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在黄树荣从出生到去世的60年间，即通常所说的从洋务活动兴起到护法战争失败的60年间，中国一方面内外战争连绵，边疆危机严峻，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另一方面异质文化冲突激烈，“教案”频起，政团党派、书局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勃发涌动，“维新”、“新政”、立宪、国会，各种“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虽然步履蹒跚，却也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尝试。这是一个中西交混、新旧纠缠的过渡时代，复杂的时代造就了许多复杂的人物，我们倘若只用革命和反动，或者趋新和守旧等二元对立范畴简单作出非此即彼的二分判断，就往往会悖离事物丰富的内质和本相。这篇文章的传主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生动的例证。
  黄树荣是宁德县（今宁德市蕉城区）的文化名宿，其生平和诗文，本为中上人家所津津乐道，到上世纪的80年代，即在亲友间也仍有许多线索可以寻访。当时笔者对地方文史素养太浅，兴趣欠浓，未及蒐求，而今故老凋零，当年亲历亲见亲闻者已不复存世，偶有幸存者亦不复能言，这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不忍先贤行实堙没变形，心有歉歉，力有未逮，聊作此文以自赎。材料不足，而旨在求真，两端差距甚远，盼望识者讨论补正。
  黄树荣的生平事行
  黄树荣（1863—1923）原名有濬，表字作敷、柏樵，自号沧海道人，蕉城霍童人。家学基础较好，9岁能写文章，16岁县试成绩优秀。娶霞浦邑绅陈泽政女为妻。1895年他33岁时考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骆成骧榜，《宁德市志》《宁德地区志》的《人物传》均误作1892年中进士，而两志的《人名表》或《人物表》均不误），在京城当过户部江南司主事（兼山东司行走），实际是个闲官，很难有所作为，便以养亲（父母）为名暂时离职。树荣“回乡养亲时期”的情况，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做过宁德县丞，驻治东洋分县（后独立为周宁县），1900年曾推荐广源泰茶行老板陈步桐到福州担任“宁（德）周（墩）会馆”董事；1902年福宁知府李增霨聘请树荣和霞浦县绅王邦怀（捐纳候补知县衔）共同组成学董会，创办宁郡中学堂，这是全省最早的府立官办中学（泉州、延平、龙岩州，1903；汀州，1904；邵武、漳州，1905；建宁、兴化、永春州、厦防厅，1906；福州，1909）。
  大致在1904年前后，黄树荣到吏部请求铨补官职，授高州府茂名知县（高州号称广东下四府的首府，茂名为高州府治所在），不久改任肇庆府阳春县令，后来又被广东巡抚调至省城，历任省警务公所总务科长、臬署审案委员、勤业道署会计科长、全省巡警学堂监督等职。广东是接触近代西方新文化的前沿地带，当时清朝廷正在推行“新政”乃至“预备立宪”，这一段经历对从小浸染于传统教育的黄树荣，应当是很重要的思想补课。
  1909年秋天，树荣到京师考察警政，公务之余，很注意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著作。林振翰说他“近年于泰西法律、政治诸书，亦靡不研究，虽身历重洋，亲受西人衣钵者，聆其言论，莫不惊其眼光之高且远也。”这里有过誉，也有实情。中国在20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出现了一股研究、谈论“社会主义”的小热潮。最著名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把康有为思想划为“社会主义派哲学”（1901），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发起人邓实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世界主义”（1903年），孙中山则主张把西方的“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1906年）。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树荣也认为“社会主义为世界最新学说”，“欲强国，非由家族主义进而趋于社会主义不可。”这给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乡青年林振翰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立志翻译世界语教材可能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树荣这次是赴京出差，实际逗留时间并不很长，便仍回粤。不久，改任广州府龙门县令。