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大刀会”，是从“同善社”或“乐善社”演变而来。在特殊的历史时段，又和民间的“吕祖道”和“道心社”糅合在一起。它不是宗教团体，纯属封建迷信。从其组织的产生与活动看，又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用来蒙蔽群众，反对政府的组织。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大刀会”也是一度被禁止的。但当国家的政权轮替，国民党退到台湾及其外岛时，少数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分子，却又利用它来蛊惑人心，发动会徒，攻打新的人民政府。建国初，宁德县就曾发生过两次“大刀会”暴动。一次是1950年2月25日，“大刀会”围攻三都公安派出所，打死所长吕学正和事务长陈良秋；一次是1950年12月2日凌晨，由会首陈有昌等策动刀会徒八九百人攻入县城，企图颠覆人民政权，县武装大队和警卫部队被迫还击才溃退。
  “大刀会”的前身是“同善社”，起源于清末民初。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统治，残存的清朝官吏——财政大臣彭回龙，潜伏到四川峨眉山，利用宗教思想作掩护，在旧官僚等上层人物中组织“同善社”，发展成员，壮大队伍。长期以来，假借“与人为善”之名，行“复辟帝制”之实。逐渐把这一组织扩大到全国各地，在中华民国时期，“同善社”就曾勾结地方的反动势力，进行过多次暴动。虽未得逞，却影响甚大。
  “同善社”之所以会在三都澳传播，是受原有“道心社”的影响。1914年，“福海关”职员邓巽图（在海关名邓运招，职务司书，福州人，1945年告老后，落户宁德城关），从福州传入“道心社”。开头，邓是在自家大厅里设坛，供奉“纯孝大帝”神位，于三都海关人员和商人中发展成员，搞扶乩传道活动。1920年8月，由于宁德城关人黄祖文和驻军三都十一旅炮营连长刘清泉（福州人）从福州请来张心贤（福州人），一起为“同善社”发展组织，在宁德城关“开堂”，成立“同善社”。聘请当时的宁德县长黄苏仁（温州人）和张心贤为善长，刘清泉为社长，黄祖文和驻军十一旅工兵营长赵石顽为副社长。下设总务、财经管理人员等。1921年2月，道首张心贤、黄祖文就通过驻军第十一旅的关系，进入三都传道。先在军队和商人中发展道徒，“设坛”、“开堂”，办理入道皈依手续。不久，张心贤返回福州，三都“同善社”的堂务则交给时在三都私塾教书的陈有昌，字席卿（宁德城关东门外船头街人）负责。至1930年，“同善社”的组织活动范围大有扩展，从三都本街发展到港口、新塘、大湾、象溪，还扩及二都、霍童和福安前屿等地。此时，也开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城关“同善社”的上层人员，怕“树大招风”，即行改组，并将“同善社”改称为“乐善社”，以避人耳目。而负责三都“同善社”堂务工作的陈有昌也离开三都，前往尤溪投奔卢兴邦匪部，当营长去了。三都“同善社”则交给象溪地主陈开明和福安地主刘光唐二人负责。
  与此同时，三都澳泰安轮船公司经理李心铭之子李固和王尚文、吴淑京、李某珍等福安同善社骨干分子为首在泰安轮船公司大厅设坛，名曰：“广光积善坛”，也进行求神扶乩，替人治病，与邓巽图、陈开明坛争夺势力。此时的李固却利用本坛乩手编造“吕祖仙徒柳仙应乩降临”的谎言，骗取“裕宁”私人钱庄职员、原“吕祖”信徒周子裘的相信而入坛。由于周的入坛，使李固方面的人脉增广，宣传有力，影响扩大，求乩入道的日众。原来的坛址显得窄小，便将坛移至“裕宁”私人钱庄的楼上，坛名也改为“太平王铎积善醒觉道坛”。1934年纪念吕祖诞辰（农历4月14日）的前夕，周子裘从福州请来3名竹签乩手，为各道徒办理正式入道的皈依手续，在三都澳吸收了大批人员入道，该组织一下子壮大起来。