、林三姓祠堂及诸多大宅、宫庙被毁。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二十二，倭寇利用南门外地形弱点，以三云车攻破永宁门（南门），屠城九日，“官舍、民居及库藏案卷、旧家法物载籍悉为灰烬。”县民惨遭涂炭。古溪村民闻风丧胆，纷纷外逃，部分居民避难于报恩寺后寨坪山，利用古代山寨为堡垒，避免了一场大灾难。1958年“大跃进”时期，古溪部分社员在寨坪山开垦荒地，还发现石臼、腐蚀的刀枪等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寨坪附近的一个石洞，有人还意外得到精美的明代青花碗、青花瓶罐等。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古溪村经济、文化进入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国运升平，生齿浩繁，居民富庶，多从事农业生产及海上养殖。缢蛏、牡蛎、花蛤等海产品远近闻名，花蛤种苗还远销长乐、连江等地。据《清史稿·卷一百·食货》：“乾隆十五年（1750），移宁德县税口于酒屿。”并设有牙行、塘汛、茶楼、酒肆之属，大小船只停泊屿下，商贾云集，形成著名的“酒屿集市”。古溪与酒屿仅一港之隔，受其影响，井兜街两边店铺林立，祠堂、私人宅院宽敞恢宏，甲于城南。特别是上祠陈师忍家族，陈师忍原为县学廪生，弃儒从商后，经营药材、土产等生意，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宁德县有名的富商。发家后，不仅在家乡修建了三进式大宅，以及祠堂、书馆、道路等公益设施，还培养子孙读书，子孙后代先后涌现出三位秀才，三位贡生，四位太学生。陈师忍有四个儿子，其中犹以三子良卿一房最为飞黄腾达。良卿生有四子，长子集谟娶南门例贡生张祥祎女，次子集训娶例授同知衔吴炳传女，三子集诗娶山东武定知府蔡步镛女，四子集询娶云南按察使蔡步钟女。联姻的都是当时宁德县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乾隆十三年（1748），知县徐兆麒奉巡抚潘思榘之命，倡筑东湖。计划塘基起自驸马塘，历酒屿，联猴毛屿，延袤而至蓝岫，筑堤四，共长八百一十六丈，曰古溪堘、门前堘、猴毛堘、佛塔堘。至十七年（1752），前后经三任知县徐兆麟、陆广霖、习敏，共拨出七万余两白银，五年的苦心经营，却只在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中留下了“斯时财尽力穷，各愿告退”以及“原夫湖之所以不成者，多由人心不齐，财力不继，以致功亏一篑，业隳将成，深可惜也”的记载。到了光绪七年（1881），广东商人唐贻香认为有利可图，远道来宁。由于经费有限，以旧基花费甚是巨大，乃缩小范围，仅由酒屿横筑一条长堤，直接黄土岩。历经两载零六个月，花费白银十多万两，塘堘竣工指日可待。谁知突遇特大雷雨，风狂雨暴，港门有崩溃的迹象。无奈之下，唐贻香购得一特大“蔴舰”旧船，装满泥土后，塞入港门。谁知大雨过后，水流湍急，船身簸动，塘基松动，刹那间港门冲毁，功亏一篑，复又沦为泽国。民国四年（1915）五月底，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偕同海军部特派人员吴光宗、刘文瀚、敖景文，以及随员许兆桂、俞绍瀛、徐时霦、胡韫玉等共十四人，视察宁德。当船行至酒屿时，许世英远望黄土岩至古溪塘前头一带水路，有长堤隐约可见，如玉带般横亘于水面，其间空出一片土地，约有三四千亩，向当地人打听后，得知了这段惨痛往事，随即饬告宁德县详细勘测，冀竟前功。至今，唐贻香故居仍静静矗立于村中三字街街尾，破烂不堪，亟待修葺。
  孤城纵目尽南东山转溪回翠且重一百年前的古溪村依山傍海，周围青山层叠，碧波荡漾，四时风景宛若图画，宁川十景之“东湖汇绿”、“酒屿春融”、“茶园晓霁”等景点缀左右。村后一派大山，形如屏风，称作后门山。左右尚有两座小山包，取其形似，取名金钟山、木鱼冈。在古溪村内，左右也有两座小山，左辅右弼，左边一座旧时为汤姓人家居住之地，名曰汤家屿；右边一座为栖林林氏族产，故名林家山。村庄由北至南，共有旱溪、北坑墘溪、井兜溪、车楼溪、报恩寺溪五条溪流蜿蜒入海，一派草木苍翠，田舍俨然，引人入胜。一百年后的今天，后门山、金钟山、木鱼冈有幸完好无恙，而汤家屿、林家山早已在隆隆推土机声中化为乌有，融入城市喧嚣。所有溪流，或填塞，或改道，或污秽，无一保持旧时之清流。
  就数量而言，古溪最引为骄傲的应该是古建筑。这里不仅有蕉城最早的古桥梁，最早的忠烈王庙宇，闻名东闽的千年古刹，以及普济王宫、妈祖宫、师公坛（供奉严、萧二位师公），陈、谢、林三姓的六座祠堂。更有数十幢明清古宅，别致精巧，见证了古村曾经拥有的辉煌。可惜建筑不是永恒的，天灾人祸都将顷刻毁坏。内厝陈兆臧的“六扇厝”，1956年农历正月初一毁于一场大火，当时轰动全县。1995年编纂的《宁德市志·大事记》对此事亦有收录。1966年“破四旧”，古宅院中的匾额、楹联、书画、雕花构建被摘除。这些局部性的破坏并不是最致命的，近几年的“造房运动”使大部分老宅遭到灭顶之灾。好几座大型住宅被彻底摧毁，沦为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无可挽回。陈师忍苦心营建的三进式住宅仅剩前座，闻名一时的“石厝”也被子孙分割拆毁，原址建起了四座高楼。目前还完整保存或部分保存的大宅有陈师忍前宅“修吉堂”、陈伯咸故居、陈兆岳宅（仅存后厅）、陈希珍宅、陈元珩宅（建筑保存最为完整，俗称“田埂中”）、陈振琯宅、唐贻香故居（俗称“砖墙厝”）、池氏洋楼、倪氏大厝等等。内厝、下厝还保留有几座明代古民居，风格朴素，门檐低矮，而且柱子不设柱础，直接安放于磉石之上，为其一大特色。
