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是中国茶树同源分布的区域，是中国福建主要茶区和中国产贡茶和名茶“天山绿茶”、“天山银毫”、“茉莉花茶”的故乡，又是中国东南沿海近代“海上茶叶之路”的出口地。这里的天老山（霍山）是中国古代仙家道教的源地之一，其中的支提山是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天山山麓沉淀着悠久的古代文明，饱含着丰厚的茶叶文化，为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留下了一道道印痕，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增添了一份份光彩。
  宁德县东临东海之滨，西靠鹫峰山——天山山脉，与中国西部茶树原产地同处于一条纬度线上，境内丘陵起伏，坡谷延绵，山海相连，水分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植被丰富，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又具有盛产名茶的优异自然条件，还具有出口贸易的海陆便捷通道。这一切构成了民国宁德茶业生产、贸易、经济、科技、文化的繁荣，也促成了“海上茶叶之路”的兴旺。
  今天，回眸民国时期宁德茶业的产销情况，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上茶业产销的一些发展轨迹，看到了港口开放造就茶叶出口的便捷通道，看到现代科技的传入促进了花茶的兴起，更看到了社会环境影响茶业产销的兴隆和衰落。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茶叶生产兴衰
  清末（1898年）世界名港三都澳“福海关”成立，为宁德茶叶进入国内外市场打开了通道。三都澳海关“福海关”开关后，“本地贸易最好，可观的价值与税收阙为茶叶单独一项，所有设想目的设施都集中在茶方面了[1]，宁德县及周边县份的茶区生产的茶叶可从三都澳直接输出，从而为后来福建茶叶生产的逐步发展打下基础。民国时期，宁德是福建省最主要、最大的绿茶产茶县，“天山绿茶”闻名中外，县内个别茶区亦制少量红茶等茶品，为港口出口贸易奠定物质基础。三都澳“福海关”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宁德茶业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
  （一）辛亥革命促进茶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将三都澳建设列入建国大纲，为良港侧畔的宁德茶区带来茶业发展的新机缘。据福海关《三都澳1911年贸易报告》记载：“初夏，正是茶季给三都澳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时刻。但正当本口处于冬眠状态时，革命（指辛亥革命）爆发了，政治上的动乱对福海关的贸易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今年开春大吉，仍带着1910年的繁荣和昌盛，并没有使上年的诺言落空。整年天气都很好，茶叶获利甚大”[2]。
  民国期间，宁德茶叶生产有起有落，主要受出口销路、自然气候、时局变动等诸因素影响。如民国四年（1915年），春季气候适中，这年茶叶获得增产，通过三都澳口岸出口茶达到开港以来最高的水平，比1912年增长24.78%[3]。
  （二）政变天灾茶起伏
  民国五年（1916年）因袁世凯称帝，国家政体不稳，给茶农、茶贩的茶叶预购贷款停止兑放，又加欧洲战争未停，使茶叶出口贸易受阻，茶叶品质不佳，运输各种费用增加，而茶价却不高，以致茶市疲软，生产受影响。有关资料记曰：贸易情况……总无起色，又兼春间国体改革，并因国家之两银行停止兑现等事，以致贸易衰落之象愈益著至茶一项。因欧洲战事延长，亦大受“池鱼之秧”也，计进出口货物价值与税课之减免者，大致系因本埠所称为大宗出口各茶之短绌所致，计各茶较去年茶短28015担。以故凡抱有本年茶市，仍能继续去年佳景乐观者，均皆失望，推原茶贩本年所售之价不及去年者，系特因茶质较劣，而盘运各费昂贵，汇兑价格不佳，亦均足致茶市疲滞不振也………[4]。
  中国茶叶过去以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主要出口国，宁德三都澳亦以销英国为多。民国七年（1918年），英国从印度，斯里兰卡进口大批茶叶，而对中国茶叶实行禁运入口，加上国内连年军阀混战，盗贼流行，水陆交通梗阻，造成宁德县三都澳出口茶也剧降，比1915年减50301担，故而致产茶的茶农、买卖茶商悲观失望，经济利益受损，宁德县相关行业亦受波及。幸好次年（1919年），采取开辟国内市场，免税三年，增加生产，输出优质天山绿茶到我国北方市场，茶季开市也比往年早，茶叶产销得以稳定。据载，1923年茶季伊始，茶质甚佳。“春间绿茶，在北方销路极广，每担值十二两至二十八两（关平银）”[5]，这年茶叶产销恢复幅度很大，三都澳出口量大幅增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国内各省工政风潮，工人罢工风起云湧，多少给宁德和三都澳口岸，带来一定影响，又由于天气异常，不利于茶叶生产，茶农出产茶叶，数量减少。还好，当年俄国成为三都澳出口茶叶最多的国家，所以茶叶畅销，价格较好，“年中甚昂，于是业茶者，反能市利三倍也”[6]，民国十七年（1928）8月间，三十年未见的飓风暴雨相继而来，山崩屋损，茶叶生产更受其害，种植茶农或经销商均难售出，茶多亏本。幸好绿茶销售于北方，贸易颇好。