林振翰称赞树荣在广东的政绩，“其官粤东时，筹办新政，不遗余力，于警务一端，尤加注意。以故不数年纲举目张，纵民俗强悍，伏莽堪虞，亦足以震慑而安抚之。”林氏语焉未详，伏莽云云，涉及“民变”，或当包括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当然，树荣办的“新政”，警务改革最为出色，从警政现代化的角度看，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这里或许应当说明，查检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著）的职官、经政、宦绩、人物、事记、艺文诸卷，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著）的职官、宦绩诸卷，都没有见到黄树荣的名字。清末民初粤省政局动荡，世风崇武轻文，县宰频频换马，志书易毁难修；树荣任短事寡，史志失载并不奇怪。另有茂名人林正煊（字温伯）于民国28年开始修《茂名县志》，历10年而成，由其子林德涛带到香港，1971年出版（海珠书院，或称海天印刷公司）。此书笔者无缘得见，情况不明，但树荣在茂名任职时间极短，纵使列名职官卷，也不会有具体事迹介绍。
  综合以上几节，总的来说，黄树荣仕宦在外，虽然政绩无奇，却是一个颇有西学、新学修养的立宪派士绅。
  武昌首义尚未发生，黄树荣已从北京回到家乡，倡办保安分会，招募地方团练，以防受到邻境匪徒侵扰。福州光复后，树荣担任宁德县保安分会主任，加入福建公会共和促进会。在酝酿选举福建省临时议会过程中，共和促进会曾对选举章程个别不合法理之处提出三条改进意见，黄树荣和林振翰也在145位具名会员之列。树荣当选省临时议员后的具体活动，多已湮没不彰，我们只知道1912年留守南京的黄兴倡办“全民国国民捐”，闽省临时议员包括黄树荣在内也发起于6月28日成立“福建国民捐”总会，推动各府、县成立分会。其时他正好50岁，许多亲友都来祝寿，林振翰也写了贺词。这一年南京临时参议院（1月28日）和北京临时参议院（4月29日）相继召开，他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但翌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参议院议员274人，树荣以福建省议员当选国会参议员。根据海内外知名学者台湾张朋园搜集的资料，福建的10名国会参议员是：宋渊源（闽侯），陈祖烈（闽侯），林森（永春），雷焕猷（宁化），杨家镶（晋江），潘祖彝（崇安），刘映奎（宁化），黄树荣（宁德），李兆年（建瓯）和方圣徵（云霄）。根据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的研究，10人中国民党占7名，共和党2名，民主党1名；7名国民党籍参议员的姓名皆历历载明。方、李、黄三人所属党派不能确指，但若非共和党，便是民主党。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民主党以汤化龙为主席，都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1913年5月底，共和、民主、统一等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有梁启超、张謇、伍廷芳等9人，名誉理事有蔡锷、唐继尧等19人。这样，树荣又成为进步党这个保守派大党的党员。
  第一届国会又称民元国会、老国会，它的第一期常会的最大政治特点之一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强对峙，实质就是抑袁、拥袁两大势力对决。总统选举后，袁世凯以“叛逆”罪名两次大规模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章，迫使国会不能凑足法定人数召开会议，次年1月10日被正式解散，进步党不再有利用价值，也很快走向解体。袁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全国主流政见的推动下，申令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于是有第二期常会（1916年8月1日—1917年6月12日），其突出特点是议员小党小派林立，国民党内部分分合合，政治核心层中则府院之争日益激烈。直闹到张勋复辟，国会再次解散。
  黄树荣的好友覃寿堃在所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这个时期“以老成卓识，见重议席；中经政变，维护国、法，斡旋时局，备极劳瘁”。但并未标出具体事迹，今日自然难以查证。但大致而言，有几点可以作些说明。其一，所谓“见重议席”，主要应指他在保守派中下层议员中的影响。当然，民国肇始，议员爱惜既有成果，顾忌重启战端，言行多有妥协倾向，有它一定的道理，还不能轻率地一概归于“反动”。其二，所谓“维护国、法”，重点在于戮力恢复屡遭毁坏的民元国会和约法。