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员黄树荣
□林校生
在黄树荣从出生到去世的60年间，即通常所说的从洋务活动兴起到护法战争失败的60年间，中国一方面内外战争连绵，边疆危机严峻，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另一方面异质文化冲突激烈，“教案”频起，政团党派、书局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勃发涌动，“维新”、“新政”、立宪、国会，各种“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虽然步履蹒跚，却也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尝试。这是一个中西交混、新旧纠缠的过渡时代，复杂的时代造就了许多复杂的人物，我们倘若只用革命和反动，或者趋新和守旧等二元对立范畴简单作出非此即彼的二分判断，就往往会悖离事物丰富的内质和本相。这篇文章的传主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生动的例证。
黄树荣是宁德县（今宁德市蕉城区）的文化名宿，其生平和诗文，本为中上人家所津津乐道，到上世纪的80年代，即在亲友间也仍有许多线索可以寻访。当时笔者对地方文史素养太浅，兴趣欠浓，未及蒐求，而今故老凋零，当年亲历亲见亲闻者已不复存世，偶有幸存者亦不复能言，这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不忍先贤行实堙没变形，心有歉歉，力有未逮，聊作此文以自赎。材料不足，而旨在求真，两端差距甚远，盼望识者讨论补正。
黄树荣的生平事行
黄树荣（1863—1923）原名有濬，表字作敷、柏樵，自号沧海道人，蕉城霍童人。家学基础较好，9岁能写文章，16岁县试成绩优秀。娶霞浦邑绅陈泽政女为妻。1895年他33岁时考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骆成骧榜，《宁德市志》《宁德地区志》的《人物传》均误作1892年中进士，而两志的《人名表》或《人物表》均不误），在京城当过户部江南司主事（兼山东司行走），实际是个闲官，很难有所作为，便以养亲（父母）为名暂时离职。树荣“回乡养亲时期”的情况，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做过宁德县丞，驻治东洋分县（后独立为周宁县），1900年曾推荐广源泰茶行老板陈步桐到福州担任“宁（德）周（墩）会馆”董事；1902年福宁知府李增霨聘请树荣和霞浦县绅王邦怀（捐纳候补知县衔）共同组成学董会，创办宁郡中学堂，这是全省最早的府立官办中学（泉州、延平、龙岩州，1903；汀州，1904；邵武、漳州，1905；建宁、兴化、永春州、厦防厅，1906；福州，1909）。
大致在1904年前后，黄树荣到吏部请求铨补官职，授高州府茂名知县（高州号称广东下四府的首府，茂名为高州府治所在），不久改任肇庆府阳春县令，后来又被广东巡抚调至省城，历任省警务公所总务科长、臬署审案委员、勤业道署会计科长、全省巡警学堂监督等职。广东是接触近代西方新文化的前沿地带，当时清朝廷正在推行“新政”乃至“预备立宪”，这一段经历对从小浸染于传统教育的黄树荣，应当是很重要的思想补课。
1909年秋天，树荣到京师考察警政，公务之余，很注意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著作。林振翰说他“近年于泰西法律、政治诸书，亦靡不研究，虽身历重洋，亲受西人衣钵者，聆其言论，莫不惊其眼光之高且远也。”这里有过誉，也有实情。中国在20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出现了一股研究、谈论“社会主义”的小热潮。最著名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把康有为思想划为“社会主义派哲学”（1901），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发起人邓实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世界主义”（1903年），孙中山则主张把西方的“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1906年）。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树荣也认为“社会主义为世界最新学说”，“欲强国，非由家族主义进而趋于社会主义不可。”这给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乡青年林振翰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立志翻译世界语教材可能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树荣这次是赴京出差，实际逗留时间并不很长，便仍回粤。不久，改任广州府龙门县令。林振翰称赞树荣在广东的政绩，“其官粤东时，筹办新政，不遗余力，于警务一端，尤加注意。以故不数年纲举目张，纵民俗强悍，伏莽堪虞，亦足以震慑而安抚之。”林氏语焉未详，伏莽云云，涉及“民变”，或当包括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当然，树荣办的“新政”，警务改革最为出色，从警政现代化的角度看，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这里或许应当说明，查检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著）的职官、经政、宦绩、人物、事记、艺文诸卷，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著）的职官、宦绩诸卷，都没有见到黄树荣的名字。清末民初粤省政局动荡，世风崇武轻文，县宰频频换马，志书易毁难修；树荣任短事寡，史志失载并不奇怪。另有茂名人林正煊（字温伯）于民国28年开始修《茂名县志》，历10年而成，由其子林德涛带到香港，1971年出版（海珠书院，或称海天印刷公司）。此书笔者无缘得见，情况不明，但树荣在茂名任职时间极短，纵使列名职官卷，也不会有具体事迹介绍。
综合以上几节，总的来说，黄树荣仕宦在外，虽然政绩无奇，却是一个颇有西学、新学修养的立宪派士绅。
武昌首义尚未发生，黄树荣已从北京回到家乡，倡办保安分会，招募地方团练，以防受到邻境匪徒侵扰。福州光复后，树荣担任宁德县保安分会主任，加入福建公会共和促进会。在酝酿选举福建省临时议会过程中，共和促进会曾对选举章程个别不合法理之处提出三条改进意见，黄树荣和林振翰也在145位具名会员之列。树荣当选省临时议员后的具体活动，多已湮没不彰，我们只知道1912年留守南京的黄兴倡办“全民国国民捐”，闽省临时议员包括黄树荣在内也发起于6月28日成立“福建国民捐”总会，推动各府、县成立分会。其时他正好50岁，许多亲友都来祝寿，林振翰也写了贺词。这一年南京临时参议院（1月28日）和北京临时参议院（4月29日）相继召开，他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但翌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参议院议员274人，树荣以福建省议员当选国会参议员。根据海内外知名学者台湾张朋园搜集的资料，福建的10名国会参议员是：宋渊源（闽侯），陈祖烈（闽侯），林森（永春），雷焕猷（宁化），杨家镶（晋江），潘祖彝（崇安），刘映奎（宁化），黄树荣（宁德），李兆年（建瓯）和方圣徵（云霄）。根据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的研究，10人中国民党占7名，共和党2名，民主党1名；7名国民党籍参议员的姓名皆历历载明。方、李、黄三人所属党派不能确指，但若非共和党，便是民主党。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民主党以汤化龙为主席，都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1913年5月底，共和、民主、统一等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有梁启超、张謇、伍廷芳等9人，名誉理事有蔡锷、唐继尧等19人。这样，树荣又成为进步党这个保守派大党的党员。
第一届国会又称民元国会、老国会，它的第一期常会的最大政治特点之一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强对峙，实质就是抑袁、拥袁两大势力对决。总统选举后，袁世凯以“叛逆”罪名两次大规模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章，迫使国会不能凑足法定人数召开会议，次年1月10日被正式解散，进步党不再有利用价值，也很快走向解体。袁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全国主流政见的推动下，申令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于是有第二期常会（1916年8月1日—1917年6月12日），其突出特点是议员小党小派林立，国民党内部分分合合，政治核心层中则府院之争日益激烈。直闹到张勋复辟，国会再次解散。
黄树荣的好友覃寿堃在所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这个时期“以老成卓识，见重议席；中经政变，维护国、法，斡旋时局，备极劳瘁”。但并未标出具体事迹，今日自然难以查证。但大致而言，有几点可以作些说明。其一，所谓“见重议席”，主要应指他在保守派中下层议员中的影响。当然，民国肇始，议员爱惜既有成果，顾忌重启战端，言行多有妥协倾向，有它一定的道理，还不能轻率地一概归于“反动”。其二，所谓“维护国、法”，重点在于戮力恢复屡遭毁坏的民元国会和约法。但这样的立场并不为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所专有，宪政保守派和激进革命党的一大分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是武力解决还是合法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更重视法理程序的维护。其三，宪政保守派也没有一概排斥武装斗争的形式，1915年袁世凯完全抛弃民国的牌子，悍然决定称帝，最早公开吹响讨袁护国号角的正是原来的进步党首领梁启超、蔡锷等人。黄树荣也和许多立宪派官员一样，清末比较同情革命，支持武昌首义；民初比较亲袁；洪宪前后转而反袁，对共和、约法始终比较虔敬。其四，所谓“斡旋时局”，即在军阀当权时代试图对不同政见作一定程度的居间调停。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具备某种中立的地位。树荣自认为他从1914年民元国会解散后，既未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也未贸然南下广东，“退处田间，不入政治漩涡，观察较为明确”。照他的“观察”，1917～1922年的护法，徐世昌由非法的“安福国会”举为总统，孙中山由广州“非常国会”举为总统，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只有黎元洪复位最得其正，呼吁南北对峙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求解决，清理“毁法”议员，重开国会。这个建议颇合法理，实际成效则未容乐观。
当然，斡旋调停者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这位“居间人”的基本思想倾向如何呢？仔细阅读尚得传世的黄树荣手稿，不难发觉，他心目中最尊重的人物是黎元洪，对孙中山则多有微词。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详叙。
1922年黄树荣在北京寓所度过了60岁寿辰。但这却是让他很不省心的一年，仅京、滇、闽三地，就都不断有大事发生。3月，一度被迫出走的唐继尧率军回滇；4月，被省议会推举为省长；8月，改组云南政府，设立内务、财政、军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司，欲推行联省自治。这件事引起树荣很大忧虑，特别给唐写了一信，强调地方自治不能妨害国家统一，建议他撤消外交、司法、交通三司，统由中央派员驻省；改军政司为警备司，以免名义混淆。也是在8月，民国六年议员议会和民国八年议员议会同时在北京召开，“民六”“民八”互争正统十分激烈。黄在会前专门起草《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从中斡旋（联欢社地点在北京头发胡同，核心人物为谢持、焦易堂、王用宾等人，政治上拥护孙中山，反对曹锟贿选）。9月，孙中山手下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入闽占领建阳、邵武一带，10月，北洋皖系将领徐树铮又在南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官”，加上此前已经盘踞在闽的军阀李厚基（督军）、王永泉（旅长），福建一时“客军”纵横，战云密布。黄召集旅京同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寄希望于当地民军，又拟了《致福建民军各首领电》，主张“闽人治闽”，提议各县各办乡团保卫治安，迎请萨镇冰回闽主政。但时局纷乱，树荣人微言轻，不能扭转颓势。覃寿堃写的墓志铭在誉词之外，也说“国是靡定，乱且益滋，公亦以此深忧积念，抑塞以老”，这个评语还是相当公允的。翌年腊月，树荣忧病而卒。
另外，民元六年（1917），宁德县长沈守经有意组局编写县志，树荣曾接受聘金，担任总纂，确定体例，分派任务。各采访员事冗时费，而树荣常住北京，沟通不便，具体指导无多。直到树荣去世，志书刍稿也远未成形。这里一笔带过。
黄树荣的晚年诗作
黄树荣一生勤于写作，少量遗稿由其孙女黄国英（原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民盟工委秘书长）保留下来，并于1995年捐献给宁德市（今蕉城区）政协。这个材料的主体部分，是《先君沧海道人遗稿》（以下简称《遗稿》）。据黄国英的捐献说明，《遗稿》四分之一为树荣亲笔所书，近五分之四为他的三儿子运枢（国英父）整理抄录，少量为他长子运唐的笔迹。封面内页有树荣的学生、知名学者黄寿祺的题识：
《遗稿》诗为上，文次之，笔记虽少，而考覈详实，足资徵信也。
酬应之作及判词之伤轻靡者，须酌删；残缺字及诗落题者，不妨请能手补缀之。
癸酉夏五 寿祺读罢谨志
癸酉为1933年，正是树荣辞世十周年。黄寿祺对老师遗稿不同内容的不同价值的判分，直到将近八十年后还为我们所认同。限于篇幅，这里只叙述树荣的诗作，视点不在其艺术成就，而在其思想倾向。
《遗稿》存诗32题106首；另“落题”6，又有诗19首，合计125首，大致都是暮年寓京所作。其中感言时事的诗不少，酬应之作也不少，但酬应诗中有些也涉及时局民生（所以黄寿祺建议要甄别）。试看集子中的第一题《恭送君常先生巡按沈阳，即叠元均奉和》（诗中原注用括号区隔，下同）：
欲访桃园世外人，乱离何处著闲身。鸡虫得失如朝局，蛮触东西有战尘。锁鈅长城劳坐镇，貔貅故部喜重亲。老来充国雄心在，十册安边孰与伦。
皇华再赋送征人，半壁河山百感身。关塞极天盘鸟道（公《辽东集》中有“风起马头尖到骨，路盘天际细如绳”之句），腥膻满地逼胡尘。斧斨东国经营苦，宾从南楼宴笑亲。封事一函诗一箧，燕公才华故无伦。
发难仓皇似柏人，劫轮不坏是金身。攀轅难驻心如水（去秋公由闽辞职入都，国会同乡议员拟上书挽留，遣树荣先往道意，公力却，乃止），悬镜当空眼不尘（公主试出闱，即被命）。笳鼓出关诗思壮，觚楼恋阙梦魂亲。巨源旧日稱知己（借用吴梅村句），启事名贤敢比伦。
道场一散阒无人，说法修罗几化身。鸡犬攀髯登碧落，鲸鲵跋浪避红尘（进步、国民两党议员或涉要津，或逃海外，余皆款段出都门矣）。鬓华禅榻垂垂老，花事斜街款款亲。欲向辽东访遗逸，高风皂帽世谁论。
诗题中的“君常先生”，指张元奇（1858-1922），即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外公。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字贞午，别字君常，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出生、通籍都比黄早了五六年。君常清末官至奉天锦州知府，民国初历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福建民政长、北京政事堂铨叙局局长。张氏当奉天巡按使是1914年9月的事，这时树荣52岁。这四首诗除了称赞张元奇的雄心、谋略和才华，边省视察的重要、危险和艰苦，以及俩人交情之深，还谈到对时局的观感。在树荣笔下，当时社会政治有两个恶症，一是内外战火的威胁和无处逃避的离乱，二是政争纠缠私利（所谓鸡虫得失）和政客缺乏担当（第四首见出诗人对进步、国民两大对立政党的一般成员都不抱好感）。
再看诗集第二题《喜晤覃君孝方，追叙契阔，并咏近事》（十首选三）：尉佗台上叶飞秋，独立军声动地愁。道路先传旗变色，一城权拜小诸侯（辛亥九月，孝方为香山令，先省城独立五日）。
乱后飞蓬返故乡，蒯缑一剑伴身忙。春申江上风云急，万纸喧传遍洛阳（君由鄂至淞，为民主报主笔）。
荀子居乡推祭酒，杜陵垂老客诸侯（去春被举为鄂省议长，旋二次革命事起，参入黎都督幕，并偕李仲仙赴九江，会商赣督）。功名瞥眼浑闲事，日夜滔滔汉水流。
这一组诗当写于1914年，题中的“覃君孝方”，名寿堃（即黄树荣墓志铭的作者），湖北蒲圻人（？～1959），1902年与兄寿恭、寿彭同榜中壬寅科举人，1904年取得“同进士出身”，历任广东新宁、香山知县。在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形势下，11月4日宣布香山独立。后加入共和党，当过湖北省议长、黎元洪总统秘书、河南教育厅长。诗注中的李仲仙即李经羲，字虑生，仲仙是他的号，为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子，清末官至云贵总督，1913年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偕李仲仙赴九江，会商赣督”，就是陪同李经羲到江西与李烈钧都督协商。在“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与袁世凯是尖锐对立的两方，黎元洪试图居中调停，覃、李也是这种立场。树荣与寿堃交情很深，诗中对覃“先省城独立”（在全国广东独立较迟），到上海办报宣传政治改良，投依黎元洪，斡旋“二次革命”等作为，都挺赞赏，可见他还是支持辛亥革命，拥护民国政府的，而且倾向于尽可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共和体制（主要是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黄树荣的诗文作品中，凡有提及黎元洪名讳，都敬称“黄陂”，极示尊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黎在民国初12年中，三次被推举为副总统，两次出任总统，但位尊权轻；他当过袁世凯的帮凶，但维持共和之志不改；他对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很有贡献，但诚如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所说，“长期以来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树荣对孙中山（孙文）则迳呼其名，笔端常常含蓄不满。这在他《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中（该社为拥护国民党的一个议员团体）对比最是鲜明，文长不录（《闽东文史资料》第一辑有载）。以下只举三诗为例。
《故乡书来，以长安近事相质，无可言亦不忍言，偶成绝句十首，奉寄留云斋诸同志，并乞扶鸾者呈云鹤山人索和》其一：满地萑苻啸聚多，纤儿坏尽好山河。图南有志舒鹏翼，其奈罡风断羽何。
《云鹤山人以我佛之慈悲，效风人之讽刺，为诗十又二首，盖答余去秋都中近事之作也。客中依韵率和，录寄留云斋诸君，指事类情，亦仍原作编次云》其二：楚尾吴头折戟沉，大江东去望无垠。暗中排定三分局，多少孙郎帐下人。
《友人自粤来，以耐公“除夕书感”诗见示，依韵奉和，代简却寄》其二：交情醴酒醇能醉，臭味苔岑异亦同。分手乌飞三匝后（余前两年游粤三次，旋以老病，欲行不果），伤心貉在一丘中。刘盆继汉疑真主（中原无主而有主，正朔耶，闰位耶），陈涉亡秦冒首功（十年来老百姓受伟人之赐多矣）。善骂山膏亦多事，且谈风月付吟筒。
上述三诗都是赠答故乡友朋的，诗题中的“留云斋”是清末民初宁德县城文士结的诗社，常聚集灵谿寺的留仙洞扶乩作诗；“耐公”则是刘廷珍，归隐前当过奉天凤凰厅知县。第一首诗，指斥的是拥兵在手的“民军”（包括义军）和品行无良的政客（“纤儿”）；第二首诗中的“孙郎”，或即暗喻孙中山；第三首诗“陈涉”句小注的“伟人”，明显也是讥刺孙中山一类革命派领袖人物。这里表现出树荣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严重不满和失望，对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斗争方式的深度警惕和忧虑。但他不是强势人物（身份、性格），改变不了历史，又不喜欢扮演愤世者的角色，高调抨击时政，招惹是非，便只能以古籍、作诗、音乐等等来自我排遣心中的抑郁了。第三首末联用典，“山膏（音huan）”见《山海经·山中经》，是一种形状长得像猪的动物，很喜欢骂人。“善骂山膏亦多事，且谈风月付吟筒。”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
与此相联系，在黄树荣的精神世界里，恬退、遯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集子中此类诗不少，以下再举一例。前引和“云鹤山人”诗其十二：
卜居无地避凡尘，文字论交恰有神。藏得古书足娱老，王城如海一闲人（近搜集明版及清初版书七千余卷，间有称善本者）。
本诗似可与树荣的一则日记合观：
（正月）二日晴。往厂甸，小憩某书肆。肆主人为余言：近来人心复古，明版、殿版，珍同拱璧无论矣。活字版初极畅销，近远逊于古香斋袖珍版。最近而购局版者益众。求过于供，安得不昂其值。余曰：诚然。……“殿版”指清代武英殿官刻本，康熙年间开刻，质量上乘，堪与宋刻本相媲美，嘉庆以后渐衰，正是文化人收藏的最佳对象。树荣诗注中的“清初版书”，应当主要是殿本。
最后还应当指出，1992年以来，宁德蕉城区坊间或传黄树荣曾为孙中山总统顾问，但经过查证，并无实据。现存黄氏墓志铭和他手稿诸文的标题、内容、小注、落款均未署此职，在孙中山的文集和年谱中也无反映。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这种传言和黄氏一生思想、事行严重不合。笔者2001年为宁德市政协编辑《闽东文史资料》，收录树荣诗文多篇，在“编者附识”中对此已作了简单说明，可惜留意的人不多。这里再引黄树荣遗稿《芸珊仁兄六十寿序》文末自署：清赐进士出身、户部江南司主事、选授广东茂名县知县、补授阳春县知县、广东全省巡警学堂监督，民国福建省议会议员、国会参议院议员、国务院谘议。
该寿序收在遗稿二的第五至第八页。他的嫡孙女黄国英在捐献说明中特别指出：黄树荣遗稿二第八页后三行的落款是祖父后半生真实的简历。
这应该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宁德市（今蕉城区）政协多次派人访问黄女士落实树荣履历的回应。笔者所见霍童黄氏族谱，民国二十九年修本谱末已经毁损，1982年修本黄树荣（有濬）条载其历官很详细，中有“大总统顾问”一职，但没有“国务院谘议”一职。很可能，是故乡人在岁月流转中渐渐把两个官称弄混了。
今特复予辨正，希望这个问题不再以讹传讹。
主要参考文献：1.黄树荣手稿（部分），载《闽东文史资料》第一辑，鹭江出版社，2001年。
2.林振翰：《黄伯樵先生五十寿序》（现存宁德市蕉城区政协）。
3.覃寿堃：《黄公伯樵墓志铭》（黄墓在北京香山公园）。
4.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6年；中华书局2007年整理重印。
5.福州私立光复中学编辑委员会：《福建辛亥革命史料》，1941年。
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7.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
8.《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
9.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载民国二十七年印本《周墩区志》。
（2008年春，前章初稿；2010年冬，补写、修改）作者简介：1982年1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虎贝梅鹤插队，今为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现住蕉城。
近代著名盐务专家林振翰
□林校生
清末民初，国门开放已久，欧美许多进步思想也渗透到闽东大地，林振翰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风云人物。
林振翰（1884-1932）字永修，号蔚文，宁德蕉城人。他的父亲林廷伸，字聘直，号理斋，清末举人，当过福建罗源县教谕，与康有为有过交往，是个通达时务的地方实业家和教育家。他在蕉城漳湾一带垦植农田三千余亩，兴办造纸、制瓷诸业，尤以茶叶精制厂最为成功，民间盛传所产“一团春”花茶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好评。他办的碧山小学堂，采取分科教学，是宁德县开办最早的几所新式小学之一。他轻科举仕途，重实业、教育，对子女的思想成长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育有八男三女，长女林莺即徐向前所誉“无名英雄”蔡威的生母，振翰则是他的长男。
振翰从小受到扎实的旧学训练，14岁（1897年）起被父亲送到福州，在美国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学习外文。还曾向侯官陈衍学诗。19岁时（1902年）应试补弟子员，但未走科举老路，仍入福州鳌峰、致用书院学习英语等各门新知识，并被选送“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1909年，26岁的林振翰与从粤来京“考察警政”的同乡黄树荣相识，两人虽相差21岁，但“谈史乘，论时事”，分析世界发展潮流，却颇多共鸣。振翰在京师认真学习，得知世界上有二千数百种民族语言（现在一般估计为5000～7000多种），憧憬能够实现人类语言的统一。幸运的是，时代新风潮的鼓荡，为这位年轻人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提供了历史机遇。
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华沙发表了题为《第一书》的人类共同语方案，大约在1905-1907年，从俄国、日本和英法几个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当时比较流行的译法有“万国新语”“爱世语”“爱斯不难读”“伊士卑兰语”等等，称为“世界语”则是从日文再译的），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陆续有人开班授习。不少同盟会员和留学日、欧的热血青年都大力支持，帮助推广。1908年，上海成立“中国世界语会”，1912年5月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并设立中央事务所（沪）和地方事务分所，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还通令全国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另外，据E.普里瓦的《世界语史》（张闳凡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的记载，从1911年中国政府就派代表出席第七届国际世界语大会（UK），实际上可能开始得更早。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初始期，林振翰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柴氏著作英文编译本的再编译工作。这部作品的版权信息如下：
书名：汉译世界语
开本：13×18.5cm（按，老式32开本）
页码：222页
作者：俄国博士柴门合原著
校订：英国博士乌克拉校订
编译：福建宁德林振翰编译
出版：科学会编译部（按，在上海）
时间：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按，1911年3月22日）
以柴氏为俄国人，也言之有据，柴氏的出生地比亚维斯托克城1807年起属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归还波兰。而且，柴氏原著本来是用俄文出版的，振翰当从英文转译，所谓校订者英国乌克拉博士应是该书的英文编译者。乌克拉的译本正文五篇：首篇，文规（语法）；次篇，练习文规，系属字用法，系属字表（生字和语法练习）；第三篇，会话和练谈；第四篇，尺牍（书信范例）；末篇，字汇（世、英、汉对照小词典）。后有附录。书前有礼部太常司郎中寿宁人林栋写的序，序文认为“万国日相接近，世界将届大同”，“中国语言宜划一”，主张“编简易新字母，一准正音，俾学童先正音读”，正确指出了该书的题旨和功能。振翰的书，是柴氏著作的第一个中文改编本，适应了当时对教材的需要，它与20世纪10年代的其它5种课本一道，共同促进了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的开展和世界语的普及化进程。
1911年秋天，振翰从译学馆毕业，照例可以参加学部考试获得举人出身，因为感怀时局动乱，无意仕进而放弃。武昌起义，振翰南归，担任闽省《群报》副主笔，宣传革命舆论。1912年春，福建省议会进行选举，竞争激烈，振翰初选有名，回福宁府投票，目睹奔竞者的诸多丑行，坚决退出，一度担任福建公立法政学校教员（校长是福鼎人朱腾芬）。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振翰充任众议院秘书。次年1月，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振翰的同学、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刘谦安（义丞）推荐他为一等课（科）员，从此走上运作和研究国家盐务的道路。
当时正处在中国盐政改革的重要时期。清末张謇、景学钤倡导盐政近代化改革严重受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业部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张謇在保守势力强大、改革又缺乏有力组织系统保障的情况下，依然举步维艰。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以盐税、关税及冀鲁豫苏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但事实上只有盐税可作长期担保。当时官、商侵吞和地方截留很严重，盐务改革如箭在弦。同年6月，在财政次长张弧兼任盐务署长、稽核总所总办之外，又以英国人丁恩为总所会办，规定所有盐务收支项目必须总办、会办共同签字方为有效。次年2月，政府公布新章程，在北京设稽核总所，各产盐区设分所，分所也设华人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名，均不再隶属盐务署，而也直接隶属财政部，机构（人员、经费）独立，行政、税务两条线。振翰即在此时赴川上任。
林振翰一生的盐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前期。
在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川盐分设南、北稽核所，南所尤为川盐重镇，振翰擢升南所会计主任。1919年再升首席会计主任兼代经理，1921年又擢补稽核所助理。其时中央以川北盐运副使谢廷麒为四川盐运使（盐运使是行政官员），谢因川中军阀势力强大，不易对付，不敢马上赴任，中央恐怕有变，即命振翰先代理。振翰素来为川中诸将所重，便积极为谢氏筹措，维持局面，但谢担心振翰另有所图，两个月后突然不告而至。振翰毫不恋栈，在一个时辰内交割离去，而谢才两天就被蜀将逐走，从此四川的盐权长期为川将所把持。振翰则于1922年调任宁波稽核支所助理。
这里有一个插曲，1919年林振翰因公从重庆返回富顺县自流井，当时成渝道上匪患闹得厉害，一些商人以为振翰有缉私兵护送，尾随同行。到了永川，被匪徒包围，缉私兵抵抗失败，振翰及大部分同行商人遭受绑架。稽核所和驻军积极筹款营救，经过往返议价，连同馈赠、旅费等，花了将近三万银元，才把振翰赎回。后来振翰专门写了《永川遇匪始末记》，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几十天中他被困匪巢的生活和见闻。
现在看来，这一时期的国家盐务改革，诚然有洋人插手，主权受损的问题，盐利所得依善后借款合同也首先保障了五国政府利益，但它加强了中央集权，规范了盐务管理体制，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原来“引岸专商制”（“引”为运销特许证，“岸”为指定销盐区）的积弊有所克服，符合从官、商勾结的独占经营向统一征税的自由贸易过渡转型的近代化趋势，这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个时期林振翰的主要作为，是对全国最为复杂的四川盐务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面掌握其利病，在地方实力派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稽核成绩得以居各行省之首；他主张“盐宜就场征税，绝不以官专卖、商包销为然”，是与当时盐政改革主流相一致的。
1926年7月-1927年6月北伐战争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高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盐务稽核机关先后撤销，淮北、两浙、松江、福建等地稽核分所也停止执行职务。振翰于1926年调任十二圩支所，后又代理扬州分所经理，极力向国民政府陈述稽核所不可撤，扬州一所得以保留。1927年10月孙科出任财政部长，特别是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以后，各地稽核所陆续恢复，并注意采取措施使盐政主权不被洋人把持，全国盐务管理格局得到有力的整顿。
在南京政府前期，林振翰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1929年初，振翰实授松江分所经理；不久，奉调到川南处理盐务纠纷，剔除积弊，商民翕服；复调南京为总所秘书。稽核总所呈送财政部的民国十八年年报中说：新增秘书一缺，以川南稽核分所经理林振翰补充，专任筹划盐务改革事宜。盖我国盐务有数千年历史，前代因革损益，上自史传，下迄志书，旁及计臣奏章，私家著述，在在皆有陈迹可寻。民国以来，因外债关系，尤为国人视线所集，…今者稽核改组，设立机关之本旨，既有变更设施之程序，尤应预筹。况中国盐务，处处有特殊之情形，时时有变迁之沿革.侈谈学理，固涉迂远，拘牵事实，又多过虑，故必指定专员，潜心研究，搜罗改革资料，拟成具体方案…盐务前途，或有裨益。
当时国中正热议盐法如何去旧图新，看来总所颇期待振翰能够担纲改革大计。这一年，他撰文论证治盐的根本之策在于破除“引界”，取消“专商”，平减税则，澄清吏治，改良制造，拆除关卡，就场一次征税，之后听凭自由运销，从而保证食盐价廉物美，达到福国利民。这中间既有和上述清末民初以来盐务改革一脉相承的地方，也融进了他个人十多年来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独到心得。1930年政府因财政紧张，要增加盐税每百斤5元，几乎形成决议，振翰反复辨难，强调重税伤民，会加剧私盐流行，效果将适得其反，终于说服政府增税从5元降至3元。1931年3月立法院起草《新盐法》37条，5月通过，其中不少采纳了振翰的意见。他还撰写《新盐法问答》在报上发表，旨在促进实施。虽然后来的形势有诸多曲折，这部新盐法并未真正推行，但它毕竟首次从法律上认可了自由贸易制度而沉重打击了引岸专商制度，在中国盐务管理的近代化历程中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1932年2月，振翰调任福建分所经理，察访盐场，规划兴革，视事月余，不幸中风而卒。首都南京、省会福州都举行吊唁活动，十分隆重。
挽轴如：鹾政在民（蒋中正）壮志未酬（萨镇冰）挽联如：著作等身平生善读桓宽论丰仪近古故里争镌有道碑（石磊）对他的英年早逝，政界、学界和商界一片痛惜之声。
通贯两个时期，林振翰的盐务活动有一个共同点，作为盐务管理人员他十分注重实地调查，作为“盐政讨论会”会员他又勤于思考著述。他在四川任上苦心探求最稱复杂的川盐沿革和现状，历时一年多，写成《川盐纪要》，开盐政有专书、有统计之先河。此后，每移官一省，都究心该省盐务而笔削成书，先后著有《浙盐纪要》《淮盐纪要》《中国盐政纪要》以及《闽盐纪要·沿革篇》、《精盐调查录》等等。其中《盐政辞典》用力最巨，体例模仿《永乐大典》，分条释事，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盐法和欧、亚、美、非若干国家的行盐制度，都有扼要的记述，书末还附有“盐务大事表”，纵横相配，极便查检。版问世，可见其价值不坠。盐政耆宿景学钤（本白）认为，林振翰与左习勤分别是“统计派”和“历史派”两大盐政专家（左习勤即左树珍，湖北应山县人，他的资历比林振翰更老一些），通过前者，可知全国十四区的状况；通过后者，可知二千余年的变迁。这个说法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附：陈衍《林振翰墓表》君姓林氏，讳振翰，字蔚文，宁德人。以盐务专家关系中国财政者垂二十年，而著述都百余万言，尤足利溥天下。
父讳廷伸，官罗源县教授，而精治生，清初李塨、顾绛一流人也。
君未冠，补邑诸生，父即汲汲使求有用之学。会京师译学馆开，则北上。肄业，试中西文字，辄靡其曹，盖在会城格致书院习英文，鳌峰、致用两书院充高材生有素也。既卒业，清室鼎革，出为法政讲师、众议院秘书。
