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篇头语：从县城南门护城河至战场溪的一段中南街俗称“南门兜”，不知从何时叫起，也不知为什么又叫“兜”，大概它位于县城南门外，而且村庄南北各有战场溪和护城河自西向东平行流淌（长约二三百米长）汇入大海，由两河水包围的这一片方圆三四百平米、人口不过百户的小村庄，从高空俯视很像一个筒型布袋，袋口朝东，与海相通，于是有人就将这一筒型地貌的小村庄称作“南门兜”。这样的解释似乎牵强，但人们口口相传，从古一直叫到今，也就习以为常了。
中南街不算长，约百五十米，宽四米左右，北接县城南门“德化桥”南与“战场溪桥”相通，两边的木板房比肩接踵，几乎全是前店后屋的构造。自古以来，这条街就是县城通往省城的重要陆路通道，经历多少年的车马人流，小石块铺就的地面已相当平整且光溜（现已被铺上水泥）。街道两旁有三四座两层高的砖瓦房（其中有一座还是西式洋楼），在这连片的木板房街区中显的突兀不凡，其中有一座的主人名叫周长顺，他是“益和”茶行的开办者。今年92岁高龄的周玉钦是他的二女儿，她向我们讲述了“益和”茶行的一段兴衰故事。
[=此处为插图（“益和”茶行开办者周长顺）=]
“益和”茶行的商铺座落于中南街（俗称南门兜）中段，在我祖父手上原先是经营米酒南杂一类的杂货店，只一间店面，也没挂什么招牌。我祖父育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由于重男轻女，从小只送男孩到私塾读书。
大约在清末，我父亲作为长子，在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就开始跟随我祖父在店里帮忙。父亲比较聪明，又念了几年私塾，很快就熟悉店里的经营业务。民国初期，因祖父身体不好，父亲就承担起商店的全部经营业务了。几年后我的叔叔也在店里帮忙。这时，父亲已不满足于传统小生意的经营方式，他在经营生意的几年中认真考察了当时县城内外的商贸环境和发展趋势后，作出了开辟新的门路，转变经营方式的选择。之后，他根据自已的设想和资本的积累逐步实施扩展生意的计划。
“益和”茶行顺利开张
清未，三都澳开埠，便利的海上交通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达，到了民初，三都港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对外商贸港口之一。
与三都岛仅一水之隔的宁德县城的东门、南门一带分布着许多大小船埠，来往的大小船只架起了三都港口与宁德县城及沿海村庄之间便利的海上交通平台，促进了宁德商贸业的繁荣，尤其是茶业出口的连年递增。根据《茶路花语——漫淡闽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作者兰芳）一文资料：“三都澳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8日成立“福海关”。成立不久，出口茶叶从1899年的8.91万担提升到1910年的12.39万担。海关报告中指出：“其他各口出现的贸易萧条，至今为止还没影晌本口”，1915年国际红茶畅销，该埠出口茶上升到建港后的第一次最高水平，达142588担。1923年三都澳出口茶达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都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论述：“本年春间欧美各国所存红茶无多……出口之数，较上年多至两倍有奇，……春间绿茶，在此方销路极广。”这年茶叶输出量达142829担，比1922年增长36.52%。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三都澳出口茶量约保持年十一万担左右。每年清明一过，岸上茶香终月不散。
除了海上的交通优势外，南门兜还有一个陆路的交通便利——宁德县城往福州省城的古道，出南门后首先经过南门兜，再经相邻的桥头下村、筱场村和下宅园村，然后过飞鸾岭再往罗源、连江到达福州。
那时，宁德农村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茶、竹、烟、麻、菁等，对外出口的大宗农副产品是茶叶、竹制品、土纸。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品种，我父亲选择从茶叶的加工和贸易做起。
每年从清明到白露是茶叶收购季节（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在这期间一边收购一边进行加工。将收购的毛茶由雇来的师傅和小工进行分检和分类，分出等级然后装袋，其中有一部分用茉莉花窨制花茶，成为加工成品中的精品。收购高峰期，每天可收购十数担，每袋装100斤，堆垒在房间里，数量多时，放到前后厅，一直堆到屋顶。