  （三）花茶兴旺绿茶盛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后，福州茉莉花茶正是全盛时期，当时宁德县生产的绿茶多运福州为窨制花茶的茶胚原料，从而进了绿茶的生产。特别是由天山茶区生产的“天山绿茶”为高级花茶的重要原料。天山绿茶的花色，标号繁多，按季节分有雷鸣、明前、清明、谷雨茶等；按形状可分为雀舌、凤眉（或凤眼）、珍眉、秀眉、蛾眉等；按标号分为岩茶、天上丁、一生春、七杯茶（或七碗茶）。这些茶品中，尤以雷鸣、雀舌、珍眉、岩茶等最为名贵。此外，还有清水绿、炒绿等。天山绿茶以产地自然环境优异，制作工艺讲究，茶树品种优良，制成茶品其品质素以“香高、味浓、色翠、耐泡”而扬名于世。福州花茶的兴盛，使我省绿茶主产区的宁德茶叶得以新的发展。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宁德县茶园面积达48800亩，产绿茶32000担，占全省绿茶总产131500担的24.33%，位居全省绿茶首位，为近代历史最高水平。“福海关”出口茶为115490担，其中绿茶74150担，红茶41310担。
  （四）港口受毁茶跌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受此影响，茶叶产销每况愈下。据民国《闽政月刊统计副刊·福建产茶种类之研究》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宁德县茶叶生产量25000担，总值170.8万元，其中绿茶23000担，产值156.4万元；红茶2000担，产值14.48万元。茶叶产量比1936年锐减7000担。当时，省里有发放外销茶的贷款也逐减。据当年民国福建省政府建设厅茶业管理局统计室《茶业管理概况》载：三年来，外销箱茶贷款数为：宁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为20.355万元，1180箱；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减为7.5万元，2500箱；民国三十年（1941年）未贷。当时全省核实分配制茶箱额10万箱，除绿茶淮山6500箱分配宁德外，余均分配其他县。
  其后，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飞机连续轰炸三都，1940年7月，日本军舰、飞机将三都澳港口所有建筑都炸毁，茶叶出口海路闭塞，从此宁德茶叶生产萎靡不振，一落千丈，大量茶园荒芜。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茶园面积缩小至35000亩，产量仅剩8896担，跌落历史底谷。
  现代科技的引进
  民国期间，由于三都澳口岸对外开放，有些西方和国外先进的农业（茶业）科学技术传入了三都澳“福海关”所在地的宁德。
  （一）农业气象预测的传入
  民国间，茶区茶农开始重视诸如淫雨、台风、风雪、冰雹、干旱、洪水等灾害气候对农业、茶业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气象预报已传入宁德，为宁德农业、茶业及海上航行提供警示。据1907年海关资料记载，“帝国电报局（中国帝室）有礼貌地从福州电报分局供应我们有关气象警报，成为他们经常性的工作，这些警报是上海徐家汇、香港及孟（马）尼拉气象台所观察”[6]。
  当时有记载的主要灾害气象，如1911年9月初，邻近地区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台风，更糟的是，春潮期，台风更加肆虐。福海关资料记载，1919年“8月25、26两日，台风大作，异常猛烈，为本口开埠以来所仅见，海关物产损坏颇多，全埠商民受灾尤钜，至于内港各地海坝被毁，田园房屋因而湮没者，不可胜计，诚浩劫也。”[11。
  那时，已有气象的测报、预报。据记载，1918年“本年夏季，天气极为凉爽，最热之天气，则为8月间92度（华氏），而最低者则为1月9日32度（华氏），统计全年雨水，共降66寸2分8厘[10]。1919年“本年气候，以6月9日及8月1、2、14、15等日，97度（华氏）为最高；2月4日，33度（华氏）为最低，全年雨泽共计68寸3分4厘，最多者为八月间阴雨14天，得雨11寸4分3厘；最少者，为9月间阴雨六天，得雨1寸6厘。11月间本埠地觉微震。”据载，1922年～1931年的十年间，宁德的气象“夏无溽暑，冬不祁寒（本期各年冬令，气候在零度以下者仅见二次）”[7]。有记载，适宜茶树生产的气象好年景，如1915年“去年春季，气候殊佳，于植茶一事，甚为相适，雨既霑足，日复融和，茶叶遂因之油然暢茂”[9]。1919年“清明前雨水充足，茶贸易于滋生”。[11]。
  还有邮电局的建立，茶叶经营业务联系，用上了电报、电话，又得通信通讯的方便。
  （二）新农业生产资料传入
  过去农业、茶业作物所施用肥料，多为粪肥、胶泥、豆饼、石灰及农家肥，民国间亦引进硫酸铔（疑为硫酸铵）等农业化肥及牛骨肥等，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资料载：硫酸铔肥料则渐见行销，历年进口列入统计者，为数颇钜”[7]，“进口硫酸铔尤需要，其用途系以充作肥料，统计二十年（1931年）全年由三都进口8552担，由东冲进口者5661担”[12]。