后乃入川南就盐务稽核所经理刘君义丞之招，任襄理，举所有成规旧牍，枕葄而爬梳之，豁然于利病所在，蜀稽核成绩用最各行省。既久其职，产盐、行盐之区，履行殆遍，原质之楛良、制造之工窳，罔不烂熟。都转晏安澜，号称老于盐务，言及君，翘巨擘焉。
已而，川中稽核分南北，君经理川南。已而，兼权盐运使，于是著《川盐纪要》若干卷。已而，川中盐官相倾轧，君调宁波稽核所，于是著《浙盐纪要》若干卷。已而，历调十二圩、扬州、松江稽核所，于是著《淮盐纪要》若干卷。其他，《盐政词典》、《中国盐政史》、《精盐调查录》，皆必要之书也。
当在扬时，国民政府下令裁撤稽核所。君力陈不可，当路然之，乃独留扬州一所。各省亦次第恢复。已而，川南盐务纠纷，以君熟川事，复调之往。君至，攘剔积弊若干事，商民翕服。已而，调南京总所秘书，蜀民镌碑山麓，以永去思。先是，在永川为匪所卤，总所以二万八千金赎出之，其为盐务必不可少之人，从可知已。
在总所时，国府盐税百斤徵五元，君以为重税则私贩充斥，是求增而适得其反也，反复辩难累数千言，乃减为三元。君平日政见，谓盐宜就场徵税，绝不以官专卖、商包销为然。旧岁，国府议改革盐政，规定三十七条，多君所主张；又为《盐政问答》，登报纸以促其成。已奉明令，行有期矣，乃以中日战事日棘，遂尔阁置。
终调福建，在职甫月余，躬历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当兴当革者，未及措施，遽以勤事过用脑力，于民国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暴卒，年仅四十九岁。哀哉。
君性喜著述洎山水游，奉老父历永嘉、四明、会稽、武陵、姑苏诸名胜，北达燕台，盖养志也。壮岁后，禄入渐丰，而自奉俭约，借助友朋外，悉以刊印所著书，身后余财不及万金，难已。论者谓，君以刘晏之才，行桓宽之说，古今人罕有其匹。所著已刊者，尚有《永川遇匪记》、二十四岁三十六岁《自述》各篇、《汉译世界语》、《英文正字》；未刊者，《药言》二卷、《盐铁论校释》。
子二：世箕，世冶。
（按，碑文原无标点、分段，勉强为之，稍便读览，疏误之处，敬请指正。）主要参考文献：1.陈衍：《林振翰墓表》（碑立于蕉城区金涵乡坑里村林振翰墓前）。
2.庄以临：《林振翰传》（收入林振翰诸弟汇抄排印的《林蔚文先生哀挽录》）。
3.陈况仲：《盐务稽核所纪略》（个人回忆，1963年）。
4.李怀铣、季左明：《林振翰其人其事》，《福建史志》1987年第6期。
5.孟庆树：《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6.刘经华：《民国初期建立食盐中央集权征税制述论》，《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董振平：《论1927～1937年国统区食盐专商制与自由贸易制之争》，《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998年春初稿，2011年春定稿）
林理斋先生传略
□陈仕玲
林廷伸，小字佛应，字聘直，号理斋。城关碧山街人氏。家道素殷，曾祖天赐，祖开澄，父大谟，三代俱以经商起家。理斋生于同治六年（1867），光绪时期以附贡生①授福州府罗源县学教谕。后因时局每下愈况，乃以母老为借口乞休归里。
林理斋为人通达，精于治生，为闽东近代著名之实业家。其视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认为“科举功名乃无用之事，学习西洋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救国图强”，为地方公益多有建树。
民国初期，林理斋创办了“一团春”茶庄。宁德自古以来就盛产茶叶、纸张、陶瓷，且濒临海域，产品远销各地。仅茶叶一项输出每年不下十万金，但由于不谙制造，对外贸易亏损巨大。林理斋对此也深感忧虑，他经过长期摸索，改良技术，首次用茉莉花、白玉兰花为窨制茶叶之香料，所窨制花茶“运销南北洋，西商踊跃争购”②，享誉国内外。“一团春”茶庄声誉如日中天，在福州、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皆设有分号。据传民国四年（1915），“一团春”茉莉花茶远涉重洋，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并获得银盾奖。“一团春”茶叶的兴盛，给地方百姓带来了就业机会。如在故居“可园”和金涵大桥头等地广泛种植茉莉花和白玉兰花，又在家乡创办茶厂，“男女箴工赖以糊口者数百家”③。
宁德五都南埕一带自古盛产海盐，乡民多以制盐为生。民国二年（1913），盐政当局以该地所产海盐味苦质劣，不顾盐民死活，拟将盐场废除。林理斋闻讯，随即上书省府，拔得款项三万元在南埕、下墩、门下、郑湾等处围塘造田，前后五载，造田达三千余亩，使广大盐民免受饥馑之苦。乡民美之名曰“济农塘”，立碑为记，以感念林君的再造恩泽。民国十四年（1925），林理斋六十寿辰，南埕一带百姓特送“福海寿山”之匾，聊表崇敬之情。
林理斋先生对地方教育事业亦颇为关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东门外土主宫创办碧山小学堂，首开宁德县分科教学制度。培养了诸多实用人才。
民国十七年（1928），濂坑惨遭土匪洗劫。经原任福建省省长萨镇冰重视，向省内外募得赈款八千余元，委托林理斋管理代办。林理斋夙夜匪懈，一丝不苟，给濂坑盖了三座大房子，及时安排了三十多户灾民。此举亦博得百姓的称赞。
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林理斋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与妻陈氏、余氏合葬五都土尾鹅角头山（今因建设宁德火车站改迁）。墓志铭由侯官（今福州市）陈衍撰写，陈宝琛书丹，郑孝胥篆盖。极尽哀荣。
林理斋一生力倡教育发展，振兴实业，对地方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教诲子女要有“勤奋务实”的学风，反对不学无术和徒有虚名，所生八子亦多有成就。长子振翰，为闻名海内外之盐政专家。次子振玉，号昆生，曾在四川、浙江温州等地盐务部门担任要职。挂职回乡后，又致力于发展地方工商业。三子振涛、四子振璧均毕业于北京商业学校。五子振琮毕业于上海惠灵英文专科学校，长期在盐务和邮政部门工作。六子振仕，上海大同大学肄业，曾任宁德“一团春”茶行总经理。七子振夏，福建商业学校肄业，曾在地方财政部门任职。八子振商，曾就读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在该校任过助教。
林理斋另有三女，长女林莺配与举人蔡祖熙，也就是“无名英雄”蔡威的母亲。
①：当代有关林理斋的资料，多认为他是举人出身。但据民国陈衍《清故罗源县学教谕林君墓志铭》记载：“（林理斋）为邑诸生，援例得学官，旋授罗源县学教谕。”援例即按例之意，按《碧山林氏族谱》记载，林理斋为“例贡生”，明清时代，允许读书人“纳粟入监”或“纳粟得贡”。林理斋正是因此“援例”才出任学官的。《碧山林氏族谱》和其他一些资料虽然记载林理斋为举人，但具体哪一科得中并没有说明。陈衍墓志没有关于林理斋中举的片言记载，所以值得商榷。以上拙见，盼高明者正之。
②：见陈衍撰墓志铭。
③：见陈衍撰墓志铭。
本文承蒙林理斋先生之孙林彩勇先生，以及林治渊、王永宝等先生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南庐居士林文瑄小传
□林坦
林文瑄（1883-1946）字圭甫，号南庐居士，又号痴虎，宁德城关南门人。清宣统元年（1909）己西科拔贡生（优秀的廪生选拔为拔贡生。贡生，俗称“明经”。是指明清两朝秀才（又称生员）成绩优异者，可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授文林郎，浙江补用县丞。民国时期，担任宁德县莲峰书院山长，宁德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鹤场吟社社长等职。
出生书香门第 接受良好教育
林文瑄出生于蕉城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林芝华，祖籍罗源河阳杨家墩。清道光十二年壬辰科（1832）乡荐第一名举人，授湖北宜昌府通城县知县。咸丰十年（1860年）授奉政大夫，署湖广荆门直隶州知州。为官清正，勤政廉明，锄强植弱，吏畏民怀，兴学校，修水利，教民树艺，民众安乐。林文瑄生活在在这样的家庭，深受祖父的熏陶影响，为民办事，也得到群众的爱戴，享有很高知名度。
用心教书育人 桃李遍蕉城
林文瑄中拔贡后授浙江省补用县丞，但他没有到任就职，而是就任莲峰书院山长、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他热心教育事业，培养一大批优秀学生，如霍童潘宝瑛、濂坑王克鸿（后考上福建师范学院，任福建省立三中教师）、蔡汝梅、张璚城等都是宁德诗坛名将和社会名流。
林文瑄著述颇多，有诗集《龙湫消夏小草》、《魂南集》传世。并撰《墨壶铭》借以明志，并以自勉。在担任明伦小学第一届毕业班语文教师时，编写过一首激励同学奋进的毕业歌。歌词是：“姐和妹，弟和哥，大家共砚快乐何多！光阴数载白驹忙，前程万里，今日初航。外患急，内忧烦，读书救国，薪胆莫辞劳。行兮！行兮！不可留，休忘记啊！明伦湖畔，风浴泳歌！”后来，又作《宁德初中校歌》，歌词是：“庇我多士，广厦万间，捐田兴学，义举足观。筚路蓝缕，邦家多难，正赖力除外患，任侠果敢，生动活泼，勿畏难，勿苟安，能奋斗，肯牺牲，造成我宁中同学们的精神集团。
鹤山巍峨，鳌湖绿波，复兴民族责在吾曹，树木树人，功效唯高，承继海滨邹鲁，莫让岁月蹉跎，如挂角，如负薪，共攻玉、永同心，造成我宁中同学们的精神集团。”
这些歌词也充分表达林文瑄的爱国热忱。
教子有方 支持革命
林文瑄在当时的家庭条件下，完全可以购置田地、房产。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积蓄的钱用于办学校和供儿女读书。他的长子亮章，霞浦汉英中学毕业后，被林振翰聘请到上海，在其家塾担任家庭英文教师。后来在上海考上英国人所办的盐务局；次子国章，1926年在北大附中读书时曾与北大学生郑长璋一起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南下回宁德家乡，以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名义，组织开展工农革命活动。“四一二事变”发生后，1927年4月，林国章、蔡威、郑长璋三人先后在福州被捕，林文瑄与蔡家、郑家一起到福州积极营救。后来，林国章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32年毕业回国，后任福建省银行宁德分行经理时，拿出部份工资支持宁德城关革命同志开办“红叶酒家”，作为地下革命联络地点，解放后被评为“老革命授予纪念章；三子敏章，就读福建茶叶专科学校，1946年到台湾从事茶业工作，为台湾种植和培育茶树新品种、提高茶叶产量做出贡献。
提倡男女平等 女子应受教育
林文瑄不仅自己勤于学问，还积极动员和支持两个妹妹林文藻、林文璇学习文化知识，在他的带动与帮助下，两个妹妹也接受了良好教育。后来林文藻嫁前林路祠堂边蔡家（是蔡威堂弟蔡泽钦的祖母），林文璇嫁南门竹兜街郑家（是北大英烈郑长璋的母亲）。两人都通情达理，会吟诗填词，成为当时女子中为数不多有文化学识的女子。林文瑄还积极鼓励女儿林依萍、林秀嫒到宁德南门下宅园办学，现在南门很多健在的土改干部都曾受到她们的教育。
态度和蔼 平易近人
林文瑄一生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待人处事始终秉持“和为贵”的原则。他曾经刻苦究读律法，熟谙法律知识，有时也替人代写诉状。在南门一带，若有群众发生纠纷和争执，人们一般都会请林文瑄出面评理和调解。他出面进行调解时，常常依法论理，又能深入浅出进行讲解，使人心服口服，这些纠纷和争执常常因此而化解平息。所以他在南门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致在他逝世时，南门群众自发为他办理丧事，他的丧葬在当时办得很隆重。
遗有著作 后人赞赏
林文瑄在南门外战场溪畔修建一幢书楼，名“卧痴楼”，耕读不辍，宁德蕉城的骚人墨客和挚友经常欢聚楼中咏诗作赋，以取乐于桑榆。他主笔所写民国续修《宁德县志》于1946年完稿，因当时印刷困难没印成书。后来这些稿子流落民间，有一部份被人收存。《龙湫消夏小草》一书，现保存完好，这本书字迹清秀，内容丰富，写了“龙湫感旧”、“半间楼纳凉”、“赏雨”、“石笋”、“石洞”、“石门”、“大雨”、“孤松”、“瀑布”、“狮子听泉”、“石人面壁”等名篇章，厦门大学教授黄建琛对这册《龙湫消夏小草》极为赞赏。
1982年，林文瑄的学生王克鸿在其所写《宁阳拾锦》（见《宁德民间文学资料》第八期）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林圭甫（文瑄）先生，民国十一二年间，长莲峰小学，时余负笈莲校，见其案头有《墨壶铭》一篇，云：‘铿铿此壶，乃墨非朱，近之者墨，贪之者污，盖藏唯谨，磨砺以须，蕴为文采，发成典谟，我虽浅陋，胸宁点无，愿君饱此，以愈吾愚。，圭甫师为清季拔贡，诗名籍甚，诗作有《南漈消夏集》等（注：应为《龙湫消夏小草》），惜未付梓，十年浩劫荡然无存今所知者仅南漈寺观音堂楹联：‘泉从何处飞来，听石壁千寻，溅玉跳珠洒落四时随法雨；堂向最高卓起，俯蕉城一片，浓烟密瓦周遭万户荫慈云。’‘龙湫贮碧，鹤岭萦素，咫尺伴孤城，仗我佛威灵堂皇万象；地藏名庵，天王古刹，东西分胜概，与此间林壑鼎峙三方。’”
另一位学生林家树也曾在《宁德民间文学资料》第八期《宁阳拾锦》中记述：“族人文瑄公，号圭甫，字痴虎，清末拔贡出身，寒儒，宅隔壁郑某酒库，自题中柱联对一副云：漫云蕉叶不胜，衬细雨微风，客至也赊邻舍酒；且喜梅花有主，颂暗香疏影，古来祗数我家诗。又城南有怀仁医师药铺，公题颂对曰：怀仁殷济世，市义慎居商。记得庆祝抗战胜利有文瑄公一副对联，曰：志见九州同，我比放翁真幸福，遥闻三岛碎（注：指日本国），谁怜武士等逰魂。”附《龙湫消夏小草·引》供大家观阅。
《龙湫消夏小草》引
丙子六月，予偕内子及郑氏姊避暑龙湫山寺。寺在南山中，距南庐六七里。为殿一，奉释迦、观自在诸佛。殿前为楼半间，万竹回环，石泉终日潺湲流。竹间凭楼，栏上凉阴，绿荫拂拂襟袖，於消夏为宜。近寺有“龙湫石笋”、“狮子听泉”、“石人面壁”诸胜。楼前面正对镜台山之麓，孤城傍海，风帆沙鸟出没。烟波风景之佳，在附城诸兰若中，当以为最也。郑氏姊信宿即去；内子意颇恋恋，以家事纷扰，居六七日亦复言旋；惟予独留。寺有壮、樨（稚）僧人各一，客一，奴一，并予凡五人。禅关长昼岑寂，一枕黑甜而外，日惟以诗为事。风晨月夕，雨霁云归，鸟语虫吟，钟鱼梵呗，一日之内妙趣纷来。凡予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思想之所到，莫不一寄之吟咏，伫兴而就，不暇推敲。积二十馀日，得诗若干首，褎（袖）然成帙矣。夫竹院逢僧，何啻偷闲半日；山堂煨芋，岂期作相十年。惟是山水因缘，此生願缔；文章结习，到老难忘。诗虽不工，固一时兴致之所由托也。未能弃置，姑录存之，庶几逋景可追，聊以为异时纪念云尔。南庐居士自识。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蔡泽钦、王致纯、陈仕玲等先生提供资料及帮助，宁德师院林校生教授特为《龙湫消夏小草》标点，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作者系林文瑄长孙。1942年2月出生于蕉城，1962年宁一中高中毕业，在县交通局下属搬运公司工作，2002年退休。现住蕉城。
张璚城蔡汝梅二、三事
□贝佳
张璚城、蔡汝梅二人同年出生，因家境不同，一个从小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刻苦努力他们都学有所成，成了民国时期宁德社会知名人士。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多年的党务、政务和商务活动中，他们曾一起共事，为推动家乡的社会革新、教育发展和迎接解放做了有益的事。
俗话说“人去留名，雁过留声”，如今斯人已离去半个多世纪了，笔者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收集有关历史资料，整理出一些片段材料，以飨读者。
家庭背景及求学经历
张璚城，字祈仁，号铁崖，光绪丁酉年（1898年）出生于宁德城关一个小商家庭。其父张恒明有一定文化，从事宁德传统的饮食生意，经营做鱼丸及面食，生有三男一女，大儿早逝，二儿仁山，璚城排行第三。张恒明信奉基督教，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除自己带头捐献外，还亲身向乡亲劝摹，筹集资金用于修桥补路，城内的状元里、竹兜街、学前街、西门路、下尾街，曾由他发起疏竣路沟，铺平路面。为节约资金，他带人去城外收集石料，雇人抬回来堆在张家祠堂的院子里，请来浙江泰顺师傅加工，用于铺垫路面。他听说南较场关帝庙住有许多乞丐，就经常带上自己经营的食品并买来旧绵袄、棉被去接济乞丐。他的行善受到当地民众和乡绅的交口称赞。1928年，福建省长萨镇冰来宁德赈灾时，听了当地官员的汇报后，很受感动，曾赠送“乐善不倦”匾额予以褒扬。张恒明重视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他的子女从小就被送到莲峰学校及毓秀女校，接受新式教育。
据张福生（张璚城侄儿，82岁），杨雪卿（张璚城外甥女，85岁）回忆：张璚城在县城莲峰高等小学①毕业后，考入霞浦县省立第三中学就读。在这里，他结识了郑长璋、林国章等人，同学加同乡，他们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学友。那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也深刻影响了这些青年学子，反帝反封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的影响使他们成为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当时霞浦也爆发了声援“五四”运动及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活动，张璚城和郑长璋、林国章等青年伙伴也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
初中毕业后，郑长璋（1921年）考入北大（政治系、系主任是李大钊）预科班。张璚城选择到省城福州英国人办的“三一”学院念书。他学习用功，并较好掌握了英语基础知识和会话本领。毕业回宁德后，他能跟教会、毓秀学校及永生医院等单位里的洋人进行英语对话交流。每年寒暑期，从各地求学深造的知识青年回乡后，张璚城常常为他们辅导英语并交流各自的学习生活及各地的时事和社情。
蔡汝梅，又名西山（西珊），生于1898年。其父亲从事南杂店小生意，生有三男一女，蔡汝梅排行第三。据今年90高龄的蔡汝梅堂弟蔡妹细介绍：由于父亲生意不好，家景困难，蔡汝梅从小寄养舅父林文瑄家（蔡汝梅的母亲是林文瑄堂姐）。林文瑄是清末秀才（拔贡生），家中设私塾，蔡汝梅就跟随舅父念书一直到十多岁。后来林文瑄受聘担任县莲峰高等小学校长，蔡汝梅就跟随舅父进入莲峰小学学习，与张璚城成为同学。莲峰小学是当时宁德的最高学府，在这里读过书的人后来大多成为宁德的出名人。有舅父的培养和自己的用功努力，蔡汝梅学会了写作诗文并练就一手流利的毛笔字。当时常常有人请他当文书，曾经熟人举荐到罗源县政府当过秘书，后来因母亲病逝返乡。
民国4年（1915），蔡汝梅受聘担任第一国民学校校长，有学生38人，共编为3个年级。该校办在状元里张氏宗祠，就在张璚城老家的前面。此时，张璚城正在霞浦中学念书，他与在自己家门口办学的蔡汝梅有了进一步认识和交往，从此结下莫逆之交。
参加党部筹建与重建活动
1926年，正值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这年11月宁德早期共产党员郑长璋受北京地下党组织委派，与表弟林国璋（在北大附中朝阳中学念书）一起从北京返闽，经中共福州特委党团组织部长陈应中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工人部长马式材（中共党员）研究后，委派郑长璋回宁德以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组织工农运动以响应北伐并秘密发展中共党的组织。12月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成立，郑长璋任筹备处主任，张璚城被推选为工人主任，蔡汝梅任秘书处主任，与林国章、蔡泽鏛、阮元皋等人成为筹备处的骨干力量。
县党部成立后，郑长璋根据福州特委的指示，积极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相继在县城成立了工人协会、农人协会、商人协会和妇女协会。通过组织“街头剧”、演讲等形式揭露封建地主压迫农民的罪行，反对阶级压迫，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和封建迷信行为。县党部还积极帮助地方人士开办新式学校，动员工农子弟入学读书。在郑长璋的领导下，张璚城作为工人主任与蔡汝梅、林国章、蔡泽鏛等骨干一起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在县城掀起一场很有声势与影响力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县党部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渔霸和清算县商会坐办贪污公款的两场斗争，打击了士豪劣绅的不法行为，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和拥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后，形势突变，白色恐怖遍及全省，宁德的反动势力乘机抬头，他们组织“拥蒋护党”大会，准备向县党部夺权。四月中旬，林国璋、蔡泽鏛、郑长璋相继前往福州汇报工作，听取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幸先后被捕入狱，宁德县“拥蒋护党”大会头目李某某趁机率众向县党部筹备处发动突然袭击。一场恶斗之后，县党部落入“拥蒋”势力之手。随后，他们在全县大肆搜捕筹备处的骨干成员和革命同志。有一部分同志在保卫党部的战斗中受伤回家养伤，大部分同志分散躲避，张璚城、蔡汝梅、郑长懋等人分别经三都、霞浦坐船到厦门避难。四月二十七日，郑长璋与福州特委书记方尔灏等七位共产党员在福州西门鸡角弄刑场英勇牺牲。据郑长璋女儿郑启如（85岁）回忆：曾听我母亲说，当年父亲牺牲后有许多党部的同志赶到福州帮助收殓并护送灵柩回宁德，宁德这边也有许多同志和郑家众亲友一起参加迎接和吊唁活动。杨雪卿回忆：曾经在二舅（仁山）家见过一张约一尺宽的相片——下雨天，许多人穿长衫，撑雨伞，围站在郑长璋灵柩旁。据说是在福州鸡角弄照的。
三个多月后，蔡泽鏛、林国章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经亲友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由于郑长璋已经牺牲，又联系不上上级党组织（福州自“四·三”事变后，陈应中被捕，马式材等人已经转移隐蔽），一时间筹备处的骨干同志群龙无首。据八旬老人郑长懋生前回忆：蔡泽鏛出狱后从福州打电报到厦门，召集大家秘密集中福州，商议今后的对策和活动计划②。有人提议，动员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出面呈请县政府秉公处理“拥蒋护党”派围攻“筹备处”的武斗事件并惩办首恶分子。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郑长璋、林国章、蔡泽鏛、张璚城等人的父辈及亲友如郑崇膺、林圭甫、郑宗霖等在宁德都是社会贤达或名流，每位新任的县长初到宁德都会登门拜访他们并听取社情民意。这些乡绅对“拥蒋护党”派用武力围攻党部，造成郑长璋等多人的不幸死伤也很伤心和义愤。于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县政府终于出面处理了此事。虽然目前还未见到有关处理此事过程的历史资料，但是据笔者了解到的资料表明，李××当时的确被县政府处理并羁押过③，而其余帮凶也从此收敛或匿迹。
围攻党部事件平息后，参加筹备处活动的骨干青年陆续返回宁德，有的选择了外出求学深造，有的选择从事教育或商务活动。张璚城、蔡汝梅与周玉堂、郑长懋等人自筹资金，办义务教育，创办明伦小学，郑长懋任董事，办了一年，终因经费缺乏，难以为继，经张璚城多方奔走，申请改办国民学校，即蕉城中心小学（蕉一小前身）④。之后，他们还应校长之邀在这所学校当了一段教员⑤。
1927年9月，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派张璚城为宁德县党部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重建党部，“筹委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组训三部，张璚城、吴运连、项志雄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罗树生为委员兼组织及训练部长，阮元皋为委员兼宣传部长”⑥。这时，张璚城的父亲要他继续做教员，不要参加政界活动，但由于得到省党部的信赖和委任，张璚城很快说服了父亲并召集原筹备处的骨干投入县党部筹建及基层组织建设。他和阮元皋等人通过宣传与发动，吸收基层知识青年参加国民党，并很快组建起乡镇的分区党部。这期间，张璚城和蔡汝梅还时常抽空到蕉城小学义务授课。
为了缅怀郑长璋，在张璚城、蔡汝梅、阮元皋等人的策划下，“1927年10月18日，宁德国民党各区党员、教育界人士具呈省政府，请求抚恤郑长璋”⑦。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县党部所在地——考坪内建立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六角形的纪念亭（长璋亭），并经过县政府批准，将郑长璋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长璋街”，作为对郑长璋的长久纪念。这在当时宁德县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国民党宁德县党部成立后，遵照上级规定，党部的领导机构改称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张璚城从1928年12月至1932年7月，一直担任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⑧。此后，还被省党部派往南平担任过一段党务指导委员。而蔡汝梅除承担县党部文秘工作外还从事县商会的工作。
筹建宁德县立初级中学
清末，闽东只有一座设于霞浦的福宁府中学堂，创办于1902年，民国成立后改为省立霞浦初级中学，面向闽东各县招生。当时各县小学毕业生要升学都得去霞浦。由于交通不便利，民国22年省教育厅决定，霞浦初级中学迁至三都（松岐），改名省立三都初级中学。由于是面向闽东各县招生，招收名额有限，加上去三都学校学习必需住宿，增加费用，又不方便，所以宁德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学。
目睹县城小学毕业生不断增加，却因经济及外出求学有困难而大量辍学的情形，1939年秋，担任宁德商会会长的张璚城便带头倡议在县城设立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他与龚幼翰、蔡汝梅等人利用在县党部和商会任职的便利，多方奔走，四出募捐，最终动员城关各族姓同意捐献祠堂田产的十分之一，共筹得学田4000亩作为县立中学的办学基金，还借助各行业商会向商家及当地机关、工厂募得开办费8000元。接着张璚城等人又忙着校舍的建设和教员的选聘工作，一直忙了数月，开办与招生工作才基本就绪。学校于1940年春正式开学，但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宁德，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改在七都林氏宗祠上学⑨。一年后迁城关原莲峰书院校址。由于刚刚开办，学校面临校舍、教员及经费等诸多困难，张璚城继续发动社会各界支持办学。他也经常到县立初中兼课，教授英文。原省电台台长黄岑、宁德一中教员林国在等都回忆说，他们曾先后受教于张璚城。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张璚城和蔡汝梅利用在县党部和商会担任执行委员、商会会长及秘书的职便，积极发动各社团组织及民众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1942年3月，他们一起参加了由县妇女联合会组织的“劝募妇女号飞机公演抗战话剧”演出活动（当时国民政府号召一县捐一架飞机支援抗战，宁德县由妇女会负责牵头劝募，将所捐飞机命名为“妇女号”），并带头出“券资”，观看抗战话剧演出⑩。
1943年县立初中“基金保管委员会”成立，张璚城以县党部执行委员和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兼保管组组长⑩，负责“基金田产案卷册据印信”、“基金田产所收租谷”及“现金账目”的保管业务。为了管好用好基金，张璚城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后来，他和蔡汝梅都被推选为“县立中等学校学董会”成员，这时张璚城由于参加县临时参议院的筹备工作，他的商会会长职位便由蔡汝梅接替。
1944年5月宁德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郑宗霖当选议长，张璚城当选副议长，蔡汝梅等17人当选议员。同时蔡汝梅、王克权、阮元皋又被推选为驻会会员，负责参议会的日常工作。借助这一参政机构，他们对事关民生的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如民国卅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县临时参议会就以大会议决的方式要求县政府“县立中学校……明年度班级增加，经费应予增列以适应实际需要”，“依本县实际需要卫生（如卫生药品器械购置费仅4500元，不敷甚多，应予增列）及社会救济支出应各予增列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于保安支出预算内予以调整……请查照办理。”（见县政府的公函《送复县卅四年度总预算书审核情形请照办由》⑫）。由于参议会的决议对县政府的行政有监督权和约束力，所以上述决议得到县政府的采纳和办理，使得教育与卫生等社会事业的经费预算比较接近省定的标准。
1946年1月，县参议会正式成立并举行换届选举。张璚城、王克权当选正副参议长，蔡汝梅等17人当选议员。在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蔡汝梅提出《限期清葬各乡镇住宅及丁寮停柩案》⑬，要求县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限期清理各乡镇住宅及丁寮的停柩，以整肃社会风气。各乡镇住宅及丁寮的停柩问题由来已久，也引起有识之士的热议，所以蔡汝梅的这一提案得到多数议员的赞同并在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后提交县政府办理。
投身迎接宁德解放活动
1949年初，解放区报纸发表了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很明朗。在国统区，中共党的地下组织也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策反和统战工作，为迎接全国解放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和帮助。这时，张璚城、蔡汝梅、龚幼翰等人从报纸、电台广播中也了解一点国内的形势变化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杨雪卿回忆：当时在二舅（仁山）家，我看见他们天天晚上躲在后面房间用收音机收听广播，并做记录，在场的有两个舅舅和龚幼翰等人。
原宁德市（县级）党史研究室主任蔡作厦撰写的《吴修平组建宁德民盟组织》⑭一文对龚幼翰、张璚城在1949年初参加地下民盟组织的经过情形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3月，龚幼翰（时任县党部书记长、县党部推选的国大代表）、张璚城（时为县参议长）⑮先后到福州会见黄小岑（中共地下党员、曾是龚、张的学生），表达了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一点力的心愿，希望能帮助与宁德中共地下党或游击队接上关系。之后，在黄小岑的牵线下，他们先后与福建省地下民盟组织及宁德地下党和游击队接上关系，后来他们被批准加入民盟组织并被任命为民盟宁德小组（有十多名盟员⑯）的负责人。
1991年7月24-28日，由民盟宁德地区工委会、政协宁德市委员会、中共宁德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宁德盟史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秘书长吴修平，民盟中央常委、福建省委常务副主委陈心铭，原宁德地区副专员黄垂明，原省电视台台长黄小岑，福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州市委主委朱柽，民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陈宗沅，宁德地区财贸干校副校长、支部书记高远，宁德市政协主席杨锡甘，中共宁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继梅，民盟宁德地区工委主委丁知足等23人。座谈会上，当年福建省地下民盟组织的代表吴修平、负责搭桥牵线的地下党员黄小岑、闽东地下党游击队的领导黄垂明和联络员高远等同志分别回忆了宁德地下民盟组织的建立以及在地下党和游击队领导下积极开展配合解放宁德的经过情形。⑰
根据他们的回忆资料，宁德民盟组织为解放宁德所做的工作，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当地党政军上层人士投诚起义，负责对外出面联系，物色人物，接待各界人士、国民党县长刘德馨和党政军警头面人物的是张璚城；二是开展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翻印山头游击队寄来的闽浙赣纵队司令员李定平的布告，分发全县军、政、警机关和各乡镇，张贴县城大街小巷和机关、商店门口，宣传我军政策，瓦解敌军，引起震动；三是通过募集资金，秘密给山头输送枪支、药品、布匹、电池、鱼干等游击队急需的物资；四是国民党败兵进城后，民盟活动除了坚持城关，应付形势变化外，盟员龚幼翰、马忠辉等转到扶摇村，以其为基点，联系山头游击队，沟通县城，在霍童、赤溪、八都等乡镇进行策划投诚起义的活动。最后龚幼翰转到三望村，通过增坂村与县城联系，配合解放军、游击队和平接管宁德县城。
又据杨雪卿回忆：1949年年中，我订婚时舅舅张璚城来我家，看到我订婚有一对金镯子，几天后即对我妈说，宁德即将解放，目前游击队急需资金购买枪支和生活用品，动员我妈把我的一对金镯子借给游击队，我与爱人苏鸿章同意后，他即拿走了，并写了一张收条给我。他还到处动员亲朋好友捐献粮款。他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拿去支援游击队，买了咸鱼货、药品、粮食等雇人挑往游击队驻地……8月15日，我在舅舅家，舅舅叫我们到北门迎接游击队。我和几个伙伴到了北门外，看见一队游击队准备进城，其中有龚幼翰、章钦端（黄小岑的爱人），都穿军装戴帽，有绑腿，雄纠纠气昂昂的。我们赶上前打招呼，接着跟随他们进了城。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宁德解放已经六十多年了。当年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龚幼翰、张璚城与参加宁德地下民盟组织的其他盟员一起为宁德的解放出了力，他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被遗忘的。正如原省电视台台长黄小岑在盟史座谈会上所说：“我南下大军解放宁德时，除曾在三都岛和国民党中央军打一次仗外，解放县城时，未费一枪一弹。游击队进城，张璚城、王克权（当时的参议长、民盟成员）等都作了布置，并亲自到金涵迎接。霍童、八都、九都、赤溪等乡都是和平解放。入城后，龚幼翰、马忠辉等一批盟员协助公安局收集档案，清除反革命势力，这一份功劳不应抹煞。现在中共宁德市委（县级）已为受冤的地下盟员个人一一平了反，但在宁德解放的地方史料上，还未见提到地下民盟的作用，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补上一笔，以昭公允。”
附记：1951年，张璚城、蔡汝梅被分别以“反动组织罪”、“匪特罪”错杀于蕉城。1981年、1984年分别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宁德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认定：“张璚城…解放前即加入民盟组织，并与我游击队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为我工作。解放后，未发现有新的罪行”，“蔡汝梅…解放前即加入民盟组织，为我工作。原定…参加刀会，下海为匪的主要事实失实，查无实据，不能认定”；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应以‘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原处…死刑，属于错杀。因而再审法院分别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无罪。（详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1）闽法刑监字第16号、福建省宁德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宁法刑复第009号）。
注：①今宁德十中所在地，民国元年（1912）莲峰高等小学堂改为宁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②④见本辑郑长懋郑贻猷《我在民国时期的一段经历》。
