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本篇取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宁德县开展的内部“肃反”运动成果部份，它是继建国初剿匪、镇反、取缔大刀会组织等之后的又一次全面大彻查，长达四年多时间，目的是肃清暗藏在党、政、军等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保卫三都澳“福建海基”安全，运动后期，根据中共福建省委五人小组指示，把本县余下30多名“肃反”专干集中到三都澳，配合三都公安边防分局干警，搞了个运动大“套餐”，名曰：“水晶石，玻璃板”。意即要把三都澳的历史政治问题搞得像水晶石、玻璃板般晶莹剔透，了如指掌。时能见证这段民国历史的人，多已健在，为一先决条件。数年前，笔者将其写成《三都澳开埠调查集》一文，有十二个章节，尚未出版。内大刀会、土匪二者，在民国期间活动猖獗，危害甚烈，为此时的主要乱源。今特加修改后，先予发表，以飨读者。
  大刀会
  “大刀会”，是从“同善社”或“乐善社”演变而来。在特殊的历史时段，又和民间的“吕祖道”和“道心社”糅合在一起。它不是宗教团体，纯属封建迷信。从其组织的产生与活动看，又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用来蒙蔽群众，反对政府的组织。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大刀会”也是一度被禁止的。但当国家的政权轮替，国民党退到台湾及其外岛时，少数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分子，却又利用它来蛊惑人心，发动会徒，攻打新的人民政府。建国初，宁德县就曾发生过两次“大刀会”暴动。一次是1950年2月25日，“大刀会”围攻三都公安派出所，打死所长吕学正和事务长陈良秋；一次是1950年12月2日凌晨，由会首陈有昌等策动刀会徒八九百人攻入县城，企图颠覆人民政权，县武装大队和警卫部队被迫还击才溃退。
  “大刀会”的前身是“同善社”，起源于清末民初。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统治，残存的清朝官吏——财政大臣彭回龙，潜伏到四川峨眉山，利用宗教思想作掩护，在旧官僚等上层人物中组织“同善社”，发展成员，壮大队伍。长期以来，假借“与人为善”之名，行“复辟帝制”之实。逐渐把这一组织扩大到全国各地，在中华民国时期，“同善社”就曾勾结地方的反动势力，进行过多次暴动。虽未得逞，却影响甚大。
  “同善社”之所以会在三都澳传播，是受原有“道心社”的影响。1914年，“福海关”职员邓巽图（在海关名邓运招，职务司书，福州人，1945年告老后，落户宁德城关），从福州传入“道心社”。开头，邓是在自家大厅里设坛，供奉“纯孝大帝”神位，于三都海关人员和商人中发展成员，搞扶乩传道活动。1920年8月，由于宁德城关人黄祖文和驻军三都十一旅炮营连长刘清泉（福州人）从福州请来张心贤（福州人），一起为“同善社”发展组织，在宁德城关“开堂”，成立“同善社”。聘请当时的宁德县长黄苏仁（温州人）和张心贤为善长，刘清泉为社长，黄祖文和驻军十一旅工兵营长赵石顽为副社长。下设总务、财经管理人员等。1921年2月，道首张心贤、黄祖文就通过驻军第十一旅的关系，进入三都传道。先在军队和商人中发展道徒，“设坛”、“开堂”，办理入道皈依手续。不久，张心贤返回福州，三都“同善社”的堂务则交给时在三都私塾教书的陈有昌，字席卿（宁德城关东门外船头街人）负责。至1930年，“同善社”的组织活动范围大有扩展，从三都本街发展到港口、新塘、大湾、象溪，还扩及二都、霍童和福安前屿等地。此时，也开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城关“同善社”的上层人员，怕“树大招风”，即行改组，并将“同善社”改称为“乐善社”，以避人耳目。而负责三都“同善社”堂务工作的陈有昌也离开三都，前往尤溪投奔卢兴邦匪部，当营长去了。三都“同善社”则交给象溪地主陈开明和福安地主刘光唐二人负责。
