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民国（1911年～1949年）时期的蕉城，仅是宁德县下辖的一个镇，即宁德县的城关部份。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全镇人口尚不足两万。其商业街多集中在东门。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商各行也颇齐全。
  东门商业街就是东起土主宫前，经东城门进入城内，往西行止于县衙前的那条大街，俗称东门街，这条大街又分为东门外、东门里和衙前状元里三部分。沿东门外东南延伸分叉的有水湟头、霍童埠、福安埠、德顺坪（鱼牙行）、鱼货埠、海关埠等，统称为船头街，又叫外街，与其平行的另一条街叫下尾街（福山街），俗称里街。沿东门外土主宫前往东北拐，就与碧山街相衔接。沿东门里西行至街尾下，往北折与向东延的衙前状元里街相接，再往北与街中头、往南与衙前街相接。这就是当时蕉城商业街区的布局。
  蕉城道路规制
  蕉城商业街是历史形成的。但为什么又多集中于东门？这又要从城区的格局和地势说起。蕉城城区的地势是畚斗形，西北高东南低。且东南临海，这里便形成了商贸交易场所，日积月移遂形成商业街区。十九世纪前，大的商店多开设在城内，也就是东门里。而城外多为小商小贩鱼货海鲜的集散地。随着三都港于1898年正式对外开放，1899年设福海关，港口贸易成为主流。蕉城东门外因得舟楫之利，日见繁荣，成为物资集散地，各种商号都在这里择地开业，渐行取代东门里批零商业的龙头地位。
  商业街以现在眼光来审视，路面铺设鹅蛋石的街面，显得非常狭小。但据老前辈口述，旧时街坊的宽窄，还是有一定的规制可循。例如官衙前的大街，至少可供三顶官轿并行，也就是5～6米左右。一般的街道，可容两顶花轿并行，如现存的城隍庙前的北门街、大华路、南大路和福山路一小段。小巷可容一顶轿子通行。（我们这儿没有马匹，所以不按马车来定制。）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蕉城街道一直延续着老面孔、老模样。街道两旁都是两层木结构店房，栉比鳞次。其间有较大的商号，用土墙或砖墙隔开，自成体系，称为库房，作防火防盗之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城墙拆除后，东门城墙边形成一条新的商业街。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东门外街至状元里，第一次拓宽，两边店面各后退两米左右，两边店房立面进行装饰，沿街店面的二层立面，钉上木条后，再在上面涂以石灰，俗称假墙。因为石灰调上各种颜色，因而街道两旁店面显得五颜六色，争奇斗艳，再加街面拓宽后，采光充足，一扫千年灰暗之旧貌，尽焕新颜。
  街区工商各业
  蕉城（宁德）地处国之东南一隅，交通闭塞，民风纯朴。十九世纪末三都开港后，渐次与外界打通了联系渠道，凭藉港口之利，更因远离中原，无兵燹之乱，商业日趋繁荣，致霞浦、福安、周墩、屏南、古田、罗源诸县（区）临近宁德部位的乡镇，多来蕉城采购进货，商业往来日益密切，各大商号遂由零售转而兼营批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形成商业黄金时期。其间钱庄（民间银行业）、典当业、制茶业、远输业（有多艘百吨以上木帆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青岛、烟台等地，民间称为“山东船”）、百货，布匹、中药材、南北杂货等各业俱全，颇具规模。
  金融钱庄业，民国18年以后，蕉城“生春”茶行老板林昆生会同蔡泳南在东门里大街北侧（现今邮电大楼处）开设“崇裕”钱庄，在东门里大街南侧（即现农业银行址）开设“慎余”钱庄，此外还有彭姓“万兴”、陈姓“万盛”、黄姓“砚记”等，亦在城内开设多家钱庄当铺。上述这些老板，都是当时蕉城颇有资财的富户，并在市场上享有较好的商业信誉。他们涉足蕉城民间金融业，办理民间（银元）存贷款、汇兑业务，发放可在本城流通的银票，其利息亦较银行优惠，他们将吸纳的民间资金，再投资其它行业获利。迨至三十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或家族失和，以及币制改革，抗战爆发等不同原因，一些钱庄发生挤兑风潮，致使歇业或倒闭。
