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闽东独立师成立简况
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闽东，有力地打击了闽东境内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留下的伤病员和一批武器为闽东武装力量增加了骨干和装备，为闽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9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遵照抗日先遣队首长关于“力量要集中，要有红军主力”的指示，把连江红军主力转移闽东，成立闽东独立师，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9月底，支提山上金风飒飒，万木葱茏，钢枪林立，红旗召展。在福安的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和在连江的闽东红军独立第十三团在宁德支提山千年古刹华藏寺胜利会师。闽东两支主力红军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支提山华藏寺坐落于霍童、九都、虎贝交界处支提山山麓，四周群山环抱，高峰耸立。华藏寺始建于北宋，明清之际华藏寺得到朝廷重视，四方信众云集，因此寺庙规模很大，三十年代时，这里错落联结着包括能容纳数百人的僧房在内的多幢建筑。支提华藏寺与桃花溪村相距数十里，这里又是苏区的核心区域，方圆几十里，群众人心向着共产党，闽东红军集中于此，有着较为安全的环境，从容的空间。
从1931年闽东党组织开始组建秘密游击队，福安、宁德、连江等地游击队伍相继建立，到1934年成立了一支千人的武装。短短三年时间，闽东工农武装的力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闽东独立师由原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员冯品泰任师长，叶飞任政委，赖金标任副师长，叶秀蕃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团，加上师政治部、供给部、特务部、传令部和一个师直特务队，共一千六百多人，九百四十多支枪。
闽东独立师下辖的三个团分别为：第一团，团长赖金彪，政委叶飞；第二团，团长潘伯成；第三团，团长先后为陈学芳和冯品泰，政委先后为杨挺英和吴旺水。后来还成立了四团和五团。四团于1935年成立，吴基现和陈挺先后担任团长。五团于1935年5月成立，吴德兴任团长，陈义成任政委，同年底拨归刘英、粟裕带领的挺进师。
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长期担任独立师的领导人，许信焜、卢文卿曾短时间担任过师长职务。独立师各团后来改为纵队，担任过纵队领导人的有范义生、金信江、陈挺、沈冠国、缪英弟、王建安等人。
闽东独立师从成立到1938年初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经历大小凡百余战，足迹遍及闽东与浙南的山山水水，在消灭敌人保卫苏区的斗争中，锤煅出一支党领导下的红色铁军。
1934年10月15日，闽东苏维埃筹备处发表《欢祝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与胜利宣言》，对闽东独立师的成立给予高度的评价： “正当国民党军队进行绝望‘围剿’闽东苏区的时候，正当着闽东反动统治集中全部的兵力进攻红军的时候，闽东红军正突飞猛进地发展，成立独立师，开革命光荣胜利一页……劳苦大众群众们！我们今天热烈地庆祝独立师之成立成胜利，……争取全闽东以至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完成工农红军所负的历史使命，我们更有伟大的欢祝在后头！” 闽东独立师的建立，标志着闽东工农武装斗争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区政协资料室）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 ◎叶飞 “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手来，以八十四师、新十师和省保安队，从福州压向闽东苏区，进攻我霞浦、陈墩、洋中、青皎等根据地，围攻我活动于宁德、官岭龟山的地方游击队。但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对闽东苏区的压力还不算大。闽东独立第二团配合当地武装，进行多次奇袭伏击，击退保安队的进攻，横扫反动的大刀会，巩固了赛溪河以东的基本地区，开辟了鼎（福鼎）平（浙江平阳）地区，闽东苏区的斗争形势继续发展。
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逼近福州北郊的大、小北岭，袭击城郊王庄机场，威逼福州。经过一昼夜的强攻，占领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西关的主要街道，但未能攻克福州，遂向闽东转移。
抗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地区后，在连江独立十三团配合下，打开罗源县城，继续北趋宁德。我带闽东独立二团赶到赤溪，与他们胜利会师。在军团部，见到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并会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他们听取我们汇报闽东情况后表示赞许，并向我们提出：闽东的党政工作已有统一领导，应该建立一支主力。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时，寻淮洲同志告诉我们：离开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无法安置，确有很大困难。的确，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根据地时，很使我们奇怪：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工挑着枪支的。我便主动问道：“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寻淮洲同志颇为吃惊地问我：“你们有办法吗？”我说：“别的办法没有。苏区嘛，群众起来了嘛，这个行。你们要补多少新兵？”寻淮洲同志考虑了一下问：“三百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是有枪没人，不象我们是有人没有枪。”寻淮洲同志又考虑一下问道：“五百行不行？最好能有一千，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我说：“行，不要说一千，三千也行。就是时间要长一点，总要一个星期吧。”随后，闽东独立二团配合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开穆阳后，筹集了三万现洋和五十几担烟土。停留三天后，红七军团接收了我们动员来的一千多翻身农民参军。因为敌四十七师尾随追来，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离开穆阳向闽浙边政和、庆元方向转移，可惜没有东渡赛溪河进入闽东苏区基本根据地（该河渡口都是我们控制，来去便利）。当时闽东苏区有大片根据地，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容易，以此有利条件，红七军团完全可以作为依托，与闽浙赣苏区、闽北苏区相配合，在浙江、江西、皖南广大地区与敌周旋，这就可以达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行动的预期目的。可惜当时身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充满失败主义的情绪，计不出此，以致以后在皖南覆没。红七军团北去后，还有一千多翻身农民已经集中，参加红军的热情很高，却追赶不上他们了。闽东特委认为：既然把新兵动员起来了，解散回家是要泄气的，不如根据寻淮洲同志建议，将其补充到部队，建立一支主力郝队。
红七军团离开时，留下一百多名伤病员，里面团、营、连、排干部都有，给我们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又将罗源战斗所缴获枪支交给连江独立十三团，多余的百余支步枪交给闽东独立二团。有枪有兵有干部，成立主力部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九月，我亲自到连江带领独立十三团到达宁德桃花溪地区，随后福安的独立二团、寿宁独立营也开到桃花溪集中。于是在宁德桃花溪地区著名古刹天柱寺（支提寺——编者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辖三个团，以福安独立团为第一团，以连江独立团为第二团，以寿宁独立营为第三团。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我任政治委员。
独立师成立后，立即向咸村周宁挺进，在半个月中，消灭民团数处，缴枪二百余支，开辟了周宁、寿宁、政和边界的新苏区，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
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为时不到一年。中央红军长征不久，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不幸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于皖南覆没，方志敏同志被俘。敌人随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压向闽东苏区的敌人，除原有兵力外，增加了八十师、七十九师、五十二师等共计八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十万人，采取所谓“重点进攻，分区清剿”的方针，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但对闽东来说，即使在苏区全盛时期和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后进行的都是游击战争，从1933年到1937年进行了五年游击战争，这也是闽东地区斗争的一个特点。
附：叶飞同志办公室来信 宁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来信收悉，叶老已阅。独立师成立（地点）为支提寺并非天柱寺，回忆录中之天柱寺为支提寺之误，为印刷所造成，同意在编辑时更正。另遵嘱寄照片一张，请查收。
叶办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闽东独立师光荣历史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是一支历史悠久、战绩辉煌、英雄辈出的部队。这支部队源自1934年9月在宁德支提寺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以后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时编为第20军。1985年改称为第二十集团军。
70多年来，从这支部队走出去后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有200多位同志。他们中有3位上将，12位中将，168位少将。其中有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位是部队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上将，另一位是曾任过原59师175团政治处主任的彭冲同志。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曾任集团军第一任军长。涌现出以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为代表的一大批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
闽东独立师诞生于1934年9月，创建了土地革命时期我国南方的最后一个红色政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国民党集结重兵围剿闽东独立师。从此，闽东红军在闽浙两省20个县的区域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师始终保持着以叶飞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保存了革命火种，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北上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在霍童桃花溪村整编，在虎浿石堂整训。之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938年春，北上抗日。这支部队挺进苏南，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先后进行了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飞机场、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伏击车桥等战役战斗，威震大江南北。其所部分别成为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中坚强的战斗部队。
1939年，新四军老六团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江抗”奉命西撤后，留下40余名伤病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闽东籍的战士）在常熟阳澄湖一带养伤。几十名伤病员非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到1941年，部队发展壮大到3个团，被正式编为新四军6师18旅。1959年，上海沪剧团据此史实，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1964年，毛主席观看了《芦荡火种》后，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以后《沙家浜》几经修改，成为风靡全国、家喻户晓的名剧。
1945年11月，新四军一师在江苏涟水组建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后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从此转战华东战场，先后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出色地完成了历次作战任务，取得重大战绩，享誉全军。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
1950年，第20军入朝参战。指战员们在气候严寒、粮弹奇缺、缺乏御寒物资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忍受和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给予建军有百余年历史、自诩为“重装备典型”的美“王牌军”陆战第1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取得了辉煌战果，第20军被誉为“铁军”。杨根思就是其中的战斗英雄。
1952年10月，20军回国后驻防浙江杭州，属华东军区（1955年后改为南京军区）。
1955年1月，第60师与华东军区海空军共同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协同作战的战斗。
1975年，第20军移驻河南开封。1979年2月，该军第58师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1985年第20军改编为陆军第20集团军。
1998年后，第20集团军全军旅团化。步兵第58师是全军第一个机械化步兵旅，步兵第60师则改为摩步旅。
2008年，赴四川参与5·12汶川地震救灾工作。
（区政协资料室）
闽东红军独立师官岭战斗遗址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政府在三都澳设“清剿指挥部”，纠集新十师、八十七师、五十六师、八十师等正规军及地方保安、民团武装等10万兵力，分三路进犯闽东苏区。