  与此同时，三都澳泰安轮船公司经理李心铭之子李固和王尚文、吴淑京、李某珍等福安同善社骨干分子为首在泰安轮船公司大厅设坛，名曰：“广光积善坛”，也进行求神扶乩，替人治病，与邓巽图、陈开明坛争夺势力。此时的李固却利用本坛乩手编造“吕祖仙徒柳仙应乩降临”的谎言，骗取“裕宁”私人钱庄职员、原“吕祖”信徒周子裘的相信而入坛。由于周的入坛，使李固方面的人脉增广，宣传有力，影响扩大，求乩入道的日众。原来的坛址显得窄小，便将坛移至“裕宁”私人钱庄的楼上，坛名也改为“太平王铎积善醒觉道坛”。1934年纪念吕祖诞辰（农历4月14日）的前夕，周子裘从福州请来3名竹签乩手，为各道徒办理正式入道的皈依手续，在三都澳吸收了大批人员入道，该组织一下子壮大起来。其坛务也进行了分工：周子裘、李固、吴淑京负责坛事，下面还分派谁扶左乩，谁扶右乩，谁抄录乩文、谁负责宣传等。他们又请福州来的竹签乩手，将扶乩的一套所谓“觉技”秘诀传授给李固等人。此后，每逢农历二月初二、三月初一、四月十四、八月十四等吕祖、文昌的诞辰、成道诸节日，都举行集会聚餐等纪念活动。1935年，三都“吕祖”道首李某珍，经“新泰斗”号布店老板和“同善社”道首陈少山的介绍，皈依加入北京的“耶回儒释道五教玄坛”组织，入坛者只要付款五角银币即可订阅该坛办的杂志《月刊》一份，每月通过邮寄到三都，他们将其作为“吕祖道”活动的指导性刊物。在这种全国性的刊物指导下，这些道徒的活动更加隐蔽与狡猾，由原来的求神扶乩、开方治病、捡字纸等，发展以“吕祖”名义向社会施行舍药、舍衣、舍棉被等，以施舍来收买人心，灌输其封建迷信思想。同年6月，周子裘倡议在三都岛孙厝后山建造一吕祖庙，不久，周所在工作的三都私人“裕宁”钱庄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人回福州，事也落空。后来，这吕祖庙虽已建成，却逢抗日战争开始，“吕祖道”的坛主陈孝钦搬回长乐老家，把三都的“吕祖坛”交给福安阳头人王长弟负责。1940年，三都吕祖庙被日本飞机炸为平地，王长弟亦被炸死。事后，道首林连兴将遗址留下的吕祖像和香炉搬到王仁文家重设新坛，企图东山再起，而因战争的缘故，活动严重受限。
  再说，原三都“同善社”道首陈有昌，曾为避嫌，逃去龙溪的卢兴邦匪部混了几年后，又于1939年春，正处日本侵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国际、国内的纷乱时期，回到三都澳，重整“同善社”组织。开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善社”的上层组织活动中。1941年冬，陈有昌与福建“同善社”号首倪成一同去北京，参加汉奸头子褚民谊①主持召开的尊师会议。从与会者带回的符咒和会后的系列活动看，这次会议是整合原“同善社”、“吕祖道”等迷信团体，转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发展。使之，在组织上按照军事化编列，装备上配足大刀、长矛，宣传上谎称符咒“刀枪不入”，名称上统一为“大刀会”。陈有昌从参加北京“大刀会”尊师会议回来后，就带着“大刀会”的符咒到福安、寿宁等县整顿组织，发展会员，策划武装暴动。1943年，在继福安“九·九”大刀会暴动后，又于10月18日，在三都的新塘、大湾、坪岗等村发动一批道徒参加到城澳、象溪、二都、西峡等村的队伍，开赴飞鸾镇举行武装暴动。城澳会首汤老眯杀死碗城乡长林祖仁。当大兵压境，刀会失败后，陈有昌下海投入张逸舟的匪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逸舟率部归降国民党军队时，陈有昌又脱离张部，前往闽浙边界搞大刀会活动。1949年8月15日，宁德解放后，陈有昌与杨业维（福州人，1915年生，曾任国民党三都一区分部书记、水警情报员、大刀会书记等职），频繁调兵遣将，加紧道徒练武，并进行三次大规模的集中演练。