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古溪村位于蕉城市区南郊，古称“汐头”。自古背山面海，居民富庶，民风淳朴，历史久远。早在唐代就有余、汤二姓泛海而至。南宋时期，林姓由莆田八角井迁入。元末明初，祖籍中原的陈、谢二姓相继入住。各个姓氏所带来的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造就了这方水土诸多特殊的地方文化和民俗活动。诸如春节、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都存在着诸多与蕉城其他乡村迥然有别的风俗习惯。
  端午“扒龙船”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闽东民间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过端午称为“做节”。在闽东蕉城、福安、寿宁、古田、屏南等县（市）的大部份乡镇都是五月初四过节，而包括古溪在内的蕉城城区以及周边乡镇都是按照传统，在初五这天过节。古溪民间过端午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几天里，不外乎就是给小孩子添置新衣，打扫房屋卫生，包裹粽子，女婿忙着给岳家“送节”之类。到了初五这天，每家每户准备丰盛的午餐，悬挂菖蒲，喝雄黄酒，给孩子佩戴长命缕。唯有赛龙舟这项最为盛大的活动，却与其他沿海乡镇有所不同。
  古溪村民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的历史十分悠久，村子东南的大片滩涂位置优越，盛产泥蚶、螠蛏、牡蛎、花蛤等海产品，畅销福州、长乐、福清、古田等地。古溪村民把赛龙舟称作“扒龙船”，活动开展的地点也是在村前的“东湖塘”。在东湖塘东南方向有个“龙船塌”（位置大概在大门山与虎山交界处）的地名，据说有一年赛龙船，有一条船在这片海域无缘无故失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古溪村民没有能力制造专门用作赛龙船的龙形船只，只是借用村里私人的运输船只。船只作为海上必备的交通、运输工具，古溪民间全盛时有大小船只三十余艘，到民国时期还有十余艘。船只按大小分为称为“三杆栋”（即有三张帆，可负重数百石，多作为外洋运输之用）、“两杆栋”（即有两张帆）、“铜舵”（多作为海上捕捞之用）、“扒舵”（运壳灰、粪便之用，可负重数十石）、“舢板”。由于三杆栋、两杆栋、铜舵体积大而笨重，舢板体积太小，都不理想。只有扒舵最为合适，所以村里的五六条扒舵就逐年轮流，不计报酬。
  古溪村每年参加赛龙船的有两支队伍，分别由上厝保（又称古溪元境）、下厝保（又称古溪正境）组成。上厝、下厝龙船上各张挂着一面三角旗，上厝的为红底白边，色如鸡冠，称为“鸡角（公鸡）旗”；下厝为白底红边，形如蜈蚣，称为为“蜈蚣旗”。参加比赛的除了古溪的两支队伍，还有东湖沿岸的南门四村头（南门兜、桥头下、小场、下宅园）、塔山、金蛇头、蓝田等村，以及城内马厝坪、东门外下尾埠。参赛船只皆为“扒舵”，唯有南门兜因为商贩较多，实力雄厚，才拥有一条像模像样的龙船。比赛起止地点是由古溪的决兜至下尾码头，大致三四公里的距离。一路上设有众多标杆，标杆以竹竿制作，上悬鸭子、老酒、手帕、白扇等奖品，夺标最多即为优胜者。多数年份，都是古溪村的两支队伍夺得冠军。
  参加龙船赛的每条船上都有二十位参赛者，其中划桨十六人，掌尾舵一人，一人放鞭炮，另外两人负责敲锣打鼓。民国时期，古溪村经常参加龙舟赛的村民知名的有陈关葛、陈细细妹、陈方下、谢红伢妹、阮嫩弟、谢清弟等人。其中以陈关葛、陈细细妹两位“大力水手”最为知名，二人虎背熊腰，臂力过人，划龙舟时短桨（俗称“扒靸”）都必须有两把重叠使用，否则会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
  蕉城有一句俗语说的好“龙船没水干汐兴”。可见，赛龙船是一件“乐事”，是闲人才能参与的娱乐性活动。当时很多人家忙于生计，除了春节能休息几天，其余节日还是要下田干活的。所以，每年赛龙船时往往不能凑齐参赛的人数。一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就提上一桶海水，或沾上一身泥巴，将不愿参赛的村民身上搞脏，逼迫他们下海参赛。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娱乐活动。当时，下厝有一位绰号谢买卖的光棍，喝醉酒还想着能有龙船赛。他负着一支尾舵，沿街叫人去参加龙船比赛，一边走一边口里还嘀咕：“联保（相当于如今的乡长）我买卖做，龙船拔去扒。”反复念叨，走路摇摇晃晃，最后掉进了路边水沟，惹来路人的阵阵嘲笑。
  还有一个姓陈的村民，家境贫穷，但又极爱面子。有一次过节吃了午饭，也去参加龙舟赛。同厝的一位叔伯兄弟也许是一片好意，对他说：“某某兄，大过节的，你中午就吃了一碗番薯米粉（番薯米最底层的碎末，含有泥土、虫粪等不洁之物），还有力气去扒龙船。”某某兄认为他是在侮辱自己，大动肝火，当即争吵起来，幸有旁人相劝，才得以平息。