为保卫苏区，闽东红军独立师按照特委决定，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殊死决战，结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陷入困境，苏区也日益缩减为保存实力，独立师主力由叶飞、冯品泰、赖金彪率领北撤寿宁。途中与紧追不舍的敌军打了几个遭遇战。1935年2月，闽东独立师主力绕道政和，兵分两路，分别由冯品泰、赖金彪率领沿福安与周宁边界向福安与宁德边区转移敌闻报，急派重兵向安、德边区靠拢，企图在此消灭红军。3月1日独立师副师长赖金彪所率一路红军迅速绕道直插官岭，等候与师长冯品泰会合敌侦知情况，即派主力猛扑官岭赖金彪沉着指挥应战，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冯品泰率部赶到。在两面夹击下，敌军开始溃退，红军两部迅速会合向桃花溪方向撤退。敌人收集余部，再次猛扑过来。情况万分危急。独立师主力经过去年冬天以来数月的辗转作战，兵员大减。到达官岭的部队虽然仍号称两个团，实际人数不过二三百人，而且队伍疲惫，弹药更加缺乏。如果被敌人咬住不放，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时，赖金彪挺身而出，召集二十几名身上有子弹的战士，集中轻重武器在单岔头殿后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离险境。敌军在我猛烈的火力下，无法前进一步激烈的阻击战持续了半个小时，战士们接连牺牲。赖金彪也不幸中弹而被捕，在被敌人押往赛歧途中，这位闽东独立师的猛将、优秀的指挥员，由于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这时独立师也已安全撤离。3月上旬，历经艰难的闽东独立师终于到达桃花溪、梅坑一带根据地。
该遗址在距赤溪官岭村约8公里的单岔头，与福安、周宁交界，山高岭峻。
（区党史研究室）
闽东红军独立师坂头战斗遗址 1935年春，在国民党残酷“清剿”之下，闽东苏区大部沦陷，保安队、民团、反动刀会屡次进犯宁德梅坑、桃花溪中心苏区，烧杀抢掠，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35年1月之后，中共宁德县委积极贯彻闽东临时特委洋面会议精神，把苏区变成游击区，使游击队保存了实力。游击区也波浪式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35年12月，叶飞率领独立师一部转战到梅坑林后洋村，召集坚持斗争的池陈旺等人开会，调整充实了党组织和游击队。会议决定：大力建党，恢复与扩大游击队，建设红军大后方。
1936年1月，叶飞、陈挺率闽东独立师一部，在梅坑坂头村伏击来犯的反动大刀会二三百人，当场击毙20余人，并乘胜进行瓦解工作，大大削弱了梅坑、桃坑游击区的反动大刀会势力。至1936年2月，游击区空前发展。尤其是梅坑地区，更是凭借高山峻岭、地势险要的有利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大后方。
（区党史研究室）
百丈岩战斗遗址 1936年10月，闽东特委组织部长阮英平率领闽东独立师第三纵队约120多人从连江罗源一带山区转战到虎贝乡东源村。部队刚驻扎不久，就有哨兵来报：保安队从桥头方向攻来了。阮英平马上召集缪英弟、沈冠国等纵队领导一碰头，决定部队从后门山方向边打边撤。后门山右侧有一条通往桃花溪的小路，当部队到达这个路口准备撤往根据地中心时，山岔上突然又冒出一队保安兵。原来，敌人探明我部队驻地后，派出省保安团三个连分别从桥头、桃花溪、林口三个方向包抄过来，企图把红军一网打尽。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从桃花溪方向上来的敌兵才和红军接上火，来自桥头方向的敌人也靠近我方开枪射击。阮英平指挥部队向后山百丈岩方向且战且退，寻机突围。
百丈岩与东源村只隔三个小山包，巨石挺拔，壁如刀削，因岩壁高达百丈而得名，地势十分险峻。当红军撤到附近的山坡时，敌人蜂拥而上且火力集中，来势凶猛。在这危急关头，阮英平果断命令第二支队迅速抢占百丈岩制高点，掩护纵队撤退。支队长阮吴润率二十余名战士奋勇突进，很快逼近百丈岩脚下。就在这时，岩顶上泻下密集的枪弹，几位战士当即中弹。原来，狡猾的敌人早已调遣一个排的兵力从百丈岩后坡登上岩顶，预先设伏。情况万分危急，被敌人猛烈火力压在岩石底下的阮吴润带领战士们如猛虎般从岩下跃起，迎着敌人的弹雨向岩顶冲去。战士们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开花。乘着一阵硝烟，敌我双方在岩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恶战。子弹打光了，战士们便插上刺刀与敌肉搏……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剩下阮吴润等九名战士被敌人逼到百丈岩的边沿。敌兵狂呼乱叫：“抓活的！抓活的！”向前涌来。九名壮士视死如归，毅然砸烂枪支，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百丈岩顶发生激战，吸引了敌人部分兵力，阮英平率领部队乘势杀开一条血路，终于突围。
1993年，叶飞题词“百丈英风”。现百丈岩留有“百丈英风”摩崖石刻。
（区党史研究室）
闽东红军独立师八都战斗遗址
自1934年4月以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被敌人破坏后，闽东党组织就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处于独立活动的境地，因此对外界及党中央的声音知之甚少，只能通过一些秘密渠道获取少量文件、报纸、刊物，对全国形势进行大致的判断。从1936年冬开始，中共闽东特委适时调整了斗争的内容和方式，强调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很好地适应了抗战的形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对日宣战，国共两党实行合作抗日。尽管如此，当听到党中央承认蒋介石领导抗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时，特委领导仍然感到十分吃惊。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思想很不容易转弯。为了证实这一消息，叶飞于8月间率领闽东独立师200多人，打下了闽东沿海集镇——宁德八都，在那里住了整整三天，部队既补充了给养、又得到了休整，并从邮电局缴获了一些报纸。在一张《申报》上，叶飞看到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一是《八路军布告》，这表明联蒋抗日确是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据此，闽东特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联蒋抗日”的精神，彻底改变策略，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举行和谈的建议。经过三轮谈判，11月下旬，迫于全国合作抗日的形势，国民党福建当局答应中共闽东特委提出的和谈条件，闽东国共和谈达成协议。
该遗址地处霍童溪入海口，系八都镇政府所在地，人口4000多人，宁屏路通过镇区，水陆交通方便。
（区党史研究室）
亲母岭战斗遗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地方当局消灭我闽东红军游击队之心不死，对闽东特委提出的“停止内战，举行和谈”的建议不但不理睬，反而以为是红军虚弱的表现而加紧“围剿”。8月中旬，福建省保安第二旅侦知叶飞、陈挺正率领独立师第二纵队一部在连江一带活动，立即派出一个加强连进袭。闽东红军有意避开敌人，向宁德老根据地转移。一路上，敌军紧追不舍。8月18日，闽东独立师二纵队到达亲母岭。叶飞、阮英平、陈挺等领导人凭借亲母岭有利地形，设阵伏击敌人。19日，敌人果然进入了伏击圈，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大获全胜，共毙敌40多人，俘70多人，缴获108支步枪、2挺机枪、5支短枪、200多枚手榴弹和2800多发子弹。敌加强连全军覆没，上至连长下至马夫几乎无一漏网。
亲母岭战役打得干净利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迫使他们接受了闽东特委提出的“停止内战、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这样，亲母岭之战就成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仗。
该遗址与黄土岭南北对峙，地势险峻，大泽溪的支流伞溪在两岭间穿流而过，四周群山环抱，山下形似一个盆子，而从黄土岭通往亲母岭的道路正好跨越伞溪从盆底经过。
（区党史研究室）
亲母岭战役中的邑堡群众 亲母岭战斗，是闽东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后一战。这一战意义非凡，它彻底打破国民党军消灭闽东红军的企图，奠定了闽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基石。战斗过后，从八月到十月，国民党地方当局接受闽东特委和谈的主张，开始了在霍童和在宁德城关的三次谈判。闽东红军乘时局变化之机，集中于桃花溪扩军，于十二月底整训完成，走上抗日的前线。
根据陈挺、黄垂明、陈文发等三位参加了此次战斗的当事人的回忆，亲母岭战斗的发生时间在1937年8月19日。战场双方兵力投入：红军，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约100人，有一挺机枪；敌军，福建保安第二旅一个加强连，140人，2挺机枪，全员装备。战斗持续时间约一个小时。战斗结果：红军毙敌40多人，俘70多人，缴获百余支步枪、2挺机枪、5支短枪、200多枚手榴弹和2800多发子弹。红军仅轻伤数人 陈挺对这场战斗的描述最为详细。
“……我把一支队布置到岭头上，二、三支队放在岭前上山小路的杂树林里，埋伏好，待敌人快要爬上岭头时，小路边的二、三支队先突然开火，紧接着就冲锋，那距离本来很近，一冲就把敌人拦腰切断。岭下枪一响，岭头后的一支队也猛冲下来，半岭以上四五十个敌兵，被我打死打伤十几个，其余的退不得进不得，很快被缴了枪。后面的敌人被二、三支队冲得四下逃散……当场还有许多邑堡村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拿着梭標、扁担、锄头、柴刀帮我们拦截搜索残敌，抓了十几个俘虏交给我们。战斗很顺利，我们以几人轻伤的代价，全部歼灭了敌省保安2旅的这个连130多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 亲母岭战役虽然过去了73年，但这场战斗，也留在了邑堡村群众的记忆中。
邑堡村，村落似城堡，故名，亦名“邑宝”。村在洋中镇北的长湾尾山南麓，海拔670米，离洋中镇二十里，全村六十来户人家，二百多人口，彭姓为主。在邑堡村周围，还有长湾、门口、大林、山都里、神洋、纸湾等多个自然村邑堡村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山高路险，当年却是洋中通往霍童、九都的交通要途。1934年8月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数千人马途经宁德，由洋中前往赤溪，曾经过邑堡村。今年87岁的彭世俊回忆，当时一支“朱毛红军”经过这里，走了一整天，连“草都踏平了”。当年只有六、七岁的彭世当还记得这支着装整齐的红军大队伍经过邑堡村时，红军战士教群众唱红军歌曲，“苏维埃红军，组织游击队，财主反动派，土豪强迫农民，收租又逼债……” 北上抗日先遣队走后，在邑堡村十几里外的支提寺成立了闽东红军独立师，村里有不少青年参加了闽东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成为闽东红军活动的主要依托地——桃花溪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部分。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陈挺等带领的红军常在此活动，群众的基础很好，群众向往革命。到了四十年代，这里仍然是游击区，时任宁德县委书记的吴南启，就是距离邑堡村不远的十八丈村人。良好的群众基础，险要的地理环境，是叶飞等红军领导人选择在此伏击敌人的条件。
邑堡村的彭世俊、彭世当、彭成佳（83岁）、大林村的刘有财（82岁）等4位80岁以上高龄同志回忆： 亲母岭战役的前一天，红军从邑堡村北面的溪边村，西北面的桃花溪村进驻邑堡村。红军队伍大约一百人，红军的首领叫“黄真”，他们都是穿便衣，穿草鞋。红军部队的装备有几十支单粒快（步枪），驳壳枪，还有一挺“50发”（机关枪）。
当天，红军领导人召集邑堡群众开会，部署次日在亲母岭进行打仗的准备工作。全村群众分为四批人马分头行动：挑担组、步哨组、后勤组、参战组。
挑粮组的人员有彭长瞪、彭成务、彭成溪、彭长春、彭长波、彭世俩等6人，主要负责到洋中买米挑到村里供红军食粮。
放哨组的人员有彭世举、彭世住、彭长榜、彭伏养，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清晨时分到山都里村旁边的大瀑山岗放哨，观察对面山敌人的动静。大瀑山地势险峻，在亲母岭两山之间象是一平台由南向北伸出，人站在山顶上对面山情况看得的一清二楚，尽收眼底。
参战组人员有彭世两、彭世住、彭永目、彭长浪、彭成务、彭成溪、彭长春、彭长波、彭世俩、刘桂程、彭成宝、刘有用、刘有林、刘有钰、刘必丛、刘家田、彭世举、彭成利、彭世住、彭长榜、彭伏养等百来号人，主要是青壮年，可以说是全村群众出动。同时准备好第二天参加战斗的器具，如枪担（圆两头削尖）、狼筅枝（砍去竹枝留下尖杈）、鸟枪、扁担、锄头、柴刀等。任务是带路引领红军占领亲母岭南面一侧的纸湾（大岭）岗、十字路岗、牛山堂岗、山都里岗四个山头，也是亲母岭的制高点。占领这几个山头就等于让敌人陷在红军的重重火力包围之中。
后勤组主要是全村的妇女、老年人、儿童，带着粮食厨具后撤到村后坑里山竹林深处躲藏起来，以防敌人的突袭。同时做好红军后勤。
1937年8月19日。全村群众按照红军的部署，一切准备就绪，挑粮组人员大清早就出发前往洋中，为红军挑米。到了近午时，就将粮食挑了回来。
近午时，两位步哨回来报信，说峡谷对面山上的敌人已经出现在峡谷的路上了。于是红军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由群众带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分赴几个山头，布下埋伏，就等着敌人进入口袋之中。
原来，在红军到达邑堡村前，这一支国民党的加强连，一路尾随着红军，从连江罗源一带一直跟来，最近时只隔着十多里路。在红军到达邑堡村时，国民党追兵就驻扎在亲母岭北面的黄土岭村。
亲母岭，两山夹峙，中间流泻着一条宽约十五六米的溪流——大泽溪的支流伞溪。溪流落差大，溪中深潭连串。伞溪两边，北面属九都乡黄土岭村地界，南边属洋中邑堡村界。从北边的黄土岭村往邑堡村，需下岭，过溪，再上岭，两山之间，以接近山顶的山都里村与对面的后坊村之间的距离来看，不过一千米左右，传说曾有亲家母对面喊话，走亲戚却走了半天，故而名为“亲母岭”。峡谷的溪中有一简易木桥，此处海拔约为370米。从溪边沿着二尺宽的石阶路登岭，由低到高，分布着山都里、纸湾、牛山堂、大林四个小村落。其中山都里海拔约590米，而岭头的大林村，海拔则在680米左右。也就是说，从峡谷底部的溪边登到亲母岭的岭头，高差在三百多米，道路蜿蜒，十分陡峻。山都里、纸湾、牛山堂与大林村附近，分别有几座小山，在小山顶上，山道尽在视野中。
从邑堡村出发，到岭头的这几个小村，路程约不到四里路，急行军不过二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因此，当哨兵眼看敌军从黄土岭一侧下山，沿溪边行军时，红军主力以逸待劳，从邑堡村中出发，预先设下埋伏，只等敌人前来。 8月19日这一天，中午才过，敌人过了溪。由于天热，一些士兵还下水洗澡，这就更加拉长了队伍的散兵线，也延缓了行军的速度。
当敌人一个个大张着军衣，架着枪，摇摇晃晃地在骄阳似火的中午登岭，吃力地走到山都里、纸湾附近的山道时，陷入了红军的埋伏圈中。红军首长命令一下，枪声不绝，战斗打响了。架设在大岭岗（纸湾岗）上的红军机枪居高临下，正对着百米外山道上的敌军猛烈扫射。敌人被红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四处溃逃。但是有一小股敌人以一岩体做掩护，与红军对射。红军首长下令吹号子佯装撤退，敌人中计，沿着山道往上冲，可是红军突然又猛烈开火，并发起冲锋，一举就将敌冲散在狭窄的山道上，全部将其歼灭，枪声前后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
邑堡群众熟悉地形，随着红军战士在山上拦截搜索残余敌人，抓了十几个俘虏，缴获十几支枪支交给红军。
