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何谓另类？各有说法。既难界定，当属常人，但有些举动或境遇又与常人不同而已。下面谈及的数人均生活在中华民国社会的最低层，贫穷、落魄和潦倒是其共同的特征。1982年初，我参加中国民协福建分会组织的闽东籍会员在宁德城乡采风活动，发现这些已作古的人和事，是如此深扎在人们的心中，于民间口头广为流传，却又不登儒家大雅之堂，更不在革命史迹之列，则戏称曰：未能“登堂入室”的另类。今特供出同赏。
  鼎济开生吊
  常言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说，这人还活生生的没有死就给自己开吊做丧，奇不奇？它决非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而是中华民国年间发生在宁德城关的真人真事。其人姓陈名鼎济，城镇贫民，夫妻二人，年过半百，膝下尚无一男半女，就怎么简单的俩口子，过的仍是时饱时饥的紧日子。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在自己家中摆起灵堂，立下自己的灵位，还请了吹吹打打的哀乐班。把自己伪造的病故讣告分发给平时有门头（礼包）往来的诸亲人等。丧事正日，还请来近亲帮忙料理做丧事宜，收支账目和接待吊客，操办中午丧宴颇丰盛，不缺水酒上桌。这时，一副怵目惊心的大棺材就摆放在后厅里，陈鼎济静静的躺在尺床（为死人铺的平板床）上，雪白的寿被盖过面部，让其妻披麻戴粗坐在床边哭丧。整个丧事，除“虚棺不殓”外，与真的毫无二致。听说，当时接到讣告的人多数已知道是陈鼎济出孬式（耍花样），确很作难，但仔细一想，还是包上“奠仪”前去吊唁。全场“丧事”办得有板有眼，上门的吊客也就有模有样。事过七日，陈鼎济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背后有人问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旁者答道：鼎济开生吊呗！此话，就此流传开了。
  再说，这事怎能做得出来呢？用现在的话说，难道陈鼎济患有精神病吗？不，他不癫也不痴。主要是他僻性乖张，心浮气躁，行事过激，也因此白得了这次做丧的一副大棺木。这话怎讲？民国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城关海滨路妈祖婆做生日，各埠头船家店户纷纷捐钱庆祝，从福州请来时髦的女班“群芳”剧团做神戏。但这时宁德县知事（县长）沈守经不给演出，派警察进行干预，理由是“勤课农桑”，演戏影响春耕生产。当时管理庙务的董事去县衙门说理，沈又推托不见，大家很着急。这时，陈鼎济即挺身而出，条件是要董事购棺木一副，备抬夫四人，事成后棺木归他所有。董事答应了，他回家找一块木板写上：“问沈守经民权何在，我陈鼎济以死相争。”而后手棒木牌领头往县衙门里闯，抬棺木的四人在后面紧跟，到门卫处就吵闹起来，惊动了里面的沈知事，传唤将领头人陈鼎济叫进问讯。陈见沈时据理力争，说妈祖是海上保护神，演戏是水上船民的事，不影响农业春耕生产。沈知事心想当前正在提倡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此人既是抬着棺材进衙门，不达目的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把事情闹大对自己也不利，就答应让他开台演戏了。
  事成后，这副棺材就给了陈鼎济。故有人说，鼎济开生吊，是收了棺材就得做丧。也有人说，鼎济是为了收礼包，试探人情，才开此生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扒手卿哥
  过去，宁德人在茶前饭后的闲谈中，卿哥几乎是个传奇式人物。奇在他的动作似魔幻般快捷，奇在他行走江湖不失为人的义气。
  卿哥，真名林赞卿，宁德县七都村人氏，生于普通农民家庭。虽身材短小，四肢不发达，却眼明手快，多有心计。这些天份，为他后来所选择的人生之路，提供便利条件。
  据说，这卿哥生性聪敏，搞上这一扒窃行当，乃无师自通，仅到福州入行时，受些行内前辈的指点，就开始出山了，且屡屡得手，步步攀升，直至坐上称哥领班的头把交椅。但他始终信守离家时长辈给他的约法三章：一不贪得无厌；二窃富不窃贫；三不窃宁德人。
