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宁德蕉城民间习俗拾遗
□陈萍
男婚女嫁
提亲暗定。一般男家请媒人持求婚帖向女家提亲。（一些社会上有一定身份的大户人家则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德高望重的人去向女家提亲）若女方家长同意与男方联姻，则将所提的女孩之生辰八字用红纸写上（叫庚贴）交说媒者带回男家。男方家长则将该庚贴连同开列的自家男子生辰八字用红纸写好，一起送到择日馆请择日先生推算合婚。若择日馆先生推算结果表示这对男女生辰八字“无冲无破”，就写给《合婚庚帖》交男方家长。男方家长就将这份合婚庚帖由说媒者送交女方家长，若女方家长表示同意这桩婚事，就将该庚帖留下。接着男家则择佳日托媒人向女家送去面、蛋和金耳环、金戒指等首饰。谓之“暗定”。
大定，送日子。过了一定时间，男方就择佳日向女方送去各式衣料、猪蹄、面、饼、肉和礼金（大户人家一般要整百双数银元，一般人家也要几十整双数银元）并随同男方择定的完婚《日子帖》，光荣、体面地用〓扛着送到女家。谓之“大定”，又叫“送日子”。
缝制新郎（娘）衣。男女双方各自选择吉日，请裁缝师（须选夫妻双全的）到各自家中为新郎新娘缝制“见新衫、见新裤”等男女嫁衣。
设醮、还天地愿。婚期前一天，男家由伴娘（土话叫“伴房奶”）向女家送去梳头烛、梳头面。当晚男女两家分别请法师设醮祈求平安。俗称“拍醮、还天地愿”。仪式结束后，新郎新娘须分别在各自家中用“五谷米”（大麦、谷、大米、豆、芝麻等）熬汤、沐浴，然后穿上“见新衫、裤”并请父母在堂、兄弟姐妹齐全的童男童女伴睡。
送门帘。举行婚礼这一天，俗称“正日”。清晨，女家叫伴娘向男家送门帘。男家鸣炮迎接，并用面、蛋回礼。然后请“有福气”的长者慎重地将门帘端端正正地挂在新房门前。
送嫁妆。大约上午九时左右，女家向男家送嫁妆。嫁妆包括日常家具、被帐、衣物、摆设品、首饰、妆饰品等等，用〓排放，二人一杠扛到男家。（杠数取双数组成，大户人家有的多达二十四杠、十六杠；一般人家六到八杠。）男家鸣炮鼓乐慎重接收。并有开点、发红包给扛〓者。中午，男女家分别设席宴请各自亲友的女宾客。
迎轿。大约下午三、四点左右。在民间乐队的吹奏声中，男家郑重地送花轿到女家，放在厅堂落定。谓之“迎轿”。
新娘上轿、回头锣。花轿到女家后，新娘由家中女长辈（如姑姑、姨姨等）为之梳头，化装毕穿上嫁衣装。在择定吉时上轿。新娘的兄弟在轿后护送前往男家谓之“做舅”。这时，选一男宾持一铜锣跟在轿后，边敲打边前进，到一、二十米之处，立即返回使劲敲锣跑进大门，由专人负责立即把大门关紧，敲锣者敲进厨房，将锣扔进柴草堆。谓之“回头锣”。
新娘进门。约傍晚五、六点左右，男家礼炮鸣响，迎接花轿进门，在厅堂落轿。跟在花轿后面的是陪嫁婢女坐的平常女轿，在大门厅下轿。赔嫁婢女手中捧着陪嫁的重要金银财宝和田地契约的盒子，俗称“契盒”，由伴娘（土话叫“伴房奶”）引入新房安置，将契盒放入床边“鞋橱”内。男家招待送新娘的“小舅子”，吃毕点心，“小舅子”辞行。
拜堂。轿门开启，鼓乐声中，新娘由伴娘牵护出轿。头上由男宾相（选夫妻同在儿孙满堂的长辈男子土话叫“导喜”）双手捧着上面放有“五谷米”的米筛遮着出轿，先在大厅边的椅子上坐下。“天地桌”摆好，首先请公婆在大堂正中的“功劳椅”上就坐。接着在鼓乐声中，宾相和伴娘分别引新郎新娘就位。宾相三唱“先拜天地，后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宾相引导，伴娘送新娘入洞房在床墘就坐。陪嫁婢女坐旁边。设宴招待男宾客开席。半席，进行“闹洞房”活动。席散，鸣炮、鼓乐送宾客出门。男宾相送新郎入洞房。
开嫁妆箱。第二天早上，在大厅举行新娘开嫁妆箱仪式。向长辈（指新郎的祖父祖母、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敬献衣料、鞋袜和收受长辈红包（俗称“见面钱”）。谓之“充袄”。接着摆宴招待至亲女宾客（俗称“床墘饭”）。
回门省亲。上午派轿由伴娘和陪嫁婢女护送新娘回娘家省亲，随带〓杠去糕饼、食品等（土话叫“包头”）见面礼物和补送前日新娘的兄（弟）送新娘出阁的礼物、红包（俗称“舅鞋价、舅面前”）。随后男家派厨师送宴席到女家，以应晚上新郎去岳家会亲开宴之用。晚上，新郎在男宾相陪同下到岳家会亲，逐个拜见岳家长辈（俗称“做女婿”）。然后接新娘回家。
生儿养女做三旦。生儿养女，第二天就得备面、蛋向外婆家报喜。谓之“送落地面”。接着外婆家送来面、蛋、鸡、酒、枣、桂园等（多则十多色、少则五、六色）。谓之“送三旦”。
做十日。首先向外婆家送十日蛋和寿桃包。外婆家即给孩子送来寿桃包、银器饰品、衣服和鸡、面、枣料、冰糖等。谓之“送十日”。
做满月。孩子出生满月之日即为婴儿首次剃头曰。外婆家先送来寿桃包、面、蛋、酒、鸡、枣料和衣帽、裤、围裙（土话叫“裙仔”）以及银手镯和褂身的银器饰品（如“天官锁”、“三官经”等）。男家回送剃头包、剃头蛋等。有的人家设宴请宾客。谓之“办剃头酒”。
做周岁。孩子周岁之日（俗称“做最”）外婆家要送来帽子、衣裤、棉袄（俗称“六十袄”）鞋、袜、银脚镯、银项环和面蛋、寿桃等。男方回送米粉（俗称“最粉”）、蛋等。有的人家有备酒席宴请宾客。
十六岁。外婆家要送寿桃、面、蛋、衣裤、鞋、袜、帽等。家中请法师设坛谢神，俗称“过关”、“还天地愿”，以及供请祖先灵位。表示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同时向亲友送寿桃、黄糍，亲友回送红包祝贺。
过年（春节）旧例春节，在宁德县城关谓之“过年”。民间视之为全年最重要的节日，因而过得非常隆重。
大扫除。（土话叫“扫尘”）一般农历十二月十六开始，各家各户陆续进行清洁大扫除，把房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谓之“年清月洁”。
祭灶。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是祭灶日。是晚饭后，各家各户自备丰盛的年糖（土话叫“灶神糖”）年果、年酒、恭恭敬敬地排在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灶面上，上香点烛鸣礼炮，诚心诚意地送“灶神”上天。叩请灶神“上天呈善事，回驾赐祯祥”。祭毕，全家大小围坐一起喝灶神酒吃灶神糖。尤其小孩们最高兴，他们除了大饱口福外还可以分到一份年糖年饼，真是皆大欢喜。
接年。从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各家门楼都“大红灯笼高高挂”。大户人家“请”出祖先绣像端端正正地掛在厅堂。正中摆出香炉烛台等一系列祭器。前廊掛上四盏宫灯。“茶几”、“功劳椅”分列两旁排设，显得严肃端庄。天井铺上“板坪”。厅堂点起长明灯谓之照年。此日开始，各家主妇忙着制作年糕、肉丸、黄糍和各种年糖年饼。
看更。十二月二十五晚开始，至正月十五元宵止，每天晚上四城门各有专为报时，防盗贼的“看更”上街。二人一组，前一个左手提灯笼，执竹筒，右手握挷儿；后一人左手提锣，右手执锣槌，前后行。穿街过巷，从一更至五更顺更敲打，边打边口唱：“人家店行，小心火烛，贼仔贼盗，年关齐要好”。
寒冬之夜是静悄悄的，当你从梦乡醒来时，四周是黑黑洞洞的，寒冬是你辗侧难眠时，忽从远到近传来：“卜！卜！卜！况……，人家店行，小心火烛，贼仔贼盗，年关齐要好，卜！卜！卜！况……”，又渐渐由近到远。声声入耳时，真有一番别具滋味的感觉。
供请祖宗。除夕前二天开始，各家陆续备办一桌丰盛的酒席，恭恭敬敬地排在大厅，供请祖宗。点烛上香鸣礼炮，由家长亲自把酒。酒过三巡，家长率领子孙依次跪拜祖宗。拜毕鸣炮礼成。
除夕之夜。当除夕的夜幕渐临大地的时候，各家都备办丰盛的年夜饭（土话称“重岁暝”）一家老少围坐一起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共进送旧迎新的美餐。长辈给后辈发红包“压岁钱”。餐后，各家主妇要特别聚精会神地洗刷好一切餐具、重新打扫一次卫生。要把孩子们元旦穿的新衣、帽、裤、鞋、袜准备好。除夕夜孩子们得跟在祖母、母亲身旁守夜；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天真烂熳、其乐无穷。据说孩子守夜是祈求长辈、爹娘长寿，是孝顺的表现。
元旦。正月初一，东方破晓，各家得在大厅排出香案，供上年糖、年酒、水果。家长率领全家男丁恭恭敬敬地跪拜、鸣炮致敬天地，谓之“请天地”。（初五、十五、还各有一次“请天地”）这一天多数人家吃素菜。饭后，有的人家出门到亲朋戚友家拜年祝新年大吉，万事如意；有的到野外郊游，吸收新鲜空气，享受大自然之美：有的上寺庙行香，祈求菩萨保佑赐平安（从初一到初四连续四天）。凡年五十以上整十岁者，皆摆酒席迎请亲友会宴。谓之“做寿”。
开架。正月初五商店和服务业开市营业，谓之“开架”。全家大小团聚一起吃一餐丰盛的“开架饭”。各家商行市店鸣炮开门，开始营业。农民、工人等也都陆续开始劳动、工作。
元宵夜。正月十五元宵之夜，全城民众几乎万人空巷上街赏花灯、猜灯谜、看化装游行。尤其传统的福山街的“高跷”、西门街的“肩头坪”，碧山街的“铁机”都拥有众多看客的围观，几乎挤得水泄不通；舞龙、舞狮、“纸扎”等深深地吸引许多观众；还有各境“奶娘”上街出游也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爆竹之声不断，锣鼓之声振天，真是“今吾夜不禁，城门锁不关”呀！四城门迎神。从正月初九至二十八，城关东、西、南、北四城门各境群众都要举行所奉祀的神灵出巡游街仪式。这时，火炮轰响，鼓乐喧天、仪式尊严，成为另一个风景线。尤其是东门“炎民宫”的神农上帝；西门“太尉宫”的英惠王陈公太尉；南门“小场宫”的灵杰候王黄岳；北门“城隍庙”的威灵公城隍更为突出，有的街段群众还“拦炮”排“供”迎请。巡游结束后，都有请戏班演戏，热闹五、六天。
民国时期蕉城丧俗拾趣
□陈仕玲
蕉城区枕山襟海，地貌类型齐备，有沿海与山区的共同性。由于地理位置的悬殊，东南沿海地带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西北群山横亘，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经济重心分布不均就会带来文化的不平衡，丧葬习俗也带来很大不同。比如沿海地区办丧事，拘于繁缛之习，以奢侈为荣。从初丧、装殓、吊唁、做七，一直到出殡、做墓、百日等仪式，大张旗鼓，耗资巨大，又因为地处南北要冲，人口流动较大，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传统的习惯或消失，或改变，原汁原味的东西已不多见。在山区，免除了做七、百日这些习俗。丧事显得拘谨、简朴，却又不失隆重，由于交通的闭塞，信息不流通，保留着许多古代的风俗习惯，甚至还留下了不少奇闻异事。笔者收录了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真人真事，使人们对那个渐渐远去时代能有所了解。
对死的种种称呼
蕉城民间，对死的称呼是很忌讳的。蕉城人用语，就要把死叫做“生”，人死了，不能叫“死”，一般都称作“归驾”、“百年”、“转去”、“故去”、“故世”、“做老”、“做古人”、“殁了”。凡人寿享有五十岁以上因老、病而死，且有三代以上者，都算寿终。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去世，均称作“欢喜丧”。对于这种正常的死亡，无论贫富，家人在心理上、物质方面早做准备，俗话说：“福好看嫁妆，命好看作丧”。
小孩死亡称为“压蔗”。这个说法据说源于近代，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宁德城关及南郊岐头设有育婴堂，贫苦人家无力抚养儿女，多送到这里，由于生活条件低下，饿死病死甚多。传闻儿童死后多埋在甘蔗地里，故名。
解放前，民间盛行抱养童养媳的陋俗。童养媳顾名思义都是未成年的女童，她们在家庭的地位低下，一些还受到公婆以及丈夫的虐待，这种非人的待遇促使童养媳过早死亡。对于她们的死亡，多数人是表示同情的，称之为“咬蚤（跳蚤）咬死”。一方面可以看出童养媳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也把冷漠无情的公婆比作可恶的跳蚤。
鼎济开生吊