  古溪比较著名的名胜古迹、历史建筑有： 后山，又名后门山。在古溪村西南面，为白鹤山之支脉。它北接白岩、莲花，南联飞鸾、勒马，峰峦起伏，嶙峋苍翠。主峰大山冈高901.7米，为城南镇第二高峰。这里峰险谷幽，流水潺潺，植被繁茂，生物种类丰富，有原始次森林4000亩，主要为常绿阔叶林，更有罕见珍贵的桫椤群落散布其间。2006年12月，支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成立，平匋山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支提山森林公园、洪口金山、飞鸾白马山合称为四大景区。目前规划面积2300公顷，其中平匋山景区规划面积778.73公顷。后山环麓多古迹，东北方向为下马宫，东南为报恩寺，更有古代山寨遗址以及众多古墓。如明代云南郢州知州宋彬祖墓、岁贡生陈笃墓，清代朝议大夫陈兆岳墓、朝议大夫陈希佐“蝙蝠墓”、三都渔潭陈姓大墓，以及神秘的“国师墓”等。报恩寺旧有八景，除金星井在寺内以外，其余七景均散布于山中。两狮子，在大山冈右侧，形如双狮对峙，“每当盛夏极旱时，见电光闪闪出狮子左右，不旬日即雨。至今无异。”石门楼，在寨坪山，“天然石门约可容十余人，樵采多避雨其下。”双髻峰，形如双髻，为报恩寺后主山，有崎岖小路通茶籽洋；金星井，见“报恩寺”介绍部分；卓笔峰，形如柔毫倒置，惟妙惟肖；罗汉峰，十八座小型山峰依次排列，形如罗汉而得名；飞舞石，在报恩寺正后方。相传“至正十二年，红巾军寇县，将入寺焚掠，寺僧惶恐，忽山门外六石飞舞，贼惊退，寺得完固。”沙（纱）帽石，“高五尺余，宛如纱帽。”宋彬祖墓即在其下；木鱼山，在报恩寺右边，因形如木鱼，故而得名。旧时对于报恩寺的绝佳风水，有“左金钟，右木鱼”的说法。山顶尚有一方小木鱼，可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毁于开采石料者之手。除了这著名的八景之外，后山还有仙人脚迹、猪脚石、石衣柜、歇坪潭（1998年4月19日蕉城十中教师徐开清救落水学生牺牲处）等天然景观。
  [=此处为插图（报恩寺旧址）=] 报恩寺，在后山双髻峰下。始建于唐咸通九年（869），传为合邑人士报答亲恩道场，故名。原有山门、大殿、静室、香积四进，募置香灯田三十余石。后寺毁，田归民管。乾隆元年（1736），住持僧印良、僧定化奉诏赎香灯田三石，并募缘重架小寺三间于旧址左。咸丰年间（1851～1861），本村信士陈朝拱舍田四十余亩，重修寺院。民国期间（1912～1949），由居士陈德吉、僧智良先后住持。建国后，改为宁德县畜牧场。八十年代初期，落实宗教政策，寺院归还民间。1994年至今，在住持定日、宗海一致努力下，鼎建斋堂、大雄宝殿、大悲阁、法堂、放生池、天王殿、山门等建筑，占地面积约六千平方米，规模宏大，为蕉城区最大的宗教寺院之一。寺中还保存有唐代八角形石柱、石槽，北宋幢、金星井，明清僧侣墓葬等文物。幢为石构，实心砌体，平面八角形，总高度2.8米，楼阁式，每边0.17米，八角基，塔壁圆状，石板出檐，方形石刹顶。每层均凿龛，并有浮雕佛像。2003年12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金星井井栏有北宋题名石刻，由于时代久远，镌刻文字多难辨认。报恩寺旧时尚有小桃源亭古迹，盛产“干如桃木”的桃竹，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无存。报恩寺离城不远，且环境清幽，历代文人雅士多有涉足，著名的有南宋状元余复，明代教谕蔡子彬、陈震，训导闵文振等。
  忠烈行祠，俗称“下坂宫”、“下马宫”。位于104国道旁，交通便捷，人烟稠密。下马宫始建于南宋，地位仅次于碧山忠烈王庙，宋季圮。明嘉靖十五年（1536），邑人岁进士左雍倡众重建，重建时的方位、时期都事先由忠烈王降箕“决定”。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同治八年（1869），里人陈良卿、陈良弼、陈登益倡众重修。原有建筑包括大门、戏台、拜亭、大殿四进。建国后改为乡镇造纸厂，1982年端午节毁于大火，1984年原地重建，颇具规模。今宫内尚存有嘉庆时期（1796～1820）石供桌、同治八年修庙碑等。
  [=此处为插图（报恩寺内的宋幢）=] [=此处为插图（忠烈行宫）=] 普济王宫，在村东塘墘头，祀林公忠平王。旧时与酒屿隔水相望，故设为村庄码头，大小船只停泊于此。普济王宫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相传旧时有一年发洪水，一只石香炉漂流至塘沿头附近的八斗池，村民捡到以后，通过香炉上题字，认定是忠平王庙物件，便集资在香炉停泊之处建了一座小庙。光绪年间（1875—1908），毁于回禄。由于原庙地址狭小，不便祭拜，后有上祠福房陈朝文、朝武兄弟捐献祖宅地基重建。重建后的普济王宫分上下两进，虽历经岁月，而旧貌犹存，唯有普济明王神像、嘉庆石香炉毁于文革。2002年，村民集资扩建，增设戏台，以及宿舍、厨房等附属建筑，占地面积约五百多平方米。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寺院宫庙，村里还有两座妈祖宫，两座师公庙，两座大圣宫，还有田元帅庙、哪吒庙，都是近年来所兴建。
  陈氏上祠堂，俗称上厝厅。位于三字街街尾，始建于元末。原为上祠嫡祖文茂故宅，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毁于倭，万历二十九年（1602）重建。清乾隆十三年（1748）中元节祭祖时用火不慎，全部焚毁。继由十三世祖陈所能倡族人重建。共有下廊、天井、大厅、后厅、天仙圣母殿、仪门、八字照壁等建筑，规模宏大，造型古朴。清末改为学堂，民国时期（1912～1949），设为乡公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为会场，除了左右两扇山墙保持原貌，其余荡然无存。2002年冬，由陈登信、陈成彬等人为首，集资五十多万元，按照清末原貌，重新修建。现占地面积580平方米。
  古溪陈、谢、林三姓均有祠堂，清末民初完整保存者仅三座，下厝陈厝里祠堂仅剩大门土墙，以及风格古朴的宋代石狮子、石栏杆；尾谢谢氏祠堂只剩前廊。完整保存的三座祠堂又以前埔林氏祠堂最为华丽壮观，至今一些耄耋老人记忆犹深。由于缺乏修理，破烂不堪，在1966年的特大台风前夕被拆毁。建国后，先后得到修复或重建的祠堂除了陈氏上祠，还有陈氏文美公祠（俗称下厝厅）、尾谢祠堂、头谢祠堂、前埔林氏祠堂、下厝陈厝里祠堂。
