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黄树荣（1863—1923）原名有濬，表字作敷、柏樵，自号沧海道人，蕉城霍童人。家学基础较好，9岁能写文章，16岁县试成绩优秀。娶霞浦邑绅陈泽政女为妻。1895年他33岁时考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骆成骧榜，《宁德市志》《宁德地区志》的《人物传》均误作1892年中进士，而两志的《人名表》或《人物表》均不误），在京城当过户部江南司主事（兼山东司行走），实际是个闲官，很难有所作为，便以养亲（父母）为名暂时离职。树荣“回乡养亲时期”的情况，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做过宁德县丞，驻治东洋分县（后独立为周宁县），1900年曾推荐广源泰茶行老板陈步桐到福州担任“宁（德）周（墩）会馆”董事；1902年福宁知府李增霨聘请树荣和霞浦县绅王邦怀（捐纳候补知县衔）共同组成学董会，创办宁郡中学堂，这是全省最早的府立官办中学（泉州、延平、龙岩州，1903；汀州，1904；邵武、漳州，1905；建宁、兴化、永春州、厦防厅，1906；福州，1909）。
  大致在1904年前后，黄树荣到吏部请求铨补官职，授高州府茂名知县（高州号称广东下四府的首府，茂名为高州府治所在），不久改任肇庆府阳春县令，后来又被广东巡抚调至省城，历任省警务公所总务科长、臬署审案委员、勤业道署会计科长、全省巡警学堂监督等职。广东是接触近代西方新文化的前沿地带，当时清朝廷正在推行“新政”乃至“预备立宪”，这一段经历对从小浸染于传统教育的黄树荣，应当是很重要的思想补课。
  1909年秋天，树荣到京师考察警政，公务之余，很注意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著作。林振翰说他“近年于泰西法律、政治诸书，亦靡不研究，虽身历重洋，亲受西人衣钵者，聆其言论，莫不惊其眼光之高且远也。”这里有过誉，也有实情。中国在20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出现了一股研究、谈论“社会主义”的小热潮。最著名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把康有为思想划为“社会主义派哲学”（1901），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发起人邓实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世界主义”（1903年），孙中山则主张把西方的“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1906年）。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树荣也认为“社会主义为世界最新学说”，“欲强国，非由家族主义进而趋于社会主义不可。”这给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乡青年林振翰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立志翻译世界语教材可能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树荣这次是赴京出差，实际逗留时间并不很长，便仍回粤。不久，改任广州府龙门县令。林振翰称赞树荣在广东的政绩，“其官粤东时，筹办新政，不遗余力，于警务一端，尤加注意。以故不数年纲举目张，纵民俗强悍，伏莽堪虞，亦足以震慑而安抚之。”林氏语焉未详，伏莽云云，涉及“民变”，或当包括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当然，树荣办的“新政”，警务改革最为出色，从警政现代化的角度看，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这里或许应当说明，查检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著）的职官、经政、宦绩、人物、事记、艺文诸卷，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著）的职官、宦绩诸卷，都没有见到黄树荣的名字。清末民初粤省政局动荡，世风崇武轻文，县宰频频换马，志书易毁难修；树荣任短事寡，史志失载并不奇怪。另有茂名人林正煊（字温伯）于民国28年开始修《茂名县志》，历10年而成，由其子林德涛带到香港，1971年出版（海珠书院，或称海天印刷公司）。此书笔者无缘得见，情况不明，但树荣在茂名任职时间极短，纵使列名职官卷，也不会有具体事迹介绍。
  综合以上几节，总的来说，黄树荣仕宦在外，虽然政绩无奇，却是一个颇有西学、新学修养的立宪派士绅。
  武昌首义尚未发生，黄树荣已从北京回到家乡，倡办保安分会，招募地方团练，以防受到邻境匪徒侵扰。福州光复后，树荣担任宁德县保安分会主任，加入福建公会共和促进会。在酝酿选举福建省临时议会过程中，共和促进会曾对选举章程个别不合法理之处提出三条改进意见，黄树荣和林振翰也在145位具名会员之列。树荣当选省临时议员后的具体活动，多已湮没不彰，我们只知道1912年留守南京的黄兴倡办“全民国国民捐”，闽省临时议员包括黄树荣在内也发起于6月28日成立“福建国民捐”总会，推动各府、县成立分会。其时他正好50岁，许多亲友都来祝寿，林振翰也写了贺词。这一年南京临时参议院（1月28日）和北京临时参议院（4月29日）相继召开，他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但翌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参议院议员274人，树荣以福建省议员当选国会参议员。根据海内外知名学者台湾张朋园搜集的资料，福建的10名国会参议员是：宋渊源（闽侯），陈祖烈（闽侯），林森（永春），雷焕猷（宁化），杨家镶（晋江），潘祖彝（崇安），刘映奎（宁化），黄树荣（宁德），李兆年（建瓯）和方圣徵（云霄）。根据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的研究，10人中国民党占7名，共和党2名，民主党1名；7名国民党籍参议员的姓名皆历历载明。方、李、黄三人所属党派不能确指，但若非共和党，便是民主党。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民主党以汤化龙为主席，都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1913年5月底，共和、民主、统一等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有梁启超、张謇、伍廷芳等9人，名誉理事有蔡锷、唐继尧等19人。这样，树荣又成为进步党这个保守派大党的党员。