其坛务也进行了分工：周子裘、李固、吴淑京负责坛事，下面还分派谁扶左乩，谁扶右乩，谁抄录乩文、谁负责宣传等。他们又请福州来的竹签乩手，将扶乩的一套所谓“觉技”秘诀传授给李固等人。此后，每逢农历二月初二、三月初一、四月十四、八月十四等吕祖、文昌的诞辰、成道诸节日，都举行集会聚餐等纪念活动。1935年，三都“吕祖”道首李某珍，经“新泰斗”号布店老板和“同善社”道首陈少山的介绍，皈依加入北京的“耶回儒释道五教玄坛”组织，入坛者只要付款五角银币即可订阅该坛办的杂志《月刊》一份，每月通过邮寄到三都，他们将其作为“吕祖道”活动的指导性刊物。在这种全国性的刊物指导下，这些道徒的活动更加隐蔽与狡猾，由原来的求神扶乩、开方治病、捡字纸等，发展以“吕祖”名义向社会施行舍药、舍衣、舍棉被等，以施舍来收买人心，灌输其封建迷信思想。同年6月，周子裘倡议在三都岛孙厝后山建造一吕祖庙，不久，周所在工作的三都私人“裕宁”钱庄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人回福州，事也落空。后来，这吕祖庙虽已建成，却逢抗日战争开始，“吕祖道”的坛主陈孝钦搬回长乐老家，把三都的“吕祖坛”交给福安阳头人王长弟负责。1940年，三都吕祖庙被日本飞机炸为平地，王长弟亦被炸死。事后，道首林连兴将遗址留下的吕祖像和香炉搬到王仁文家重设新坛，企图东山再起，而因战争的缘故，活动严重受限。
  再说，原三都“同善社”道首陈有昌，曾为避嫌，逃去龙溪的卢兴邦匪部混了几年后，又于1939年春，正处日本侵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国际、国内的纷乱时期，回到三都澳，重整“同善社”组织。开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善社”的上层组织活动中。1941年冬，陈有昌与福建“同善社”号首倪成一同去北京，参加汉奸头子褚民谊①主持召开的尊师会议。从与会者带回的符咒和会后的系列活动看，这次会议是整合原“同善社”、“吕祖道”等迷信团体，转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发展。使之，在组织上按照军事化编列，装备上配足大刀、长矛，宣传上谎称符咒“刀枪不入”，名称上统一为“大刀会”。陈有昌从参加北京“大刀会”尊师会议回来后，就带着“大刀会”的符咒到福安、寿宁等县整顿组织，发展会员，策划武装暴动。1943年，在继福安“九·九”大刀会暴动后，又于10月18日，在三都的新塘、大湾、坪岗等村发动一批道徒参加到城澳、象溪、二都、西峡等村的队伍，开赴飞鸾镇举行武装暴动。城澳会首汤老眯杀死碗城乡长林祖仁。当大兵压境，刀会失败后，陈有昌下海投入张逸舟的匪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逸舟率部归降国民党军队时，陈有昌又脱离张部，前往闽浙边界搞大刀会活动。1949年8月15日，宁德解放后，陈有昌与杨业维（福州人，1915年生，曾任国民党三都一区分部书记、水警情报员、大刀会书记等职），频繁调兵遣将，加紧道徒练武，并进行三次大规模的集中演练。第一次是在1949年农历八月初一，杨业维在陈有昌的指使下，聚集一批道徒到坪岗村，搞“行水”仪式，欺骗大家说，“大刀会法术高强，能独身渡河”；第二次是同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又把会徙集中起来吃“仙米”、“登山顶”，说什么“吃了仙米会避枪弹，不会饿，还能长生不老”等，以谎言惑众；第三次是同年农历十月间，集中会徒在港口瑞峰寺“降佛”打和尚，显耀魔威，扰乱人心。1950年农历正月初八日，鉴于杨进弟（福安利洋人）领导的反动道会门活动猖獗，气焰嚣张，攻打我驻军连部，我公安机关依法拘捕了他，关押在三都公安派出所里。