  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均设于东门街城墙转角处（即现今中国农业银行址）。三十年代初开始推行币制改革，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称为法币。其中一种红色十元面值的法币，俗称“红鸡角”，与银元等值，币值较稳定，在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后，颇受市场欢迎。抗日烽火甫起，海路航行受阻，物资流通仅靠陆路肩挑，蕉城商业陷入空前危机。物价逐年攀升，法币螺旋式贬值，故于抗战中期增发一种叫关金的货币，但事与愿违，货币继续贬值，物资匮乏，市场萧条，民不聊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城欢腾。东门商界尤为活跃，倾囊捐资举办庆祝活动，有西山剧社的“肩头坪”，碧山剧社的“高跷”，福海的“铁枝”，以及霍童的“线狮”、“纸扎”等。城区各境各显奇招，都拿出看家精品参与“赛台”。这样一来，天天都有了新节目新花样。流光溢彩，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盛况空前的化装游行，持续两个多月。
  但好景不长，仅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稍有起色，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再度陷入通货膨胀漩涡，货币贬值速度超过抗日时期，中央银行又发行金元券救市，搜刮民间白银黄金，企图挽回颓势，但这一努力根本无济于事，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再发行银元券，商家已彻底绝望，市场迷漫着恐慌气氛。一块光饼上午卖一百万元，下午就变成两百万元，纸币价值荡然无存。商家叫苦不迭，纷纷拒收。市面上又开始流通起银元和谷单（一种由私营粮食加工厂填发的存粮收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蕉城富商合资开办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咸康公司”，时运不济，正逢抗战时期货币贬值，血本无归，宣告破产。
  民国时期蕉城商业大体上都经过这样的磨难历程，即民国早中期的顺境和后期的噩梦。
  蕉城经营规模较大的布店，大都集中在东门外大街。这里有杨姓的“和彩布店”，吴义成的“泰兴布店”，同仁合资的“光华布店”、“锦纶布店”（兼营少量百货）和城内“刘恒丰”等，这些店的历史都比较悠久，且经营有方，所以能经得起上文所述的时代风波的折腾，而屹立不倒。
  抗日烽火甫起，上海发生8.13淞沪会战，闽江口水雷封锁禁航，许多上海货轮改驶三都港，在碗窑海面锚泊，所运货物多为苏广百货和布疋。这些货物不得不改由陆路肩挑运往福州。其时蕉城有几家精明的布店老板，审时度势，及时抓住商机，多方筹资，以极低价格，将趸于碗窑的货物盘下来，着实大赚一把。而犹豫坐失机遇者，懊恼不已，纷纷指责捷足者发“国难财”。
  蕉城布店还经营一种特色产品，俗称“改布”。这种布产自温州平阳一带（抗战前是产自江苏南通的机制布），是民家织的土布，整匹长约1.2市丈，幅宽约1市尺。布商将平阳购回的白色布坯，转交青池头染坊染色，其专用染色剂是农家种植的青靛。青池头染坊位于现今军分区对面，水电局宿舍一带，而晒布的地方则是现今汽车北站停车场，土名叫“晒布坪”。这种土布耐磨耐用，而且价格低廉，所以成为农民缝制耕作服装的首选布料，十分畅销。