第一次是在1949年农历八月初一，杨业维在陈有昌的指使下，聚集一批道徒到坪岗村，搞“行水”仪式，欺骗大家说，“大刀会法术高强，能独身渡河”；第二次是同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又把会徙集中起来吃“仙米”、“登山顶”，说什么“吃了仙米会避枪弹，不会饿，还能长生不老”等，以谎言惑众；第三次是同年农历十月间，集中会徒在港口瑞峰寺“降佛”打和尚，显耀魔威，扰乱人心。1950年农历正月初八日，鉴于杨进弟（福安利洋人）领导的反动道会门活动猖獗，气焰嚣张，攻打我驻军连部，我公安机关依法拘捕了他，关押在三都公安派出所里。时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未定，杨进弟即趁机进行内外串联，于正月十四日（阳历2月25日）策动三都澳大刀会的会徒300多人暴动，杀死三都派出所所长吕学正和事务长陈良秋二人，劫持三都监狱，放走杨进弟。1950年3月，福建大刀会“号首”倪成、“副号首”陈有昌（此时陈被提升为全省副号首）同往香港参加由在台蒋帮支持的策划会议。会后，陈回宁德，在白马山的西峡村召开九县“道首”会议，整顿组织，加强指挥，策划武装暴动，统一机构名称，决定在“号首”和“副号首”领导下，统一其武装番号，命名为“中华救国保民军福建东路闽东总管府”。下设元帅、总理、大队、总坛、坛和棚等，共七个层次。“总管府”，配总管、统领、管带、副管带、文书、保管等；“元帅府”，配元帅、天将、地将、大将、左乩、右乩、司香、乩书、联络员等；“总理”有23名，分管各村的“大队”武装；“大队”配大队长、大队副（2名）、执角、队官、掌旗等武职人员；下面是“总坛”、“坛”和“棚”，配总坛长、坛长和棚长。此外，还整顿和充实了大刀会的基层组织力量。如宁德三都本岛置两
  个总坛，下分：大湾坛、坪岗坛、牛头里坛、陈厝里坛、孙厝里坛、新塘坛、松岐坛、林厝里坛、塘边坛、塘墘坛、港口坛、黄湾坛等12个坛，任命正副坛长计24名；“坛”下又分“棚”，计分18“棚”，各设正副“棚”长1名，共会徒283名。同时，布置继续准备武装暴动。1950年10月间，在飞鸾策划暴动。当时，宁德县公安队闻讯前往反击，该队指导员许文香冲锋在前，于沈洋村被刀会徒包围，英勇牺牲。随后大队人马到达，开枪还击，才把反动气焰压下去。1950年11月，宁德大刀会组织又会合二都、古溪、菇洋、下宅园等村的刀会徒与“反共救国保民军”的反动分子结合攻打宁德县城。此次大规模的暴动，同样受到我驻军的还击，当场击毙刀会“天将”林成水、“地将”陈奶春等首领三人，击伤多人，以失败而告终。到1952年春，全县实行彻底取缔大刀会，开办“苦主”②训练班时，本着“坦白从宽”和“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予以解放绝大多数被蒙蔽欺骗的刀会徒，当时只要坦白交待均能得到宽大处理，不追究法律责任。仅有极少数的上层骨干而又顽固不化的分子才给以法律的应得制裁。除最大的会首陈有昌已逃跑下海外，其余均已落网。至此，该组织也完全、彻底的被瓦解和取缔③。
  注解：（1）褚民谊，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追随汪精卫，充当大汉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褚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汪精卫却分裂出来，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另立日伪的傀儡政府，褚成为汪伪政权中的第四号人物，即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职，极尽卖国求荣之能事。抗日战争结束后，于1945年10月14日被国民党“军统”诱捕，并押解到南京，送往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接受审判，以汉奸罪判处死刑。1946年8月23日这一巨奸被执行枪决，走完其罪恶的一生。