丧家出殡前选定日期接受亲友吊唁叫开吊。也就是说“开吊”是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旧时蕉城却发生过一个活人发讣闻“开生吊”的奇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蕉城南门的“潭尾陈”有个名叫陈鼎济的人，年轻时疏于钱财，交友甚广，认识了不少上层人物。由于早年未娶家室，晚景凄凉，旧时的朋友多也失去了来往，深感世态炎凉。为了维持晚年生活，陈鼎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请城关某名士替自己拟了一份特殊的“讣闻”，分发给旧日有来往的亲戚朋友。文曰：“敬启者鼎济，年越艾龄，一身孑立，虽先人丧葬已了，而亡妇停棺未安窀穸。况室如悬磬，膝下由空，虚无所赖。万一风云变幻，猝有不虞，送终之事谁与拼挡？私念生平亲友爱我甚多，与其死后承诸君之隆情，何如趁此生前沾及身后之实惠。爰捐三月初五日，敬备茗筵，敦请亲友莅临寒舍，并将异时赙赗之仪移为今日赠遗之用。庶身后事宜亲行料理，以免周章，致多缺憾，不胜幸甚！此启。”“开吊”当天，果然亲戚朋友皆携带讣金前来“吊唁”，陈鼎济自扮“孝男”，在“灵堂”接待客人，接受了一笔可观的“奠仪”，解决了晚年的困境。这个无奈之举，使人在惊奇之余也多了几分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之情。
一场奢靡的超度
“超度”，是宗教界的一种重要法事，也是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高潮。通过这类法事，死者人的魂灵就可以超越苦难，甚至飞升天界，而不堕地狱，也不受阴间的任何磨难。做“超度”的天数视丧家经济状况而定，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和民间富户，城关及临近乡镇老百姓很少举行这种宗教仪式。
出现以上这种情形的原因有二，一个是耗费财力，普通人家负担不起。二是丧期过长，不符合民间习俗。上层社会殡殓期较长，民间富户紧随其后，做“七七”绝无问题，但蕉城僻处海陬，官宦世家寥寥无几，在为死者过“七七”时，也只是象征性的每隔七天祭奠一次死者，坚持做七次，以应其数。期间，只有“头七”与“五七”请僧人或道士念经做法，与正规的“七七”相距甚远。
解放以前，规模稍大一些的超度有县城北门的韩孔堂、碧山街的林理斋、林振翰父子在举丧时都曾举行过比较大的超度道场，而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是小东门陈宗仁父亲的“七七”超度道场。
民国初期，蕉城小东门的“万盛”号老板陈宗仁为他父亲万盛做的一场法事。在四十九天时间里，每隔七日邀请一二十个僧人，念经做法。为了使法事办得隆重而且与众不同，陈某在大门口立起七条幡竿（超度道场的重要标志），并请来了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僧人，超度道场中的大小法器都是全新购置的。来赴吊礼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单管迎接的就有十多人，甚至连搓纸媒（点水烟袋用的）的丫环都是指定的。当时来看热闹的路人，只要能凑足八位，就可以到陈家饱餐一顿。如此奢靡浪费的场面在闽东绝无仅有，在福建省内也是不多见的。当时曾轰动福宁五县，吸引了许多人远道前来观看。
林圭甫先生的葬礼
林文瑄（1883～1946），字圭甫，号南庐居士，光绪拔贡生，民国时长期担任宁德县莲峰书院山长、宁德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鹤场吟社社长等职。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农历五月十二午时，林文瑄因病逝世，享年六十有四。当时林文瑄的二儿子国章由日本留学归来，担任福建省银行宁德分行经理，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由于林文瑄父子在宁德威望甚高，林国章在给父亲做“亲恩道场”时也与众不同，别出心裁。道场首先由林圭甫的同窗好友卓胃田（绰号“法师增”）率领徒弟以及六个儿子共十四人前往举行。道教超度降下帷幕后，接着由鼓山涌泉寺和尚共二十四人诵经，并树立幡竿四条，设“蒙山”于南教场，“坐蒙山”时间长达三个小时，还烧去了大量冥币、纸扎，场面壮观，观者如堵。
林圭甫先生逝世的时候，他的妻子王氏、长子亮章、长媳黄凤飞均先他而去。林文瑄的三位晚辈（包括同辈）死在他的前面，所以按照民间惯例，坟墓完工后，“主圹”者如果没有埋葬，“附圹”者绝不允许预先入葬。以林文瑄主圹的坟墓建在漳湾上塘村，按规定同时要有四口棺木共同出殡，场面隆重，花费甚巨。由于林文瑄系清末拔贡，候选县丞，又是当时宁德县文坛领袖。所以经大家商议，从南门小场“灵杰侯王”借来全副执事，又按照古代三品大员规格，抬棺人员共有十六人，称“十六座”。其它三口棺各设八人，称“八座”。设两班替换，光抬棺手就有八十人。另外，还有三十多人负责搬送垫板，沿途铺设，以便行走。再加仪仗手、送葬人员等等，大约有二百多号人。林亮章夫妇无嗣，以林国章八岁的长子林坦（今仍健在）承嗣，林坦同样也要披麻戴孝，手持“灵杖”，由大人抱着参加丧事中的每一个过程。大约清晨卯时正（六点），出殡的队伍由林家附近的南校场出发，直趋黄土岩，除了林文瑄和长媳黄氏灵柩，其它两口棺木原来都寄放在浒下塘（又称花架塘）城关蔡氏“墓亭”内。四口棺材汇集后，又隆重举行了“拦路祭”。祭祀完毕，转道蓝田，过黄坑，巳时初（九点）到达漳湾。棺木停放在村外空地。林文瑄平日急公好义，威望甚高，漳湾父老破例打开街头阮氏宗祠大门，让送葬队伍入内休息、用餐。饭后，为了表示对林文瑄先生的敬仰，漳湾百姓特意准备了四条大船，四口大铜锣护送灵柩，以壮声势。棺木在船只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目的地——上塘村，整个送葬过程在热烈的鞭炮、锣鼓声中渐渐降下了帷幕。
闲说挽幛
旧时，每有老人去世，亲朋好友都会送挽幛致哀。挽幛通常用整幅绸布做成，有用纸的立轴，通称“礼轴”。为了便于悬挂，幛子通常竖幅，上面的文字不拘形式，不拘字数，可以直写，也有横写。特别是社会贤达或头面人物去世，各界前来追悼者送来的挽幛数量更为可观。表达形式也更为多样，有挽联、祭文、挽诗之类。民国时期，蕉城有两位地方名人逝世时，留下过大量军政界人士题赠的挽联挽诗乃至祭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原四川盐运使林振翰因用脑过度，在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逝世，年仅四十九岁。林振翰在盐政改革上业绩卓著，在当时曾被盐政人员奉为圭臬。对于他的去世，国民党军政界深感惋惜，数以百计的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予以追悼。林振翰的祭文由陈衍撰写，蒋介石、萨镇冰、杨树庄、方声涛、程时煃、陈培锟送来挽幛，宋子文、石磊、刘湘、林炳勋、沈觐冕、史家麟、徐珪及日本友人北亨大村等送来挽联，杨森、林密则送挽诗，这些作品后来还编印成册，辑为《林蔚文先生哀挽录》，刊行于世。
另一位是县城月爿坪的黄承箕。黄承箕，字星野，光绪举人黄履刚长子，晚清时期任光禄寺署正。他学贯中西，具有改良维新主义思想，与黄树荣、蔡祖熙友好往来，关心政治，颇着时名。黄承箕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四年（1935）间因病逝世，宁德县长朱化龙，金门县长李世赓、福建省公署秘书陈文翰、罗源县长魏锡滋、地方名流林圭甫、黄毓同等人均送有挽联，极尽哀荣。
民国时期蕉城大家族及其之间的联姻
□陈仕玲
蕉城地处沿海，但由于西北群山横亘，同时也具有山区的属性，地形较为复杂。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福建全省总图说》记载“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福宁州、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小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趋势，再加上远离中原，最早居住的多是闽越土著。自隋唐以来，才陆续有中原移民迁入，繁衍生息。由于蕉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不像福州、泉州、漳州等大的城市，拥有许多世代簪缨、官高爵显的大家族，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大姓，在历史的舞台上轮流登场。在宋代，蕉城有陈、林、郑、阮、余诸大族；明代则以崔、彭、陈、林、左为著；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县城以蔡、郑、林、黄、陈、张六大姓最为显赫。此外，南门薛姓、马姓，下井堂崔姓，小东门龚姓、王姓以及西门周家、辕边井余家、北门街姚家、竹兜街彭家、土宫前姜家、下尾街叶家、刘家也都曾兴盛一时，但与以上六大姓比起来，无论财力人丁都存在一定距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民国时期这六大姓的世系源流及其发展状况。位居第一的蔡姓，他的始祖蔡南益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明初由漳浦县迁居本县四都蔡洋岭，以种菁为业。至蔡南益的七世孙三溪始迁县城西门外，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蔡氏家族在城关逐渐站稳了脚跟，人丁也渐渐兴旺，不少蔡姓子弟步入仕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仍不能与县城崔、彭、陈、林、左五大姓同日而言。直到清代中叶，随着蔡志谅一支（俗称“家庙蔡”）的兴旺发达，蔡氏家族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家庙蔡”主要聚居于县城前林坪、西门街、北门街、南门观音弄，涌现出了蔡思棠、蔡思端、蔡思榆、蔡祖熙、蔡祖霖、蔡祖虞、蔡祖德等著名人士。
城关郑氏排名第二，据说是南宋进士、武冈知军郑士懿的后代。世居县城，至清代道光时期（1821～1850）分为四大房，分别居于学前街、南门兜、竹兜街、北门街、下井堂、东门外盐仓弄。民国时期涌现出郑崇膺、郑崇本、郑宗皋、郑长璋等杰出人物。
排名第三的“碧山林氏”，也就是名闻遐迩的林理斋家族。林氏家族始祖林延于五代后周时期（951～960）迁居宁德白鹤盐场。二世祖祖师迁飞鸾梅溪村。传至十世，为国瑜、国仁（庆元君子林仲麟、武状元林仲虎祖父）二公。至第十五世挺生公改迁罗源鉴江。明末清初，有林钦七者定居县城碧山街，为“碧山林氏”肇基始祖。其后数代以经商为业，积累了大量资产，逐渐成为了县城举足轻重的大家族。民国时期，除林理斋父子外，比较知名的还有林廷佐、林振鏛父子，曾任四川盐运使署科员、施南查验局局长的林世青，曾任江西瑞昌、四川垫江知事的林振銮，曾任四川合江查验局局长、江西建昌收税处处长的林振镶等人。位列第四的黄姓有两支。一支是月爿坪的黄履刚家族，另一支是街中头的“父子登科”黄书田家族。黄履刚家族祖籍七都峬源，二十一世祖宗旺于明初迁居县城前林坪，二十三世祖黄璠为广西桂林府同知黄瑢的胞弟。至三十四世履刚，字孔中，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乡试举人。黄履刚生有八子，以长子承箕、三子承芳、五子承志最著。黄承箕（1852～？），字敬为，号星野，清光绪间例捐光禄寺署正，授三品衔。入民国，经县知事黄式苏推荐，任宁德县研究所所长，自治会总董事等职。曾为开发三都澳做出过贡献。黄承芳（1855～？），字敬如，授五品蓝翎，钦加奉政大夫。黄承志（1887～？），字敬良，号笃夫，民国时期曾任宁德县商会会长。街中头黄书田家族，原籍虎贝文峰，与清代台湾水师安平协副将黄礼轸同宗。始祖黄光逞于康熙时期（1661～1722）迁居县城。传四世至黄书田。黄书田，字步耕，号砚夫，咸丰元年（1851）辛亥科举人，授广东南和、河北唐县知县。黄书田生有七子，以长子毓同、四子毓英最著。黄毓同字子庄，山东巨鹿、巨野知县。民国七年（1918），任全国经济调查会福建分会会员。黄毓英，字子培，号荀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举人，是闽东著名商号“黄砚记”的创始人。黄毓英生有六子，长子家龙，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硕士，留校任教；次子家祥，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参加革命后任山西代县司法科科长，革命烈士；三子家瑞，大学毕业后寓居上海；四子家禄，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曾任宁德医院院长；五子家香，贵阳医学院毕业；六子家忠。
