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蕉城区枕山襟海，地貌类型齐备，有沿海与山区的共同性。由于地理位置的悬殊，东南沿海地带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西北群山横亘，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经济重心分布不均就会带来文化的不平衡，丧葬习俗也带来很大不同。比如沿海地区办丧事，拘于繁缛之习，以奢侈为荣。从初丧、装殓、吊唁、做七，一直到出殡、做墓、百日等仪式，大张旗鼓，耗资巨大，又因为地处南北要冲，人口流动较大，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传统的习惯或消失，或改变，原汁原味的东西已不多见。在山区，免除了做七、百日这些习俗。丧事显得拘谨、简朴，却又不失隆重，由于交通的闭塞，信息不流通，保留着许多古代的风俗习惯，甚至还留下了不少奇闻异事。笔者收录了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真人真事，使人们对那个渐渐远去时代能有所了解。
  对死的种种称呼
  蕉城民间，对死的称呼是很忌讳的。蕉城人用语，就要把死叫做“生”，人死了，不能叫“死”，一般都称作“归驾”、“百年”、“转去”、“故去”、“故世”、“做老”、“做古人”、“殁了”。凡人寿享有五十岁以上因老、病而死，且有三代以上者，都算寿终。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去世，均称作“欢喜丧”。对于这种正常的死亡，无论贫富，家人在心理上、物质方面早做准备，俗话说：“福好看嫁妆，命好看作丧”。
  小孩死亡称为“压蔗”。这个说法据说源于近代，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宁德城关及南郊岐头设有育婴堂，贫苦人家无力抚养儿女，多送到这里，由于生活条件低下，饿死病死甚多。传闻儿童死后多埋在甘蔗地里，故名。
  解放前，民间盛行抱养童养媳的陋俗。童养媳顾名思义都是未成年的女童，她们在家庭的地位低下，一些还受到公婆以及丈夫的虐待，这种非人的待遇促使童养媳过早死亡。对于她们的死亡，多数人是表示同情的，称之为“咬蚤（跳蚤）咬死”。一方面可以看出童养媳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也把冷漠无情的公婆比作可恶的跳蚤。
  鼎济开生吊
  丧家出殡前选定日期接受亲友吊唁叫开吊。也就是说“开吊”是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旧时蕉城却发生过一个活人发讣闻“开生吊”的奇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蕉城南门的“潭尾陈”有个名叫陈鼎济的人，年轻时疏于钱财，交友甚广，认识了不少上层人物。由于早年未娶家室，晚景凄凉，旧时的朋友多也失去了来往，深感世态炎凉。为了维持晚年生活，陈鼎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请城关某名士替自己拟了一份特殊的“讣闻”，分发给旧日有来往的亲戚朋友。文曰：“敬启者鼎济，年越艾龄，一身孑立，虽先人丧葬已了，而亡妇停棺未安窀穸。况室如悬磬，膝下由空，虚无所赖。万一风云变幻，猝有不虞，送终之事谁与拼挡？私念生平亲友爱我甚多，与其死后承诸君之隆情，何如趁此生前沾及身后之实惠。爰捐三月初五日，敬备茗筵，敦请亲友莅临寒舍，并将异时赙赗之仪移为今日赠遗之用。庶身后事宜亲行料理，以免周章，致多缺憾，不胜幸甚！此启。”“开吊”当天，果然亲戚朋友皆携带讣金前来“吊唁”，陈鼎济自扮“孝男”，在“灵堂”接待客人，接受了一笔可观的“奠仪”，解决了晚年的困境。这个无奈之举，使人在惊奇之余也多了几分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之情。
  一场奢靡的超度
  “超度”，是宗教界的一种重要法事，也是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高潮。通过这类法事，死者人的魂灵就可以超越苦难，甚至飞升天界，而不堕地狱，也不受阴间的任何磨难。做“超度”的天数视丧家经济状况而定，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和民间富户，城关及临近乡镇老百姓很少举行这种宗教仪式。
  出现以上这种情形的原因有二，一个是耗费财力，普通人家负担不起。二是丧期过长，不符合民间习俗。上层社会殡殓期较长，民间富户紧随其后，做“七七”绝无问题，但蕉城僻处海陬，官宦世家寥寥无几，在为死者过“七七”时，也只是象征性的每隔七天祭奠一次死者，坚持做七次，以应其数。期间，只有“头七”与“五七”请僧人或道士念经做法，与正规的“七七”相距甚远。
  解放以前，规模稍大一些的超度有县城北门的韩孔堂、碧山街的林理斋、林振翰父子在举丧时都曾举行过比较大的超度道场，而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是小东门陈宗仁父亲的“七七”超度道场。