  （2）“苦主”训练班。所谓“苦主”，是带有受骗的意思。即以自然村为单位，集中一般刀会徒学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后，让其自动交待，改过自新，再揭发别人的问题，搞清组织情况。
  （3）本章节的基础材料，来源于1950年至1952年宁德县开展取缔“大刀会”组织时建立的档案。后来，“肃反”运动，在三都澳搞大清查中，又加以调查，有所补充。
  土匪
  民国期间，土匪之猖獗，是与时局不稳有关。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成功，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公推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但不足百天，这大总统一职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并迁都北京。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窃国称帝，众所矢之，于同年六月初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此后，进入北洋军阀纷争和割据时期。直至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虽有一段暂短的平定。接着，又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家结集兵力，进行抗战。而国民党地方政府却又腐败无能，不顾社会治安问题。故此，在这战火连绵，兵荒马乱年代，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只要有人出来，搞上几支枪，立个旗号，即可招兵买马，占山为“王”了。
  据民国续修《宁德县志·武备志》卷之十六记载：民国光复，郡县骚然，不逞之徒，乘机煽动，县城及各乡组织乡团自保。元年，因乡团经费无着，按户派丁又多规避，县令王瑞国邀集各绅会议，将前募修理衙署捐款先行拨充经费，仍照省城办法临时招募守卫梭巡。次年，地方秩序已定，遂即停止。
  同上又载：民国七年，南北分裂，土匪蜂起，中央指派前海军大臣萨镇冰回闽督办清乡，以黄培松佐之。宁德奉令于八年1月募办清乡公所，札委魏锡滋为清乡坐办，叶开铭为清乡委员，所设学前街旧考棚，并附设城区清乡保卫团。……霍童团董黄云灿热诚毅力，始终维持，地方尚称安谧。莒州因乡团奋勇，杀匪过多，七年七月被匪报复，全村焚掠殆尽。周墩一带全籍保封义社联络声援，咸村亦归附属，匪类尚有顾忌……。但乡僻良民数年以来寝不安席，实可哀也！
  上述，起码可以看出这样两点：一是民国肇始，社会不安。二是地方组织，民众自保。此一匪患，直延续至建国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被彻底剿灭。笔者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在乡下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中，还有人告发某某当过黄炳武匪徒，某某曾是黄涤云土匪密探，某某替黄少来土匪送过信等。尤其发生在民国十七年和民国十九年的两大匪患，惨绝人寰，骇人听闻。
  1、民国十七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以陈安俤为首的武装股匪二、三百人枪洗劫濂坑村。入村后，经两个多小时的肆虐，除将掠夺的财物装上数艘大长艚扬帆而去外，余人仍由陆路返回，计被惨杀人命21条，重伤者13人，烧毁房屋47座，造成数百人无家可归，近千人衣食无着。