  中元“施食”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古溪民间与山区乡镇不同，一般不做“普度”，只在中元之日，各行业商铺出资祭祀孤魂野鬼，称为“施食”。“施食”多安排在下午，遍插明香于店铺周围主要通道，尔后设千层糕、草鞋仔、“棉衣”、锡仔、米酒于店门口，祭祀完毕，将糕切成碎块，散发给路人。
  农家也有“施食”，又叫“请地头公”，多在中禾收割完毕，晚稻刚刚播种的水田田埂上进行。祭祀时，除了在水田四周遍插明香外，其它仪式与店铺“施食”相同。
  从祭祀含义来看，农家的“施食”有祀田神的遗意。因为蕉城民间视“地头公”为神灵，而不当作孤魂野鬼看待。所以，“地头公”是农家对“田祖”的民间称谓，既通俗又贴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风俗》：
  “十一月，各乡赛祭，是时禾稼登场，杀牲为黍，以飱田祖，谓之冬福。”乾隆版《吴县志》：
  “中元前后，农人耕耘甫毕，醵钱赛猛将之神”、“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按韩昌黎诗：莫向田头乐祀神。《周礼》疏曰：社者，五土之总神，又为田神所依。则是七月十五之祀，犹古之‘秋社’耳。”
  现在，商铺“施食”、农家祭祀“地头公”已渐消失，倒是许多水果种植户、水产养殖户为了祈求事业平安有成，沿袭着了这一项古老而传统的祭祀活动。
  中秋“牵磨连”
  蕉城民间有一句俗话“年三天，节三顿，中秋立夏没一顿”。旧时民间提倡节俭，过中秋节时，各家各户无非吃些月饼，餐桌上的伙食并没有多大改善。虽然如此，蕉城中秋节的民间活动却是丰富多彩的，如相传起源于明代戚继光抗倭的曳石踩街，还有花灯、铁枝、肩头坪、踩高跷、线狮、纸扎，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走阴间”等等。在古溪村，还有一个需要大人小孩共同参加、形式独特的“牵磨连”游戏。
  在古溪下厝的头谢谢氏宗祠遗址（俗称“头谢坪”）门口，旧时用鹅卵石镶嵌有太极八卦图案，造型精美，十分显眼。在八卦石旁的草坪中，还有一块粉红色圆石，未经加工，却平滑如镜。这些就是“牵磨连”游戏的道具。每年的中秋节，孩子们就开始忙活着到处采摘芦荟（俗称“龙舌”），寻找苎麻皮（农村妇女轧纃的下脚料），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芦荟、麻皮收集以后，将麻皮垫底、芦荟铺面，铺设于八卦石上。游戏需要四个大人、四个儿童同时参加。四个儿童站在磨盘石上，悬空做“一”字形平卧，双手上举，四个大人站于八卦石边沿，分别擒住一位儿童手腕，这样儿童的重心力量都由大人掌握着。准备妥当以后，脚踏实地的四个大人开时由慢转快渐渐旋转，由于芦荟起到润滑的作用，圆石随着脚步会越转越快，如腾云驾雾一般，十分刺激。这个游戏与今天的旋转木马、旋转飞车等游戏有些类似，在当时已算得上比较“新潮”的游戏了。
  做“九月十四”
  古溪是个完全信仰本土宗教的村庄。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教徒都试图在村里传教，皆由于村民宗族意识强烈，未能实现。村中旧时有五大姓，即陈姓、谢姓、林姓、倪姓、池姓，按居住界限划分，又分为上厝、下厝、内厝。民国时期，这三个居民点皆设有保长，各自为政。古溪村民所尊奉的神灵十分复杂，有忠烈王、普济明王、临水夫人、师公、田元帅、齐天大圣等数十位，以忠烈王黄岳、普济明王林亘（即林公忠平王）、临水夫人陈靖姑为主神。村里供奉忠烈王黄岳的庙宇一忠烈行祠赫赫有名，在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它所建成的时期仅次于城关东门外的土主宫。供奉普济明王的庙宇在村东塘前头，隔着东湖，与塔山遥遥相望。这两位神灵，被村民尊称为“社头公”。临水夫人俗称“大侬奶”、“奶娘”，上、下、内三厝各有一尊（其中下厝有两尊，分别称为“旧奶娘”、“新奶娘”。除了下厝有单独的奶娘宫外，其他二尊皆供奉于祠堂）。除了春节，被古溪村民视为最大的节日应该就属每年农历“九月十四”的黄岳诞辰庆典了。忠烈王宫的公产不多，只有少量的土地和海埕出租。每年的收入勉强维持诞辰庆典之费用，如遇修缮庙宇的年头，就只能由村里殷实人家集资来完成。每一年负责庆典各项活动的人员皆为二十名，称作“社头头”，由村里成丁（蕉城民间习惯以十六岁成丁）男性轮流充当。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每年到了农历九月十三这天早上，新当选的“社头头”就会开始准备供品，制作大量“寿桃”（即形如寿桃的糖包）。到了晚上，“社头头”就踏着月色，早早集中村西郊的忠烈王庙，备办“祭桌”（即祭祀物品），燃烛上香，届时还有“吹班”（闽剧清唱）助兴，庙内灯火通明，彻夜如昼。这一活动俗称“庆赞”。到了交子时时分，就有一名“社头头”手持铜锣，进入村中，边走边大声反复高喊：“新头新柱”（意思是说新的“社头头”已经产生），听到喊声的村民就会陆续醒来，到庙里上香，给忠烈王拜寿。旧时缺吃少穿，一年难得吃上几回好东西，这一晚能吃到香喷喷的白面糖包，所以也成为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节日。上香的成年人身后，总会跟随着一两个小孩，他们也可以兴高采烈地领回一合“寿桃”。