  开设于东门外大街的药材铺有“瑞昌”“源昌”“益寿昌”“永年丰”“卫源”等几家，其中以姜谦和的“瑞昌”、严姓“源昌”批零兼营，规模较大。这两家药铺的老板都是宁波人，在蕉城经营多年，号称百年老铺，最昌盛时期各拥有店员二十余人。开设于城内大街的“新元昌”，老板是吴姓福安人，因抗战停航前夕运回一船药材，致其货源充足而崛起，超越以上各家，成为后来居上者。
  那时中医中药是分开的。但部份药店也聘请中医师“坐堂”，如“姜瑞昌”曾聘请邓梦箫医师、陈瑞生医师，“严源昌”聘请陈金城医师，“新元昌”聘请蔡祖弥医师等。坐堂医师除诊费归医师所得外，药店再给医师薪资或分成。“新元昌”曾一度给所有光顾该店的医师处方提回扣，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受同业的抨击而终止。
  蕉城药材业有一件堪称特色的事，就是这个行业所聘请的店员和招收的学徒九成以上是福安人。据说干药材活比较繁重劳累，泡炮刨切等诸多加工工序，都是重体力劳动，宁德人多不愿送子弟干这活儿，所以药材业让福安人独占了。
  这里还应该提到两家特殊的药店：膏药店。民国时期蕉城公共卫生差，民间也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所以，少年儿童很容易长疖疮，尤其到了夏天，患者就更多了。一家设在状元里，名叫鸡角店（因店柜台上立一
  尊木公鸡，嘴含一封膏药而得名，并兼制售木器），另一家是设在碧山街的“庭槌膏药店”（以店主阮庭槌为店名），他们都几代相传，配方密不示人。我们仅知膏药是以中药、生草药为原料，熬炼成黑色药膏，然后将药膏在正方形白纸上均匀地涂沫成圆圈，再对折成三角形（用时打开），一帖膏药即告制成。膏药比较便宜，对医治疖疮也有一定疗效，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还是顶管用的。
  民国初期，蕉城陆续出现西医诊所。说起西医诊所就不得不提到基督教。西医诊所的出现与基督教在蕉城的传播几乎是同步的。1904年基督教会在西门外开办了“圣教妇幼医院”（民国三十二年更名为“永生医院”），此后在东门陆续出现西医诊所。如船头街游恩宠医生、黄英端助产士夫妇开办的“仁济诊所”，下尾街廖伯勋医师的“广济诊所”，余珂医师的“余珂诊所”，溪流坑口的“游芳荣诊所”，东门里的“叶诚敬诊所”，状元里的“黄垂德诊所”，街中头的“黄家禄陈雪如诊所”，东门城墙边的“倪扬声黄英德诊所”，此前还有碧山街“李奋诊所”等。上述这些诊所成员，大多毕业于福州、广州基督教创办的医院、医学院，所以他们大多数信仰基督教。抗战期间，蕉城一度发生霍乱、鼠疫、痢疾等流行疫病，西医在处理这些流行病方面更显优势；同时这些从业人都比较敬业，有爱心，尤其是新式接生，在确保母婴平安上，给人留下好印象。因此，西医逐渐为蕉城居民所接纳和信任。
  蕉城的酱园业也是外地人占绝对优势的行业。城内街尾下兴化人陈珍远经营的“公和晋”，船头街陈姓福州人经营的“通源”店（兼酿酒业），古田人彭子良经营的酱园，都非常成功。当时酱园的产品都是各店自己酿造制作；在竞争的环境里，各家尤其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以物美价廉的自家产品，求得消费者青睐，而多占市场份额。
  南北杂货京果店，规模较大的有东门外大街“协泰”、“义山”“义正”和城内的“久如”、“元宝慈”，而鲜果店当推桥头面的“细乾”为魁首。此外，在船头街福安埠还有一家王姓水果批发商场。其时京果店兼售鞭炮、元宝、香烛等祭品，而各商店出售的蜡烛多是自家制作。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腊月十九，马记南杂店制烛不慎引发火灾。那时没有专门消防队伍和器材，靠临时拼凑救火人马，大火无法扑灭，延烧至桥头面。致年关旺季，数十家商铺遭殃，损失惨重。
