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35年宁德县城关各街普遍开办“国民学校”（系初级小学一至三年级），当时政府教育科对每所学校只派一名教员，亦称单人校，不收取学杂费。一批贫穷家庭孩子就近报名读书。八岁的我和二哥一起去设在圣公庙，由本街人黄式麟先生主教的国民学校，我念一年级（二哥念三年级）。开学第一天，学校发给每位学生三本书（国文、算术、常识）、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课堂设在戏台上，双人课桌整齐地排列三行，同学们按年级分坐，教员按一至三年级分别教课，学生互不干扰，认真听课，已教过的就认真做作业，秩序井然。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加紧“围剿”工农红军游击队、地下党组织和山区革命群众，大量增兵宁德，把圣公庙、马祖庙、神农宫全部占驻，国民学校被迫停课。1936年就插班到私立新民小学（设在碧山街林氏祠堂）读二年上学期，印象中该校校长姓王并有二位教员共三人。仅念完一个学期，据传校长是共产党，被迫关闭，校长等去向不明。我就转学到离家稍远（在西门外）的莲峰小学续念二年下学期。记得当时有位教音乐的阮姓教师（说是寿宁人），在音乐课时曾教我们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快要被消灭、万丈光芒就在前头……”。唱熟了，同学们在回家路上边奔跳，边喊着唱着这首歌，只感到很顺口歌词短又好记。不久叶承骥教师吩咐我们以后不要唱这首歌了，还偷着讲阮先生回寿宁后被捕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同学们喊着顺口溜：“抗战、抗战，西安事变……”。初步知道是迫蒋介石进行抗战。
  1937年念三年级（是个复式班），此时正值国难当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老师教我们《大刀进行曲》，同时学校抽我等部分同学带自制木大刀到体育场（即现看守所位置）参加全城各小学抽来的学生一起学练大刀杀敌动作。同年10月日寇两艘炮舰窜入三都港向礁头方向乱打炮，群众极度恐慌，三都中学随即搬到城关在城隍庙、朝天境开课（不久迁去福安）。1938年我大病一场，因缺医少药病情拖延而缀学。此时日寇飞机对三都进行大轰炸，房毁人亡，人心惊慌，有些人疏散到城关等地。1939年才进学校念四年级，在大敌当前，人民流离失所之时，我念四年级共花时间一年半，进过五所学校：有竹兜街蔡氏祠堂国民学校，朝天境国民学校，民众教育馆（土皇里）后进由何绍兴先生执教的国民学校。10月25日起敌机魔手伸到城关连续三天遭炸，毁房百余间，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惨重，在我家周围就被投弹五枚，毁民房两座，群众大批向乡村逃难疏散。1940年莲峰小学与蕉城模范小学合并改称蕉城中心小学紧急搬到七都，私立毓秀女子小学也搬到金溪（现金涵），无奈之下家庭克服困难挤些钱，让我跟去七都在林尚书家庙念完四年级上学期。下个学期只好自带饭菜每天步行到金溪私立毓秀小学念书（此时该校破格也收少量男生）。中途了解到何绍兴先生任教的国民学校疏散到城西北地藏庵开课，我又到该校插班完成四年级功课。
  1941年蕉城中心小学在原校址复课，我此时开始读五年级，1942年我是在“胡文虎教学楼”小学六年级毕业。在小学阶段这才是能有始有终地念完一个学期，而我的考试成绩都在全班三名以内。
  接着投考宁德县初级中学（校址在原莲峰小学），1942年8月底学校公布录取学生名单，我看时愣了，“名落孙山”。同学们都不相信，公认学校有弊，我不相信也不服气自己考不上，经过深思熟虑后，鼓起勇气第一次“造反”，带着愤怒直奔校长室，找到校长黄叙轩要求查看原考卷。他再三推脱还盛气凌人，我再三缠黏毫不退却，最后黄校长找教导主任嘀咕，可能是自知理亏，就低声和气地对我讲，这期名额已满，教室坐位无法增加，等一段时间如有学生未来办入学手续时就通知我的敷衍口气。亲朋好友都说我胆太大，如不是给你抓住他的把柄（即我考上的名额改给有势力又考不上的吴××），学校绝对会对你打击的。1943年春我考上中学，公布录取榜上我名列第一。交费入学又圆了读书梦。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在井兜见围人很多，议论纷纷说是陈大汉（我的邻居）家因缴不起壮丁费，被一镇丁用木条钉死房门，无法进内，全家老小在露天啼哭。