③据90岁的黄宝昭女士回忆（笔者于2010年元旦采访）说，“曾经听我大姆讲，李某某（宁德县“拥蒋护党”派的主要人物）曾因坐土牢造成眼疾，视力大减，除了戴眼镜，平时看东西还用放大镜”。又据叶果初女士《漫忆乐天居》记载：“宁德县继光街莲峰路4号是位于西门外在旧宁德一中与县医院之间，与旧宁一中毗邻的一座西式园林别墅，号“乐天居”。……其主人是解放前多年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永生医院院长（1921-1924、1927-1948年）的我的祖母阮琼珠（又名阮继新）。我父亲说花了一千银圆（也有人说是一担银圆）。闻该花园原主人李氏为其外号“宁德一”的如夫人于民国初所置金屋。1927年祖母应邀再回宁工作。此时李氏被囚，其如夫人为救夫而出卖此别墅。”⑤据张福生，杨雪卿回忆。
⑥⑧区档案馆档案（3-1-1）资料。
⑦1995年版《宁德市志》大事记p20。
⑨见本辑《民国宁德基础教育管窥》一文附录“宁中简史”。
⑩区档案馆档案（10-1-73）p35-37。
⑪区档案馆档案（10-1-53）p10。
⑫区档案馆档案（2-1-242）p104。
⑬区档案馆档案（10-1-53）p75《限期清葬各乡镇住宅及丁寮停柩案》。
⑭见《宁德文史资料第十辑》。
⑮张璚城曾于1944年当选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郑宗霖为议长），1946年1月当选县参议会议长（王克权为副议长），1947年11月参议会换届，王克权当选议长（张璚城为议员），1949年前后县参议会有无换届，目前尚未查到有关资料。但据近日张幸福（张璚城嫡孙）采访吴修平、黄岑，吴、黄二老均回忆说，当时（1949年4月）会见龚幼翰、张璚城时，龚幼翰介绍自己是县党部书记长和国大代表，张璚城是县参议长。又据《宁德县立初级中学请领三十八年（按，1949年）二月份员役薪饷清册》（见区档案馆档案10-1-87）王克权先生此时为该校教员，并领薪饷32000元（旧币）。张璚城、龚幼翰二人在1949年间的实际职务，有待查证，笔者暂取吴、黄二老的回忆之说。
⑯1949年宁德地下民盟小组成员名单：龚幼翰、张璚城、王克权、蔡汝梅、王和祺、蔡琨美、章茂华、林祖忠、马忠辉、黄奇逢、张福生（摘自民盟蕉城区委编《蕉城民盟1996—2006》）。
⑰1991年11月《福建盟讯—宁德盟史座谈会发言选辑》。
家父黄以褒一生的塾师生涯
□黄澍
家父黄以褒（1890-1964），祖籍霍童，一生过着兴办私塾，教书育人的塾师生涯。据家父自编的“年谱”，可以看出：在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参加福宁府考，取得十九名庠生，成为科举制度的最后一科庠生，也即“末科秀才”。由于家境贫穷，无力继续求学，就到霍童溪对岸的新颜村开设私塾，教书糊口。自此始，直到民国十年（1921）先后在漳湾、咸村（现属周宁县）、霍童、南埕、郑岐、城关等地办塾。这期间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在莲峰学校肄业一年。民国元年（1912）、六年（1917）两次任漳湾鞯峰小学校长；民国三年（1914）任南埕育才小学校长。这十七年间的办塾经历及学生的进出情况，均无从知道，也无法叙述。
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921-1936）这段时间，家父在城关，创办“培英斋”，名闻遐迩。据飞鸾籍学生黄其逢的叙述：“以褒先生自1921年至1936年，在蕉城设塾，取名‘培英斋’，为办学鼎盛时期，被誉为‘桃李满蕉城’，那时的青年学生，以能进出‘培英斋’为荣，而该地区也随之改名‘培英路’。‘培英’二字，至今仍沿用于路巷地名和居委会名称”。①（培英斋旧址，在今培英路培英巷3号，已改为民房）
蕉城前林路“廉访第”宅主蔡祖虞（号琴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设立“家学”，组织儿媳、侄媳、女儿、侄女及外孙女等八人，延请家父利用晚间前往授课，长达三年。其外孙女陈雅珍，当时13岁。七十年后的2006年，已是86岁高龄的陈雅珍，在其丈夫蔡泽香的协助下，经过回忆，将少女时期在外祖父“家学”所学的歌谣等14篇，记录下来，刊登“宁德文史资料”，流传于世②。蔡雅珍女士于2010年初逝世，享年90岁。
培英斋学生林明翰、吴伯唐、林鸿贤（起望）三人，被称为家父的“得意门生”。当年这三位得意门生的求学精神，名篇佳作，因我年幼，都没见过。但当我弱冠之年，三位得意门生经常携带酒菜到我家，边饮边谈，内容多为社会新闻、日寇侵华，高谈阔论，话语激烈。有时高声吟唱诗词，吴伯唐个子小，摇头晃脑，声音特别洪亮，我在一旁看了偷着乐。
民国二十五年（1936）间，宁德县国民政府某部门官员，要家父担任联保主任一职，家父以教学繁重为辞，不肯接受，该官员再三威胁，如果不接受，培英斋也难存在。无奈之下，家父只好雇人送信到三都，委托三都镇长吴伯唐寻找办塾地址。吴伯唐遵照家父之托，选择罗厝里一户人家（记得主人之子名启金、启银）。家父携带家小，连夜坐船去三都。据黄其逢回忆：“以褒先生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三都设塾时，我曾在其塾中受业，耳闻目睹较多。辛亥革命后，他接受革新思想，传播新学。旧时所用的《三字经》、《千字文》、《五言杂字》等，他已不用，采用民国初期颁行的小学所用的《共和国国文课本》，一共八册，作为儿童启蒙教材，读完之后，有了语文基础，接下就教读“四书”、《左传》、《幼学琼林》、《古文析义》等。有时应家长的要求，他也教起《戚林八音》这种古时的拼音。总之，没有统一的课本，也没有统一的进度，同读一本书，可因程度不同进度不一样”③。（作者黄其逢[1922-1995]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解放前后，都在宁德一中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家父觉得三都不可久居，遂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携家返回霍童。家父在霍童这段时间，往返于增坂、郑岐、漳湾、二都等地为民间诸姓续修族谱。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重返蕉城，先后在龙泉弄邹鸿斌家、下井堂弄（旧名“七层企”）蔡作祥家（即今“蔡威故居”）以及黄式陵茶行南侧一闲屋设塾授徒。据厦门大学外贸系退休教授黄建琛回忆：抗日期间，宁德县初级中学内迁霍童，他在霍童患疟疾，返城治疗，其父“特地延请其诗坛好友霍童黄以褒先生为西席，假舍下一闲屋设塾招生。诸多学子均未入冠，以补习古汉文为主，兼授桑梓山川名胜及风土民情教材，并启蒙传统诗词。对此，兴趣油然而生。”④由于“茶行南侧闲屋”较小，不久，就搬迁到下井堂崔氏大夫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家父在下井堂崔氏大夫祠办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兴办私塾的又一次鼎盛时期，白天为青少年及女生授课，夜间则为成年男子补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秋水轩尺牍》等，从中学习探研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下井堂私塾延续到解放后的1952年，才结束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塾师生涯。（据《宁德市志》P725记载：1950年，全县有私塾32所，学生739人。）
当时，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国币贬值，家父仿效公办中小学教职员领大米抵工资的做法，也向学生每人每月收取大米10斤、15斤、20斤不等，但生活压力不影响其教学质量。据彭强（江苏镇江电视大学离休副教授）、彭坚（安徽大学中文系离休副教授，已故）兄弟，对崔氏大夫祠求学有一段回忆：“吾师采用的教学法和教育心理，均符合当代的‘教育学’精神，这对我们兄弟都有着长远的教育作用。”⑤
山东大学外语系退休教授关引光，最近记述他当年在崔氏大夫祠补习的美好回忆：“使我感到恩师难忘的，则是我在初中时，每年暑假在塾中补习古文的黄以褒先生，他那广博的学问，生动的讲学和幽默的谈笑，至今铭篆在我的记忆中。在褒师门下求学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培英路上崔家祠，书声琅琅师课徒。
典故文章侃侃讲，亲承謦欬乐何如。”⑥
（崔氏大夫祠旧址在下井堂路，祠已被拆，大门的位置，用砖石封砌，成为围墙的一部分。但崔祠右侧（北）残留半截、俗称为“马头”的古建筑物的一个组件，仍然可见。（“马头”，据建筑专业图书解释：山西称为“墀头”或“腿子”或“马头”。苏州称为“垛头”。）
题外话1952年，家父在八一五中路（原称街尾下），租赁店面，挂出“黄以褒卖字”牌子，代人撰写契约合同、寿幛祭文、新宅楹联、婚丧纸联等。人们发出的“以褒先生写大字”的赞叹声流传至今。
1957年3月家父受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每月邮汇生活津贴25元。1961年迁回霍童老家，1964年11月病逝，享年74岁。省文史馆邮寄唁文及安葬费200元，表达了党和政府对老人的关怀与厚爱。
注释：①见区政协《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991年）P60②见区政协《宁德文史资料·第十三辑》（2006年）P230-234③见区政协《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991年）P60-61。该文被齐上进先生改写，标题为《民间教育家黄以褒先生》刊于福建《乡土》2007年第4期。
④见黄澍《宁川杂记·序一》（2009年版）⑤见黄澍《宁川杂记·序二》（2009年版）⑥见陈仕玲《蕉堞纪闻·跋》（2010年版）
孙树荣传略
□陈仕玲
民国时期，蕉城子弟进入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的为数不多，目前已知的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林天波，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陈启扬、林志鸿、宋大邦，以及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五都拱屿（今属漳湾）人孙树荣。
孙树荣，字香泉，号秀山，出身五都望族，祖父浩川，例贡生。父宗英，字仲灿，号俊臣，邑庠生，后兼习武事。宗英有子九人，树荣行七。诸子皆有所成，时有“孙氏九龙”之誉。
树荣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天生就是块习武的好料子。年仅十四岁，即可挽三石弓。一次，在村中“孙氏祠堂”门前，手举两个石鼓，击跃为戏，旁观者皆为之惊异。光绪末年，孙树荣应童子试及制科，与三哥树铭考入全闽师范学堂，颇得时任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陈宝琛的器重。孙宗英七旬寿辰时，陈宝琛应树铭、树荣兄弟之请，手书“能训永年”横幅并撰寿文一篇以贺。
自师范学堂毕业后，孙树荣回到宁德，担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员。宣统时期（1909～1911），孙树荣报名考入保定通国陆军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入马科学习。孙树荣武术基础扎实，刀马娴熟，学成返闽，任福建省立第二中学教员。
民国元年（1912），闲职在家的孙树荣受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同窗官某推荐，以“机关枪队乏人”之请赴省城，在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福州人王麒属下第十连任职，孙树荣置身军界从此开始。前后奉命剿灭闽北沙县黄秉湘、莆田黄濂的起义队伍，升任连长，驻防闽南诏安。又因擒获八仙山“匪首”蔡金龙，擢陆军骑兵营长，少校军衔。
民国六年（1917），孙树荣率部驻守平和县。
同年7月，福建督军李厚基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兼任福建省长，独揽全省军政大权，营结势力。12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粤军万余人大举入闽，诏安县西南方的分水关首当其冲，驻守的正是孙树荣部。粤军攻打七昼夜，不能得手，改道攻打闽西的永定县。李厚基复调孙树荣守永定各隘口。期间历数十战，粤军均败北。随后，陈炯明与许崇智、邓铿周密计划，前后夹攻，分兵攻打平和县。孙树荣大败，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险。但许崇智本是孙氏旧人。1911年11月，许崇智曾参与发动福州起义，光复福建，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幸亏孙树荣在危难之时出手相助，许崇智才得以脱身，逃亡日本。许崇智铭记孙树荣的救命之恩，在率兵团团包围后，禁止部下开枪射击，随即派人员前往劝降。孙树荣素以忠义自负，认为“忠臣不可事二主”，竭力推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许崇智命令部下发起进攻，孙树荣元气已伤，难以抵挡，遂大溃。当时，许崇智有意网开一面，放走孙树荣，但孙爱兵如子，见贴身的二位警卫员坠水，不忍离去，奋力相救，粤兵恨其倔强，但上锋有令，拟生擒而不忍毙之。孰料遭流弹击中，流血过多而身亡。许崇智闻讯亦惋惜不已。当时孙的警卫员汤德海死里逃生，冒险前往许崇智军中，请求将孙树荣遗体安葬。许崇智感其一片忠心，赠以重金，将孙树荣遗体葬于平和县官溪山。
孙树荣阵亡的消息传到榕城，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旅长林忠、团长沈珂、同宗孙爱泉皆撰有挽联哀悼，其中孙爱泉一副长联尤为意味深长：
“生子不痴騃恨哉！堪叹天亦妒才，自投笔枕戈，任教此誉彼诽，怅十年积尽疑团，却为一官增懊恼；
健儿能死节幸耳！特惜时偏憎命，纵南征北伐，其奈功优赏薄，痛毕生空首热血，竟因小用误英雄。”
孙树荣阵亡的时候，他的独子瑞桂，年方八岁，侍母在宁德老家。至民国十七年（1928），十八岁的孙瑞桂遵照母命，找到了亲手埋葬父亲的汤德海。在汤的带领下，跋山涉水，前往平和官溪寻找父亲遗骨，归葬家山。孙瑞桂还特地请孙树荣在保定通国陆军学校的同窗好友、冯玉祥部参谋长、陆军少将王乃模执笔撰写《孙树荣君传略》。
孙树荣从戎之暇，亦工吟咏，曾加入故乡“留云社”。王乃模在传记中称之“善饮能诗”。平生所做诗文皆不传，惟有折枝诗“海·天”第六唱一联：“粒土岂无填海志，片岩却有补天功”存世。在金涵濂坑《王氏族谱》中，还保留有一首孙树荣赠给王大韶的寿诗。诗曰：“粗材辜负作门楣，恃爱聊题数句诗。进化恰当知命日，改良自在服官时。言多风味开愚鲁，学积星期辟见闻。世界维新人益寿，登堂笑酌酒盈卮。”体现出了他的改良维新思想。
孙树荣的儿子瑞桂，字兆兰，海军第四独立团干部学校毕业，任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团部中尉副官。孙树荣次兄树鋆，字汝诗，钦加同知衔，奉政大夫，入民国担任宁德县五都区自治正议长；三兄树铭毕业于全闽福建师范学堂，为优等毕业生，民国四年（1915），任宁德保卫团二团团总。侄瑞徽，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副官；瑞鼎，福建政法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瑞炳，省立三都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四川成都黄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曾任大学军训教官，退役后任台湾中兴大学教授。
王克权先生轶事
□王致纯
王克权，字如衡，号伯通，是我同村本家的长辈。其父德璘老先生为清朝秀才，以文章教子，诗礼传家。他是1899年正月生，1927年秋毕业于中国画坛巨匠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西画系，为宁德才女潘玉珂学长。后来，长期从事地方教育事业，曾任教于福州乌石山福建师范。抗战时期，该校内迁永安，王以精湛的艺术在永安举办国画义卖，救助抗战流亡学生，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其时，宁德学童的基础教育，正处于旧私塾向新学校转制的历史阶段。他热心乡梓教育事业发展，毅然请辞高校教职，回到宁德县城创办模范小学，直至担任宁德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改行从政，任宁德县参议会参议长，做民意工作，人望孚众。建国初期，以历史问题被关押，病故于狱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他为“民盟”早期盟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他生于清末的书香门第，长在民初的社会变革年代，既受儒家礼教的熏陶，又得到新知识的教育，治学严谨，教诲有方。今特举数例如次。
前年正月，笔者为追忆童年往事，回到濂坑寻找王克权先生当年的文字。唯真迹仍在，却识者无多。这是建国前三年，我还在中心校念高小班时，村里扩建“东濂堂”大宫，他题写在堂前大柱上一联曰：福缘善庆何待焚香礼拜；祸因恶积必须革面洗心。此联文字深陷入柱一公分，用上等水泥整体浇灌而成。正楷工整，苍劲有力。次年正月十八日晚，迎村人认为最威灵的土主神明阜裕恩王，当迎到半途，该神依附在村民王克宜身上，大冷天脱去衣衫，跳上神像的坐架，哩哩噜噜了一阵子，说是要找当年的主事老人和乡绅王克权讲话。二人来到后，神说今年本村人马不太平（意为有瘟疫流行），要做“普渡清醮”来消弭灾祸。主事老人立即虔诚地匍匐在地，要求神明保护，王却站着当面说附身者是假的，不要骗人。
他任宁德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期间，为培育人才，重视学校的规章制度建设，和全体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正学风严校规，并能率先垂范。有一次，学生吴著彬迟到，大门已被校丁陈良发掩闭，他从外面硬撞进来，门板碰着良发，有点受伤，王不畏其父吴丽东是蕉城镇长，要开除他的学籍。当时县城只有这所中学，被开除就得去外地读书，不仅花钱大，且面子上，也不好看。吴氏父子就主动去向学校道歉，表示悔改，则以罚款方式解决。后来，王在校园专栏上作诗曰：“来势凶凶状若狂，共怜良发饱猴拳。登门道歉浑闲事，苦破袁头五百圆。”这“袁头”，即当时使用袁世凯称帝时铸造有其头像的银币；“五百圆”是虚数，意为受到重罚。由于王克权治校有方，连年考核优秀，曾先后受到省政府及县政府的通令嘉奖并增加月薪待遇（见图）。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日，濂坑村遭到陈安弟武装土匪大烧杀，纵火烧毁房屋47座，滥杀无辜致死21人，内二人是九都的钟姓过客，使村民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近三百人口无家可归。劫后，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当时，地方政府无能，既不安抚灾民，又不打击罪犯。村民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闽籍名士萨镇冰。上告文字有本村王致严和霍童黄鹤年（清朝廪生、县学名士）书写报告，人际上靠王克权在外同学及本邑前贤的相助，将报告送给萨老，并得引见，面诉灾情。俟后，萨老三次来到濂坑村。第一次是现场查看，亲见惨状，也落下老泪，仅三天即返回省城向各商家、富户募捐赈灾。第二次是翌年春，来筹建灾民安置房，于村后的山头岗盖双层套房三座共36个单元，安置最困难的灾民36户，并在村口盖炮台一座，作防务之用，亲题“守御堡”三个字。听说，这次萨老住有十几天时间，闲时作诗多篇，仅记一首曰：“不耕而食悔当时，不织而衣自不宜。一日健康须努力，见人疾苦尚扶持。”此时，他还到县城游天王寺，留下一楹曰：“愿将佛手双垂下，摩得人心一样平。”第三次是1930年初，萨老应郑筱甘、魏树如的请求前往霍童赈灾时，路过濂坑暂住三天，又留些赈灾款再往霍童去。
在那国运衰落的艰难岁月，偏隅一方的濂坑村，怎能请到萨老下驾，这无疑是有王克权的一份功劳。当然，也不忘本邑前贤的鼎力相助。
据说，因为萨老的到来，也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宁德县长邵焯派兵将此匪患的肇事者六都周作元（字雨舜）和匪首陈安弟抓拿解送省垣坐牢。
民国女画家潘玉珂
□林承威
闽东才女、民国女画家潘玉珂，福建省宁德市霍童镇洞天街道人。她生于清朝末年，前半生从青少年到“而立”“不惑”之年都生活工作在民国时期，其艺术上的成熟、成名也在这个时期。她一生坎坷，颇具传奇。
笔者是玉珂先生的同乡，同住在一条街，家隔不远，儿时常有见到，印象颇深，对她的传奇人生早有耳闻。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笔者在中共宁德县委统战部任职，将她以党外知名人士推荐当选宁德县第三届政协委员，跟她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和友好交往。她晚年的居所地在蕉城鹤峰社区桔场下，与笔者的住所同在一个住宅区，又有缘成为近邻，她虽年老深居简出，也还偶有相见，还曾到她家探望。今宁德市蕉城区政协出版《民国宁德》专辑，确有必要将这位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师古不泥的女画家编入该专辑，于是欣然领受约稿。今撰本文，一是作为晚辈，以表对这位女画家的缅怀之情；二是为了褒扬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她向往进步、热爱生活的精神。
霍童镇是宁德的历史重镇，地处蕉城、屏南、周宁、古田交界的重要地理位置，是几县的物资集散地，背靠道教、佛教名山——支提山，素有洞天福地之美称。蕉城的母亲河——霍童溪在该镇南边缓缓流淌，河宽水清，直达三都澳入海。在这片肥田沃土和商贾齐集之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霍童人民。其中，有的勤学好读而荣取功名，有的善于经营而发财致富。玉珂的祖父是镇上的一介普通村民，生有六个儿子，除了老四自幼喜好读书，曾任中学校长、语文老师，其他兄弟或农耕或经商，也只过着一般温饱生活。玉珂的父亲排行老二，自小头脑灵活，虽没上过学，只靠自学识些字，但做生意很工于算计，从经营小本的薪炭生意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有一定资本的茶商，在霍童开设了茶行，并兼营布匹、制糖等行业，还树立起“潘欢记”的招牌，是霍童有名的工商业十五家之一，客商远达福州、上海、天津等地，赚钱后置田买地盖房，成了镇上一户殷实的人家。玉珂的母亲汤氏是周宁县玛坑村的一户农家女，自幼缠足，虽不识字，但善持家务，扶助丈夫成就了家业。
一九0八年十一月的一天，潘氏祖屋里一个女婴呱呱降生，有着浓厚封建“重男轻女”思想的母亲知悉降生的是一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孩时，竟把她放到一个脚桶里加上木盖，要将她闷溺遗弃。是好心善良的伯母、叔婶听到女婴一阵一阵似乎呼救的啼哭，想办法用蛏壳盛着米汤或茶水，掀开木盖进行喂养，终将这条幼小的生命有幸存活下来。望着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小女孩，妯娌们都说她命大，将来必有出息。这个刚降生人间就面临一场生死抗争的女孩就是后来成为名家的潘玉珂先生。这场幼时死里逃生的博弈，稍长后便从婶娘口中得知并深深地留在她的记忆中，也成了她长大后勤学奋进和身处逆境顽强生活的内在动力之一。
获得了重生的玉珂，从小长得清秀玲珑，聪明伶俐，但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又身处封建传统观念十分严重的闭塞山乡和家庭，使她儿少时期不能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只是在善于经营算计的父亲身边，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和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她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尤其是珠算。由于天资聪慧又加勤学苦练，在她十岁时，已能加、减、乘、除，都算得既快又准。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她十一、二岁时，还能左右手同时打算盘，对同一帐目，能两只手同时操作两个算盘计算，而且结果相符，在场见到潘家这个小女子如此高超算术的客商和村民无不交口称赞，一时在霍童全街传为佳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辛亥革命后，风气渐开，在外经营生意的父亲和堂兄给她带来了省城和上海、天津等地的社会新闻和时代的新信息，尤其是在县城中学任教的四叔和在外读书的一位远房堂哥给她带来的女子也能上学堂的消息，倍使她兴奋不已。在四叔的帮助和她的一再要求下，父亲同意她到省城求学。一九二四年，她毅然剪去长发辫子，女扮男装，走出山乡，跋山涉水到省城福州入中学念书，成了霍童镇历史上第一位外出求学的女子。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非常勤奋，较短时间里，学习成绩便从跟上同学到超过一般同学，各门功课都取得优良成绩，只有英语课程，由于全没基础，就利用放假时间留校补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中学课程。省城让她开阔了眼界，读书让她明白了道理，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不久，她在这里结识了进步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阅读到了进步人士创办的书刊，在获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此前，在家乡时，给她影响很大的是儿少时在外读书的堂哥给她的一本《芥子图画传》，使她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言道“兴趣是最大的动力”，所以，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的她就报考了当时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上海美专，录取了该校西洋画系。一九三一年毕业后，她又决然改学中国画，而在当时，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正被质疑和抨击，不少青年画家飘洋过海远涉法国，视巴黎为艺术殿堂。玉珂先生此时却逆流而动，从西洋画改学中国画。一些人的劝说，仍改变不了她已定的志向。时值著名画家潘天寿在上海美专兼教国画课程。她把自己想学画兰的想法告诉潘老师，而潘老师却不以为然地说：“自古少有女子画兰有成就者。”老师的这句话没有改变她的心意，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学兰学国画的决心。因为在她中心有着一股“哪有女子不如男”的内劲，凭着执着和好学，她的第一幅兰花习作得到了潘天寿老师的首肯。之后，在潘老师的指教和自已的勤奋下，她的国画技艺，特别是画兰和梅、松、竹，成绩日臻。一九三二年毕业后，就受聘成为上海美专国画研究所研究员。这期间，她创作了不少以兰和梅、松、竹为题材的名画和山水画作品。如《一缕幽香压千红》、《素影娉婷》等。她的画作是以线为主，并传承恩师潘天寿的用线，喜用刚直挺拨的直线，其笔下的修竹、梅干、荷梗无不卓然挺立。其画面黑白对比强烈，她的画从不敷色，满纸氤氲，尽显笔墨情趣，让人品味无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画作落款常书“洞天潘玉珂”，由此可见她对家乡霍童的眷恋，热爱和引以为荣的情愫。
玉珂先生在上海求学和工作期间，同在上海求学的宁德籍进步青年林国章、蔡威与她常有往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她不仅同情革命，而且慷慨解囊资助蔡威等从事革命活动。蔡威此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无线电情报创始人，曾任红四军二局局长，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终因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牺牲在长征路上。八十年代初，蔡威战友在寻找这位宁德籍中共早期革命家，被徐向前元帅誉为“无名英雄”的蔡威烈士家人的同时，发现了玉珂先生在这期间同情革命并资助蔡威从事革命活动的史实，其爱国之心和革命之情昭然可见，更增添了这位民国女画家的知名度和人们对她的敬仰之情。
一九三六年，玉珂先生来到中国南方大城市广州，任教于仲元中学，经友人、画家庞熏琴介绍成为黄宾虹的入室弟子，受业于黄先生攻山水画。她可以说是画坛的幸运者，在堪称二十世纪传统中国画四位巨匠：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中，竟有幸得到其中两位大师的指授。她师从黄宾虹学画半年多，因抗战事起，就随汉民中学辗转到大西南的桂林、重庆。期间，她在继续练画的同时，又苦练书法，时任校长的书法家任中敏先生鼓励她在篆书、草书上多下功夫，将来的书法成就当不在画下。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她的书法技艺大有长进，尤其篆书、草书在传承的基础上又独具风格，用笔凝重、力透纸背，成绩斐然。成为书画兼优的书画家。一九四五年，她在涪陵、丰都、重庆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许多书画爱好者、书画家和社会名流前往观赏，著名漫画家丰子愷还曾赠漫画以赞之。玉珂先生在上海就读、工作及其后在西南各地任教期间，还与中国现代画坛著名的刘海粟、丰子愷、关山月、游寿等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民国“大人物”宋庆龄、李济深、张治中等，或晤面、或赏画、或收藏丹幅，与玉珂先生也都有一面之交。
玉珂先生的艺术创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道，风格浑厚纯朴。她的作品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观后让人赏心悦目，韵味留长。她曾聆听过国画大师丰子愷说画的一段名言：“梅兰竹菊，实物都极为平常，真的梅树不过是几条枯枝，真的兰叶不过是一种大草，真的竹叶散漫不足取，真的菊花与无名的野花也没有大差，经过画家的表现，方才美化为四君子，世间的凡人俗子，看见了画家笔下的梅兰竹菊都会啧啧称赞，也会渐渐发现其可爱了。”玉珂先生亲得大师点拨，理解大师的艺术真谛，并化解到自已的艺术创作中，所以她的作品充满着内在之美，很值细细品尝和鉴赏。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为她一身男式的装束而发出赞叹，尤其是她那独特的引人注目的男式短发，几乎让人过目难忘，既映透出她的飒爽英姿，又显示了她的男子气质，笔者脑中还自然浮现出古代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形象，进而连想到她一生历经磨难，逆流而动，虽为女子，却敢为人先的男子气概，历尽艰辛终成艺苑良材的人生轨迹，堪为后人之风范。
玉珂先生的画作是以兰、梅、松、竹和山水见高、见多，也有画虫鱼、鸟兽之类。百鸟中她最常画的是苍鹰。她的一位外甥（堂妹的儿子）少时曾跟她学画一段时间，见到姨姨在案桌上经常画鹰时，有一天脱口相问：“姨姨，你怎么常画苍鹰呀？”不苟言笑的她，简短应答：“因为苍鹰能翱翔天空，会博击长空，我喜欢！”廖廖数语，寄画于情，看出她那芊弱的身躯上所蕴存的阳刚之气和向往自由，顽强奋进的性格特征。
一九四六年，是玉珂先生父母六十荣寿双庆之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在外飘泊十几年，行程近半个中国的她，在这年十月，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和为父母贺寿的孝道之心和愉快心情，决定从重庆东归回到阔别以久的家乡霍童。临行前，在渝的许多友人前来送别。游寿、任中敏、关山月、庞熏琴等著名书画家还作书画相赠。闽东霞浦籍出身翰林的女书法家、历史学家游寿是玉珂先生在福州读书时就相识的好友，在她为玉珂双亲荣寿双庆的题字中，盛赞霍童奇秀的山水，深表二十年的旧友之情和为老伯、伯母贺寿的孝怡之心，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玉珂先生把友人相赠的书画视为珍宝留存至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玉珂先生踌躇满志和艺术创作的旺盛年华，一场家庭变故和历史的“误会”，中断了她的艺术生涯。回乡探亲期间，唯一的弟弟不幸身染时疫英年早逝；只隔半年，年老的父亲又突病离世，家庭的两支顶梁柱接连倾倒。无比悲痛中的她，面对年迈的老母亲和年幼的侄子侄女，她不忍心撇下一门孤寡再做远游。且因家中别无兄弟姐妹，她自然成了家庭主事，挑起了支撑这个家庭的重担。解放后，其家庭评为地主成份，她替父受过，行动受到限制。此时的她，如同一条本来张帆行进的航船，遇到风浪，搁浅不前了；又宛如一只翱翔的苍鹰，受伤折翅，不能再博击长空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和艰辛的生活重压，迫使她潜声艺坛二十载。
玉珂先生的百年人生，还有一件逆常道而行的传奇，即终身未嫁，一生操守处子之身。而她把母爱全都倾注于侄子女，含辛茹苦培养他们长大成家，事业有成。她的侄孙女一篇习作《姑婆的手》刊登在《福建省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上，招来全国各地小朋友和家长的来信，其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她的艺术青春又重新焕发，在一幅梅兰图上奋笔题书“舞风蹈雪召唤皆回”，表达了她欣喜若狂的心情，直到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一九八六年当选宁德县政协委员，后又担任宁德美协名誉顾问，省老年艺术协会理事等职。一九九三年在宁德市举办个人书画展。二00四年出版《潘玉珂书画集》，原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和原省科协党组书记林思翔为其作序，原中共宁德市委副书记、省文联党组书记陈济谋为其题写书名。中共宁德市委书记陈荣凯为其题签四个大字“艺高品洁”，这是对她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二00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潘玉珂先生在蕉城家中病逝，终年九十八岁。
作者简介：1962年毕业于福安师范，1984年毕业于福建省委党校，大专学历。先后就职于宁德县教育局、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宁德市（县级）人民法院、宁德市（地级）科委，2004年退休。现住蕉城。
爱是永不止息——小记我的祖母阮琼珠
□叶果初
“某人，你老婆又给你生一个‘壮嫚’啰”，“感谢主，生丈满（男孩）吃番薯米，生‘壮嫚’（女孩）吃白饭。”正在番薯园里锄杂草的太公随口回答报信者。这是1893年7月20日我婆婆（祖母，她要我们姐弟这样称呼她）出生时的事。我父亲说，这就是一个父亲的祝福。尽管又名叫阮继新的她在这离宁德城关七十多里，听说当年仅两座房子的小山楼——宁德西乡洋中前路富代都后门楼并不曾受歧视，但是她也与当时许多农家女孩，包括她母亲、二姐、妹妹们有共同的遭遇：当童养媳！她的母亲九岁当童养媳，成亲后十六岁生了她的大姐：我的亲外婆。二姐自幼当童养媳，早夭。她是老三，之后她母亲又生了几个弟妹。她的父亲正当壮年病逝。母亲带着孩子们生活难以为继，便从莒溪招了一个冯姓农民当她们的继父。据说这继父很有心计，暗中积存了些钱，后带着俩冯姓儿子回了老家（有人说曾有约定）。她母亲总共生了十三个儿女。
祖母六岁时被送给石后室头村一个薛姓基督徒（他家亦是基督徒家庭）当童养媳。这人家境并不富裕，但却善待童养媳，用箩筐将她翻山越岭挑到城关教会学校——毓秀小学，节衣缩食，让她接受八年制的基础教育。她的姐妹、弟弟们都没机会上学校呢。她未婚夫十余岁时早逝。她工作后又负担了这家人生计并养老送终，这是后话。
祖母自幼懂事，品学兼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学习很用功，每门课都满分，就连体育也不例外，所以能当医生”。当她在该校毕业之际，校长嘉清泽（女，加拿大人）问起志愿，她便说要当医生，或许这是她从小在贫困又多子女的家庭中，感受到伤病、磨难带给亲人们的痛苦而立下的志向吧。此志甚得校长嘉许，说：“很好，我借钱给你唸书，待你工作赚钱后还我。”就这样，山里娃走出宁德，求学华南女校。可是，头戴蝴蝶结、身穿农家衣的她却被省城有些同学歧视，用英语挖苦她。开头她听不懂，老师用英语讲课她也听不懂，便问同桌同学、宁德虎贝石堂（文峰村）人黄关莺，结果老师批评说你们上课怎么交头接耳？关莺回答说这位同学英语听不懂。老师说那你就帮助她吧。就这样，她步步走上学习的正轨。假期她不回家，留在学校，用现在的话便是跟老师恶补英语，开学时她便能当小先生教同学了。在华南女校，她与几位主内姐妹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桌黄关莺以后到新加坡当了女传道，曾多次帮助过她，亦活了九十多岁，终身未嫁。她们的联系在“文革”中一度被迫中断，她并获得“里通外国”——高帽之一。华南女校同宿舍友好的几位同学，其中有屏南人胡亮光医师之母，活了近百岁；还有一位是李学义医师之夫人，福建医大沈云英教授的婆母。李夫人耄耋之年旅居美国，还让赴美讲学的沈教授回国时，到宁德探望阮琼珠等老同学。
华南女校毕业后，祖母又赴华南医学院预科念了两年，后考入广州夏葛医科大学（今中山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广州第一医院实习一年。（听前辈说她是博士，不知是否象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预、本科八年毕业后，在获得毕业证书时也获得博士学位）。她按约定，学成回宁德，服务若干年，并从其工资中逐月扣还求学时校长、教会垫款。