  他深知扒窃是一种铤而走险的非法行当。有了这一思想准备，他始终把妻室留在七都家里，自己出去，寄居福州。其行窃对象多为贪官污吏和行商坐贾，数目也不求甚大，得手后就回到七都家中过清闲的日子。用完再出动，得手又回家。如此返复，旋环不已。故同村人称他为“无田地主”。他行窃的高超手法，略举数例为证。
  一、卿哥的母亲林关氏是邻村的河墘人，他自然是河墘村人的外甥了。中华民国时，有一年正月，七都村做开台神戏，请的是福州“新国风”名戏班，消息一传开，邻村人即前往七都看戏，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天傍晚，还下着毛毛细雨，河墘村来了6个人，在七都街上碰见卿哥，未免以甥舅或姑表之称打招呼，其中有一人给他开了个玩笑说，卿哥兄弟如果有本事能把我们6人的雨伞都扒去，大家才佩服你。当时，卿哥只笑笑，也不置可否。但至半夜，演出结束，大家走出戏场，伸手去打开雨伞遮雨时，个个都发呆了，只是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这大家手中拿的那里是雨伞，分明是扫把柄，而雨伞都到哪里去了呢？方才记起在街上碰见卿哥时说过那开玩笑的话，就一同往卿哥家里去。此时，卿哥已在自家门口笑脸相迎，当大家向他要雨伞时，他却说不着急，我已给你们备好了水粉做点心，吃完夜宵，自然会有雨伞。果然，吃好夜宵，卿哥问大家要不要隔夜，要住我就去打铺，不住雨伞都在我厨房的门后面，各自认回去好了。
  这扫把柄换雨伞的事，原来是卿哥从街上回去备好6根扫把柄带入戏场，当观察到他们看戏正入神时，趁着拥挤的人群，从一个个的手里把雨伞换了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二、建国前，七都街有一家叫“品记”的南北干货店，卿哥在家时常到那里买东西。一天上午，他来到这店铺，看到一伙计手里提个加绳袋沉甸甸的（一种袋口用带子串起的布兜），便问他干什么去？另一伙计接着答道，我同他去县城置货，卿哥说我今天也要去县，那手提布兜的伙计就指着兜子说，这里面有200块银元，咱三人同行，你如果窃得去，中午在县城的一餐饭吃我的。卿哥没答应是否可以，只说你二人等一下，我回家拿把雨伞一起走。没多久，卿哥手拿雨伞来了，那两个伙计即对他说，我们打赌要先讲好条件，这里到县城有30多华里路程，你一定要走前头，我俩走后面，中间保持一定距离。这两个伙计大概是趁卿哥回家拿雨伞时商量好的，认为前面人肯定不能窃取后面人的东西。一路上，他们都是“一前两后”的走着，到了县城，两个伙计就进了贸易货栈，才感到这布兜有些不对劲，打开一看，却傻了眼，里面那里是银元，全成了瓦片小石子。卿哥在旁却说没有事，吃了中午饭，银元自然会有的，两伙计才放下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走路快进单石碑时，有大金溪的阻隔，须在馒头墩过渡船。同渡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把船头，即船靠岸要抓住船头，让船上过来的人放跳板下船，然后过去的人再逐个上船，最后面的要撑竹篙，艄公负责把舵，这是搭渡人的不成文规矩。故卿哥在把船头时，轮到手提布兜的伙计上跳板，故意将船头一推拉，使船摇晃起来，这伙计走不稳，卿哥伸手去扶他，随口说声请注意时，将他放钱的布兜换掉。此一装瓦片小石子的假布兜，是他动身前回家已备好存在身上的。
  三、建国后，卿哥已洗心革面不干这扒窃的非法行当了，回七都家里分了田地，参加轻微的农业劳动。不过，他既被公安机关收审坐过牢，也为宁德地方的取缔窃患立过“功”。据说，被收审的原因是怀疑他建国初期通敌的事，经查是1950年运货去南竿塘岛（时为国民党占领区）做生意，无发现政治问题，予以释放。直到1974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这时的卿哥已年届六旬。因为当时福州有一批新生的扒手流窜到宁德扒窃作案，危害甚烈，群众叫苦连天。宁德县公安局刚恢复正常办公，在一时难以侦破的情况下，请了卿哥出来作耳目。果然，他仍宝刀不老，窃者均难逃脱他的锐利目光，纷纷落网，余者望风而逃，起到综治的作用。
  汐头陈元标
  汐头，即今城南乡的古溪村。在宁德东湖塘未围垦前，这里是城关南行船只的重要关口。村民多以水上运输和滩涂养殖为生。
  听说，清朝季世，该村有个陈元标（一说陈文超），此人长得牛高马大，浑身是劲，力气过人，参加过省垣的武举考试，得何名次，已不重要，因他的长处不在武艺方面，而是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向官僚的腐败行为作斗争。