陈氏家族虽然屈尊第五，但就其人口而言，无论在宁德历史上还是在近当代都是首屈一指。蕉城陈姓支系错综复杂，源流较为广泛。民国时期最为出名的还是成德境的陈世勋家族、鹏程境的陈德俭家族以及金峤陈氏家族。代表人物有陈世勋、陈铭石、陈启昭、陈德俭、陈祖焴等人。
位列第六的状元里张姓，自南宋以来就是蕉城的望族之一，历代名贤辈出。张姓的始祖张翰，字坎翁，号文卿，南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著名理学家。张翰由罗源茶园迁居宁德四都濂坑。二世祖张斗南，字唐英，号钓浦，淳熙二年（1175）进士。七世祖张禄由濂坑迁居县城状元里，繁衍成族。民国时期，以张敦询、张敦诚兄弟最为著名。张敦询字仁山，号天啸、怡庐山人。曾任教于蕉城毓秀小学、莲峰小学。后亦从政，与林昆生等组建宁德商会。张敦诚曾任宁德县参议会参议长，县党部书记长等职。
古时候，人们受封建思想的熏染，非常注重“门当户对”的联姻方式，其实这种望族间联姻的目的，不仅可以使彼此的姻亲关系更加紧密，也可以成为彼此间经济合作的纽带。如果以清代乃至民国第一望族的蔡家为中心，就可以梳理出一份详细的联姻图表。解放前，如果有谁能够与蔡氏家族缔缘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甚至会被乡里引为口碑，作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从道光元年至民国时期的这一百多年里，蕉城社会名流绅士无一不与蔡氏家族沾亲带故。更令人称奇的是，1927年，蔡家后裔、“无名英雄”蔡威在上海党组织的派遣下，回到宁德与郑长璋等成立了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并与一批热血青年宣传革命真理，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拒交苛捐杂税、要求减租减息的活动，与此事件相关的人物如郑长璋、林国章、黄笃夫、陈伯咸、叶威豪等与蔡威竟然都是至亲。
在民国时期的蕉城，郑氏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蔡氏。两家友好往来，自清代初期就联姻不断，郑宗皋是蔡祖熙的亲姑父，郑长璋是蔡威的堂姑父；碧山林氏家族从道光末期才开始与蔡家通婚，林理斋的姑母林赛金许配给了蔡祖熙的堂叔祖太学生蔡昭祚，林理斋的妹妹林小荆许配给了蔡祖熙的堂叔福州府学教授蔡思聪。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林理斋的爱女林莺许配给了蔡祖熙，后来生下了六个子女，其中排行第三的就是蔡威；月爿坪黄家的黄履刚生有八子六女，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蔡祖熙的胞叔蔡思诏，而黄笃夫的继配妻子蔡祖韬是蔡祖熙的堂妹，蔡威的堂姑母；街中头黄书田家族，他们与蔡氏也有联姻。黄家祥是蔡威的表妹夫，蔡威的两位叔母是黄家的亲姐妹。蔡绩夫的胞妹是黄家祥四叔父的原配。担任县商会坐伴（会计）的陈伯咸，是清末秀才，南郊古溪村人，他家与蔡氏的联姻最为频繁，共达六次。其中陈伯咸的伯母是山东武定知府蔡步镛的女儿，母亲是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女儿，两人既是妯娌，更是堂姐妹。另外，蔡威的第一位曾祖母和妻子均出之宁德南门望族薛氏；蔡威的第二位曾祖母、两位祖母都是官宦世家金峤陈、埠头陈的后人。蔡绩夫的大女儿许配给了光绪进士、民国大总统府顾问霍童石桥人黄树荣的三儿子运枢（字星南）为妻。另一位霍童名士郑宗霖的继配夫人是蔡祖熙的亲姑母，也就是蔡威的祖姑母。蕉城近代名流如黄树楷、马燮臣、陈德俭、林文瑄、崔晋元等等与蔡家也都有亲戚关系。
从薛蔡联姻说起
□薛赞平
“薛家新制巧，蔡氏旧名高”——这是一副购买纸店的行业对联。“薛家”指的是唐著名女诗人薛涛，相传她创制深红小笺写诗，人称“薛涛笺”；“蔡氏”指的是我国四大文明——造纸术发明人蔡伦，他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纸，时称“蔡侯纸”。
真会这么凑巧，好像是应付这幅对联而来，自满清末造至民国时期近百年里，宁德蕉城儿女婚嫁有这么一奇特现象：就是大批蔡家女儿嫁到薛家来，又有大量薛家女儿嫁到蔡家去。翻开薛蔡两家族谱可以清晰看到，如：薛世清公：其次子薛景霖娶蔡步鸾之女蔡采娟；其三子薛景宵（即蔡威岳父）娶蔡承让之女蔡碧瑶；其四子薛景期娶蔡祖杰之女蔡碧娟；此蔡采娟、蔡碧瑶、蔡碧娟系三妯娌；薛景期公：长子薛鸣谦娶蔡泽谷之女蔡玉蟾；次子薛鸣斗娶蔡淑云之女蔡宝璋。
此蔡玉蟾、蔡宝璋均二妯娌与蔡碧娟又是婆媳。
薛鸣模娶中书衔蔡思榆之女蔡淑慈，与蔡宝璋是亲姑、侄关系。
更有薛家树公三代婆媳均娶蔡家女：薛家树公娶蔡小旺系庠生蔡思示胞姐；薛家树公之子薛景晖娶蔡思聪之女蔡薇；薛景晖之子薛鸣樑娶庠生蔡祖绳之女蔡鸾娇；而薛家女儿嫁到蔡家的单“品”字辈就有：嫁“观音弄”蔡：有薛景霖之长女薛品圭适蔡祖经，次女薛品璇适蔡祖昌。
嫁前林坪蔡家：薛景霄之女薛品瑄嫁蔡泽鏛（蔡威）嫁西山境蔡家：薛景昭之女薛品莺嫁蔡祖萱；薛景晖之次女薛品鸾嫁蔡泽瑜。
这么多人的近亲联婚，如此大面积的儿女亲家，到底为哪桩？在封建社会里谈婚论嫁，一方面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方面则讲究门当户对。
从家业、名望上看，蔡家号称“蔡百万”，是公认的蕉城首富，其田亩之阡陌，房产之繁盛，商号之显赫，人丁之兴旺自不必说。而薛家却逊色多了，可他不是《红楼梦》中曹雪芹所撰的四大家族之一，“大雪兆丰年”的皇商，田产充其量不上千亩。
但薛家则是文章破八闽，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后裔，虽不算钟鸣鼎食之家，簪冠缨服之族，却是典型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诚如《三都澳论丛》（2005年1期）宁德市民盟邱景华所著《弘扬闽东文化名人，提升旅游品味》所言：“薛令之家族在繁衍中，积淀着闽东诸多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信息。不了解薛令之家族，也就难以弄清闽东地域文化源头。”有这么依托，这两姓就攀上啦。所以民间有这么流传，“蔡家的钱财，薛家的文才”。如光绪已亥年间县试中（或许中国古代中国科取制度最后一届）薛景星获取第九名，其弟薛景霖获得第八名，其堂弟薛景云获第一名，薛景昭获取第四名，同一年中县试前十名中薛家子弟竟占了4名。
从家风及人物性格上看两家族迥然不同，但能如此结亲，两亲家能长期和谐和睦相处，简直不可思议。
在生活上薛家讲究勤俭、朴素，勤俭的有点吝啬，所谓“悬虾吊鱡，木屐底煮茶”，“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倚阑干”。喜欢粗茶淡饭、平平安安过日子，不太贪恋财物，不太迷恋官场。
而蔡家生活豪奢，讲究吃喝，排场、消费，讲究大手大脚，属于市场经济，他们善于经商，凭借勤奋发愤精神，思想激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当说薛家善守业，蔡家擅创业，有道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再说我们薛家为人处事讲究中庸、平和、保守，浓重的儒家思想，讲究诚信善良，朱子所谓“中不偏，庸不倚”。
记的小时候，先父都教我说，这人世间第一要紧是读书，还说社会百种职业还是当教师最好，说什么“天地君师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族里有那么多教师，有的一家中兄妹，夫妻，父子都是教师的多的是，象上个世纪90年代，宁德实验小学校长薛淑钦是我族姐姐，宁德附小校长薛鸿俊是我族兄。我不得反思这老爸话或许对。
可我舅父、我妈对我灌输又是一套，我舅父说“社会上，数做生意的人最厉害，也最不好管，从某种意义说是商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如马克思说‘我们如果不搞贷款，世界上或许至今还没有一寸铁路”，这没有银行家行吗？没有工厂没有商店，货币不流通，货物不交换，东西那里来，人们吃什么用什么，那还成什么世界？但做生意不是好玩的，马克思还说‘商品的出售是危险的跳跃’办厂场开店铺都有风险啊，所谓商场如战场。……”我妈常对我们说，旧社会你外公家做香烟，焚化，锡箔等生意的，赚钱时候钱多的不得了，银元都没地方放，我是长女钱都是我管，那时候又没有银行。可一旦生意做蚀了，那个惨，什么金银财宝，玩物器皿能值钱都卖掉，连房屋都典了，象大难临头，一切从头来，你们都没见过，至今想起来都心惊肉跳！记的我妈还说过，古田籍马来西亚华侨阮某某先生当年一度典租我外公家，他出国时还邀我外公一起去，我外公一家护照用的相片都拍了，护照也都做了，可节骨眼上我外婆病危，等丧事办完，签证早已过期。要不宁德蕉城将会多一户华侨，也就没有我了。
说到此，应回过头来评价一下，在薛蔡联姻中，是薛家子女幸福呢，还是蔡家子女幸福？这还真不好说。
注：蕉城薛姓共有3处，分别是“上薛”，“下薛”，“前林坪薛”。这里是指“上薛”（附“上薛”建筑物平面图）。
作者简介：1967年宁德一中初中毕业，1985年福建省电大毕业。当过知青。1976年起先后在县盐场、纸品厂、县（市、区）档案局（馆）工作（馆员），2011年退休。现住蕉城。
古溪村的古风旧俗
□陈仕玲
古溪村位于蕉城市区南郊，古称“汐头”。自古背山面海，居民富庶，民风淳朴，历史久远。早在唐代就有余、汤二姓泛海而至。南宋时期，林姓由莆田八角井迁入。元末明初，祖籍中原的陈、谢二姓相继入住。各个姓氏所带来的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造就了这方水土诸多特殊的地方文化和民俗活动。诸如春节、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都存在着诸多与蕉城其他乡村迥然有别的风俗习惯。
端午“扒龙船”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闽东民间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过端午称为“做节”。在闽东蕉城、福安、寿宁、古田、屏南等县（市）的大部份乡镇都是五月初四过节，而包括古溪在内的蕉城城区以及周边乡镇都是按照传统，在初五这天过节。古溪民间过端午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几天里，不外乎就是给小孩子添置新衣，打扫房屋卫生，包裹粽子，女婿忙着给岳家“送节”之类。到了初五这天，每家每户准备丰盛的午餐，悬挂菖蒲，喝雄黄酒，给孩子佩戴长命缕。唯有赛龙舟这项最为盛大的活动，却与其他沿海乡镇有所不同。
古溪村民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的历史十分悠久，村子东南的大片滩涂位置优越，盛产泥蚶、螠蛏、牡蛎、花蛤等海产品，畅销福州、长乐、福清、古田等地。古溪村民把赛龙舟称作“扒龙船”，活动开展的地点也是在村前的“东湖塘”。在东湖塘东南方向有个“龙船塌”（位置大概在大门山与虎山交界处）的地名，据说有一年赛龙船，有一条船在这片海域无缘无故失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古溪村民没有能力制造专门用作赛龙船的龙形船只，只是借用村里私人的运输船只。船只作为海上必备的交通、运输工具，古溪民间全盛时有大小船只三十余艘，到民国时期还有十余艘。船只按大小分为称为“三杆栋”（即有三张帆，可负重数百石，多作为外洋运输之用）、“两杆栋”（即有两张帆）、“铜舵”（多作为海上捕捞之用）、“扒舵”（运壳灰、粪便之用，可负重数十石）、“舢板”。由于三杆栋、两杆栋、铜舵体积大而笨重，舢板体积太小，都不理想。只有扒舵最为合适，所以村里的五六条扒舵就逐年轮流，不计报酬。