1921年9月——1924年，她初次接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院长兼医师。该院是1904年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宁德第一家医院。创办人系英属加拿大人韩美宝。当祖母小学毕业时，韩师姑年岁已高且患肺结核（这被喻为“白色瘟疫”的古老的传染病当时并无特效药），急于找接班人。当年毓秀学校校长嘉清泽也看中了祖母，便会同圣公会代垫款，帮助她外出求学。祖母学成回宁德接任后，原院长韩美宝即返加拿大。其时工作艰苦，薪水不高，由圣公会每月发给20元大洋，还得扣12元还求学时之借款，剩8元折合今日不足3-4担谷价。祖母住在产房隔壁，日夜工作一肩挑。
1924年秋，祖母还清求学欠款后，又借款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外科与眼科等。该医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造福人类投资兴建、开办于1921年秋。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为了临床教学而开设的，当时开放250张病床。医学院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坚持重质量而不重数量，每年只招25名学生，保证每个学生有10张病床以供学习和实习之用，可见能到这里进修亦非易事。（其时由英国人黄玛利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院长）。这时，厦门鼓浪屿人、日后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正从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医院与医学院两造大门口呈直角方位毗邻，两人既是为数不多的福建老乡，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皆定期参加教会活动，都是关心他人，热爱生活的人。听说这对主内姐妹曾合影过（祖母的大量资料，照片等曾一再被“破四旧”）不知确实否。也不知她是否也有象林巧稚当年接受协和医院“……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的只限制女性的契约。俩人均终身未嫁，献身医疗事业。
1925年夏祖母从北京回家时，其母说外甥女可爱，嘱她领走小姐妹（我母亲恩德才生下6个多月，其胞姐路德年方5岁）抚养为女。祖母极孝顺，她的大姐（即我亲外婆）也很乐意此事，且祖母之母（我们这辈人唤大婆）答应为她照顾这对小姐妹。在北京进修时，祖母因品学兼优引起行内人士极端重视，当时山东省立医院打算高薪聘请她，并保送往德国深造。北京进修结束，她受聘山东博济医院，任女部医师。当时医师甚缺，她年轻力足，自愿一人顶俩人工作量，获双份工资，月薪90大洋。尽管在外工资高，工作了两年她便递上辞呈。院方因其工作出色，以成倍提薪和送她赴美国进修等优惠条件相挽留。宁德医院除工资不如山东外，提出以“送英国进修”邀请她，她心系桑梓，1927年她婉言谢绝山东医院挽留，接受宁德医院邀请，毅然下决心回宁德报效家乡。再度担负院长兼医师之责。她说出去工作的目的是学习人家的先进医术和管理医院的经验，不是为了钱。宁德地方小条件差，父老乡亲更需要我。
祖母在外工作时经济负担尚不太重，每月工资除还债及个人生活外尚能积蓄一些款。1927年回宁后购置别墅一座，取名乐天居。此时尽管她负担骤然加重——当祖母上北京进修期间，她大弟弟因胃病严重，抽大烟成瘾，家境变极困难。妻子儿女全家六口及祖母的老母亲都归她负担，且回宁工资不及在山东之一半，致入不敷出，无奈只得答应她大弟弟之要求，替他借款为川资，赴南洋谋生。她们本是盼他到南洋大烟瘾可除，谁知他从南洋回家仍旧抽大烟，连回乡川资也不能自给并且还欠债，祖母借款为他还债并付川资。自接回羁留南洋的弟弟后，祖母施用各种办法并增加营养，总算让他大烟戒清。她感叹“余之一生备尝艰辛，多因弟素来体弱，故余不但供给其家生活，且因省弟弟之劳动力甚至为元英（本家，弟弟之养子）娶妻，且自己每月工资多为弟还债，并培养侄儿侄女等，因此除一座房屋外无其他产业或现款积存”。富代都后门楼住屋曾被她大弟出卖一半，也是经她赎回，并以500银圆为聘金为长侄娶了有医术之妻；次侄其父出国时才八个月，交她培养入学成人，亦为他娶有医术之妻并为他在湾湾开业多方操劳。她感到“余因他所受之苦痛非浅亦非笔墨所能尽，余细心自问对他没有负欠”。可她自回宁德后即致力于医疗业务的扩展，器械的添置（据业内人士介绍手术室的器械账簿设立自1922年——她初次上任后），在病房的扩建和护校人才培养等方面，她均作出不懈的努力。1922年开展的首例手术项目有：死骨取出、痈肿切开、肛瘘切除、肿瘤摘除、骨结核清创、子宫颈炎烧灼……及一些下腹部手术。从北京进修回来，她还开展了白内障摘除术，使患者重见光明。一农妇患卵巢囊肿、腹胀如鼓，肚脐突出，术前她为病人拍照，这当是祖母第二次接任宁德医院工作期间，因其小养女（我母亲）已到她身边，我母亲说当时年幼好奇，问她为何要拍照片，原来是要留下病案资料。1928年开展腹外伤手术，大约就是那一例金峰何姓青年农民秋日上树摘柿子，不慎摔跌树下，被树枝刮破腹部，肠溢出，经祖母手术治愈。还有彭昌某之弟先天性肛门闭锁，祖母为之治愈。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抗生素还没有应用于临床，这样的手术，对医生与患者均是一场考验。1929年开展首例鼻息肉切除，乳腺癌切除；1930年开展首例乳突炎手术；1931年开展首例肝脓疡切开（引流？）……。
1933年（也有记载32年）4月至1934年7月，祖母按返乡前宁德医院应许的约定，公费赴英国伦敦医院进修（以外科为主，巧的是1932年7月林巧稚也被协和医学院派到英国伦敦等地进修一年）。祖母进修结束，友人带她游历了美国、日本。听说美国有人追求她，被她拒绝。尽管是公费派遣，但祖母在英国有时手头也挺拮据。有一次谈天她告诉我，曾经无钱买卫生纸，唯有靠祷告主，解了燃眉之急。但当她学成回国之际，却带了许多先进的医疗器械用品，有些医疗器械在数十年后人民医院（即前之永生医院）还在用。回国前外国友人赠她一架英文打字机，她利用坐轮船远航归国的时间，不顾旅途劳累、风浪颠簸，请人将她绑在椅上学打字，船抵她亦学成。多年后我忆及她告诉我的这段往事，不禁满怀感慨，填《望海潮》一词：遥思当日，归心如箭，舟行浪谷波峰。风起霎时，彤云滚滚，重重滃郁空中。凭放眼西东。浪花上腾处，雷电随踪。水面匉訇，怒涛霜雪卷濛泷。
船身左右欹冲。念家山万里，故土情钟。求学雾都，山娃志远，无涯暴雨狂风。钦应对从容。渺渺人生路，能尽融融？任是颠簸险阻，唯举目苍穹。
她自回宁德后，工作往来，对外联络，常得力于该打字机。这时，她当即对医院进行扩展，设立内外、妇产等科，实行分科管理，推行新技术。
1934年医院改名永生医院，逐步发展成多功能的综合性医院。1940年永生医院开始收男病人，病床35张。为此，她又遭到一些思想保守者的极力反对和严重攻击乃至人身侮辱。真不明白，当他们或其亲友伤病时，难道不希望有个好医生吗？她是忍辱负重，不断进取。我因此而想起了沙漠中忍受饥渴，负重前行的骆驼。也曾有书载：“永生医院有推行新法接生，但那只是为少数权贵服务。”以此作为对该院以及以祖母为首的医护人员的评价。当年虎贝黄某之母难产，生命垂危，祖母为她作了剖腹产术，保住母子两条性命等许多病例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我母亲说：“那是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这是母亲看了那书所记载后的感叹。
随着业务开展，工作忙不过来，祖母聘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霍童人林秉权医师任男部负责人，3-4年后林于1945年受聘宁波医院任院长离开宁德。
祖母极具前瞻性的卓越眼光。圣教医院创办伊始，医院占地仅两亩多，祖母在任时很注意扩展医院用地，以致土改时有人提出要评她为地主，幸亏工作组黄组长据理说服。抗战胜利后，基督教福建教区拟在闽东建立中心医院，她知悉后，即四处奔走，并与时任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曾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宁德钟洋人、医学家余文光博士联手做了很多工作，争取办到宁德来。在余文光博士回宁省亲期间，与他共商成立闽东中心医院事宜。1945年，以她为首由外资拨款1300元港币成立闽东中心医院筹备委员会。她以资深者、高超医术与良好的威望深得上级圣公会信任，成为中心医院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尽管当时无公路，交通运输极不方便，但在祖母等的努力下，先期的200张铁床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床上用品、布类等已拨到，运抵永生医院。后因时局变化，中心医院辍办。解放后，福安县医院成立，上级由此调拨相当用品、铁床等去福安。1952年6月永生医院被接收时，仓库尚余相当充足的器械用品，除进行大清仓、大拍卖外，还有个仓库管理员屡屡盗卖，后在院外被发觉而罪有应得，这是后话。
当年宁德交通不便，人才缺乏，祖母到圣教医院接任次年即开办护士职业学校。自1922年9月1日办学招生，学制分为三一五年，单科三年，双科（护士加助产士）四至五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干边学。有资料记载至1952年6月政府接办，共收了21批学员64人，学习期满考试合格毕业，其中护理、助产两科学满五年毕业9人；学满四年毕业5人；学满三年毕业护士23人，助产士1人。到1952年6月尚有在学学生10人继续学习。祖母的为人、工作及治学理念都是严谨的。她沉稳内敛，言传身教，风范照人，威仪有别样的光彩。学员们毕业后成了宁德（少数在外地）医务界技术骨干力量。有人说祖母首开宁德县办职业学校的历史先河，是宁德西医奠基人。
提起院办护校，培养人才，不能不提到祖母的谊妹石美瑫。石姑婆小她9岁，系宁德石后乡石厝人，也是贫苦农家、基督徒家庭出身，与曾被错杀的石磊是堂兄妹，自1929年兴化圣路加助产学校毕业回宁德，一直与祖母同工作是宁德医院第一任护士长，当年全国会考曾名列前茅。祖母之遗嘱中提起石姑婆：“……与余同历艰苦，不留余力，余曾数次性命将亡，蒙她不惜、不顾自己性命，来救护余之生命，叫余至今还活着。余真恨无丝毫物质能报她一生为我之恩情。如今这座房屋出卖，抽出一仟元赠她自由购买房屋……惟切盼下代多为余报恩，叫余安心好了……”患难之交，共同的追求、信仰、志向，类似的家庭背景、负担……使她们结成了情逾手足的谊姐妹，历六十春秋风雨不渝。即便我本人，那年冬蒙石姑婆将我接出母腹，却因我先天不足，低体重，富有经验的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初为人母的母亲直哭，当时没有保温箱，姑婆将我置于自己的腋窝下保暖，使我六十多年后还能在此纪念她！当年建阳有一医师欲与姑婆通秦晋之好，寄来了金戒指，可是祖母对姑婆说：“我的工作需要你帮助……”让姑婆退回了金戒指。后又屡有追求者，但姑婆也终身未嫁。祖母答应与她结为义姐妹，并分享乐天居。（“文革”中亦遭兴师问罪之一款——“为何不出嫁？”），她也与祖母一样，为她兄长们及其后辈培养了一些人才。
1948年某日，国民党部队包围了永生医院（因祖母次侄其时以医药支持阮英平之游击队。他小时候颇顽皮，长大经她亲授医术。）她次侄被捕，当时该部队某团长之儿子恰因病为祖母治愈，小病号年龄不大却也解高声嚷：“阮××不能枪毙！”未果，祖母自己又坐“滑竿”到省城求助于谊妹石美瑫之堂兄石磊（石磊曾参加同盟会，先后掩护、营救地下党员，爱国青年数十人，人谓之“白皮红心”，时任省财政厅厅长）从而解救了侄儿。此后，祖母与谊妹石美瑫一起于1948年8月辞职离开永生医院。离开医院就意味着离开她心爱的手术台。她曾说：“我是非常喜欢开刀！”可见她当时在精力旺盛之年离开永生医院是多么无奈，是有她的苦衷，那时距离她退休年龄还有廿余年呢。离开了永生医院，她们与石姑婆之表妹—助产士、洋中人胡玉灿共同开办石胡诊所，以后人多了，成立第一联合诊所。一同事的亲人告诉我，该同事儿时患病垂危，为祖母所救治，其长辈遂将他改名为陈再生。解放后，县医院曾多次请祖母返医院工作，说只是疑难病例请教她，医院就在家附近，也不必一天上八小时班，……。不知何故，她不想返医院，不过，我曾听她念叨：“我还好什么都没参加，历史清白。”
至今想起我仍是非常钦佩她的双手。这是一双刚柔相济的手。早年她教我替人拔牙，那是三个牙根的臼齿，我无法使之摇动，她接过牙钳，很熟练地一下子就成了。说到柔，不但是手掌柔若无骨，张曲超乎常人，关节柔韧性极佳（这可能是练不来的），她说这样的手接生最好。那手也使我想起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的手。她还擅女红，记得她曾教我制作大襟衫布扣，此艺我又未学成。她每天下午“安静”的时刻，谁也不打搅，她在与主交通。别以为她仅仅埋头业务，她也有许多爱好，但无暇顾及。她写得一手好文字，下一代多人似她。她爱音乐，早年去金峰乡下避暑，数十里山路，曾请人将风琴抬去。可她平时忙于工作，我未能听到她的琴声。母亲结婚，她赠旅行风琴为礼物，可我也从未听到母亲的琴声，“……携至福州却无法带回！”祖母曾对我诉说她的不满。那时全县没有一架钢琴，当乐声在我胸中翻腾，我只能趁天黑前抽空从小门附近一中礼堂翻木墙入音乐室，抚抚风琴。音乐老师听到琴声，进来问我如何进来，因为门、窗都锁着，我说从墙上翻入，林老师没批评我，却将钥匙交给我，但说“你要去念高中，我就教你弹琴。”我那时却不知请求祖母教我弹琴，只能有时趁她上班偷偷地去她房间弹一会儿。尽管祖母爱好广泛，却不让孩子们看小说等“闲书”。大表姐借的长篇小说《迎春花》被她烧毁，哭了很久，母亲无奈，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钱替她赔上。我使用三本借书证，也有书被毁。她也反对看电影、看戏、打扑克等等，粮食困难后期一中教师与县医院职工举办舞会，我们几个女孩去看热闹回来挨训，她说她早年在伦敦，常有舞会，但她从不去。
我上初中时学的外语是俄语，初一暑假祖母拿了一本英语课本，用两个下午将课本全部给我讲了一遍。可叹我那时除了家务，砍柴及耙松毛（松针）、拾杉柴刺、割茅草、种菜、养兔等等还惦着玩，天天午睡后姐弟一起去大桥头下游泳，回头就把她教的还给她了。她见我“不可雕也”，便不再教我了。初中毕业，班主任朱金塔老师两次到乐天居，动员我报考高中（全县高中仅一班），长辈们回答说，因为她是老大，须尽早出来工作，培养弟妹（可是弟妹们正遇“文革”，能初中毕业算不错了！）祖母对我说：“你要去念卫校，我才供你伙食费”。正值62年，粮食困难的阴影还在，为了减轻母亲负担，报考学校我只填福安卫校（那年全省仅此一班），以后祖母又对我说：“女孩子书念太多没用，当护士最好”。我羡慕别人上高中，心想祖母是书念太饱了！确实，她一辈子身心劬劳。祖母对事业的专注、进取及多方位能力是我四十多年工作中所仅见的。又谁知以后年逾七旬的她还要加上“文革”的遭遇。
她不追求时尚，但总是衣着得体。我小时候见她大多穿件浆熨平整的壹仟蓝（深蓝）洋布旗袍，精神饱满地去上班。但是里层棉袄却是缀满补丁，我也曾费很大工夫替她缝补过。尽管有人说她当时工资比县长还高，但我也知道她的负担比大家都重。她同母异父务农的大弟弟壮年病逝，她重然诺，将他妻子儿女从莒溪接到乐天居，一侄儿弱智，她将侄女培养至工作并负担母弟，现为霞浦医院退休主管护师。有人说，她本贫寒家出身。以前，当她领工资那天，便有不少戚友来要求资助就象又将工资发出去了。
1956年，祖母将她的母弟从老家搬至乐天居她身边养老。当年她长侄经她培养成人，她并为之操办赴八都开业，不幸其妻患子宫颈癌，于56年去世，留下五个孩子，加上长侄此后不能居家，她为彼等心中痛苦至极。在这境况之下，他全家生活（还有一长侄结婚后即到他家服务数十年的保姆）全归祖母负责。甚至一次手上无现款就将永生医院当她辞职时赠为纪念品的金十字架、重半两的金项链托元英卖给银行，得款56.5元，全数送到八都。全家六口也不过度一时生活，以后祖母感到寄款不便，又怕孩子们失学。全家迁入城关既无可能，就将大的两个侄孙女迁到洋中上学，住在亲戚家，由祖母寄款（58年后也迁到城关）又将长侄孙迁城关上初中、高中，后到福州念至大学毕业，其余女孩和保姆都迁到乐天居与祖母同吃、同住。并将侄孙女等送入小学、中学读书。长侄孙女由她极力支持毕业当护士。祖母睡的大铜床，粮食困难时期已变卖接济他们。
1958年联合诊所合并为蕉城公社中西联合医院，当时除了中医及中药剂等人员，其余的几乎都是基督徒。记得我母亲在西药房司药，药瓶标签全部用英文书写，每日处方量达200多张。祖母曾因坐骨神经痛（如今想来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所致），每晨提早上班去作针炙，上班时已有许多病人在候着她了。祖母的大弟弟与母亲住在她楼下，1960年夏的一个夜里，太婆听到有异样的呼吸声，唤舅公不能应，便叫醒祖母，母亲要去拿担架抬往医院，祖母说不必去，来不及了。原来他脑溢血且嘴中有血溢出，天未亮便去世了。祖母手足情深，上下楼梯时看着停在后厅的弟弟就伏在楼梯哭。太婆郑爱莲平素体健，虽未上过学，但当年福音足迹已履遍小山楼，故而祖母的母姐学了文化并可以“罗马”字母拼音识字，还在山村办过“妇女识字班”。那时太婆心算出名，永生医院购柴炭，人们常请“医生姆”算价钱，她站着很快便算出。1956年再来乐天居，常坐在前厅看圣经，还教我们唱短歌，星期天我们一起去聚会。祖母不但对她照顾周到，早晚问安，上下班打招呼，白枣熟时恐老母咬不动，煮了让母亲吃。太婆1964年皈终，享年九十余岁。我在外求学，没通知我，听说虽仅两天便上山，送葬队伍前头到山上了，后头尚在乐天居。祖母之母弟皆由祖母送老皈终。
“文革”破四旧，将西药房改名新药房，药瓶标签也全改成中文了。当时祖母已年逾古稀，尚未退休，也与许多人一样参加学习班，每月工资仅发12元生活费，还要不时接受红卫兵抄家、戴高帽、胸前挂：“里通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牌子，站在板凳上挨批斗。母亲怕她摔倒，随同陪伴，她却一登便立在板凳上了。游街时有人评论说：她就像运动员进赛场一样，昂首挺胸，因为她有她的信念。事后母亲问她害怕否，她说：“一路上我心里都在唱着诗歌：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疆，我有一个甘美思想，就是主怀念我。……”除了在城关游斗，祖母还被带往贵岐、古溪游斗。母亲在上班，幸亏有祖母的外甥随同照料，免其饥渴。学习班结束，她被派下乡。当地群众听说她来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围在她身边。也许是过于劳累吧，她感到视力模糊，请同下乡的一位军医开一支眼药。这位军医挺认真，还给她测了血压，收缩压180mmHg，舒张压也高（忘了多少），当即叫来救护车送她到县医院住院。
“文革”后期，祖母退休告别了从事半个多世纪的医疗生涯，我常听见她婉言谢绝找上门的病人，很诚恳地向病家解释。尽管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后来的退休金还低于当年县医院的退休老工友，黄关莺的姐姐黄淑莺（石堂奶）的退休金。她寻求、看重的本来不是这些。她对我说：“我一生行医，现在我退休不替病人看病了，我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医疗差错事故。”是的，这是值得欣慰的。她的后辈从事医务工作的有十余人，她希望有更多后辈从事这工作。
1980年后，祖母眼晴逐渐失明，内外生活全靠母亲退休来料理。
尽管有人铭记她的严厉而遗忘了她的恩情，我却相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然我不缺她的管教。我深深体会到她因爱主而沉稳、坚强、隐忍、学识渊博、洞悉世事而眼界开阔。她以有限的资源分配，培养了许多人，有人怀疑我们住在乐天居的合法性，要祖母拿出房契……。而她只是“深愿余之亲属大家实事求是，彼此谅解、彼此相顾、体念余一生艰苦……一生血汗苦心培养心情，对已天天向上，对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彼此和睦同居，享受平安、喜乐之幸福”。她相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真理。
1988年夏至前一天（星期一）上午，祖母当医生的外甥、次侄来看望她，未觉她身体异常。午后，没有先兆，祖母休息时有点儿烦燥，母亲与她一同唱诗后她便安静欲眠。母亲随即下楼，又有一对老夫妇系解放前永生医院的老工人来看望祖母，谈过话后离开，紧接着母亲上楼，见祖母似乎没有呼吸，摸摸脉搏跳了几次，便再也摸不到了。正如祖母自己所愿望的，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回到天家”，结束了一生的劳苦。她安眠于百合花盛开的山坡上，过了几年，她的谊妹，91岁的石医生与她并肩而眠。
不久前我认识了一李姓年逾八旬老媪，她说曾在永生医院祖母处做工（大约1947-1948年吧），因被三座大山压迫（本人云）苦不堪言，祖母知情后，便一再鼓励她并教她文化，后她竟认识了三千六百多字。我听了很感动。祖母在繁忙的业务、院务、对外联络、母弟子侄负担教养等诸多事务之余，为了让一个女工能掌握知识，改变处境，而挤出不少宝贵的时间，亲自教女工学文化，这又是何等的爱心啊。
重温往事，仿佛她言犹在耳，音容举止历历在目。她爱主，因为主先爱她。我体会到她是以感恩的心，满腔的爱来向许许多多的人表达、回报临到她的基督的爱。尽管往事如云，但是，爱是永不止息。为此，我写下了献给她为首的长辈们的自白——四十余年征程回首：少年时的启蒙，耳濡目染，我虽对“白衣天使”有所羡慕，却曾为梦想的幻灭而流泪，并非初衷，我踏上了这条路。
充满奋斗乐趣的工作充满了爱，我不再妄自菲薄——一个小看护！因我已深知：分享快乐能增加快乐，分担痛苦便减轻痛苦。
有时我也感叹背上的重负，荆棘又拦路，但是总能得到鼓舞：莫踟蹰，别停步，人生无坦途，挺起胸膛走前面的路！四十余年来虽无耀眼的建树，却也春华秋实，深有感触：病人的信赖、尊重、康复的笑颜，……胜似激荡心灵的音乐，悦目的画图。
我虽饱尝前进途中的酸甜咸辣苦，却因此感到生活充实，多彩丰富。我为每天都有新的力量播种、收获而无怨无悔，暗自欢呼。
我与同行者们共勉着：别当懦夫，何惧严寒酷暑，蒺藜四布。经历曲折坎坷，风霜雨露，将来回首，倍感幸福！如今，我明白了老一辈热爱卫生事业，并为之作出种种牺牲的缘故。因此，我深深地感激——前辈们牵我走上了这条路。
作者简介：1965年福安卫校毕业，先后在寿宁县坑底、芹洋公社保健院、寿宁县医院、宁德市（原宁德地区）医院工作，2001年退休。现住蕉城。
民国时期宁德“另类人物”
□王致纯
何谓另类？各有说法。既难界定，当属常人，但有些举动或境遇又与常人不同而已。下面谈及的数人均生活在中华民国社会的最低层，贫穷、落魄和潦倒是其共同的特征。1982年初，我参加中国民协福建分会组织的闽东籍会员在宁德城乡采风活动，发现这些已作古的人和事，是如此深扎在人们的心中，于民间口头广为流传，却又不登儒家大雅之堂，更不在革命史迹之列，则戏称曰：未能“登堂入室”的另类。今特供出同赏。
鼎济开生吊
常言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说，这人还活生生的没有死就给自己开吊做丧，奇不奇？它决非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而是中华民国年间发生在宁德城关的真人真事。其人姓陈名鼎济，城镇贫民，夫妻二人，年过半百，膝下尚无一男半女，就怎么简单的俩口子，过的仍是时饱时饥的紧日子。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在自己家中摆起灵堂，立下自己的灵位，还请了吹吹打打的哀乐班。把自己伪造的病故讣告分发给平时有门头（礼包）往来的诸亲人等。丧事正日，还请来近亲帮忙料理做丧事宜，收支账目和接待吊客，操办中午丧宴颇丰盛，不缺水酒上桌。这时，一副怵目惊心的大棺材就摆放在后厅里，陈鼎济静静的躺在尺床（为死人铺的平板床）上，雪白的寿被盖过面部，让其妻披麻戴粗坐在床边哭丧。整个丧事，除“虚棺不殓”外，与真的毫无二致。听说，当时接到讣告的人多数已知道是陈鼎济出孬式（耍花样），确很作难，但仔细一想，还是包上“奠仪”前去吊唁。全场“丧事”办得有板有眼，上门的吊客也就有模有样。事过七日，陈鼎济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背后有人问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旁者答道：鼎济开生吊呗！此话，就此流传开了。
再说，这事怎能做得出来呢？用现在的话说，难道陈鼎济患有精神病吗？不，他不癫也不痴。主要是他僻性乖张，心浮气躁，行事过激，也因此白得了这次做丧的一副大棺木。这话怎讲？民国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城关海滨路妈祖婆做生日，各埠头船家店户纷纷捐钱庆祝，从福州请来时髦的女班“群芳”剧团做神戏。但这时宁德县知事（县长）沈守经不给演出，派警察进行干预，理由是“勤课农桑”，演戏影响春耕生产。当时管理庙务的董事去县衙门说理，沈又推托不见，大家很着急。这时，陈鼎济即挺身而出，条件是要董事购棺木一副，备抬夫四人，事成后棺木归他所有。董事答应了，他回家找一块木板写上：“问沈守经民权何在，我陈鼎济以死相争。”而后手棒木牌领头往县衙门里闯，抬棺木的四人在后面紧跟，到门卫处就吵闹起来，惊动了里面的沈知事，传唤将领头人陈鼎济叫进问讯。陈见沈时据理力争，说妈祖是海上保护神，演戏是水上船民的事，不影响农业春耕生产。沈知事心想当前正在提倡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此人既是抬着棺材进衙门，不达目的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把事情闹大对自己也不利，就答应让他开台演戏了。
事成后，这副棺材就给了陈鼎济。故有人说，鼎济开生吊，是收了棺材就得做丧。也有人说，鼎济是为了收礼包，试探人情，才开此生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扒手卿哥
过去，宁德人在茶前饭后的闲谈中，卿哥几乎是个传奇式人物。奇在他的动作似魔幻般快捷，奇在他行走江湖不失为人的义气。
卿哥，真名林赞卿，宁德县七都村人氏，生于普通农民家庭。虽身材短小，四肢不发达，却眼明手快，多有心计。这些天份，为他后来所选择的人生之路，提供便利条件。
据说，这卿哥生性聪敏，搞上这一扒窃行当，乃无师自通，仅到福州入行时，受些行内前辈的指点，就开始出山了，且屡屡得手，步步攀升，直至坐上称哥领班的头把交椅。但他始终信守离家时长辈给他的约法三章：一不贪得无厌；二窃富不窃贫；三不窃宁德人。
他深知扒窃是一种铤而走险的非法行当。有了这一思想准备，他始终把妻室留在七都家里，自己出去，寄居福州。其行窃对象多为贪官污吏和行商坐贾，数目也不求甚大，得手后就回到七都家中过清闲的日子。用完再出动，得手又回家。如此返复，旋环不已。故同村人称他为“无田地主”。他行窃的高超手法，略举数例为证。
一、卿哥的母亲林关氏是邻村的河墘人，他自然是河墘村人的外甥了。中华民国时，有一年正月，七都村做开台神戏，请的是福州“新国风”名戏班，消息一传开，邻村人即前往七都看戏，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天傍晚，还下着毛毛细雨，河墘村来了6个人，在七都街上碰见卿哥，未免以甥舅或姑表之称打招呼，其中有一人给他开了个玩笑说，卿哥兄弟如果有本事能把我们6人的雨伞都扒去，大家才佩服你。当时，卿哥只笑笑，也不置可否。但至半夜，演出结束，大家走出戏场，伸手去打开雨伞遮雨时，个个都发呆了，只是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这大家手中拿的那里是雨伞，分明是扫把柄，而雨伞都到哪里去了呢？方才记起在街上碰见卿哥时说过那开玩笑的话，就一同往卿哥家里去。此时，卿哥已在自家门口笑脸相迎，当大家向他要雨伞时，他却说不着急，我已给你们备好了水粉做点心，吃完夜宵，自然会有雨伞。果然，吃好夜宵，卿哥问大家要不要隔夜，要住我就去打铺，不住雨伞都在我厨房的门后面，各自认回去好了。
这扫把柄换雨伞的事，原来是卿哥从街上回去备好6根扫把柄带入戏场，当观察到他们看戏正入神时，趁着拥挤的人群，从一个个的手里把雨伞换了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二、建国前，七都街有一家叫“品记”的南北干货店，卿哥在家时常到那里买东西。一天上午，他来到这店铺，看到一伙计手里提个加绳袋沉甸甸的（一种袋口用带子串起的布兜），便问他干什么去？另一伙计接着答道，我同他去县城置货，卿哥说我今天也要去县，那手提布兜的伙计就指着兜子说，这里面有200块银元，咱三人同行，你如果窃得去，中午在县城的一餐饭吃我的。卿哥没答应是否可以，只说你二人等一下，我回家拿把雨伞一起走。没多久，卿哥手拿雨伞来了，那两个伙计即对他说，我们打赌要先讲好条件，这里到县城有30多华里路程，你一定要走前头，我俩走后面，中间保持一定距离。这两个伙计大概是趁卿哥回家拿雨伞时商量好的，认为前面人肯定不能窃取后面人的东西。一路上，他们都是“一前两后”的走着，到了县城，两个伙计就进了贸易货栈，才感到这布兜有些不对劲，打开一看，却傻了眼，里面那里是银元，全成了瓦片小石子。卿哥在旁却说没有事，吃了中午饭，银元自然会有的，两伙计才放下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走路快进单石碑时，有大金溪的阻隔，须在馒头墩过渡船。同渡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把船头，即船靠岸要抓住船头，让船上过来的人放跳板下船，然后过去的人再逐个上船，最后面的要撑竹篙，艄公负责把舵，这是搭渡人的不成文规矩。故卿哥在把船头时，轮到手提布兜的伙计上跳板，故意将船头一推拉，使船摇晃起来，这伙计走不稳，卿哥伸手去扶他，随口说声请注意时，将他放钱的布兜换掉。此一装瓦片小石子的假布兜，是他动身前回家已备好存在身上的。
三、建国后，卿哥已洗心革面不干这扒窃的非法行当了，回七都家里分了田地，参加轻微的农业劳动。不过，他既被公安机关收审坐过牢，也为宁德地方的取缔窃患立过“功”。据说，被收审的原因是怀疑他建国初期通敌的事，经查是1950年运货去南竿塘岛（时为国民党占领区）做生意，无发现政治问题，予以释放。直到1974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这时的卿哥已年届六旬。因为当时福州有一批新生的扒手流窜到宁德扒窃作案，危害甚烈，群众叫苦连天。宁德县公安局刚恢复正常办公，在一时难以侦破的情况下，请了卿哥出来作耳目。果然，他仍宝刀不老，窃者均难逃脱他的锐利目光，纷纷落网，余者望风而逃，起到综治的作用。
汐头陈元标
汐头，即今城南乡的古溪村。在宁德东湖塘未围垦前，这里是城关南行船只的重要关口。村民多以水上运输和滩涂养殖为生。
听说，清朝季世，该村有个陈元标（一说陈文超），此人长得牛高马大，浑身是劲，力气过人，参加过省垣的武举考试，得何名次，已不重要，因他的长处不在武艺方面，而是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向官僚的腐败行为作斗争。
过去，在城关南门外与古溪村交界的地方有个圣人塘，原系东湖围垦的土地，已经耕作多年。清末的一年八月十五大潮时，塘堤被海水冲决，庄稼淹没，颗粒无收，损失惨重。各庄户到县衙门要求蠲免粮税，知县将如实呈报上司核准在案。不久，这知县因三年届满，调离宁德，前来接手的新知县姓徐，原来是个贪官，他见到这份蠲免圣人塘粮税的公文，就问身边的周师爷，此文是否已通知下去，周说收粮税的时间未到，各庄户暂时还不知道，徐即令周此文不下达了，周当然明白徐的用意是要私吞这笔钱粮，则说庄户中有个名陈元标的人很厉害，恐怕惹不起。徐知县应道：“本官像衙门里的那棵大榕树般高大，陈元标他再厉害也不过如一把小剃刀，能砍倒它吗？”这话，后来不知道怎么会传到陈元标的耳朵里，他也不吭声。到秋后，县衙门派人来收讨圣人塘的钱粮了，陈元标就对收粮的衙役说，请你转告徐知县，圣人塘的钱粮免了就罢，不然，待我找到衙门里那棵大榕树的主根时，不砍倒它，也会让它自枯。衙役回去，将这话传达给徐知县，徐才知道此人确实很厉害，也就此作罢，不再催讨圣人塘的钱粮了。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中华民国二年，时为闽侯人郭传昌任宁德县知事（县长），奉上司命令，配合福建省水上警察署人员在三都澳筹办三都澳水上警察所，设船捐局于县城东关外埠头办公，强制进出宁境的船只挂牌合法行驶，征收船牌月捐，按船大小派费，以充当水上警察所的人员薪饷和其他支出。地方贪官则藉以加大税负，连长艚上的仔船小舢板也未曾幸免，宁德沿海、沿溪的船户叫苦不迭。这些人本属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穷苦之家，那里能交得起这繁重的捐税，故船捐局扣船、抓人已成常事，在城关三官堂临时增设监狱几十个号房，也已曝满。汐头陈元标忍不下去，身背一艘小舢板直接闯入县衙大堂，指问郭知事怎么小的船儿也要交捐纳税能合理吗？二人一问一答，后来郭知事发了脾气，把帽子脱下摔在桌上就走开了，陈元标赶紧抓起他的帽子走出衙暑，前往省垣告状去，说宁德知事郭传昌“露顶坐刑堂，无事抓百姓”。今有帽子为证，要求省里派人到宁德三官堂临时监狱查看关押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原因是我今天能背到这里的小舢板也要交捐纳税，百姓交纳不起，就被抓去坐牢，搞得沿海沿溪的船户鬻妻卖子，生活不下去。据说，不久省垣派员下来调查，小船被取消了船捐税。
开训回魂
“开训回魂”这个话，在宁德民间口头中已流传了近一个世纪时间。因是旷世少有的奇特事，则常被人们当作插科打诨的笑料来引用。
林开训家境贫寒，住在宁德城关北门外。他是民国初年，无地农民，父亲早故，母子二人以租种财主田地赚些粮食为生计。农闲时，砍柴出卖，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故年过三十，仍未婚娶。
由于他为人憨厚，卖出的柴薪一不叫价二不看秤，任凭买主称后计算给多少钱，就收多少，从无二言，故被人外号“〓马训”。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年夏暑的大热天，林开训从田间劳动回来，突然生病发高烧，请医生看了服下几帖汤药，也未能见好，且病情还在继续恶化，以至口出谵语。到第三天，医生再来看时就出现绝脉，不开方子，交待其母准备后事。果然，第四天林开训两脚一伸，就断气辞世了。任从老母嚎啕大哭，也呼唤不回来。
因为他家实在太穷，生病时的几帖汤药就把它吃光了。今这一死，连买棺木的钱也没有，还好左舍右邻看在他母子二人平时为人善良的份上，凑合点银钱给他买副六甲（一种由六块木板併合起来的差质棺材），草草的将其入殓，又怕天热坏尸，则从速抬上山去埋葬。这本来是万里无云、骄阳高照的大晴天，但当抬棺材的人走出单石碑村时，却忽然间乌云密布，雷声阵阵，一场滂沱大雨即将来临。故把棺材搁在村后不远的黄土山坡上，快速挖道坑放了进去，覆盖一层薄土，迅即离开现场，赶往单石碑村躲雨去，欲想雨后再来添土加固。岂料这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以至夜幕降临，大家只好各自回家去。
再说，林开训的母亲，原是上了年纪的人，自从儿子生病至死亡的四天四夜里，都不吃不喝也不睡，特别是见林开训的棺材被抬出埋葬时，更是哭得死去活来。这天夜里，外面打雷下雨，家里一片无寂，至下半夜她累得实在顶不住，就朦朦胧胧的有些睡去。不觉间，被外面的敲门声惊醒过来，问道你是谁，门外即叫声妈，我是林开训。这时，林母完全清醒了，心里虽然有些害怕，嘴上仍是答道：“孩子，你是不是鬼魂回来要带走老娘？”开训在门外应曰：“不，我是人回来和娘一起过日子，现在我肚子很饿，快点开门，给我弄点东西吃。”尤其听了后面说的要吃东西这句话，才开始相信他是人。因为这林母毕竟是年高识广，她想起前辈人有说过，人与鬼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人有形有影，鬼有影无形；二是人会饿会吃，鬼会饿不吃。故立即起来，把灯火挑得亮亮的，开了大门，果然开训踩进门槛时，人影投射在厅里的墙壁上，见到的是有形有影的林开训，就高兴起来。这时的林母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感觉有些饿，母子二人共同进去弄点东西却吃得有滋有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林开训患的是伤寒急症，内火中烧，假性休克，被埋到黄土地下后，一场大雨将黄土浆渗入棺材里，祛除了他身上的热火，就苏醒过来，还好棺木有隙能通气，覆盖的土层也很薄，一脚就将棺材盖踢开去，自己起来走出墓穴，才有活命。
第二天，林开训出来向左舍右邻道谢帮忙的事，说明回魂的经过。“开训回魂”，就此传开。
彭记友年
在宁德方言中的“友年”，就是男性患单思病（通称精神病）的代名词。此话源自民国中期，即彭友年的青年时代。从“描述流行病学”角度讲，它是一种思想性的疾病，症状为见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就“嘻皮笑脸”，仅此而已。此病没有传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能作治病的“免疫剂”。譬如，有人在靓女面前表现稀拉时，别人即会提醒他，不要那样“友年”了，他就会自敛。这话，或许对外地人听来，甚感茫然，但对宁德人来讲，已是明白不过了。
彭友年，民国初年生于宁德城关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幼年上过学，粗通文墨书画之道，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有过欢乐美好的时光。青年时期的他，身材高挑，五官端正，爱好琴棋，能说会算，也有过自己的美好憧憬和生活向往。但逢乱世，命运多舛，父亲早故，家况愈下，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使其难以承受。特别是在个人婚姻上，定调过高，未能如愿。而思想上又过于执著，故酿成痛苦无法自拔。据说，到了中年，经人介绍，娶了个外地女人为妻，他却将其整天锁在房间里，不许同外人接触，故该女人撬开地板，从下面的环城河逃跑了。此后，成为鳏夫。
他母子二人住在南门兜环城河面搭盖的一透木屋里。前面向路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后面是厨房和卧室。与人不同的是在店门口刷了一条白灰壁，上写“彭记友年”四个正楷字，每个字还外加一黑色圆圈，引人注目，招徕顾客。
建国后，友年已届不惑之年，放弃了成家的念头，尽心孝敬年老的母亲。闲时，他在家拉着二胡琴，既是自己取乐，也为老母解忧。邻居小孩来听，他即问人家好听吗？因为经常这样，小孩感到很厌烦，当走出店门口时，就有意嘲笑他，把琴谱的音符66·22，故意说成咹咹，咽咽，友年没老婆不过瘾。
后来，彭母病故，南门兜的小杂货店也不开了。友年转为做旧衣服的买卖生意，身上挂满各色的男女衣衫，站在东门兜人流最多的地方招揽顾客。“文革”前，也就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家生产的工业品有限，人民的购买力也很低，穿过的旧衣衫仍能出卖再利用。这时，已至暮年两鬓斑白的他，身穿大方格的衣裤，与当时流行的“青一色”装扮，的确反差很大。加上夏天将皮鞋打洞作凉鞋穿，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其实他也没惹过谁，仅为赚些小钱过日子，才有这副落魄相。今日提到他，应给更多的同情，而不是嘲笑。