我见状怒火中烧，先跟其说理，讲他无权封门（因没有政府的封条），这是非法的是欺压老百姓，镇丁破口大骂火气十分嚣张，当时可能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我怒气冲天就把封门木条撕掉，结果被镇丁猛击一拳，围观者哗然，镇丁溜了，保甲长出面也不了了之。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学校疏散迁往霍童，第三个学期（二年级上）因家庭经济困难，亲朋支持也无法继续，只好休学在家，帮助父亲做些农活（日本的侵略，社会经济崩溃，民生凋零，开酒店的老板也无法开业，有的倒闭，父亲面临失业，为糊口生计只得改工务农，租地种植地瓜和蔬菜），同时抓空自学功课，还与邻居小伙子们一起上山砍柴割草等些微劳作。
  1944年春，学校搬回原址开课。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1945年5月间，日本鬼子因太平洋战争失利，在福州的败兵撤退经宁德县境，国民党军队不抵抗保生命早就逃躲到洋中一带，城关群众听到白鹤岭头枪炮声大作，知道鬼子快要进城了，大家惊慌失措拖男带女，携老抱幼四处逃难奔赴山村狭谷，生活陷于绝境的、家人生病的等等无法逃离者，受尽蹂躏苦不堪言。鬼子在城关破门入户，掠夺、拉伕、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顷刻之间一个县城突变为人间地狱。脱逃出城者告诉所闻所见惨状，不少人痛哭流涕，咬牙切齿，悲声切切，复仇怒火在大家心头燃烧，但手无寸铁而无奈对之。有据可查的，当时被杀31人，被拉伕抓走341人（其中妇女35人）烧毁房屋51座。日本鬼子撤走后，不久学校复课。
  当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群众沸腾了，大家欢天喜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学校也正式开课，这时我已是初中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从民众教育馆报架上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和平谈判并签了《双十协定》。这时我回忆在小学时就听城关党的地下工作者们（我堂舅父王细妹、四叔父林永贵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暗中传说朱毛住地延安有红军大学、抗日大学，是穷人的学校不收学费还管饭吃，回想在念小学、初中时的困境，更谈不上将来念高中、大学了。现在和谈成功，路上安全好走了，只要自己能吃苦敢闯难关就会到达延安。同时看到听到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其军队对日本鬼子怕得屁滚尿流，无用至极，他们还欺压老百姓，鱼肉群众，人们咬牙切齿痛恨极了，在我脑子里潜存着向往延安去念抗大，将来也能像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那样“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老百姓着想去办事。”为此，在1945年9月底秘密告诉友好同学陈良正并留给一封给我父母的信，还要求其保密，家信要等一个月后为我送达。
  一路上历尽艰辛并利用各种机会决心北上延安，所幸在1945年11月底碰上“皖南事变”中受伤被俘的新四军脱险者邬庠文同志（详见安微省泽县1988年8月《云岭》专刊第十八期23页孙学、邬庠文所写的“身残志更坚——记新四军伤俘在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在其教育帮助下，我就在1946年1月参加党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至此改变了去延安念抗大的念头。

注：孙学同志系上海市人；邬庠文同志系江苏省镇江市人。释放后两人先后恢复了党籍，据说孙在上海市卫生局工作，邬在江苏省团省委工作。 作者简介： 1928年生于蕉城，1945年宁德初级中学毕业，1946年参加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9月参军。1959年转业省直机关工作，1964年回宁德，先后在宁德县商业局、供销社、粮食局工作，1985年离休，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