古溪村每年参加赛龙船的有两支队伍，分别由上厝保（又称古溪元境）、下厝保（又称古溪正境）组成。上厝、下厝龙船上各张挂着一面三角旗，上厝的为红底白边，色如鸡冠，称为“鸡角（公鸡）旗”；下厝为白底红边，形如蜈蚣，称为为“蜈蚣旗”。参加比赛的除了古溪的两支队伍，还有东湖沿岸的南门四村头（南门兜、桥头下、小场、下宅园）、塔山、金蛇头、蓝田等村，以及城内马厝坪、东门外下尾埠。参赛船只皆为“扒舵”，唯有南门兜因为商贩较多，实力雄厚，才拥有一条像模像样的龙船。比赛起止地点是由古溪的决兜至下尾码头，大致三四公里的距离。一路上设有众多标杆，标杆以竹竿制作，上悬鸭子、老酒、手帕、白扇等奖品，夺标最多即为优胜者。多数年份，都是古溪村的两支队伍夺得冠军。
参加龙船赛的每条船上都有二十位参赛者，其中划桨十六人，掌尾舵一人，一人放鞭炮，另外两人负责敲锣打鼓。民国时期，古溪村经常参加龙舟赛的村民知名的有陈关葛、陈细细妹、陈方下、谢红伢妹、阮嫩弟、谢清弟等人。其中以陈关葛、陈细细妹两位“大力水手”最为知名，二人虎背熊腰，臂力过人，划龙舟时短桨（俗称“扒靸”）都必须有两把重叠使用，否则会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
蕉城有一句俗语说的好“龙船没水干汐兴”。可见，赛龙船是一件“乐事”，是闲人才能参与的娱乐性活动。当时很多人家忙于生计，除了春节能休息几天，其余节日还是要下田干活的。所以，每年赛龙船时往往不能凑齐参赛的人数。一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就提上一桶海水，或沾上一身泥巴，将不愿参赛的村民身上搞脏，逼迫他们下海参赛。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娱乐活动。当时，下厝有一位绰号谢买卖的光棍，喝醉酒还想着能有龙船赛。他负着一支尾舵，沿街叫人去参加龙船比赛，一边走一边口里还嘀咕：“联保（相当于如今的乡长）我买卖做，龙船拔去扒。”反复念叨，走路摇摇晃晃，最后掉进了路边水沟，惹来路人的阵阵嘲笑。
还有一个姓陈的村民，家境贫穷，但又极爱面子。有一次过节吃了午饭，也去参加龙舟赛。同厝的一位叔伯兄弟也许是一片好意，对他说：“某某兄，大过节的，你中午就吃了一碗番薯米粉（番薯米最底层的碎末，含有泥土、虫粪等不洁之物），还有力气去扒龙船。”某某兄认为他是在侮辱自己，大动肝火，当即争吵起来，幸有旁人相劝，才得以平息。
中元“施食”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古溪民间与山区乡镇不同，一般不做“普度”，只在中元之日，各行业商铺出资祭祀孤魂野鬼，称为“施食”。“施食”多安排在下午，遍插明香于店铺周围主要通道，尔后设千层糕、草鞋仔、“棉衣”、锡仔、米酒于店门口，祭祀完毕，将糕切成碎块，散发给路人。
农家也有“施食”，又叫“请地头公”，多在中禾收割完毕，晚稻刚刚播种的水田田埂上进行。祭祀时，除了在水田四周遍插明香外，其它仪式与店铺“施食”相同。
从祭祀含义来看，农家的“施食”有祀田神的遗意。因为蕉城民间视“地头公”为神灵，而不当作孤魂野鬼看待。所以，“地头公”是农家对“田祖”的民间称谓，既通俗又贴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风俗》：“十一月，各乡赛祭，是时禾稼登场，杀牲为黍，以飱田祖，谓之冬福。”乾隆版《吴县志》：“中元前后，农人耕耘甫毕，醵钱赛猛将之神”、“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按韩昌黎诗：莫向田头乐祀神。《周礼》疏曰：社者，五土之总神，又为田神所依。则是七月十五之祀，犹古之‘秋社’耳。”现在，商铺“施食”、农家祭祀“地头公”已渐消失，倒是许多水果种植户、水产养殖户为了祈求事业平安有成，沿袭着了这一项古老而传统的祭祀活动。
中秋“牵磨连”
蕉城民间有一句俗话“年三天，节三顿，中秋立夏没一顿”。旧时民间提倡节俭，过中秋节时，各家各户无非吃些月饼，餐桌上的伙食并没有多大改善。虽然如此，蕉城中秋节的民间活动却是丰富多彩的，如相传起源于明代戚继光抗倭的曳石踩街，还有花灯、铁枝、肩头坪、踩高跷、线狮、纸扎，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走阴间”等等。在古溪村，还有一个需要大人小孩共同参加、形式独特的“牵磨连”游戏。
在古溪下厝的头谢谢氏宗祠遗址（俗称“头谢坪”）门口，旧时用鹅卵石镶嵌有太极八卦图案，造型精美，十分显眼。在八卦石旁的草坪中，还有一块粉红色圆石，未经加工，却平滑如镜。这些就是“牵磨连”游戏的道具。每年的中秋节，孩子们就开始忙活着到处采摘芦荟（俗称“龙舌”），寻找苎麻皮（农村妇女轧纃的下脚料），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芦荟、麻皮收集以后，将麻皮垫底、芦荟铺面，铺设于八卦石上。游戏需要四个大人、四个儿童同时参加。四个儿童站在磨盘石上，悬空做“一”字形平卧，双手上举，四个大人站于八卦石边沿，分别擒住一位儿童手腕，这样儿童的重心力量都由大人掌握着。准备妥当以后，脚踏实地的四个大人开时由慢转快渐渐旋转，由于芦荟起到润滑的作用，圆石随着脚步会越转越快，如腾云驾雾一般，十分刺激。这个游戏与今天的旋转木马、旋转飞车等游戏有些类似，在当时已算得上比较“新潮”的游戏了。
做“九月十四”
古溪是个完全信仰本土宗教的村庄。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教徒都试图在村里传教，皆由于村民宗族意识强烈，未能实现。村中旧时有五大姓，即陈姓、谢姓、林姓、倪姓、池姓，按居住界限划分，又分为上厝、下厝、内厝。民国时期，这三个居民点皆设有保长，各自为政。古溪村民所尊奉的神灵十分复杂，有忠烈王、普济明王、临水夫人、师公、田元帅、齐天大圣等数十位，以忠烈王黄岳、普济明王林亘（即林公忠平王）、临水夫人陈靖姑为主神。村里供奉忠烈王黄岳的庙宇一忠烈行祠赫赫有名，在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它所建成的时期仅次于城关东门外的土主宫。供奉普济明王的庙宇在村东塘前头，隔着东湖，与塔山遥遥相望。这两位神灵，被村民尊称为“社头公”。临水夫人俗称“大侬奶”、“奶娘”，上、下、内三厝各有一尊（其中下厝有两尊，分别称为“旧奶娘”、“新奶娘”。除了下厝有单独的奶娘宫外，其他二尊皆供奉于祠堂）。除了春节，被古溪村民视为最大的节日应该就属每年农历“九月十四”的黄岳诞辰庆典了。忠烈王宫的公产不多，只有少量的土地和海埕出租。每年的收入勉强维持诞辰庆典之费用，如遇修缮庙宇的年头，就只能由村里殷实人家集资来完成。每一年负责庆典各项活动的人员皆为二十名，称作“社头头”，由村里成丁（蕉城民间习惯以十六岁成丁）男性轮流充当。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每年到了农历九月十三这天早上，新当选的“社头头”就会开始准备供品，制作大量“寿桃”（即形如寿桃的糖包）。到了晚上，“社头头”就踏着月色，早早集中村西郊的忠烈王庙，备办“祭桌”（即祭祀物品），燃烛上香，届时还有“吹班”（闽剧清唱）助兴，庙内灯火通明，彻夜如昼。这一活动俗称“庆赞”。到了交子时时分，就有一名“社头头”手持铜锣，进入村中，边走边大声反复高喊：“新头新柱”（意思是说新的“社头头”已经产生），听到喊声的村民就会陆续醒来，到庙里上香，给忠烈王拜寿。旧时缺吃少穿，一年难得吃上几回好东西，这一晚能吃到香喷喷的白面糖包，所以也成为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节日。上香的成年人身后，总会跟随着一两个小孩，他们也可以兴高采烈地领回一合“寿桃”。
九月十四至九月十六这三天时间，按例都要演出闽剧。届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邀请亲友来观看演出，一日三餐还要备办茶饭，用度甚高，对多数人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但村民乐此不疲，相沿成俗。就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为了搞好治安，禁止民间娱乐。为了保证整个活动不出事端，村民陈骰子宁愿自己入狱作担保，使庆典照常进行。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忠烈王庙的公产很少，捉襟见肘，所以备办忠烈王“祭桌”就得由当年的“社头头”自己掏腰包。为了凑齐这一款项，就逐渐产生了“贴喜”的习俗。所谓“贴喜”，就是由“社头头”作若干个“糯米大寿桃”（将糯米蒸熟后，拌上红糖，做成寿桃模样，大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送到当年村里有喜事的人家。喜事无论大小，小至砌灶、砌猪圈，大至建房、娶媳、生子，都必须“贴喜”。“寿桃”大小也视喜事隆重程度而定，以娶媳（俗称“新妇喜）、第一胎生男（俗称“长男喜”）最为注重。“社头头”们在忠烈王圣诞的前几日，会把写有喜事内容的红字条“贴”到该村民住宅的大门之上。该村民就得视自家喜事大小交纳款项。由于一年中，村里的喜事有多有寡，碰上不好的年份，“社头头”们就只好自己凑足金额了。
顺便带一笔，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奶娘诞”，村里的成丁男女不仅要举行“过关”仪式，还有所谓“送烛母”的习俗。“送烛母”的对象是村里刚刚成婚的人家，或者有结婚后长期不生育的人家。在每年的“奶娘”巡游完毕“圆宫”以后，这些人家男子的年轻好友都会邀上四五位，带着一双奶娘座前请来的红烛（点燃着的），一铁铲熊熊燃烧的木炭，送到家中。年轻的夫妻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予以接受，将红烛供奉在祖先的龛位前，而炭火则倒入炉灶。尔后，准备酒菜招待这些热心的朋友，尽兴而散。
而今，随着时代的飞跃发展，各种旧的习俗已遭到舍弃。忠烈王庆典中除了“庆赞”、“演戏”等还保留以外，“分寿桃”、“贴喜”、“送烛母”等似乎意味着贫穷落后而不再流传。也许随着人们传统意识的淡薄，其他仪式也将一去不复返，只留下记忆供人们回味！
婚前“请仪校”
蕉城民间对男婚女嫁十分讲究，比外省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至今，蕉城还流传着许多特殊的婚嫁习俗，如沿海乡镇的“打醮”、“新郎伴睏”，飞鸾二都的“扭星”（新媳妇过门时，亲友要掐其手臂肉）以及古溪村的“请仪校”。
请仪校在古溪至少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它的来由，包括它的正式写法已无从查考。“请仪校”的时间都安排在结婚前一天，即新郎（女儿出嫁无此仪式）“打醮”（又称“请喜神”）的当天晚上，这项仪式多由村里年长的男性老人完成。当天晚饭过后，办喜事的家庭就要煮两碗线面，每碗面上放上两粒煮熟剥壳的鸡蛋（俗称“一碗面两粒蛋”），还要准备红烛一合，香六支，红酒一斤，锡酒壶一合，酒盅十只，锡帛一捆。装入“碗栳”，送到前去“请仪校”的老人家中。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带上这些物品，到祠堂仪门（俗称“雨亭”上厝的居民多在陈氏上祠堂，下厝的居民多在尾谢祠堂）前，在廊前石板上就地祭祀。祭祀时间大约为半柱香功夫。老人在祭祀过程中，还要默默祷告，内容为新郎新娘双方姓名、年龄、住址，最后祈求神灵保佑夫妻白头偕老，生活美满。祭祀完毕，烧过锡帛，老人将蛋面带回家中，分给家人享用。装蛋面的“碗栳”必须在三日以后，等新郎（新娘）办完喜事后送还。也就是说，“请仪校”虽然是办喜事的人家分内之事，但至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这样一个古怪风俗，它的祭祀对象是谁呢？有的说是祭祀临水夫人，但烧的却是鬼魂使用的锡帛？有的说是祭祀祖先，却为什么不在祠堂内祭祀呢？孰是孰非，就是操持“请仪校”的老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陈萍