□林校生
在黄树荣从出生到去世的60年间，即通常所说的从洋务活动兴起到护法战争失败的60年间，中国一方面内外战争连绵，边疆危机严峻，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另一方面异质文化冲突激烈，“教案”频起，政团党派、书局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勃发涌动，“维新”、“新政”、立宪、国会，各种“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虽然步履蹒跚，却也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尝试。这是一个中西交混、新旧纠缠的过渡时代，复杂的时代造就了许多复杂的人物，我们倘若只用革命和反动，或者趋新和守旧等二元对立范畴简单作出非此即彼的二分判断，就往往会悖离事物丰富的内质和本相。这篇文章的传主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生动的例证。
黄树荣是宁德县（今宁德市蕉城区）的文化名宿，其生平和诗文，本为中上人家所津津乐道，到上世纪的80年代，即在亲友间也仍有许多线索可以寻访。当时笔者对地方文史素养太浅，兴趣欠浓，未及蒐求，而今故老凋零，当年亲历亲见亲闻者已不复存世，偶有幸存者亦不复能言，这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不忍先贤行实堙没变形，心有歉歉，力有未逮，聊作此文以自赎。材料不足，而旨在求真，两端差距甚远，盼望识者讨论补正。
黄树荣的生平事行
黄树荣（1863—1923）原名有濬，表字作敷、柏樵，自号沧海道人，蕉城霍童人。家学基础较好，9岁能写文章，16岁县试成绩优秀。娶霞浦邑绅陈泽政女为妻。1895年他33岁时考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骆成骧榜，《宁德市志》《宁德地区志》的《人物传》均误作1892年中进士，而两志的《人名表》或《人物表》均不误），在京城当过户部江南司主事（兼山东司行走），实际是个闲官，很难有所作为，便以养亲（父母）为名暂时离职。树荣“回乡养亲时期”的情况，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做过宁德县丞，驻治东洋分县（后独立为周宁县），1900年曾推荐广源泰茶行老板陈步桐到福州担任“宁（德）周（墩）会馆”董事；1902年福宁知府李增霨聘请树荣和霞浦县绅王邦怀（捐纳候补知县衔）共同组成学董会，创办宁郡中学堂，这是全省最早的府立官办中学（泉州、延平、龙岩州，1903；汀州，1904；邵武、漳州，1905；建宁、兴化、永春州、厦防厅，1906；福州，1909）。
大致在1904年前后，黄树荣到吏部请求铨补官职，授高州府茂名知县（高州号称广东下四府的首府，茂名为高州府治所在），不久改任肇庆府阳春县令，后来又被广东巡抚调至省城，历任省警务公所总务科长、臬署审案委员、勤业道署会计科长、全省巡警学堂监督等职。广东是接触近代西方新文化的前沿地带，当时清朝廷正在推行“新政”乃至“预备立宪”，这一段经历对从小浸染于传统教育的黄树荣，应当是很重要的思想补课。
1909年秋天，树荣到京师考察警政，公务之余，很注意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著作。林振翰说他“近年于泰西法律、政治诸书，亦靡不研究，虽身历重洋，亲受西人衣钵者，聆其言论，莫不惊其眼光之高且远也。”这里有过誉，也有实情。中国在20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出现了一股研究、谈论“社会主义”的小热潮。最著名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把康有为思想划为“社会主义派哲学”（1901），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发起人邓实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世界主义”（1903年），孙中山则主张把西方的“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1906年）。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树荣也认为“社会主义为世界最新学说”，“欲强国，非由家族主义进而趋于社会主义不可。”这给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乡青年林振翰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立志翻译世界语教材可能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树荣这次是赴京出差，实际逗留时间并不很长，便仍回粤。不久，改任广州府龙门县令。林振翰称赞树荣在广东的政绩，“其官粤东时，筹办新政，不遗余力，于警务一端，尤加注意。以故不数年纲举目张，纵民俗强悍，伏莽堪虞，亦足以震慑而安抚之。”林氏语焉未详，伏莽云云，涉及“民变”，或当包括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当然，树荣办的“新政”，警务改革最为出色，从警政现代化的角度看，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这里或许应当说明，查检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著）的职官、经政、宦绩、人物、事记、艺文诸卷，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著）的职官、宦绩诸卷，都没有见到黄树荣的名字。清末民初粤省政局动荡，世风崇武轻文，县宰频频换马，志书易毁难修；树荣任短事寡，史志失载并不奇怪。另有茂名人林正煊（字温伯）于民国28年开始修《茂名县志》，历10年而成，由其子林德涛带到香港，1971年出版（海珠书院，或称海天印刷公司）。此书笔者无缘得见，情况不明，但树荣在茂名任职时间极短，纵使列名职官卷，也不会有具体事迹介绍。
综合以上几节，总的来说，黄树荣仕宦在外，虽然政绩无奇，却是一个颇有西学、新学修养的立宪派士绅。
武昌首义尚未发生，黄树荣已从北京回到家乡，倡办保安分会，招募地方团练，以防受到邻境匪徒侵扰。福州光复后，树荣担任宁德县保安分会主任，加入福建公会共和促进会。在酝酿选举福建省临时议会过程中，共和促进会曾对选举章程个别不合法理之处提出三条改进意见，黄树荣和林振翰也在145位具名会员之列。树荣当选省临时议员后的具体活动，多已湮没不彰，我们只知道1912年留守南京的黄兴倡办“全民国国民捐”，闽省临时议员包括黄树荣在内也发起于6月28日成立“福建国民捐”总会，推动各府、县成立分会。其时他正好50岁，许多亲友都来祝寿，林振翰也写了贺词。这一年南京临时参议院（1月28日）和北京临时参议院（4月29日）相继召开，他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但翌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参议院议员274人，树荣以福建省议员当选国会参议员。根据海内外知名学者台湾张朋园搜集的资料，福建的10名国会参议员是：宋渊源（闽侯），陈祖烈（闽侯），林森（永春），雷焕猷（宁化），杨家镶（晋江），潘祖彝（崇安），刘映奎（宁化），黄树荣（宁德），李兆年（建瓯）和方圣徵（云霄）。根据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的研究，10人中国民党占7名，共和党2名，民主党1名；7名国民党籍参议员的姓名皆历历载明。方、李、黄三人所属党派不能确指，但若非共和党，便是民主党。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民主党以汤化龙为主席，都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1913年5月底，共和、民主、统一等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有梁启超、张謇、伍廷芳等9人，名誉理事有蔡锷、唐继尧等19人。这样，树荣又成为进步党这个保守派大党的党员。
第一届国会又称民元国会、老国会，它的第一期常会的最大政治特点之一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强对峙，实质就是抑袁、拥袁两大势力对决。总统选举后，袁世凯以“叛逆”罪名两次大规模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章，迫使国会不能凑足法定人数召开会议，次年1月10日被正式解散，进步党不再有利用价值，也很快走向解体。袁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全国主流政见的推动下，申令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于是有第二期常会（1916年8月1日—1917年6月12日），其突出特点是议员小党小派林立，国民党内部分分合合，政治核心层中则府院之争日益激烈。直闹到张勋复辟，国会再次解散。
黄树荣的好友覃寿堃在所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这个时期“以老成卓识，见重议席；中经政变，维护国、法，斡旋时局，备极劳瘁”。但并未标出具体事迹，今日自然难以查证。但大致而言，有几点可以作些说明。其一，所谓“见重议席”，主要应指他在保守派中下层议员中的影响。当然，民国肇始，议员爱惜既有成果，顾忌重启战端，言行多有妥协倾向，有它一定的道理，还不能轻率地一概归于“反动”。其二，所谓“维护国、法”，重点在于戮力恢复屡遭毁坏的民元国会和约法。但这样的立场并不为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所专有，宪政保守派和激进革命党的一大分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是武力解决还是合法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更重视法理程序的维护。其三，宪政保守派也没有一概排斥武装斗争的形式，1915年袁世凯完全抛弃民国的牌子，悍然决定称帝，最早公开吹响讨袁护国号角的正是原来的进步党首领梁启超、蔡锷等人。黄树荣也和许多立宪派官员一样，清末比较同情革命，支持武昌首义；民初比较亲袁；洪宪前后转而反袁，对共和、约法始终比较虔敬。其四，所谓“斡旋时局”，即在军阀当权时代试图对不同政见作一定程度的居间调停。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具备某种中立的地位。树荣自认为他从1914年民元国会解散后，既未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也未贸然南下广东，“退处田间，不入政治漩涡，观察较为明确”。照他的“观察”，1917～1922年的护法，徐世昌由非法的“安福国会”举为总统，孙中山由广州“非常国会”举为总统，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只有黎元洪复位最得其正，呼吁南北对峙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求解决，清理“毁法”议员，重开国会。这个建议颇合法理，实际成效则未容乐观。
当然，斡旋调停者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这位“居间人”的基本思想倾向如何呢？仔细阅读尚得传世的黄树荣手稿，不难发觉，他心目中最尊重的人物是黎元洪，对孙中山则多有微词。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详叙。
1922年黄树荣在北京寓所度过了60岁寿辰。但这却是让他很不省心的一年，仅京、滇、闽三地，就都不断有大事发生。3月，一度被迫出走的唐继尧率军回滇；4月，被省议会推举为省长；8月，改组云南政府，设立内务、财政、军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司，欲推行联省自治。这件事引起树荣很大忧虑，特别给唐写了一信，强调地方自治不能妨害国家统一，建议他撤消外交、司法、交通三司，统由中央派员驻省；改军政司为警备司，以免名义混淆。也是在8月，民国六年议员议会和民国八年议员议会同时在北京召开，“民六”“民八”互争正统十分激烈。黄在会前专门起草《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从中斡旋（联欢社地点在北京头发胡同，核心人物为谢持、焦易堂、王用宾等人，政治上拥护孙中山，反对曹锟贿选）。9月，孙中山手下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入闽占领建阳、邵武一带，10月，北洋皖系将领徐树铮又在南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官”，加上此前已经盘踞在闽的军阀李厚基（督军）、王永泉（旅长），福建一时“客军”纵横，战云密布。黄召集旅京同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寄希望于当地民军，又拟了《致福建民军各首领电》，主张“闽人治闽”，提议各县各办乡团保卫治安，迎请萨镇冰回闽主政。但时局纷乱，树荣人微言轻，不能扭转颓势。覃寿堃写的墓志铭在誉词之外，也说“国是靡定，乱且益滋，公亦以此深忧积念，抑塞以老”，这个评语还是相当公允的。翌年腊月，树荣忧病而卒。
另外，民元六年（1917），宁德县长沈守经有意组局编写县志，树荣曾接受聘金，担任总纂，确定体例，分派任务。各采访员事冗时费，而树荣常住北京，沟通不便，具体指导无多。直到树荣去世，志书刍稿也远未成形。这里一笔带过。
黄树荣的晚年诗作
黄树荣一生勤于写作，少量遗稿由其孙女黄国英（原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民盟工委秘书长）保留下来，并于1995年捐献给宁德市（今蕉城区）政协。这个材料的主体部分，是《先君沧海道人遗稿》（以下简称《遗稿》）。据黄国英的捐献说明，《遗稿》四分之一为树荣亲笔所书，近五分之四为他的三儿子运枢（国英父）整理抄录，少量为他长子运唐的笔迹。封面内页有树荣的学生、知名学者黄寿祺的题识：
《遗稿》诗为上，文次之，笔记虽少，而考覈详实，足资徵信也。
酬应之作及判词之伤轻靡者，须酌删；残缺字及诗落题者，不妨请能手补缀之。
癸酉夏五 寿祺读罢谨志
癸酉为1933年，正是树荣辞世十周年。黄寿祺对老师遗稿不同内容的不同价值的判分，直到将近八十年后还为我们所认同。限于篇幅，这里只叙述树荣的诗作，视点不在其艺术成就，而在其思想倾向。
《遗稿》存诗32题106首；另“落题”6，又有诗19首，合计125首，大致都是暮年寓京所作。其中感言时事的诗不少，酬应之作也不少，但酬应诗中有些也涉及时局民生（所以黄寿祺建议要甄别）。试看集子中的第一题《恭送君常先生巡按沈阳，即叠元均奉和》（诗中原注用括号区隔，下同）：
欲访桃园世外人，乱离何处著闲身。鸡虫得失如朝局，蛮触东西有战尘。锁鈅长城劳坐镇，貔貅故部喜重亲。老来充国雄心在，十册安边孰与伦。
皇华再赋送征人，半壁河山百感身。关塞极天盘鸟道（公《辽东集》中有“风起马头尖到骨，路盘天际细如绳”之句），腥膻满地逼胡尘。斧斨东国经营苦，宾从南楼宴笑亲。封事一函诗一箧，燕公才华故无伦。
发难仓皇似柏人，劫轮不坏是金身。攀轅难驻心如水（去秋公由闽辞职入都，国会同乡议员拟上书挽留，遣树荣先往道意，公力却，乃止），悬镜当空眼不尘（公主试出闱，即被命）。笳鼓出关诗思壮，觚楼恋阙梦魂亲。巨源旧日稱知己（借用吴梅村句），启事名贤敢比伦。
道场一散阒无人，说法修罗几化身。鸡犬攀髯登碧落，鲸鲵跋浪避红尘（进步、国民两党议员或涉要津，或逃海外，余皆款段出都门矣）。鬓华禅榻垂垂老，花事斜街款款亲。欲向辽东访遗逸，高风皂帽世谁论。
诗题中的“君常先生”，指张元奇（1858-1922），即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外公。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字贞午，别字君常，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出生、通籍都比黄早了五六年。君常清末官至奉天锦州知府，民国初历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福建民政长、北京政事堂铨叙局局长。张氏当奉天巡按使是1914年9月的事，这时树荣52岁。这四首诗除了称赞张元奇的雄心、谋略和才华，边省视察的重要、危险和艰苦，以及俩人交情之深，还谈到对时局的观感。在树荣笔下，当时社会政治有两个恶症，一是内外战火的威胁和无处逃避的离乱，二是政争纠缠私利（所谓鸡虫得失）和政客缺乏担当（第四首见出诗人对进步、国民两大对立政党的一般成员都不抱好感）。
再看诗集第二题《喜晤覃君孝方，追叙契阔，并咏近事》（十首选三）：尉佗台上叶飞秋，独立军声动地愁。道路先传旗变色，一城权拜小诸侯（辛亥九月，孝方为香山令，先省城独立五日）。
乱后飞蓬返故乡，蒯缑一剑伴身忙。春申江上风云急，万纸喧传遍洛阳（君由鄂至淞，为民主报主笔）。
荀子居乡推祭酒，杜陵垂老客诸侯（去春被举为鄂省议长，旋二次革命事起，参入黎都督幕，并偕李仲仙赴九江，会商赣督）。功名瞥眼浑闲事，日夜滔滔汉水流。
这一组诗当写于1914年，题中的“覃君孝方”，名寿堃（即黄树荣墓志铭的作者），湖北蒲圻人（？～1959），1902年与兄寿恭、寿彭同榜中壬寅科举人，1904年取得“同进士出身”，历任广东新宁、香山知县。在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形势下，11月4日宣布香山独立。后加入共和党，当过湖北省议长、黎元洪总统秘书、河南教育厅长。诗注中的李仲仙即李经羲，字虑生，仲仙是他的号，为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子，清末官至云贵总督，1913年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偕李仲仙赴九江，会商赣督”，就是陪同李经羲到江西与李烈钧都督协商。在“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与袁世凯是尖锐对立的两方，黎元洪试图居中调停，覃、李也是这种立场。树荣与寿堃交情很深，诗中对覃“先省城独立”（在全国广东独立较迟），到上海办报宣传政治改良，投依黎元洪，斡旋“二次革命”等作为，都挺赞赏，可见他还是支持辛亥革命，拥护民国政府的，而且倾向于尽可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共和体制（主要是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黄树荣的诗文作品中，凡有提及黎元洪名讳，都敬称“黄陂”，极示尊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黎在民国初12年中，三次被推举为副总统，两次出任总统，但位尊权轻；他当过袁世凯的帮凶，但维持共和之志不改；他对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很有贡献，但诚如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所说，“长期以来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树荣对孙中山（孙文）则迳呼其名，笔端常常含蓄不满。这在他《致国会护法议员联欢社诸君书》中（该社为拥护国民党的一个议员团体）对比最是鲜明，文长不录（《闽东文史资料》第一辑有载）。以下只举三诗为例。
《故乡书来，以长安近事相质，无可言亦不忍言，偶成绝句十首，奉寄留云斋诸同志，并乞扶鸾者呈云鹤山人索和》其一：满地萑苻啸聚多，纤儿坏尽好山河。图南有志舒鹏翼，其奈罡风断羽何。
《云鹤山人以我佛之慈悲，效风人之讽刺，为诗十又二首，盖答余去秋都中近事之作也。客中依韵率和，录寄留云斋诸君，指事类情，亦仍原作编次云》其二：楚尾吴头折戟沉，大江东去望无垠。暗中排定三分局，多少孙郎帐下人。
《友人自粤来，以耐公“除夕书感”诗见示，依韵奉和，代简却寄》其二：交情醴酒醇能醉，臭味苔岑异亦同。分手乌飞三匝后（余前两年游粤三次，旋以老病，欲行不果），伤心貉在一丘中。刘盆继汉疑真主（中原无主而有主，正朔耶，闰位耶），陈涉亡秦冒首功（十年来老百姓受伟人之赐多矣）。善骂山膏亦多事，且谈风月付吟筒。
上述三诗都是赠答故乡友朋的，诗题中的“留云斋”是清末民初宁德县城文士结的诗社，常聚集灵谿寺的留仙洞扶乩作诗；“耐公”则是刘廷珍，归隐前当过奉天凤凰厅知县。第一首诗，指斥的是拥兵在手的“民军”（包括义军）和品行无良的政客（“纤儿”）；第二首诗中的“孙郎”，或即暗喻孙中山；第三首诗“陈涉”句小注的“伟人”，明显也是讥刺孙中山一类革命派领袖人物。这里表现出树荣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严重不满和失望，对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斗争方式的深度警惕和忧虑。但他不是强势人物（身份、性格），改变不了历史，又不喜欢扮演愤世者的角色，高调抨击时政，招惹是非，便只能以古籍、作诗、音乐等等来自我排遣心中的抑郁了。第三首末联用典，“山膏（音huan）”见《山海经·山中经》，是一种形状长得像猪的动物，很喜欢骂人。“善骂山膏亦多事，且谈风月付吟筒。”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
与此相联系，在黄树荣的精神世界里，恬退、遯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集子中此类诗不少，以下再举一例。前引和“云鹤山人”诗其十二：
卜居无地避凡尘，文字论交恰有神。藏得古书足娱老，王城如海一闲人（近搜集明版及清初版书七千余卷，间有称善本者）。
本诗似可与树荣的一则日记合观：
（正月）二日晴。往厂甸，小憩某书肆。肆主人为余言：近来人心复古，明版、殿版，珍同拱璧无论矣。活字版初极畅销，近远逊于古香斋袖珍版。最近而购局版者益众。求过于供，安得不昂其值。余曰：诚然。……“殿版”指清代武英殿官刻本，康熙年间开刻，质量上乘，堪与宋刻本相媲美，嘉庆以后渐衰，正是文化人收藏的最佳对象。树荣诗注中的“清初版书”，应当主要是殿本。
最后还应当指出，1992年以来，宁德蕉城区坊间或传黄树荣曾为孙中山总统顾问，但经过查证，并无实据。现存黄氏墓志铭和他手稿诸文的标题、内容、小注、落款均未署此职，在孙中山的文集和年谱中也无反映。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这种传言和黄氏一生思想、事行严重不合。笔者2001年为宁德市政协编辑《闽东文史资料》，收录树荣诗文多篇，在“编者附识”中对此已作了简单说明，可惜留意的人不多。这里再引黄树荣遗稿《芸珊仁兄六十寿序》文末自署：清赐进士出身、户部江南司主事、选授广东茂名县知县、补授阳春县知县、广东全省巡警学堂监督，民国福建省议会议员、国会参议院议员、国务院谘议。
该寿序收在遗稿二的第五至第八页。他的嫡孙女黄国英在捐献说明中特别指出：黄树荣遗稿二第八页后三行的落款是祖父后半生真实的简历。
这应该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宁德市（今蕉城区）政协多次派人访问黄女士落实树荣履历的回应。笔者所见霍童黄氏族谱，民国二十九年修本谱末已经毁损，1982年修本黄树荣（有濬）条载其历官很详细，中有“大总统顾问”一职，但没有“国务院谘议”一职。很可能，是故乡人在岁月流转中渐渐把两个官称弄混了。
今特复予辨正，希望这个问题不再以讹传讹。
主要参考文献：1.黄树荣手稿（部分），载《闽东文史资料》第一辑，鹭江出版社，2001年。
2.林振翰：《黄伯樵先生五十寿序》（现存宁德市蕉城区政协）。
3.覃寿堃：《黄公伯樵墓志铭》（黄墓在北京香山公园）。
4.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6年；中华书局2007年整理重印。
5.福州私立光复中学编辑委员会：《福建辛亥革命史料》，1941年。
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7.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
8.《阳春县志》（蓝荣熙、吴英华），广州又新堂民国38年铅印本；《龙门县志》（招念慈、邬庆时），广州汉元楼民国25年铅印本。
9.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载民国二十七年印本《周墩区志》。
（2008年春，前章初稿；2010年冬，补写、修改）作者简介：1982年1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虎贝梅鹤插队，今为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现住蕉城。
近代著名盐务专家林振翰
□林校生
清末民初，国门开放已久，欧美许多进步思想也渗透到闽东大地，林振翰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风云人物。
林振翰（1884-1932）字永修，号蔚文，宁德蕉城人。他的父亲林廷伸，字聘直，号理斋，清末举人，当过福建罗源县教谕，与康有为有过交往，是个通达时务的地方实业家和教育家。他在蕉城漳湾一带垦植农田三千余亩，兴办造纸、制瓷诸业，尤以茶叶精制厂最为成功，民间盛传所产“一团春”花茶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好评。他办的碧山小学堂，采取分科教学，是宁德县开办最早的几所新式小学之一。他轻科举仕途，重实业、教育，对子女的思想成长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育有八男三女，长女林莺即徐向前所誉“无名英雄”蔡威的生母，振翰则是他的长男。
振翰从小受到扎实的旧学训练，14岁（1897年）起被父亲送到福州，在美国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学习外文。还曾向侯官陈衍学诗。19岁时（1902年）应试补弟子员，但未走科举老路，仍入福州鳌峰、致用书院学习英语等各门新知识，并被选送“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1909年，26岁的林振翰与从粤来京“考察警政”的同乡黄树荣相识，两人虽相差21岁，但“谈史乘，论时事”，分析世界发展潮流，却颇多共鸣。振翰在京师认真学习，得知世界上有二千数百种民族语言（现在一般估计为5000～7000多种），憧憬能够实现人类语言的统一。幸运的是，时代新风潮的鼓荡，为这位年轻人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提供了历史机遇。
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华沙发表了题为《第一书》的人类共同语方案，大约在1905-1907年，从俄国、日本和英法几个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当时比较流行的译法有“万国新语”“爱世语”“爱斯不难读”“伊士卑兰语”等等，称为“世界语”则是从日文再译的），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陆续有人开班授习。不少同盟会员和留学日、欧的热血青年都大力支持，帮助推广。1908年，上海成立“中国世界语会”，1912年5月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并设立中央事务所（沪）和地方事务分所，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还通令全国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另外，据E.普里瓦的《世界语史》（张闳凡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的记载，从1911年中国政府就派代表出席第七届国际世界语大会（UK），实际上可能开始得更早。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初始期，林振翰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柴氏著作英文编译本的再编译工作。这部作品的版权信息如下：
书名：汉译世界语
开本：13×18.5cm（按，老式32开本）
页码：222页
作者：俄国博士柴门合原著
校订：英国博士乌克拉校订
编译：福建宁德林振翰编译
出版：科学会编译部（按，在上海）
时间：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按，1911年3月22日）
以柴氏为俄国人，也言之有据，柴氏的出生地比亚维斯托克城1807年起属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归还波兰。而且，柴氏原著本来是用俄文出版的，振翰当从英文转译，所谓校订者英国乌克拉博士应是该书的英文编译者。乌克拉的译本正文五篇：首篇，文规（语法）；次篇，练习文规，系属字用法，系属字表（生字和语法练习）；第三篇，会话和练谈；第四篇，尺牍（书信范例）；末篇，字汇（世、英、汉对照小词典）。后有附录。书前有礼部太常司郎中寿宁人林栋写的序，序文认为“万国日相接近，世界将届大同”，“中国语言宜划一”，主张“编简易新字母，一准正音，俾学童先正音读”，正确指出了该书的题旨和功能。振翰的书，是柴氏著作的第一个中文改编本，适应了当时对教材的需要，它与20世纪10年代的其它5种课本一道，共同促进了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的开展和世界语的普及化进程。
1911年秋天，振翰从译学馆毕业，照例可以参加学部考试获得举人出身，因为感怀时局动乱，无意仕进而放弃。武昌起义，振翰南归，担任闽省《群报》副主笔，宣传革命舆论。1912年春，福建省议会进行选举，竞争激烈，振翰初选有名，回福宁府投票，目睹奔竞者的诸多丑行，坚决退出，一度担任福建公立法政学校教员（校长是福鼎人朱腾芬）。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振翰充任众议院秘书。次年1月，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振翰的同学、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刘谦安（义丞）推荐他为一等课（科）员，从此走上运作和研究国家盐务的道路。
当时正处在中国盐政改革的重要时期。清末张謇、景学钤倡导盐政近代化改革严重受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业部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张謇在保守势力强大、改革又缺乏有力组织系统保障的情况下，依然举步维艰。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以盐税、关税及冀鲁豫苏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但事实上只有盐税可作长期担保。当时官、商侵吞和地方截留很严重，盐务改革如箭在弦。同年6月，在财政次长张弧兼任盐务署长、稽核总所总办之外，又以英国人丁恩为总所会办，规定所有盐务收支项目必须总办、会办共同签字方为有效。次年2月，政府公布新章程，在北京设稽核总所，各产盐区设分所，分所也设华人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名，均不再隶属盐务署，而也直接隶属财政部，机构（人员、经费）独立，行政、税务两条线。振翰即在此时赴川上任。
林振翰一生的盐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前期。
在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川盐分设南、北稽核所，南所尤为川盐重镇，振翰擢升南所会计主任。1919年再升首席会计主任兼代经理，1921年又擢补稽核所助理。其时中央以川北盐运副使谢廷麒为四川盐运使（盐运使是行政官员），谢因川中军阀势力强大，不易对付，不敢马上赴任，中央恐怕有变，即命振翰先代理。振翰素来为川中诸将所重，便积极为谢氏筹措，维持局面，但谢担心振翰另有所图，两个月后突然不告而至。振翰毫不恋栈，在一个时辰内交割离去，而谢才两天就被蜀将逐走，从此四川的盐权长期为川将所把持。振翰则于1922年调任宁波稽核支所助理。
这里有一个插曲，1919年林振翰因公从重庆返回富顺县自流井，当时成渝道上匪患闹得厉害，一些商人以为振翰有缉私兵护送，尾随同行。到了永川，被匪徒包围，缉私兵抵抗失败，振翰及大部分同行商人遭受绑架。稽核所和驻军积极筹款营救，经过往返议价，连同馈赠、旅费等，花了将近三万银元，才把振翰赎回。后来振翰专门写了《永川遇匪始末记》，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几十天中他被困匪巢的生活和见闻。
现在看来，这一时期的国家盐务改革，诚然有洋人插手，主权受损的问题，盐利所得依善后借款合同也首先保障了五国政府利益，但它加强了中央集权，规范了盐务管理体制，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原来“引岸专商制”（“引”为运销特许证，“岸”为指定销盐区）的积弊有所克服，符合从官、商勾结的独占经营向统一征税的自由贸易过渡转型的近代化趋势，这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个时期林振翰的主要作为，是对全国最为复杂的四川盐务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面掌握其利病，在地方实力派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稽核成绩得以居各行省之首；他主张“盐宜就场征税，绝不以官专卖、商包销为然”，是与当时盐政改革主流相一致的。
1926年7月-1927年6月北伐战争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高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盐务稽核机关先后撤销，淮北、两浙、松江、福建等地稽核分所也停止执行职务。振翰于1926年调任十二圩支所，后又代理扬州分所经理，极力向国民政府陈述稽核所不可撤，扬州一所得以保留。1927年10月孙科出任财政部长，特别是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以后，各地稽核所陆续恢复，并注意采取措施使盐政主权不被洋人把持，全国盐务管理格局得到有力的整顿。
在南京政府前期，林振翰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1929年初，振翰实授松江分所经理；不久，奉调到川南处理盐务纠纷，剔除积弊，商民翕服；复调南京为总所秘书。稽核总所呈送财政部的民国十八年年报中说：新增秘书一缺，以川南稽核分所经理林振翰补充，专任筹划盐务改革事宜。盖我国盐务有数千年历史，前代因革损益，上自史传，下迄志书，旁及计臣奏章，私家著述，在在皆有陈迹可寻。民国以来，因外债关系，尤为国人视线所集，…今者稽核改组，设立机关之本旨，既有变更设施之程序，尤应预筹。况中国盐务，处处有特殊之情形，时时有变迁之沿革.侈谈学理，固涉迂远，拘牵事实，又多过虑，故必指定专员，潜心研究，搜罗改革资料，拟成具体方案…盐务前途，或有裨益。
当时国中正热议盐法如何去旧图新，看来总所颇期待振翰能够担纲改革大计。这一年，他撰文论证治盐的根本之策在于破除“引界”，取消“专商”，平减税则，澄清吏治，改良制造，拆除关卡，就场一次征税，之后听凭自由运销，从而保证食盐价廉物美，达到福国利民。这中间既有和上述清末民初以来盐务改革一脉相承的地方，也融进了他个人十多年来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独到心得。1930年政府因财政紧张，要增加盐税每百斤5元，几乎形成决议，振翰反复辨难，强调重税伤民，会加剧私盐流行，效果将适得其反，终于说服政府增税从5元降至3元。1931年3月立法院起草《新盐法》37条，5月通过，其中不少采纳了振翰的意见。他还撰写《新盐法问答》在报上发表，旨在促进实施。虽然后来的形势有诸多曲折，这部新盐法并未真正推行，但它毕竟首次从法律上认可了自由贸易制度而沉重打击了引岸专商制度，在中国盐务管理的近代化历程中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1932年2月，振翰调任福建分所经理，察访盐场，规划兴革，视事月余，不幸中风而卒。首都南京、省会福州都举行吊唁活动，十分隆重。
挽轴如：鹾政在民（蒋中正）壮志未酬（萨镇冰）挽联如：著作等身平生善读桓宽论丰仪近古故里争镌有道碑（石磊）对他的英年早逝，政界、学界和商界一片痛惜之声。
通贯两个时期，林振翰的盐务活动有一个共同点，作为盐务管理人员他十分注重实地调查，作为“盐政讨论会”会员他又勤于思考著述。他在四川任上苦心探求最稱复杂的川盐沿革和现状，历时一年多，写成《川盐纪要》，开盐政有专书、有统计之先河。此后，每移官一省，都究心该省盐务而笔削成书，先后著有《浙盐纪要》《淮盐纪要》《中国盐政纪要》以及《闽盐纪要·沿革篇》、《精盐调查录》等等。其中《盐政辞典》用力最巨，体例模仿《永乐大典》，分条释事，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盐法和欧、亚、美、非若干国家的行盐制度，都有扼要的记述，书末还附有“盐务大事表”，纵横相配，极便查检。版问世，可见其价值不坠。盐政耆宿景学钤（本白）认为，林振翰与左习勤分别是“统计派”和“历史派”两大盐政专家（左习勤即左树珍，湖北应山县人，他的资历比林振翰更老一些），通过前者，可知全国十四区的状况；通过后者，可知二千余年的变迁。这个说法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附：陈衍《林振翰墓表》君姓林氏，讳振翰，字蔚文，宁德人。以盐务专家关系中国财政者垂二十年，而著述都百余万言，尤足利溥天下。
父讳廷伸，官罗源县教授，而精治生，清初李塨、顾绛一流人也。
君未冠，补邑诸生，父即汲汲使求有用之学。会京师译学馆开，则北上。肄业，试中西文字，辄靡其曹，盖在会城格致书院习英文，鳌峰、致用两书院充高材生有素也。既卒业，清室鼎革，出为法政讲师、众议院秘书。