  民国初期，蕉城小东门的“万盛”号老板陈宗仁为他父亲万盛做的一场法事。在四十九天时间里，每隔七日邀请一二十个僧人，念经做法。为了使法事办得隆重而且与众不同，陈某在大门口立起七条幡竿（超度道场的重要标志），并请来了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僧人，超度道场中的大小法器都是全新购置的。来赴吊礼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单管迎接的就有十多人，甚至连搓纸媒（点水烟袋用的）的丫环都是指定的。当时来看热闹的路人，只要能凑足八位，就可以到陈家饱餐一顿。如此奢靡浪费的场面在闽东绝无仅有，在福建省内也是不多见的。当时曾轰动福宁五县，吸引了许多人远道前来观看。
  林圭甫先生的葬礼
  林文瑄（1883～1946），字圭甫，号南庐居士，光绪拔贡生，民国时长期担任宁德县莲峰书院山长、宁德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鹤场吟社社长等职。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农历五月十二午时，林文瑄因病逝世，享年六十有四。当时林文瑄的二儿子国章由日本留学归来，担任福建省银行宁德分行经理，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由于林文瑄父子在宁德威望甚高，林国章在给父亲做“亲恩道场”时也与众不同，别出心裁。道场首先由林圭甫的同窗好友卓胃田（绰号“法师增”）率领徒弟以及六个儿子共十四人前往举行。道教超度降下帷幕后，接着由鼓山涌泉寺和尚共二十四人诵经，并树立幡竿四条，设“蒙山”于南教场，“坐蒙山”时间长达三个小时，还烧去了大量冥币、纸扎，场面壮观，观者如堵。
  林圭甫先生逝世的时候，他的妻子王氏、长子亮章、长媳黄凤飞均先他而去。林文瑄的三位晚辈（包括同辈）死在他的前面，所以按照民间惯例，坟墓完工后，“主圹”者如果没有埋葬，“附圹”者绝不允许预先入葬。以林文瑄主圹的坟墓建在漳湾上塘村，按规定同时要有四口棺木共同出殡，场面隆重，花费甚巨。由于林文瑄系清末拔贡，候选县丞，又是当时宁德县文坛领袖。所以经大家商议，从南门小场“灵杰侯王”借来全副执事，又按照古代三品大员规格，抬棺人员共有十六人，称“十六座”。其它三口棺各设八人，称“八座”。设两班替换，光抬棺手就有八十人。另外，还有三十多人负责搬送垫板，沿途铺设，以便行走。再加仪仗手、送葬人员等等，大约有二百多号人。林亮章夫妇无嗣，以林国章八岁的长子林坦（今仍健在）承嗣，林坦同样也要披麻戴孝，手持“灵杖”，由大人抱着参加丧事中的每一个过程。大约清晨卯时正（六点），出殡的队伍由林家附近的南校场出发，直趋黄土岩，除了林文瑄和长媳黄氏灵柩，其它两口棺木原来都寄放在浒下塘（又称花架塘）城关蔡氏“墓亭”内。四口棺材汇集后，又隆重举行了“拦路祭”。祭祀完毕，转道蓝田，过黄坑，巳时初（九点）到达漳湾。棺木停放在村外空地。林文瑄平日急公好义，威望甚高，漳湾父老破例打开街头阮氏宗祠大门，让送葬队伍入内休息、用餐。饭后，为了表示对林文瑄先生的敬仰，漳湾百姓特意准备了四条大船，四口大铜锣护送灵柩，以壮声势。棺木在船只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目的地——上塘村，整个送葬过程在热烈的鞭炮、锣鼓声中渐渐降下了帷幕。
  闲说挽幛
  旧时，每有老人去世，亲朋好友都会送挽幛致哀。挽幛通常用整幅绸布做成，有用纸的立轴，通称“礼轴”。为了便于悬挂，幛子通常竖幅，上面的文字不拘形式，不拘字数，可以直写，也有横写。特别是社会贤达或头面人物去世，各界前来追悼者送来的挽幛数量更为可观。表达形式也更为多样，有挽联、祭文、挽诗之类。民国时期，蕉城有两位地方名人逝世时，留下过大量军政界人士题赠的挽联挽诗乃至祭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原四川盐运使林振翰因用脑过度，在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逝世，年仅四十九岁。林振翰在盐政改革上业绩卓著，在当时曾被盐政人员奉为圭臬。对于他的去世，国民党军政界深感惋惜，数以百计的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予以追悼。林振翰的祭文由陈衍撰写，蒋介石、萨镇冰、杨树庄、方声涛、程时煃、陈培锟送来挽幛，宋子文、石磊、刘湘、林炳勋、沈觐冕、史家麟、徐珪及日本友人北亨大村等送来挽联，杨森、林密则送挽诗，这些作品后来还编印成册，辑为《林蔚文先生哀挽录》，刊行于世。
  另一位是县城月爿坪的黄承箕。黄承箕，字星野，光绪举人黄履刚长子，晚清时期任光禄寺署正。他学贯中西，具有改良维新主义思想，与黄树荣、蔡祖熙友好往来，关心政治，颇着时名。黄承箕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四年（1935）间因病逝世，宁德县长朱化龙，金门县长李世赓、福建省公署秘书陈文翰、罗源县长魏锡滋、地方名流林圭甫、黄毓同等人均送有挽联，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