茶叶的贸易运输分水路和陆路进行。水路是雇小船将加工后袋装的茶叶运到福州“新昌泰”茶庄设在三都岛码头的庄口（相当于收购转运站点），然后由福州的茶商雇船再转运到福州（每趟能运数十担），由福州的两家茶庄负责收购，再销往南北各地。在当时的宁德还很少有人从事茶叶外销生意的。我父亲可算是比较早与福州的茶商建立茶叶购销合作关系的，大家都很讲信誉和信用。茶叶的市场行情也时常沟通，体现公开公平，所以在合作贸易中双方都能获利。陆路运输是雇人肩挑，经飞鸾到罗源再到福州，每挑百斤工钱是银元2圆。记得，当时的挑工有名叫林目、愚愚等五六位家住南门兜和桥头下的青年。我父亲平时待人随和，对待雇工或客户都很关照，从不苛求和刻薄，所以他们成了我父亲长期营业的合作者。茶叶加工繁忙时，也请他们帮助师傅一起加工，加工结束后，就由他们负责陆路运输，甚至从福州茶行收入的茶银也是由他们负责从福州挑回来（有经过伪装，保证运输安全）从中可见我父亲与这些雇工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很好，讲信用。
民国时期，绿茶是各地民众喜好的饮用品，而宁德又是我省绿茶的主产区和出口地，出口的绿茶借助便利的海上运输，北达宁波、上海，南达福、厦、漳、泉等地。销量大，价格也适宜，我父亲接连获利，有了做大生意的本钱。他的信心更足，眼光也看得更远了，用地方的俗话来形容就是“心很大”。由于生意顺畅红火，家庭也兴旺和睦，为了扩大影响，他选择用“益和”作为自已茶行的商号（相当于今天企业的品牌）。后来，在福州城的一些茶庄老板，一见到印有“益和”字样的茶包，就知道是我父亲茶行出的茶，他们都很乐意收购。父亲的创业精神，我们家人都很佩服。
加工烟叶热销城乡
民国时期，城乡的百姓主要吸食本地产的旱烟（又称旱烟丝、烟丝），而烟叶又是县城周边低海拨乡村栽种的仅次于茶叶的经济作物。农民种烟，除少部分自用外，大多是用于销售，增加收入。
经营茶叶成功，有了更多的资本，我父亲继续扩大经营品种，于是在收购和加工茶叶的同时，也开始兼营烟叶的加工和销售。由于有茶叶收购的便利渠道，烟叶的购销也比较顺畅，基本上也都与各地农村的老客户打交道。
烟叶的加工也是雇专业师傅来主持。旱烟丝的制作是以晒烟叶为原料，由工人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挑检、去梗和翻晒。制作时，先按颜色选分，将去梗后的叶片加水和植物油拌匀（烟梗辗成细粉同时拌入），接着用夹板及麻绳强压捆成墩，然后用木刨子推刨成极细的烟丝。经过分包（主要有半斤包和一斤包两种）、打包后，贴上标签，就可以销售了。除了一部分在自已的商铺及批发城内商铺出售，大部分是销往乡镇及邻近外县。
由于我父亲也爱吸旱烟丝，所以他对烟丝的加工过程和用料很在意，总是再三叮嘱师傅在制作中要“精细点，用好料”，于是加工出来的烟丝色、香、味俱佳，在市场上吃香，前来购买和批发的商家也比别人的多。烟叶加工与销售的规模逐渐扩大，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
扩大营业腌制鱼虾
南门兜与南校场相邻，濒临海边，涨潮时节，讨小海的渔船纷纷靠岸，出售捕获的海产，顺便上岸到街上购买食品或者到战场溪上游提取淡水，这时沉寂的海滩会因这些渔船的到来呈现一阵的热闹。
南门兜有几户人家是从事大海（大多在官井洋一带）捕捞的，当地俗称“做网道”，他们有自已的船和大海捕捞用的渔具。每次出海十天、半个月左右，在出海期间每隔一、二天会用小船运送他们收获的一箩筐一箩筐的大鱼、大虾和海蟹等海产品回家，当然还有数量不少的小鱼小虾。所以，每逢这些“网道”船送海产品回家，南门兜以及附近市场上都会有新鲜鱼、虾、蟹上市，城里城外，家家户户往往会“赶鲜”而大饱口福，尤其是每年三、四月“瓜汛”季节，新上市的大黄鱼，更是众多人家餐桌上的佳肴。我家也不例外，由于是大家庭（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共十几口人），我父亲每次都是买一萝筐大黄鱼，大约有七八十斤，除尝鲜外，剩余的用盐腌制，作为下饭的菜肴。
沿海地区的人家可以品尝各种海鲜，但边远地区，尤其是山高地僻的山区百姓可就没有这样的“口福”了。但是腌制的海产品却可经过长途运输进入边远地区。海捞腌制品中大多是虾米和小带鱼之类，因为价格比较便宜，适合山区百姓的购买力。所以宁德及邻县的山区群众都纷纷到县城购买这类腌制的海产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咸配”。面对广大山区的这一市场需求，我父亲也开始从事腌制小鱼货的加工和销售。原料很现成，邻近从事大海捕捞人家，每次出海总捕捞到数量不少的各类小鱼小虾，只要事先向他们打一声招呼就可以供货了，后来扩大了腌制品加工规模，就直接到东门外“船头街”码头向来自北茭、沈家门一带的船主购买。盐巴也是宁德本地产的，沿海许多村都有晒盐的厂子，虽然由政府统一销售，但民间私下的小额销售也还是挺容易的。加工用的工具主要是木楻桶，还有一批陶制的瓮子，高度有1米和0.5米两种。瓮子腹大口小（内径也有大小之分），是用来盛配制过食盐的小鱼小虾进行腌制的器具。