  过去，在城关南门外与古溪村交界的地方有个圣人塘，原系东湖围垦的土地，已经耕作多年。清末的一年八月十五大潮时，塘堤被海水冲决，庄稼淹没，颗粒无收，损失惨重。各庄户到县衙门要求蠲免粮税，知县将如实呈报上司核准在案。不久，这知县因三年届满，调离宁德，前来接手的新知县姓徐，原来是个贪官，他见到这份蠲免圣人塘粮税的公文，就问身边的周师爷，此文是否已通知下去，周说收粮税的时间未到，各庄户暂时还不知道，徐即令周此文不下达了，周当然明白徐的用意是要私吞这笔钱粮，则说庄户中有个名陈元标的人很厉害，恐怕惹不起。徐知县应道：“本官像衙门里的那棵大榕树般高大，陈元标他再厉害也不过如一把小剃刀，能砍倒它吗？”这话，后来不知道怎么会传到陈元标的耳朵里，他也不吭声。到秋后，县衙门派人来收讨圣人塘的钱粮了，陈元标就对收粮的衙役说，请你转告徐知县，圣人塘的钱粮免了就罢，不然，待我找到衙门里那棵大榕树的主根时，不砍倒它，也会让它自枯。衙役回去，将这话传达给徐知县，徐才知道此人确实很厉害，也就此作罢，不再催讨圣人塘的钱粮了。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中华民国二年，时为闽侯人郭传昌任宁德县知事（县长），奉上司命令，配合福建省水上警察署人员在三都澳筹办三都澳水上警察所，设船捐局于县城东关外埠头办公，强制进出宁境的船只挂牌合法行驶，征收船牌月捐，按船大小派费，以充当水上警察所的人员薪饷和其他支出。地方贪官则藉以加大税负，连长艚上的仔船小舢板也未曾幸免，宁德沿海、沿溪的船户叫苦不迭。这些人本属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穷苦之家，那里能交得起这繁重的捐税，故船捐局扣船、抓人已成常事，在城关三官堂临时增设监狱几十个号房，也已曝满。汐头陈元标忍不下去，身背一艘小舢板直接闯入县衙大堂，指问郭知事怎么小的船儿也要交捐纳税能合理吗？二人一问一答，后来郭知事发了脾气，把帽子脱下摔在桌上就走开了，陈元标赶紧抓起他的帽子走出衙暑，前往省垣告状去，说宁德知事郭传昌“露顶坐刑堂，无事抓百姓”。今有帽子为证，要求省里派人到宁德三官堂临时监狱查看关押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原因是我今天能背到这里的小舢板也要交捐纳税，百姓交纳不起，就被抓去坐牢，搞得沿海沿溪的船户鬻妻卖子，生活不下去。据说，不久省垣派员下来调查，小船被取消了船捐税。
  开训回魂
  “开训回魂”这个话，在宁德民间口头中已流传了近一个世纪时间。因是旷世少有的奇特事，则常被人们当作插科打诨的笑料来引用。
  林开训家境贫寒，住在宁德城关北门外。他是民国初年，无地农民，父亲早故，母子二人以租种财主田地赚些粮食为生计。农闲时，砍柴出卖，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故年过三十，仍未婚娶。
  由于他为人憨厚，卖出的柴薪一不叫价二不看秤，任凭买主称后计算给多少钱，就收多少，从无二言，故被人外号“〓马训”。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年夏暑的大热天，林开训从田间劳动回来，突然生病发高烧，请医生看了服下几帖汤药，也未能见好，且病情还在继续恶化，以至口出谵语。到第三天，医生再来看时就出现绝脉，不开方子，交待其母准备后事。果然，第四天林开训两脚一伸，就断气辞世了。任从老母嚎啕大哭，也呼唤不回来。
  因为他家实在太穷，生病时的几帖汤药就把它吃光了。今这一死，连买棺木的钱也没有，还好左舍右邻看在他母子二人平时为人善良的份上，凑合点银钱给他买副六甲（一种由六块木板併合起来的差质棺材），草草的将其入殓，又怕天热坏尸，则从速抬上山去埋葬。这本来是万里无云、骄阳高照的大晴天，但当抬棺材的人走出单石碑村时，却忽然间乌云密布，雷声阵阵，一场滂沱大雨即将来临。故把棺材搁在村后不远的黄土山坡上，快速挖道坑放了进去，覆盖一层薄土，迅即离开现场，赶往单石碑村躲雨去，欲想雨后再来添土加固。岂料这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以至夜幕降临，大家只好各自回家去。