  2、民国十九年农历正月十一日，陈良民土匪四、五百人枪攻打霍童街。攻入后，有古田、屏南两地的不逞之徒百余人携带布袋、扁担尾随进来，大肆搜括财物，金银首饰、绸缎细软等，均被洗劫一空。这些匪徒烧杀、强奸、吃喝等，无恶不作。内有反抗的乡民被杀一人，女性因不堪受辱而跳井身亡者2人。经肆虐四天后，于正月十五日凌晨，联合霍童四邻保安队开始向匪帮发起围剿，又遭报复，放火烧毁店屋一百四十多座，损失惨重。
  再说，“亦匪亦军”这一日寇占领时期所制造的特殊产物。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一是日本结集兵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一是我国民众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国难当头时刻，三都澳的国际贸易地位将严重受挫，原护港部队海陆战队十一旅被调离，海上防务空虚，给地方武装股匪的活动以有乘之机。霞浦溪南乡后守村人林义和，就在这时继礼木金土匪的帮底，得以迅速壮大，成为肆虐于闽东海面的一霸。他的近千号人枪，全靠进出东冲口的船只做饷和打劫过往商船营生。有些事，连当时拥有公权力的国民党当局都做不到，他却做到了。如官井洋的天然大黄鱼，为一年一度的“三水”①鱼汛期，闽东沿海村民均自发组织近千号“瓜对”船②和数以万计的强劳力上洋捕捞，收益甚丰。宁德县政府本应征收渔业特产税，但因考虑到这一捕捞作业的时间短、流动性大、征收难度高，故未能开征。而林义和匪帮却不管你能否捕到鱼，凡进入官井洋的渔船都得先交钱，发给你一面三角彩旗作标志，然后组织小快艇到海面巡查，如发现无旗者，处以重罚。
  1939年8月，侵华日军占领厦门岛③，闽海风声鹤唳，省城危在旦夕。在厦“兴亚院”的日酋，将收罗和扶植地方的武装股匪为其建立日伪政权之用。其时，驻闽的中央军多已调离，开赴抗日前线，日军则乘虚以炮舰逼迫这些海匪就范，收作傀儡军。时闽中有王福明匪帮，窝巢建在南竿塘（即马祖列岛）；闽东有林义和匪帮，驻霞浦县溪南乡。日酋将这两股海匪整合起来，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命王福明任司令，林义和任副司令。
  另有盘踞在湄洲湾南日岛的仙游县折桂里大墓村人张逸舟匪帮，也被日酋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命张逸舟任司令，张的同乡、老搭档黄玉树和福清人郑德民任副司令，长乐人林沧圃任参谋长。这张逸舟为人狡猾，工于心计，他一边投靠日军，甘做汉奸；一边勾结“军统”，充当特务。脚踏两只船，左右能逢源。早在投日前，就指派本部郑德民、林沧圃二人参加“军统”干训班受训，接受“军统”闽南站派遣特工人员，并指定林沧圃为特工组长，他本人也与“军统”巨头戴笠④交谊甚深。比如：1943年，张从王福明处取得南竿塘后，遭到抗日盟军飞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死伤数十人，他即请求戴笠想办法向盟军疏通关系，予以关照。果然，没几天，戴笠即给张复电说：“已呈奉委座函航委会转知盟军，不再往该地轰炸”。此后，南竿塘就再没发生盟军飞机轰炸之事。可见张、戴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再说，自从王、张两股海盗集团与侵华日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后，乱政扰民，动作频频，1941年8月13日，伪军林义和在日军一艘军舰、五艘汽艇的护卫下，驾帆船十多艘运送兵士300余人攻打三都镇，守军虽奋勇抵抗，终因兵力不足，被迫撤退。这一战役，虽击毙伪军23人，但三都镇镇长林昌荣和五名战士也已为国捐躯。8月25日，盘踞在嵛山岛的伪军林义和部，又在日军汽艇炮火的掩护下于霞浦、三沙各个澳口登陆，进攻三沙镇，与守军霞浦自卫第二中队激战6个小时，守军因无后援而撤退，三沙镇被占3天，群众死1人，重伤15人，财物被匪洗劫一空。