腌制的工序比较简单，将收购的小虾米、小带鱼（俗称带衄）进行简单清理（一般在捕捞船上已经进行分类，鱼归鱼，虾归虾）将夹在其中的一些杂鱼捡出后，倒进木楻桶，根据每批腌制的总量加入一定比例的盐巴，然后搅拌均匀，经过半晌（约二、三小时）再搅拌一二次，让食盐完全融化之后就可以装入大小不一的瓮子，为防止发酵后卤水溢出，只装瓮子的三分之二的高度。腌制虾米要经过一星期左右，腌制小带鱼要多三、五天。瓮口用竹叶或笆叶封盖，外用牛皮纸包紧后存储，腌期一到就可以开瓮出售了。
刚开始，我父亲对腌制食品的质量和口味很在意，为了保证品质，还多方请教行家，象鱼、虾的鲜度，用盐的份量（比例），搅拌的次数乃至装瓮的容量与时机等细节都在事前一一打听清楚，他还亲自在现场指挥和把关。我二哥、三哥先后都参加腌制加工。记得父亲说过，下半季腌制鱼、虾不容易生虫，又由于这时节鱼、虾脂肪多，腌品口味好，若藏到来年春天开瓮，口味会更好。所以每年下冬季节，我父亲就大量加工制作以备来年出售。
加工的数量多时达到四、五十坛，少时也有二十多坛，大瓮装七、八十斤，小瓮装三、四十斤。后来腌制的品种增加了小目鱼、乌贼蛋、小螃蟹（又名虫爱），以及大黄鱼、酒糟鳗鱼、白鱼厉鱼等等。这些腌制品大多销往本县西乡一带乡村以及邻县的杉洋、河洋（罗源中房）、屏南等地，由于这些腌制品的购买者又多是茶叶、烟叶及木炭、柴片等土产品的出售者，于是许多乡村的农民就用这些土产品，换回烟丝或腌制品及其它日用品。我时常在店铺看到一些挑柴片或山货的农民来购买腌品时，一个个掀开瓮口盖子，都习惯用食指插入，蘸上腌品卤汁后，马上塞入嘴巴，“嘬”的一声，吮的很响亮，接着七嘴八舌议论其中的品种和口味，然后解下身上背的竹筒或瓜瓢称上几斤自已中意的腌品。这些情景很有趣，至今我印象深刻。也有购买多的，连同瓮子一起抬去。据说是用小船载运，经霍童溪运往屏南等地。
就这样，我父亲既扩大了经营品种，增加了收入，又与各地乡村的村民密切了购销合作关系，并因此将生意做到邻县去了（以后生产壳灰时，也有大量邻县的客商前来购买）。
开办灰厂生意红火
壳灰对百姓尤其是山区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建筑需要（当时建房屋、修坟墓、筑路面或水池都用“三合土”，都离不开用壳灰），农业生产需要（农田除草杀虫及施肥也离不开壳灰），加工业需要（制土纸要用石灰将竹子、芒秆等原料腐蚀成浆，制红糖、酿酒过程也需要壳灰作添料），所以城乡对壳灰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生产壳灰主要的原料是贝壳。沿海地区滩涂多，蛤、蚶、蛏、蛎、螺等贝类生物在千万年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不断死亡，留下了大量的贝壳沉淀在浅海滩涂，日积月累，有的地区大片滩涂底层蕴藏了丰富的贝壳（有的厚度深达十数米），人们称之“壳埕”，挖出的贝壳称“壳仔”。于是沿海地区有人专门从事开采“壳仔”，并通过船运卖给灰厂煅烧壳灰。沿海养殖牡蛎地区也会产生许多牡蛎壳，这是煅烧上等壳灰用的，多用于造船或墙壁粉刷。除了贝壳，还需配用一定数量的木炭、柴片及谷壳等燃料。这些是向农民购买的，有时农民挑柴炭进城无人购买时，常常送到我父亲的灰厂收购。
在与农村尤其是山区来的农民做了几年生意之后，我父亲对壳灰在农村市场的需求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又有经营茶、烟及腌制品获利的资本积累，于是着手投资建设壳灰厂。那时宁德县城仅东门外“马厝坪”有毛氏兄弟经营二座壳灰厂，北门外“池头坪”石氏有一座。我父亲决定将灰厂设在桥头下村和筱场村交界的海滩边上，便于贝壳等原料的水路运输。于是雇工匠砌煅烧炉（圆型，直径二至三米，高一米五左右），搭盖堆料房（有木炭间、谷壳间和茅草间）和工场以及储藏屋等。起先是砌一座炉子进行试生产，半年之后逐步扩大规模，从一座炉子后来发展到四座炉子。
煅烧贝壳的过程大致是：先在炉子底层均匀铺一层事先燃烧通红的木炭，随后拉动风箱（俗称“炉门”）使它们充分燃烧起来，之后迅速铺一层“壳料”（就是由“壳仔”与适当比例的木炭等燃料的混合物），待这一层“壳料”被燃烧一定时间后再加上一层，就这样不断添加到炉满为止。其间要不停拉动风箱，保证炉火旺盛。直到整炉燃烧通红，这一炉壳灰才算烧成。一座炉子生产时需要三个人（一人负责将贝壳与木炭按比列拌均匀叫拌料（俗称“抄料”），另外二人负责拉风箱及添加“壳料”），一般需要煅烧八小时左右才能烧成，产量在三四十担之间。
出炉的产品是生壳灰，用草袋包装（每袋五十斤左右）就可以出售了。若要加工成壳灰泥，就要由生壳灰加水熟化后，筛去壳渣，添加适当比例加工过的“纸巾”（制土纸时过滤下的纸浆渣子，富含竹纤维，将干的纸巾浸泡后用柴刀剁碎成一寸长短），然后拌入经熟化后的生壳灰粉，再用木槌（又叫灰槌）反复捣烂，直至十分均匀，这一过程大约要七、八小时。当时一个劳力一天只能捣一担生石灰，可见加工的辛苦。我的二哥、三哥和四哥也都先后参加灰厂的劳动，后来只有四哥玉铭继承我父亲的这一产业。