  再说，林开训的母亲，原是上了年纪的人，自从儿子生病至死亡的四天四夜里，都不吃不喝也不睡，特别是见林开训的棺材被抬出埋葬时，更是哭得死去活来。这天夜里，外面打雷下雨，家里一片无寂，至下半夜她累得实在顶不住，就朦朦胧胧的有些睡去。不觉间，被外面的敲门声惊醒过来，问道你是谁，门外即叫声妈，我是林开训。这时，林母完全清醒了，心里虽然有些害怕，嘴上仍是答道：“孩子，你是不是鬼魂回来要带走老娘？”开训在门外应曰：“不，我是人回来和娘一起过日子，现在我肚子很饿，快点开门，给我弄点东西吃。”尤其听了后面说的要吃东西这句话，才开始相信他是人。因为这林母毕竟是年高识广，她想起前辈人有说过，人与鬼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人有形有影，鬼有影无形；二是人会饿会吃，鬼会饿不吃。故立即起来，把灯火挑得亮亮的，开了大门，果然开训踩进门槛时，人影投射在厅里的墙壁上，见到的是有形有影的林开训，就高兴起来。这时的林母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感觉有些饿，母子二人共同进去弄点东西却吃得有滋有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林开训患的是伤寒急症，内火中烧，假性休克，被埋到黄土地下后，一场大雨将黄土浆渗入棺材里，祛除了他身上的热火，就苏醒过来，还好棺木有隙能通气，覆盖的土层也很薄，一脚就将棺材盖踢开去，自己起来走出墓穴，才有活命。
  第二天，林开训出来向左舍右邻道谢帮忙的事，说明回魂的经过。“开训回魂”，就此传开。
  彭记友年
  在宁德方言中的“友年”，就是男性患单思病（通称精神病）的代名词。此话源自民国中期，即彭友年的青年时代。从“描述流行病学”角度讲，它是一种思想性的疾病，症状为见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就“嘻皮笑脸”，仅此而已。此病没有传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能作治病的“免疫剂”。譬如，有人在靓女面前表现稀拉时，别人即会提醒他，不要那样“友年”了，他就会自敛。这话，或许对外地人听来，甚感茫然，但对宁德人来讲，已是明白不过了。
  彭友年，民国初年生于宁德城关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幼年上过学，粗通文墨书画之道，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有过欢乐美好的时光。青年时期的他，身材高挑，五官端正，爱好琴棋，能说会算，也有过自己的美好憧憬和生活向往。但逢乱世，命运多舛，父亲早故，家况愈下，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使其难以承受。特别是在个人婚姻上，定调过高，未能如愿。而思想上又过于执著，故酿成痛苦无法自拔。据说，到了中年，经人介绍，娶了个外地女人为妻，他却将其整天锁在房间里，不许同外人接触，故该女人撬开地板，从下面的环城河逃跑了。此后，成为鳏夫。
  他母子二人住在南门兜环城河面搭盖的一透木屋里。前面向路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后面是厨房和卧室。与人不同的是在店门口刷了一条白灰壁，上写“彭记友年”四个正楷字，每个字还外加一黑色圆圈，引人注目，招徕顾客。
  建国后，友年已届不惑之年，放弃了成家的念头，尽心孝敬年老的母亲。闲时，他在家拉着二胡琴，既是自己取乐，也为老母解忧。邻居小孩来听，他即问人家好听吗？因为经常这样，小孩感到很厌烦，当走出店门口时，就有意嘲笑他，把琴谱的音符66·22，故意说成咹咹，咽咽，友年没老婆不过瘾。
  后来，彭母病故，南门兜的小杂货店也不开了。友年转为做旧衣服的买卖生意，身上挂满各色的男女衣衫，站在东门兜人流最多的地方招揽顾客。“文革”前，也就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家生产的工业品有限，人民的购买力也很低，穿过的旧衣衫仍能出卖再利用。这时，已至暮年两鬓斑白的他，身穿大方格的衣裤，与当时流行的“青一色”装扮，的确反差很大。加上夏天将皮鞋打洞作凉鞋穿，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其实他也没惹过谁，仅为赚些小钱过日子，才有这副落魄相。今日提到他，应给更多的同情，而不是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