但这样的立场并不为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所专有，宪政保守派和激进革命党的一大分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是武力解决还是合法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更重视法理程序的维护。其三，宪政保守派也没有一概排斥武装斗争的形式，1915年袁世凯完全抛弃民国的牌子，悍然决定称帝，最早公开吹响讨袁护国号角的正是原来的进步党首领梁启超、蔡锷等人。黄树荣也和许多立宪派官员一样，清末比较同情革命，支持武昌首义；民初比较亲袁；洪宪前后转而反袁，对共和、约法始终比较虔敬。其四，所谓“斡旋时局”，即在军阀当权时代试图对不同政见作一定程度的居间调停。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具备某种中立的地位。树荣自认为他从1914年民元国会解散后，既未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也未贸然南下广东，“退处田间，不入政治漩涡，观察较为明确”。照他的“观察”，1917～1922年的护法，徐世昌由非法的“安福国会”举为总统，孙中山由广州“非常国会”举为总统，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只有黎元洪复位最得其正，呼吁南北对峙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求解决，清理“毁法”议员，重开国会。这个建议颇合法理，实际成效则未容乐观。
  当然，斡旋调停者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这位“居间人”的基本思想倾向如何呢？仔细阅读尚得传世的黄树荣手稿，不难发觉，他心目中最尊重的人物是黎元洪，对孙中山则多有微词。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详叙。
  1922年黄树荣在北京寓所度过了60岁寿辰。但这却是让他很不省心的一年，仅京、滇、闽三地，就都不断有大事发生。3月，一度被迫出走的唐继尧率军回滇；4月，被省议会推举为省长；8月，改组云南政府，设立内务、财政、军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司，欲推行联省自治。这件事引起树荣很大忧虑，特别给唐写了一信，强调地方自治不能妨害国家统一，建议他撤消外交、司法、交通三司，统由中央派员驻省；改军政司为警备司，以免名义混淆。也是在8月，民国六年议员议会和民国八年议员议会同时在北京召开，“民六”“民八”互争正统十分激烈。黄在会前专门起草《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从中斡旋（联欢社地点在北京头发胡同，核心人物为谢持、焦易堂、王用宾等人，政治上拥护孙中山，反对曹锟贿选）。9月，孙中山手下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入闽占领建阳、邵武一带，10月，北洋皖系将领徐树铮又在南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官”，加上此前已经盘踞在闽的军阀李厚基（督军）、王永泉（旅长），福建一时“客军”纵横，战云密布。黄召集旅京同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寄希望于当地民军，又拟了《致福建民军各首领电》，主张“闽人治闽”，提议各县各办乡团保卫治安，迎请萨镇冰回闽主政。但时局纷乱，树荣人微言轻，不能扭转颓势。覃寿堃写的墓志铭在誉词之外，也说“国是靡定，乱且益滋，公亦以此深忧积念，抑塞以老”，这个评语还是相当公允的。翌年腊月，树荣忧病而卒。
  另外，民元六年（1917），宁德县长沈守经有意组局编写县志，树荣曾接受聘金，担任总纂，确定体例，分派任务。各采访员事冗时费，而树荣常住北京，沟通不便，具体指导无多。直到树荣去世，志书刍稿也远未成形。这里一笔带过。
  黄树荣的晚年诗作
  黄树荣一生勤于写作，少量遗稿由其孙女黄国英（原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民盟工委秘书长）保留下来，并于1995年捐献给宁德市（今蕉城区）政协。这个材料的主体部分，是《先君沧海道人遗稿》（以下简称《遗稿》）。据黄国英的捐献说明，《遗稿》四分之一为树荣亲笔所书，近五分之四为他的三儿子运枢（国英父）整理抄录，少量为他长子运唐的笔迹。封面内页有树荣的学生、知名学者黄寿祺的题识：
  《遗稿》诗为上，文次之，笔记虽少，而考覈详实，足资徵信也。
  酬应之作及判词之伤轻靡者，须酌删；残缺字及诗落题者，不妨请能手补缀之。
  癸酉夏五 寿祺读罢谨志
  癸酉为1933年，正是树荣辞世十周年。黄寿祺对老师遗稿不同内容的不同价值的判分，直到将近八十年后还为我们所认同。限于篇幅，这里只叙述树荣的诗作，视点不在其艺术成就，而在其思想倾向。
  《遗稿》存诗32题106首；另“落题”6，又有诗19首，合计125首，大致都是暮年寓京所作。其中感言时事的诗不少，酬应之作也不少，但酬应诗中有些也涉及时局民生（所以黄寿祺建议要甄别）。试看集子中的第一题《恭送君常先生巡按沈阳，即叠元均奉和》（诗中原注用括号区隔，下同）：