  陈师忍宅，在三字街街头。始建于清代中叶，为上祠寿房陈师忍发家后所创建。（陈师忍生平见第三章）整幢建筑坐西朝东，两进三厅，中间以小巷相通，占地面积1120平方米。大门为青石雕花门槛，门楼屋檐饰以雄鹰、牡丹木雕构件，寓意富贵吉祥。大门入内，过了屏门、天井，直达前厅“修吉堂”。修吉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宽敞气派，地面为三合土夯筑，历经数百年仍坚固异常。廊前四方柱斗拱两边雕刻大幅凤凰穿牡丹，下垫青石花篮式柱础，雕刻人物、花鸟，刻画精细。左右正房皆为镂空花窗，下方有兰花、葡萄，以及太狮（师）少狮（师）等吉祥图案。天井两侧廊庑，各为六抹槅门，连同正厅对面的两扇屏门，装饰精美，有宫灯、流苏、蝙蝠、花草等图案。与修吉堂并排的是午梦堂，午梦堂有小门通往后进如心堂，这两座厅堂不及前厅宽敞华丽，自成特色。如心堂右边还有一座小花园，设有轩榭、花架、水井，小巧玲珑，别有天地。整个宅院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尤以木雕、石雕纹饰精美，生动自然，为城南镇面积最大、最为精美的古代民居。可惜二进、三进已于近年拆毁，为清一色钢筋混凝土房屋所代替，保存最为完好的前厅也已局部改建，且房屋主人都已外迁。
  [=此处为插图（陈伯咸故居大门）=] 陈良卿、陈伯咸故居，在后门埕，又称“新厝”。光绪五年（1879），由陈师忍三子陈良卿修建。陈伯咸为良卿之孙，清末庠生（二人生平详见第三章）。主体建筑为左右并排两座，占地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两座正厅天井台阶均以条石垒砌，前廊明间与次间脊檩用卷棚拱筑，堂中雀替、梁驼、挂落、挑头，以及柱础，装饰讲究，雕刻精美。后厅各有古井一口。主体建筑保存比较完整，左侧大厅小门外原有花坪，现已盖起高楼。右侧大厅外围墙主体倒塌，破损严重。
  [=此处为插图=] 陈元珩宅，俗称“田埂中大厝”，旧时村中居民区以井兜溪桥为界，桥北皆为水田，独此大宅坐落其间，故而得名。始建于清乾隆时期（1736～1796），主人陈元珩，字殿珮，号苍岩，为上祠寿房地派第十七世。大宅坐西朝东，单檐歇山顶，长方形天井宽敞明亮，左右廊庑各为四间，并附带小型厅堂。大厅正中悬挂黑漆金字“茹荼励志”匾额一方，为道光四年（1824），宁德知县姚观为旌表陈振柱（陈元珩次子）继室崔氏守节不渝而赠。
  池氏洋楼，在内厝，清末太学生池朝钧建。占地面积约三百多平方米，四周为砖砌高墙，圆拱形窗户。规模紧凑，典雅别致。大门进去即为正厅，左右神龛上悬挂池朝钧夫妇大幅画像。由于池氏后代精心管理，整体建筑保存比较完好。正厅左右原悬挂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混成旅旅长陈希鲁、宁德县承审员胡孟玺、罗源县县长周峰书写的书法墨宝。这些连同大门陈希鲁书写“流观山海”横额以及“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真书，均毁于“文化大革命”。
  倪氏大厝，在下厝塘沿头，始建于清代初期。坐西朝东，俯视东湖，风光绝佳。大厝共三进，一进今仅剩墙基，二进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马鞍式山墙。大厅以屏门隔成前后厅。后厅直通三进，三进建筑较为简洁。第二进近年也被后人拆除重建，唯有第一进建筑保存比较完整。离此房屋不远，还有一座由倪姓祖先修建的大厝，正厅雕刻犹为精美，可惜毁于三十多年前的一场火灾。
  泽民桥，俗称黄瓜桥，原在104国道旁，后向下迁移至京都路，与蕉城区公安分局毗邻。旧时为南路官道必经之处。五代林都录建，北宋治平三年（1066）重建，清乾隆时期（1736～1796），由福宁知府李拔重修。石桥横跨车楼溪面，南北走向，长7米、宽3米，桥面左右为两条大石板，中间以正方形条石铺设，桥堍结构为方石垒砌。保存完好。泽民桥附近有凤仙桥，民间俗称“洋尾桥头”，始建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乾隆九年（1744）圮，由乡民陈与麒募捐重造。四十三年（1778）复圮，后不知何年又重新修建，保存至今。与黄瓜桥不同的是，凤仙桥由于国道线从桥面直接经过，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报恩寺附近还有一座王姑桥，“旧传王氏女捐资砌造，不知建自何年。”就是这座不知建自何年的石桥，也是不知何年已消失得无影无迹，其确切位置，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也无法知晓。
  钟鼓园林已如此衣冠人物故依然古溪建村已有一千多年，可惜漫长的历史并没有给这里留下多少足够夸耀于世的物证，举古代科举为例，与蕉城区沿海的六都、廉坑、南埕这些文化发达村子似乎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科举不振的现象，笔者认为跟地方环境有很大关系。国人自古就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明人祁彪佳《救荒小考》中说：“重农固为务本，但今人稠地窄处，竟有无田可耕，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头。”古溪地处沿海冲积平原，土地丰厚，气候条件优越，又靠近县城，历史上战乱较少，社会安定，人口压力小，生存环境极佳，居民世代以农耕捕捞业为主，所以能够安于现状，对仕途、商贾这些需要付出代价的职业并不关心重视，崇尚农耕、轻视儒业的观念已在古溪人心目中牢不可破。