  1942年7月，厦门“兴亚院”日酋又指令原总部驻扎在南竿塘的王福明、林义和配合日军就近进击连江县的琅岐岛。王、林二人因怕兵力不足，未能领命。与此同时，驻扎在南日岛的张逸舟部，则凭籍靠近厦门日陷区，和深得日酋的信任，大开虎口，企图吞下平潭岛后，再进取福清、长乐等地，故接连三次攻打平潭县城。第一次于1940年12月，出动匪徒200余人，先占领该县南部的塘屿岛，作为攻打平潭县城的桥头堡。当其从此摸清县城的驻军情况后，第二次于1941年1月9日，结集匪军千余众，又请来日寇飞机4架、战舰数艘作掩护，从该岛的苏澳、流水、芬尾三处港口登陆，与驻军在老盂山血战数小时后，当地驻军终因抵挡不住，弃城败逃。张的“第二集团军”即在平潭县建立日伪政权，由本部副司令郑德民任傀儡县长。海盗当权，苛政如虎，实行的是“联保联坐”政策，即一家“违法”，九家连坐，百姓叫苦不迭。此次，是个短命的政权，仅存在27天。至同年2月4日，原平潭的罗县长在福清驻军第75师的配合下，收复了平潭岛。第三次于1941年5月2日，张部在日军的援助下，又继续发起攻打平潭岛。这时，本省的形势极为严峻，前一个月，福州市和长乐、连江等县相继沦陷，失去外力援助。平潭县被张逸舟再次占领后，建立的日伪政权长达140天，由本部参谋长林沧圃任傀儡县长。直至同年9月18日，被罗仲若领导的抗日队伍所击败，才退出平潭岛。
  张逸舟部自平潭岛撤退后，仍回老巢南日岛，唯其独霸闽海之心不死，将目标转向觊觎王、林部“第一集团军”的闽中和闽东这一块地方。从此，他寻衅挑起事端，越界收饷，争夺地盘，引发两家火并，成了海上冤家，欲置对方于死地。而一向工于心计的张逸舟，即抓住对方那次未曾领命攻打琅岐岛的事大做文章，在驻厦日酋面前搞挑拨离间计，说王、林二人就根本不忠于“友军”等话，使日酋产生疑心。事有凑巧，1942年秋，日军的快艇经过东冲口时，林义和的手下以为是张逸舟部前来侵犯他的地界，就开炮轰击，伤了日军一个头目的腿部，日艇开到白犬岛，张逸舟接待他们，在日军面前煽动说，王、林部是“蓄意反日”。结果，驻厦日酋即派两艘舰艇配合张逸舟部前去包围南竿塘，缴了岛上王、林部的枪械，逮走林义和交给张逸舟处理，张即将林砍头填海。据说，这时的王福明因见势不妙，已驾舟逃命去了。张逸舟自从并吞了王、林部，窝巢也从南日岛北移至南竿塘，地盘由原莆田的湄洲湾，扩大到闽中的马祖列岛，再延伸至闽东的三沙湾。拥有：南日岛、鸟丘屿、白犬岛和马祖列岛（南、北竿塘）、北礵、东引、西洋、浮鹰、青山、斗帽、台山、嵛山等岛屿，基本实现了他的霸主闽海的愿望。此时的张逸舟部达到三个普通营和一个直属加强营，约二千多人枪的规模，除直属加强营跟司令部移至霞浦县的溪南（因腾出南竿塘搞贸易中心）外，三个普通营分住在南日岛、南竿塘和斗帽岛。该部有大小舰艇10多艘，木帆船50多艘，掌控着大半个闽海的航道线，强迫过往的商、渔船做饷，敲诈“海上买路钱”。听当地老渔民说，一艘普通的民船，每年就得向张逸舟部交饷金三十至五十块银圆，比民国政府收取的船牌捐还高好几倍。并且，张部还不时骚扰沿海村庄，打家劫舍，抢人财物。今宁德沿海的老人一提起张逸舟的匪帮，就能讲出其当年为非作歹的许多事例来，有识字者还说亲眼看过街上张贴“福建和平救国军”司令张逸舟的榜文。笔者小时在家乡也看过张逸舟戏班的演出。这一强盗也爱风雅，曾亲任驻地霞浦一个叫“芳华闽剧团”的掌班，条件是凡在他领地内演出，村民必须接纳，除招待演员伙食外，按行情付给演出费即可。那年景，农村的业余戏班多是农闲演出，而他的戏班则是专业的常年演出。