  欲访桃园世外人，乱离何处著闲身。鸡虫得失如朝局，蛮触东西有战尘。锁鈅长城劳坐镇，貔貅故部喜重亲。老来充国雄心在，十册安边孰与伦。
  皇华再赋送征人，半壁河山百感身。关塞极天盘鸟道（公《辽东集》中有“风起马头尖到骨，路盘天际细如绳”之句），腥膻满地逼胡尘。斧斨东国经营苦，宾从南楼宴笑亲。封事一函诗一箧，燕公才华故无伦。
  发难仓皇似柏人，劫轮不坏是金身。攀轅难驻心如水（去秋公由闽辞职入都，国会同乡议员拟上书挽留，遣树荣先往道意，公力却，乃止），悬镜当空眼不尘（公主试出闱，即被命）。笳鼓出关诗思壮，觚楼恋阙梦魂亲。巨源旧日稱知己（借用吴梅村句），启事名贤敢比伦。
  道场一散阒无人，说法修罗几化身。鸡犬攀髯登碧落，鲸鲵跋浪避红尘（进步、国民两党议员或涉要津，或逃海外，余皆款段出都门矣）。鬓华禅榻垂垂老，花事斜街款款亲。欲向辽东访遗逸，高风皂帽世谁论。
  诗题中的“君常先生”，指张元奇（1858-1922），即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外公。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字贞午，别字君常，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出生、通籍都比黄早了五六年。君常清末官至奉天锦州知府，民国初历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福建民政长、北京政事堂铨叙局局长。张氏当奉天巡按使是1914年9月的事，这时树荣52岁。这四首诗除了称赞张元奇的雄心、谋略和才华，边省视察的重要、危险和艰苦，以及俩人交情之深，还谈到对时局的观感。在树荣笔下，当时社会政治有两个恶症，一是内外战火的威胁和无处逃避的离乱，二是政争纠缠私利（所谓鸡虫得失）和政客缺乏担当（第四首见出诗人对进步、国民两大对立政党的一般成员都不抱好感）。
  再看诗集第二题《喜晤覃君孝方，追叙契阔，并咏近事》（十首选三）：尉佗台上叶飞秋，独立军声动地愁。道路先传旗变色，一城权拜小诸侯（辛亥九月，孝方为香山令，先省城独立五日）。
  乱后飞蓬返故乡，蒯缑一剑伴身忙。春申江上风云急，万纸喧传遍洛阳（君由鄂至淞，为民主报主笔）。
  荀子居乡推祭酒，杜陵垂老客诸侯（去春被举为鄂省议长，旋二次革命事起，参入黎都督幕，并偕李仲仙赴九江，会商赣督）。功名瞥眼浑闲事，日夜滔滔汉水流。
  这一组诗当写于1914年，题中的“覃君孝方”，名寿堃（即黄树荣墓志铭的作者），湖北蒲圻人（？～1959），1902年与兄寿恭、寿彭同榜中壬寅科举人，1904年取得“同进士出身”，历任广东新宁、香山知县。在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形势下，11月4日宣布香山独立。后加入共和党，当过湖北省议长、黎元洪总统秘书、河南教育厅长。诗注中的李仲仙即李经羲，字虑生，仲仙是他的号，为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子，清末官至云贵总督，1913年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偕李仲仙赴九江，会商赣督”，就是陪同李经羲到江西与李烈钧都督协商。在“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与袁世凯是尖锐对立的两方，黎元洪试图居中调停，覃、李也是这种立场。树荣与寿堃交情很深，诗中对覃“先省城独立”（在全国广东独立较迟），到上海办报宣传政治改良，投依黎元洪，斡旋“二次革命”等作为，都挺赞赏，可见他还是支持辛亥革命，拥护民国政府的，而且倾向于尽可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共和体制（主要是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黄树荣的诗文作品中，凡有提及黎元洪名讳，都敬称“黄陂”，极示尊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黎在民国初12年中，三次被推举为副总统，两次出任总统，但位尊权轻；他当过袁世凯的帮凶，但维持共和之志不改；他对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很有贡献，但诚如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所说，“长期以来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树荣对孙中山（孙文）则迳呼其名，笔端常常含蓄不满。这在他《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中（该社为拥护国民党的一个议员团体）对比最是鲜明，文长不录（《闽东文史资料》第一辑有载）。以下只举三诗为例。
  《故乡书来，以长安近事相质，无可言亦不忍言，偶成绝句十首，奉寄留云斋诸同志，并乞扶鸾者呈云鹤山人索和》其一：满地萑苻啸聚多，纤儿坏尽好山河。图南有志舒鹏翼，其奈罡风断羽何。