城南镇有一句俗语“古溪无举人，金蛇头无土砻”，话语中虽含有一丝嘲笑，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为此，古溪的大姓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会通过联宗来增加自身的“含金量”。如上厝新楼陈氏，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洋中东山人陈彬（字文甫，吏部主事）曾应岁贡生陈笃之邀，来古溪会族。清光绪六年（1880）春，罗源进士陈一鹤（字松村，内阁中书）以系出福安葫芦门，为春公第五子焕公之后，“由京告假旋里，特来此地（古溪）谒祖”。这两位进士所赠的匾额（复制品）至今仍悬挂在上祠正堂之上，族人引以为羡，并树为楷模。下厝头谢大厅也有一块“文魁”匾额，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谢嘉修所赠。虽说本土没有出过进士、举人，贡生、庠生却为数不少，位居城南镇之冠。从明代永乐时期算起，至清末废除科举为止，古溪累计有贡生5人，分别是永乐七年（1409）岁贡生陈笃、同治九年（1870）附贡生陈集询、同治十三年（1874）附贡生陈良弼，以及不知具体年代的例贡生陈懋修、陈良从。文武庠生12人，分别为明代的林午山，清代的陈景奉、陈孟逵、陈邦钦、陈邦锦、陈希拯、林其靖、陈师善、陈师忍、陈良弼、陈集旭（武庠生）、陈朝勋。此外还有太学生13人，乡宾5人。
  古溪古代职官寥寥无几，且捐纳得官的占了很大比例，真正科举入仕的少得可怜。见于地方志、各姓族谱记载的有五代林都录，明代浙江瑞安训导陈仕文，陈玄黄、陈荣、陈熙父子祖孙三代世袭福全千户所总旗，清代福宁中营游击陈招栋等，所担任的不是武职，就是七、八品的小官员。
  民国时期，古溪有十多位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投身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多有建树。其中在部队担任军官的有陈登锱（字少潘，号老迟）任国民党某部副连长，授中尉军衔；陈俊轮（又名国雄）曾任国民党驻闽某连连长，上尉军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厝谢庆绪（绰号“猴绪”）在担任国民党某连连长期间，曾率部编入抗日远征军，入缅对敌作战，九死一生，最后侥幸归国。1949年后，他囊橐无余，回到家乡。此后独居独处，以砍柴度日，生活清寒。由于生性孤僻，同龄人多不愿与之交往。晚年担任村庄护林员，每天上山砍柴的孩童会带着好奇之心，纠缠他讲述旧日经历，以排遣空虚乏味。他回忆的战场上残酷的事实，缅甸独特的生活习惯，以及野人山、仁安羌等地名，引人入胜。但大人们听说他的这些故事时，都会鄙夷地骂一句“猴先生放死屁（胡说八道的意思）”。而今他讲述的那些远征军的故事，都能得到证实，而老人已逝世多年了！ 古溪还有不少身怀绝技的民间人物，如解放前著名的中医师陈上俊，木工师傅陈绍派，造墓师傅陈俊添、陈国添兄弟，制作“蛤筛”（捕捞花蛤苗的工具）的陈金潘，擅长制作花灯的陈薛氏，会盘（讲）全本《三国演义》的池彩彩妻，他们精湛的医术技艺至今仍被村民津津乐道。
  古溪村还有一名“革命烈士”陈作丝。据《福建省情资料库》收录资料：“陈作丝（1902～1940），福建省宁德县城南镇古溪村人。1932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工农游击队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某部战士，参加了闽东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陈作丝留在闽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撕毁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背信弃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作丝随闽东党组织再次转入山区开展抗日反顽游击斗争，时任闽东游击队队员，1940年在霍童被敌杀害，壮烈牺牲。”建国后，经陈作丝女儿申请，宁德县委追认陈作丝为“革命烈士”，英名载入1995年出版县级《宁德市志》、1995年出版《宁德地区志》。
  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心城市的逐步南移，古溪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现有大学生200多名，其中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研究生10人，本科生102人，专科生106人。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力学工程系的博士生陈斌，同时也是城南镇唯一的一位博士生。此外，村民黄碧妹，1979年、1983年获全国及省“三八红旗手”称号；陈成干，1979年被评为全国“青年长征突击手”；陈登寿，1999年被评为“宁德市（县级）十佳市民”，1998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陈仕贵，1997年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自建村以来，古溪第一位名见经传的就是第二章提到的林廿五妻谢氏。谢氏的真实姓名以及家庭身世早已无从查考，就连她丈夫的名字也存在多种版本，嘉靖版《宁德县志》、乾隆版府县志均作“林廿五”，明王应山《闽大记》作“林世五”，又作“卅五”。关于她的事迹，乾隆版《宁德县志》有详细记载： “谢氏，一都林廿五妻。始自泽头徙居感德场所治之阳。会伪闽升场为县，廿五且死，窆其所居之西。有逞其私者，谋建桓门，将没林氏之居，而夷其墓。