  第一届国会又称民元国会、老国会，它的第一期常会的最大政治特点之一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强对峙，实质就是抑袁、拥袁两大势力对决。总统选举后，袁世凯以“叛逆”罪名两次大规模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章，迫使国会不能凑足法定人数召开会议，次年1月10日被正式解散，进步党不再有利用价值，也很快走向解体。袁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全国主流政见的推动下，申令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于是有第二期常会（1916年8月1日—1917年6月12日），其突出特点是议员小党小派林立，国民党内部分分合合，政治核心层中则府院之争日益激烈。直闹到张勋复辟，国会再次解散。
  黄树荣的好友覃寿堃在所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这个时期“以老成卓识，见重议席；中经政变，维护国、法，斡旋时局，备极劳瘁”。但并未标出具体事迹，今日自然难以查证。但大致而言，有几点可以作些说明。其一，所谓“见重议席”，主要应指他在保守派中下层议员中的影响。当然，民国肇始，议员爱惜既有成果，顾忌重启战端，言行多有妥协倾向，有它一定的道理，还不能轻率地一概归于“反动”。其二，所谓“维护国、法”，重点在于戮力恢复屡遭毁坏的民元国会和约法。但这样的立场并不为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所专有，宪政保守派和激进革命党的一大分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是武力解决还是合法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更重视法理程序的维护。其三，宪政保守派也没有一概排斥武装斗争的形式，1915年袁世凯完全抛弃民国的牌子，悍然决定称帝，最早公开吹响讨袁护国号角的正是原来的进步党首领梁启超、蔡锷等人。黄树荣也和许多立宪派官员一样，清末比较同情革命，支持武昌首义；民初比较亲袁；洪宪前后转而反袁，对共和、约法始终比较虔敬。其四，所谓“斡旋时局”，即在军阀当权时代试图对不同政见作一定程度的居间调停。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具备某种中立的地位。树荣自认为他从1914年民元国会解散后，既未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也未贸然南下广东，“退处田间，不入政治漩涡，观察较为明确”。照他的“观察”，1917～1922年的护法，徐世昌由非法的“安福国会”举为总统，孙中山由广州“非常国会”举为总统，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只有黎元洪复位最得其正，呼吁南北对峙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求解决，清理“毁法”议员，重开国会。这个建议颇合法理，实际成效则未容乐观。
  当然，斡旋调停者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这位“居间人”的基本思想倾向如何呢？仔细阅读尚得传世的黄树荣手稿，不难发觉，他心目中最尊重的人物是黎元洪，对孙中山则多有微词。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详叙。
  1922年黄树荣在北京寓所度过了60岁寿辰。但这却是让他很不省心的一年，仅京、滇、闽三地，就都不断有大事发生。3月，一度被迫出走的唐继尧率军回滇；4月，被省议会推举为省长；8月，改组云南政府，设立内务、财政、军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司，欲推行联省自治。这件事引起树荣很大忧虑，特别给唐写了一信，强调地方自治不能妨害国家统一，建议他撤消外交、司法、交通三司，统由中央派员驻省；改军政司为警备司，以免名义混淆。也是在8月，民国六年议员议会和民国八年议员议会同时在北京召开，“民六”“民八”互争正统十分激烈。黄在会前专门起草《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从中斡旋（联欢社地点在北京头发胡同，核心人物为谢持、焦易堂、王用宾等人，政治上拥护孙中山，反对曹锟贿选）。9月，孙中山手下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入闽占领建阳、邵武一带，10月，北洋皖系将领徐树铮又在南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官”，加上此前已经盘踞在闽的军阀李厚基（督军）、王永泉（旅长），福建一时“客军”纵横，战云密布。黄召集旅京同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寄希望于当地民军，又拟了《致福建民军各首领电》，主张“闽人治闽”，提议各县各办乡团保卫治安，迎请萨镇冰回闽主政。但时局纷乱，树荣人微言轻，不能扭转颓势。覃寿堃写的墓志铭在誉词之外，也说“国是靡定，乱且益滋，公亦以此深忧积念，抑塞以老”，这个评语还是相当公允的。翌年腊月，树荣忧病而卒。
  另外，民元六年（1917），宁德县长沈守经有意组局编写县志，树荣曾接受聘金，担任总纂，确定体例，分派任务。各采访员事冗时费，而树荣常住北京，沟通不便，具体指导无多。直到树荣去世，志书刍稿也远未成形。这里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