只要原料充足，灰炉是一年四季不停歇生产。由于当时各地对壳灰的需求量比较大，我父亲也因资本充足，也就放开手脚，大量收购贝壳，堆在海滩边，远远望去象座座小山。时间久了，壳灰厂所在地被当地人称作灰炉坪，这个地名一直沿续到现在。不过灰炉坪已在解放后被桥头下村和筱场村开辟为农地，后来又被人买去盖房子了，两排新盖房子中间的一条路，如今就叫灰炉弄。
建灰厂、加工贝壳，出售壳灰，同时收购山区生产的土纸，然后与茶叶一起转售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这些算是当时我父亲手上经营的最大规模的生意项目了。这也是“益和”茶行经营达到高峰的一个标志。
我父亲生有四男三女，也由于重男轻女，只送男孩去读书。我大哥周玉堂在几个兄弟中读的书最多，也很用功，先是跟邻居的秀才林圭甫先生读私塾，后来到莲峰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与人合作开办过初小校，还当过民国初期第四国民小学（设在鹤成境即今南门兜街口奶娘宫）的校长。之后在明伦小学教书。我在大哥的带领与鼓励下也先后在明伦小学、毓秀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念了几年书。我大哥还参加过郑长璋组织县党部的活动。1927年4月，“昆昆”一派带人围攻郑长璋领导的县党部后我大哥躲到桥头下亲戚厝，我和三哥、四哥轮流为他送饭，几个月后事态平息，他就回家了。他一方面帮我父亲管理茶行账目，一方面还参与做“诗葩”等文化社交活动，经常参加在明伦堂、考坪以及林圭甫先生厝举办的诗事活动。
应该讲，我父亲的思想观念与当时宁德县城大多数经商人都一样，有了一定资本积累就努力扩大经营和生产，再积累、再扩大，有了更多的积累和富余之后，就并始买田地、盖房屋、修坟墓。记得在我六岁时（1926年），因正月十七南门兜群众举办“迎神”时放鞭炮引起火灾，“益和”茶行北侧的三间店屋，不幸毁之一炬。但没过多久我父亲就立刻鸠工备料，很快就盖起一座二层楼的青砖黛瓦的四㮼房子，这在当地成为比较轰动的一件事。
日寇侵略茶行凋蔽
从民国初期开始，一直到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宁德的社会总体还算是比较安定，尤其三都澳开埠通商通航，有了水运交通的便利，带动了宁德对外商贸业的繁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父亲的创业算是比较成功的。“益和”茶行的商贸发展在南门兜算得上一流，在县城也有一定名声，他从加工茶叶做起，逐步扩大经营品种，将生意从宁德做到外县和福州等地。生意做大了钱也多了，我父亲先后完成增加店面、盖大房屋、修造坟墓这些事。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成功的小工商业者了。
但是，在我父亲的晚年，日本侵略中国，轰炸三都和宁德，打破了和平安定的环境，破坏了海上运输线，直接影响了沿海城市之间的商贸往来，导致宁德以茶叶为主的土特产品出口量锐减。失去了外地市场，宁德的茶叶、土纸、竹制品、瓷器等也就被迫停止生产和加工，许多人因此陷入贫困和破产。我父亲经营的“益和”茶行的生意首先因福州等地茶庄的关闭，茶叶这个主要行业也被迫停止经营，其余三项的生产和营销也大受影响而减产。
其间（大约在1938年），为躲避日寇，县政府号令县城及周边民众疏散内地。我父亲带着全家十几口人雇船到三都岛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去避难，这大概是福州“新昌泰”茶庄设在三都岛的“庄口”人员帮的忙。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红头发、蓝眼晴、高鼻梁的外国人。在三都躲了个把月之后，终于返家。这时城里城外到处人心惶惶，一遍萧条景象。
日本侵略，不仅给全国各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小工商业者的商贸业带来沉重打击。战乱导致生产停滞，民众经济困难，社会购买力随之急剧下降，导致许多商家没生意可做而关门。此时我父亲年事已高，遭受这巨大变故，身心疲备，不久就累倒了，茶行关闭了，壳灰厂时开时停，烟丝和腌制品的生意也相当冷淡。“益和”茶行的商贸活动急剧萎缩。全家十几口人靠着原先积攒的老本过日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消息传来，全县民众齐声欢庆。我父亲在这迎庆胜利的日子里也走完了他七十多岁的人生之路，静静地走了。
如今南门兜中街还耸立着我父亲手上盖的那座二层楼青瓦黛瓦的房屋，在周边紧挨的木棚区中仍然显得伟岸端庄，见证着“益和”茶行昔日的辉煌。