  谢氏新寡，奋不自顾，襁其幼子，徒步四千里，赴汴京，抵浚仪，坐肺石三日。得诉符下所部，俾勿坏，后谢氏没合葬焉。廉访使孙泽撰墓碑。” 一位普通村妇，而且还是刚刚失去丈夫，在即将遭受政府强拆的紧要关头，挺着弱小身躯，怀抱襁褓中的幼子，历尽艰辛，徒步四千里，来到当时后唐王朝的首都开封，蜷坐在皇宫午朝门外肺石（古时设于朝廷门外的赤石，民有不平，得击石鸣冤，石形如肺，故名）之上，一坐就是三天三夜，终于胜诉，保住了自己的房产和丈夫之墓。谢氏之举足与后来的詹典嫂、杨菊贞（杨乃武胞姐）相媲美，历代省、府、县志均为之立传，并入祀本县节孝祠，元代福建廉访使乌古孙泽还为谢氏亲撰墓碑。谢氏是古溪最早的一位名人，也是唯一入祀节孝祠，惟一在省、府、县志上立传的古溪人。
  自谢氏之后四百多年间，古溪村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有影响力的名人贤士。直到明代初期，才陆续有乡人考取功名，跻身仕途。直至民国时期，约有十余位。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有： 陈笃，字以厚，号翠轩。上祠陈氏五世祖。明永乐年间（1403～1424）岁贡生，敕授修职郎。关心地方公益，曾重修宗祠，购族田二十三斗五升，用作祖先祭祀、子孙油灯田之用。逝世后，与妻黄氏合葬后山坪。陈笃学识渊博，与进士陈彬，贡生张兰相友善，多有唱和。有诗文集《翠轩集》传世，今无存。存诗二首。
  陈文超，字希拯。顺治年间（1643～1661）庠生。为人刚毅，不畏强权，好打抱不平。浪游四方，以诉讼为生，专替贫苦百姓申诉，且不计报酬，故在蕉城、古田、屏南、福安、罗源、周宁、长乐等地都享有盛誉。康熙八年（1669），应好友崔嵸之邀，参与编纂《宁德支提寺图志》。陈文超工诗词，有七律一首，见于《宁德支提寺图志》。据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三·秩官》“储右文”传记载，清初地方衙门惯例，当轮里役，全县摊派纲银八百两，用于迎官接送及新任县官仪仗、家伙、什物费用。凡遇考年，又加派纲银三百两，供应书院役夫与车马。各乡要派人当役，还要缴纳工食银，甚为烦难。康熙四十四年（1705），知县程豫革去纲银四百两，“合邑德之”。五十四年（1715），知县储右文又将剩下纲银全部革除，“万民咸怀”。康熙六十一年（1722），经陈文超告革，除去最后一项里役，各乡派改由图差（地保）催纳，革除徭役，“民不苦累，文超之力也”。陈文超晚年迁居县城南门外，子孙繁衍，蔚成大族。
  林溱，内厝栖林人。雍正年间（1722～1735）庠生。从民间传闻中可以看出，他是个阿凡提式的机智人物。乾隆八年（1743），宁德县大盐商周良任以砂掺盐，行销县内，牟取暴利。士农工商乃至乞丐，无不切齿痛恨，联名向知县申诉抗议。由于周良任为闽浙总督义子，知县不敢得罪，以致更为肆无忌惮。县学一些生员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苦，在林溱带头组织下，有四、五位庠生挺身而出，到福州巡抚、按察司衙门递诉状。谁知周良任早有准备，四处疏通关节，并以重金贿赂省里官员。结果林溱等人被问以诬告之罪，关入水牢。林溱等人因告诉陷入囹圄的消息传到宁德后，全县轰动，在乡绅贤达的积极酝酿下，推举原永定教谕黄硕等人，准备通过其他渠道，再一次到省城告状。民间传说，林溱的四个儿子听说这个消息，认为父亲得救有望，先期入省城探视，泄露了消息，遭到了林溱的痛骂。果然打草惊蛇，被官府察觉，为了灭口，林溱父子以及其他囚犯被秘密处死于狱中。后来黄硕在钦差大臣卓某的帮助下，盐官商周良任被缉拿归案，处以极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行刑之日，宁德百姓奔走相告，林溱等人冤情也得以昭雪。栖林族人将林溱父子棺木船运回梓，安葬于林家山之阳。周良任死后，总督怀恨在心，对告状者暗地里进行打击报复，林氏族人害怕受到牵连，纷纷举家外迁，栖林林氏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衰败。而今林氏后代仍分布在本县三都、罗源碧里、长乐金峰等地，约有四五百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古溪一陈姓村民在林家山建造坟墓，挖出一个密封的小陶缸，据说就是林氏族人疏散时的窖藏。对于陶缸中的物件，该村民缄口如瓶。笔者曾多次进行访问，才说出某些细节：缸中有一把宝剑，一张写满毛笔字的红布。至于文字内容，由于目击者不识字，当场就丢弃了。
  陈师忍（1772～1846），小名天生，字永容，号和轩。乾隆三十七年（1772）出生于古溪上厝一户殷实人家。父希佐，母翁氏。师忍为家中独子，自小聪慧过人，饱读儒家典籍。弱冠应童子试，名列案首，名噪一时。补县学增广生，后应乡试不第，开始挂牌行医。当时南北交通不便，运货船只一年只能航行两次，一些中药材不能及时供应，延误了病人最佳医治时期，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陈师忍富有经商头脑，他认为药材贸易不仅给医家、病家带来便利，而且还是一项大有可图的经商门路。从此弃医从商，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奋斗，货物畅销，且效益丰厚，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当时宁德县有名的富商。陈师忍娶妻冯氏、叶氏，生四子，俱有所成。长子良列（1802～1859），字淑承，号光川，国学生；次子良本（1811～？），字淑真，号性如，国学生；三子良卿（1827～1880），字淑九，号壶卿，例捐按察司知事，例捐布政司理问，钦加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貤赠修职郎；四子良弼（1831～？），字淑言，号霭如，同治四年（1865）以府学第七名入泮。同治十三年（1874）附贡生，咨部候选儒学训导。陈师忍卒葬二都飞鸾岭。光绪五年（1879），改迁本村洋中冈。墓平面呈“风”字型，三合土结构，坐西朝东，占地约四百多平方米。