男婚女嫁
提亲暗定。一般男家请媒人持求婚帖向女家提亲。（一些社会上有一定身份的大户人家则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德高望重的人去向女家提亲）若女方家长同意与男方联姻，则将所提的女孩之生辰八字用红纸写上（叫庚贴）交说媒者带回男家。男方家长则将该庚贴连同开列的自家男子生辰八字用红纸写好，一起送到择日馆请择日先生推算合婚。若择日馆先生推算结果表示这对男女生辰八字“无冲无破”，就写给《合婚庚帖》交男方家长。男方家长就将这份合婚庚帖由说媒者送交女方家长，若女方家长表示同意这桩婚事，就将该庚帖留下。接着男家则择佳日托媒人向女家送去面、蛋和金耳环、金戒指等首饰。谓之“暗定”。
大定，送日子。过了一定时间，男方就择佳日向女方送去各式衣料、猪蹄、面、饼、肉和礼金（大户人家一般要整百双数银元，一般人家也要几十整双数银元）并随同男方择定的完婚《日子帖》，光荣、体面地用〓扛着送到女家。谓之“大定”，又叫“送日子”。
缝制新郎（娘）衣。男女双方各自选择吉日，请裁缝师（须选夫妻双全的）到各自家中为新郎新娘缝制“见新衫、见新裤”等男女嫁衣。
设醮、还天地愿。婚期前一天，男家由伴娘（土话叫“伴房奶”）向女家送去梳头烛、梳头面。当晚男女两家分别请法师设醮祈求平安。俗称“拍醮、还天地愿”。仪式结束后，新郎新娘须分别在各自家中用“五谷米”（大麦、谷、大米、豆、芝麻等）熬汤、沐浴，然后穿上“见新衫、裤”并请父母在堂、兄弟姐妹齐全的童男童女伴睡。
送门帘。举行婚礼这一天，俗称“正日”。清晨，女家叫伴娘向男家送门帘。男家鸣炮迎接，并用面、蛋回礼。然后请“有福气”的长者慎重地将门帘端端正正地挂在新房门前。
送嫁妆。大约上午九时左右，女家向男家送嫁妆。嫁妆包括日常家具、被帐、衣物、摆设品、首饰、妆饰品等等，用〓排放，二人一杠扛到男家。（杠数取双数组成，大户人家有的多达二十四杠、十六杠；一般人家六到八杠。）男家鸣炮鼓乐慎重接收。并有开点、发红包给扛〓者。中午，男女家分别设席宴请各自亲友的女宾客。
迎轿。大约下午三、四点左右。在民间乐队的吹奏声中，男家郑重地送花轿到女家，放在厅堂落定。谓之“迎轿”。
新娘上轿、回头锣。花轿到女家后，新娘由家中女长辈（如姑姑、姨姨等）为之梳头，化装毕穿上嫁衣装。在择定吉时上轿。新娘的兄弟在轿后护送前往男家谓之“做舅”。这时，选一男宾持一铜锣跟在轿后，边敲打边前进，到一、二十米之处，立即返回使劲敲锣跑进大门，由专人负责立即把大门关紧，敲锣者敲进厨房，将锣扔进柴草堆。谓之“回头锣”。
新娘进门。约傍晚五、六点左右，男家礼炮鸣响，迎接花轿进门，在厅堂落轿。跟在花轿后面的是陪嫁婢女坐的平常女轿，在大门厅下轿。赔嫁婢女手中捧着陪嫁的重要金银财宝和田地契约的盒子，俗称“契盒”，由伴娘（土话叫“伴房奶”）引入新房安置，将契盒放入床边“鞋橱”内。男家招待送新娘的“小舅子”，吃毕点心，“小舅子”辞行。
拜堂。轿门开启，鼓乐声中，新娘由伴娘牵护出轿。头上由男宾相（选夫妻同在儿孙满堂的长辈男子土话叫“导喜”）双手捧着上面放有“五谷米”的米筛遮着出轿，先在大厅边的椅子上坐下。“天地桌”摆好，首先请公婆在大堂正中的“功劳椅”上就坐。接着在鼓乐声中，宾相和伴娘分别引新郎新娘就位。宾相三唱“先拜天地，后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宾相引导，伴娘送新娘入洞房在床墘就坐。陪嫁婢女坐旁边。设宴招待男宾客开席。半席，进行“闹洞房”活动。席散，鸣炮、鼓乐送宾客出门。男宾相送新郎入洞房。
开嫁妆箱。第二天早上，在大厅举行新娘开嫁妆箱仪式。向长辈（指新郎的祖父祖母、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敬献衣料、鞋袜和收受长辈红包（俗称“见面钱”）。谓之“充袄”。接着摆宴招待至亲女宾客（俗称“床墘饭”）。
回门省亲。上午派轿由伴娘和陪嫁婢女护送新娘回娘家省亲，随带〓杠去糕饼、食品等（土话叫“包头”）见面礼物和补送前日新娘的兄（弟）送新娘出阁的礼物、红包（俗称“舅鞋价、舅面前”）。随后男家派厨师送宴席到女家，以应晚上新郎去岳家会亲开宴之用。晚上，新郎在男宾相陪同下到岳家会亲，逐个拜见岳家长辈（俗称“做女婿”）。然后接新娘回家。
生儿养女做三旦。生儿养女，第二天就得备面、蛋向外婆家报喜。谓之“送落地面”。接着外婆家送来面、蛋、鸡、酒、枣、桂园等（多则十多色、少则五、六色）。谓之“送三旦”。
做十日。首先向外婆家送十日蛋和寿桃包。外婆家即给孩子送来寿桃包、银器饰品、衣服和鸡、面、枣料、冰糖等。谓之“送十日”。
做满月。孩子出生满月之日即为婴儿首次剃头曰。外婆家先送来寿桃包、面、蛋、酒、鸡、枣料和衣帽、裤、围裙（土话叫“裙仔”）以及银手镯和褂身的银器饰品（如“天官锁”、“三官经”等）。男家回送剃头包、剃头蛋等。有的人家设宴请宾客。谓之“办剃头酒”。
做周岁。孩子周岁之日（俗称“做最”）外婆家要送来帽子、衣裤、棉袄（俗称“六十袄”）鞋、袜、银脚镯、银项环和面蛋、寿桃等。男方回送米粉（俗称“最粉”）、蛋等。有的人家有备酒席宴请宾客。
十六岁。外婆家要送寿桃、面、蛋、衣裤、鞋、袜、帽等。家中请法师设坛谢神，俗称“过关”、“还天地愿”，以及供请祖先灵位。表示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同时向亲友送寿桃、黄糍，亲友回送红包祝贺。
过年（春节）旧例春节，在宁德县城关谓之“过年”。民间视之为全年最重要的节日，因而过得非常隆重。
大扫除。（土话叫“扫尘”）一般农历十二月十六开始，各家各户陆续进行清洁大扫除，把房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谓之“年清月洁”。
祭灶。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是祭灶日。是晚饭后，各家各户自备丰盛的年糖（土话叫“灶神糖”）年果、年酒、恭恭敬敬地排在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灶面上，上香点烛鸣礼炮，诚心诚意地送“灶神”上天。叩请灶神“上天呈善事，回驾赐祯祥”。祭毕，全家大小围坐一起喝灶神酒吃灶神糖。尤其小孩们最高兴，他们除了大饱口福外还可以分到一份年糖年饼，真是皆大欢喜。
接年。从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各家门楼都“大红灯笼高高挂”。大户人家“请”出祖先绣像端端正正地掛在厅堂。正中摆出香炉烛台等一系列祭器。前廊掛上四盏宫灯。“茶几”、“功劳椅”分列两旁排设，显得严肃端庄。天井铺上“板坪”。厅堂点起长明灯谓之照年。此日开始，各家主妇忙着制作年糕、肉丸、黄糍和各种年糖年饼。
看更。十二月二十五晚开始，至正月十五元宵止，每天晚上四城门各有专为报时，防盗贼的“看更”上街。二人一组，前一个左手提灯笼，执竹筒，右手握挷儿；后一人左手提锣，右手执锣槌，前后行。穿街过巷，从一更至五更顺更敲打，边打边口唱：“人家店行，小心火烛，贼仔贼盗，年关齐要好”。
寒冬之夜是静悄悄的，当你从梦乡醒来时，四周是黑黑洞洞的，寒冬是你辗侧难眠时，忽从远到近传来：“卜！卜！卜！况……，人家店行，小心火烛，贼仔贼盗，年关齐要好，卜！卜！卜！况……”，又渐渐由近到远。声声入耳时，真有一番别具滋味的感觉。
供请祖宗。除夕前二天开始，各家陆续备办一桌丰盛的酒席，恭恭敬敬地排在大厅，供请祖宗。点烛上香鸣礼炮，由家长亲自把酒。酒过三巡，家长率领子孙依次跪拜祖宗。拜毕鸣炮礼成。
除夕之夜。当除夕的夜幕渐临大地的时候，各家都备办丰盛的年夜饭（土话称“重岁暝”）一家老少围坐一起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共进送旧迎新的美餐。长辈给后辈发红包“压岁钱”。餐后，各家主妇要特别聚精会神地洗刷好一切餐具、重新打扫一次卫生。要把孩子们元旦穿的新衣、帽、裤、鞋、袜准备好。除夕夜孩子们得跟在祖母、母亲身旁守夜；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天真烂熳、其乐无穷。据说孩子守夜是祈求长辈、爹娘长寿，是孝顺的表现。
元旦。正月初一，东方破晓，各家得在大厅排出香案，供上年糖、年酒、水果。家长率领全家男丁恭恭敬敬地跪拜、鸣炮致敬天地，谓之“请天地”。（初五、十五、还各有一次“请天地”）这一天多数人家吃素菜。饭后，有的人家出门到亲朋戚友家拜年祝新年大吉，万事如意；有的到野外郊游，吸收新鲜空气，享受大自然之美：有的上寺庙行香，祈求菩萨保佑赐平安（从初一到初四连续四天）。凡年五十以上整十岁者，皆摆酒席迎请亲友会宴。谓之“做寿”。
开架。正月初五商店和服务业开市营业，谓之“开架”。全家大小团聚一起吃一餐丰盛的“开架饭”。各家商行市店鸣炮开门，开始营业。农民、工人等也都陆续开始劳动、工作。
元宵夜。正月十五元宵之夜，全城民众几乎万人空巷上街赏花灯、猜灯谜、看化装游行。尤其传统的福山街的“高跷”、西门街的“肩头坪”，碧山街的“铁机”都拥有众多看客的围观，几乎挤得水泄不通；舞龙、舞狮、“纸扎”等深深地吸引许多观众；还有各境“奶娘”上街出游也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爆竹之声不断，锣鼓之声振天，真是“今吾夜不禁，城门锁不关”呀！四城门迎神。从正月初九至二十八，城关东、西、南、北四城门各境群众都要举行所奉祀的神灵出巡游街仪式。这时，火炮轰响，鼓乐喧天、仪式尊严，成为另一个风景线。尤其是东门“炎民宫”的神农上帝；西门“太尉宫”的英惠王陈公太尉；南门“小场宫”的灵杰候王黄岳；北门“城隍庙”的威灵公城隍更为突出，有的街段群众还“拦炮”排“供”迎请。巡游结束后，都有请戏班演戏，热闹五、六天。
民国时期蕉城丧俗拾趣
□陈仕玲
蕉城区枕山襟海，地貌类型齐备，有沿海与山区的共同性。由于地理位置的悬殊，东南沿海地带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西北群山横亘，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经济重心分布不均就会带来文化的不平衡，丧葬习俗也带来很大不同。比如沿海地区办丧事，拘于繁缛之习，以奢侈为荣。从初丧、装殓、吊唁、做七，一直到出殡、做墓、百日等仪式，大张旗鼓，耗资巨大，又因为地处南北要冲，人口流动较大，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传统的习惯或消失，或改变，原汁原味的东西已不多见。在山区，免除了做七、百日这些习俗。丧事显得拘谨、简朴，却又不失隆重，由于交通的闭塞，信息不流通，保留着许多古代的风俗习惯，甚至还留下了不少奇闻异事。笔者收录了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真人真事，使人们对那个渐渐远去时代能有所了解。
对死的种种称呼
蕉城民间，对死的称呼是很忌讳的。蕉城人用语，就要把死叫做“生”，人死了，不能叫“死”，一般都称作“归驾”、“百年”、“转去”、“故去”、“故世”、“做老”、“做古人”、“殁了”。凡人寿享有五十岁以上因老、病而死，且有三代以上者，都算寿终。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去世，均称作“欢喜丧”。对于这种正常的死亡，无论贫富，家人在心理上、物质方面早做准备，俗话说：“福好看嫁妆，命好看作丧”。
小孩死亡称为“压蔗”。这个说法据说源于近代，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宁德城关及南郊岐头设有育婴堂，贫苦人家无力抚养儿女，多送到这里，由于生活条件低下，饿死病死甚多。传闻儿童死后多埋在甘蔗地里，故名。
解放前，民间盛行抱养童养媳的陋俗。童养媳顾名思义都是未成年的女童，她们在家庭的地位低下，一些还受到公婆以及丈夫的虐待，这种非人的待遇促使童养媳过早死亡。对于她们的死亡，多数人是表示同情的，称之为“咬蚤（跳蚤）咬死”。一方面可以看出童养媳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也把冷漠无情的公婆比作可恶的跳蚤。
鼎济开生吊