后乃入川南就盐务稽核所经理刘君义丞之招，任襄理，举所有成规旧牍，枕葄而爬梳之，豁然于利病所在，蜀稽核成绩用最各行省。既久其职，产盐、行盐之区，履行殆遍，原质之楛良、制造之工窳，罔不烂熟。都转晏安澜，号称老于盐务，言及君，翘巨擘焉。
已而，川中稽核分南北，君经理川南。已而，兼权盐运使，于是著《川盐纪要》若干卷。已而，川中盐官相倾轧，君调宁波稽核所，于是著《浙盐纪要》若干卷。已而，历调十二圩、扬州、松江稽核所，于是著《淮盐纪要》若干卷。其他，《盐政词典》、《中国盐政史》、《精盐调查录》，皆必要之书也。
当在扬时，国民政府下令裁撤稽核所。君力陈不可，当路然之，乃独留扬州一所。各省亦次第恢复。已而，川南盐务纠纷，以君熟川事，复调之往。君至，攘剔积弊若干事，商民翕服。已而，调南京总所秘书，蜀民镌碑山麓，以永去思。先是，在永川为匪所卤，总所以二万八千金赎出之，其为盐务必不可少之人，从可知已。
在总所时，国府盐税百斤徵五元，君以为重税则私贩充斥，是求增而适得其反也，反复辩难累数千言，乃减为三元。君平日政见，谓盐宜就场徵税，绝不以官专卖、商包销为然。旧岁，国府议改革盐政，规定三十七条，多君所主张；又为《盐政问答》，登报纸以促其成。已奉明令，行有期矣，乃以中日战事日棘，遂尔阁置。
终调福建，在职甫月余，躬历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当兴当革者，未及措施，遽以勤事过用脑力，于民国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暴卒，年仅四十九岁。哀哉。
君性喜著述洎山水游，奉老父历永嘉、四明、会稽、武陵、姑苏诸名胜，北达燕台，盖养志也。壮岁后，禄入渐丰，而自奉俭约，借助友朋外，悉以刊印所著书，身后余财不及万金，难已。论者谓，君以刘晏之才，行桓宽之说，古今人罕有其匹。所著已刊者，尚有《永川遇匪记》、二十四岁三十六岁《自述》各篇、《汉译世界语》、《英文正字》；未刊者，《药言》二卷、《盐铁论校释》。
子二：世箕，世冶。
（按，碑文原无标点、分段，勉强为之，稍便读览，疏误之处，敬请指正。）主要参考文献：1.陈衍：《林振翰墓表》（碑立于蕉城区金涵乡坑里村林振翰墓前）。
2.庄以临：《林振翰传》（收入林振翰诸弟汇抄排印的《林蔚文先生哀挽录》）。
3.陈况仲：《盐务稽核所纪略》（个人回忆，1963年）。
4.李怀铣、季左明：《林振翰其人其事》，《福建史志》1987年第6期。
5.孟庆树：《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6.刘经华：《民国初期建立食盐中央集权征税制述论》，《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董振平：《论1927～1937年国统区食盐专商制与自由贸易制之争》，《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998年春初稿，2011年春定稿）
林理斋先生传略
□陈仕玲
林廷伸，小字佛应，字聘直，号理斋。城关碧山街人氏。家道素殷，曾祖天赐，祖开澄，父大谟，三代俱以经商起家。理斋生于同治六年（1867），光绪时期以附贡生①授福州府罗源县学教谕。后因时局每下愈况，乃以母老为借口乞休归里。
林理斋为人通达，精于治生，为闽东近代著名之实业家。其视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认为“科举功名乃无用之事，学习西洋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救国图强”，为地方公益多有建树。
民国初期，林理斋创办了“一团春”茶庄。宁德自古以来就盛产茶叶、纸张、陶瓷，且濒临海域，产品远销各地。仅茶叶一项输出每年不下十万金，但由于不谙制造，对外贸易亏损巨大。林理斋对此也深感忧虑，他经过长期摸索，改良技术，首次用茉莉花、白玉兰花为窨制茶叶之香料，所窨制花茶“运销南北洋，西商踊跃争购”②，享誉国内外。“一团春”茶庄声誉如日中天，在福州、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皆设有分号。据传民国四年（1915），“一团春”茉莉花茶远涉重洋，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并获得银盾奖。“一团春”茶叶的兴盛，给地方百姓带来了就业机会。如在故居“可园”和金涵大桥头等地广泛种植茉莉花和白玉兰花，又在家乡创办茶厂，“男女箴工赖以糊口者数百家”③。
宁德五都南埕一带自古盛产海盐，乡民多以制盐为生。民国二年（1913），盐政当局以该地所产海盐味苦质劣，不顾盐民死活，拟将盐场废除。林理斋闻讯，随即上书省府，拔得款项三万元在南埕、下墩、门下、郑湾等处围塘造田，前后五载，造田达三千余亩，使广大盐民免受饥馑之苦。乡民美之名曰“济农塘”，立碑为记，以感念林君的再造恩泽。民国十四年（1925），林理斋六十寿辰，南埕一带百姓特送“福海寿山”之匾，聊表崇敬之情。
林理斋先生对地方教育事业亦颇为关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东门外土主宫创办碧山小学堂，首开宁德县分科教学制度。培养了诸多实用人才。
民国十七年（1928），濂坑惨遭土匪洗劫。经原任福建省省长萨镇冰重视，向省内外募得赈款八千余元，委托林理斋管理代办。林理斋夙夜匪懈，一丝不苟，给濂坑盖了三座大房子，及时安排了三十多户灾民。此举亦博得百姓的称赞。
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林理斋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与妻陈氏、余氏合葬五都土尾鹅角头山（今因建设宁德火车站改迁）。墓志铭由侯官（今福州市）陈衍撰写，陈宝琛书丹，郑孝胥篆盖。极尽哀荣。
林理斋一生力倡教育发展，振兴实业，对地方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教诲子女要有“勤奋务实”的学风，反对不学无术和徒有虚名，所生八子亦多有成就。长子振翰，为闻名海内外之盐政专家。次子振玉，号昆生，曾在四川、浙江温州等地盐务部门担任要职。挂职回乡后，又致力于发展地方工商业。三子振涛、四子振璧均毕业于北京商业学校。五子振琮毕业于上海惠灵英文专科学校，长期在盐务和邮政部门工作。六子振仕，上海大同大学肄业，曾任宁德“一团春”茶行总经理。七子振夏，福建商业学校肄业，曾在地方财政部门任职。八子振商，曾就读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在该校任过助教。
林理斋另有三女，长女林莺配与举人蔡祖熙，也就是“无名英雄”蔡威的母亲。
①：当代有关林理斋的资料，多认为他是举人出身。但据民国陈衍《清故罗源县学教谕林君墓志铭》记载：“（林理斋）为邑诸生，援例得学官，旋授罗源县学教谕。”援例即按例之意，按《碧山林氏族谱》记载，林理斋为“例贡生”，明清时代，允许读书人“纳粟入监”或“纳粟得贡”。林理斋正是因此“援例”才出任学官的。《碧山林氏族谱》和其他一些资料虽然记载林理斋为举人，但具体哪一科得中并没有说明。陈衍墓志没有关于林理斋中举的片言记载，所以值得商榷。以上拙见，盼高明者正之。
②：见陈衍撰墓志铭。
③：见陈衍撰墓志铭。
本文承蒙林理斋先生之孙林彩勇先生，以及林治渊、王永宝等先生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南庐居士林文瑄小传
□林坦
林文瑄（1883-1946）字圭甫，号南庐居士，又号痴虎，宁德城关南门人。清宣统元年（1909）己西科拔贡生（优秀的廪生选拔为拔贡生。贡生，俗称“明经”。是指明清两朝秀才（又称生员）成绩优异者，可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授文林郎，浙江补用县丞。民国时期，担任宁德县莲峰书院山长，宁德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鹤场吟社社长等职。
出生书香门第 接受良好教育
林文瑄出生于蕉城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林芝华，祖籍罗源河阳杨家墩。清道光十二年壬辰科（1832）乡荐第一名举人，授湖北宜昌府通城县知县。咸丰十年（1860年）授奉政大夫，署湖广荆门直隶州知州。为官清正，勤政廉明，锄强植弱，吏畏民怀，兴学校，修水利，教民树艺，民众安乐。林文瑄生活在在这样的家庭，深受祖父的熏陶影响，为民办事，也得到群众的爱戴，享有很高知名度。
用心教书育人 桃李遍蕉城
林文瑄中拔贡后授浙江省补用县丞，但他没有到任就职，而是就任莲峰书院山长、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他热心教育事业，培养一大批优秀学生，如霍童潘宝瑛、濂坑王克鸿（后考上福建师范学院，任福建省立三中教师）、蔡汝梅、张璚城等都是宁德诗坛名将和社会名流。
林文瑄著述颇多，有诗集《龙湫消夏小草》、《魂南集》传世。并撰《墨壶铭》借以明志，并以自勉。在担任明伦小学第一届毕业班语文教师时，编写过一首激励同学奋进的毕业歌。歌词是：“姐和妹，弟和哥，大家共砚快乐何多！光阴数载白驹忙，前程万里，今日初航。外患急，内忧烦，读书救国，薪胆莫辞劳。行兮！行兮！不可留，休忘记啊！明伦湖畔，风浴泳歌！”后来，又作《宁德初中校歌》，歌词是：“庇我多士，广厦万间，捐田兴学，义举足观。筚路蓝缕，邦家多难，正赖力除外患，任侠果敢，生动活泼，勿畏难，勿苟安，能奋斗，肯牺牲，造成我宁中同学们的精神集团。
鹤山巍峨，鳌湖绿波，复兴民族责在吾曹，树木树人，功效唯高，承继海滨邹鲁，莫让岁月蹉跎，如挂角，如负薪，共攻玉、永同心，造成我宁中同学们的精神集团。”
这些歌词也充分表达林文瑄的爱国热忱。
教子有方 支持革命
林文瑄在当时的家庭条件下，完全可以购置田地、房产。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积蓄的钱用于办学校和供儿女读书。他的长子亮章，霞浦汉英中学毕业后，被林振翰聘请到上海，在其家塾担任家庭英文教师。后来在上海考上英国人所办的盐务局；次子国章，1926年在北大附中读书时曾与北大学生郑长璋一起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南下回宁德家乡，以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名义，组织开展工农革命活动。“四一二事变”发生后，1927年4月，林国章、蔡威、郑长璋三人先后在福州被捕，林文瑄与蔡家、郑家一起到福州积极营救。后来，林国章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32年毕业回国，后任福建省银行宁德分行经理时，拿出部份工资支持宁德城关革命同志开办“红叶酒家”，作为地下革命联络地点，解放后被评为“老革命授予纪念章；三子敏章，就读福建茶叶专科学校，1946年到台湾从事茶业工作，为台湾种植和培育茶树新品种、提高茶叶产量做出贡献。
提倡男女平等 女子应受教育
林文瑄不仅自己勤于学问，还积极动员和支持两个妹妹林文藻、林文璇学习文化知识，在他的带动与帮助下，两个妹妹也接受了良好教育。后来林文藻嫁前林路祠堂边蔡家（是蔡威堂弟蔡泽钦的祖母），林文璇嫁南门竹兜街郑家（是北大英烈郑长璋的母亲）。两人都通情达理，会吟诗填词，成为当时女子中为数不多有文化学识的女子。林文瑄还积极鼓励女儿林依萍、林秀嫒到宁德南门下宅园办学，现在南门很多健在的土改干部都曾受到她们的教育。
态度和蔼 平易近人
林文瑄一生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待人处事始终秉持“和为贵”的原则。他曾经刻苦究读律法，熟谙法律知识，有时也替人代写诉状。在南门一带，若有群众发生纠纷和争执，人们一般都会请林文瑄出面评理和调解。他出面进行调解时，常常依法论理，又能深入浅出进行讲解，使人心服口服，这些纠纷和争执常常因此而化解平息。所以他在南门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致在他逝世时，南门群众自发为他办理丧事，他的丧葬在当时办得很隆重。
遗有著作 后人赞赏
林文瑄在南门外战场溪畔修建一幢书楼，名“卧痴楼”，耕读不辍，宁德蕉城的骚人墨客和挚友经常欢聚楼中咏诗作赋，以取乐于桑榆。他主笔所写民国续修《宁德县志》于1946年完稿，因当时印刷困难没印成书。后来这些稿子流落民间，有一部份被人收存。《龙湫消夏小草》一书，现保存完好，这本书字迹清秀，内容丰富，写了“龙湫感旧”、“半间楼纳凉”、“赏雨”、“石笋”、“石洞”、“石门”、“大雨”、“孤松”、“瀑布”、“狮子听泉”、“石人面壁”等名篇章，厦门大学教授黄建琛对这册《龙湫消夏小草》极为赞赏。
1982年，林文瑄的学生王克鸿在其所写《宁阳拾锦》（见《宁德民间文学资料》第八期）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林圭甫（文瑄）先生，民国十一二年间，长莲峰小学，时余负笈莲校，见其案头有《墨壶铭》一篇，云：‘铿铿此壶，乃墨非朱，近之者墨，贪之者污，盖藏唯谨，磨砺以须，蕴为文采，发成典谟，我虽浅陋，胸宁点无，愿君饱此，以愈吾愚。，圭甫师为清季拔贡，诗名籍甚，诗作有《南漈消夏集》等（注：应为《龙湫消夏小草》），惜未付梓，十年浩劫荡然无存今所知者仅南漈寺观音堂楹联：‘泉从何处飞来，听石壁千寻，溅玉跳珠洒落四时随法雨；堂向最高卓起，俯蕉城一片，浓烟密瓦周遭万户荫慈云。’‘龙湫贮碧，鹤岭萦素，咫尺伴孤城，仗我佛威灵堂皇万象；地藏名庵，天王古刹，东西分胜概，与此间林壑鼎峙三方。’”
另一位学生林家树也曾在《宁德民间文学资料》第八期《宁阳拾锦》中记述：“族人文瑄公，号圭甫，字痴虎，清末拔贡出身，寒儒，宅隔壁郑某酒库，自题中柱联对一副云：漫云蕉叶不胜，衬细雨微风，客至也赊邻舍酒；且喜梅花有主，颂暗香疏影，古来祗数我家诗。又城南有怀仁医师药铺，公题颂对曰：怀仁殷济世，市义慎居商。记得庆祝抗战胜利有文瑄公一副对联，曰：志见九州同，我比放翁真幸福，遥闻三岛碎（注：指日本国），谁怜武士等逰魂。”附《龙湫消夏小草·引》供大家观阅。
《龙湫消夏小草》引
丙子六月，予偕内子及郑氏姊避暑龙湫山寺。寺在南山中，距南庐六七里。为殿一，奉释迦、观自在诸佛。殿前为楼半间，万竹回环，石泉终日潺湲流。竹间凭楼，栏上凉阴，绿荫拂拂襟袖，於消夏为宜。近寺有“龙湫石笋”、“狮子听泉”、“石人面壁”诸胜。楼前面正对镜台山之麓，孤城傍海，风帆沙鸟出没。烟波风景之佳，在附城诸兰若中，当以为最也。郑氏姊信宿即去；内子意颇恋恋，以家事纷扰，居六七日亦复言旋；惟予独留。寺有壮、樨（稚）僧人各一，客一，奴一，并予凡五人。禅关长昼岑寂，一枕黑甜而外，日惟以诗为事。风晨月夕，雨霁云归，鸟语虫吟，钟鱼梵呗，一日之内妙趣纷来。凡予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思想之所到，莫不一寄之吟咏，伫兴而就，不暇推敲。积二十馀日，得诗若干首，褎（袖）然成帙矣。夫竹院逢僧，何啻偷闲半日；山堂煨芋，岂期作相十年。惟是山水因缘，此生願缔；文章结习，到老难忘。诗虽不工，固一时兴致之所由托也。未能弃置，姑录存之，庶几逋景可追，聊以为异时纪念云尔。南庐居士自识。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蔡泽钦、王致纯、陈仕玲等先生提供资料及帮助，宁德师院林校生教授特为《龙湫消夏小草》标点，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作者系林文瑄长孙。1942年2月出生于蕉城，1962年宁一中高中毕业，在县交通局下属搬运公司工作，2002年退休。现住蕉城。
张璚城蔡汝梅二、三事
□贝佳
张璚城、蔡汝梅二人同年出生，因家境不同，一个从小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刻苦努力他们都学有所成，成了民国时期宁德社会知名人士。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多年的党务、政务和商务活动中，他们曾一起共事，为推动家乡的社会革新、教育发展和迎接解放做了有益的事。
俗话说“人去留名，雁过留声”，如今斯人已离去半个多世纪了，笔者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收集有关历史资料，整理出一些片段材料，以飨读者。
家庭背景及求学经历
张璚城，字祈仁，号铁崖，光绪丁酉年（1898年）出生于宁德城关一个小商家庭。其父张恒明有一定文化，从事宁德传统的饮食生意，经营做鱼丸及面食，生有三男一女，大儿早逝，二儿仁山，璚城排行第三。张恒明信奉基督教，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除自己带头捐献外，还亲身向乡亲劝摹，筹集资金用于修桥补路，城内的状元里、竹兜街、学前街、西门路、下尾街，曾由他发起疏竣路沟，铺平路面。为节约资金，他带人去城外收集石料，雇人抬回来堆在张家祠堂的院子里，请来浙江泰顺师傅加工，用于铺垫路面。他听说南较场关帝庙住有许多乞丐，就经常带上自己经营的食品并买来旧绵袄、棉被去接济乞丐。他的行善受到当地民众和乡绅的交口称赞。1928年，福建省长萨镇冰来宁德赈灾时，听了当地官员的汇报后，很受感动，曾赠送“乐善不倦”匾额予以褒扬。张恒明重视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他的子女从小就被送到莲峰学校及毓秀女校，接受新式教育。
据张福生（张璚城侄儿，82岁），杨雪卿（张璚城外甥女，85岁）回忆：张璚城在县城莲峰高等小学①毕业后，考入霞浦县省立第三中学就读。在这里，他结识了郑长璋、林国章等人，同学加同乡，他们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学友。那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也深刻影响了这些青年学子，反帝反封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的影响使他们成为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当时霞浦也爆发了声援“五四”运动及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活动，张璚城和郑长璋、林国章等青年伙伴也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
初中毕业后，郑长璋（1921年）考入北大（政治系、系主任是李大钊）预科班。张璚城选择到省城福州英国人办的“三一”学院念书。他学习用功，并较好掌握了英语基础知识和会话本领。毕业回宁德后，他能跟教会、毓秀学校及永生医院等单位里的洋人进行英语对话交流。每年寒暑期，从各地求学深造的知识青年回乡后，张璚城常常为他们辅导英语并交流各自的学习生活及各地的时事和社情。
蔡汝梅，又名西山（西珊），生于1898年。其父亲从事南杂店小生意，生有三男一女，蔡汝梅排行第三。据今年90高龄的蔡汝梅堂弟蔡妹细介绍：由于父亲生意不好，家景困难，蔡汝梅从小寄养舅父林文瑄家（蔡汝梅的母亲是林文瑄堂姐）。林文瑄是清末秀才（拔贡生），家中设私塾，蔡汝梅就跟随舅父念书一直到十多岁。后来林文瑄受聘担任县莲峰高等小学校长，蔡汝梅就跟随舅父进入莲峰小学学习，与张璚城成为同学。莲峰小学是当时宁德的最高学府，在这里读过书的人后来大多成为宁德的出名人。有舅父的培养和自己的用功努力，蔡汝梅学会了写作诗文并练就一手流利的毛笔字。当时常常有人请他当文书，曾经熟人举荐到罗源县政府当过秘书，后来因母亲病逝返乡。
民国4年（1915），蔡汝梅受聘担任第一国民学校校长，有学生38人，共编为3个年级。该校办在状元里张氏宗祠，就在张璚城老家的前面。此时，张璚城正在霞浦中学念书，他与在自己家门口办学的蔡汝梅有了进一步认识和交往，从此结下莫逆之交。
参加党部筹建与重建活动
1926年，正值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这年11月宁德早期共产党员郑长璋受北京地下党组织委派，与表弟林国璋（在北大附中朝阳中学念书）一起从北京返闽，经中共福州特委党团组织部长陈应中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工人部长马式材（中共党员）研究后，委派郑长璋回宁德以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组织工农运动以响应北伐并秘密发展中共党的组织。12月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成立，郑长璋任筹备处主任，张璚城被推选为工人主任，蔡汝梅任秘书处主任，与林国章、蔡泽鏛、阮元皋等人成为筹备处的骨干力量。
县党部成立后，郑长璋根据福州特委的指示，积极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相继在县城成立了工人协会、农人协会、商人协会和妇女协会。通过组织“街头剧”、演讲等形式揭露封建地主压迫农民的罪行，反对阶级压迫，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和封建迷信行为。县党部还积极帮助地方人士开办新式学校，动员工农子弟入学读书。在郑长璋的领导下，张璚城作为工人主任与蔡汝梅、林国章、蔡泽鏛等骨干一起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在县城掀起一场很有声势与影响力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县党部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渔霸和清算县商会坐办贪污公款的两场斗争，打击了士豪劣绅的不法行为，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和拥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后，形势突变，白色恐怖遍及全省，宁德的反动势力乘机抬头，他们组织“拥蒋护党”大会，准备向县党部夺权。四月中旬，林国璋、蔡泽鏛、郑长璋相继前往福州汇报工作，听取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幸先后被捕入狱，宁德县“拥蒋护党”大会头目李某某趁机率众向县党部筹备处发动突然袭击。一场恶斗之后，县党部落入“拥蒋”势力之手。随后，他们在全县大肆搜捕筹备处的骨干成员和革命同志。有一部分同志在保卫党部的战斗中受伤回家养伤，大部分同志分散躲避，张璚城、蔡汝梅、郑长懋等人分别经三都、霞浦坐船到厦门避难。四月二十七日，郑长璋与福州特委书记方尔灏等七位共产党员在福州西门鸡角弄刑场英勇牺牲。据郑长璋女儿郑启如（85岁）回忆：曾听我母亲说，当年父亲牺牲后有许多党部的同志赶到福州帮助收殓并护送灵柩回宁德，宁德这边也有许多同志和郑家众亲友一起参加迎接和吊唁活动。杨雪卿回忆：曾经在二舅（仁山）家见过一张约一尺宽的相片——下雨天，许多人穿长衫，撑雨伞，围站在郑长璋灵柩旁。据说是在福州鸡角弄照的。
三个多月后，蔡泽鏛、林国章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经亲友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由于郑长璋已经牺牲，又联系不上上级党组织（福州自“四·三”事变后，陈应中被捕，马式材等人已经转移隐蔽），一时间筹备处的骨干同志群龙无首。据八旬老人郑长懋生前回忆：蔡泽鏛出狱后从福州打电报到厦门，召集大家秘密集中福州，商议今后的对策和活动计划②。有人提议，动员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出面呈请县政府秉公处理“拥蒋护党”派围攻“筹备处”的武斗事件并惩办首恶分子。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郑长璋、林国章、蔡泽鏛、张璚城等人的父辈及亲友如郑崇膺、林圭甫、郑宗霖等在宁德都是社会贤达或名流，每位新任的县长初到宁德都会登门拜访他们并听取社情民意。这些乡绅对“拥蒋护党”派用武力围攻党部，造成郑长璋等多人的不幸死伤也很伤心和义愤。于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县政府终于出面处理了此事。虽然目前还未见到有关处理此事过程的历史资料，但是据笔者了解到的资料表明，李××当时的确被县政府处理并羁押过③，而其余帮凶也从此收敛或匿迹。
围攻党部事件平息后，参加筹备处活动的骨干青年陆续返回宁德，有的选择了外出求学深造，有的选择从事教育或商务活动。张璚城、蔡汝梅与周玉堂、郑长懋等人自筹资金，办义务教育，创办明伦小学，郑长懋任董事，办了一年，终因经费缺乏，难以为继，经张璚城多方奔走，申请改办国民学校，即蕉城中心小学（蕉一小前身）④。之后，他们还应校长之邀在这所学校当了一段教员⑤。
1927年9月，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派张璚城为宁德县党部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重建党部，“筹委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组训三部，张璚城、吴运连、项志雄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罗树生为委员兼组织及训练部长，阮元皋为委员兼宣传部长”⑥。这时，张璚城的父亲要他继续做教员，不要参加政界活动，但由于得到省党部的信赖和委任，张璚城很快说服了父亲并召集原筹备处的骨干投入县党部筹建及基层组织建设。他和阮元皋等人通过宣传与发动，吸收基层知识青年参加国民党，并很快组建起乡镇的分区党部。这期间，张璚城和蔡汝梅还时常抽空到蕉城小学义务授课。
为了缅怀郑长璋，在张璚城、蔡汝梅、阮元皋等人的策划下，“1927年10月18日，宁德国民党各区党员、教育界人士具呈省政府，请求抚恤郑长璋”⑦。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县党部所在地——考坪内建立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六角形的纪念亭（长璋亭），并经过县政府批准，将郑长璋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长璋街”，作为对郑长璋的长久纪念。这在当时宁德县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国民党宁德县党部成立后，遵照上级规定，党部的领导机构改称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张璚城从1928年12月至1932年7月，一直担任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⑧。此后，还被省党部派往南平担任过一段党务指导委员。而蔡汝梅除承担县党部文秘工作外还从事县商会的工作。
筹建宁德县立初级中学
清末，闽东只有一座设于霞浦的福宁府中学堂，创办于1902年，民国成立后改为省立霞浦初级中学，面向闽东各县招生。当时各县小学毕业生要升学都得去霞浦。由于交通不便利，民国22年省教育厅决定，霞浦初级中学迁至三都（松岐），改名省立三都初级中学。由于是面向闽东各县招生，招收名额有限，加上去三都学校学习必需住宿，增加费用，又不方便，所以宁德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学。
目睹县城小学毕业生不断增加，却因经济及外出求学有困难而大量辍学的情形，1939年秋，担任宁德商会会长的张璚城便带头倡议在县城设立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他与龚幼翰、蔡汝梅等人利用在县党部和商会任职的便利，多方奔走，四出募捐，最终动员城关各族姓同意捐献祠堂田产的十分之一，共筹得学田4000亩作为县立中学的办学基金，还借助各行业商会向商家及当地机关、工厂募得开办费8000元。接着张璚城等人又忙着校舍的建设和教员的选聘工作，一直忙了数月，开办与招生工作才基本就绪。学校于1940年春正式开学，但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宁德，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改在七都林氏宗祠上学⑨。一年后迁城关原莲峰书院校址。由于刚刚开办，学校面临校舍、教员及经费等诸多困难，张璚城继续发动社会各界支持办学。他也经常到县立初中兼课，教授英文。原省电台台长黄岑、宁德一中教员林国在等都回忆说，他们曾先后受教于张璚城。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张璚城和蔡汝梅利用在县党部和商会担任执行委员、商会会长及秘书的职便，积极发动各社团组织及民众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1942年3月，他们一起参加了由县妇女联合会组织的“劝募妇女号飞机公演抗战话剧”演出活动（当时国民政府号召一县捐一架飞机支援抗战，宁德县由妇女会负责牵头劝募，将所捐飞机命名为“妇女号”），并带头出“券资”，观看抗战话剧演出⑩。
1943年县立初中“基金保管委员会”成立，张璚城以县党部执行委员和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兼保管组组长⑩，负责“基金田产案卷册据印信”、“基金田产所收租谷”及“现金账目”的保管业务。为了管好用好基金，张璚城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后来，他和蔡汝梅都被推选为“县立中等学校学董会”成员，这时张璚城由于参加县临时参议院的筹备工作，他的商会会长职位便由蔡汝梅接替。
1944年5月宁德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郑宗霖当选议长，张璚城当选副议长，蔡汝梅等17人当选议员。同时蔡汝梅、王克权、阮元皋又被推选为驻会会员，负责参议会的日常工作。借助这一参政机构，他们对事关民生的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如民国卅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县临时参议会就以大会议决的方式要求县政府“县立中学校……明年度班级增加，经费应予增列以适应实际需要”，“依本县实际需要卫生（如卫生药品器械购置费仅4500元，不敷甚多，应予增列）及社会救济支出应各予增列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于保安支出预算内予以调整……请查照办理。”（见县政府的公函《送复县卅四年度总预算书审核情形请照办由》⑫）。由于参议会的决议对县政府的行政有监督权和约束力，所以上述决议得到县政府的采纳和办理，使得教育与卫生等社会事业的经费预算比较接近省定的标准。
1946年1月，县参议会正式成立并举行换届选举。张璚城、王克权当选正副参议长，蔡汝梅等17人当选议员。在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蔡汝梅提出《限期清葬各乡镇住宅及丁寮停柩案》⑬，要求县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限期清理各乡镇住宅及丁寮的停柩，以整肃社会风气。各乡镇住宅及丁寮的停柩问题由来已久，也引起有识之士的热议，所以蔡汝梅的这一提案得到多数议员的赞同并在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后提交县政府办理。
投身迎接宁德解放活动
1949年初，解放区报纸发表了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很明朗。在国统区，中共党的地下组织也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策反和统战工作，为迎接全国解放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和帮助。这时，张璚城、蔡汝梅、龚幼翰等人从报纸、电台广播中也了解一点国内的形势变化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杨雪卿回忆：当时在二舅（仁山）家，我看见他们天天晚上躲在后面房间用收音机收听广播，并做记录，在场的有两个舅舅和龚幼翰等人。
原宁德市（县级）党史研究室主任蔡作厦撰写的《吴修平组建宁德民盟组织》⑭一文对龚幼翰、张璚城在1949年初参加地下民盟组织的经过情形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3月，龚幼翰（时任县党部书记长、县党部推选的国大代表）、张璚城（时为县参议长）⑮先后到福州会见黄小岑（中共地下党员、曾是龚、张的学生），表达了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一点力的心愿，希望能帮助与宁德中共地下党或游击队接上关系。之后，在黄小岑的牵线下，他们先后与福建省地下民盟组织及宁德地下党和游击队接上关系，后来他们被批准加入民盟组织并被任命为民盟宁德小组（有十多名盟员⑯）的负责人。
1991年7月24-28日，由民盟宁德地区工委会、政协宁德市委员会、中共宁德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宁德盟史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秘书长吴修平，民盟中央常委、福建省委常务副主委陈心铭，原宁德地区副专员黄垂明，原省电视台台长黄小岑，福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州市委主委朱柽，民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陈宗沅，宁德地区财贸干校副校长、支部书记高远，宁德市政协主席杨锡甘，中共宁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继梅，民盟宁德地区工委主委丁知足等23人。座谈会上，当年福建省地下民盟组织的代表吴修平、负责搭桥牵线的地下党员黄小岑、闽东地下党游击队的领导黄垂明和联络员高远等同志分别回忆了宁德地下民盟组织的建立以及在地下党和游击队领导下积极开展配合解放宁德的经过情形。⑰
根据他们的回忆资料，宁德民盟组织为解放宁德所做的工作，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当地党政军上层人士投诚起义，负责对外出面联系，物色人物，接待各界人士、国民党县长刘德馨和党政军警头面人物的是张璚城；二是开展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翻印山头游击队寄来的闽浙赣纵队司令员李定平的布告，分发全县军、政、警机关和各乡镇，张贴县城大街小巷和机关、商店门口，宣传我军政策，瓦解敌军，引起震动；三是通过募集资金，秘密给山头输送枪支、药品、布匹、电池、鱼干等游击队急需的物资；四是国民党败兵进城后，民盟活动除了坚持城关，应付形势变化外，盟员龚幼翰、马忠辉等转到扶摇村，以其为基点，联系山头游击队，沟通县城，在霍童、赤溪、八都等乡镇进行策划投诚起义的活动。最后龚幼翰转到三望村，通过增坂村与县城联系，配合解放军、游击队和平接管宁德县城。
又据杨雪卿回忆：1949年年中，我订婚时舅舅张璚城来我家，看到我订婚有一对金镯子，几天后即对我妈说，宁德即将解放，目前游击队急需资金购买枪支和生活用品，动员我妈把我的一对金镯子借给游击队，我与爱人苏鸿章同意后，他即拿走了，并写了一张收条给我。他还到处动员亲朋好友捐献粮款。他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拿去支援游击队，买了咸鱼货、药品、粮食等雇人挑往游击队驻地……8月15日，我在舅舅家，舅舅叫我们到北门迎接游击队。我和几个伙伴到了北门外，看见一队游击队准备进城，其中有龚幼翰、章钦端（黄小岑的爱人），都穿军装戴帽，有绑腿，雄纠纠气昂昂的。我们赶上前打招呼，接着跟随他们进了城。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宁德解放已经六十多年了。当年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龚幼翰、张璚城与参加宁德地下民盟组织的其他盟员一起为宁德的解放出了力，他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被遗忘的。正如原省电视台台长黄小岑在盟史座谈会上所说：“我南下大军解放宁德时，除曾在三都岛和国民党中央军打一次仗外，解放县城时，未费一枪一弹。游击队进城，张璚城、王克权（当时的参议长、民盟成员）等都作了布置，并亲自到金涵迎接。霍童、八都、九都、赤溪等乡都是和平解放。入城后，龚幼翰、马忠辉等一批盟员协助公安局收集档案，清除反革命势力，这一份功劳不应抹煞。现在中共宁德市委（县级）已为受冤的地下盟员个人一一平了反，但在宁德解放的地方史料上，还未见提到地下民盟的作用，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补上一笔，以昭公允。”
附记：1951年，张璚城、蔡汝梅被分别以“反动组织罪”、“匪特罪”错杀于蕉城。1981年、1984年分别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宁德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认定：“张璚城…解放前即加入民盟组织，并与我游击队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为我工作。解放后，未发现有新的罪行”，“蔡汝梅…解放前即加入民盟组织，为我工作。原定…参加刀会，下海为匪的主要事实失实，查无实据，不能认定”；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应以‘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原处…死刑，属于错杀。因而再审法院分别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无罪。（详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1）闽法刑监字第16号、福建省宁德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宁法刑复第009号）。
注：①今宁德十中所在地，民国元年（1912）莲峰高等小学堂改为宁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②④见本辑郑长懋郑贻猷《我在民国时期的一段经历》。
③据90岁的黄宝昭女士回忆（笔者于2010年元旦采访）说，“曾经听我大姆讲，李某某（宁德县“拥蒋护党”派的主要人物）曾因坐土牢造成眼疾，视力大减，除了戴眼镜，平时看东西还用放大镜”。又据叶果初女士《漫忆乐天居》记载：“宁德县继光街莲峰路4号是位于西门外在旧宁德一中与县医院之间，与旧宁一中毗邻的一座西式园林别墅，号“乐天居”。……其主人是解放前多年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永生医院院长（1921-1924、1927-1948年）的我的祖母阮琼珠（又名阮继新）。我父亲说花了一千银圆（也有人说是一担银圆）。闻该花园原主人李氏为其外号“宁德一”的如夫人于民国初所置金屋。1927年祖母应邀再回宁工作。此时李氏被囚，其如夫人为救夫而出卖此别墅。”⑤据张福生，杨雪卿回忆。