  在东门里和街尾下有两家百货店（那时宁德人叫做苏广店），一名“百爱”，老扳王思起；另一间福州人刘天灼百货店在冯梅生照相馆斜对面。在这附近还有罗俊和的文具店和陈鹤卿的“中华书局”。此外还有霞浦人林长庚的钟表店，霞浦人杨志坚（字鱼秉，号半鲁，擅篆刻、书法，在闽东颇有名气）办的“同文印刷店”，冯菊英（冯梅生长女）的“国华印刷店”，罗俊亨的“俊亨印刷店”，王统如的“如云刻印店”，林（笔三）姓的“三元堂制笔店”等多家小印刷刻印文具店。此外还有章章和罴罴的“裱褙店”、“纸扎店”，“天利油漆店”，黄姓的“雕塑店”等。其时闽东五县（霞、鼎、安、宁、寿）只有宁德会刻制铜印章，因为刻铜印首先必须能炼铸铜合金，这项技术惟独宁德人掌握了，所以那时福安等地要刻铜印章，都必须专程或委托他人到宁德刻制。
  “中华书局”是创办于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主营图书、学生簿册、教科书、文具等，兼营印刷，有一台脚踏园盘机，一台石印机。
  当年在这条街上有“集锦轩”“赛来轩”“美且甜”“经俊轩”“万丰”等多家糕饼店。各家都有自己的拳头糕点。如街尾下谢姓“集锦”店的软馅米糖，“万丰”店如意猪油糕；“美且甜”的炸油米糕，“赛来轩”的软、硬酥豆，“经俊轩”的琪玛酥，等等。最令人食后难忘的当数“集锦”的软馅米糖，以脆软不粘嘴而名闻遐迩。由集锦米糖派生的一则笑话，在蕉城广为流传。说的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宁德人，想吃集锦软馅米糖，写信叫家里寄，因开春后多南风，天气潮湿，“集锦”糕饼店无法制作，其内人请别人写回信，恰好代笔人写了错别字，说“集锦米糖患男（南）风，做不来”，闹出了笑谈。
  当时蕉城走亲戚、串门，有带糕饼作礼物的习俗。那时不像现在有漂亮的包裝盒，所以糕饼店就专为顾客包“包头”，这也是糕饼学徒三年学艺，需要学的基本功之一。“包头”的作法：用粗厚纸，外面再套一重白纸，包成比内容物大两三倍的纸包，面上套一张红色的商号招牌纸，最后用“蒉草”捆扎妥当，就成为一件非常养眼的“包头”礼包。通常人家送两包，少有送一包的。
  这条大街上有三家比较有名的鞋店，就是城内的“大中华”鞋店、城墙边的谢毓贤鞋店和街尾下的伏晋鞋店，前者老板是福州人，以做皮鞋为主，兼做布鞋，后者老板是本地人，以做布鞋为主。蕉城人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以后，才见到工厂生产的胶鞋，流行的俗名：“回力A”。胶鞋初到宁德时，价格不菲，普通人消费不起。当时较普及的是用废轮胎做鞋底，配上布面料，女性大多数穿布底鞋。这种鞋多是家庭主妇做成鞋面，拿到鞋店加工配底。还有一种鞋是布面木底，叫做木屐。民国三十年以前，废轮胎还比较稀缺，穿木屐的人还很多。此外穿木底拖鞋的就更普遍了。尤其是夏夜，很多夜行人穿木拖，走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响声，此起彼伏，由近及远，由远趋近，在静谧的夜空中撞击、交响、变奏、回旋，别是一番情调。
  民国二十年蕉城就出现照相馆，馆名“美美”，馆址溪流坑，老板是福州人。此后，福州人冯梅生接踵来到，在东门里现今宁德商城那个位置，开设镶牙店兼营照相，生意很好。冯先生风流倜傥，喜欢交际，人缘甚佳。那时候福州地区来宁德谋生的人渐多，他一度被推举为宁德的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当时社会上时髦镶纯金牙齿，即使没有蛀牙，也要把好牙磨了镶上金牙，显摆身份。这里又闹了一个笑话，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说的是一位农村土财主（姓氏不详）急着到城里来镶牙，好在人前显摆身份，因为识字无多，不认识面前的冯字招牌，只好问旁边过路人，冯梅生先生店在何方，被问的人说，奇了，这冯梅生三个大字不是明摆在你面前嘛。那急着要镶牙的人恍然大悟，说，唉，我真糊涂，原来冯梅生先生是姓马哟！