  九月十四至九月十六这三天时间，按例都要演出闽剧。届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邀请亲友来观看演出，一日三餐还要备办茶饭，用度甚高，对多数人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但村民乐此不疲，相沿成俗。就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为了搞好治安，禁止民间娱乐。为了保证整个活动不出事端，村民陈骰子宁愿自己入狱作担保，使庆典照常进行。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忠烈王庙的公产很少，捉襟见肘，所以备办忠烈王“祭桌”就得由当年的“社头头”自己掏腰包。为了凑齐这一款项，就逐渐产生了“贴喜”的习俗。所谓“贴喜”，就是由“社头头”作若干个“糯米大寿桃”（将糯米蒸熟后，拌上红糖，做成寿桃模样，大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送到当年村里有喜事的人家。喜事无论大小，小至砌灶、砌猪圈，大至建房、娶媳、生子，都必须“贴喜”。“寿桃”大小也视喜事隆重程度而定，以娶媳（俗称“新妇喜）、第一胎生男（俗称“长男喜”）最为注重。“社头头”们在忠烈王圣诞的前几日，会把写有喜事内容的红字条“贴”到该村民住宅的大门之上。该村民就得视自家喜事大小交纳款项。由于一年中，村里的喜事有多有寡，碰上不好的年份，“社头头”们就只好自己凑足金额了。
  顺便带一笔，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奶娘诞”，村里的成丁男女不仅要举行“过关”仪式，还有所谓“送烛母”的习俗。“送烛母”的对象是村里刚刚成婚的人家，或者有结婚后长期不生育的人家。在每年的“奶娘”巡游完毕“圆宫”以后，这些人家男子的年轻好友都会邀上四五位，带着一双奶娘座前请来的红烛（点燃着的），一铁铲熊熊燃烧的木炭，送到家中。年轻的夫妻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予以接受，将红烛供奉在祖先的龛位前，而炭火则倒入炉灶。尔后，准备酒菜招待这些热心的朋友，尽兴而散。
  而今，随着时代的飞跃发展，各种旧的习俗已遭到舍弃。忠烈王庆典中除了“庆赞”、“演戏”等还保留以外，“分寿桃”、“贴喜”、“送烛母”等似乎意味着贫穷落后而不再流传。也许随着人们传统意识的淡薄，其他仪式也将一去不复返，只留下记忆供人们回味！
  婚前“请仪校”
  蕉城民间对男婚女嫁十分讲究，比外省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至今，蕉城还流传着许多特殊的婚嫁习俗，如沿海乡镇的“打醮”、“新郎伴睏”，飞鸾二都的“扭星”（新媳妇过门时，亲友要掐其手臂肉）以及古溪村的“请仪校”。
  请仪校在古溪至少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它的来由，包括它的正式写法已无从查考。“请仪校”的时间都安排在结婚前一天，即新郎（女儿出嫁无此仪式）“打醮”（又称“请喜神”）的当天晚上，这项仪式多由村里年长的男性老人完成。当天晚饭过后，办喜事的家庭就要煮两碗线面，每碗面上放上两粒煮熟剥壳的鸡蛋（俗称“一碗面两粒蛋”），还要准备红烛一合，香六支，红酒一斤，锡酒壶一合，酒盅十只，锡帛一捆。装入“碗栳”，送到前去“请仪校”的老人家中。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带上这些物品，到祠堂仪门（俗称“雨亭”上厝的居民多在陈氏上祠堂，下厝的居民多在尾谢祠堂）前，在廊前石板上就地祭祀。祭祀时间大约为半柱香功夫。老人在祭祀过程中，还要默默祷告，内容为新郎新娘双方姓名、年龄、住址，最后祈求神灵保佑夫妻白头偕老，生活美满。祭祀完毕，烧过锡帛，老人将蛋面带回家中，分给家人享用。装蛋面的“碗栳”必须在三日以后，等新郎（新娘）办完喜事后送还。也就是说，“请仪校”虽然是办喜事的人家分内之事，但至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这样一个古怪风俗，它的祭祀对象是谁呢？有的说是祭祀临水夫人，但烧的却是鬼魂使用的锡帛？有的说是祭祀祖先，却为什么不在祠堂内祭祀呢？孰是孰非，就是操持“请仪校”的老人自己也难以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