中南街不算长，约百五十米，宽四米左右，北接县城南门“德化桥”南与“战场溪桥”相通，两边的木板房比肩接踵，几乎全是前店后屋的构造。自古以来，这条街就是县城通往省城的重要陆路通道，经历多少年的车马人流，小石块铺就的地面已相当平整且光溜（现已被铺上水泥）。街道两旁有三四座两层高的砖瓦房（其中有一座还是西式洋楼），在这连片的木板房街区中显的突兀不凡，其中有一座的主人名叫周长顺，他是“益和”茶行的开办者。今年92岁高龄的周玉钦是他的二女儿，她向我们讲述了“益和”茶行的一段兴衰故事。
[=此处为插图（“益和”茶行开办者周长顺）=]
“益和”茶行的商铺座落于中南街（俗称南门兜）中段，在我祖父手上原先是经营米酒南杂一类的杂货店，只一间店面，也没挂什么招牌。我祖父育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由于重男轻女，从小只送男孩到私塾读书。
大约在清末，我父亲作为长子，在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就开始跟随我祖父在店里帮忙。父亲比较聪明，又念了几年私塾，很快就熟悉店里的经营业务。民国初期，因祖父身体不好，父亲就承担起商店的全部经营业务了。几年后我的叔叔也在店里帮忙。这时，父亲已不满足于传统小生意的经营方式，他在经营生意的几年中认真考察了当时县城内外的商贸环境和发展趋势后，作出了开辟新的门路，转变经营方式的选择。之后，他根据自已的设想和资本的积累逐步实施扩展生意的计划。
“益和”茶行顺利开张
清未，三都澳开埠，便利的海上交通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达，到了民初，三都港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对外商贸港口之一。
与三都岛仅一水之隔的宁德县城的东门、南门一带分布着许多大小船埠，来往的大小船只架起了三都港口与宁德县城及沿海村庄之间便利的海上交通平台，促进了宁德商贸业的繁荣，尤其是茶业出口的连年递增。根据《茶路花语——漫淡闽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作者兰芳）一文资料：“三都澳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8日成立“福海关”。成立不久，出口茶叶从1899年的8.91万担提升到1910年的12.39万担。海关报告中指出：“其他各口出现的贸易萧条，至今为止还没影晌本口”，1915年国际红茶畅销，该埠出口茶上升到建港后的第一次最高水平，达142588担。1923年三都澳出口茶达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都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论述：“本年春间欧美各国所存红茶无多……出口之数，较上年多至两倍有奇，……春间绿茶，在此方销路极广。”这年茶叶输出量达142829担，比1922年增长36.52%。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三都澳出口茶量约保持年十一万担左右。每年清明一过，岸上茶香终月不散。
除了海上的交通优势外，南门兜还有一个陆路的交通便利——宁德县城往福州省城的古道，出南门后首先经过南门兜，再经相邻的桥头下村、筱场村和下宅园村，然后过飞鸾岭再往罗源、连江到达福州。
那时，宁德农村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茶、竹、烟、麻、菁等，对外出口的大宗农副产品是茶叶、竹制品、土纸。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品种，我父亲选择从茶叶的加工和贸易做起。
每年从清明到白露是茶叶收购季节（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在这期间一边收购一边进行加工。将收购的毛茶由雇来的师傅和小工进行分检和分类，分出等级然后装袋，其中有一部分用茉莉花窨制花茶，成为加工成品中的精品。收购高峰期，每天可收购十数担，每袋装100斤，堆垒在房间里，数量多时，放到前后厅，一直堆到屋顶。
茶叶的贸易运输分水路和陆路进行。水路是雇小船将加工后袋装的茶叶运到福州“新昌泰”茶庄设在三都岛码头的庄口（相当于收购转运站点），然后由福州的茶商雇船再转运到福州（每趟能运数十担），由福州的两家茶庄负责收购，再销往南北各地。在当时的宁德还很少有人从事茶叶外销生意的。我父亲可算是比较早与福州的茶商建立茶叶购销合作关系的，大家都很讲信誉和信用。茶叶的市场行情也时常沟通，体现公开公平，所以在合作贸易中双方都能获利。陆路运输是雇人肩挑，经飞鸾到罗源再到福州，每挑百斤工钱是银元2圆。记得，当时的挑工有名叫林目、愚愚等五六位家住南门兜和桥头下的青年。我父亲平时待人随和，对待雇工或客户都很关照，从不苛求和刻薄，所以他们成了我父亲长期营业的合作者。茶叶加工繁忙时，也请他们帮助师傅一起加工，加工结束后，就由他们负责陆路运输，甚至从福州茶行收入的茶银也是由他们负责从福州挑回来（有经过伪装，保证运输安全）从中可见我父亲与这些雇工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很好，讲信用。