  宁德的小吃素负盛名，而以鱼丸、黄金糍、水粉、烧饼、田螺酥、七层糕、锅边糊、油炸咸糕、草包饭、一气糕、白糖水软糕、江南丸、红糖粥、红枣猪油糕等最具地方风味。大街上许多流动小食担，如东门兜细乾红糖粥，罗俊培红枣猪油糕等，还有磨剪刀担、剃头担，有时还有外来的西洋镜唱戏班，组成小镇的一道风景线。上述小吃，都是几代人延续形成的家传特色。如船头街黄嫩伯的黄金糍，衙前街林姓“下粒八”鱼丸等等，都是家族传承而名闻遐迩。蕉城小吃分布街头巷尾，但以街尾下、街中头、船头街、新桥头最扎堆。如街中头烧饼、田螺酥，新桥头米粉卤肉、锅边糊、草包饭（这种蒸饭的专用小草包，产自六都，是当地妇女，用地产咸草编成。有民谣：“耙梨耙，薅梨薅，六都做母辫草包”），船头街糍糕让人印象深刻。而这些小吃店服务对象各异，所以提供食物也有所侧重。船头街是渔船民扎堆的地方，人流随海潮的起落而起落，涨潮时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接踵摩肩，潮水退去，立马沉寂，门可罗雀。所以这里多供应糍糕等熟食制成品。而新桥头土主宫前（从这里通往碧山街）一带多接待来自山区的农民客，他们来城里办完事，时近晌午，驻足在这里的小饭店用餐，水粉、锅边糊、卤肉、鱼冻、草包饭等，品色齐全，任凭选用，收费也比较低，所以每日中午，食客接踵摩肩。街尾下街中头服务对象是城内居民，所以多是切面店、肉包店。
  黄嫩伯乐善好施，平时施茶，热心公益，修桥补路，流行病发生时还参与施药，有这一层关系，他店的黄金糍，特别出名热卖。城墙边后门弄口的嫩四切面店名气大，但这名气又是怎么来的？除这家面店的清汤味道好，以及摆放在拌面、清汤面上的，两片薄如蝉翼的瘦肉片，诱人食欲外，高在破俗经营这一妙着。民国时期蕉城民风保守，女性困守家门，羞于涉足社会，商服行业更是男性的天下。而这家切面店老板，一反常态，令其妙龄女儿，恬坐“数簿桌”（收银台），成为活广告，慕色食客，趋之若鹜。一时传为趣谈，面店生意，越发红火。
  民国期间蕉城酒家（俗称炒店或馆店）少有著名字号，能滥竽充数的，有大街“大鼻”店，“柿师傅”店，“颜宏如”店，衙前街“小有天”，街尾下“小小点”和船头街的“刘班长”店，档次都比较低。民间婚丧喜庆办酒席，多延请厨师在自家办，酒家仅是朋友餐叙的场所。那时请客可以不必上酒家，派人点菜后，送菜上门，服务到家。大户人家更可以赊欠记账。此外还有郑姓经营的专营酒类的“一生酒店”。
  “社会服务处”档次较高，开办的时间虽然很短，大约只坚持了两年（民国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多，但因设备较好，延聘福州和本当名厨掌勺，生意曾红火一时。
  蕉城是水产品的集散地，罗源、古田、屏南、周墩等县区，与宁德相邻的乡镇，都是来蕉城采购水产品（蕉城方言：鱼货）。水产品分三类：鲜、干、腌。又有大海、小海之分。大海指三都澳东冲口外捕捞的水产品；小海指东冲口内捕捞的和滩涂的水产品。小海每天有两潮水；每月又有初三、十八大潮和初十、二十五小潮之分。鲜鱼消费对象是本地人，干、腌水产品除了本地消费外，很大一部份要销往上述各县区。所以每日都有很多采购水产品的山区客商来到蕉城，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生意。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蕉城城墙拆除后，在东门口桥头面南边溪面上，搭盖一座约300平方米的木结构市场，海鲜、猪、鸡、鸭和蔬菜，都归到市场里交易。
  每年鱼产品交易最繁忙的季节，当数四、五月官井洋黄瓜鱼季。民间有“荡鲜”之说。也就是将官井洋捕获的黄瓜魚，用最快的速度运往销售目的地。这时，蕉城家家户户会象过节一样，秉烛提灯迎候黄瓜魚。一旦捕获量暴增，价格就非常便宜，谁都消费得起，只是买多买少的问题。如果发生滞销积压，商家就会使出“挂门搭”的销售办法，往大户人家摊销挂账。当然，价格也相对更优惠，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到了捕黄瓜鱼旺季（俗称“瓜对”），附近的山区县也会来凑热闹，所谓“赶鲜”。就是挑选身强力壮的挑手，原来每担重120斤，现在只挑60斤，并且是由两个人轮流着挑，昼夜兼行，中间不休息，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目的地，确保当地人能吃到新鲜的黄瓜魚。