亲母岭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尽，如今的寂静的山道上洒满着枯叶，曾经激烈厮杀过的战场上不时地惊起长尾的白鹇。但是，这场战斗的痕迹仍在，当年的弹孔还残留在空屋的土墙上，战斗的一些细节仍然保留在几位老人的记忆中。他们亲眼见到过抓获的敌人和缴获的枪支，亲身感受到了战场上激烈的枪声与喊杀声，战后还在战场上捡到了成箩筐弹壳。他们还记得敌人仓皇逃跑，有不少敌人就淹死在溪中的深潭中…… 战斗结束，红军队伍即刻撤往桃花溪村。几天后，驻扎在洋中的敌人一支队伍前来对邑堡村群众进行报复。但是敌人走到离邑堡村六七里远的炉头村边，突遭一窝虎头蜂的蜂蜇，好几个士兵受伤。这使得刚刚在亲母岭战斗中惨遭失败的敌人如惊弓之鸟，不敢冒然进犯，匆匆回撤，邑堡村群众也因此幸免于难。由于惧怕敌人报复，邑堡群众也不敢出村。
一段时间以后，范式人前往宁德城关与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合作的事宜，途径邑堡村。村里的彭长波、彭长浪、彭成宝等三人为其抬轿到宁德。
之后，随着国共和谈的气氛形成，红军严阵以待，敌人终于再没有前来报复。邑堡村的群众也很快地知道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这样，邑堡村群众解除了惧怕国民党报复的心理，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彭佳潘 甘峰 郑贻雄）
独立师北上抗日整编地遗址——桃花溪村 1937年10月，中共闽东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示精神，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闽东当局谈判，一面将红军独立师及各县游击队陆续集中宁德桃花溪根据地。其时，闽东独立师三个纵队共700多人，各县的地方游击队有二、三百人。为了扩大抗日队伍，中共闽东特委还要求各个支部给闽东红军输送新战士。10月中旬，闽东独立师、地方游击队及新招收的战士共1300多人，集结在桃花溪整编为三个营，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
11月下旬，为了给北上抗日做好准备，整编不久的红军游击队及准备留下来开展后方工作的干部全数移驻虎贝石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努力提高政治、军事素质。
1938年2月上旬，叶飞从南昌新四军军部受命归来。这时移驻虎贝石堂的部队已经根据闽东国共和谈协议移驻屏南县双溪、棠口。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东红军独立师取消原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的番号，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2月14日，六团在叶飞率领下，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桃花溪村系宁德霍童镇桃坑行政村的驻地，地处宁德西北山区，海拔760米，距城关约60公里，距霍童镇区35公里。位处霍童、洋中、虎贝、九都四个山区乡镇交界的支提山中的一个平坦而开阔的幽谷，周围山青水绿，林木葱郁。是老区基点村。
桃花溪村名的来由，传说是古时村中桃树甚盛，村后有一小溪的缘故。村上居住着陈姓村民120多户470多人。据族谱记载和族老相传，陈氏开基始祖是在明朝初年，从地处东南沿海的宁德七都镇迁居到此的。七都的先祖是宋代由中原南迁，居住于七都镇官亭村的讲前路，即宋代名儒朱熹在此开设“六经讲堂”的前面。到了明代，由于倭寇侵扰，不得安居，陈氏的一支人家就决定迁徙他乡。临行前，请教一位风水先生，先生指点说“往西北山区走到有桃花飘流的小溪之处就是最好的定居之所”。于是这一陈氏家人走到这块群山环抱，又有桃花飘流的小溪之地，就此定居下来，世代繁衍，人丁兴旺。桃花溪的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闽东独立师红军领导人驻地在桃花溪村的陈氏大厅。大厅始建于清朝末年，位于村中心的高处，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厅前有一较为宽阔的空坪，厅右有一口古井。古井有着两个奇特之处，一是虽地处高位，却泉源不断，井水常年不竭，就是大旱之年也不干涸。二是若遇连日降雨，当井水溢到井面时，则第二天就要转晴。所以这口井不仅是村民的饮水之源，也是预测天气的“晴雨表”。
由于该村离县城和镇区遥远，山高村深，道路崎岖，是进行地下革命和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又地处群山幽谷，山水青绿，是个宜耕宜居之地。而且周边自然风光旖旎，村后背枕海拔932米的系山头山，离村5公里就是“天下第一山”——支提山和佛教圣地华藏寺，村四周还有诸多胜景。早在古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到此一游，并留下不少赞美的诗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的诗篇就有五十二首。现录二首以餐读者。邑人陈迁壁诗曰：“谷口桃花峡，奇峰迭磴通。村藏仙鹤舞，溪锁铁牛雄。石室迷芳树，天灯点碧空。惮宫深处造，披薛访支公。”石堂黄家村诗曰：“欲访桃源下小溪，花飞夹岸水声低。山中草木春常在，吟到东来又到西。” 解放后，该村面貌焕然一新，建有村委楼、学校、会场、水电站、医疗站、自来水塔等，通电、电话、电视信号，还修了通往城关的水泥路。
该村已被列入闽东红色旅游的景点，前往观光旅游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游客逐年增多。
（林承威）
桃花溪点编 ◎陈挺
1937年11月底，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我们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12月初，全闽东各路红军游击健儿800余人，先后集中在宁德县桃花溪一带，过几天，便在桃花溪接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指定的省保安二旅官员的点编。
我们与国民党闽东当局从谈判到达成协议，一直是斗争过来的，在点编问题上，我们又同样同他们有斗争。先是点编地点，我们坚持地点由我们来定，不能去他们指定的地点；接着是点编方式，他们坚持要全体集中点编，我们则强调场地小，部份部队必须担负驻地周围的警戒任务，不能全部集中，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拉上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最后点编官员不得不照我们的意见办。
点编前，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给战士们说清楚，我们是为了民族大局，才同国民党合作的，不是编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更不是投降，改编后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要求大家点编那天，一定要精神振作，队伍整齐，服从命令听指挥，表现出我们红军战士高昂的士气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思想动员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几天队列训练，为了多争取到一些服装和经费，我们每个连都还空报了十几个人数，事先交代好一部份战士，在一个连队点编完拉出来后，再悄悄地插到其他连队去，记住自己的假名。点编那天，我们也做好了战斗布置，防止国民党利用点编来偷袭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那天上午吃过早饭，部队就按计划集中在几个地方等候点编。
点编地点就在桃花溪村祠堂前的一块空地上，场地不大，只能站一个多连的人员，这是我们有意选择的。我带的独立师一纵300多人编为第一营，第一批拉到点编场。点编官员是我们过去的老对手——国民党省保安二旅派出的5名军官，他们表情严肃地站在点编场上，当时叶飞、阮英平等领导同志在村里指挥整个部队点编行动，没有到点编场，就由我陪着保二旅军官们开始点编。
编一连拉上来了，排成两列长横队，先由一连长报告到场人数，多少枪枝。
保二旅领头的一个旅部副官还礼后发出口令，命令一连向后转，前进几步，又转回立正，然后翻开花名册，对着名册叫人，每念到一个名字，我们战士就大声回答“有”。我在队列前踱着步子，对战士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满意。
点完人头后接下来是验枪，登记枪号。还是那副官喊名字，被喊到名字的人便出列，双手将枪递给一位验枪的军官，那军官熟炼地拉拉枪机，查查机件，随之报出枪号码，由旁边另一名军官记录，没验几支枪，验枪官就显得很不耐烦，验完的枪就用力往我们战士胸前一扔，一个战士没防备，一把没接牢，枪托滑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声音不大，却把全场都震动了，不满和敌视情绪从一连干部战士的目光中流露出来，那验枪官在众目睽睽下，还冷笑了一下，又摆出老兵痞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又接过一支枪，验完，仍旧往战士胸前一丢。我心里不快，但当场又不好表露，我就在队列前提醒同志们说，大家注意些，把枪接好。这时一个班长出列了，送枪给验枪官时也来个单手抓枪用力朝对方胸前扔去，那军官很老练地单手接住枪，得意地点点头，验完枪又扔回去。这下好了，后面出来验枪的战士全学着那班长样，不再递枪了，一支支枪只管往那验枪官胸前扔，那军官开始还故作轻松，满不在乎地一一接住，后来不断地这样接枪，大概虎口和手掌都让枪撞疼了，手也软了，接过枪后也没力气往外扔枪，只好慢慢递回去。我在一旁看看好笑，想在我的战士面前耍花招，现在吃苦头了不是。我心里赞赏一连同志们有志气，就是不能在过去的老对手面前服软。一连就是这样同验枪官暗扭着劲，把枪验完。一连队伍带下去后，上来的二连知道点编官想出我们的洋相，大家早有准备。那验枪官可能折腾累了，只好换出另一个军官验枪，他自己坐一旁休息去了。新上来的军官见过刚才那场面，验枪动作比上一个小心多了，验完枪都是递还给我们。
一营点编完由我带回去，这时才听战士说那个保二旅的验枪官是个排长，3个多月前在亲母岭反击战中，当了我们的俘虏，后来给放回去了，不知又怎么给混上了点编官。他验枪时看到一营战士手中有这么多枪曾是属于他那个被全歼的连队的（亲母岭一仗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多留在一营，又大多数集中在一连），难怪怀着一肚子恨，想借机小报复一下。
整整一天，点编工作才结束。点编后，部队开到石堂待命，在那住了20多天，又移到屏南县城和附近的棠口镇住了近1个月，这期间，叶飞同八路军代表顾玉良一块去了南昌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底，叶飞同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一起回到屏南，向部队宣布了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命令，同时还宣布了六团领导干部的任命：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我任一营营长。春节刚过，六团就奉命开赴皖南集中。
（选自《闽东健儿征战录》）
闽东红军石堂整训
闽东红军“石堂整编整训”发生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间，历时二个多月。
“石堂”，四面环山，围成山间盆地，中间有一自东向西的小山相隔，北为文峰村，南为梅鹤村，风景优美。两村保存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古建筑，人口近4000人，历代名人辈出。
1937年冬，闽东红军游击队和各县游击队陆续集中宁德桃花溪整编。随后红军三个纵队和师部移驻虎贝石堂进行了为期二个多月的集训，一营、三营驻在石堂黄厝（现文峰村），二营驻石堂林厝（现梅鹤村）。整编时三个纵队编为一、二、三营（每营3个连），一营主要是闽东红军2纵队组成，营长陈挺，教导员沈乃宝（后张朝富）。二营营长沈冠国，教导员金信江。第三营由地方游击队和后方工作人员编成，班、排、连干部由原纵队、地方游击队干部充任。整编后三营大约有三四百人，黄培松任三营长，教导员戴炳辉，黄培松在石堂整编后不久就拖枪叛逃。
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闽东红军进驻石堂后，司令部和整编后的六团团部设在现文峰村的黄云蒸、黄云烟、黄云堂厝，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都在此住宿和办公。叶飞住宿办公的屋子在该房西边前廊庑，至今该屋窗格上还清晰地留下叶飞警卫员点蜡烛烤焦的斑痕。当时该房屋前墙飞檐处架有无线电天线，屋内安有电台设备。顾玉良同志当时也住在该厝内，大家都叫他顾参谋长。一营营部设在黄兴印厝，三营营部设在黄树宝、黄应堂厝，士兵分驻在全村各家各大户。同时，村中设立多处训练场，每天战士都在训练场上苦练杀敌本领。六团枪械修理车间和被服车间设在黄亦雷、黄云焙厝内，枪械修理车间在后廊府，被服车间在前厅，楼上有缝纫机四台，楼下有缝纫机三台。六团在石堂整训期间在群众中统一使用苏维埃钞票。顾玉良来视察部队也是从桃花溪方向取道石堂梨岔进村，当时部队和全村群众在各个路口张灯结彩，离主村10华里的梨岔山上都结了彩。顾玉良同志进村后不久，部队指战员换上新军服。
1938年1月，叶飞和新四军军部李子芳同志从南昌回到闽东，宣布1300多名闽东红军正式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支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军需主任许威，副官林德春。林筹生、范式人负责后方留守处。
（编者注：另据原红军老战士陈文发回忆，闽东红军一部石堂整训时驻新亭村） 在石堂两个月整训期间，战士们生活非常艰苦，晚上睡在地下或楼板上，下铺一层稻草御寒。吃得是地瓜、芋头。虽然生活艰苦，但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团结友爱，革命的热情很高。
在集训期间，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按整编要求进行第二次挑选，把应该留下坚持后方工作的地方干部名单确定下来，并参加了培训。二是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由熟悉军事技术的原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伤病员和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投诚过来的官兵当教练官，每日教战士掷弹、射击、班排进攻、个人动作和队列训练等。三是政治学习，每周五个晚上学习党中央《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书》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材料，还进行文化学习，教唱革命歌曲等。第一课由阮英平同志给战士们讲“穷人为什么要当红军”的革命道理，使入伍的新战士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当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黑板也没有粉笔，但文化教员因陋就简，用木炭在门板上写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大家。四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对军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当时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抗日俱乐部”，教士兵和民众唱《国共合作歌》，这首歌歌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站在一条线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一起走上抗日的战场………”此外，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倒日本鬼子》、《大刀进行曲》、《锄头歌》等等。五是安排后方干部，布置后方工作，确定后方任务：（1）建立后依托地，给我军准备联络立足之地，（2）随时给前方部队输送兵员，（3）监督防止土豪劣绅反攻复辟。
留守在后方工作的干部由范式人同志领导，并建立了宁德留守处，专门处理对外事宜。
根据上级指示，部队于1938年1月下旬离开石堂，移驻屏南棠口待命北上抗日。2月14日，1300名闽东健儿在叶飞、阮英平率领下，从屏南出发，离开闽东，浩浩荡荡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黄垂贵）