  张逸舟，小学文化，兵痞出身，为人奸诈阴险。政治上善于投机钻营，军事上又能老谋深算。在日军侵华，福州、厦门沦陷期间，他集汉奸司令、闽海匪首和走私头子于一身，大发了一笔国难的财；抗战胜利前夕，他又凭籍“军统”关系，归顺蒋介石的中央军，得了个“福建先遣军”司令的头衔。其起家是：1926年投靠在仙游当县长的族兄张兆焕手下做一名便衣队长。至1930年，在林寿国部海军混成旅的一个团长戴启雄下面任连长，该部分驻莆田、仙游、福清、平潭各地，故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1931年，福清人掀起一次反抗“林靖匪军”的浪潮，他怕连累到自己，即回到仙游老家，与同乡黄玉树一起聚众结匪，购买抢支，自成一体。在莆田海面截劫到大商船后，即携巨款逃往日本，逍遥于法外。他在日期间，结识了也是逃亡在外的德化大匪首张雄南。1935年，张逸舟跟张雄南回国，于德化一带收罗匪徒，另立山头。1938年，张雄南被国民党福建保安处收编，委以保安第四旅旅长职务，张逸舟即在他的手下当连长。1939年9月，侵华日军横行于闽南沿海时，张雄南叛变了。他一面拉着队伍到永泰山区，一面派张逸舟、黄玉树二人前往厦门，求见日本情报处“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日酋，意在率部投靠日本。
  由于张逸舟能用日语与日酋对话，故颇得日酋的赏识。双方谈妥后，岂料福建保安处迅即以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开赴永泰，进剿叛军张雄南部，并于同年12月18日将张雄南击毙。这时，张逸舟见张雄南已死，即同黄玉树二人率残部溜回仙游老家，于莆田的湄洲湾另起炉灶，再立旗号，队伍很快发展到300余人枪，又接上驻厦日酋的关系，被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开始勾结日本，从事汉奸活动。
  张逸舟还是日伪政权时的最大走私头目。比如：他打下平潭岛后，即在平潭县城设立“贸易公司”直接销售从海面抢劫来的货物。当1942年秋，并吞了王福明、林义和部的“第一集团军”后，竟将南竿塘辟为日伪占领区的商贸中心，从事投机倒把，长途贩运，搞垄断性经营，低进高出，两头盘剥，百姓苦不堪言。
  1945年5月底，侵华日军处于全线崩溃之势，戴笠密电张逸舟“反正”立功。半个月后，日军从福州撤退，有十余艘满载军火的日船，向闽江口的海面驶去，张逸舟按照戴笠提供的情报，即出动所有的船只，在连江与霞浦交界的海域，截劫日军的8艘军火船，作为投降国民党军队的“见面礼”。两个多月后，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张逸舟率领千余匪军，来到江西省铅山“行营”，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收编，并以虚报人枪数量的手法，领取一大笔“曲线救国”的奖金，使这一地道的日本汉奸头目，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福建先遣军”的司令，俨然是“抗日功臣”。据说，此事当时已令国民党的军政界人士瞠目结舌，大跌眼镜。后来，这支流痞出身的“先遣军”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改编为独立团，奉命开赴浙江整训时，纪律甚差，大部份士兵逃回福建老家，战区长官公署下令解散该团，余员分编到别的部队，这支在闽海称霸七年的海盗集团终告消亡。张逸舟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则携巨款回到福州当起了清闲的寓公来，直到解放前夕，前往南竿塘，转抵台湾。

注解：（1）三水。即三个潮水的高潮期，共9至12天为大黄鱼捕捞期，叫鱼汛。节令是每年“立夏”至“夏至”。 （2）瓜对船。即围捕大黄鱼的配对作业船，有大小两艘（叫母子船）。大黄鱼，是宁德官井洋（三都澳的中心区）这一特定海域生产的一种名贵鱼种。现列国家出口鱼类之一。 （3）厦门岛。今厦门市原为孤岛，建国后1955年修筑“鹰厦铁路”时，造集美海堤，才成通途。 （4）戴笠。（1897-1946），字雨农，浙江省江山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任蒋介石待从副官、复兴社特务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