  此外，古田、屏南山区居民还喜欢采购另两种水产品，一曰滩涂小蟹（宁德方言：嗳），一曰弹涂鱼（宁德方言：弹条）。这两种水产在春夏间旺发，所谓“三月虾蛄四月嗳，五月章鱼逛（提）石（一）籁（竹篓）”。这时候山区的客商都会长驻在碧山街客栈收购，笫二天将收购的“弹条”“嗳”挑运回去。土主宫前有一左姓老板开了一间“弹条”专卖店，其右侧弄堂因店而得名：“弹条弄”（1949年后更名为“头条弄”）。
  民国时期蕉城旅店，集中在下尾街、船头街和碧山街。对比看下尾街船头街旅店稍好些，用现代的话说：比较高档。下尾街有“三山座”、“新三座”，船头街有“蕉宾旅社”，而碧山街都是以店主名为店号，如“九彩”、“十一彩”等客栈三十余家，由此可立判高下。碧山街接纳的多是山区来客，要求价格便宜，而船头街下尾街的接待对象，多来自海上，腰包较鼓。两边消费能力，不在同一个档次。
  下尾街的“三山座”“新三座”除住宿外，附设有澡堂，还有清唱献艺（唱流行歌曲或闽剧），外加特种服务。这就涉及到卖淫问题。
  当时蕉城有两个卖淫的地方，一个就是上文介绍的两“座”，另一个地方叫“河坪”。“三山座”“新三座”接客的档次较高，而“河坪”是“下里巴”，不入流。那会儿孔孟之道，还算是社会主流意识，对这一行档的涉足者很不齿，鄙称之“白面”“做白面”。笔者早年好奇，问长者为什么这样称号这些人，答曰，因为他们用白粉，把脸涂抹得很白。我想这是顾名思义吧。河坪在下尾街和船头街之间，与余厝弄相接，成九十度曲尺。稚年时节，每次经过此间，的确见过脸涂白粉的女性，坐在门内。
  如果要问当年的警察管不管这些事，那答复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些事，都变成警察的摇钱树、聚宝盘。警察来了，装模作样，煞有介事，班主出面，暗通款曲，红包一塞，脚底抹油。一切还是外甥提灯笼——照舅（旧）。
  蕉城的金银首饰店多集中在水湟头、霍童埠一带，有“陈由丰店”、“林德团店”、长乐人“邹文彬店”还有城内长乐李永琰开的“瑞和银楼”（银楼楼上是“锡官照相店”）。那时不叫金店，叫“打银店”。说明当时城乡经济充裕的人还不是很多，银饰品比较流行。比如女儿出嫁、小孩弥月，还是以银饰品为主，即使富户办嫁妆，至多是金戒子，置办金镯子的人就少了，大项链就更少，说明当时蕉城人消费能力还比较差。
  民国时期福建不产煤炭，那时若问蕉城人，煤炭是啥模样，肯定绝大多数人答不上来。那时候蕉城人是以柴草作燃料。除近乡村农民挑柴草进城卖以外，蕉城还有专门做火柴生意的人。东门外溪流坑，有黄姓人世代做柴炭生意，“柴贩”名号，家喻户晓。他们自家备有的运柴专用木船，航行于霞浦溪南、福安湾坞、罗源鉴江一带收购柴片，运回蕉城卖。他们经常到城里各户（特别是大户）走动，询问需要柴片的大约时间、数量，然后组织货源，运回分发。大户人家需要量大，价格又相对便宜，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垒叠堆积，柴片更干燥好烧，真是价廉物美。没钱人只能到柴干米尽时，买上百来斤应急，不但柴片水份大，价又贵。所以蕉城有民谣：有钱人买便宜货，没钱人买贵货。
  下尾街有个名叫盐仓弄的地方，望名生义就知道这里干什么的，蕉城盐仓就设在这儿。这里曾住有一家大户，名叫刘序钦（小名刘细俤），是包揽盐捐出身的，又是下象棋高手。民国早期沿袭满清旧制，将盐税包给地方士绅承办。多收部份归承包人，亏了由承包人赔补。承包人都会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关节，压低承包金，这是公开的秘密。上述承包人，通过如此这般的运作，发了大财，成为蕉城屈指可数的富翁之一。当时有民谣讽刺这些富户：“昆生（林姓，经营茶叶、钱庄）刘细俤，见炮惊矮（会）死”。又说“有钱人惊拍（打战），毛（没）钱人惊客”。那时，蕉城是盐产地，所产的盐除供本地水产业和居民消费外，还负责供应古田、屏南、周墩等地，因此每天都有山区人来买盐。早期实行包捐，层层分包，无所谓官盐私盐；后期取消包捐，就突显出私盐问题。官盐价高，私盐便宜，老百姓当然喜欢买便宜货，这样一来盐政人员每天都要带着盐兵去缉查私盐。这也就制造了一个贪腐漏洞，大宗的私盐可能没抓到，而产盐区上城的妇女，带几斤私盐却被抓了，内里奥秘，不宣自明。