正中墓碑为楼阁式，四柱三间，中柱对联“辞楼下殿规模远，食水张山体态舒”，墓前左右供奉“后土尊君”、“财神宝座”。墓面饰以祥云如意，左右墓手造型为三合土狮子。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整块青石雕刻的墓门，上面有“老子骑牛过函关”图案，寓意“紫气东来”，雕工精细，惟妙惟肖。可惜前几年惨遭盗墓贼偷盗。还有一块青石神道碑，碑首镌刻“清封赠”三字，两旁为祥云捧日图案，下半段颜体正楷“皇清诰赠中宪大夫增广生和轩陈公神道碑”。这块石碑现仍保存完整，搁置于村中某民宅石墙边。旧时古溪通往县城南门大路上，有三座著名的墓葬。除了陈师忍墓外，还有两座分别是坐落于前冈大圣宫前的蔡家大墓，以及粗芦桥头的二都林家墓。这三座墓的主人都是清代中期宁德县有名的富翁，所以古溪百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总结概括成“古溪天生，县城蔡亨，二都林亨”十二个字。
  谢元茂，下厝头谢人。清咸丰年间（1851—1861）拳师。幼年丧父，家贫如洗，以砍柴为生，与寡母二人相依为命。谢元茂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天生就是一块习武的好料子。后得到“南京婆”指点，以龙尊拳、虎尊拳最为得心应手。古溪旧有“陈文超好笔头，谢元茂好拳头”的说法，谢元茂不仅武艺超群，而且还是“功夫狮”高手。以他为代表的古溪功夫狮在清代中期闻名全县，曾到上府（今南平市）、古田、本县霍童等地打过擂台，连战连捷，轰动一时。在谢元茂的影响下，再加上旧时与附近村子经常发生海埕、山界纠纷，古溪村从此有了尚武的传统。清末民初，村里曾开设十八家“拳头馆”（武术馆）。古溪著名的拳师还有陈深茂、谢细宝等人。
  陈招栋，下厝陈厝里人，生平不详。清代福宁府中营游击。按清代官制，游击为从三品官衔，仅次于参将。据老一辈口传，陈招栋当时驻守于三沙。旧时陈氏故宅还保存有一道圣旨，因岁久遗失，只留下镌刻有“诰命”的圣旨盒，悬挂于陈家中堂神龛。
  陈集渠（1862～1927），小名亦锦，字孔石，号章甫。清末国子监生。陈师忍之孙，陈良弼三子。民国二年（1913），任古溪区学校教员。民国三年（1914），全县倡办保卫团，任第九保保董。民国八年（1919），倡修上祠族谱，亲任主修兼采访，聘任罗源松洋林大翰为主笔。陈集渠博学多才，虚怀若谷，且才思过人，处事果断，关心贫苦百姓，公而忘私，所以村里大小事务都要由他主导，且每每都能得到满意处理。至今村里还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还流传有歌谣予以赞美：“汐头陈孔石，做事真平直（正直无私）。要扱（处理）大众事，真真也（很）吃力。”陈孔石与岐头天主教堂的外国神父、十九路军混成旅旅长陈希鲁等均有交往。据说岐头洋神父对陈孔石很是尊敬，每次进城办事，轿子经过古溪时，都要下轿步行，亲临陈家问候。
  陈朝勋（1889～1960），学名世英，字伯咸，号建侯。祖父良卿，父集询，例贡生，敕授修职郎，母蔡氏，云南按察使蔡步钟次女。陈朝勋相貌过人，且出身富足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年方十六岁，高中福宁府第二名庠生。民国三年（1914），被推选为宁德县议会议员，不久担任宁德县商会坐办（清制，凡非常设的机构中负责日常事务的称为坐办，略次于总、会办），与县城名流黄笃夫、叶鼎侯等共事。民国十六年（1927），郑长璋、蔡威等人回乡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其间开展清算县商会会长黄笃夫等人贪污粤军军饷案，陈伯咸为躲避风头，潜居濂坑岳家，日常无事，随岳父王德苞习医。民国二十七年（1938），古溪乡设联保自治，担任古溪乡乡长兼联保主任。至民国三十八年（1948），任期长达十二年之久。陈朝勋为人谦逊和气，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贫苦农民，他都一视同仁，从不蔑视。建国后，陈伯咸因为一技之长，被县城某药铺聘为坐堂医师。1958年7月，县卫生学校成立。同年8月开办中医进修班，陈朝勋与阮子骥、邓梦萧、王克澄三位名老中医被荣聘为讲师，为乡村医生传授中医课程。陈朝勋还工于声律，民国时期为“鹤场吟社”社员，与拔贡林文瑄、附贡陈德俭、秀才黄以褒等人均有唱和。民国后期，原三都特种区区长陈拱北（字少淳）寓居古溪，二人亦有交往。
  池朝钧（1871～1935），小名琳瑞，字家守，号衡峰，人称“流渣”。清末太学生。出身小商人家庭，识字不多，但记忆力极强，口才也异于常人，遂以诉讼为生，长期寓居福州。池朝钧善于交际，广交朋友，与飞鸾黄金水、二都尤元基、岐头陈希鲁、塔山吴振友等乡绅过从甚密，互有照应。据说与霞浦厉木恭、林义和匪部也颇有瓜葛。一方面还秘密联系共产党，与闽东游击队阮英平、池陈旺均有联系。一次在接手连江海埕纠纷官司时，遭到晓澳人忌恨，被秘密枪杀于福州马尾旅社之中。池朝钧的尸骨由家人运回老家，安葬于前冈山。细细想来，他的结局与一百多年前的乡亲林溱极其相似！ 继谢氏之后的明代中期，古溪又涌现出了一位极不寻常的女性，她就是上祠十一世陈思宝妻彭氏。彭氏出身于县城后场（今西门路一带）一户殷实人家，虽说熟稔女红，生性贤惠，却因相貌丑陋，年龄大了，尚未出阁。由于思宝家道中落，以讨小海为生，经常把海产品贩卖给彭家。一回生，二回熟，彭氏的父母见后生勤劳朴实，情愿陪丰厚嫁妆，将女儿嫁到了陈家。彭氏虽面貌丑陋，却有旺夫之相，一进陈家门，就连生了三个儿子，家境逐渐好转。民间传说彭氏很有口彩，每次村民下海，经过思宝家门口，都会向彭氏询问当日劳动成果，而彭氏的答复皆能一语中鹄，由此受到村民的尊敬，后人都尊称她为“彭氏婆”。而今古溪村三千多人口，上祠陈姓约占了一半左右，而上祠的一千五百多丁，有五分之四都是思宝的后裔。民国重修《古溪新楼上祠陈氏族谱》盛赞思宝夫妇为“上祠大发祥人”，绝非过誉。
