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此后在同治光绪年间，为了富国强兵，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在“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引进西方技术，兴办实业。故乡宁德虽地处偏僻的闽东北，但拥有“中国第一，世界少有”的良港三都澳，因而也受到时代的影响，至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个具有民族资产阶级雏形的彭氏家族企业—“万兴商号”。
  一根扁担起家
  据我的母亲彭智珠说，她祖上原籍古田，由她的曾祖父挑货郎担来往于古田宁德之间（这根扁担一直保留了三代，到她父辈破产后，不知所去了）。靠着点滴积累起来的资本，她的曾祖父便在宁德城关开了一爿布店，并在宁德安家落户。母亲的祖父共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由于长兄夭折，在以后的四房兄弟中，他算是长房。这四兄弟继承父业并扩大了经营范围，除布店外，还开了干果店和药店，创办了宁德第一家机器碾米厂，这可能是故乡最早的现代化工业了。为了运输山东特产的需要，他们购置了一艘大帆船，航行于宁德和烟台，世人称之为“山东船”。以后又有第二艘大船，在宁德、福州、宁波、基隆（当年宁德人将其叫作“鸡笼”）、闽南（宁德人称之为“下南”）等处做生意。顺带说一句：母亲的一位姑姑，实际上是她祖母的丫头，就嫁给基隆的一个商人，后因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割台湾给日本，而不再有来往了。母亲的叔叔因在汕头通商，还娶了一户麦姓人家的女儿为二房妻子。进入民国以后，我的外祖父彭起鹏和他的弟弟起鸢成了家族经商的中坚人物。福州和宁波成了他们经常驻足的地方，据我母亲说，我的外祖父还在浙江参加了一个政党，叫做“自由党”，现在看来这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加以讽刺和挖苦的“柿油党”，我小时候还见过母亲保留下来的外公的铜质自由党党徽。外公的弟弟起鸢公还娶有当年的福州一位青楼女子，大名鼎鼎的海军上将萨镇冰的干女儿为三房妻子。由此看来，他们除经商而外，还同政界和军界人物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也是如此，直到破产后，起鸢公和这位妻子同萨家还有过来往。
  鼎盛时期
  我生于1931年，此时彭氏的家业已经败落，因此我对于外祖四房兄弟如何分工合作共同经营，一无所知。长大后，只听母亲说过，他家在民国初年，仍在扩大投资范围，而且把目光转向了工业。他们除开办了城关第一家机器碾米厂外，还开办了第一家电厂和生产洋蜡烛的工厂，在碗窑村开办了瓷器厂（直到解放后，我家还有外公家瓷器厂生产的精美的青花透明的碗具），甚至在七都开采银矿，只是由于技术不过关而停止。为了加强资金的周转，他们创办了宁德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万兴钱庄”。此时正当三都澳港成为“福建第二大港，吞吐量仅次于厦门港①”的时期，彭氏家族在宁德城关拥有多家商店和工厂，在航运上拥有两条大帆船，虽然同台湾的贸易断绝了，但仍能北上宁波烟台，南下闽南广东。可以想见，为了经营这么多工商、航运事业，他们一定聘请了不少管理人员，技术和水手（直到彭家破产多年后，我已经上小学了，每逢过年，都有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到南门我家来，母亲告诉我，老人家在海上，是当年外公船上的“老使”，即舵手或艄公。这时母亲就会拿一些年糕和芋头做的肉丸送给他）。而彭家电厂的管理人员蔡明西（？），解放前宁德初中体育老师蔡作柯先生的父亲，也是我外公所信赖的经理人员。黄澍先生在其所著《宁川杂记》一书中提到蕉城蔡亦春于1936年开办了宁德第一家电灯厂，其实彭家电厂要比蔡家开得更早。由此可见，彭氏家族产业兴盛时期也正是“三都岛上洋行林立，商贾云集②”的时期。遗憾的是，余生也晚，来不及看到外祖家的盛衰情景，以及他们除了干果店、布点和药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商店，而他们的船只，南来北往都是运输什么货物，至今都已成了无法解开的疑团了。
  这里还可以提一个小小的插曲，即外祖家的商船，每次出海的时间都较长，万一船员在航海过程中亡故，则必须把遗体带回宁德，交还家属，为此船中特备一个舱位，备有足够的海盐，以便保存遗体，这大概是航海的故事中闻所未闻的举措吧！
  富甲一方