百丈岩，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宁德蕉城虎贝乡是个革命老区，有众多的革命遗址，其中尤以“百丈岩”闻名。位于虎贝乡北行五公里处的百丈岩，又称袈裟岩，名副其实地高达百丈，危峰兀立。在春日里，踏足此地，苍翠的松柏沐着春晖，恭迎道旁，让你顿生肃穆之感。沿着这条山路前行，越往高处登攀，就越发寂静幽深。可是如果你知道七十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那么你的一颗心定也是如我般于这寂静处反倒生出了不平静。何止是不平静，此时就连带着暖意的春风吹来，都仿佛让我嗅到了1936年冬天那一场战事中硝烟的味道。
1936年，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德梅溪、桃坑、虎贝等村庄采取“步步为营”和“三光”政策，“围剿”红军游击队。苏区的群众惨遭劫难，斗争日益残酷。当时的闽东独立师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这年初冬的一天，闽东特委组织部长阮英平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三纵队120余人，从连江罗源一带山区转战来到了宁德虎贝乡东源村。
东源村，这个村落四周秀峰环抱，山高林密，而且中间低凹如碗，看起来确实是个隐蔽的地方。难怪1936年的那一天，阮英平率领部将来到了这里。当时，这个小村庄只有十几间土屋，居住着四十多户贫苦农民。中午时分，乡亲们正兴高采烈地为部队生火做饭时，有刺耳的枪声传来，是哨兵在鸣枪报警，原来有一个连的敌兵从虎贝桥头方向逼近了东源村的驻地。情况紧急，不能打无把握之战，于是阮英平一声撤退令下，部队迅速地从东源村后门山撤退。
后门山右侧有一条通往桃花溪的小路。这条小路如今静逸安然，但是七十多年前那些匆促的步点一定还是踏疼了它。战士们匆匆地撤退，就在部队刚抵达路口，准备撤往根据地中心时，山岔口却冒出一股敌人。激烈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虽然战士们骁勇无比，但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战士们在阮英平指挥下向后山的百丈岩方向且战且退，寻找突围战机。可是当红军撤到第二个小山包时，敌人再次蜂拥而上，来势异常凶猛。危急关头，23岁的支队长阮吴润临危受命，果敢带领20多名战士抢占百丈岩顶。敌我双方在岩顶窄小的山坡上展开了恶战。
攀爬上百丈岩顶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分明是个春意暖暖的午后，可是一想到在这里曾有过的坚苦卓绝的战斗，任何人的心都会疼得缩紧。我是如此不忍继续诉说这个惨烈的故事。草木无言，青山不语。该也是一种祭奠吧。它们一定都还记得曾有那些兵士为了正义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山崖吧。
百丈岩顶的那一场激战至今会让这里的山石都感到战栗。这是怎样的一场恶战啊，弹药用尽了就贴身肉搏，即便是抱着敌人一起滚下山崖同归于尽。最后，寡不敌众的九名战士被逼到了百丈岩的岩顶边缘。生与死就悬于一线，不成功便成仁，阮吴润等九名战士宁死不降，毅然砸烂枪支，相继纵身跃下悬崖，舍生取义的壮举就在一瞬间成就。那一刻，血色弥漫了百丈崖。
而这一刻，泪水迷蒙了我的眼睛。我的目光落在了山壁上镌刻的“百丈英风”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上。这是1994年，在纪念闽东苏区创立60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叶飞为这些在百丈岩中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题写的。是啊，他们的浩然正气正如烈烈长风永远在这百丈岩崖间回荡。
因为百丈岩的激战吸引了敌人的大部兵力，赢得了时间，阮英平率领部队乘势向侧杀出一条血路，向天峰亭方向安全转移。当晚战斗结束后，在夜色掩护中，我地下党工作者与天峰亭村、东源村群众化装成樵夫，冒着生命危险，摸黑上百丈岩，寻找伤亡失散的战士。经过搜索，找到几位负伤掉队的同志，把伤员送秘密到天峰寨，把死者掩埋好。遗憾的是，在英勇跳崖的九位烈士中，至今有三位尚无法查证姓名，那么，就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另外六个值得被铭记的名字吧：阮吴近、冯延育、余深德、高细瑶、谢兆亮、何帮灿！这些人里，年长的时年34岁，年轻的仅有19岁。1984年在纪念闽东苏区创立50周年时，福建省党史等有关部门在福建革命纪念馆的展示厅内请人泥塑了一尊“红军血染百丈岩”的塑像，以志对烈士们的悼念，微缩景观栩栩如生，引人注目。
生命的轮回与历史的行进一样，一刻也不曾停止，岁月在无声地流逝，却总有些记忆会永久地留存在苍茫天地的书卷中，鲜妍如初。百丈岩烈士们用他们的壮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魂魄托日月，肝胆映河山”。这春日的百丈岩，巍峨着它的巍峨，静默着它的静默，但是那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就如这满山的杜鹃，开遍了山野，永远怒放在人民心间！ （林小耳）
走近桃花溪 初次走近桃坑村，我还是个懵懂少年。满眼葱绿的竹海、妖娆盛开的杜鹃及小溪潺潺流水声，让我惊叹于白云深处桃坑的静谧和美丽。这里莫不是金庸小说中的东邪黄药师及其聪颖过人的女儿黄蓉所在的桃花岛？踏着脚下芬芳的泥土，我寻觅无果。听村里的老人说古时村中桃树甚多，村后有山涧小溪，所以又名桃花溪村绕村一圈之后，找不到桃林也没见到想象中的桃花岛，我如匆匆过客，带着些许遗憾悻悻离开。我不知道，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这里可是闽东革命的根据地，闽东红军长期驻此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啊！ 再次寻访桃坑，我已参加工作多年。初夏，团组织开展深入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我扛着“重走红军路”的队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再次走近桃坑。从村支书的介绍中，我认识了桃坑，也了解到桃花溪整编的故事。
1937年10月，由叶飞带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及各县游击队集中于此整编，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后移师虎贝、屏南双溪、棠口，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叶飞团长的率领下，1300多闽东籍子弟毅然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在当地村干的指引下，我驻足于“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整编纪念碑”前，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遥想当年闽东红军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百折不挠坚持斗争，给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后来的战略大转移。这是何等的英武非凡、气壮山河啊！ 还是这支部队，为了抗日大业，1300多名闽东籍子弟告别父老乡亲北上抗日，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愈战愈勇、屡建战功，成为新四军、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脍炙人口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坚持阳澄湖畔斗争的新四军三十六位伤病员中，绝大多数来自闽东老区走出的红军战士。桃坑村就有多人参加红军并随队北上抗日，已知姓名的有陈富何、陈郑珠、陈华菜等烈士。这些战士多数牺牲在战场上，都没能再回到闽东故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又是何等的铁血丹心、感人肺腑啊！ 来到村口的陈氏祠堂，这是当年红军整编的地点斑驳外墙上依稀的红军标语，依旧夺人眼球。厅堂上悬挂着锤子和镰刀组合的党旗，教人举目仰视，满怀敬意。简朴的卧室、黄泥巴的土灶台及陈列的当年红军使用的马灯、红樱枪、大刀，一切自然得满是尘土的气息，世俗不侵，又自然得让人亲近难舍，感慨良多。我仿佛看到了叶飞团长、阮英平副团长在这里秉烛夜谈，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仿佛看到了红军战土在这里刻苦学习、积极训练，红旗漫卷，军号嘹亮的历史画卷在这里定格、放大，迎接全国解放的曙光。
走出屋外，山风拂面，环视四野，青山如黛。望着眼前整洁的村落，绿油油的稻田，垄垄连片的茶园，随风摇曳的竹林，我徜徉在老区土地红色的世界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桃坑村与各地老区村一样，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村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区五通”（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视、通电话）工程的实施，让老区人民过上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如今交通便利了，信息灵通了，发展特色产业、开发红色旅游，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在村口，我遇上了一位老大伯，一位老村干，他欣慰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老区扶持政策，也就没有今天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
感谢你，桃花溪！祝福你，老区人民！ （陈斌） 编者按：1938年2月，从闽东各地走出的革命武装1300多名指战员，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离开闽东北上抗日，开赴苏中战场在攻打浒墅关、奇龚上海虹桥机场以及黄桥决战等战斗中屡建奇功他们中的36个伤病员后来在张家滨养伤，在阳澄湖上坚持斗争，沪剧《芦荡火种》和现代京剧《沙家浜》就是以他们的斗争为主线而创作的
驰骋江南歼敌寇 ◎刘飞
抗日战争时期，在江南苏（州）常（州）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跃着一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由新四军六团为主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江抗”不畏艰险，击敌寇的战斗业绩，曾为江南人民广为传颂 奇袭浒墅关 一九三九年初夏，“江抗”东进至江南地区后，指挥员叶飞同志就和我们研究（当时我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应该先打一个出色的歼灭战，不管多少，全歼一股日寇，扩大影响，站住脚根。
目标，就选中了浒墅关车站。浒墅关地处沪宁铁路中段，是个很重要的水陆码头，距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不远，在敌寇心脏地区打上一仗，是极有意义的。
在摸清了敌情和地形之后，部队出发了。当我们看到浒墅关车站那模糊的阴影和星点微弱的灯光时，时针已经指在十二点上，这正是我们开展攻击的大好时机。
攻击的命令下达后，主攻的二连动作敏捷地摸进车站。这时，车站西边日军住的那一长列平房已经处于二连的包围圈中。日军平房四周，全是铁丝网，一个哨兵在来回巡逻。
二连连长吴立夏摸到铁丝网跟前，把手一挥，不一会铁丝网被剪开了一个缺口，紧接着他们几个人翻过铁丝网，那踱着方步荡来荡去的敌哨兵，很快地被吴立夏他们背了“死狗”。
尔后，吴立夏带着一部分战士，又摸到日军的平房角下，从窗孔扫视了全屋，发现日军把三八大盖、机枪和钢盔等，一排排摆在墙头角下，所有的敌兵，赤膀露腿地在呼呼大睡吴立夏左手一挥，跳起高喊：“同志们！干掉他们！”随着吴立夏的喊声，一排排手榴弹向屋里扔去，屋顶被揭开了，火光直冲天空。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乱成一团，束手无策，双手捧着脑袋“哇哇”直叫。只有几分钟，大堆敌兵躺在血泊之中，为“东亚圣战”尽了忠，还有一些敌兵慌张之中从后门溜出，想死里逃生。可是，我们等侯在后门的战士的刺刀早就准备好了，逃跑的敌人也全部被消灭。
激烈的战斗结束了，三十多个敌兵全部“报销”。车站的枪声刚止，东桥又连续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巨响震动着大地，铁路桥随即腾空而起，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夜空中，我们的部队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迅速撤离了。
浒墅关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江南人民提起“江抗”，就把四个指头伸在你的面前，神秘而敬佩地称你为“老四”（新四军），“江抗”从此军威大振。
火烧虹桥机场
一九三九年七月，“江抗”的一支部队在叶飞、吴焜、何克希率领下，直逼上海近郊。
一天傍晚，部队在青浦地区追歼一股伪军。一路上战斗很顺利，边攻击、边前进，一连追击了几十里路，捉到不少俘虏。
营长廖政国和青浦顾复生部带路的同志走在最前面，看到一片建筑物，就问：“这是什么地方？” “虹桥飞机场。” “有飞机？”跟在他后面的侦察员问。
“当然有。” 廖政国同志考虑：飞机场是个重要地方，如果袭击得手，倒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战果。八路军不是有个“火烧阳明堡”嘛？我们也来一个“火烧虹桥飞机场”！看来，虹桥紧靠上海市区，敌人不会防备到我们部队会出现在这里，一定很麻痹大意，奇袭是可以成功的。只是敌人增援很快，一定要快打快撤。决心一下，就找了几个连排干部研究了一下，大家说：“打！”于是立即行动起来了。
侦察班以神速的动作摸进了飞机场，没有枪声，也没有叫喊……。被俘虏的伪办事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屋子里，一个个惊魂未定，大热天里直打哆嗦，一声也不敢哼。
侦察员报告：“营长，发现飞机！”果然，停机场上一排停着四架飞机，高翘着尾，平伸着两翼，还套着帆布套。
廖政国同志立即组织部队继续搜索。这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起，敌人打开了探照灯……。
“烧毁飞机撤退！”一声令下，几个连长、指导员帮着侦察员七手八脚地搬汽油，找引火，忙着一团。刹时间，烈火熊熊，飞机被火舌卷住，烈火越烧越旺……。
这一晚，上海的日军惊惶万状，彻夜炮声隆隆；但我们“江抗”的英雄们，则带着兴奋和喜悦凯旋了。
第二天，“火烧虹桥飞机场”的消息，在上海各界传开来。连上海外国租界出版的《密勤氏评论报》、《译报》、《大美晚报》等都用新闻加以披露。日寇残酷统治下的上海人民，从虹桥机场的火光中，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曙光。
阳澄湖畔鱼水情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进我肺部，我负了重伤，辗转来到了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医院的负责人是六团卫生队长林震。在这个医院里，一共有夏光、黄烽等三十六名伤病员。这时江抗主力部队因顾全抗日大局，已经西撤了。我们潜伏在美丽的阳澄湖畔，小渔船既是床又是医疗室，也是交通工具。那时由于环境险恶，所以这所“流动医院”大部分时间隐蔽在阳澄湖里，只有在情况允许的时候，才能登陆到张家浜、陆港、董家浜和横川心泾一带，搭搭脚，或住上一天半日，然后又回到船上来。
医院的医药器材是相当困难的，连一瓶碘酒、一片阿斯匹林，或一滴红汞，都是医护人员在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伪军的道道封锁，从上海采集来的。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保障对伤病员的治疗，他们把药品放在盛咸菜的罐子里，上面再放些蔬菜伪装，然后分别送到各户保存起来，只要一有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乡亲们，马上就淌着河浜大渠，到船上来给我们换药。