⑥⑧区档案馆档案（3-1-1）资料。
⑦1995年版《宁德市志》大事记p20。
⑨见本辑《民国宁德基础教育管窥》一文附录“宁中简史”。
⑩区档案馆档案（10-1-73）p35-37。
⑪区档案馆档案（10-1-53）p10。
⑫区档案馆档案（2-1-242）p104。
⑬区档案馆档案（10-1-53）p75《限期清葬各乡镇住宅及丁寮停柩案》。
⑭见《宁德文史资料第十辑》。
⑮张璚城曾于1944年当选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郑宗霖为议长），1946年1月当选县参议会议长（王克权为副议长），1947年11月参议会换届，王克权当选议长（张璚城为议员），1949年前后县参议会有无换届，目前尚未查到有关资料。但据近日张幸福（张璚城嫡孙）采访吴修平、黄岑，吴、黄二老均回忆说，当时（1949年4月）会见龚幼翰、张璚城时，龚幼翰介绍自己是县党部书记长和国大代表，张璚城是县参议长。又据《宁德县立初级中学请领三十八年（按，1949年）二月份员役薪饷清册》（见区档案馆档案10-1-87）王克权先生此时为该校教员，并领薪饷32000元（旧币）。张璚城、龚幼翰二人在1949年间的实际职务，有待查证，笔者暂取吴、黄二老的回忆之说。
⑯1949年宁德地下民盟小组成员名单：龚幼翰、张璚城、王克权、蔡汝梅、王和祺、蔡琨美、章茂华、林祖忠、马忠辉、黄奇逢、张福生（摘自民盟蕉城区委编《蕉城民盟1996—2006》）。
⑰1991年11月《福建盟讯—宁德盟史座谈会发言选辑》。
家父黄以褒一生的塾师生涯
□黄澍
家父黄以褒（1890-1964），祖籍霍童，一生过着兴办私塾，教书育人的塾师生涯。据家父自编的“年谱”，可以看出：在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参加福宁府考，取得十九名庠生，成为科举制度的最后一科庠生，也即“末科秀才”。由于家境贫穷，无力继续求学，就到霍童溪对岸的新颜村开设私塾，教书糊口。自此始，直到民国十年（1921）先后在漳湾、咸村（现属周宁县）、霍童、南埕、郑岐、城关等地办塾。这期间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在莲峰学校肄业一年。民国元年（1912）、六年（1917）两次任漳湾鞯峰小学校长；民国三年（1914）任南埕育才小学校长。这十七年间的办塾经历及学生的进出情况，均无从知道，也无法叙述。
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921-1936）这段时间，家父在城关，创办“培英斋”，名闻遐迩。据飞鸾籍学生黄其逢的叙述：“以褒先生自1921年至1936年，在蕉城设塾，取名‘培英斋’，为办学鼎盛时期，被誉为‘桃李满蕉城’，那时的青年学生，以能进出‘培英斋’为荣，而该地区也随之改名‘培英路’。‘培英’二字，至今仍沿用于路巷地名和居委会名称”。①（培英斋旧址，在今培英路培英巷3号，已改为民房）
蕉城前林路“廉访第”宅主蔡祖虞（号琴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设立“家学”，组织儿媳、侄媳、女儿、侄女及外孙女等八人，延请家父利用晚间前往授课，长达三年。其外孙女陈雅珍，当时13岁。七十年后的2006年，已是86岁高龄的陈雅珍，在其丈夫蔡泽香的协助下，经过回忆，将少女时期在外祖父“家学”所学的歌谣等14篇，记录下来，刊登“宁德文史资料”，流传于世②。蔡雅珍女士于2010年初逝世，享年90岁。
培英斋学生林明翰、吴伯唐、林鸿贤（起望）三人，被称为家父的“得意门生”。当年这三位得意门生的求学精神，名篇佳作，因我年幼，都没见过。但当我弱冠之年，三位得意门生经常携带酒菜到我家，边饮边谈，内容多为社会新闻、日寇侵华，高谈阔论，话语激烈。有时高声吟唱诗词，吴伯唐个子小，摇头晃脑，声音特别洪亮，我在一旁看了偷着乐。
民国二十五年（1936）间，宁德县国民政府某部门官员，要家父担任联保主任一职，家父以教学繁重为辞，不肯接受，该官员再三威胁，如果不接受，培英斋也难存在。无奈之下，家父只好雇人送信到三都，委托三都镇长吴伯唐寻找办塾地址。吴伯唐遵照家父之托，选择罗厝里一户人家（记得主人之子名启金、启银）。家父携带家小，连夜坐船去三都。据黄其逢回忆：“以褒先生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三都设塾时，我曾在其塾中受业，耳闻目睹较多。辛亥革命后，他接受革新思想，传播新学。旧时所用的《三字经》、《千字文》、《五言杂字》等，他已不用，采用民国初期颁行的小学所用的《共和国国文课本》，一共八册，作为儿童启蒙教材，读完之后，有了语文基础，接下就教读“四书”、《左传》、《幼学琼林》、《古文析义》等。有时应家长的要求，他也教起《戚林八音》这种古时的拼音。总之，没有统一的课本，也没有统一的进度，同读一本书，可因程度不同进度不一样”③。（作者黄其逢[1922-1995]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解放前后，都在宁德一中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家父觉得三都不可久居，遂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携家返回霍童。家父在霍童这段时间，往返于增坂、郑岐、漳湾、二都等地为民间诸姓续修族谱。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重返蕉城，先后在龙泉弄邹鸿斌家、下井堂弄（旧名“七层企”）蔡作祥家（即今“蔡威故居”）以及黄式陵茶行南侧一闲屋设塾授徒。据厦门大学外贸系退休教授黄建琛回忆：抗日期间，宁德县初级中学内迁霍童，他在霍童患疟疾，返城治疗，其父“特地延请其诗坛好友霍童黄以褒先生为西席，假舍下一闲屋设塾招生。诸多学子均未入冠，以补习古汉文为主，兼授桑梓山川名胜及风土民情教材，并启蒙传统诗词。对此，兴趣油然而生。”④由于“茶行南侧闲屋”较小，不久，就搬迁到下井堂崔氏大夫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家父在下井堂崔氏大夫祠办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兴办私塾的又一次鼎盛时期，白天为青少年及女生授课，夜间则为成年男子补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秋水轩尺牍》等，从中学习探研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下井堂私塾延续到解放后的1952年，才结束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塾师生涯。（据《宁德市志》P725记载：1950年，全县有私塾32所，学生739人。）
当时，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国币贬值，家父仿效公办中小学教职员领大米抵工资的做法，也向学生每人每月收取大米10斤、15斤、20斤不等，但生活压力不影响其教学质量。据彭强（江苏镇江电视大学离休副教授）、彭坚（安徽大学中文系离休副教授，已故）兄弟，对崔氏大夫祠求学有一段回忆：“吾师采用的教学法和教育心理，均符合当代的‘教育学’精神，这对我们兄弟都有着长远的教育作用。”⑤
山东大学外语系退休教授关引光，最近记述他当年在崔氏大夫祠补习的美好回忆：“使我感到恩师难忘的，则是我在初中时，每年暑假在塾中补习古文的黄以褒先生，他那广博的学问，生动的讲学和幽默的谈笑，至今铭篆在我的记忆中。在褒师门下求学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培英路上崔家祠，书声琅琅师课徒。
典故文章侃侃讲，亲承謦欬乐何如。”⑥
（崔氏大夫祠旧址在下井堂路，祠已被拆，大门的位置，用砖石封砌，成为围墙的一部分。但崔祠右侧（北）残留半截、俗称为“马头”的古建筑物的一个组件，仍然可见。（“马头”，据建筑专业图书解释：山西称为“墀头”或“腿子”或“马头”。苏州称为“垛头”。）
题外话1952年，家父在八一五中路（原称街尾下），租赁店面，挂出“黄以褒卖字”牌子，代人撰写契约合同、寿幛祭文、新宅楹联、婚丧纸联等。人们发出的“以褒先生写大字”的赞叹声流传至今。
1957年3月家父受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每月邮汇生活津贴25元。1961年迁回霍童老家，1964年11月病逝，享年74岁。省文史馆邮寄唁文及安葬费200元，表达了党和政府对老人的关怀与厚爱。
注释：①见区政协《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991年）P60②见区政协《宁德文史资料·第十三辑》（2006年）P230-234③见区政协《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991年）P60-61。该文被齐上进先生改写，标题为《民间教育家黄以褒先生》刊于福建《乡土》2007年第4期。
④见黄澍《宁川杂记·序一》（2009年版）⑤见黄澍《宁川杂记·序二》（2009年版）⑥见陈仕玲《蕉堞纪闻·跋》（2010年版）
孙树荣传略
□陈仕玲
民国时期，蕉城子弟进入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的为数不多，目前已知的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林天波，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陈启扬、林志鸿、宋大邦，以及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五都拱屿（今属漳湾）人孙树荣。
孙树荣，字香泉，号秀山，出身五都望族，祖父浩川，例贡生。父宗英，字仲灿，号俊臣，邑庠生，后兼习武事。宗英有子九人，树荣行七。诸子皆有所成，时有“孙氏九龙”之誉。
树荣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天生就是块习武的好料子。年仅十四岁，即可挽三石弓。一次，在村中“孙氏祠堂”门前，手举两个石鼓，击跃为戏，旁观者皆为之惊异。光绪末年，孙树荣应童子试及制科，与三哥树铭考入全闽师范学堂，颇得时任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陈宝琛的器重。孙宗英七旬寿辰时，陈宝琛应树铭、树荣兄弟之请，手书“能训永年”横幅并撰寿文一篇以贺。
自师范学堂毕业后，孙树荣回到宁德，担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员。宣统时期（1909～1911），孙树荣报名考入保定通国陆军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入马科学习。孙树荣武术基础扎实，刀马娴熟，学成返闽，任福建省立第二中学教员。
民国元年（1912），闲职在家的孙树荣受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同窗官某推荐，以“机关枪队乏人”之请赴省城，在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福州人王麒属下第十连任职，孙树荣置身军界从此开始。前后奉命剿灭闽北沙县黄秉湘、莆田黄濂的起义队伍，升任连长，驻防闽南诏安。又因擒获八仙山“匪首”蔡金龙，擢陆军骑兵营长，少校军衔。
民国六年（1917），孙树荣率部驻守平和县。
同年7月，福建督军李厚基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兼任福建省长，独揽全省军政大权，营结势力。12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粤军万余人大举入闽，诏安县西南方的分水关首当其冲，驻守的正是孙树荣部。粤军攻打七昼夜，不能得手，改道攻打闽西的永定县。李厚基复调孙树荣守永定各隘口。期间历数十战，粤军均败北。随后，陈炯明与许崇智、邓铿周密计划，前后夹攻，分兵攻打平和县。孙树荣大败，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险。但许崇智本是孙氏旧人。1911年11月，许崇智曾参与发动福州起义，光复福建，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幸亏孙树荣在危难之时出手相助，许崇智才得以脱身，逃亡日本。许崇智铭记孙树荣的救命之恩，在率兵团团包围后，禁止部下开枪射击，随即派人员前往劝降。孙树荣素以忠义自负，认为“忠臣不可事二主”，竭力推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许崇智命令部下发起进攻，孙树荣元气已伤，难以抵挡，遂大溃。当时，许崇智有意网开一面，放走孙树荣，但孙爱兵如子，见贴身的二位警卫员坠水，不忍离去，奋力相救，粤兵恨其倔强，但上锋有令，拟生擒而不忍毙之。孰料遭流弹击中，流血过多而身亡。许崇智闻讯亦惋惜不已。当时孙的警卫员汤德海死里逃生，冒险前往许崇智军中，请求将孙树荣遗体安葬。许崇智感其一片忠心，赠以重金，将孙树荣遗体葬于平和县官溪山。
孙树荣阵亡的消息传到榕城，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旅长林忠、团长沈珂、同宗孙爱泉皆撰有挽联哀悼，其中孙爱泉一副长联尤为意味深长：
“生子不痴騃恨哉！堪叹天亦妒才，自投笔枕戈，任教此誉彼诽，怅十年积尽疑团，却为一官增懊恼；
健儿能死节幸耳！特惜时偏憎命，纵南征北伐，其奈功优赏薄，痛毕生空首热血，竟因小用误英雄。”
孙树荣阵亡的时候，他的独子瑞桂，年方八岁，侍母在宁德老家。至民国十七年（1928），十八岁的孙瑞桂遵照母命，找到了亲手埋葬父亲的汤德海。在汤的带领下，跋山涉水，前往平和官溪寻找父亲遗骨，归葬家山。孙瑞桂还特地请孙树荣在保定通国陆军学校的同窗好友、冯玉祥部参谋长、陆军少将王乃模执笔撰写《孙树荣君传略》。
孙树荣从戎之暇，亦工吟咏，曾加入故乡“留云社”。王乃模在传记中称之“善饮能诗”。平生所做诗文皆不传，惟有折枝诗“海·天”第六唱一联：“粒土岂无填海志，片岩却有补天功”存世。在金涵濂坑《王氏族谱》中，还保留有一首孙树荣赠给王大韶的寿诗。诗曰：“粗材辜负作门楣，恃爱聊题数句诗。进化恰当知命日，改良自在服官时。言多风味开愚鲁，学积星期辟见闻。世界维新人益寿，登堂笑酌酒盈卮。”体现出了他的改良维新思想。
孙树荣的儿子瑞桂，字兆兰，海军第四独立团干部学校毕业，任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团部中尉副官。孙树荣次兄树鋆，字汝诗，钦加同知衔，奉政大夫，入民国担任宁德县五都区自治正议长；三兄树铭毕业于全闽福建师范学堂，为优等毕业生，民国四年（1915），任宁德保卫团二团团总。侄瑞徽，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副官；瑞鼎，福建政法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瑞炳，省立三都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四川成都黄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曾任大学军训教官，退役后任台湾中兴大学教授。
王克权先生轶事
□王致纯
王克权，字如衡，号伯通，是我同村本家的长辈。其父德璘老先生为清朝秀才，以文章教子，诗礼传家。他是1899年正月生，1927年秋毕业于中国画坛巨匠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西画系，为宁德才女潘玉珂学长。后来，长期从事地方教育事业，曾任教于福州乌石山福建师范。抗战时期，该校内迁永安，王以精湛的艺术在永安举办国画义卖，救助抗战流亡学生，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其时，宁德学童的基础教育，正处于旧私塾向新学校转制的历史阶段。他热心乡梓教育事业发展，毅然请辞高校教职，回到宁德县城创办模范小学，直至担任宁德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改行从政，任宁德县参议会参议长，做民意工作，人望孚众。建国初期，以历史问题被关押，病故于狱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他为“民盟”早期盟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他生于清末的书香门第，长在民初的社会变革年代，既受儒家礼教的熏陶，又得到新知识的教育，治学严谨，教诲有方。今特举数例如次。
前年正月，笔者为追忆童年往事，回到濂坑寻找王克权先生当年的文字。唯真迹仍在，却识者无多。这是建国前三年，我还在中心校念高小班时，村里扩建“东濂堂”大宫，他题写在堂前大柱上一联曰：福缘善庆何待焚香礼拜；祸因恶积必须革面洗心。此联文字深陷入柱一公分，用上等水泥整体浇灌而成。正楷工整，苍劲有力。次年正月十八日晚，迎村人认为最威灵的土主神明阜裕恩王，当迎到半途，该神依附在村民王克宜身上，大冷天脱去衣衫，跳上神像的坐架，哩哩噜噜了一阵子，说是要找当年的主事老人和乡绅王克权讲话。二人来到后，神说今年本村人马不太平（意为有瘟疫流行），要做“普渡清醮”来消弭灾祸。主事老人立即虔诚地匍匐在地，要求神明保护，王却站着当面说附身者是假的，不要骗人。
他任宁德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期间，为培育人才，重视学校的规章制度建设，和全体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正学风严校规，并能率先垂范。有一次，学生吴著彬迟到，大门已被校丁陈良发掩闭，他从外面硬撞进来，门板碰着良发，有点受伤，王不畏其父吴丽东是蕉城镇长，要开除他的学籍。当时县城只有这所中学，被开除就得去外地读书，不仅花钱大，且面子上，也不好看。吴氏父子就主动去向学校道歉，表示悔改，则以罚款方式解决。后来，王在校园专栏上作诗曰：“来势凶凶状若狂，共怜良发饱猴拳。登门道歉浑闲事，苦破袁头五百圆。”这“袁头”，即当时使用袁世凯称帝时铸造有其头像的银币；“五百圆”是虚数，意为受到重罚。由于王克权治校有方，连年考核优秀，曾先后受到省政府及县政府的通令嘉奖并增加月薪待遇（见图）。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日，濂坑村遭到陈安弟武装土匪大烧杀，纵火烧毁房屋47座，滥杀无辜致死21人，内二人是九都的钟姓过客，使村民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近三百人口无家可归。劫后，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当时，地方政府无能，既不安抚灾民，又不打击罪犯。村民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闽籍名士萨镇冰。上告文字有本村王致严和霍童黄鹤年（清朝廪生、县学名士）书写报告，人际上靠王克权在外同学及本邑前贤的相助，将报告送给萨老，并得引见，面诉灾情。俟后，萨老三次来到濂坑村。第一次是现场查看，亲见惨状，也落下老泪，仅三天即返回省城向各商家、富户募捐赈灾。第二次是翌年春，来筹建灾民安置房，于村后的山头岗盖双层套房三座共36个单元，安置最困难的灾民36户，并在村口盖炮台一座，作防务之用，亲题“守御堡”三个字。听说，这次萨老住有十几天时间，闲时作诗多篇，仅记一首曰：“不耕而食悔当时，不织而衣自不宜。一日健康须努力，见人疾苦尚扶持。”此时，他还到县城游天王寺，留下一楹曰：“愿将佛手双垂下，摩得人心一样平。”第三次是1930年初，萨老应郑筱甘、魏树如的请求前往霍童赈灾时，路过濂坑暂住三天，又留些赈灾款再往霍童去。
在那国运衰落的艰难岁月，偏隅一方的濂坑村，怎能请到萨老下驾，这无疑是有王克权的一份功劳。当然，也不忘本邑前贤的鼎力相助。
据说，因为萨老的到来，也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宁德县长邵焯派兵将此匪患的肇事者六都周作元（字雨舜）和匪首陈安弟抓拿解送省垣坐牢。
民国女画家潘玉珂
□林承威
闽东才女、民国女画家潘玉珂，福建省宁德市霍童镇洞天街道人。她生于清朝末年，前半生从青少年到“而立”“不惑”之年都生活工作在民国时期，其艺术上的成熟、成名也在这个时期。她一生坎坷，颇具传奇。
笔者是玉珂先生的同乡，同住在一条街，家隔不远，儿时常有见到，印象颇深，对她的传奇人生早有耳闻。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笔者在中共宁德县委统战部任职，将她以党外知名人士推荐当选宁德县第三届政协委员，跟她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和友好交往。她晚年的居所地在蕉城鹤峰社区桔场下，与笔者的住所同在一个住宅区，又有缘成为近邻，她虽年老深居简出，也还偶有相见，还曾到她家探望。今宁德市蕉城区政协出版《民国宁德》专辑，确有必要将这位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师古不泥的女画家编入该专辑，于是欣然领受约稿。今撰本文，一是作为晚辈，以表对这位女画家的缅怀之情；二是为了褒扬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她向往进步、热爱生活的精神。
霍童镇是宁德的历史重镇，地处蕉城、屏南、周宁、古田交界的重要地理位置，是几县的物资集散地，背靠道教、佛教名山——支提山，素有洞天福地之美称。蕉城的母亲河——霍童溪在该镇南边缓缓流淌，河宽水清，直达三都澳入海。在这片肥田沃土和商贾齐集之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霍童人民。其中，有的勤学好读而荣取功名，有的善于经营而发财致富。玉珂的祖父是镇上的一介普通村民，生有六个儿子，除了老四自幼喜好读书，曾任中学校长、语文老师，其他兄弟或农耕或经商，也只过着一般温饱生活。玉珂的父亲排行老二，自小头脑灵活，虽没上过学，只靠自学识些字，但做生意很工于算计，从经营小本的薪炭生意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有一定资本的茶商，在霍童开设了茶行，并兼营布匹、制糖等行业，还树立起“潘欢记”的招牌，是霍童有名的工商业十五家之一，客商远达福州、上海、天津等地，赚钱后置田买地盖房，成了镇上一户殷实的人家。玉珂的母亲汤氏是周宁县玛坑村的一户农家女，自幼缠足，虽不识字，但善持家务，扶助丈夫成就了家业。
一九0八年十一月的一天，潘氏祖屋里一个女婴呱呱降生，有着浓厚封建“重男轻女”思想的母亲知悉降生的是一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孩时，竟把她放到一个脚桶里加上木盖，要将她闷溺遗弃。是好心善良的伯母、叔婶听到女婴一阵一阵似乎呼救的啼哭，想办法用蛏壳盛着米汤或茶水，掀开木盖进行喂养，终将这条幼小的生命有幸存活下来。望着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小女孩，妯娌们都说她命大，将来必有出息。这个刚降生人间就面临一场生死抗争的女孩就是后来成为名家的潘玉珂先生。这场幼时死里逃生的博弈，稍长后便从婶娘口中得知并深深地留在她的记忆中，也成了她长大后勤学奋进和身处逆境顽强生活的内在动力之一。
获得了重生的玉珂，从小长得清秀玲珑，聪明伶俐，但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又身处封建传统观念十分严重的闭塞山乡和家庭，使她儿少时期不能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只是在善于经营算计的父亲身边，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和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她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尤其是珠算。由于天资聪慧又加勤学苦练，在她十岁时，已能加、减、乘、除，都算得既快又准。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她十一、二岁时，还能左右手同时打算盘，对同一帐目，能两只手同时操作两个算盘计算，而且结果相符，在场见到潘家这个小女子如此高超算术的客商和村民无不交口称赞，一时在霍童全街传为佳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辛亥革命后，风气渐开，在外经营生意的父亲和堂兄给她带来了省城和上海、天津等地的社会新闻和时代的新信息，尤其是在县城中学任教的四叔和在外读书的一位远房堂哥给她带来的女子也能上学堂的消息，倍使她兴奋不已。在四叔的帮助和她的一再要求下，父亲同意她到省城求学。一九二四年，她毅然剪去长发辫子，女扮男装，走出山乡，跋山涉水到省城福州入中学念书，成了霍童镇历史上第一位外出求学的女子。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非常勤奋，较短时间里，学习成绩便从跟上同学到超过一般同学，各门功课都取得优良成绩，只有英语课程，由于全没基础，就利用放假时间留校补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中学课程。省城让她开阔了眼界，读书让她明白了道理，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不久，她在这里结识了进步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阅读到了进步人士创办的书刊，在获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此前，在家乡时，给她影响很大的是儿少时在外读书的堂哥给她的一本《芥子图画传》，使她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言道“兴趣是最大的动力”，所以，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的她就报考了当时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上海美专，录取了该校西洋画系。一九三一年毕业后，她又决然改学中国画，而在当时，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正被质疑和抨击，不少青年画家飘洋过海远涉法国，视巴黎为艺术殿堂。玉珂先生此时却逆流而动，从西洋画改学中国画。一些人的劝说，仍改变不了她已定的志向。时值著名画家潘天寿在上海美专兼教国画课程。她把自己想学画兰的想法告诉潘老师，而潘老师却不以为然地说：“自古少有女子画兰有成就者。”老师的这句话没有改变她的心意，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学兰学国画的决心。因为在她中心有着一股“哪有女子不如男”的内劲，凭着执着和好学，她的第一幅兰花习作得到了潘天寿老师的首肯。之后，在潘老师的指教和自已的勤奋下，她的国画技艺，特别是画兰和梅、松、竹，成绩日臻。一九三二年毕业后，就受聘成为上海美专国画研究所研究员。这期间，她创作了不少以兰和梅、松、竹为题材的名画和山水画作品。如《一缕幽香压千红》、《素影娉婷》等。她的画作是以线为主，并传承恩师潘天寿的用线，喜用刚直挺拨的直线，其笔下的修竹、梅干、荷梗无不卓然挺立。其画面黑白对比强烈，她的画从不敷色，满纸氤氲，尽显笔墨情趣，让人品味无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画作落款常书“洞天潘玉珂”，由此可见她对家乡霍童的眷恋，热爱和引以为荣的情愫。
玉珂先生在上海求学和工作期间，同在上海求学的宁德籍进步青年林国章、蔡威与她常有往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她不仅同情革命，而且慷慨解囊资助蔡威等从事革命活动。蔡威此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无线电情报创始人，曾任红四军二局局长，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终因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牺牲在长征路上。八十年代初，蔡威战友在寻找这位宁德籍中共早期革命家，被徐向前元帅誉为“无名英雄”的蔡威烈士家人的同时，发现了玉珂先生在这期间同情革命并资助蔡威从事革命活动的史实，其爱国之心和革命之情昭然可见，更增添了这位民国女画家的知名度和人们对她的敬仰之情。
一九三六年，玉珂先生来到中国南方大城市广州，任教于仲元中学，经友人、画家庞熏琴介绍成为黄宾虹的入室弟子，受业于黄先生攻山水画。她可以说是画坛的幸运者，在堪称二十世纪传统中国画四位巨匠：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中，竟有幸得到其中两位大师的指授。她师从黄宾虹学画半年多，因抗战事起，就随汉民中学辗转到大西南的桂林、重庆。期间，她在继续练画的同时，又苦练书法，时任校长的书法家任中敏先生鼓励她在篆书、草书上多下功夫，将来的书法成就当不在画下。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她的书法技艺大有长进，尤其篆书、草书在传承的基础上又独具风格，用笔凝重、力透纸背，成绩斐然。成为书画兼优的书画家。一九四五年，她在涪陵、丰都、重庆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许多书画爱好者、书画家和社会名流前往观赏，著名漫画家丰子愷还曾赠漫画以赞之。玉珂先生在上海就读、工作及其后在西南各地任教期间，还与中国现代画坛著名的刘海粟、丰子愷、关山月、游寿等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民国“大人物”宋庆龄、李济深、张治中等，或晤面、或赏画、或收藏丹幅，与玉珂先生也都有一面之交。
玉珂先生的艺术创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道，风格浑厚纯朴。她的作品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观后让人赏心悦目，韵味留长。她曾聆听过国画大师丰子愷说画的一段名言：“梅兰竹菊，实物都极为平常，真的梅树不过是几条枯枝，真的兰叶不过是一种大草，真的竹叶散漫不足取，真的菊花与无名的野花也没有大差，经过画家的表现，方才美化为四君子，世间的凡人俗子，看见了画家笔下的梅兰竹菊都会啧啧称赞，也会渐渐发现其可爱了。”玉珂先生亲得大师点拨，理解大师的艺术真谛，并化解到自已的艺术创作中，所以她的作品充满着内在之美，很值细细品尝和鉴赏。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为她一身男式的装束而发出赞叹，尤其是她那独特的引人注目的男式短发，几乎让人过目难忘，既映透出她的飒爽英姿，又显示了她的男子气质，笔者脑中还自然浮现出古代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形象，进而连想到她一生历经磨难，逆流而动，虽为女子，却敢为人先的男子气概，历尽艰辛终成艺苑良材的人生轨迹，堪为后人之风范。
玉珂先生的画作是以兰、梅、松、竹和山水见高、见多，也有画虫鱼、鸟兽之类。百鸟中她最常画的是苍鹰。她的一位外甥（堂妹的儿子）少时曾跟她学画一段时间，见到姨姨在案桌上经常画鹰时，有一天脱口相问：“姨姨，你怎么常画苍鹰呀？”不苟言笑的她，简短应答：“因为苍鹰能翱翔天空，会博击长空，我喜欢！”廖廖数语，寄画于情，看出她那芊弱的身躯上所蕴存的阳刚之气和向往自由，顽强奋进的性格特征。
一九四六年，是玉珂先生父母六十荣寿双庆之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在外飘泊十几年，行程近半个中国的她，在这年十月，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和为父母贺寿的孝道之心和愉快心情，决定从重庆东归回到阔别以久的家乡霍童。临行前，在渝的许多友人前来送别。游寿、任中敏、关山月、庞熏琴等著名书画家还作书画相赠。闽东霞浦籍出身翰林的女书法家、历史学家游寿是玉珂先生在福州读书时就相识的好友，在她为玉珂双亲荣寿双庆的题字中，盛赞霍童奇秀的山水，深表二十年的旧友之情和为老伯、伯母贺寿的孝怡之心，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玉珂先生把友人相赠的书画视为珍宝留存至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玉珂先生踌躇满志和艺术创作的旺盛年华，一场家庭变故和历史的“误会”，中断了她的艺术生涯。回乡探亲期间，唯一的弟弟不幸身染时疫英年早逝；只隔半年，年老的父亲又突病离世，家庭的两支顶梁柱接连倾倒。无比悲痛中的她，面对年迈的老母亲和年幼的侄子侄女，她不忍心撇下一门孤寡再做远游。且因家中别无兄弟姐妹，她自然成了家庭主事，挑起了支撑这个家庭的重担。解放后，其家庭评为地主成份，她替父受过，行动受到限制。此时的她，如同一条本来张帆行进的航船，遇到风浪，搁浅不前了；又宛如一只翱翔的苍鹰，受伤折翅，不能再博击长空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和艰辛的生活重压，迫使她潜声艺坛二十载。
玉珂先生的百年人生，还有一件逆常道而行的传奇，即终身未嫁，一生操守处子之身。而她把母爱全都倾注于侄子女，含辛茹苦培养他们长大成家，事业有成。她的侄孙女一篇习作《姑婆的手》刊登在《福建省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上，招来全国各地小朋友和家长的来信，其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她的艺术青春又重新焕发，在一幅梅兰图上奋笔题书“舞风蹈雪召唤皆回”，表达了她欣喜若狂的心情，直到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一九八六年当选宁德县政协委员，后又担任宁德美协名誉顾问，省老年艺术协会理事等职。一九九三年在宁德市举办个人书画展。二00四年出版《潘玉珂书画集》，原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和原省科协党组书记林思翔为其作序，原中共宁德市委副书记、省文联党组书记陈济谋为其题写书名。中共宁德市委书记陈荣凯为其题签四个大字“艺高品洁”，这是对她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二00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潘玉珂先生在蕉城家中病逝，终年九十八岁。
作者简介：1962年毕业于福安师范，1984年毕业于福建省委党校，大专学历。先后就职于宁德县教育局、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宁德市（县级）人民法院、宁德市（地级）科委，2004年退休。现住蕉城。
爱是永不止息——小记我的祖母阮琼珠
□叶果初
“某人，你老婆又给你生一个‘壮嫚’啰”，“感谢主，生丈满（男孩）吃番薯米，生‘壮嫚’（女孩）吃白饭。”正在番薯园里锄杂草的太公随口回答报信者。这是1893年7月20日我婆婆（祖母，她要我们姐弟这样称呼她）出生时的事。我父亲说，这就是一个父亲的祝福。尽管又名叫阮继新的她在这离宁德城关七十多里，听说当年仅两座房子的小山楼——宁德西乡洋中前路富代都后门楼并不曾受歧视，但是她也与当时许多农家女孩，包括她母亲、二姐、妹妹们有共同的遭遇：当童养媳！她的母亲九岁当童养媳，成亲后十六岁生了她的大姐：我的亲外婆。二姐自幼当童养媳，早夭。她是老三，之后她母亲又生了几个弟妹。她的父亲正当壮年病逝。母亲带着孩子们生活难以为继，便从莒溪招了一个冯姓农民当她们的继父。据说这继父很有心计，暗中积存了些钱，后带着俩冯姓儿子回了老家（有人说曾有约定）。她母亲总共生了十三个儿女。
祖母六岁时被送给石后室头村一个薛姓基督徒（他家亦是基督徒家庭）当童养媳。这人家境并不富裕，但却善待童养媳，用箩筐将她翻山越岭挑到城关教会学校——毓秀小学，节衣缩食，让她接受八年制的基础教育。她的姐妹、弟弟们都没机会上学校呢。她未婚夫十余岁时早逝。她工作后又负担了这家人生计并养老送终，这是后话。
祖母自幼懂事，品学兼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学习很用功，每门课都满分，就连体育也不例外，所以能当医生”。当她在该校毕业之际，校长嘉清泽（女，加拿大人）问起志愿，她便说要当医生，或许这是她从小在贫困又多子女的家庭中，感受到伤病、磨难带给亲人们的痛苦而立下的志向吧。此志甚得校长嘉许，说：“很好，我借钱给你唸书，待你工作赚钱后还我。”就这样，山里娃走出宁德，求学华南女校。可是，头戴蝴蝶结、身穿农家衣的她却被省城有些同学歧视，用英语挖苦她。开头她听不懂，老师用英语讲课她也听不懂，便问同桌同学、宁德虎贝石堂（文峰村）人黄关莺，结果老师批评说你们上课怎么交头接耳？关莺回答说这位同学英语听不懂。老师说那你就帮助她吧。就这样，她步步走上学习的正轨。假期她不回家，留在学校，用现在的话便是跟老师恶补英语，开学时她便能当小先生教同学了。在华南女校，她与几位主内姐妹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桌黄关莺以后到新加坡当了女传道，曾多次帮助过她，亦活了九十多岁，终身未嫁。她们的联系在“文革”中一度被迫中断，她并获得“里通外国”——高帽之一。华南女校同宿舍友好的几位同学，其中有屏南人胡亮光医师之母，活了近百岁；还有一位是李学义医师之夫人，福建医大沈云英教授的婆母。李夫人耄耋之年旅居美国，还让赴美讲学的沈教授回国时，到宁德探望阮琼珠等老同学。
华南女校毕业后，祖母又赴华南医学院预科念了两年，后考入广州夏葛医科大学（今中山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广州第一医院实习一年。（听前辈说她是博士，不知是否象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预、本科八年毕业后，在获得毕业证书时也获得博士学位）。她按约定，学成回宁德，服务若干年，并从其工资中逐月扣还求学时校长、教会垫款。