丧家出殡前选定日期接受亲友吊唁叫开吊。也就是说“开吊”是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旧时蕉城却发生过一个活人发讣闻“开生吊”的奇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蕉城南门的“潭尾陈”有个名叫陈鼎济的人，年轻时疏于钱财，交友甚广，认识了不少上层人物。由于早年未娶家室，晚景凄凉，旧时的朋友多也失去了来往，深感世态炎凉。为了维持晚年生活，陈鼎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请城关某名士替自己拟了一份特殊的“讣闻”，分发给旧日有来往的亲戚朋友。文曰：“敬启者鼎济，年越艾龄，一身孑立，虽先人丧葬已了，而亡妇停棺未安窀穸。况室如悬磬，膝下由空，虚无所赖。万一风云变幻，猝有不虞，送终之事谁与拼挡？私念生平亲友爱我甚多，与其死后承诸君之隆情，何如趁此生前沾及身后之实惠。爰捐三月初五日，敬备茗筵，敦请亲友莅临寒舍，并将异时赙赗之仪移为今日赠遗之用。庶身后事宜亲行料理，以免周章，致多缺憾，不胜幸甚！此启。”“开吊”当天，果然亲戚朋友皆携带讣金前来“吊唁”，陈鼎济自扮“孝男”，在“灵堂”接待客人，接受了一笔可观的“奠仪”，解决了晚年的困境。这个无奈之举，使人在惊奇之余也多了几分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之情。
一场奢靡的超度
“超度”，是宗教界的一种重要法事，也是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高潮。通过这类法事，死者人的魂灵就可以超越苦难，甚至飞升天界，而不堕地狱，也不受阴间的任何磨难。做“超度”的天数视丧家经济状况而定，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和民间富户，城关及临近乡镇老百姓很少举行这种宗教仪式。
出现以上这种情形的原因有二，一个是耗费财力，普通人家负担不起。二是丧期过长，不符合民间习俗。上层社会殡殓期较长，民间富户紧随其后，做“七七”绝无问题，但蕉城僻处海陬，官宦世家寥寥无几，在为死者过“七七”时，也只是象征性的每隔七天祭奠一次死者，坚持做七次，以应其数。期间，只有“头七”与“五七”请僧人或道士念经做法，与正规的“七七”相距甚远。
解放以前，规模稍大一些的超度有县城北门的韩孔堂、碧山街的林理斋、林振翰父子在举丧时都曾举行过比较大的超度道场，而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是小东门陈宗仁父亲的“七七”超度道场。
民国初期，蕉城小东门的“万盛”号老板陈宗仁为他父亲万盛做的一场法事。在四十九天时间里，每隔七日邀请一二十个僧人，念经做法。为了使法事办得隆重而且与众不同，陈某在大门口立起七条幡竿（超度道场的重要标志），并请来了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僧人，超度道场中的大小法器都是全新购置的。来赴吊礼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单管迎接的就有十多人，甚至连搓纸媒（点水烟袋用的）的丫环都是指定的。当时来看热闹的路人，只要能凑足八位，就可以到陈家饱餐一顿。如此奢靡浪费的场面在闽东绝无仅有，在福建省内也是不多见的。当时曾轰动福宁五县，吸引了许多人远道前来观看。
林圭甫先生的葬礼
林文瑄（1883～1946），字圭甫，号南庐居士，光绪拔贡生，民国时长期担任宁德县莲峰书院山长、宁德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鹤场吟社社长等职。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农历五月十二午时，林文瑄因病逝世，享年六十有四。当时林文瑄的二儿子国章由日本留学归来，担任福建省银行宁德分行经理，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由于林文瑄父子在宁德威望甚高，林国章在给父亲做“亲恩道场”时也与众不同，别出心裁。道场首先由林圭甫的同窗好友卓胃田（绰号“法师增”）率领徒弟以及六个儿子共十四人前往举行。道教超度降下帷幕后，接着由鼓山涌泉寺和尚共二十四人诵经，并树立幡竿四条，设“蒙山”于南教场，“坐蒙山”时间长达三个小时，还烧去了大量冥币、纸扎，场面壮观，观者如堵。
林圭甫先生逝世的时候，他的妻子王氏、长子亮章、长媳黄凤飞均先他而去。林文瑄的三位晚辈（包括同辈）死在他的前面，所以按照民间惯例，坟墓完工后，“主圹”者如果没有埋葬，“附圹”者绝不允许预先入葬。以林文瑄主圹的坟墓建在漳湾上塘村，按规定同时要有四口棺木共同出殡，场面隆重，花费甚巨。由于林文瑄系清末拔贡，候选县丞，又是当时宁德县文坛领袖。所以经大家商议，从南门小场“灵杰侯王”借来全副执事，又按照古代三品大员规格，抬棺人员共有十六人，称“十六座”。其它三口棺各设八人，称“八座”。设两班替换，光抬棺手就有八十人。另外，还有三十多人负责搬送垫板，沿途铺设，以便行走。再加仪仗手、送葬人员等等，大约有二百多号人。林亮章夫妇无嗣，以林国章八岁的长子林坦（今仍健在）承嗣，林坦同样也要披麻戴孝，手持“灵杖”，由大人抱着参加丧事中的每一个过程。大约清晨卯时正（六点），出殡的队伍由林家附近的南校场出发，直趋黄土岩，除了林文瑄和长媳黄氏灵柩，其它两口棺木原来都寄放在浒下塘（又称花架塘）城关蔡氏“墓亭”内。四口棺材汇集后，又隆重举行了“拦路祭”。祭祀完毕，转道蓝田，过黄坑，巳时初（九点）到达漳湾。棺木停放在村外空地。林文瑄平日急公好义，威望甚高，漳湾父老破例打开街头阮氏宗祠大门，让送葬队伍入内休息、用餐。饭后，为了表示对林文瑄先生的敬仰，漳湾百姓特意准备了四条大船，四口大铜锣护送灵柩，以壮声势。棺木在船只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目的地——上塘村，整个送葬过程在热烈的鞭炮、锣鼓声中渐渐降下了帷幕。
闲说挽幛
旧时，每有老人去世，亲朋好友都会送挽幛致哀。挽幛通常用整幅绸布做成，有用纸的立轴，通称“礼轴”。为了便于悬挂，幛子通常竖幅，上面的文字不拘形式，不拘字数，可以直写，也有横写。特别是社会贤达或头面人物去世，各界前来追悼者送来的挽幛数量更为可观。表达形式也更为多样，有挽联、祭文、挽诗之类。民国时期，蕉城有两位地方名人逝世时，留下过大量军政界人士题赠的挽联挽诗乃至祭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原四川盐运使林振翰因用脑过度，在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逝世，年仅四十九岁。林振翰在盐政改革上业绩卓著，在当时曾被盐政人员奉为圭臬。对于他的去世，国民党军政界深感惋惜，数以百计的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予以追悼。林振翰的祭文由陈衍撰写，蒋介石、萨镇冰、杨树庄、方声涛、程时煃、陈培锟送来挽幛，宋子文、石磊、刘湘、林炳勋、沈觐冕、史家麟、徐珪及日本友人北亨大村等送来挽联，杨森、林密则送挽诗，这些作品后来还编印成册，辑为《林蔚文先生哀挽录》，刊行于世。
另一位是县城月爿坪的黄承箕。黄承箕，字星野，光绪举人黄履刚长子，晚清时期任光禄寺署正。他学贯中西，具有改良维新主义思想，与黄树荣、蔡祖熙友好往来，关心政治，颇着时名。黄承箕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四年（1935）间因病逝世，宁德县长朱化龙，金门县长李世赓、福建省公署秘书陈文翰、罗源县长魏锡滋、地方名流林圭甫、黄毓同等人均送有挽联，极尽哀荣。
民国时期蕉城大家族及其之间的联姻
□陈仕玲
蕉城地处沿海，但由于西北群山横亘，同时也具有山区的属性，地形较为复杂。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福建全省总图说》记载“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福宁州、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小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趋势，再加上远离中原，最早居住的多是闽越土著。自隋唐以来，才陆续有中原移民迁入，繁衍生息。由于蕉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不像福州、泉州、漳州等大的城市，拥有许多世代簪缨、官高爵显的大家族，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大姓，在历史的舞台上轮流登场。在宋代，蕉城有陈、林、郑、阮、余诸大族；明代则以崔、彭、陈、林、左为著；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县城以蔡、郑、林、黄、陈、张六大姓最为显赫。此外，南门薛姓、马姓，下井堂崔姓，小东门龚姓、王姓以及西门周家、辕边井余家、北门街姚家、竹兜街彭家、土宫前姜家、下尾街叶家、刘家也都曾兴盛一时，但与以上六大姓比起来，无论财力人丁都存在一定距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民国时期这六大姓的世系源流及其发展状况。位居第一的蔡姓，他的始祖蔡南益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明初由漳浦县迁居本县四都蔡洋岭，以种菁为业。至蔡南益的七世孙三溪始迁县城西门外，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蔡氏家族在城关逐渐站稳了脚跟，人丁也渐渐兴旺，不少蔡姓子弟步入仕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仍不能与县城崔、彭、陈、林、左五大姓同日而言。直到清代中叶，随着蔡志谅一支（俗称“家庙蔡”）的兴旺发达，蔡氏家族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家庙蔡”主要聚居于县城前林坪、西门街、北门街、南门观音弄，涌现出了蔡思棠、蔡思端、蔡思榆、蔡祖熙、蔡祖霖、蔡祖虞、蔡祖德等著名人士。
城关郑氏排名第二，据说是南宋进士、武冈知军郑士懿的后代。世居县城，至清代道光时期（1821～1850）分为四大房，分别居于学前街、南门兜、竹兜街、北门街、下井堂、东门外盐仓弄。民国时期涌现出郑崇膺、郑崇本、郑宗皋、郑长璋等杰出人物。
排名第三的“碧山林氏”，也就是名闻遐迩的林理斋家族。林氏家族始祖林延于五代后周时期（951～960）迁居宁德白鹤盐场。二世祖祖师迁飞鸾梅溪村。传至十世，为国瑜、国仁（庆元君子林仲麟、武状元林仲虎祖父）二公。至第十五世挺生公改迁罗源鉴江。明末清初，有林钦七者定居县城碧山街，为“碧山林氏”肇基始祖。其后数代以经商为业，积累了大量资产，逐渐成为了县城举足轻重的大家族。民国时期，除林理斋父子外，比较知名的还有林廷佐、林振鏛父子，曾任四川盐运使署科员、施南查验局局长的林世青，曾任江西瑞昌、四川垫江知事的林振銮，曾任四川合江查验局局长、江西建昌收税处处长的林振镶等人。位列第四的黄姓有两支。一支是月爿坪的黄履刚家族，另一支是街中头的“父子登科”黄书田家族。黄履刚家族祖籍七都峬源，二十一世祖宗旺于明初迁居县城前林坪，二十三世祖黄璠为广西桂林府同知黄瑢的胞弟。至三十四世履刚，字孔中，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乡试举人。黄履刚生有八子，以长子承箕、三子承芳、五子承志最著。黄承箕（1852～？），字敬为，号星野，清光绪间例捐光禄寺署正，授三品衔。入民国，经县知事黄式苏推荐，任宁德县研究所所长，自治会总董事等职。曾为开发三都澳做出过贡献。黄承芳（1855～？），字敬如，授五品蓝翎，钦加奉政大夫。黄承志（1887～？），字敬良，号笃夫，民国时期曾任宁德县商会会长。街中头黄书田家族，原籍虎贝文峰，与清代台湾水师安平协副将黄礼轸同宗。始祖黄光逞于康熙时期（1661～1722）迁居县城。传四世至黄书田。黄书田，字步耕，号砚夫，咸丰元年（1851）辛亥科举人，授广东南和、河北唐县知县。黄书田生有七子，以长子毓同、四子毓英最著。黄毓同字子庄，山东巨鹿、巨野知县。民国七年（1918），任全国经济调查会福建分会会员。黄毓英，字子培，号荀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举人，是闽东著名商号“黄砚记”的创始人。黄毓英生有六子，长子家龙，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硕士，留校任教；次子家祥，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参加革命后任山西代县司法科科长，革命烈士；三子家瑞，大学毕业后寓居上海；四子家禄，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曾任宁德医院院长；五子家香，贵阳医学院毕业；六子家忠。