民国时期，绿茶是各地民众喜好的饮用品，而宁德又是我省绿茶的主产区和出口地，出口的绿茶借助便利的海上运输，北达宁波、上海，南达福、厦、漳、泉等地。销量大，价格也适宜，我父亲接连获利，有了做大生意的本钱。他的信心更足，眼光也看得更远了，用地方的俗话来形容就是“心很大”。由于生意顺畅红火，家庭也兴旺和睦，为了扩大影响，他选择用“益和”作为自已茶行的商号（相当于今天企业的品牌）。后来，在福州城的一些茶庄老板，一见到印有“益和”字样的茶包，就知道是我父亲茶行出的茶，他们都很乐意收购。父亲的创业精神，我们家人都很佩服。
加工烟叶热销城乡
民国时期，城乡的百姓主要吸食本地产的旱烟（又称旱烟丝、烟丝），而烟叶又是县城周边低海拨乡村栽种的仅次于茶叶的经济作物。农民种烟，除少部分自用外，大多是用于销售，增加收入。
经营茶叶成功，有了更多的资本，我父亲继续扩大经营品种，于是在收购和加工茶叶的同时，也开始兼营烟叶的加工和销售。由于有茶叶收购的便利渠道，烟叶的购销也比较顺畅，基本上也都与各地农村的老客户打交道。
烟叶的加工也是雇专业师傅来主持。旱烟丝的制作是以晒烟叶为原料，由工人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挑检、去梗和翻晒。制作时，先按颜色选分，将去梗后的叶片加水和植物油拌匀（烟梗辗成细粉同时拌入），接着用夹板及麻绳强压捆成墩，然后用木刨子推刨成极细的烟丝。经过分包（主要有半斤包和一斤包两种）、打包后，贴上标签，就可以销售了。除了一部分在自已的商铺及批发城内商铺出售，大部分是销往乡镇及邻近外县。
由于我父亲也爱吸旱烟丝，所以他对烟丝的加工过程和用料很在意，总是再三叮嘱师傅在制作中要“精细点，用好料”，于是加工出来的烟丝色、香、味俱佳，在市场上吃香，前来购买和批发的商家也比别人的多。烟叶加工与销售的规模逐渐扩大，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
扩大营业腌制鱼虾
南门兜与南校场相邻，濒临海边，涨潮时节，讨小海的渔船纷纷靠岸，出售捕获的海产，顺便上岸到街上购买食品或者到战场溪上游提取淡水，这时沉寂的海滩会因这些渔船的到来呈现一阵的热闹。
南门兜有几户人家是从事大海（大多在官井洋一带）捕捞的，当地俗称“做网道”，他们有自已的船和大海捕捞用的渔具。每次出海十天、半个月左右，在出海期间每隔一、二天会用小船运送他们收获的一箩筐一箩筐的大鱼、大虾和海蟹等海产品回家，当然还有数量不少的小鱼小虾。所以，每逢这些“网道”船送海产品回家，南门兜以及附近市场上都会有新鲜鱼、虾、蟹上市，城里城外，家家户户往往会“赶鲜”而大饱口福，尤其是每年三、四月“瓜汛”季节，新上市的大黄鱼，更是众多人家餐桌上的佳肴。我家也不例外，由于是大家庭（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共十几口人），我父亲每次都是买一萝筐大黄鱼，大约有七八十斤，除尝鲜外，剩余的用盐腌制，作为下饭的菜肴。
沿海地区的人家可以品尝各种海鲜，但边远地区，尤其是山高地僻的山区百姓可就没有这样的“口福”了。但是腌制的海产品却可经过长途运输进入边远地区。海捞腌制品中大多是虾米和小带鱼之类，因为价格比较便宜，适合山区百姓的购买力。所以宁德及邻县的山区群众都纷纷到县城购买这类腌制的海产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咸配”。面对广大山区的这一市场需求，我父亲也开始从事腌制小鱼货的加工和销售。原料很现成，邻近从事大海捕捞人家，每次出海总捕捞到数量不少的各类小鱼小虾，只要事先向他们打一声招呼就可以供货了，后来扩大了腌制品加工规模，就直接到东门外“船头街”码头向来自北茭、沈家门一带的船主购买。盐巴也是宁德本地产的，沿海许多村都有晒盐的厂子，虽然由政府统一销售，但民间私下的小额销售也还是挺容易的。加工用的工具主要是木楻桶，还有一批陶制的瓮子，高度有1米和0.5米两种。瓮子腹大口小（内径也有大小之分），是用来盛配制过食盐的小鱼小虾进行腌制的器具。
腌制的工序比较简单，将收购的小虾米、小带鱼（俗称带衄）进行简单清理（一般在捕捞船上已经进行分类，鱼归鱼，虾归虾）将夹在其中的一些杂鱼捡出后，倒进木楻桶，根据每批腌制的总量加入一定比例的盐巴，然后搅拌均匀，经过半晌（约二、三小时）再搅拌一二次，让食盐完全融化之后就可以装入大小不一的瓮子，为防止发酵后卤水溢出，只装瓮子的三分之二的高度。腌制虾米要经过一星期左右，腌制小带鱼要多三、五天。瓮口用竹叶或笆叶封盖，外用牛皮纸包紧后存储，腌期一到就可以开瓮出售了。
