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不一样的大兵进村
  1926年冬季有一个叫“连团”的国民党部队途经洋中，先头有两三个兵，身穿破烂衣服，扛着破枪，被东山村几个好惹事的年轻人，把他们的枪给缴了过来。回到村里，老人们惊呼这下你们这些人闯下大祸了，我们全村是要犯大灾难的。因此就叫那几个年轻人把枪立即奉还，并赔不是。但那些兵声称：你们已经抢了我的枪，现在还给我们，我们是不会要的，等后再跟你们算帐。第二天300多人的大部队气势汹汹的赶到，追查昨天抢枪的事，声言把昨天抢枪的几个人交出来，要立即枪毙他们。这下使全村人都吓破了胆，由族长牵头马上安排各家各户宰鸡、杀鸭、杀猪，好肉好菜加好酒款待部队。这些官兵每餐非鸡鸭，猪肉不可，吃完饭后有的还把盆碗全部摔碎。还抓走教堂牧师与我村一村民作为人质，押解到霍童、赤溪去。开口要赎金1000元大洋，否则就杀死人质。后来经众族人商议，卖掉族田，各家摊派抽款，凑齐1000元大洋才赎回两个人质。一千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500担谷子，也就是现在的四万元人民币。
  又有一年，国民党的一支200多人的部队驻扎在东山村，开拔出发时，有一只六七十斤大的狼狗没有跟去，遗留在村里，又有村中几个好事的年轻人竟然把这狗杀掉吃了。直至第三天部队发现狼狗遗失，立即调回兵力，把全村男女老少1000多人全部集中到祠堂下台戏大院中。四周大兵团团围住，门口架起机关枪。一个当官的走上戏台，掏出手枪，滴达滴达朝天打了一梭子弹，吼道：“要不要东山！”要求立即交出狼狗，并把杀狗的人揪出来枪毙他。这可把全村人吓破了胆，又经好说歹说，又是好酒好肉相待，赔了几百元大洋才平息此事。
  1934年8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洋中东山经过，被邻村民团误伤致死5人。当时红军官兵有人主张用大炮轰打，后来被部队首长制止，认为这仅是地方民团，并非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所以不予追究，也避免了当时的一场灾难。当时有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东山村，士兵们看到村里一片废墟，连称老百姓辛苦，并做到秋毫无犯，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这支部队经九都、赤溪继续北上。
  匪患疫情百姓苦
  1931年农历8月初二以胡里为首的土匪进村，全村一千多人躲到我家五扇六扇二栋大房子里。一匪徒拿斧头猛砍五扇厝大门，在匪徒将要破门而入之际，我家一个叔公拿土铳伏在天井中打伤匪徒的大腿。匪首在情急之下，竟提煤油浇在房门上烧着房子，顿时火光冲天，还好与其隔壁的六扇厝有防火墙阻挡，再加上用棉被浇湿以后堵住过道门使六扇厝安然无恙，使躲在这里的一千多村民逃过一劫。前后房子因有胡同相隔才相安无事。值得一提的是两座房子后厅都有一个深水井，这在救火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说明我们的先辈在建房中就已考虑十分周到。高筑防火墙是为防火，前后房子留胡同也是为防火，房后厅挖水井不但是生活所需同时还是为了防火。那次匪徒还打死我村民一人，被抓走人质十几人，每人花去赎金100-200元不等的水洋，这又是一笔1000多元大洋的冤枉钱。
  1934年农历4月17日，彭希寿土匪进村。这帮土匪武器精良，十几把步枪以猛烈的火力从村后门往下狂扫，我村村民利用仅有的几把家枪进行坚强的自卫，打死匪徒三人，在自卫过程中我村被打死五人。匪徒见无计可施竞放大火烧毁全村房屋140多座，大半个村庄处在火海之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周围十公里外都看得见。以致于国民党兵一个排的兵力接报后从宁德城关赶来救援，到达石后地界后，看到火光冲天，又不明匪徒情况，就在石后观望，不敢前来救援，待匪兵退去后才进村，此时全村过半的房子已成废墟。这次损失，若按今天的货币价值，当在人民币100多万元左右。同时还被抓走人质四人，两人赎回，每人花去赎金100多块大洋，另两人因赎金凑不足竟被撕票，惨遭杀害。灾难过后东山村组织了男女村民100多人到当时的宁德县国民政府门前静坐绝食，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于救助，并要求剿灭匪徒，以防后患，使村民有一个安居的生活环境。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根本无力救助灾民，仅是组织城关居民捐献了部分棉衣、棉被、衣服等，给的救灾款数量极少。
  1943年6月份东山村暴发鼠疫，仅几天内就死去十多人。遭此不测村民们马上把张圣君、林公大王等各路菩萨都抬到大厅，请来法师，大做道场法事，以驱散瘟神。八月九日疫情稍有缓解。但十至十二月疫情再次暴发，两三个月内全村相继死去七十多人，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根本无法医治如此病症，只能任凭疫情蔓延，村民生死只能听天由命，全村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人人自危不可终日。我的堂哥，一家四口，因染病先是死去母亲，四天后十一岁的弟弟因受感染也死去，两个月后父亲又死去，只剩下孤身一人。前年已80多岁高龄的他，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东山粮库风波
  1947年4月的一天，游击队长黄垂明，政委陈建发等在30多人，到洋中打开处于东山村知府公祠堂的粮库。天刚蒙蒙亮就叫老百姓去挑公粮。驻粮库的田管处主任、征收员等计五人闻风都逃到东山后门的文树坪躲了起来。这次粮库1200多担谷子都被群众分了。此次分粮从当日上午5时至8：30分游击队退去。第二天国民党伪县长带领36名警察气势汹汹的赶到东山，把保长、甲长等十几个人全部抓了起来，命令他们立即把分去的谷子收回来，否则就要枪毙他们。后来经二、三天的追讨及全村的检查也仅追回一百多担。据今年已84岁高龄的我村退休干部陈永炬回忆，他家当时有分到600多斤谷子。被追讨去200斤外。还余下400斤，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
  父亲的苦差事
  据我母亲在世时回忆，有一年正值农历三十日，伪保长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明天有一个很轻松的差事让你去一趟，就抵你一次劳役，很合算的，明早你到洋中区公所去一趟就晓得了。”我父亲不明就里，第二天正月初一一早吃完早饭就直往区公所而去，到那里一看令我父亲大惊失色，原来是国民党兵抓住一个所谓的土匪头子，把其脑袋砍下来后就放在一个小竹篮里，要我父亲挑到城关去报功。看着血淋淋的一颗人头，父亲惊慌失措，全身颤抖不已，但在两个武装区丁的威胁与押送下还是无柰的把人头挑到东山村，就搁在一个柜台上，人则跑回家躲了起来。此事亦引起全体村民的惊慌与愤怒，后来还是由族长出面花钱另雇一人送到城关。据说此人把人头挑到城关后，有好事者连连追问：“西乡人客，此篮中何物也？”此人则答：“新鲜冬笋”。待来人掀开遮盖物，竞是血淋淋的人头一个，才大呼晦气，奔跑而去。就是这一年我父亲背上突然长出恶性脓疮一个。经一年医治才好。花去医药费无数。使本就贫穷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一贫如洗。
  在旧社会，国民党抓丁派款，加上匪灾、疫情，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翻身做主人，社会稳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对比过去，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