几位护理员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往往完成着大人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些“小鬼”，有些是从上海下来的学生、工人，有的是当地乡亲的孩子，他们不论是白天黑夜，不是给我们伤病员送饭送茶，就是外出侦察。有了情况，飞速通风报信，医院就可防备或转移 秋后，天气渐渐由凉转寒，阳澄湖的芦苇大部分被割光了，再没有一点遮风避寒的地方。张家浜的乡亲们把我们从船上接了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把我们分散安置在稻草棚、草垛里，既能隐蔽，又暖和。
有一天，日军突然偷袭，几乎逼近村头时，我们才发觉，顿然间，枪声四起，群狗狂吠，眼看日军占领了村边。部分轻伤员和村里的自卫队向枪声迎面赶去，准备阻挡一阵，掩护重伤员撤退。乡亲们和护理人员把我们几个重伤员抬了起来，迅速向河边撤退当我们快到河边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村落敌人看得见我们，我们也看得见敌人，正在这火烧眉睫的时候，乡亲们把一只船飞速划来，转手就把我们拉上了船，射箭似的隐入湖中，脱离了险境 十一月，我们的伤病基本痊愈了这时候，杨浩庐奉陈毅之命到阳澄湖，通过地下交通站，找到了县委领导人和我们伤病员，传达了陈毅同志的指示：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即“新江抗”），壮大抗日武装队伍，坚持原地斗争。
在以后的战斗年月里，以三十六名伤病员为基础的这支抗日武装越战越强，发展壮大，皖南事变后正式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 注：此文为原南京军区顾问刘飞同志遗作。
（原载1985年9月2日《文汇报》第三版） 坚持战斗在沙家浜的36位伤病员姓名： 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潘阿兴、赵阿三、李之毅、张金雷、康垒龙、陈金荣、叶辉青、狄凡、叶成忠、张英、薛村、张世万、何刚、周义大、王新明、钱卓云、金辉、金耀忠、袁阿毛、朱墨陶、黄介成、王佑才、巫中、叶克寿、李立根、谢锡生、李朱、刘义龙、黄德清、吴志勤、陈明、何彭福（注：36个伤病员中，有34人是闽东地区的老红军，夏光同志系湖南省武冈县人） 1939年11月6日以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成立司令夏光、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杨浩庐、政治部副主任黄烽， （摘抄自宁德市新四军研究会编《闽东新四军芳名录》）
东路抗敌 ◎黄德清 “江抗”浩荡东进，震撼了日伪军。他们不得不从各地调来几千名日伪军，准备“扫荡”我军。于是，发生太仓“芝加苏”（据口述音译）之战。
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傍晚。“二路”纵队我所部大队四百余人急行军来到锡沪铁路以北、太仓靠昆山不远的一个村镇，这地方河流纵横交错，泥沼众多，十步一小桥，经过一天急行军，战士们累得东倒西歪，都靠墙而睡了。炊事员正在埋锅做饭。突然，哨兵急报：大股日伪兵正向我驻地扑来。我大吃一惊，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加上河流纵横，交通不便，后退已来不及了，只好率队仓促应战，一时陷于被动敌人蜂涌而至，密集的炮火立即封锁了我们的退路。我一边派人另寻出路，一边指挥战士沉着应战。激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上午，我左腿中弹挂彩，鲜血直流，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待我醒来时，已是第三天凌晨。这时部队已奋力拼杀突围而出了。
这时，村里一位负责抗日民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叫来了保长，还有一位姓金的村长，带着一些人一同巡查战场，对一具具尸体仔细查看。他们看到我左臂上的“江抗”臂徽，见我还有一丝鼻息，摸摸我的胸口，听到心脏仍在跳动。于是，把我抬进村去，替我洗去血污，包扎了伤口，换了一身老百姓衣服，装扮成一个战时受伤的老百姓，由金村长护送，安全到达上海，进“长生医院”治疗。
“江抗”东进到达太仓后，全歼了苏州附近的浒墅关火车站日寇守备队，又进军嘉定、青浦、一直打到上海郊区，袭击了虹桥飞机场。接着，主力在徐市整编，改番号为“挺进纵队”，然后从容向江阴西撤。
主力西撤后，负伤的同志全部留在东路，还有一所后方医院。伤员有我和顾山战斗中负伤的刘飞，还有黄烽、吴立夏以及因病留下的夏光等同志，大部分是闽东佬。我们三十六个伤病员分散流动于阳澄湖畔的横川、心泾、陆巷、萧泾、长浜、张家浜、西董家浜等村庄，农家的客饭堂、厨房、牛棚、猪圈就是我们的病房，卸下来的门板当病床。我们转移的交通工具是阳澄湖里的捕鱼小船。“后方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非常缺乏，只有少量的红汞碘酒和棉花纱布等。我们的驻地处在敌伪据点的包围之中。农村被“忠义救国军”和地方土顽势力盘踞着。“江抗”转移西路后，东路失去了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的保护，日伪军及土顽武装横行无忌。我们三十六位伤病员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行动异常困难，而且又大都是红军老战士，操着一口闽东腔与这一带方言区别甚大医院的四位医生和十多位女护士也是非战斗人员。在敌伪顽势力猖狂的险恶环境下，若不是阳澄湖的人民用生命保护了我们，我们是一刻也活不下去的。至今，阳澄湖人民向常熟县委所发的誓言，仍萦绕在我的耳际——“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在，三十六个伤病员同志就能活着！”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里朴实而又伟大的人民。
十月间，杨浩庐同志返回东路，向我们传达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说叶飞司令员同意我们留在东路的同志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于是上级决定，以我们三十六名伤病号为基础，再动员一部分地方抗日积极分子，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由原六团作战参谋夏光担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协助杨浩庐同志工作。这时，我在东路任大队长。这样，新的“江抗”诞生了。
“东路司令部”刚成立不久，即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农历春节）与日军在洋沟楼发生激战。洋沟楼地处阳澄湖滨。我们一部在夏光率领下，于二月六日深夜，乘坐小木船在此登岸进村分散休息。第二天，战士们有的替老百姓挑水扫地，有的排练节目，有的在村里搭戏台，准备大年初一的军民联欢正在这时，嘹望哨发现前方湖荡中，有一只木船慢慢向我们这边荡来，船上两人披着蓑衣，很象渔民，船靠岸突然从船仓底下钻出好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那天，放哨的哨兵是个近视眼，等他们跳上岸来，才呜枪报警。刚报完警，又有三艘日军汽艇从湖荡中钻出，开足马力向我方全速进逼，并开枪开炮，以掩护登陆行动。听到枪炮声，我们立即投入战斗，凭借老百姓的房屋，土墙、土坯等掩体向敌人展开激烈的村落战，由于河道多，村与村之间都要用船交通，而我们一时又摸不清敌人的实力，只好命令部分战士上西边高地或屋顶抵敌，其余人则架起浮桥边打边向东边撤退。就这样，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从一个村庄打到另一个村庄。不久，夜幕降临。敌人怕我们破坏他们的船只而被截断退路，只好退却离去。这一仗，击毙昆山县城日寇大队长萨一岛，敌伤亡几十人。我方特务连也损伤二、三十人。战后，我们撤往常熟董浜一带休整 注：本文节选自宁德党史资料第三期《振长缨赴国难——苏皖抗战片段》。
作者系老红军，宁德赤溪人。一九二八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四月入党。
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闽东，有力地打击了闽东境内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留下的伤病员和一批武器为闽东武装力量增加了骨干和装备，为闽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9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遵照抗日先遣队首长关于“力量要集中，要有红军主力”的指示，把连江红军主力转移闽东，成立闽东独立师，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9月底，支提山上金风飒飒，万木葱茏，钢枪林立，红旗召展。在福安的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和在连江的闽东红军独立第十三团在宁德支提山千年古刹华藏寺胜利会师。闽东两支主力红军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支提山华藏寺坐落于霍童、九都、虎贝交界处支提山山麓，四周群山环抱，高峰耸立。华藏寺始建于北宋，明清之际华藏寺得到朝廷重视，四方信众云集，因此寺庙规模很大，三十年代时，这里错落联结着包括能容纳数百人的僧房在内的多幢建筑。支提华藏寺与桃花溪村相距数十里，这里又是苏区的核心区域，方圆几十里，群众人心向着共产党，闽东红军集中于此，有着较为安全的环境，从容的空间。
从1931年闽东党组织开始组建秘密游击队，福安、宁德、连江等地游击队伍相继建立，到1934年成立了一支千人的武装。短短三年时间，闽东工农武装的力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闽东独立师由原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员冯品泰任师长，叶飞任政委，赖金标任副师长，叶秀蕃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团，加上师政治部、供给部、特务部、传令部和一个师直特务队，共一千六百多人，九百四十多支枪。
闽东独立师下辖的三个团分别为：第一团，团长赖金彪，政委叶飞；第二团，团长潘伯成；第三团，团长先后为陈学芳和冯品泰，政委先后为杨挺英和吴旺水。后来还成立了四团和五团。四团于1935年成立，吴基现和陈挺先后担任团长。五团于1935年5月成立，吴德兴任团长，陈义成任政委，同年底拨归刘英、粟裕带领的挺进师。
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长期担任独立师的领导人，许信焜、卢文卿曾短时间担任过师长职务。独立师各团后来改为纵队，担任过纵队领导人的有范义生、金信江、陈挺、沈冠国、缪英弟、王建安等人。
闽东独立师从成立到1938年初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经历大小凡百余战，足迹遍及闽东与浙南的山山水水，在消灭敌人保卫苏区的斗争中，锤煅出一支党领导下的红色铁军。
1934年10月15日，闽东苏维埃筹备处发表《欢祝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与胜利宣言》，对闽东独立师的成立给予高度的评价： “正当国民党军队进行绝望‘围剿’闽东苏区的时候，正当着闽东反动统治集中全部的兵力进攻红军的时候，闽东红军正突飞猛进地发展，成立独立师，开革命光荣胜利一页……劳苦大众群众们！我们今天热烈地庆祝独立师之成立成胜利，……争取全闽东以至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完成工农红军所负的历史使命，我们更有伟大的欢祝在后头！” 闽东独立师的建立，标志着闽东工农武装斗争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区政协资料室）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 ◎叶飞 “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手来，以八十四师、新十师和省保安队，从福州压向闽东苏区，进攻我霞浦、陈墩、洋中、青皎等根据地，围攻我活动于宁德、官岭龟山的地方游击队。但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对闽东苏区的压力还不算大。闽东独立第二团配合当地武装，进行多次奇袭伏击，击退保安队的进攻，横扫反动的大刀会，巩固了赛溪河以东的基本地区，开辟了鼎（福鼎）平（浙江平阳）地区，闽东苏区的斗争形势继续发展。
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逼近福州北郊的大、小北岭，袭击城郊王庄机场，威逼福州。经过一昼夜的强攻，占领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西关的主要街道，但未能攻克福州，遂向闽东转移。
抗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地区后，在连江独立十三团配合下，打开罗源县城，继续北趋宁德。我带闽东独立二团赶到赤溪，与他们胜利会师。在军团部，见到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并会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他们听取我们汇报闽东情况后表示赞许，并向我们提出：闽东的党政工作已有统一领导，应该建立一支主力。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时，寻淮洲同志告诉我们：离开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无法安置，确有很大困难。的确，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根据地时，很使我们奇怪：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工挑着枪支的。我便主动问道：“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寻淮洲同志颇为吃惊地问我：“你们有办法吗？”我说：“别的办法没有。苏区嘛，群众起来了嘛，这个行。你们要补多少新兵？”寻淮洲同志考虑了一下问：“三百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是有枪没人，不象我们是有人没有枪。”寻淮洲同志又考虑一下问道：“五百行不行？最好能有一千，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我说：“行，不要说一千，三千也行。就是时间要长一点，总要一个星期吧。”随后，闽东独立二团配合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开穆阳后，筹集了三万现洋和五十几担烟土。停留三天后，红七军团接收了我们动员来的一千多翻身农民参军。因为敌四十七师尾随追来，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离开穆阳向闽浙边政和、庆元方向转移，可惜没有东渡赛溪河进入闽东苏区基本根据地（该河渡口都是我们控制，来去便利）。当时闽东苏区有大片根据地，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容易，以此有利条件，红七军团完全可以作为依托，与闽浙赣苏区、闽北苏区相配合，在浙江、江西、皖南广大地区与敌周旋，这就可以达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行动的预期目的。可惜当时身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充满失败主义的情绪，计不出此，以致以后在皖南覆没。红七军团北去后，还有一千多翻身农民已经集中，参加红军的热情很高，却追赶不上他们了。闽东特委认为：既然把新兵动员起来了，解散回家是要泄气的，不如根据寻淮洲同志建议，将其补充到部队，建立一支主力郝队。
红七军团离开时，留下一百多名伤病员，里面团、营、连、排干部都有，给我们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又将罗源战斗所缴获枪支交给连江独立十三团，多余的百余支步枪交给闽东独立二团。有枪有兵有干部，成立主力部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九月，我亲自到连江带领独立十三团到达宁德桃花溪地区，随后福安的独立二团、寿宁独立营也开到桃花溪集中。于是在宁德桃花溪地区著名古刹天柱寺（支提寺——编者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辖三个团，以福安独立团为第一团，以连江独立团为第二团，以寿宁独立营为第三团。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我任政治委员。