刚开始，我父亲对腌制食品的质量和口味很在意，为了保证品质，还多方请教行家，象鱼、虾的鲜度，用盐的份量（比例），搅拌的次数乃至装瓮的容量与时机等细节都在事前一一打听清楚，他还亲自在现场指挥和把关。我二哥、三哥先后都参加腌制加工。记得父亲说过，下半季腌制鱼、虾不容易生虫，又由于这时节鱼、虾脂肪多，腌品口味好，若藏到来年春天开瓮，口味会更好。所以每年下冬季节，我父亲就大量加工制作以备来年出售。
加工的数量多时达到四、五十坛，少时也有二十多坛，大瓮装七、八十斤，小瓮装三、四十斤。后来腌制的品种增加了小目鱼、乌贼蛋、小螃蟹（又名虫爱），以及大黄鱼、酒糟鳗鱼、白鱼厉鱼等等。这些腌制品大多销往本县西乡一带乡村以及邻县的杉洋、河洋（罗源中房）、屏南等地，由于这些腌制品的购买者又多是茶叶、烟叶及木炭、柴片等土产品的出售者，于是许多乡村的农民就用这些土产品，换回烟丝或腌制品及其它日用品。我时常在店铺看到一些挑柴片或山货的农民来购买腌品时，一个个掀开瓮口盖子，都习惯用食指插入，蘸上腌品卤汁后，马上塞入嘴巴，“嘬”的一声，吮的很响亮，接着七嘴八舌议论其中的品种和口味，然后解下身上背的竹筒或瓜瓢称上几斤自已中意的腌品。这些情景很有趣，至今我印象深刻。也有购买多的，连同瓮子一起抬去。据说是用小船载运，经霍童溪运往屏南等地。
就这样，我父亲既扩大了经营品种，增加了收入，又与各地乡村的村民密切了购销合作关系，并因此将生意做到邻县去了（以后生产壳灰时，也有大量邻县的客商前来购买）。
开办灰厂生意红火
壳灰对百姓尤其是山区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建筑需要（当时建房屋、修坟墓、筑路面或水池都用“三合土”，都离不开用壳灰），农业生产需要（农田除草杀虫及施肥也离不开壳灰），加工业需要（制土纸要用石灰将竹子、芒秆等原料腐蚀成浆，制红糖、酿酒过程也需要壳灰作添料），所以城乡对壳灰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生产壳灰主要的原料是贝壳。沿海地区滩涂多，蛤、蚶、蛏、蛎、螺等贝类生物在千万年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不断死亡，留下了大量的贝壳沉淀在浅海滩涂，日积月累，有的地区大片滩涂底层蕴藏了丰富的贝壳（有的厚度深达十数米），人们称之“壳埕”，挖出的贝壳称“壳仔”。于是沿海地区有人专门从事开采“壳仔”，并通过船运卖给灰厂煅烧壳灰。沿海养殖牡蛎地区也会产生许多牡蛎壳，这是煅烧上等壳灰用的，多用于造船或墙壁粉刷。除了贝壳，还需配用一定数量的木炭、柴片及谷壳等燃料。这些是向农民购买的，有时农民挑柴炭进城无人购买时，常常送到我父亲的灰厂收购。
在与农村尤其是山区来的农民做了几年生意之后，我父亲对壳灰在农村市场的需求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又有经营茶、烟及腌制品获利的资本积累，于是着手投资建设壳灰厂。那时宁德县城仅东门外“马厝坪”有毛氏兄弟经营二座壳灰厂，北门外“池头坪”石氏有一座。我父亲决定将灰厂设在桥头下村和筱场村交界的海滩边上，便于贝壳等原料的水路运输。于是雇工匠砌煅烧炉（圆型，直径二至三米，高一米五左右），搭盖堆料房（有木炭间、谷壳间和茅草间）和工场以及储藏屋等。起先是砌一座炉子进行试生产，半年之后逐步扩大规模，从一座炉子后来发展到四座炉子。
煅烧贝壳的过程大致是：先在炉子底层均匀铺一层事先燃烧通红的木炭，随后拉动风箱（俗称“炉门”）使它们充分燃烧起来，之后迅速铺一层“壳料”（就是由“壳仔”与适当比例的木炭等燃料的混合物），待这一层“壳料”被燃烧一定时间后再加上一层，就这样不断添加到炉满为止。其间要不停拉动风箱，保证炉火旺盛。直到整炉燃烧通红，这一炉壳灰才算烧成。一座炉子生产时需要三个人（一人负责将贝壳与木炭按比列拌均匀叫拌料（俗称“抄料”），另外二人负责拉风箱及添加“壳料”），一般需要煅烧八小时左右才能烧成，产量在三四十担之间。
出炉的产品是生壳灰，用草袋包装（每袋五十斤左右）就可以出售了。若要加工成壳灰泥，就要由生壳灰加水熟化后，筛去壳渣，添加适当比例加工过的“纸巾”（制土纸时过滤下的纸浆渣子，富含竹纤维，将干的纸巾浸泡后用柴刀剁碎成一寸长短），然后拌入经熟化后的生壳灰粉，再用木槌（又叫灰槌）反复捣烂，直至十分均匀，这一过程大约要七、八小时。当时一个劳力一天只能捣一担生石灰，可见加工的辛苦。我的二哥、三哥和四哥也都先后参加灰厂的劳动，后来只有四哥玉铭继承我父亲的这一产业。
只要原料充足，灰炉是一年四季不停歇生产。由于当时各地对壳灰的需求量比较大，我父亲也因资本充足，也就放开手脚，大量收购贝壳，堆在海滩边，远远望去象座座小山。时间久了，壳灰厂所在地被当地人称作灰炉坪，这个地名一直沿续到现在。不过灰炉坪已在解放后被桥头下村和筱场村开辟为农地，后来又被人买去盖房子了，两排新盖房子中间的一条路，如今就叫灰炉弄。