  《云鹤山人以我佛之慈悲，效风人之讽刺，为诗十又二首，盖答余去秋都中近事之作也。客中依韵率和，录寄留云斋诸君，指事类情，亦仍原作编次云》其二：楚尾吴头折戟沉，大江东去望无垠。暗中排定三分局，多少孙郎帐下人。
  《友人自粤来，以耐公“除夕书感”诗见示，依韵奉和，代简却寄》其二：交情醴酒醇能醉，臭味苔岑异亦同。分手乌飞三匝后（余前两年游粤三次，旋以老病，欲行不果），伤心貉在一丘中。刘盆继汉疑真主（中原无主而有主，正朔耶，闰位耶），陈涉亡秦冒首功（十年来老百姓受伟人之赐多矣）。善骂山膏亦多事，且谈风月付吟筒。
  上述三诗都是赠答故乡友朋的，诗题中的“留云斋”是清末民初宁德县城文士结的诗社，常聚集灵谿寺的留仙洞扶乩作诗；“耐公”则是刘廷珍，归隐前当过奉天凤凰厅知县。第一首诗，指斥的是拥兵在手的“民军”（包括义军）和品行无良的政客（“纤儿”）；第二首诗中的“孙郎”，或即暗喻孙中山；第三首诗“陈涉”句小注的“伟人”，明显也是讥刺孙中山一类革命派领袖人物。这里表现出树荣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严重不满和失望，对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斗争方式的深度警惕和忧虑。但他不是强势人物（身份、性格），改变不了历史，又不喜欢扮演愤世者的角色，高调抨击时政，招惹是非，便只能以古籍、作诗、音乐等等来自我排遣心中的抑郁了。第三首末联用典，“山膏（音huan）”见《山海经·山中经》，是一种形状长得像猪的动物，很喜欢骂人。“善骂山膏亦多事，且谈风月付吟筒。”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
  与此相联系，在黄树荣的精神世界里，恬退、遯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集子中此类诗不少，以下再举一例。前引和“云鹤山人”诗其十二：
  卜居无地避凡尘，文字论交恰有神。藏得古书足娱老，王城如海一闲人（近搜集明版及清初版书七千余卷，间有称善本者）。
  本诗似可与树荣的一则日记合观：
  （正月）二日晴。往厂甸，小憩某书肆。肆主人为余言：近来人心复古，明版、殿版，珍同拱璧无论矣。活字版初极畅销，近远逊于古香斋袖珍版。最近而购局版者益众。求过于供，安得不昂其值。余曰：诚然。……“殿版”指清代武英殿官刻本，康熙年间开刻，质量上乘，堪与宋刻本相媲美，嘉庆以后渐衰，正是文化人收藏的最佳对象。树荣诗注中的“清初版书”，应当主要是殿本。
  最后还应当指出，1992年以来，宁德蕉城区坊间或传黄树荣曾为孙中山总统顾问，但经过查证，并无实据。现存黄氏墓志铭和他手稿诸文的标题、内容、小注、落款均未署此职，在孙中山的文集和年谱中也无反映。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这种传言和黄氏一生思想、事行严重不合。笔者2001年为宁德市政协编辑《闽东文史资料》，收录树荣诗文多篇，在“编者附识”中对此已作了简单说明，可惜留意的人不多。这里再引黄树荣遗稿《芸珊仁兄六十寿序》文末自署：清赐进士出身、户部江南司主事、选授广东茂名县知县、补授阳春县知县、广东全省巡警学堂监督，民国福建省议会议员、国会参议院议员、国务院谘议。
  该寿序收在遗稿二的第五至第八页。他的嫡孙女黄国英在捐献说明中特别指出：黄树荣遗稿二第八页后三行的落款是祖父后半生真实的简历。
  这应该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宁德市（今蕉城区）政协多次派人访问黄女士落实树荣履历的回应。笔者所见霍童黄氏族谱，民国二十九年修本谱末已经毁损，1982年修本黄树荣（有濬）条载其历官很详细，中有“大总统顾问”一职，但没有“国务院谘议”一职。很可能，是故乡人在岁月流转中渐渐把两个官称弄混了。
  今特复予辨正，希望这个问题不再以讹传讹。
  主要参考文献：1.黄树荣手稿（部分），载《闽东文史资料》第一辑，鹭江出版社，2001年。
  2.林振翰：《黄伯樵先生五十寿序》（现存宁德市蕉城区政协）。
  3.覃寿堃：《黄公伯樵墓志铭》（黄墓在北京香山公园）。
  4.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6年；中华书局2007年整理重印。
  5.福州私立光复中学编辑委员会：《福建辛亥革命史料》，1941年。
  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7.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
  8.《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
  9.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载民国二十七年印本《周墩区志》。
  （2008年春，前章初稿；2010年冬，补写、修改）
  作者简介：1982年1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虎贝梅鹤插队，今为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