1921年9月——1924年，她初次接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院长兼医师。该院是1904年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宁德第一家医院。创办人系英属加拿大人韩美宝。当祖母小学毕业时，韩师姑年岁已高且患肺结核（这被喻为“白色瘟疫”的古老的传染病当时并无特效药），急于找接班人。当年毓秀学校校长嘉清泽也看中了祖母，便会同圣公会代垫款，帮助她外出求学。祖母学成回宁德接任后，原院长韩美宝即返加拿大。其时工作艰苦，薪水不高，由圣公会每月发给20元大洋，还得扣12元还求学时之借款，剩8元折合今日不足3-4担谷价。祖母住在产房隔壁，日夜工作一肩挑。
1924年秋，祖母还清求学欠款后，又借款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外科与眼科等。该医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造福人类投资兴建、开办于1921年秋。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为了临床教学而开设的，当时开放250张病床。医学院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坚持重质量而不重数量，每年只招25名学生，保证每个学生有10张病床以供学习和实习之用，可见能到这里进修亦非易事。（其时由英国人黄玛利任宁德圣教妇幼医院院长）。这时，厦门鼓浪屿人、日后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正从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医院与医学院两造大门口呈直角方位毗邻，两人既是为数不多的福建老乡，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皆定期参加教会活动，都是关心他人，热爱生活的人。听说这对主内姐妹曾合影过（祖母的大量资料，照片等曾一再被“破四旧”）不知确实否。也不知她是否也有象林巧稚当年接受协和医院“……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的只限制女性的契约。俩人均终身未嫁，献身医疗事业。
1925年夏祖母从北京回家时，其母说外甥女可爱，嘱她领走小姐妹（我母亲恩德才生下6个多月，其胞姐路德年方5岁）抚养为女。祖母极孝顺，她的大姐（即我亲外婆）也很乐意此事，且祖母之母（我们这辈人唤大婆）答应为她照顾这对小姐妹。在北京进修时，祖母因品学兼优引起行内人士极端重视，当时山东省立医院打算高薪聘请她，并保送往德国深造。北京进修结束，她受聘山东博济医院，任女部医师。当时医师甚缺，她年轻力足，自愿一人顶俩人工作量，获双份工资，月薪90大洋。尽管在外工资高，工作了两年她便递上辞呈。院方因其工作出色，以成倍提薪和送她赴美国进修等优惠条件相挽留。宁德医院除工资不如山东外，提出以“送英国进修”邀请她，她心系桑梓，1927年她婉言谢绝山东医院挽留，接受宁德医院邀请，毅然下决心回宁德报效家乡。再度担负院长兼医师之责。她说出去工作的目的是学习人家的先进医术和管理医院的经验，不是为了钱。宁德地方小条件差，父老乡亲更需要我。
祖母在外工作时经济负担尚不太重，每月工资除还债及个人生活外尚能积蓄一些款。1927年回宁后购置别墅一座，取名乐天居。此时尽管她负担骤然加重——当祖母上北京进修期间，她大弟弟因胃病严重，抽大烟成瘾，家境变极困难。妻子儿女全家六口及祖母的老母亲都归她负担，且回宁工资不及在山东之一半，致入不敷出，无奈只得答应她大弟弟之要求，替他借款为川资，赴南洋谋生。她们本是盼他到南洋大烟瘾可除，谁知他从南洋回家仍旧抽大烟，连回乡川资也不能自给并且还欠债，祖母借款为他还债并付川资。自接回羁留南洋的弟弟后，祖母施用各种办法并增加营养，总算让他大烟戒清。她感叹“余之一生备尝艰辛，多因弟素来体弱，故余不但供给其家生活，且因省弟弟之劳动力甚至为元英（本家，弟弟之养子）娶妻，且自己每月工资多为弟还债，并培养侄儿侄女等，因此除一座房屋外无其他产业或现款积存”。富代都后门楼住屋曾被她大弟出卖一半，也是经她赎回，并以500银圆为聘金为长侄娶了有医术之妻；次侄其父出国时才八个月，交她培养入学成人，亦为他娶有医术之妻并为他在湾湾开业多方操劳。她感到“余因他所受之苦痛非浅亦非笔墨所能尽，余细心自问对他没有负欠”。可她自回宁德后即致力于医疗业务的扩展，器械的添置（据业内人士介绍手术室的器械账簿设立自1922年——她初次上任后），在病房的扩建和护校人才培养等方面，她均作出不懈的努力。1922年开展的首例手术项目有：死骨取出、痈肿切开、肛瘘切除、肿瘤摘除、骨结核清创、子宫颈炎烧灼……及一些下腹部手术。从北京进修回来，她还开展了白内障摘除术，使患者重见光明。一农妇患卵巢囊肿、腹胀如鼓，肚脐突出，术前她为病人拍照，这当是祖母第二次接任宁德医院工作期间，因其小养女（我母亲）已到她身边，我母亲说当时年幼好奇，问她为何要拍照片，原来是要留下病案资料。1928年开展腹外伤手术，大约就是那一例金峰何姓青年农民秋日上树摘柿子，不慎摔跌树下，被树枝刮破腹部，肠溢出，经祖母手术治愈。还有彭昌某之弟先天性肛门闭锁，祖母为之治愈。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抗生素还没有应用于临床，这样的手术，对医生与患者均是一场考验。1929年开展首例鼻息肉切除，乳腺癌切除；1930年开展首例乳突炎手术；1931年开展首例肝脓疡切开（引流？）……。
1933年（也有记载32年）4月至1934年7月，祖母按返乡前宁德医院应许的约定，公费赴英国伦敦医院进修（以外科为主，巧的是1932年7月林巧稚也被协和医学院派到英国伦敦等地进修一年）。祖母进修结束，友人带她游历了美国、日本。听说美国有人追求她，被她拒绝。尽管是公费派遣，但祖母在英国有时手头也挺拮据。有一次谈天她告诉我，曾经无钱买卫生纸，唯有靠祷告主，解了燃眉之急。但当她学成回国之际，却带了许多先进的医疗器械用品，有些医疗器械在数十年后人民医院（即前之永生医院）还在用。回国前外国友人赠她一架英文打字机，她利用坐轮船远航归国的时间，不顾旅途劳累、风浪颠簸，请人将她绑在椅上学打字，船抵她亦学成。多年后我忆及她告诉我的这段往事，不禁满怀感慨，填《望海潮》一词：遥思当日，归心如箭，舟行浪谷波峰。风起霎时，彤云滚滚，重重滃郁空中。凭放眼西东。浪花上腾处，雷电随踪。水面匉訇，怒涛霜雪卷濛泷。
船身左右欹冲。念家山万里，故土情钟。求学雾都，山娃志远，无涯暴雨狂风。钦应对从容。渺渺人生路，能尽融融？任是颠簸险阻，唯举目苍穹。
她自回宁德后，工作往来，对外联络，常得力于该打字机。这时，她当即对医院进行扩展，设立内外、妇产等科，实行分科管理，推行新技术。
1934年医院改名永生医院，逐步发展成多功能的综合性医院。1940年永生医院开始收男病人，病床35张。为此，她又遭到一些思想保守者的极力反对和严重攻击乃至人身侮辱。真不明白，当他们或其亲友伤病时，难道不希望有个好医生吗？她是忍辱负重，不断进取。我因此而想起了沙漠中忍受饥渴，负重前行的骆驼。也曾有书载：“永生医院有推行新法接生，但那只是为少数权贵服务。”以此作为对该院以及以祖母为首的医护人员的评价。当年虎贝黄某之母难产，生命垂危，祖母为她作了剖腹产术，保住母子两条性命等许多病例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我母亲说：“那是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这是母亲看了那书所记载后的感叹。
随着业务开展，工作忙不过来，祖母聘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霍童人林秉权医师任男部负责人，3-4年后林于1945年受聘宁波医院任院长离开宁德。
祖母极具前瞻性的卓越眼光。圣教医院创办伊始，医院占地仅两亩多，祖母在任时很注意扩展医院用地，以致土改时有人提出要评她为地主，幸亏工作组黄组长据理说服。抗战胜利后，基督教福建教区拟在闽东建立中心医院，她知悉后，即四处奔走，并与时任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曾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宁德钟洋人、医学家余文光博士联手做了很多工作，争取办到宁德来。在余文光博士回宁省亲期间，与他共商成立闽东中心医院事宜。1945年，以她为首由外资拨款1300元港币成立闽东中心医院筹备委员会。她以资深者、高超医术与良好的威望深得上级圣公会信任，成为中心医院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尽管当时无公路，交通运输极不方便，但在祖母等的努力下，先期的200张铁床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床上用品、布类等已拨到，运抵永生医院。后因时局变化，中心医院辍办。解放后，福安县医院成立，上级由此调拨相当用品、铁床等去福安。1952年6月永生医院被接收时，仓库尚余相当充足的器械用品，除进行大清仓、大拍卖外，还有个仓库管理员屡屡盗卖，后在院外被发觉而罪有应得，这是后话。
当年宁德交通不便，人才缺乏，祖母到圣教医院接任次年即开办护士职业学校。自1922年9月1日办学招生，学制分为三一五年，单科三年，双科（护士加助产士）四至五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干边学。有资料记载至1952年6月政府接办，共收了21批学员64人，学习期满考试合格毕业，其中护理、助产两科学满五年毕业9人；学满四年毕业5人；学满三年毕业护士23人，助产士1人。到1952年6月尚有在学学生10人继续学习。祖母的为人、工作及治学理念都是严谨的。她沉稳内敛，言传身教，风范照人，威仪有别样的光彩。学员们毕业后成了宁德（少数在外地）医务界技术骨干力量。有人说祖母首开宁德县办职业学校的历史先河，是宁德西医奠基人。
提起院办护校，培养人才，不能不提到祖母的谊妹石美瑫。石姑婆小她9岁，系宁德石后乡石厝人，也是贫苦农家、基督徒家庭出身，与曾被错杀的石磊是堂兄妹，自1929年兴化圣路加助产学校毕业回宁德，一直与祖母同工作是宁德医院第一任护士长，当年全国会考曾名列前茅。祖母之遗嘱中提起石姑婆：“……与余同历艰苦，不留余力，余曾数次性命将亡，蒙她不惜、不顾自己性命，来救护余之生命，叫余至今还活着。余真恨无丝毫物质能报她一生为我之恩情。如今这座房屋出卖，抽出一仟元赠她自由购买房屋……惟切盼下代多为余报恩，叫余安心好了……”患难之交，共同的追求、信仰、志向，类似的家庭背景、负担……使她们结成了情逾手足的谊姐妹，历六十春秋风雨不渝。即便我本人，那年冬蒙石姑婆将我接出母腹，却因我先天不足，低体重，富有经验的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初为人母的母亲直哭，当时没有保温箱，姑婆将我置于自己的腋窝下保暖，使我六十多年后还能在此纪念她！当年建阳有一医师欲与姑婆通秦晋之好，寄来了金戒指，可是祖母对姑婆说：“我的工作需要你帮助……”让姑婆退回了金戒指。后又屡有追求者，但姑婆也终身未嫁。祖母答应与她结为义姐妹，并分享乐天居。（“文革”中亦遭兴师问罪之一款——“为何不出嫁？”），她也与祖母一样，为她兄长们及其后辈培养了一些人才。
1948年某日，国民党部队包围了永生医院（因祖母次侄其时以医药支持阮英平之游击队。他小时候颇顽皮，长大经她亲授医术。）她次侄被捕，当时该部队某团长之儿子恰因病为祖母治愈，小病号年龄不大却也解高声嚷：“阮××不能枪毙！”未果，祖母自己又坐“滑竿”到省城求助于谊妹石美瑫之堂兄石磊（石磊曾参加同盟会，先后掩护、营救地下党员，爱国青年数十人，人谓之“白皮红心”，时任省财政厅厅长）从而解救了侄儿。此后，祖母与谊妹石美瑫一起于1948年8月辞职离开永生医院。离开医院就意味着离开她心爱的手术台。她曾说：“我是非常喜欢开刀！”可见她当时在精力旺盛之年离开永生医院是多么无奈，是有她的苦衷，那时距离她退休年龄还有廿余年呢。离开了永生医院，她们与石姑婆之表妹—助产士、洋中人胡玉灿共同开办石胡诊所，以后人多了，成立第一联合诊所。一同事的亲人告诉我，该同事儿时患病垂危，为祖母所救治，其长辈遂将他改名为陈再生。解放后，县医院曾多次请祖母返医院工作，说只是疑难病例请教她，医院就在家附近，也不必一天上八小时班，……。不知何故，她不想返医院，不过，我曾听她念叨：“我还好什么都没参加，历史清白。”
至今想起我仍是非常钦佩她的双手。这是一双刚柔相济的手。早年她教我替人拔牙，那是三个牙根的臼齿，我无法使之摇动，她接过牙钳，很熟练地一下子就成了。说到柔，不但是手掌柔若无骨，张曲超乎常人，关节柔韧性极佳（这可能是练不来的），她说这样的手接生最好。那手也使我想起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的手。她还擅女红，记得她曾教我制作大襟衫布扣，此艺我又未学成。她每天下午“安静”的时刻，谁也不打搅，她在与主交通。别以为她仅仅埋头业务，她也有许多爱好，但无暇顾及。她写得一手好文字，下一代多人似她。她爱音乐，早年去金峰乡下避暑，数十里山路，曾请人将风琴抬去。可她平时忙于工作，我未能听到她的琴声。母亲结婚，她赠旅行风琴为礼物，可我也从未听到母亲的琴声，“……携至福州却无法带回！”祖母曾对我诉说她的不满。那时全县没有一架钢琴，当乐声在我胸中翻腾，我只能趁天黑前抽空从小门附近一中礼堂翻木墙入音乐室，抚抚风琴。音乐老师听到琴声，进来问我如何进来，因为门、窗都锁着，我说从墙上翻入，林老师没批评我，却将钥匙交给我，但说“你要去念高中，我就教你弹琴。”我那时却不知请求祖母教我弹琴，只能有时趁她上班偷偷地去她房间弹一会儿。尽管祖母爱好广泛，却不让孩子们看小说等“闲书”。大表姐借的长篇小说《迎春花》被她烧毁，哭了很久，母亲无奈，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钱替她赔上。我使用三本借书证，也有书被毁。她也反对看电影、看戏、打扑克等等，粮食困难后期一中教师与县医院职工举办舞会，我们几个女孩去看热闹回来挨训，她说她早年在伦敦，常有舞会，但她从不去。
我上初中时学的外语是俄语，初一暑假祖母拿了一本英语课本，用两个下午将课本全部给我讲了一遍。可叹我那时除了家务，砍柴及耙松毛（松针）、拾杉柴刺、割茅草、种菜、养兔等等还惦着玩，天天午睡后姐弟一起去大桥头下游泳，回头就把她教的还给她了。她见我“不可雕也”，便不再教我了。初中毕业，班主任朱金塔老师两次到乐天居，动员我报考高中（全县高中仅一班），长辈们回答说，因为她是老大，须尽早出来工作，培养弟妹（可是弟妹们正遇“文革”，能初中毕业算不错了！）祖母对我说：“你要去念卫校，我才供你伙食费”。正值62年，粮食困难的阴影还在，为了减轻母亲负担，报考学校我只填福安卫校（那年全省仅此一班），以后祖母又对我说：“女孩子书念太多没用，当护士最好”。我羡慕别人上高中，心想祖母是书念太饱了！确实，她一辈子身心劬劳。祖母对事业的专注、进取及多方位能力是我四十多年工作中所仅见的。又谁知以后年逾七旬的她还要加上“文革”的遭遇。
她不追求时尚，但总是衣着得体。我小时候见她大多穿件浆熨平整的壹仟蓝（深蓝）洋布旗袍，精神饱满地去上班。但是里层棉袄却是缀满补丁，我也曾费很大工夫替她缝补过。尽管有人说她当时工资比县长还高，但我也知道她的负担比大家都重。她同母异父务农的大弟弟壮年病逝，她重然诺，将他妻子儿女从莒溪接到乐天居，一侄儿弱智，她将侄女培养至工作并负担母弟，现为霞浦医院退休主管护师。有人说，她本贫寒家出身。以前，当她领工资那天，便有不少戚友来要求资助就象又将工资发出去了。
1956年，祖母将她的母弟从老家搬至乐天居她身边养老。当年她长侄经她培养成人，她并为之操办赴八都开业，不幸其妻患子宫颈癌，于56年去世，留下五个孩子，加上长侄此后不能居家，她为彼等心中痛苦至极。在这境况之下，他全家生活（还有一长侄结婚后即到他家服务数十年的保姆）全归祖母负责。甚至一次手上无现款就将永生医院当她辞职时赠为纪念品的金十字架、重半两的金项链托元英卖给银行，得款56.5元，全数送到八都。全家六口也不过度一时生活，以后祖母感到寄款不便，又怕孩子们失学。全家迁入城关既无可能，就将大的两个侄孙女迁到洋中上学，住在亲戚家，由祖母寄款（58年后也迁到城关）又将长侄孙迁城关上初中、高中，后到福州念至大学毕业，其余女孩和保姆都迁到乐天居与祖母同吃、同住。并将侄孙女等送入小学、中学读书。长侄孙女由她极力支持毕业当护士。祖母睡的大铜床，粮食困难时期已变卖接济他们。
1958年联合诊所合并为蕉城公社中西联合医院，当时除了中医及中药剂等人员，其余的几乎都是基督徒。记得我母亲在西药房司药，药瓶标签全部用英文书写，每日处方量达200多张。祖母曾因坐骨神经痛（如今想来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所致），每晨提早上班去作针炙，上班时已有许多病人在候着她了。祖母的大弟弟与母亲住在她楼下，1960年夏的一个夜里，太婆听到有异样的呼吸声，唤舅公不能应，便叫醒祖母，母亲要去拿担架抬往医院，祖母说不必去，来不及了。原来他脑溢血且嘴中有血溢出，天未亮便去世了。祖母手足情深，上下楼梯时看着停在后厅的弟弟就伏在楼梯哭。太婆郑爱莲平素体健，虽未上过学，但当年福音足迹已履遍小山楼，故而祖母的母姐学了文化并可以“罗马”字母拼音识字，还在山村办过“妇女识字班”。那时太婆心算出名，永生医院购柴炭，人们常请“医生姆”算价钱，她站着很快便算出。1956年再来乐天居，常坐在前厅看圣经，还教我们唱短歌，星期天我们一起去聚会。祖母不但对她照顾周到，早晚问安，上下班打招呼，白枣熟时恐老母咬不动，煮了让母亲吃。太婆1964年皈终，享年九十余岁。我在外求学，没通知我，听说虽仅两天便上山，送葬队伍前头到山上了，后头尚在乐天居。祖母之母弟皆由祖母送老皈终。
“文革”破四旧，将西药房改名新药房，药瓶标签也全改成中文了。当时祖母已年逾古稀，尚未退休，也与许多人一样参加学习班，每月工资仅发12元生活费，还要不时接受红卫兵抄家、戴高帽、胸前挂：“里通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牌子，站在板凳上挨批斗。母亲怕她摔倒，随同陪伴，她却一登便立在板凳上了。游街时有人评论说：她就像运动员进赛场一样，昂首挺胸，因为她有她的信念。事后母亲问她害怕否，她说：“一路上我心里都在唱着诗歌：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疆，我有一个甘美思想，就是主怀念我。……”除了在城关游斗，祖母还被带往贵岐、古溪游斗。母亲在上班，幸亏有祖母的外甥随同照料，免其饥渴。学习班结束，她被派下乡。当地群众听说她来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围在她身边。也许是过于劳累吧，她感到视力模糊，请同下乡的一位军医开一支眼药。这位军医挺认真，还给她测了血压，收缩压180mmHg，舒张压也高（忘了多少），当即叫来救护车送她到县医院住院。
“文革”后期，祖母退休告别了从事半个多世纪的医疗生涯，我常听见她婉言谢绝找上门的病人，很诚恳地向病家解释。尽管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后来的退休金还低于当年县医院的退休老工友，黄关莺的姐姐黄淑莺（石堂奶）的退休金。她寻求、看重的本来不是这些。她对我说：“我一生行医，现在我退休不替病人看病了，我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医疗差错事故。”是的，这是值得欣慰的。她的后辈从事医务工作的有十余人，她希望有更多后辈从事这工作。
1980年后，祖母眼晴逐渐失明，内外生活全靠母亲退休来料理。
尽管有人铭记她的严厉而遗忘了她的恩情，我却相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然我不缺她的管教。我深深体会到她因爱主而沉稳、坚强、隐忍、学识渊博、洞悉世事而眼界开阔。她以有限的资源分配，培养了许多人，有人怀疑我们住在乐天居的合法性，要祖母拿出房契……。而她只是“深愿余之亲属大家实事求是，彼此谅解、彼此相顾、体念余一生艰苦……一生血汗苦心培养心情，对已天天向上，对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彼此和睦同居，享受平安、喜乐之幸福”。她相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真理。
1988年夏至前一天（星期一）上午，祖母当医生的外甥、次侄来看望她，未觉她身体异常。午后，没有先兆，祖母休息时有点儿烦燥，母亲与她一同唱诗后她便安静欲眠。母亲随即下楼，又有一对老夫妇系解放前永生医院的老工人来看望祖母，谈过话后离开，紧接着母亲上楼，见祖母似乎没有呼吸，摸摸脉搏跳了几次，便再也摸不到了。正如祖母自己所愿望的，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回到天家”，结束了一生的劳苦。她安眠于百合花盛开的山坡上，过了几年，她的谊妹，91岁的石医生与她并肩而眠。
不久前我认识了一李姓年逾八旬老媪，她说曾在永生医院祖母处做工（大约1947-1948年吧），因被三座大山压迫（本人云）苦不堪言，祖母知情后，便一再鼓励她并教她文化，后她竟认识了三千六百多字。我听了很感动。祖母在繁忙的业务、院务、对外联络、母弟子侄负担教养等诸多事务之余，为了让一个女工能掌握知识，改变处境，而挤出不少宝贵的时间，亲自教女工学文化，这又是何等的爱心啊。
重温往事，仿佛她言犹在耳，音容举止历历在目。她爱主，因为主先爱她。我体会到她是以感恩的心，满腔的爱来向许许多多的人表达、回报临到她的基督的爱。尽管往事如云，但是，爱是永不止息。为此，我写下了献给她为首的长辈们的自白——四十余年征程回首：少年时的启蒙，耳濡目染，我虽对“白衣天使”有所羡慕，却曾为梦想的幻灭而流泪，并非初衷，我踏上了这条路。
充满奋斗乐趣的工作充满了爱，我不再妄自菲薄——一个小看护！因我已深知：分享快乐能增加快乐，分担痛苦便减轻痛苦。
有时我也感叹背上的重负，荆棘又拦路，但是总能得到鼓舞：莫踟蹰，别停步，人生无坦途，挺起胸膛走前面的路！四十余年来虽无耀眼的建树，却也春华秋实，深有感触：病人的信赖、尊重、康复的笑颜，……胜似激荡心灵的音乐，悦目的画图。
我虽饱尝前进途中的酸甜咸辣苦，却因此感到生活充实，多彩丰富。我为每天都有新的力量播种、收获而无怨无悔，暗自欢呼。
我与同行者们共勉着：别当懦夫，何惧严寒酷暑，蒺藜四布。经历曲折坎坷，风霜雨露，将来回首，倍感幸福！如今，我明白了老一辈热爱卫生事业，并为之作出种种牺牲的缘故。因此，我深深地感激——前辈们牵我走上了这条路。
作者简介：1965年福安卫校毕业，先后在寿宁县坑底、芹洋公社保健院、寿宁县医院、宁德市（原宁德地区）医院工作，2001年退休。现住蕉城。
民国时期宁德“另类人物”
□王致纯
何谓另类？各有说法。既难界定，当属常人，但有些举动或境遇又与常人不同而已。下面谈及的数人均生活在中华民国社会的最低层，贫穷、落魄和潦倒是其共同的特征。1982年初，我参加中国民协福建分会组织的闽东籍会员在宁德城乡采风活动，发现这些已作古的人和事，是如此深扎在人们的心中，于民间口头广为流传，却又不登儒家大雅之堂，更不在革命史迹之列，则戏称曰：未能“登堂入室”的另类。今特供出同赏。
鼎济开生吊
常言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说，这人还活生生的没有死就给自己开吊做丧，奇不奇？它决非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而是中华民国年间发生在宁德城关的真人真事。其人姓陈名鼎济，城镇贫民，夫妻二人，年过半百，膝下尚无一男半女，就怎么简单的俩口子，过的仍是时饱时饥的紧日子。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在自己家中摆起灵堂，立下自己的灵位，还请了吹吹打打的哀乐班。把自己伪造的病故讣告分发给平时有门头（礼包）往来的诸亲人等。丧事正日，还请来近亲帮忙料理做丧事宜，收支账目和接待吊客，操办中午丧宴颇丰盛，不缺水酒上桌。这时，一副怵目惊心的大棺材就摆放在后厅里，陈鼎济静静的躺在尺床（为死人铺的平板床）上，雪白的寿被盖过面部，让其妻披麻戴粗坐在床边哭丧。整个丧事，除“虚棺不殓”外，与真的毫无二致。听说，当时接到讣告的人多数已知道是陈鼎济出孬式（耍花样），确很作难，但仔细一想，还是包上“奠仪”前去吊唁。全场“丧事”办得有板有眼，上门的吊客也就有模有样。事过七日，陈鼎济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背后有人问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旁者答道：鼎济开生吊呗！此话，就此流传开了。
再说，这事怎能做得出来呢？用现在的话说，难道陈鼎济患有精神病吗？不，他不癫也不痴。主要是他僻性乖张，心浮气躁，行事过激，也因此白得了这次做丧的一副大棺木。这话怎讲？民国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城关海滨路妈祖婆做生日，各埠头船家店户纷纷捐钱庆祝，从福州请来时髦的女班“群芳”剧团做神戏。但这时宁德县知事（县长）沈守经不给演出，派警察进行干预，理由是“勤课农桑”，演戏影响春耕生产。当时管理庙务的董事去县衙门说理，沈又推托不见，大家很着急。这时，陈鼎济即挺身而出，条件是要董事购棺木一副，备抬夫四人，事成后棺木归他所有。董事答应了，他回家找一块木板写上：“问沈守经民权何在，我陈鼎济以死相争。”而后手棒木牌领头往县衙门里闯，抬棺木的四人在后面紧跟，到门卫处就吵闹起来，惊动了里面的沈知事，传唤将领头人陈鼎济叫进问讯。陈见沈时据理力争，说妈祖是海上保护神，演戏是水上船民的事，不影响农业春耕生产。沈知事心想当前正在提倡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此人既是抬着棺材进衙门，不达目的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把事情闹大对自己也不利，就答应让他开台演戏了。
事成后，这副棺材就给了陈鼎济。故有人说，鼎济开生吊，是收了棺材就得做丧。也有人说，鼎济是为了收礼包，试探人情，才开此生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扒手卿哥
过去，宁德人在茶前饭后的闲谈中，卿哥几乎是个传奇式人物。奇在他的动作似魔幻般快捷，奇在他行走江湖不失为人的义气。
卿哥，真名林赞卿，宁德县七都村人氏，生于普通农民家庭。虽身材短小，四肢不发达，却眼明手快，多有心计。这些天份，为他后来所选择的人生之路，提供便利条件。
据说，这卿哥生性聪敏，搞上这一扒窃行当，乃无师自通，仅到福州入行时，受些行内前辈的指点，就开始出山了，且屡屡得手，步步攀升，直至坐上称哥领班的头把交椅。但他始终信守离家时长辈给他的约法三章：一不贪得无厌；二窃富不窃贫；三不窃宁德人。
他深知扒窃是一种铤而走险的非法行当。有了这一思想准备，他始终把妻室留在七都家里，自己出去，寄居福州。其行窃对象多为贪官污吏和行商坐贾，数目也不求甚大，得手后就回到七都家中过清闲的日子。用完再出动，得手又回家。如此返复，旋环不已。故同村人称他为“无田地主”。他行窃的高超手法，略举数例为证。
一、卿哥的母亲林关氏是邻村的河墘人，他自然是河墘村人的外甥了。中华民国时，有一年正月，七都村做开台神戏，请的是福州“新国风”名戏班，消息一传开，邻村人即前往七都看戏，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天傍晚，还下着毛毛细雨，河墘村来了6个人，在七都街上碰见卿哥，未免以甥舅或姑表之称打招呼，其中有一人给他开了个玩笑说，卿哥兄弟如果有本事能把我们6人的雨伞都扒去，大家才佩服你。当时，卿哥只笑笑，也不置可否。但至半夜，演出结束，大家走出戏场，伸手去打开雨伞遮雨时，个个都发呆了，只是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这大家手中拿的那里是雨伞，分明是扫把柄，而雨伞都到哪里去了呢？方才记起在街上碰见卿哥时说过那开玩笑的话，就一同往卿哥家里去。此时，卿哥已在自家门口笑脸相迎，当大家向他要雨伞时，他却说不着急，我已给你们备好了水粉做点心，吃完夜宵，自然会有雨伞。果然，吃好夜宵，卿哥问大家要不要隔夜，要住我就去打铺，不住雨伞都在我厨房的门后面，各自认回去好了。
这扫把柄换雨伞的事，原来是卿哥从街上回去备好6根扫把柄带入戏场，当观察到他们看戏正入神时，趁着拥挤的人群，从一个个的手里把雨伞换了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二、建国前，七都街有一家叫“品记”的南北干货店，卿哥在家时常到那里买东西。一天上午，他来到这店铺，看到一伙计手里提个加绳袋沉甸甸的（一种袋口用带子串起的布兜），便问他干什么去？另一伙计接着答道，我同他去县城置货，卿哥说我今天也要去县，那手提布兜的伙计就指着兜子说，这里面有200块银元，咱三人同行，你如果窃得去，中午在县城的一餐饭吃我的。卿哥没答应是否可以，只说你二人等一下，我回家拿把雨伞一起走。没多久，卿哥手拿雨伞来了，那两个伙计即对他说，我们打赌要先讲好条件，这里到县城有30多华里路程，你一定要走前头，我俩走后面，中间保持一定距离。这两个伙计大概是趁卿哥回家拿雨伞时商量好的，认为前面人肯定不能窃取后面人的东西。一路上，他们都是“一前两后”的走着，到了县城，两个伙计就进了贸易货栈，才感到这布兜有些不对劲，打开一看，却傻了眼，里面那里是银元，全成了瓦片小石子。卿哥在旁却说没有事，吃了中午饭，银元自然会有的，两伙计才放下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走路快进单石碑时，有大金溪的阻隔，须在馒头墩过渡船。同渡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把船头，即船靠岸要抓住船头，让船上过来的人放跳板下船，然后过去的人再逐个上船，最后面的要撑竹篙，艄公负责把舵，这是搭渡人的不成文规矩。故卿哥在把船头时，轮到手提布兜的伙计上跳板，故意将船头一推拉，使船摇晃起来，这伙计走不稳，卿哥伸手去扶他，随口说声请注意时，将他放钱的布兜换掉。此一装瓦片小石子的假布兜，是他动身前回家已备好存在身上的。
三、建国后，卿哥已洗心革面不干这扒窃的非法行当了，回七都家里分了田地，参加轻微的农业劳动。不过，他既被公安机关收审坐过牢，也为宁德地方的取缔窃患立过“功”。据说，被收审的原因是怀疑他建国初期通敌的事，经查是1950年运货去南竿塘岛（时为国民党占领区）做生意，无发现政治问题，予以释放。直到1974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这时的卿哥已年届六旬。因为当时福州有一批新生的扒手流窜到宁德扒窃作案，危害甚烈，群众叫苦连天。宁德县公安局刚恢复正常办公，在一时难以侦破的情况下，请了卿哥出来作耳目。果然，他仍宝刀不老，窃者均难逃脱他的锐利目光，纷纷落网，余者望风而逃，起到综治的作用。
汐头陈元标
汐头，即今城南乡的古溪村。在宁德东湖塘未围垦前，这里是城关南行船只的重要关口。村民多以水上运输和滩涂养殖为生。
听说，清朝季世，该村有个陈元标（一说陈文超），此人长得牛高马大，浑身是劲，力气过人，参加过省垣的武举考试，得何名次，已不重要，因他的长处不在武艺方面，而是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向官僚的腐败行为作斗争。
过去，在城关南门外与古溪村交界的地方有个圣人塘，原系东湖围垦的土地，已经耕作多年。清末的一年八月十五大潮时，塘堤被海水冲决，庄稼淹没，颗粒无收，损失惨重。各庄户到县衙门要求蠲免粮税，知县将如实呈报上司核准在案。不久，这知县因三年届满，调离宁德，前来接手的新知县姓徐，原来是个贪官，他见到这份蠲免圣人塘粮税的公文，就问身边的周师爷，此文是否已通知下去，周说收粮税的时间未到，各庄户暂时还不知道，徐即令周此文不下达了，周当然明白徐的用意是要私吞这笔钱粮，则说庄户中有个名陈元标的人很厉害，恐怕惹不起。徐知县应道：“本官像衙门里的那棵大榕树般高大，陈元标他再厉害也不过如一把小剃刀，能砍倒它吗？”这话，后来不知道怎么会传到陈元标的耳朵里，他也不吭声。到秋后，县衙门派人来收讨圣人塘的钱粮了，陈元标就对收粮的衙役说，请你转告徐知县，圣人塘的钱粮免了就罢，不然，待我找到衙门里那棵大榕树的主根时，不砍倒它，也会让它自枯。衙役回去，将这话传达给徐知县，徐才知道此人确实很厉害，也就此作罢，不再催讨圣人塘的钱粮了。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中华民国二年，时为闽侯人郭传昌任宁德县知事（县长），奉上司命令，配合福建省水上警察署人员在三都澳筹办三都澳水上警察所，设船捐局于县城东关外埠头办公，强制进出宁境的船只挂牌合法行驶，征收船牌月捐，按船大小派费，以充当水上警察所的人员薪饷和其他支出。地方贪官则藉以加大税负，连长艚上的仔船小舢板也未曾幸免，宁德沿海、沿溪的船户叫苦不迭。这些人本属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穷苦之家，那里能交得起这繁重的捐税，故船捐局扣船、抓人已成常事，在城关三官堂临时增设监狱几十个号房，也已曝满。汐头陈元标忍不下去，身背一艘小舢板直接闯入县衙大堂，指问郭知事怎么小的船儿也要交捐纳税能合理吗？二人一问一答，后来郭知事发了脾气，把帽子脱下摔在桌上就走开了，陈元标赶紧抓起他的帽子走出衙暑，前往省垣告状去，说宁德知事郭传昌“露顶坐刑堂，无事抓百姓”。今有帽子为证，要求省里派人到宁德三官堂临时监狱查看关押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原因是我今天能背到这里的小舢板也要交捐纳税，百姓交纳不起，就被抓去坐牢，搞得沿海沿溪的船户鬻妻卖子，生活不下去。据说，不久省垣派员下来调查，小船被取消了船捐税。
开训回魂
“开训回魂”这个话，在宁德民间口头中已流传了近一个世纪时间。因是旷世少有的奇特事，则常被人们当作插科打诨的笑料来引用。
林开训家境贫寒，住在宁德城关北门外。他是民国初年，无地农民，父亲早故，母子二人以租种财主田地赚些粮食为生计。农闲时，砍柴出卖，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故年过三十，仍未婚娶。
由于他为人憨厚，卖出的柴薪一不叫价二不看秤，任凭买主称后计算给多少钱，就收多少，从无二言，故被人外号“〓马训”。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年夏暑的大热天，林开训从田间劳动回来，突然生病发高烧，请医生看了服下几帖汤药，也未能见好，且病情还在继续恶化，以至口出谵语。到第三天，医生再来看时就出现绝脉，不开方子，交待其母准备后事。果然，第四天林开训两脚一伸，就断气辞世了。任从老母嚎啕大哭，也呼唤不回来。
因为他家实在太穷，生病时的几帖汤药就把它吃光了。今这一死，连买棺木的钱也没有，还好左舍右邻看在他母子二人平时为人善良的份上，凑合点银钱给他买副六甲（一种由六块木板併合起来的差质棺材），草草的将其入殓，又怕天热坏尸，则从速抬上山去埋葬。这本来是万里无云、骄阳高照的大晴天，但当抬棺材的人走出单石碑村时，却忽然间乌云密布，雷声阵阵，一场滂沱大雨即将来临。故把棺材搁在村后不远的黄土山坡上，快速挖道坑放了进去，覆盖一层薄土，迅即离开现场，赶往单石碑村躲雨去，欲想雨后再来添土加固。岂料这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以至夜幕降临，大家只好各自回家去。
再说，林开训的母亲，原是上了年纪的人，自从儿子生病至死亡的四天四夜里，都不吃不喝也不睡，特别是见林开训的棺材被抬出埋葬时，更是哭得死去活来。这天夜里，外面打雷下雨，家里一片无寂，至下半夜她累得实在顶不住，就朦朦胧胧的有些睡去。不觉间，被外面的敲门声惊醒过来，问道你是谁，门外即叫声妈，我是林开训。这时，林母完全清醒了，心里虽然有些害怕，嘴上仍是答道：“孩子，你是不是鬼魂回来要带走老娘？”开训在门外应曰：“不，我是人回来和娘一起过日子，现在我肚子很饿，快点开门，给我弄点东西吃。”尤其听了后面说的要吃东西这句话，才开始相信他是人。因为这林母毕竟是年高识广，她想起前辈人有说过，人与鬼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人有形有影，鬼有影无形；二是人会饿会吃，鬼会饿不吃。故立即起来，把灯火挑得亮亮的，开了大门，果然开训踩进门槛时，人影投射在厅里的墙壁上，见到的是有形有影的林开训，就高兴起来。这时的林母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感觉有些饿，母子二人共同进去弄点东西却吃得有滋有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林开训患的是伤寒急症，内火中烧，假性休克，被埋到黄土地下后，一场大雨将黄土浆渗入棺材里，祛除了他身上的热火，就苏醒过来，还好棺木有隙能通气，覆盖的土层也很薄，一脚就将棺材盖踢开去，自己起来走出墓穴，才有活命。
第二天，林开训出来向左舍右邻道谢帮忙的事，说明回魂的经过。“开训回魂”，就此传开。
彭记友年
在宁德方言中的“友年”，就是男性患单思病（通称精神病）的代名词。此话源自民国中期，即彭友年的青年时代。从“描述流行病学”角度讲，它是一种思想性的疾病，症状为见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就“嘻皮笑脸”，仅此而已。此病没有传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能作治病的“免疫剂”。譬如，有人在靓女面前表现稀拉时，别人即会提醒他，不要那样“友年”了，他就会自敛。这话，或许对外地人听来，甚感茫然，但对宁德人来讲，已是明白不过了。
彭友年，民国初年生于宁德城关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幼年上过学，粗通文墨书画之道，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有过欢乐美好的时光。青年时期的他，身材高挑，五官端正，爱好琴棋，能说会算，也有过自己的美好憧憬和生活向往。但逢乱世，命运多舛，父亲早故，家况愈下，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使其难以承受。特别是在个人婚姻上，定调过高，未能如愿。而思想上又过于执著，故酿成痛苦无法自拔。据说，到了中年，经人介绍，娶了个外地女人为妻，他却将其整天锁在房间里，不许同外人接触，故该女人撬开地板，从下面的环城河逃跑了。此后，成为鳏夫。
他母子二人住在南门兜环城河面搭盖的一透木屋里。前面向路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后面是厨房和卧室。与人不同的是在店门口刷了一条白灰壁，上写“彭记友年”四个正楷字，每个字还外加一黑色圆圈，引人注目，招徕顾客。
建国后，友年已届不惑之年，放弃了成家的念头，尽心孝敬年老的母亲。闲时，他在家拉着二胡琴，既是自己取乐，也为老母解忧。邻居小孩来听，他即问人家好听吗？因为经常这样，小孩感到很厌烦，当走出店门口时，就有意嘲笑他，把琴谱的音符66·22，故意说成咹咹，咽咽，友年没老婆不过瘾。
后来，彭母病故，南门兜的小杂货店也不开了。友年转为做旧衣服的买卖生意，身上挂满各色的男女衣衫，站在东门兜人流最多的地方招揽顾客。“文革”前，也就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家生产的工业品有限，人民的购买力也很低，穿过的旧衣衫仍能出卖再利用。这时，已至暮年两鬓斑白的他，身穿大方格的衣裤，与当时流行的“青一色”装扮，的确反差很大。加上夏天将皮鞋打洞作凉鞋穿，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其实他也没惹过谁，仅为赚些小钱过日子，才有这副落魄相。今日提到他，应给更多的同情，而不是嘲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