建灰厂、加工贝壳，出售壳灰，同时收购山区生产的土纸，然后与茶叶一起转售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这些算是当时我父亲手上经营的最大规模的生意项目了。这也是“益和”茶行经营达到高峰的一个标志。
我父亲生有四男三女，也由于重男轻女，只送男孩去读书。我大哥周玉堂在几个兄弟中读的书最多，也很用功，先是跟邻居的秀才林圭甫先生读私塾，后来到莲峰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与人合作开办过初小校，还当过民国初期第四国民小学（设在鹤成境即今南门兜街口奶娘宫）的校长。之后在明伦小学教书。我在大哥的带领与鼓励下也先后在明伦小学、毓秀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念了几年书。我大哥还参加过郑长璋组织县党部的活动。1927年4月，“昆昆”一派带人围攻郑长璋领导的县党部后我大哥躲到桥头下亲戚厝，我和三哥、四哥轮流为他送饭，几个月后事态平息，他就回家了。他一方面帮我父亲管理茶行账目，一方面还参与做“诗葩”等文化社交活动，经常参加在明伦堂、考坪以及林圭甫先生厝举办的诗事活动。
应该讲，我父亲的思想观念与当时宁德县城大多数经商人都一样，有了一定资本积累就努力扩大经营和生产，再积累、再扩大，有了更多的积累和富余之后，就并始买田地、盖房屋、修坟墓。记得在我六岁时（1926年），因正月十七南门兜群众举办“迎神”时放鞭炮引起火灾，“益和”茶行北侧的三间店屋，不幸毁之一炬。但没过多久我父亲就立刻鸠工备料，很快就盖起一座二层楼的青砖黛瓦的四㮼房子，这在当地成为比较轰动的一件事。
日寇侵略茶行凋蔽
从民国初期开始，一直到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宁德的社会总体还算是比较安定，尤其三都澳开埠通商通航，有了水运交通的便利，带动了宁德对外商贸业的繁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父亲的创业算是比较成功的。“益和”茶行的商贸发展在南门兜算得上一流，在县城也有一定名声，他从加工茶叶做起，逐步扩大经营品种，将生意从宁德做到外县和福州等地。生意做大了钱也多了，我父亲先后完成增加店面、盖大房屋、修造坟墓这些事。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成功的小工商业者了。
但是，在我父亲的晚年，日本侵略中国，轰炸三都和宁德，打破了和平安定的环境，破坏了海上运输线，直接影响了沿海城市之间的商贸往来，导致宁德以茶叶为主的土特产品出口量锐减。失去了外地市场，宁德的茶叶、土纸、竹制品、瓷器等也就被迫停止生产和加工，许多人因此陷入贫困和破产。我父亲经营的“益和”茶行的生意首先因福州等地茶庄的关闭，茶叶这个主要行业也被迫停止经营，其余三项的生产和营销也大受影响而减产。
其间（大约在1938年），为躲避日寇，县政府号令县城及周边民众疏散内地。我父亲带着全家十几口人雇船到三都岛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去避难，这大概是福州“新昌泰”茶庄设在三都岛的“庄口”人员帮的忙。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红头发、蓝眼晴、高鼻梁的外国人。在三都躲了个把月之后，终于返家。这时城里城外到处人心惶惶，一遍萧条景象。
日本侵略，不仅给全国各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小工商业者的商贸业带来沉重打击。战乱导致生产停滞，民众经济困难，社会购买力随之急剧下降，导致许多商家没生意可做而关门。此时我父亲年事已高，遭受这巨大变故，身心疲备，不久就累倒了，茶行关闭了，壳灰厂时开时停，烟丝和腌制品的生意也相当冷淡。“益和”茶行的商贸活动急剧萎缩。全家十几口人靠着原先积攒的老本过日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消息传来，全县民众齐声欢庆。我父亲在这迎庆胜利的日子里也走完了他七十多岁的人生之路，静静地走了。
如今南门兜中街还耸立着我父亲手上盖的那座二层楼青瓦黛瓦的房屋，在周边紧挨的木棚区中仍然显得伟岸端庄，见证着“益和”茶行昔日的辉煌。
附注
注：本文撰写过程得到周云樵（周玉堂之子）、周晓星（周玉铭之子）提供资料等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周玉钦，1920年出生，毓秀小学肄业，抗战初期曾担任宁德县妇女战地救护训练班副队长（队长是她毓秀学校同学马巧鈿），解放初期任宁德县短期扫盲班教员，1955-1985年，是宁德县食杂合作商店职工。现住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