陈氏家族虽然屈尊第五，但就其人口而言，无论在宁德历史上还是在近当代都是首屈一指。蕉城陈姓支系错综复杂，源流较为广泛。民国时期最为出名的还是成德境的陈世勋家族、鹏程境的陈德俭家族以及金峤陈氏家族。代表人物有陈世勋、陈铭石、陈启昭、陈德俭、陈祖焴等人。
位列第六的状元里张姓，自南宋以来就是蕉城的望族之一，历代名贤辈出。张姓的始祖张翰，字坎翁，号文卿，南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著名理学家。张翰由罗源茶园迁居宁德四都濂坑。二世祖张斗南，字唐英，号钓浦，淳熙二年（1175）进士。七世祖张禄由濂坑迁居县城状元里，繁衍成族。民国时期，以张敦询、张敦诚兄弟最为著名。张敦询字仁山，号天啸、怡庐山人。曾任教于蕉城毓秀小学、莲峰小学。后亦从政，与林昆生等组建宁德商会。张敦诚曾任宁德县参议会参议长，县党部书记长等职。
古时候，人们受封建思想的熏染，非常注重“门当户对”的联姻方式，其实这种望族间联姻的目的，不仅可以使彼此的姻亲关系更加紧密，也可以成为彼此间经济合作的纽带。如果以清代乃至民国第一望族的蔡家为中心，就可以梳理出一份详细的联姻图表。解放前，如果有谁能够与蔡氏家族缔缘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甚至会被乡里引为口碑，作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从道光元年至民国时期的这一百多年里，蕉城社会名流绅士无一不与蔡氏家族沾亲带故。更令人称奇的是，1927年，蔡家后裔、“无名英雄”蔡威在上海党组织的派遣下，回到宁德与郑长璋等成立了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并与一批热血青年宣传革命真理，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拒交苛捐杂税、要求减租减息的活动，与此事件相关的人物如郑长璋、林国章、黄笃夫、陈伯咸、叶威豪等与蔡威竟然都是至亲。
在民国时期的蕉城，郑氏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蔡氏。两家友好往来，自清代初期就联姻不断，郑宗皋是蔡祖熙的亲姑父，郑长璋是蔡威的堂姑父；碧山林氏家族从道光末期才开始与蔡家通婚，林理斋的姑母林赛金许配给了蔡祖熙的堂叔祖太学生蔡昭祚，林理斋的妹妹林小荆许配给了蔡祖熙的堂叔福州府学教授蔡思聪。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林理斋的爱女林莺许配给了蔡祖熙，后来生下了六个子女，其中排行第三的就是蔡威；月爿坪黄家的黄履刚生有八子六女，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蔡祖熙的胞叔蔡思诏，而黄笃夫的继配妻子蔡祖韬是蔡祖熙的堂妹，蔡威的堂姑母；街中头黄书田家族，他们与蔡氏也有联姻。黄家祥是蔡威的表妹夫，蔡威的两位叔母是黄家的亲姐妹。蔡绩夫的胞妹是黄家祥四叔父的原配。担任县商会坐伴（会计）的陈伯咸，是清末秀才，南郊古溪村人，他家与蔡氏的联姻最为频繁，共达六次。其中陈伯咸的伯母是山东武定知府蔡步镛的女儿，母亲是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女儿，两人既是妯娌，更是堂姐妹。另外，蔡威的第一位曾祖母和妻子均出之宁德南门望族薛氏；蔡威的第二位曾祖母、两位祖母都是官宦世家金峤陈、埠头陈的后人。蔡绩夫的大女儿许配给了光绪进士、民国大总统府顾问霍童石桥人黄树荣的三儿子运枢（字星南）为妻。另一位霍童名士郑宗霖的继配夫人是蔡祖熙的亲姑母，也就是蔡威的祖姑母。蕉城近代名流如黄树楷、马燮臣、陈德俭、林文瑄、崔晋元等等与蔡家也都有亲戚关系。
从薛蔡联姻说起
□薛赞平
“薛家新制巧，蔡氏旧名高”——这是一副购买纸店的行业对联。“薛家”指的是唐著名女诗人薛涛，相传她创制深红小笺写诗，人称“薛涛笺”；“蔡氏”指的是我国四大文明——造纸术发明人蔡伦，他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纸，时称“蔡侯纸”。
真会这么凑巧，好像是应付这幅对联而来，自满清末造至民国时期近百年里，宁德蕉城儿女婚嫁有这么一奇特现象：就是大批蔡家女儿嫁到薛家来，又有大量薛家女儿嫁到蔡家去。翻开薛蔡两家族谱可以清晰看到，如：薛世清公：其次子薛景霖娶蔡步鸾之女蔡采娟；其三子薛景宵（即蔡威岳父）娶蔡承让之女蔡碧瑶；其四子薛景期娶蔡祖杰之女蔡碧娟；此蔡采娟、蔡碧瑶、蔡碧娟系三妯娌；薛景期公：长子薛鸣谦娶蔡泽谷之女蔡玉蟾；次子薛鸣斗娶蔡淑云之女蔡宝璋。
此蔡玉蟾、蔡宝璋均二妯娌与蔡碧娟又是婆媳。
薛鸣模娶中书衔蔡思榆之女蔡淑慈，与蔡宝璋是亲姑、侄关系。
更有薛家树公三代婆媳均娶蔡家女：薛家树公娶蔡小旺系庠生蔡思示胞姐；薛家树公之子薛景晖娶蔡思聪之女蔡薇；薛景晖之子薛鸣樑娶庠生蔡祖绳之女蔡鸾娇；而薛家女儿嫁到蔡家的单“品”字辈就有：嫁“观音弄”蔡：有薛景霖之长女薛品圭适蔡祖经，次女薛品璇适蔡祖昌。
嫁前林坪蔡家：薛景霄之女薛品瑄嫁蔡泽鏛（蔡威）嫁西山境蔡家：薛景昭之女薛品莺嫁蔡祖萱；薛景晖之次女薛品鸾嫁蔡泽瑜。
这么多人的近亲联婚，如此大面积的儿女亲家，到底为哪桩？在封建社会里谈婚论嫁，一方面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方面则讲究门当户对。
从家业、名望上看，蔡家号称“蔡百万”，是公认的蕉城首富，其田亩之阡陌，房产之繁盛，商号之显赫，人丁之兴旺自不必说。而薛家却逊色多了，可他不是《红楼梦》中曹雪芹所撰的四大家族之一，“大雪兆丰年”的皇商，田产充其量不上千亩。
但薛家则是文章破八闽，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后裔，虽不算钟鸣鼎食之家，簪冠缨服之族，却是典型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诚如《三都澳论丛》（2005年1期）宁德市民盟邱景华所著《弘扬闽东文化名人，提升旅游品味》所言：“薛令之家族在繁衍中，积淀着闽东诸多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信息。不了解薛令之家族，也就难以弄清闽东地域文化源头。”有这么依托，这两姓就攀上啦。所以民间有这么流传，“蔡家的钱财，薛家的文才”。如光绪已亥年间县试中（或许中国古代中国科取制度最后一届）薛景星获取第九名，其弟薛景霖获得第八名，其堂弟薛景云获第一名，薛景昭获取第四名，同一年中县试前十名中薛家子弟竟占了4名。
从家风及人物性格上看两家族迥然不同，但能如此结亲，两亲家能长期和谐和睦相处，简直不可思议。
在生活上薛家讲究勤俭、朴素，勤俭的有点吝啬，所谓“悬虾吊鱡，木屐底煮茶”，“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倚阑干”。喜欢粗茶淡饭、平平安安过日子，不太贪恋财物，不太迷恋官场。
而蔡家生活豪奢，讲究吃喝，排场、消费，讲究大手大脚，属于市场经济，他们善于经商，凭借勤奋发愤精神，思想激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当说薛家善守业，蔡家擅创业，有道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再说我们薛家为人处事讲究中庸、平和、保守，浓重的儒家思想，讲究诚信善良，朱子所谓“中不偏，庸不倚”。
记的小时候，先父都教我说，这人世间第一要紧是读书，还说社会百种职业还是当教师最好，说什么“天地君师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族里有那么多教师，有的一家中兄妹，夫妻，父子都是教师的多的是，象上个世纪90年代，宁德实验小学校长薛淑钦是我族姐姐，宁德附小校长薛鸿俊是我族兄。我不得反思这老爸话或许对。
可我舅父、我妈对我灌输又是一套，我舅父说“社会上，数做生意的人最厉害，也最不好管，从某种意义说是商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如马克思说‘我们如果不搞贷款，世界上或许至今还没有一寸铁路”，这没有银行家行吗？没有工厂没有商店，货币不流通，货物不交换，东西那里来，人们吃什么用什么，那还成什么世界？但做生意不是好玩的，马克思还说‘商品的出售是危险的跳跃’办厂场开店铺都有风险啊，所谓商场如战场。……”我妈常对我们说，旧社会你外公家做香烟，焚化，锡箔等生意的，赚钱时候钱多的不得了，银元都没地方放，我是长女钱都是我管，那时候又没有银行。可一旦生意做蚀了，那个惨，什么金银财宝，玩物器皿能值钱都卖掉，连房屋都典了，象大难临头，一切从头来，你们都没见过，至今想起来都心惊肉跳！记的我妈还说过，古田籍马来西亚华侨阮某某先生当年一度典租我外公家，他出国时还邀我外公一起去，我外公一家护照用的相片都拍了，护照也都做了，可节骨眼上我外婆病危，等丧事办完，签证早已过期。要不宁德蕉城将会多一户华侨，也就没有我了。
说到此，应回过头来评价一下，在薛蔡联姻中，是薛家子女幸福呢，还是蔡家子女幸福？这还真不好说。
注：蕉城薛姓共有3处，分别是“上薛”，“下薛”，“前林坪薛”。这里是指“上薛”（附“上薛”建筑物平面图）。
作者简介：1967年宁德一中初中毕业，1985年福建省电大毕业。当过知青。1976年起先后在县盐场、纸品厂、县（市、区）档案局（馆）工作（馆员），2011年退休。现住蕉城。
古溪村的古风旧俗
□陈仕玲
古溪村位于蕉城市区南郊，古称“汐头”。自古背山面海，居民富庶，民风淳朴，历史久远。早在唐代就有余、汤二姓泛海而至。南宋时期，林姓由莆田八角井迁入。元末明初，祖籍中原的陈、谢二姓相继入住。各个姓氏所带来的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造就了这方水土诸多特殊的地方文化和民俗活动。诸如春节、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都存在着诸多与蕉城其他乡村迥然有别的风俗习惯。
端午“扒龙船”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闽东民间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过端午称为“做节”。在闽东蕉城、福安、寿宁、古田、屏南等县（市）的大部份乡镇都是五月初四过节，而包括古溪在内的蕉城城区以及周边乡镇都是按照传统，在初五这天过节。古溪民间过端午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几天里，不外乎就是给小孩子添置新衣，打扫房屋卫生，包裹粽子，女婿忙着给岳家“送节”之类。到了初五这天，每家每户准备丰盛的午餐，悬挂菖蒲，喝雄黄酒，给孩子佩戴长命缕。唯有赛龙舟这项最为盛大的活动，却与其他沿海乡镇有所不同。
古溪村民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的历史十分悠久，村子东南的大片滩涂位置优越，盛产泥蚶、螠蛏、牡蛎、花蛤等海产品，畅销福州、长乐、福清、古田等地。古溪村民把赛龙舟称作“扒龙船”，活动开展的地点也是在村前的“东湖塘”。在东湖塘东南方向有个“龙船塌”（位置大概在大门山与虎山交界处）的地名，据说有一年赛龙船，有一条船在这片海域无缘无故失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古溪村民没有能力制造专门用作赛龙船的龙形船只，只是借用村里私人的运输船只。船只作为海上必备的交通、运输工具，古溪民间全盛时有大小船只三十余艘，到民国时期还有十余艘。船只按大小分为称为“三杆栋”（即有三张帆，可负重数百石，多作为外洋运输之用）、“两杆栋”（即有两张帆）、“铜舵”（多作为海上捕捞之用）、“扒舵”（运壳灰、粪便之用，可负重数十石）、“舢板”。由于三杆栋、两杆栋、铜舵体积大而笨重，舢板体积太小，都不理想。只有扒舵最为合适，所以村里的五六条扒舵就逐年轮流，不计报酬。