  过去，茶叶装袋为防潮、防水，只用竹叶编成内衬。1907年始，改用引进铅（注：为铝箔）。作为茶箱的内衬。据载，1923年“茶季暢盛之时，用作茶箱衬里之铅（铝箔）块，亦源源而来（进口）[13]。
  （三）推行茶叶“采、养”结合
  过去茶叶采摘多为一把抓，一扫光，民国后提倡合理采茶。民国元年（1912年）记载：茶农们终于已开始意识到盲目采摘茶叶的危害[2]，民国二年（1913年）“7、8月……乡间停采茶柯因得葆其元气，转年出茶必茂”[8]。这就是当代推广的茶叶采摘“留养”的先进技术。
  花茶生产的兴起
  （一）茉莉花试种成功
  清朝后期，福州开始以绿茶加工窨制花茶，宁德县是我省绿茶主产区，宁德县及邻县绿茶多运到福州窨制成茉莉、玉兰、珠兰、柚子等花茶。清朝末年至民国间，宁德县三都、城关等地开始试种茉莉花、试制花茶。据英人FGRCYR·WALSHAM（1909年3月）报告：1908年，“三都‘公众事业委员会’正设法努力提高本口的福利，开始试种茉莉花……如果能在本口就地加香的话，就可省下一大笔费用。这对此贸易有兴趣的人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14]。1909年“年初地方公益社（三都）开始栽种茉莉花，从福州聘来一位园艺专家，在他的监督之下，5000幼苗已经栽种。这项企业正在试验初办阶段，如果土壤及气象适宜，农民可被说服大量栽种，可达成功”[15]。1910年“一些农夫（农民）表示愿意种植茉莉。他们的领头无疑鼓励其他人们从事种植。‘公益董事会’（TWBOUICLOBPNBEUWOOKZ）定为他们免费提供树苗，受助者种植成功后，只需付树苗原来的成本价……”[16]。
  1911年茉莉花的试种已获成功。辛亥革命后，对茉莉生产更有信心。1912年3月11日，福海关海关代理税务司G·AGHESON《三都澳1911年贸易报告》一文中记曰：前几份报告所提及的茉莉花试种已经获得成功，除了人们的疑虑，但要实行茶叶就地加香，直接从本区出口华北，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果然，实现这一创新并取得成功需要大量精力和财力”[2]。其后，茉莉花栽种已在县城和城郊一些地区有较大发展，但到民国十七年前后三都没能继续栽种。
  （二）花茶获国际奖
  就在三都试种茉莉花的同时，宁德城关林昆生兄弟于清末至民国三十八年间经营“一团春茶行”私营企业，亦在宁德镜台山麓的“可园”及宁德大桥头溪畔开始种植茉莉花、玉兰花等窨制花茶的香花。同时，开始加工窨制玉兰、茉莉花茶，并结合制造工夫红茶。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团春”茶行试制玉兰片花茶成功，民国后，加工花茶1000担左右运销天津、上海、香港等地。
  民国四年（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和评品会”上，宁德县“一团春”茶行产制的“玉兰片花茶”荣获银质奖。据传，当年获奖后，其奖状悬挂天津“一团春”茶行销售点，敬致顾客。
  茶叶贸易的变迁
  民国期间，宁德县茶业的兴衰，与世界良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三都澳“福海关”口岸的关系十分密切，民国间的三十八个年头，历史证明一个道理“港兴茶也兴，港衰茶也衰”。在这三十八年间，茶叶出口贸易的兴衰，又关联到茶叶生产的兴衰。民国间三都澳港口的继续开放，从总体上曾给宁德县农村茶区带来繁荣，给宁德茶业生产带来发展，给茶农茶商带来私营贸易的兴旺，也就是为当年“三农”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当然这期间也饱含了贸易衰败的辛酸。
  （一）私营贸易的崛起
  民国间，随三都澳海关出口茶叶的发展，茶农茶商私营贸易也逐渐活跃。当时，私营贸易或私营企业的市场经济经营有多种形式：一是茶农自产自销；二是茶商茶贩流动购销；三是茶庄茶行，坐庄收购精制贩卖或出口；四是茶栈（箱茶帮），专办红茶经纪；五是茅茶行（袋茶栈），专营绿茶经纪；六是花茶行，有天津帮、东京帮，收购绿毛茶、窨制花茶或送福州加工后，销往北方市场；七是茶叶店，自购自制自售；八是购茶洋行（即洋茶栈），向箱茶栈或袋茶栈购茶改装出口。
  自清末至民国中后期，据调查，已知宁德县有茶庄、茶行、茶栈、茅茶行、花茶行、茶叶店等共有100多家，其中较大的城关有10家、八都3家，九都1家，霍童13家，洪口1家，赤溪3家，石后2家，洋中21家，虎贝4家，飞鸾2家，三都（不详）。这些中，小茶企、茶商搭起了茶叶产——购——销的桥梁，建立了茶叶商品市场经济的雏形。
  （二）海茶之路的茶贸
  被称为近代中国东南“海上茶叶之路”的三都澳，自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至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八年间，经“福海关”出口的茶叶主要为今宁德市各县（市、区）及政和、罗源等周边县。其茶叶输出经历三起三落。