  只有文章传胜地箫声鹤梦总尘埃两宋时期，南路官道上来往行人摩肩接踵，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许许多多的商人、官员、士子在这里留下了步履匆匆的身影。其中不乏曹辅、叶衡、陆游这样的达官贤士，可惜飞鸿踏雪，没有给古溪这方水土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第一位给古溪留下诗文的是南宋状元余复。余复在宁德家喻户晓，本文不必赘述。绍熙元年（1190），已是迟暮之年的余复高中状元，做了几任清要官职，便告老归隐，“在宁德城南择佳胜之地，辟园构轩，觞咏其间。”他在报恩寺留下了一首优美的绝句：“大山奔到海之滨，中有辉光佛刹新。前后一三皆梵侣，不知谁是报恩人。”状元留题，为千年古刹增色不少。
  到了明代，报恩寺又迎来了两位著名文人——陈震与闵文振。
  陈震，字启东，号秋堂。江苏长洲（今苏州）举人。成化五年（1569）以山东济阳训导任宁德教谕。长于诗，且善对句，为文健而有体。与同郡状元吴宽、浙江参政陆容友善。著有《秋堂集》行世。当时，邑人林聪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为宁德择师而得震，果然不负众望。陈震游玩报恩寺的时候，已是一片衰败颓废的气象，故而感慨留诗：“篮舆过竹所，曲径入深林。寺小青山裹，天荒碧海吞。一鸱蹲废圃，独犬吠闲门。为语缁衣者，焚修好报恩。” 闵文振，字道充，号兰庄。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嘉靖十二年（1533）以贡生任宁德训导。学识渊博，辞华宏邃。改学门、学池。修《宁德县志》、《宁德学志》。搜求先儒陈普、韩信同遗书，付诸梨枣。乾隆《宁德县志》盛赞之：“其有功于宁德者，在教官中为第一。”闵文振在宁德题诗甚多，给报恩寺留下的是一首七律：“门外悬空晴瀑飞，花香夹路扑人衣。竹根犬睡行踪小，柳底莺啼尘事稀。僧老禅床泉共洁，佛光莲座日重辉。元庄去后今千载，白马何时天竺归。” 一样的小巧静谧的寺院，一样的柴门黄犬，带给两位诗人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
  离报恩寺不远的泽民桥，因为地处交通孔道，所以也留下过诗人的题句。明代五真居士陈宇，他的儿子就是力主重开南路的广东按察佥事陈褎。陈宇喜好游历山水名胜，宁川的大小宫观寺院、桥梁亭宇，题咏殆遍。陈宇在泽民桥上留下了一首七律：“邑南南去古通津，泽浦桥成泽在民。流水影摇山色晓，落花香逐马蹄春。古今谁扩重兴力，来往空嗟病涉人。当道咆哮真虎视，寻思遗泽益悲辛。”也许陈褎就是受了父亲“邑南南去古通津，泽浦桥成泽在民”警句的影响，以致成为极力呼吁“塞白鹤岭路，复朱溪南路”的扛旗者。
  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二十八年（1763）的这段时间，泽民桥由于年久失修，不堪重负，出现坍塌现象，对来往行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不久，这件事情引起了福宁知府李拔的高度重视，他在做了实地考察以后，把修复泽民桥列入当年的“为群众办实事的民生工程”，很快得到了修复。据说当时桥梁上两条巨大的石桥梁，是由打石坑村石匠精心打制后，用船只由汐里溪运到古溪塘墘头，再征募劳工，采取圆木铺垫，耗费众多人力，才一步一步艰难地拉到目的地。重修竣工之日，李拔满心欢喜，作诗以纪之：“底事梁成共率由，全凭驱石障中流。泽民二字常思义，留得恩波日夜浮。” 古溪村自古交通发达，一些诗人步履所经，留下比较丰富的诗词作品。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位诗人，还有清代李邦光、陈一鹤、陈世勋、刘开丰、吴炳传等十多位。
  李邦光（1843～1907），字统文，号斗南，又号硕臣。五都增坂村（今漳湾镇增坂村）人。清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拔贡生。此人才气过人，但由于生性放荡不羁，放纵诗酒，家居又不治生产，穷困潦倒。后受四都廉坑（今金涵乡灵坑村）王氏邀请，前往设馆，悉心教学，造就人材甚众。李邦光的大女儿绣娟嫁给古溪陈祥铨，所以经常来村里探望女儿女婿。在他的诗文遗稿中，还保存有一首古风《题古溪陈懋修先生小照》。陈懋修究竟是古溪谁家祖上，笔者多方查找，至今仍无从知晓。诗中介绍了陈懋修的身世：“城南十里烟波绕，中有先生飘若仙。先生读书穷二酉，骚坛大展补天手。饮如长鲸气如虹，云梦胸中吞八九。鲲鹏健翮滞南溟，一衿垂老列明经。”陈懋修饱读诗书，却抑郁不得志，晚年才补为贡生，又酗酒如命，与李邦光可谓惺惺惜惺惺。全诗共274字，二十韵，婉转流畅，疏密有致，可谓掷地有金石之声。
  光绪六年（1880）正月初十，诰授奉政大夫、钦加同知衔陈良卿病逝。为表示悼念，在做“三七“的时候，良卿的儿女姻家山东武定府知府蔡步镛特地撰写了祭文。陈家的亲朋好友大多都是读书子弟，以科举起家，纷纷撰写挽章以示哀悼。其中包括留云社祭酒陈世勋（光绪十一年乙酉科拔贡生）、刘亮采（光绪十六年庚寅科岁贡生）、林尹均（廪贡生、即用儒学训导），以及乡绅张祥炜（附贡生）、张祥耀（附贡生、翰林院待诏）、吴炳传、蔡思训、林廷杰（朝议大夫、候选知府）、刘开丰（附贡生、候补都阃府）等十五人。虽说挽诗千篇一律，多溢美之词，于文学角度来说并无可取之处。但是通过诗句的表达，可以大略了解死者身世，以及与悼念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如陈世勋一首七律：“倏然鹤驭竞高翔，为想仙踪不忍忘。手泽贻谋新作室，衣冠瞻拜怅登堂。椒觞才饮延生酒，柯梦难回续命汤。喜有瑶阶兰桂种，他年金阙赐宠章。”从诗句中我们可以得知，后门埕的“新厝”不仅是陈良卿亲手修造，而且时间大约在光绪五年（1879）左右。陈耕野一首与众不同；“薤露闻歌感慨深，一朝风烛最酸心。经营窀穸名山水，轮奂门阑幻古今。没后依然多白镪，魂归应喜蓄黄金。羡君荣爵承恩重，玉笋堂前列似林。”颈联尤为耐人寻味，正是陈良卿性格为人的真实写照。