  当年宁德人如果发了一笔财，都会拿彭家的财富来比喻，叫做“得了万兴家财”。由此可知那时的彭家堪称宁德的巨富。彭家由于是从古田迁来的外来户，白手起家，到了母亲的祖父一代便选择在东门内筑头街（解放后改叫竹兜街）的南头一字排开，盖了四座十分气派的大屋，每房一座。这里是城内，离东门外“新塘宫”码头不远。家大业大，有佣人、丫头（宁德人叫“使嘴”），有厨师，还有打更人。四座房子中以我外公和他弟弟的一座规模最大。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蕉城城关一家大百货商场。彭氏“万兴”字号兴起后，到了我外公这一代已经有资格同城关的望族著姓结亲了。如我外公起先娶的是前林坪辕边井一户蔡姓中医世家的闺女为妻，但婚后还未生育便过世了。续娶前清京畿宛平县末代知县，宁德诗人陈禹棠的胞妹为继室，也就是我的外婆，她讳水荇，成为外公的续弦后，蔡家也认她为女儿，替她取名蔡翠华。我的外婆从小随长兄陈禹棠读书，因此知书识礼，后随蔡家的兄弟皈依天主教。外公的弟弟起鸢公一共娶有三位妻子。第一位据说是宁德乡贤林振翰的姐姐或妹妹，未生育，我们叫她大婶婆。第二位姓麦，是广东人的女儿，可能是起鸢公在汕头经商时所娶，我们叫她广东婶婆。她生有一女一男，女儿长大后嫁给林振翰、林康生家的子姪。第三位就是上文提到的福州的青楼女子，从她带到宁德的厚厚的一本相册来看，她年轻时端庄美丽，加上艳丽的服饰，应是当年福州的名妓，无怪乎连海军上将萨镇冰都要认她为干女儿！据我母亲说，她这位“福州婶”，也就是我的“福州婶婆”，来宁德时，光金首饰就有一大盘。她生有三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夭折，另外两男由萨镇冰安排到省城一所工读学校就读（这当然是在彭家破产之后），抗战胜利后，又由萨镇冰家送到台湾谋生，从此音信全无。我小时候最爱听广东婶婆和福州婶婆说的宁德话，认为他们的口音和当年在毓秀小学听到英国女传教士宝师姑和柯师姑说的宁德话一样，有“异曲同工”之趣。外公的一位叔伯兄弟，也就是在解放前就以学习成绩优良，而在蕉城学界颇有名气的彭强、彭坚的父亲，是宁德著名乡绅黄荀如的女婿，是抗日战争中为国英勇牺牲的黄家祥烈士和宁德初中解放前唯一的女校长黄式昭女士的姐夫。彭家破产后，年纪还小的彭强（原名智修）、彭坚（原名智铮）和他们的弟弟智仙，随父母寄居在外祖黄荀如家，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生在商人之家而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诗词的熏陶。外公的另外一位叔伯兄弟以及两个姪子则和烈士郑长璋家结亲，彭家破产后，他们也都寄居在岳家，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过！
  补充一点，我的“广东婶婆”的娘家，也是钜商，她家在福州闽江南岸仓前路开有一家“兴隆食品店”，这是解放前福州能同最大的食品店“观我颐”并称的大食品店，我的堂舅智斌解放前后就在他外祖家的店里当店员。
  倾家荡产
  彭氏偌大的家业毁于一旦，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上一世纪初，中国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商船在大海航行要冒极大的危险。在一次开往烟台的航行中，他们四房兄弟多人参加。船上备有自制的炸弹，如遇上海盗船围攻，则扔炸弹不让他们靠近，但绝不能把海盗船炸沉。可这次随行的有四房的一位小弟，年轻人血气方刚，竞朝一条海盗船扔去一枚炸弹，船炸沉了，海盗落水。其余的海盗船退走了，估计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替落水淹死的同伙报仇。如此则全船人员休想活着回宁德。继续航行是不可以了，他们只好弃船在一个渔村上岸，逃回宁德，其一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最终如何回到家，年代相隔太远，如今就不得而知了。以上就是我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谈说的彭家“山东船拍破，ketueipi讨食”的故事，至于宁德方言发音中的“启退比”到底是山东沿海的什么地方，如今同样不得而知了。
  他们最终回到了宁德。消息传开，满城风雨，人们纷纷传说，彭家就要破产了。持有万兴钱票的人争先恐后到钱庄挤兑，更有不法之徒，趁火打劫，赶制假钱票，用麻袋装着来兑换现金。钱庄、商铺和工厂的现钱都兑上了还不够，就只好借贷。这就是大约发生在上一世纪20年代的彭家“滚票事件”！这以后几年间彭家仅有的四座房子，典的典，卖的卖——彭家兴起后，把资金全都用在实业上，不置田产——三代的辛苦经营，以悲剧告终。

注：①②引文见2008年农历九月廾九日《闽东日报》 2010年12月5日于济南 作者简介：笔名谷音，1931年生于宁德蕉城，曾就读省立三都中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为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现住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