古溪村每年参加赛龙船的有两支队伍，分别由上厝保（又称古溪元境）、下厝保（又称古溪正境）组成。上厝、下厝龙船上各张挂着一面三角旗，上厝的为红底白边，色如鸡冠，称为“鸡角（公鸡）旗”；下厝为白底红边，形如蜈蚣，称为为“蜈蚣旗”。参加比赛的除了古溪的两支队伍，还有东湖沿岸的南门四村头（南门兜、桥头下、小场、下宅园）、塔山、金蛇头、蓝田等村，以及城内马厝坪、东门外下尾埠。参赛船只皆为“扒舵”，唯有南门兜因为商贩较多，实力雄厚，才拥有一条像模像样的龙船。比赛起止地点是由古溪的决兜至下尾码头，大致三四公里的距离。一路上设有众多标杆，标杆以竹竿制作，上悬鸭子、老酒、手帕、白扇等奖品，夺标最多即为优胜者。多数年份，都是古溪村的两支队伍夺得冠军。
参加龙船赛的每条船上都有二十位参赛者，其中划桨十六人，掌尾舵一人，一人放鞭炮，另外两人负责敲锣打鼓。民国时期，古溪村经常参加龙舟赛的村民知名的有陈关葛、陈细细妹、陈方下、谢红伢妹、阮嫩弟、谢清弟等人。其中以陈关葛、陈细细妹两位“大力水手”最为知名，二人虎背熊腰，臂力过人，划龙舟时短桨（俗称“扒靸”）都必须有两把重叠使用，否则会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
蕉城有一句俗语说的好“龙船没水干汐兴”。可见，赛龙船是一件“乐事”，是闲人才能参与的娱乐性活动。当时很多人家忙于生计，除了春节能休息几天，其余节日还是要下田干活的。所以，每年赛龙船时往往不能凑齐参赛的人数。一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就提上一桶海水，或沾上一身泥巴，将不愿参赛的村民身上搞脏，逼迫他们下海参赛。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娱乐活动。当时，下厝有一位绰号谢买卖的光棍，喝醉酒还想着能有龙船赛。他负着一支尾舵，沿街叫人去参加龙船比赛，一边走一边口里还嘀咕：“联保（相当于如今的乡长）我买卖做，龙船拔去扒。”反复念叨，走路摇摇晃晃，最后掉进了路边水沟，惹来路人的阵阵嘲笑。
还有一个姓陈的村民，家境贫穷，但又极爱面子。有一次过节吃了午饭，也去参加龙舟赛。同厝的一位叔伯兄弟也许是一片好意，对他说：“某某兄，大过节的，你中午就吃了一碗番薯米粉（番薯米最底层的碎末，含有泥土、虫粪等不洁之物），还有力气去扒龙船。”某某兄认为他是在侮辱自己，大动肝火，当即争吵起来，幸有旁人相劝，才得以平息。
中元“施食”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古溪民间与山区乡镇不同，一般不做“普度”，只在中元之日，各行业商铺出资祭祀孤魂野鬼，称为“施食”。“施食”多安排在下午，遍插明香于店铺周围主要通道，尔后设千层糕、草鞋仔、“棉衣”、锡仔、米酒于店门口，祭祀完毕，将糕切成碎块，散发给路人。
农家也有“施食”，又叫“请地头公”，多在中禾收割完毕，晚稻刚刚播种的水田田埂上进行。祭祀时，除了在水田四周遍插明香外，其它仪式与店铺“施食”相同。
从祭祀含义来看，农家的“施食”有祀田神的遗意。因为蕉城民间视“地头公”为神灵，而不当作孤魂野鬼看待。所以，“地头公”是农家对“田祖”的民间称谓，既通俗又贴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风俗》：“十一月，各乡赛祭，是时禾稼登场，杀牲为黍，以飱田祖，谓之冬福。”乾隆版《吴县志》：“中元前后，农人耕耘甫毕，醵钱赛猛将之神”、“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按韩昌黎诗：莫向田头乐祀神。《周礼》疏曰：社者，五土之总神，又为田神所依。则是七月十五之祀，犹古之‘秋社’耳。”现在，商铺“施食”、农家祭祀“地头公”已渐消失，倒是许多水果种植户、水产养殖户为了祈求事业平安有成，沿袭着了这一项古老而传统的祭祀活动。
中秋“牵磨连”
蕉城民间有一句俗话“年三天，节三顿，中秋立夏没一顿”。旧时民间提倡节俭，过中秋节时，各家各户无非吃些月饼，餐桌上的伙食并没有多大改善。虽然如此，蕉城中秋节的民间活动却是丰富多彩的，如相传起源于明代戚继光抗倭的曳石踩街，还有花灯、铁枝、肩头坪、踩高跷、线狮、纸扎，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走阴间”等等。在古溪村，还有一个需要大人小孩共同参加、形式独特的“牵磨连”游戏。
在古溪下厝的头谢谢氏宗祠遗址（俗称“头谢坪”）门口，旧时用鹅卵石镶嵌有太极八卦图案，造型精美，十分显眼。在八卦石旁的草坪中，还有一块粉红色圆石，未经加工，却平滑如镜。这些就是“牵磨连”游戏的道具。每年的中秋节，孩子们就开始忙活着到处采摘芦荟（俗称“龙舌”），寻找苎麻皮（农村妇女轧纃的下脚料），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芦荟、麻皮收集以后，将麻皮垫底、芦荟铺面，铺设于八卦石上。游戏需要四个大人、四个儿童同时参加。四个儿童站在磨盘石上，悬空做“一”字形平卧，双手上举，四个大人站于八卦石边沿，分别擒住一位儿童手腕，这样儿童的重心力量都由大人掌握着。准备妥当以后，脚踏实地的四个大人开时由慢转快渐渐旋转，由于芦荟起到润滑的作用，圆石随着脚步会越转越快，如腾云驾雾一般，十分刺激。这个游戏与今天的旋转木马、旋转飞车等游戏有些类似，在当时已算得上比较“新潮”的游戏了。
做“九月十四”
古溪是个完全信仰本土宗教的村庄。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教徒都试图在村里传教，皆由于村民宗族意识强烈，未能实现。村中旧时有五大姓，即陈姓、谢姓、林姓、倪姓、池姓，按居住界限划分，又分为上厝、下厝、内厝。民国时期，这三个居民点皆设有保长，各自为政。古溪村民所尊奉的神灵十分复杂，有忠烈王、普济明王、临水夫人、师公、田元帅、齐天大圣等数十位，以忠烈王黄岳、普济明王林亘（即林公忠平王）、临水夫人陈靖姑为主神。村里供奉忠烈王黄岳的庙宇一忠烈行祠赫赫有名，在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它所建成的时期仅次于城关东门外的土主宫。供奉普济明王的庙宇在村东塘前头，隔着东湖，与塔山遥遥相望。这两位神灵，被村民尊称为“社头公”。临水夫人俗称“大侬奶”、“奶娘”，上、下、内三厝各有一尊（其中下厝有两尊，分别称为“旧奶娘”、“新奶娘”。除了下厝有单独的奶娘宫外，其他二尊皆供奉于祠堂）。除了春节，被古溪村民视为最大的节日应该就属每年农历“九月十四”的黄岳诞辰庆典了。忠烈王宫的公产不多，只有少量的土地和海埕出租。每年的收入勉强维持诞辰庆典之费用，如遇修缮庙宇的年头，就只能由村里殷实人家集资来完成。每一年负责庆典各项活动的人员皆为二十名，称作“社头头”，由村里成丁（蕉城民间习惯以十六岁成丁）男性轮流充当。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每年到了农历九月十三这天早上，新当选的“社头头”就会开始准备供品，制作大量“寿桃”（即形如寿桃的糖包）。到了晚上，“社头头”就踏着月色，早早集中村西郊的忠烈王庙，备办“祭桌”（即祭祀物品），燃烛上香，届时还有“吹班”（闽剧清唱）助兴，庙内灯火通明，彻夜如昼。这一活动俗称“庆赞”。到了交子时时分，就有一名“社头头”手持铜锣，进入村中，边走边大声反复高喊：“新头新柱”（意思是说新的“社头头”已经产生），听到喊声的村民就会陆续醒来，到庙里上香，给忠烈王拜寿。旧时缺吃少穿，一年难得吃上几回好东西，这一晚能吃到香喷喷的白面糖包，所以也成为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节日。上香的成年人身后，总会跟随着一两个小孩，他们也可以兴高采烈地领回一合“寿桃”。
九月十四至九月十六这三天时间，按例都要演出闽剧。届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邀请亲友来观看演出，一日三餐还要备办茶饭，用度甚高，对多数人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但村民乐此不疲，相沿成俗。就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为了搞好治安，禁止民间娱乐。为了保证整个活动不出事端，村民陈骰子宁愿自己入狱作担保，使庆典照常进行。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忠烈王庙的公产很少，捉襟见肘，所以备办忠烈王“祭桌”就得由当年的“社头头”自己掏腰包。为了凑齐这一款项，就逐渐产生了“贴喜”的习俗。所谓“贴喜”，就是由“社头头”作若干个“糯米大寿桃”（将糯米蒸熟后，拌上红糖，做成寿桃模样，大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送到当年村里有喜事的人家。喜事无论大小，小至砌灶、砌猪圈，大至建房、娶媳、生子，都必须“贴喜”。“寿桃”大小也视喜事隆重程度而定，以娶媳（俗称“新妇喜）、第一胎生男（俗称“长男喜”）最为注重。“社头头”们在忠烈王圣诞的前几日，会把写有喜事内容的红字条“贴”到该村民住宅的大门之上。该村民就得视自家喜事大小交纳款项。由于一年中，村里的喜事有多有寡，碰上不好的年份，“社头头”们就只好自己凑足金额了。
顺便带一笔，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奶娘诞”，村里的成丁男女不仅要举行“过关”仪式，还有所谓“送烛母”的习俗。“送烛母”的对象是村里刚刚成婚的人家，或者有结婚后长期不生育的人家。在每年的“奶娘”巡游完毕“圆宫”以后，这些人家男子的年轻好友都会邀上四五位，带着一双奶娘座前请来的红烛（点燃着的），一铁铲熊熊燃烧的木炭，送到家中。年轻的夫妻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予以接受，将红烛供奉在祖先的龛位前，而炭火则倒入炉灶。尔后，准备酒菜招待这些热心的朋友，尽兴而散。
而今，随着时代的飞跃发展，各种旧的习俗已遭到舍弃。忠烈王庆典中除了“庆赞”、“演戏”等还保留以外，“分寿桃”、“贴喜”、“送烛母”等似乎意味着贫穷落后而不再流传。也许随着人们传统意识的淡薄，其他仪式也将一去不复返，只留下记忆供人们回味！
婚前“请仪校”
蕉城民间对男婚女嫁十分讲究，比外省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至今，蕉城还流传着许多特殊的婚嫁习俗，如沿海乡镇的“打醮”、“新郎伴睏”，飞鸾二都的“扭星”（新媳妇过门时，亲友要掐其手臂肉）以及古溪村的“请仪校”。
请仪校在古溪至少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它的来由，包括它的正式写法已无从查考。“请仪校”的时间都安排在结婚前一天，即新郎（女儿出嫁无此仪式）“打醮”（又称“请喜神”）的当天晚上，这项仪式多由村里年长的男性老人完成。当天晚饭过后，办喜事的家庭就要煮两碗线面，每碗面上放上两粒煮熟剥壳的鸡蛋（俗称“一碗面两粒蛋”），还要准备红烛一合，香六支，红酒一斤，锡酒壶一合，酒盅十只，锡帛一捆。装入“碗栳”，送到前去“请仪校”的老人家中。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带上这些物品，到祠堂仪门（俗称“雨亭”上厝的居民多在陈氏上祠堂，下厝的居民多在尾谢祠堂）前，在廊前石板上就地祭祀。祭祀时间大约为半柱香功夫。老人在祭祀过程中，还要默默祷告，内容为新郎新娘双方姓名、年龄、住址，最后祈求神灵保佑夫妻白头偕老，生活美满。祭祀完毕，烧过锡帛，老人将蛋面带回家中，分给家人享用。装蛋面的“碗栳”必须在三日以后，等新郎（新娘）办完喜事后送还。也就是说，“请仪校”虽然是办喜事的人家分内之事，但至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这样一个古怪风俗，它的祭祀对象是谁呢？有的说是祭祀临水夫人，但烧的却是鬼魂使用的锡帛？有的说是祭祀祖先，却为什么不在祠堂内祭祀呢？孰是孰非，就是操持“请仪校”的老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