时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未定，杨进弟即趁机进行内外串联，于正月十四日（阳历2月25日）策动三都澳大刀会的会徒300多人暴动，杀死三都派出所所长吕学正和事务长陈良秋二人，劫持三都监狱，放走杨进弟。1950年3月，福建大刀会“号首”倪成、“副号首”陈有昌（此时陈被提升为全省副号首）同往香港参加由在台蒋帮支持的策划会议。会后，陈回宁德，在白马山的西峡村召开九县“道首”会议，整顿组织，加强指挥，策划武装暴动，统一机构名称，决定在“号首”和“副号首”领导下，统一其武装番号，命名为“中华救国保民军福建东路闽东总管府”。下设元帅、总理、大队、总坛、坛和棚等，共七个层次。“总管府”，配总管、统领、管带、副管带、文书、保管等；“元帅府”，配元帅、天将、地将、大将、左乩、右乩、司香、乩书、联络员等；“总理”有23名，分管各村的“大队”武装；“大队”配大队长、大队副（2名）、执角、队官、掌旗等武职人员；下面是“总坛”、“坛”和“棚”，配总坛长、坛长和棚长。此外，还整顿和充实了大刀会的基层组织力量。如宁德三都本岛置两
  个总坛，下分：大湾坛、坪岗坛、牛头里坛、陈厝里坛、孙厝里坛、新塘坛、松岐坛、林厝里坛、塘边坛、塘墘坛、港口坛、黄湾坛等12个坛，任命正副坛长计24名；“坛”下又分“棚”，计分18“棚”，各设正副“棚”长1名，共会徒283名。同时，布置继续准备武装暴动。1950年10月间，在飞鸾策划暴动。当时，宁德县公安队闻讯前往反击，该队指导员许文香冲锋在前，于沈洋村被刀会徒包围，英勇牺牲。随后大队人马到达，开枪还击，才把反动气焰压下去。1950年11月，宁德大刀会组织又会合二都、古溪、菇洋、下宅园等村的刀会徒与“反共救国保民军”的反动分子结合攻打宁德县城。此次大规模的暴动，同样受到我驻军的还击，当场击毙刀会“天将”林成水、“地将”陈奶春等首领三人，击伤多人，以失败而告终。到1952年春，全县实行彻底取缔大刀会，开办“苦主”②训练班时，本着“坦白从宽”和“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予以解放绝大多数被蒙蔽欺骗的刀会徒，当时只要坦白交待均能得到宽大处理，不追究法律责任。仅有极少数的上层骨干而又顽固不化的分子才给以法律的应得制裁。除最大的会首陈有昌已逃跑下海外，其余均已落网。至此，该组织也完全、彻底的被瓦解和取缔③。

注解：（1）褚民谊，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追随汪精卫，充当大汉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褚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汪精卫却分裂出来，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另立日伪的傀儡政府，褚成为汪伪政权中的第四号人物，即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职，极尽卖国求荣之能事。抗日战争结束后，于1945年10月14日被国民党“军统”诱捕，并押解到南京，送往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接受审判，以汉奸罪判处死刑。1946年8月23日这一巨奸被执行枪决，走完其罪恶的一生。 （2）“苦主”训练班。所谓“苦主”，是带有受骗的意思。即以自然村为单位，集中一般刀会徒学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后，让其自动交待，改过自新，再揭发别人的问题，搞清组织情况。 （3）本章节的基础材料，来源于1950年至1952年宁德县开展取缔“大刀会”组织时建立的档案。后来，“肃反”运动，在三都澳搞大清查中，又加以调查，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