  民国时期蕉城工业是张白纸，仅碾米厂和电灯厂两件勉强充数。
  蕉城水轮碾米延续到民国二十年，这以后才引进木炭蒸汽机。设在大街上的碾米厂，有水湟头的孙兆甘米厂，城里大街的大生米厂、前林坪的集兴米厂、衙前街的周励生米厂，马厝坪的毛桂龙米厂等。这些米厂吸纳储户存粮，将存粮作为资金运转而获利。米厂开给存粮户存储单据，俗称“谷单”。这种单据可作为向米厂取粮的凭据，也可以代粮食实物在市场买卖。民国三十八年这种“谷单”取代金元券进入蕉城流通领域。米厂除加工粮食外，也兼售米、糠、谷壳（作燃料）。
  蕉城的米店星布大小街。米店除卖米外，还出售米粉、粉干等副食品，船头街的米店更兼营柴、木炭、柴片等。这些货品主要卖给船渔民。所谓柴片，是将木头锯成一尺左右，然后劈成小片，扎成小捆，方便船民使用，有的居民也买回家作为火引。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蔡亦春发起筹资创办民生电灯厂，购一部24匹木炭蒸汽机，白天碾米，晚上6：00～11：30发电。所发电力只供商店，不供民居。
  抗战初期三都澳东冲口封港，许多工业品断挡。其时有上海人运来制卷烟机器，租借在东门兜农民银行（现今农业银行）内生产“兄弟牌”卷烟，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底停产。
  城东一带地势低洼，且临海，挖掘的水井，多含咸味，不能食用，居民备受饮水问题困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城关人陈由新、叶少山、皮必冬、廖北丹（后又加入谢姓股东）等合资（每股1000银元）建自来水厂于下尾街坑臼下，建梯度滤水池二座，面积一百多平方米。从山洞中引来泉水，经上过滤池（池铺小石子、棕片、木炭、细砂），流入下池，再用毛竹管接往各用水户，的确缓解了东门外用水之急。
  蕉城不出产石灰，所用石灰是利用海蛎壳烧制的，叫壳灰。灰炉多集中在南门，但东门也有马厝坪的毛桂龙灰炉、池头坪石姓灰炉。烧壳灰用木炭作燃料，人力拉鼓风箱，每炉烧成约需八个多小时。一旦生火，空气中弥漫呛人的大烟雾，幸好不是每天都生产。海蛎壳及壳仔除蕉城本地有少量供应外，大部份要从下浒、沙江、溪南、漳湾等地采买、用船运回来。那时蕉城城东护城河还可以通小木船，每月初三、十八大潮，小木船可驶抵池头坪卸海蛎壳。也可以在驶入护城河的小渔船上买到海鲜。河水清澈，虾蟹出没。
  蕉城手工业集中在下尾街、水湟头一带。下尾街有白铁、铁器、薯切、铁钉、木器、制伞、木桶、蒸笼、油漆等。水湟头是制作竹器、竹篷、篾料等，竹篾工场扎堆。白铁店以福州白朗师工艺精湛最有名气，所制作的玻璃罩美孚灯，小巧玲珑。提起美孚灯，还得说一下这灯名的由来。三都开港后，有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石油洋行在那里落脚，美孚洋行最早发起销售洋（煤）油，赠送油灯的活动。购买一听（约二十升）煤油，赠送油灯两盏、或马灯（防风灯）一盏。因为是美孚洋行最早搞这一销售活动，所以都将煤油灯统称为美孚灯。
  蕉城马仁记竹枕，是宁德竹器业的佼佼者，曾作为贡品而驰名海内外。该竹枕是取节长2.5厘米左在、生长期三年以上，轻巧、光滑的黄竹精细加工编织而成。
  蕉城人服装，民国二十年以前，普通人穿对襟布扣上衣和包裤的传统服装，有钱人穿长衫马褂。这些服装多是请师傅登门剪裁手工缝制，或家庭主妇自行裁制。民国二十年后才陆续有福州人来这里开办“华侨”“时代”“仪德”“环球”“三兴”等制衣店，开始使用脚踏缝纫机制衣。主要制作洋装（西装）、中山裝，兼做长袍马褂。穿洋装、中山装多为政界人士，所以那时又流行这样的方言民谣：“头剪破（小分头），烂（两）爿光；手淘（拿）拐（文明杖），颂（穿）洋装；革（结）领带，够（挂）证章；吃埋（音mai，坏）钱，渴（连络）石（一）帮。”
  蕉城工商业经过抗战时期通胀，民国三十四年初夏日本兵过境，民国三十七年后货币贬值，民国三十八年春国民党败兵过境等一系列折腾，尤其是后者的毁灭性打击，一蹶不振，彻底破落衰败。