  第一次起落，是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年（1921年）。1912年经“福海关”出口茶叶为107241担（其中绿茶52597担，工夫红茶50090担，茶片3447担，其余为花香红茶，乌龙红茶，小珠绿茶，茶末，茶梗等），其后三年增长到民国四年（1915年）的142586担（其中绿茶66797担，红茶71610担，茶片3376担，其余为上述多类茶品），当年“欧洲业茶者，定购红茶，自茶市初开，以迄茶市闭歇，均络绎不绝，惟共运出，多系取道北方口岸及香港耳”[9]。其后，因先受英、俄销路变迁的影响，致使茶叶出口量跌至民国十年（1921年）的88533担，比1915年剧落到54053担，出口量减少37%。
  第二次起落，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35年）。
  民国十一年（1922年）始出口茶又恢复至104619担。民国十二年（1923年），欧洲、美各国所有的红茶不多，加上自1919年以来出口红茶实行免税，茶叶出口量又迅速恢复到1915年的水平，达142829担，比1921年速增54296担。此后又因国内形势变化，1926年出口茶又恢复征税，年景不佳等因素，造成从1925年至1931年输出量徘徊于10～12万担之间。1931年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家危难，出口销路遭阻，至民国二十四（1935年），出口茶量仅剩43133担，骤减99696担，下降近三倍。
  第三次起落，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934年前后，由于国内外对花茶的需求，福州花茶产销再度兴盛，致使宁德县及邻县所产的绿茶或花茶多由三都澳转口到福州或北方，故而三都澳茶叶输出量达到115490担，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致后二年出口量又落到8万多担。当时，福州、厦门等港已闭关停港，全省茶叶虽多悉数集中三都澳出口，可因抗战，茶叶生产萧条，海上通道不畅，到1939年输出量跌至42954担。1940年“福海关”被日本毁坏。抗战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通过三都澳出口量却也仅剩下41467担。新中国成立后三都澳走完出口茶的历程，受命停止出口，结束历史使命。主要参考文献：
  [1]三都澳税务司沃思森《1903年三都澳贸易报告》，1904年2月29日。
  [2]海关代理税务司G·ACHESON《三都澳1911年贸易报告》，1912年3月11日。
  [3]福海关税务司吴乐福《中华民国四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况略论》，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4]福海关税务司吴乐福《中华民国五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况略论》，民国六年三月十日。
  [5]福海关暂行代理税务司马多隆《中华民国十二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况论略》民国十三年三月五日。
  [6]福海关代理税务司克鲁利《1907年三都澳贸易报告》，1908年2月28日，三都澳。
  [7]福建省海关《三都澳》，1932年。
  [8]福海关署税务司阿其荪《中华民国二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4年3月7日。
  [9]福海关署税务司吴乐福《中华民国四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6年3月25日。
  [10]福海关署税务司甘福履《中华民国七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9年2月20日。
  [11]福海关署税务司劳腾飞《中华民国八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0年2月13日。
  [12]福海关税务司王爱生《福海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份贸易情形报告书》，1932年2月10日。
  [13]福海关暂行代理税务司马多隆《中华民国十二年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3年3月5日。
  [14]福海关责任助理FGRCYR·WALSHAM《三都澳1908年贸易报告》，1909年3月20日。
  [15]福海关代理海关税务司威士弘《1909年三都澳贸易报告》，1910年3月10日。
  [16]福海关税务司PERCY·R·WALSHAM《三都澳贸易报告1910年》，1911年3月20日。
  [17]周玉璠、周国文等《宁川佳茗—天山绿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18]周玉璠《海上茶叶之路》，刊于《中国三都澳专辑》，1993年3月。
  作者简介：1941年8月出生，1962年福安农业专科学校茶学大专毕业。先后在闽东第三茶厂、县茶业局、县科委工作；福建省茶业协会工作，教授级高级农艺师。2002年退休。现住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