独立师成立后，立即向咸村周宁挺进，在半个月中，消灭民团数处，缴枪二百余支，开辟了周宁、寿宁、政和边界的新苏区，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
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为时不到一年。中央红军长征不久，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不幸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于皖南覆没，方志敏同志被俘。敌人随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压向闽东苏区的敌人，除原有兵力外，增加了八十师、七十九师、五十二师等共计八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十万人，采取所谓“重点进攻，分区清剿”的方针，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但对闽东来说，即使在苏区全盛时期和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后进行的都是游击战争，从1933年到1937年进行了五年游击战争，这也是闽东地区斗争的一个特点。
附：叶飞同志办公室来信 宁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来信收悉，叶老已阅。独立师成立（地点）为支提寺并非天柱寺，回忆录中之天柱寺为支提寺之误，为印刷所造成，同意在编辑时更正。另遵嘱寄照片一张，请查收。
叶办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闽东独立师光荣历史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是一支历史悠久、战绩辉煌、英雄辈出的部队。这支部队源自1934年9月在宁德支提寺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以后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时编为第20军。1985年改称为第二十集团军。
70多年来，从这支部队走出去后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有200多位同志。他们中有3位上将，12位中将，168位少将。其中有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位是部队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上将，另一位是曾任过原59师175团政治处主任的彭冲同志。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曾任集团军第一任军长。涌现出以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为代表的一大批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
闽东独立师诞生于1934年9月，创建了土地革命时期我国南方的最后一个红色政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国民党集结重兵围剿闽东独立师。从此，闽东红军在闽浙两省20个县的区域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师始终保持着以叶飞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保存了革命火种，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北上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在霍童桃花溪村整编，在虎浿石堂整训。之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938年春，北上抗日。这支部队挺进苏南，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先后进行了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飞机场、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伏击车桥等战役战斗，威震大江南北。其所部分别成为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中坚强的战斗部队。
1939年，新四军老六团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江抗”奉命西撤后，留下40余名伤病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闽东籍的战士）在常熟阳澄湖一带养伤。几十名伤病员非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到1941年，部队发展壮大到3个团，被正式编为新四军6师18旅。1959年，上海沪剧团据此史实，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1964年，毛主席观看了《芦荡火种》后，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以后《沙家浜》几经修改，成为风靡全国、家喻户晓的名剧。
1945年11月，新四军一师在江苏涟水组建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后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从此转战华东战场，先后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出色地完成了历次作战任务，取得重大战绩，享誉全军。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
1950年，第20军入朝参战。指战员们在气候严寒、粮弹奇缺、缺乏御寒物资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忍受和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给予建军有百余年历史、自诩为“重装备典型”的美“王牌军”陆战第1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取得了辉煌战果，第20军被誉为“铁军”。杨根思就是其中的战斗英雄。
1952年10月，20军回国后驻防浙江杭州，属华东军区（1955年后改为南京军区）。
1955年1月，第60师与华东军区海空军共同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协同作战的战斗。
1975年，第20军移驻河南开封。1979年2月，该军第58师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1985年第20军改编为陆军第20集团军。
1998年后，第20集团军全军旅团化。步兵第58师是全军第一个机械化步兵旅，步兵第60师则改为摩步旅。
2008年，赴四川参与5·12汶川地震救灾工作。
（区政协资料室）
闽东红军独立师官岭战斗遗址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政府在三都澳设“清剿指挥部”，纠集新十师、八十七师、五十六师、八十师等正规军及地方保安、民团武装等10万兵力，分三路进犯闽东苏区。
为保卫苏区，闽东红军独立师按照特委决定，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殊死决战，结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陷入困境，苏区也日益缩减为保存实力，独立师主力由叶飞、冯品泰、赖金彪率领北撤寿宁。途中与紧追不舍的敌军打了几个遭遇战。1935年2月，闽东独立师主力绕道政和，兵分两路，分别由冯品泰、赖金彪率领沿福安与周宁边界向福安与宁德边区转移敌闻报，急派重兵向安、德边区靠拢，企图在此消灭红军。3月1日独立师副师长赖金彪所率一路红军迅速绕道直插官岭，等候与师长冯品泰会合敌侦知情况，即派主力猛扑官岭赖金彪沉着指挥应战，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冯品泰率部赶到。在两面夹击下，敌军开始溃退，红军两部迅速会合向桃花溪方向撤退。敌人收集余部，再次猛扑过来。情况万分危急。独立师主力经过去年冬天以来数月的辗转作战，兵员大减。到达官岭的部队虽然仍号称两个团，实际人数不过二三百人，而且队伍疲惫，弹药更加缺乏。如果被敌人咬住不放，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时，赖金彪挺身而出，召集二十几名身上有子弹的战士，集中轻重武器在单岔头殿后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离险境。敌军在我猛烈的火力下，无法前进一步激烈的阻击战持续了半个小时，战士们接连牺牲。赖金彪也不幸中弹而被捕，在被敌人押往赛歧途中，这位闽东独立师的猛将、优秀的指挥员，由于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这时独立师也已安全撤离。3月上旬，历经艰难的闽东独立师终于到达桃花溪、梅坑一带根据地。
该遗址在距赤溪官岭村约8公里的单岔头，与福安、周宁交界，山高岭峻。
（区党史研究室）
闽东红军独立师坂头战斗遗址 1935年春，在国民党残酷“清剿”之下，闽东苏区大部沦陷，保安队、民团、反动刀会屡次进犯宁德梅坑、桃花溪中心苏区，烧杀抢掠，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35年1月之后，中共宁德县委积极贯彻闽东临时特委洋面会议精神，把苏区变成游击区，使游击队保存了实力。游击区也波浪式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35年12月，叶飞率领独立师一部转战到梅坑林后洋村，召集坚持斗争的池陈旺等人开会，调整充实了党组织和游击队。会议决定：大力建党，恢复与扩大游击队，建设红军大后方。
1936年1月，叶飞、陈挺率闽东独立师一部，在梅坑坂头村伏击来犯的反动大刀会二三百人，当场击毙20余人，并乘胜进行瓦解工作，大大削弱了梅坑、桃坑游击区的反动大刀会势力。至1936年2月，游击区空前发展。尤其是梅坑地区，更是凭借高山峻岭、地势险要的有利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大后方。
（区党史研究室）
百丈岩战斗遗址 1936年10月，闽东特委组织部长阮英平率领闽东独立师第三纵队约120多人从连江罗源一带山区转战到虎贝乡东源村。部队刚驻扎不久，就有哨兵来报：保安队从桥头方向攻来了。阮英平马上召集缪英弟、沈冠国等纵队领导一碰头，决定部队从后门山方向边打边撤。后门山右侧有一条通往桃花溪的小路，当部队到达这个路口准备撤往根据地中心时，山岔上突然又冒出一队保安兵。原来，敌人探明我部队驻地后，派出省保安团三个连分别从桥头、桃花溪、林口三个方向包抄过来，企图把红军一网打尽。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从桃花溪方向上来的敌兵才和红军接上火，来自桥头方向的敌人也靠近我方开枪射击。阮英平指挥部队向后山百丈岩方向且战且退，寻机突围。
百丈岩与东源村只隔三个小山包，巨石挺拔，壁如刀削，因岩壁高达百丈而得名，地势十分险峻。当红军撤到附近的山坡时，敌人蜂拥而上且火力集中，来势凶猛。在这危急关头，阮英平果断命令第二支队迅速抢占百丈岩制高点，掩护纵队撤退。支队长阮吴润率二十余名战士奋勇突进，很快逼近百丈岩脚下。就在这时，岩顶上泻下密集的枪弹，几位战士当即中弹。原来，狡猾的敌人早已调遣一个排的兵力从百丈岩后坡登上岩顶，预先设伏。情况万分危急，被敌人猛烈火力压在岩石底下的阮吴润带领战士们如猛虎般从岩下跃起，迎着敌人的弹雨向岩顶冲去。战士们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开花。乘着一阵硝烟，敌我双方在岩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恶战。子弹打光了，战士们便插上刺刀与敌肉搏……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剩下阮吴润等九名战士被敌人逼到百丈岩的边沿。敌兵狂呼乱叫：“抓活的！抓活的！”向前涌来。九名壮士视死如归，毅然砸烂枪支，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百丈岩顶发生激战，吸引了敌人部分兵力，阮英平率领部队乘势杀开一条血路，终于突围。
1993年，叶飞题词“百丈英风”。现百丈岩留有“百丈英风”摩崖石刻。
（区党史研究室）
闽东红军独立师八都战斗遗址
自1934年4月以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被敌人破坏后，闽东党组织就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处于独立活动的境地，因此对外界及党中央的声音知之甚少，只能通过一些秘密渠道获取少量文件、报纸、刊物，对全国形势进行大致的判断。从1936年冬开始，中共闽东特委适时调整了斗争的内容和方式，强调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很好地适应了抗战的形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对日宣战，国共两党实行合作抗日。尽管如此，当听到党中央承认蒋介石领导抗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时，特委领导仍然感到十分吃惊。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思想很不容易转弯。为了证实这一消息，叶飞于8月间率领闽东独立师200多人，打下了闽东沿海集镇——宁德八都，在那里住了整整三天，部队既补充了给养、又得到了休整，并从邮电局缴获了一些报纸。在一张《申报》上，叶飞看到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一是《八路军布告》，这表明联蒋抗日确是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据此，闽东特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联蒋抗日”的精神，彻底改变策略，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举行和谈的建议。经过三轮谈判，11月下旬，迫于全国合作抗日的形势，国民党福建当局答应中共闽东特委提出的和谈条件，闽东国共和谈达成协议。
该遗址地处霍童溪入海口，系八都镇政府所在地，人口4000多人，宁屏路通过镇区，水陆交通方便。
（区党史研究室）
亲母岭战斗遗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地方当局消灭我闽东红军游击队之心不死，对闽东特委提出的“停止内战，举行和谈”的建议不但不理睬，反而以为是红军虚弱的表现而加紧“围剿”。8月中旬，福建省保安第二旅侦知叶飞、陈挺正率领独立师第二纵队一部在连江一带活动，立即派出一个加强连进袭。闽东红军有意避开敌人，向宁德老根据地转移。一路上，敌军紧追不舍。8月18日，闽东独立师二纵队到达亲母岭。叶飞、阮英平、陈挺等领导人凭借亲母岭有利地形，设阵伏击敌人。19日，敌人果然进入了伏击圈，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大获全胜，共毙敌40多人，俘70多人，缴获108支步枪、2挺机枪、5支短枪、200多枚手榴弹和2800多发子弹。敌加强连全军覆没，上至连长下至马夫几乎无一漏网。
亲母岭战役打得干净利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迫使他们接受了闽东特委提出的“停止内战、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这样，亲母岭之战就成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仗。
该遗址与黄土岭南北对峙，地势险峻，大泽溪的支流伞溪在两岭间穿流而过，四周群山环抱，山下形似一个盆子，而从黄土岭通往亲母岭的道路正好跨越伞溪从盆底经过。
（区党史研究室）