  商业经营点滴
  民国时期的商界，总体而言，还是奉孔孟之道为圭臬，守诚信为本，传统道德观念深厚。这可以从下述几件事例得到验证。
  第一件是同行业间、商店与顾客间，都建有信用为基础的赊销制度。所谓“本钱是假，生意是真”，就是说我持有五元的资本，可以做十元的生意。因为行业间普遍建立赊借关系，互有赊欠，到时还款，绝不食言。一旦有人毁约赖账，就会声名狼藉，再别想在商业圈里混下去了。那时各商号发有一种叫“手镜”的折子，用于批零商号间商业往来的记录本。例如某零售店（包括本县农村和外县）持“手镜”来批发店进货，说明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互信关系。如果进货方带的现金不够，批发店就可以在他的“手镜”里记录所欠金额，等下次进货时再还，但最迟要在农历腊月还清。如果一时还有困难，无法全数还清，还可以商量部份延期，来年再还。如果到期分文不给，则说明彼此互信关系破裂，消息传开，来年也别想在其他商店进货了。
  对大户人家也推行“手镜”消费。有些类似如今的信用卡，不同的是不必预存款。每次消费可付部份货款，未付部份记入“手镜，”到年底结账还清。年关时节，家家准备过年，商家却忙着讨账。一般在十二月初向各欠户发送账单，中下旬进入登门讨账，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腊月三十日午夜。蕉城旧俗，天地桌（祭天地、祖宗）一摆，大门洞开，要账人不能进门了。所以个别户主为了避债，三十日晚上八点钟就摆下天地桌，虽然可以躲过今年的债务，但也把自己的信用赌掉了。据前辈估计这样的人，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
  蕉城商家到宁波、上海等地采购进货，也是持“手镜”，赊欠款下次奉还，以此类推循环。那时讲究商业道德，商业活动基本上是靠诚信来维系，无诚信者就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种是各商店都极端看重自己的招牌字号，不遗余力地维护招牌名声。各家都宣传自己的商品多么质优价廉，但不能说别家的坏话，至多说到“我这里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东西你不买，恐怕你在别家再难买到了”。一旦涉嫌诋毁，必为行业同仁所不齿。
  第三种是尊崇“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价格可以商量，但货不能以次充好，如有这样的事发生，在小城一传扬，生意就会直线下挫。还有对进店的顾客一视同仁，不管是来自城里、来自农村，都热情接待，许多店还备有水烟、茶水，招待上门的顾客。
  第四种是少有做假，鲜有欺诈。就以商业环境最险恶的民国三十七年、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1949年）来说，货币贬值，币值归零，商场上流行使用碾米厂发的谷单替代货币。那种谷单，制作粗糙，将毛边纸裁成三寸宽四寸长的纸条，用毛笔在上面写上存粮数量，盖上碾米厂椭圆形印章，即可在市面上流通使用。鲜见有人造假，也未见碾米厂滥发票据，而无法兑现。在那样危机深重的时刻，仍能守住道德底线，珍惜商业信誉，实属难能可贵。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记忆撰成，他日若发现当年文献记述，当以文献为准。文中关于自来水的内容采用了陈萍先生的部份文字资料，刻印、印刷和水果批发等内容采用了王永宝、吴登祥先生的口述资料，在此谨表谢意。）
  二〇一一年三月草于宁川三一斋

作者简介：1936年1月出生，曾就读福州格致中学，1951年华东税务学校（在苏州）毕业，先后在福鼎县税务局，手工管理局、宁德市（县级）电影发行上映公司工作，1996年退休。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