  光绪十六年（1890）暮春三月，“谊属同宗”的罗源县城进士陈一鹤由京师告假归里，应邀亲临古溪谒祖会族。陈一鹤，字松村，系出名门，父朝凝，咸丰六年（1856）进士。他于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恩科曹鸿勋榜高中进士，钦点内阁中书，候补直隶州同知。陈一鹤在古溪期间，与陈良弼、陈集训、陈集询叔侄文酒相聚，盘桓达半年时间。当时恰逢上祠族谱重修告竣。在族长良弼等人的恳请下，陈一鹤为新谱作序。在谱序中，陈一鹤肯定了自己的先世即：“（春公）卜居于此，越三世，一支分于福安葫芦门，即为余族之所出。”同年七月，陈良卿的妻子孙氏宜人病逝。四七冥期，陈一鹤应诸姻亲之邀，代撰《诰封宜人宗伯母孙太宜人诔文》，歌以哭之。这篇诔文后被收录于民国族谱之中，幸得保存。
  关于陈一鹤莅临古溪的真正目的，民间另有说法。当时古溪与岭头茶籽洋村因山界产生纠纷，官司打到了宁德县衙，双方僵持不下，官司一直未能了结。为了能够打赢官司，古溪绅耆父老找到了同宗陈一鹤。陈一鹤出身官宦之家，虽说满腹经纶，却是只知闭门读书，不知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接受委托之后，陈一鹤来古溪小住了一段时间，虽说他是堂堂京官，但地方官吏认钱不认理，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让一个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打赢了官司，古溪村败诉。陈一鹤心中深感愧疚，见到古溪乡老时，迎面一句话就是（罗源音）：“蔫了，家叔！蔫了，家叔！”（意思是说，大事不好了，叔父）。如今这句话已成为了口头禅，在民间流传，从中可以折射出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官场的黑暗与贪婪。
  民国三十三年（1944），恰值“鹤场吟社”社员、古溪乡联保主任陈伯咸母亲蔡氏八旬寿辰。蔡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当时宁德首富“蔡百万”蔡志谅的孙女，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爱女。为了替母亲做寿，陈伯咸特意举办了一次隆重的折枝诗会。经过精心策划，题目决定用“古溪乡”、“贤母寿”六字做字眼，一、四、七唱，分三门评取。也就是说，每首折枝诗（十四字）中，要嵌入两个字眼，即“古·贤”、“溪·母”、“乡·寿”。随后，发出通知向全社诗友征稿。共得诗数百首。陈母寿辰之日，还在古溪陈宅举行了隆重的吟唱会。是时，冠盖云集，包括县长刘德馨在内的地方名流无不登门拜祝，洵为一乡从古未有之盛事。
  1947年重阳，正是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的时节，宁德县立中学教员林开琮带领学生到报恩寺秋游。林开琮，字义园，八都云淡村人，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不仅是位优秀的国文教师，而且还是民国时期宁德县著名的诗人，鹤场吟社的骨干成员。深得同邑郑宗霖、林文瑄、福安陈文翰、郭曾嘉、福州胡孟玺等人的器重，并与福鼎卓剑舟订为文字交。林开琮在报恩寺住持释智良的指引下，登山观览了著名的报恩寺八景。智良一路行来，介绍了两狮子、纱帽石、十八罗汉峰、双髻峰以及相关的传说故事，深深吸引了师生们。他们涉水走过了清澈的院后溪，又沿着坎坷不平的羊肠小路，来到寨坪山顶的石门楼。师生伫足远望，近处逶迤的山峰，远处碧波荡漾的东湖，以及三都洋面的大小岛屿，点点白帆，尽收眼底。林开琮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随口赋诗一首：“佳日登临胜旧游，空山石洞意悠悠。纵谈家国无边际，漫道乾坤莫与俦。” 回城的路上，他们又顺道登上了木鱼冈，在这里林开琮也留下了一首《重阳报恩寺鳄鱼岗口占》：“重九寻幽列队来，南郊风景报恩开。鳄鱼山上登高处，知有吾人览胜回。” 古溪本村历代诗文创作者较少，仅在明清两代，出过几位文人学子，有作品存世。明代陈笃工诗文，颇著时名，曾携进士陈彬、举人汤昶、贡生张兰、林成同游二都栖云龙潭，于栖云寺即席吟咏。陈笃不假思索，须臾立就七律一首，博得友人称赞。清初陈文超的一首七律见于《宁德支提寺图志》，诗云：“廿年结室依松岸，几度寻僧过虎溪。刻漏不妨开白社，翻经何必校青藜。峰头佛火寻常见，洞口桃花咫尺迷。自愧尘缘消未了，每凭禅榻寄幽栖。”诗作风格沉稳，清新动人，为古溪现存诗作之佼佼者。陈师忍生性聪敏，小时了了，例贡生王祖添（字昆豪，号益庵）赞之：“童子试冠军，文坛树帜；考功郎选秀，黉序蜚声。”可惜没有诗作存世。陈振璐字淑缄，号中馆，嘉庆、道光间布衣。与陈师忍对门而居。心性豪爽，仗义疏财，乡里有危难靡不接济。折节读书，喜声律，平生所作积腋成集，后佚，仅存二首。《洞庭泛舟赠张云屏步卿》：“洞庭秋水夜生凉，皓月晴波暮色长。一纸洪乔何处寄，黄橙荔子是闽乡。”《游报恩寺》：“雁过秋空一字飞，庭前置酒赏余晖。已完晚课闲无事，月照孤僧补衲衣。” 民国时期，陈朝勋为县城鹤场吟社社员。诗作历经文革，散佚无存，仅有他与县城附贡生陈德俭、秀才黄绍羲、霍童秀才黄以褒合作《衣食住行歌》四扇屏风，存于某大姓人家。黄以褒诗曰：“破布衣，无价宝，补上又补年年好。盈箱满柜替人装，件件何曾穿到老。”黄绍羲诗曰：“黄斋饭，白盐炒，只因充得肚皮饱。若要滋味妄他求，须知俯仰生烦恼。”陈朝勋诗曰：“旧房屋，只要扫，及时修补便不倒。近来多少好楼台，半成瓦砾生青草。”陈德俭诗曰：“行出步，观履道，足捷先登不骄傲。崎岖仰望强追逐，东涉西趋因跌倒。”言简意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殊为难得。
  作者简介： 陈仕玲，1995年福州卫校毕业，现在城南镇古溪村开设诊所。蕉城区第九届政协委员，蕉城区鹤鸣诗社社长。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