亲母岭战役中的邑堡群众 亲母岭战斗，是闽东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后一战。这一战意义非凡，它彻底打破国民党军消灭闽东红军的企图，奠定了闽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基石。战斗过后，从八月到十月，国民党地方当局接受闽东特委和谈的主张，开始了在霍童和在宁德城关的三次谈判。闽东红军乘时局变化之机，集中于桃花溪扩军，于十二月底整训完成，走上抗日的前线。
根据陈挺、黄垂明、陈文发等三位参加了此次战斗的当事人的回忆，亲母岭战斗的发生时间在1937年8月19日。战场双方兵力投入：红军，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约100人，有一挺机枪；敌军，福建保安第二旅一个加强连，140人，2挺机枪，全员装备。战斗持续时间约一个小时。战斗结果：红军毙敌40多人，俘70多人，缴获百余支步枪、2挺机枪、5支短枪、200多枚手榴弹和2800多发子弹。红军仅轻伤数人 陈挺对这场战斗的描述最为详细。
“……我把一支队布置到岭头上，二、三支队放在岭前上山小路的杂树林里，埋伏好，待敌人快要爬上岭头时，小路边的二、三支队先突然开火，紧接着就冲锋，那距离本来很近，一冲就把敌人拦腰切断。岭下枪一响，岭头后的一支队也猛冲下来，半岭以上四五十个敌兵，被我打死打伤十几个，其余的退不得进不得，很快被缴了枪。后面的敌人被二、三支队冲得四下逃散……当场还有许多邑堡村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拿着梭標、扁担、锄头、柴刀帮我们拦截搜索残敌，抓了十几个俘虏交给我们。战斗很顺利，我们以几人轻伤的代价，全部歼灭了敌省保安2旅的这个连130多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 亲母岭战役虽然过去了73年，但这场战斗，也留在了邑堡村群众的记忆中。
邑堡村，村落似城堡，故名，亦名“邑宝”。村在洋中镇北的长湾尾山南麓，海拔670米，离洋中镇二十里，全村六十来户人家，二百多人口，彭姓为主。在邑堡村周围，还有长湾、门口、大林、山都里、神洋、纸湾等多个自然村邑堡村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山高路险，当年却是洋中通往霍童、九都的交通要途。1934年8月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数千人马途经宁德，由洋中前往赤溪，曾经过邑堡村。今年87岁的彭世俊回忆，当时一支“朱毛红军”经过这里，走了一整天，连“草都踏平了”。当年只有六、七岁的彭世当还记得这支着装整齐的红军大队伍经过邑堡村时，红军战士教群众唱红军歌曲，“苏维埃红军，组织游击队，财主反动派，土豪强迫农民，收租又逼债……” 北上抗日先遣队走后，在邑堡村十几里外的支提寺成立了闽东红军独立师，村里有不少青年参加了闽东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成为闽东红军活动的主要依托地——桃花溪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部分。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陈挺等带领的红军常在此活动，群众的基础很好，群众向往革命。到了四十年代，这里仍然是游击区，时任宁德县委书记的吴南启，就是距离邑堡村不远的十八丈村人。良好的群众基础，险要的地理环境，是叶飞等红军领导人选择在此伏击敌人的条件。
邑堡村的彭世俊、彭世当、彭成佳（83岁）、大林村的刘有财（82岁）等4位80岁以上高龄同志回忆： 亲母岭战役的前一天，红军从邑堡村北面的溪边村，西北面的桃花溪村进驻邑堡村。红军队伍大约一百人，红军的首领叫“黄真”，他们都是穿便衣，穿草鞋。红军部队的装备有几十支单粒快（步枪），驳壳枪，还有一挺“50发”（机关枪）。
当天，红军领导人召集邑堡群众开会，部署次日在亲母岭进行打仗的准备工作。全村群众分为四批人马分头行动：挑担组、步哨组、后勤组、参战组。
挑粮组的人员有彭长瞪、彭成务、彭成溪、彭长春、彭长波、彭世俩等6人，主要负责到洋中买米挑到村里供红军食粮。
放哨组的人员有彭世举、彭世住、彭长榜、彭伏养，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清晨时分到山都里村旁边的大瀑山岗放哨，观察对面山敌人的动静。大瀑山地势险峻，在亲母岭两山之间象是一平台由南向北伸出，人站在山顶上对面山情况看得的一清二楚，尽收眼底。
参战组人员有彭世两、彭世住、彭永目、彭长浪、彭成务、彭成溪、彭长春、彭长波、彭世俩、刘桂程、彭成宝、刘有用、刘有林、刘有钰、刘必丛、刘家田、彭世举、彭成利、彭世住、彭长榜、彭伏养等百来号人，主要是青壮年，可以说是全村群众出动。同时准备好第二天参加战斗的器具，如枪担（圆两头削尖）、狼筅枝（砍去竹枝留下尖杈）、鸟枪、扁担、锄头、柴刀等。任务是带路引领红军占领亲母岭南面一侧的纸湾（大岭）岗、十字路岗、牛山堂岗、山都里岗四个山头，也是亲母岭的制高点。占领这几个山头就等于让敌人陷在红军的重重火力包围之中。
后勤组主要是全村的妇女、老年人、儿童，带着粮食厨具后撤到村后坑里山竹林深处躲藏起来，以防敌人的突袭。同时做好红军后勤。
1937年8月19日。全村群众按照红军的部署，一切准备就绪，挑粮组人员大清早就出发前往洋中，为红军挑米。到了近午时，就将粮食挑了回来。
近午时，两位步哨回来报信，说峡谷对面山上的敌人已经出现在峡谷的路上了。于是红军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由群众带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分赴几个山头，布下埋伏，就等着敌人进入口袋之中。
原来，在红军到达邑堡村前，这一支国民党的加强连，一路尾随着红军，从连江罗源一带一直跟来，最近时只隔着十多里路。在红军到达邑堡村时，国民党追兵就驻扎在亲母岭北面的黄土岭村。
亲母岭，两山夹峙，中间流泻着一条宽约十五六米的溪流——大泽溪的支流伞溪。溪流落差大，溪中深潭连串。伞溪两边，北面属九都乡黄土岭村地界，南边属洋中邑堡村界。从北边的黄土岭村往邑堡村，需下岭，过溪，再上岭，两山之间，以接近山顶的山都里村与对面的后坊村之间的距离来看，不过一千米左右，传说曾有亲家母对面喊话，走亲戚却走了半天，故而名为“亲母岭”。峡谷的溪中有一简易木桥，此处海拔约为370米。从溪边沿着二尺宽的石阶路登岭，由低到高，分布着山都里、纸湾、牛山堂、大林四个小村落。其中山都里海拔约590米，而岭头的大林村，海拔则在680米左右。也就是说，从峡谷底部的溪边登到亲母岭的岭头，高差在三百多米，道路蜿蜒，十分陡峻。山都里、纸湾、牛山堂与大林村附近，分别有几座小山，在小山顶上，山道尽在视野中。
从邑堡村出发，到岭头的这几个小村，路程约不到四里路，急行军不过二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因此，当哨兵眼看敌军从黄土岭一侧下山，沿溪边行军时，红军主力以逸待劳，从邑堡村中出发，预先设下埋伏，只等敌人前来。 8月19日这一天，中午才过，敌人过了溪。由于天热，一些士兵还下水洗澡，这就更加拉长了队伍的散兵线，也延缓了行军的速度。
当敌人一个个大张着军衣，架着枪，摇摇晃晃地在骄阳似火的中午登岭，吃力地走到山都里、纸湾附近的山道时，陷入了红军的埋伏圈中。红军首长命令一下，枪声不绝，战斗打响了。架设在大岭岗（纸湾岗）上的红军机枪居高临下，正对着百米外山道上的敌军猛烈扫射。敌人被红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四处溃逃。但是有一小股敌人以一岩体做掩护，与红军对射。红军首长下令吹号子佯装撤退，敌人中计，沿着山道往上冲，可是红军突然又猛烈开火，并发起冲锋，一举就将敌冲散在狭窄的山道上，全部将其歼灭，枪声前后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
邑堡群众熟悉地形，随着红军战士在山上拦截搜索残余敌人，抓了十几个俘虏，缴获十几支枪支交给红军。
亲母岭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尽，如今的寂静的山道上洒满着枯叶，曾经激烈厮杀过的战场上不时地惊起长尾的白鹇。但是，这场战斗的痕迹仍在，当年的弹孔还残留在空屋的土墙上，战斗的一些细节仍然保留在几位老人的记忆中。他们亲眼见到过抓获的敌人和缴获的枪支，亲身感受到了战场上激烈的枪声与喊杀声，战后还在战场上捡到了成箩筐弹壳。他们还记得敌人仓皇逃跑，有不少敌人就淹死在溪中的深潭中…… 战斗结束，红军队伍即刻撤往桃花溪村。几天后，驻扎在洋中的敌人一支队伍前来对邑堡村群众进行报复。但是敌人走到离邑堡村六七里远的炉头村边，突遭一窝虎头蜂的蜂蜇，好几个士兵受伤。这使得刚刚在亲母岭战斗中惨遭失败的敌人如惊弓之鸟，不敢冒然进犯，匆匆回撤，邑堡村群众也因此幸免于难。由于惧怕敌人报复，邑堡群众也不敢出村。
一段时间以后，范式人前往宁德城关与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合作的事宜，途径邑堡村。村里的彭长波、彭长浪、彭成宝等三人为其抬轿到宁德。
之后，随着国共和谈的气氛形成，红军严阵以待，敌人终于再没有前来报复。邑堡村的群众也很快地知道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这样，邑堡村群众解除了惧怕国民党报复的心理，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彭佳潘 甘峰 郑贻雄）
独立师北上抗日整编地遗址——桃花溪村 1937年10月，中共闽东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示精神，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闽东当局谈判，一面将红军独立师及各县游击队陆续集中宁德桃花溪根据地。其时，闽东独立师三个纵队共700多人，各县的地方游击队有二、三百人。为了扩大抗日队伍，中共闽东特委还要求各个支部给闽东红军输送新战士。10月中旬，闽东独立师、地方游击队及新招收的战士共1300多人，集结在桃花溪整编为三个营，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
11月下旬，为了给北上抗日做好准备，整编不久的红军游击队及准备留下来开展后方工作的干部全数移驻虎贝石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努力提高政治、军事素质。
1938年2月上旬，叶飞从南昌新四军军部受命归来。这时移驻虎贝石堂的部队已经根据闽东国共和谈协议移驻屏南县双溪、棠口。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东红军独立师取消原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的番号，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2月14日，六团在叶飞率领下，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桃花溪村系宁德霍童镇桃坑行政村的驻地，地处宁德西北山区，海拔760米，距城关约60公里，距霍童镇区35公里。位处霍童、洋中、虎贝、九都四个山区乡镇交界的支提山中的一个平坦而开阔的幽谷，周围山青水绿，林木葱郁。是老区基点村。
桃花溪村名的来由，传说是古时村中桃树甚盛，村后有一小溪的缘故。村上居住着陈姓村民120多户470多人。据族谱记载和族老相传，陈氏开基始祖是在明朝初年，从地处东南沿海的宁德七都镇迁居到此的。七都的先祖是宋代由中原南迁，居住于七都镇官亭村的讲前路，即宋代名儒朱熹在此开设“六经讲堂”的前面。到了明代，由于倭寇侵扰，不得安居，陈氏的一支人家就决定迁徙他乡。临行前，请教一位风水先生，先生指点说“往西北山区走到有桃花飘流的小溪之处就是最好的定居之所”。于是这一陈氏家人走到这块群山环抱，又有桃花飘流的小溪之地，就此定居下来，世代繁衍，人丁兴旺。桃花溪的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闽东独立师红军领导人驻地在桃花溪村的陈氏大厅。大厅始建于清朝末年，位于村中心的高处，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厅前有一较为宽阔的空坪，厅右有一口古井。古井有着两个奇特之处，一是虽地处高位，却泉源不断，井水常年不竭，就是大旱之年也不干涸。二是若遇连日降雨，当井水溢到井面时，则第二天就要转晴。所以这口井不仅是村民的饮水之源，也是预测天气的“晴雨表”。
由于该村离县城和镇区遥远，山高村深，道路崎岖，是进行地下革命和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又地处群山幽谷，山水青绿，是个宜耕宜居之地。而且周边自然风光旖旎，村后背枕海拔932米的系山头山，离村5公里就是“天下第一山”——支提山和佛教圣地华藏寺，村四周还有诸多胜景。早在古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到此一游，并留下不少赞美的诗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的诗篇就有五十二首。现录二首以餐读者。邑人陈迁壁诗曰：“谷口桃花峡，奇峰迭磴通。村藏仙鹤舞，溪锁铁牛雄。石室迷芳树，天灯点碧空。惮宫深处造，披薛访支公。”石堂黄家村诗曰：“欲访桃源下小溪，花飞夹岸水声低。山中草木春常在，吟到东来又到西。” 解放后，该村面貌焕然一新，建有村委楼、学校、会场、水电站、医疗站、自来水塔等，通电、电话、电视信号，还修了通往城关的水泥路。
该村已被列入闽东红色旅游的景点，前往观光旅游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游客逐年增多。
（林承威）
桃花溪点编 ◎陈挺
1937年11月底，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我们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12月初，全闽东各路红军游击健儿800余人，先后集中在宁德县桃花溪一带，过几天，便在桃花溪接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指定的省保安二旅官员的点编。
我们与国民党闽东当局从谈判到达成协议，一直是斗争过来的，在点编问题上，我们又同样同他们有斗争。先是点编地点，我们坚持地点由我们来定，不能去他们指定的地点；接着是点编方式，他们坚持要全体集中点编，我们则强调场地小，部份部队必须担负驻地周围的警戒任务，不能全部集中，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拉上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最后点编官员不得不照我们的意见办。
点编前，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给战士们说清楚，我们是为了民族大局，才同国民党合作的，不是编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更不是投降，改编后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要求大家点编那天，一定要精神振作，队伍整齐，服从命令听指挥，表现出我们红军战士高昂的士气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思想动员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几天队列训练，为了多争取到一些服装和经费，我们每个连都还空报了十几个人数，事先交代好一部份战士，在一个连队点编完拉出来后，再悄悄地插到其他连队去，记住自己的假名。点编那天，我们也做好了战斗布置，防止国民党利用点编来偷袭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那天上午吃过早饭，部队就按计划集中在几个地方等候点编。
点编地点就在桃花溪村祠堂前的一块空地上，场地不大，只能站一个多连的人员，这是我们有意选择的。我带的独立师一纵300多人编为第一营，第一批拉到点编场。点编官员是我们过去的老对手——国民党省保安二旅派出的5名军官，他们表情严肃地站在点编场上，当时叶飞、阮英平等领导同志在村里指挥整个部队点编行动，没有到点编场，就由我陪着保二旅军官们开始点编。
编一连拉上来了，排成两列长横队，先由一连长报告到场人数，多少枪枝。
保二旅领头的一个旅部副官还礼后发出口令，命令一连向后转，前进几步，又转回立正，然后翻开花名册，对着名册叫人，每念到一个名字，我们战士就大声回答“有”。我在队列前踱着步子，对战士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满意。
点完人头后接下来是验枪，登记枪号。还是那副官喊名字，被喊到名字的人便出列，双手将枪递给一位验枪的军官，那军官熟炼地拉拉枪机，查查机件，随之报出枪号码，由旁边另一名军官记录，没验几支枪，验枪官就显得很不耐烦，验完的枪就用力往我们战士胸前一扔，一个战士没防备，一把没接牢，枪托滑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声音不大，却把全场都震动了，不满和敌视情绪从一连干部战士的目光中流露出来，那验枪官在众目睽睽下，还冷笑了一下，又摆出老兵痞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又接过一支枪，验完，仍旧往战士胸前一丢。我心里不快，但当场又不好表露，我就在队列前提醒同志们说，大家注意些，把枪接好。这时一个班长出列了，送枪给验枪官时也来个单手抓枪用力朝对方胸前扔去，那军官很老练地单手接住枪，得意地点点头，验完枪又扔回去。这下好了，后面出来验枪的战士全学着那班长样，不再递枪了，一支支枪只管往那验枪官胸前扔，那军官开始还故作轻松，满不在乎地一一接住，后来不断地这样接枪，大概虎口和手掌都让枪撞疼了，手也软了，接过枪后也没力气往外扔枪，只好慢慢递回去。我在一旁看看好笑，想在我的战士面前耍花招，现在吃苦头了不是。我心里赞赏一连同志们有志气，就是不能在过去的老对手面前服软。一连就是这样同验枪官暗扭着劲，把枪验完。一连队伍带下去后，上来的二连知道点编官想出我们的洋相，大家早有准备。那验枪官可能折腾累了，只好换出另一个军官验枪，他自己坐一旁休息去了。新上来的军官见过刚才那场面，验枪动作比上一个小心多了，验完枪都是递还给我们。
一营点编完由我带回去，这时才听战士说那个保二旅的验枪官是个排长，3个多月前在亲母岭反击战中，当了我们的俘虏，后来给放回去了，不知又怎么给混上了点编官。他验枪时看到一营战士手中有这么多枪曾是属于他那个被全歼的连队的（亲母岭一仗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多留在一营，又大多数集中在一连），难怪怀着一肚子恨，想借机小报复一下。
整整一天，点编工作才结束。点编后，部队开到石堂待命，在那住了20多天，又移到屏南县城和附近的棠口镇住了近1个月，这期间，叶飞同八路军代表顾玉良一块去了南昌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底，叶飞同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一起回到屏南，向部队宣布了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命令，同时还宣布了六团领导干部的任命：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我任一营营长。春节刚过，六团就奉命开赴皖南集中。
（选自《闽东健儿征战录》）
闽东红军石堂整训
闽东红军“石堂整编整训”发生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间，历时二个多月。
“石堂”，四面环山，围成山间盆地，中间有一自东向西的小山相隔，北为文峰村，南为梅鹤村，风景优美。两村保存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古建筑，人口近4000人，历代名人辈出。
1937年冬，闽东红军游击队和各县游击队陆续集中宁德桃花溪整编。随后红军三个纵队和师部移驻虎贝石堂进行了为期二个多月的集训，一营、三营驻在石堂黄厝（现文峰村），二营驻石堂林厝（现梅鹤村）。整编时三个纵队编为一、二、三营（每营3个连），一营主要是闽东红军2纵队组成，营长陈挺，教导员沈乃宝（后张朝富）。二营营长沈冠国，教导员金信江。第三营由地方游击队和后方工作人员编成，班、排、连干部由原纵队、地方游击队干部充任。整编后三营大约有三四百人，黄培松任三营长，教导员戴炳辉，黄培松在石堂整编后不久就拖枪叛逃。
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闽东红军进驻石堂后，司令部和整编后的六团团部设在现文峰村的黄云蒸、黄云烟、黄云堂厝，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都在此住宿和办公。叶飞住宿办公的屋子在该房西边前廊庑，至今该屋窗格上还清晰地留下叶飞警卫员点蜡烛烤焦的斑痕。当时该房屋前墙飞檐处架有无线电天线，屋内安有电台设备。顾玉良同志当时也住在该厝内，大家都叫他顾参谋长。一营营部设在黄兴印厝，三营营部设在黄树宝、黄应堂厝，士兵分驻在全村各家各大户。同时，村中设立多处训练场，每天战士都在训练场上苦练杀敌本领。六团枪械修理车间和被服车间设在黄亦雷、黄云焙厝内，枪械修理车间在后廊府，被服车间在前厅，楼上有缝纫机四台，楼下有缝纫机三台。六团在石堂整训期间在群众中统一使用苏维埃钞票。顾玉良来视察部队也是从桃花溪方向取道石堂梨岔进村，当时部队和全村群众在各个路口张灯结彩，离主村10华里的梨岔山上都结了彩。顾玉良同志进村后不久，部队指战员换上新军服。
1938年1月，叶飞和新四军军部李子芳同志从南昌回到闽东，宣布1300多名闽东红军正式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支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军需主任许威，副官林德春。林筹生、范式人负责后方留守处。
（编者注：另据原红军老战士陈文发回忆，闽东红军一部石堂整训时驻新亭村） 在石堂两个月整训期间，战士们生活非常艰苦，晚上睡在地下或楼板上，下铺一层稻草御寒。吃得是地瓜、芋头。虽然生活艰苦，但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团结友爱，革命的热情很高。
在集训期间，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按整编要求进行第二次挑选，把应该留下坚持后方工作的地方干部名单确定下来，并参加了培训。二是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由熟悉军事技术的原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伤病员和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投诚过来的官兵当教练官，每日教战士掷弹、射击、班排进攻、个人动作和队列训练等。三是政治学习，每周五个晚上学习党中央《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书》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材料，还进行文化学习，教唱革命歌曲等。第一课由阮英平同志给战士们讲“穷人为什么要当红军”的革命道理，使入伍的新战士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当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黑板也没有粉笔，但文化教员因陋就简，用木炭在门板上写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大家。四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对军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当时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抗日俱乐部”，教士兵和民众唱《国共合作歌》，这首歌歌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站在一条线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一起走上抗日的战场………”此外，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倒日本鬼子》、《大刀进行曲》、《锄头歌》等等。五是安排后方干部，布置后方工作，确定后方任务：（1）建立后依托地，给我军准备联络立足之地，（2）随时给前方部队输送兵员，（3）监督防止土豪劣绅反攻复辟。
留守在后方工作的干部由范式人同志领导，并建立了宁德留守处，专门处理对外事宜。
根据上级指示，部队于1938年1月下旬离开石堂，移驻屏南棠口待命北上抗日。2月14日，1300名闽东健儿在叶飞、阮英平率领下，从屏南出发，离开闽东，浩浩荡荡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黄垂贵）
百丈岩，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宁德蕉城虎贝乡是个革命老区，有众多的革命遗址，其中尤以“百丈岩”闻名。位于虎贝乡北行五公里处的百丈岩，又称袈裟岩，名副其实地高达百丈，危峰兀立。在春日里，踏足此地，苍翠的松柏沐着春晖，恭迎道旁，让你顿生肃穆之感。沿着这条山路前行，越往高处登攀，就越发寂静幽深。可是如果你知道七十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那么你的一颗心定也是如我般于这寂静处反倒生出了不平静。何止是不平静，此时就连带着暖意的春风吹来，都仿佛让我嗅到了1936年冬天那一场战事中硝烟的味道。
1936年，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德梅溪、桃坑、虎贝等村庄采取“步步为营”和“三光”政策，“围剿”红军游击队。苏区的群众惨遭劫难，斗争日益残酷。当时的闽东独立师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这年初冬的一天，闽东特委组织部长阮英平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三纵队120余人，从连江罗源一带山区转战来到了宁德虎贝乡东源村。
东源村，这个村落四周秀峰环抱，山高林密，而且中间低凹如碗，看起来确实是个隐蔽的地方。难怪1936年的那一天，阮英平率领部将来到了这里。当时，这个小村庄只有十几间土屋，居住着四十多户贫苦农民。中午时分，乡亲们正兴高采烈地为部队生火做饭时，有刺耳的枪声传来，是哨兵在鸣枪报警，原来有一个连的敌兵从虎贝桥头方向逼近了东源村的驻地。情况紧急，不能打无把握之战，于是阮英平一声撤退令下，部队迅速地从东源村后门山撤退。
后门山右侧有一条通往桃花溪的小路。这条小路如今静逸安然，但是七十多年前那些匆促的步点一定还是踏疼了它。战士们匆匆地撤退，就在部队刚抵达路口，准备撤往根据地中心时，山岔口却冒出一股敌人。激烈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虽然战士们骁勇无比，但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战士们在阮英平指挥下向后山的百丈岩方向且战且退，寻找突围战机。可是当红军撤到第二个小山包时，敌人再次蜂拥而上，来势异常凶猛。危急关头，23岁的支队长阮吴润临危受命，果敢带领20多名战士抢占百丈岩顶。敌我双方在岩顶窄小的山坡上展开了恶战。
攀爬上百丈岩顶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分明是个春意暖暖的午后，可是一想到在这里曾有过的坚苦卓绝的战斗，任何人的心都会疼得缩紧。我是如此不忍继续诉说这个惨烈的故事。草木无言，青山不语。该也是一种祭奠吧。它们一定都还记得曾有那些兵士为了正义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山崖吧。
百丈岩顶的那一场激战至今会让这里的山石都感到战栗。这是怎样的一场恶战啊，弹药用尽了就贴身肉搏，即便是抱着敌人一起滚下山崖同归于尽。最后，寡不敌众的九名战士被逼到了百丈岩的岩顶边缘。生与死就悬于一线，不成功便成仁，阮吴润等九名战士宁死不降，毅然砸烂枪支，相继纵身跃下悬崖，舍生取义的壮举就在一瞬间成就。那一刻，血色弥漫了百丈崖。
而这一刻，泪水迷蒙了我的眼睛。我的目光落在了山壁上镌刻的“百丈英风”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上。这是1994年，在纪念闽东苏区创立60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叶飞为这些在百丈岩中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题写的。是啊，他们的浩然正气正如烈烈长风永远在这百丈岩崖间回荡。
因为百丈岩的激战吸引了敌人的大部兵力，赢得了时间，阮英平率领部队乘势向侧杀出一条血路，向天峰亭方向安全转移。当晚战斗结束后，在夜色掩护中，我地下党工作者与天峰亭村、东源村群众化装成樵夫，冒着生命危险，摸黑上百丈岩，寻找伤亡失散的战士。经过搜索，找到几位负伤掉队的同志，把伤员送秘密到天峰寨，把死者掩埋好。遗憾的是，在英勇跳崖的九位烈士中，至今有三位尚无法查证姓名，那么，就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另外六个值得被铭记的名字吧：阮吴近、冯延育、余深德、高细瑶、谢兆亮、何帮灿！这些人里，年长的时年34岁，年轻的仅有19岁。1984年在纪念闽东苏区创立50周年时，福建省党史等有关部门在福建革命纪念馆的展示厅内请人泥塑了一尊“红军血染百丈岩”的塑像，以志对烈士们的悼念，微缩景观栩栩如生，引人注目。
生命的轮回与历史的行进一样，一刻也不曾停止，岁月在无声地流逝，却总有些记忆会永久地留存在苍茫天地的书卷中，鲜妍如初。百丈岩烈士们用他们的壮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魂魄托日月，肝胆映河山”。这春日的百丈岩，巍峨着它的巍峨，静默着它的静默，但是那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就如这满山的杜鹃，开遍了山野，永远怒放在人民心间！ （林小耳）
走近桃花溪 初次走近桃坑村，我还是个懵懂少年。满眼葱绿的竹海、妖娆盛开的杜鹃及小溪潺潺流水声，让我惊叹于白云深处桃坑的静谧和美丽。这里莫不是金庸小说中的东邪黄药师及其聪颖过人的女儿黄蓉所在的桃花岛？踏着脚下芬芳的泥土，我寻觅无果。听村里的老人说古时村中桃树甚多，村后有山涧小溪，所以又名桃花溪村绕村一圈之后，找不到桃林也没见到想象中的桃花岛，我如匆匆过客，带着些许遗憾悻悻离开。我不知道，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这里可是闽东革命的根据地，闽东红军长期驻此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啊！ 再次寻访桃坑，我已参加工作多年。初夏，团组织开展深入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我扛着“重走红军路”的队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再次走近桃坑。从村支书的介绍中，我认识了桃坑，也了解到桃花溪整编的故事。
1937年10月，由叶飞带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及各县游击队集中于此整编，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后移师虎贝、屏南双溪、棠口，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叶飞团长的率领下，1300多闽东籍子弟毅然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在当地村干的指引下，我驻足于“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整编纪念碑”前，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遥想当年闽东红军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百折不挠坚持斗争，给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后来的战略大转移。这是何等的英武非凡、气壮山河啊！ 还是这支部队，为了抗日大业，1300多名闽东籍子弟告别父老乡亲北上抗日，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愈战愈勇、屡建战功，成为新四军、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脍炙人口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坚持阳澄湖畔斗争的新四军三十六位伤病员中，绝大多数来自闽东老区走出的红军战士。桃坑村就有多人参加红军并随队北上抗日，已知姓名的有陈富何、陈郑珠、陈华菜等烈士。这些战士多数牺牲在战场上，都没能再回到闽东故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又是何等的铁血丹心、感人肺腑啊！ 来到村口的陈氏祠堂，这是当年红军整编的地点斑驳外墙上依稀的红军标语，依旧夺人眼球。厅堂上悬挂着锤子和镰刀组合的党旗，教人举目仰视，满怀敬意。简朴的卧室、黄泥巴的土灶台及陈列的当年红军使用的马灯、红樱枪、大刀，一切自然得满是尘土的气息，世俗不侵，又自然得让人亲近难舍，感慨良多。我仿佛看到了叶飞团长、阮英平副团长在这里秉烛夜谈，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仿佛看到了红军战土在这里刻苦学习、积极训练，红旗漫卷，军号嘹亮的历史画卷在这里定格、放大，迎接全国解放的曙光。
走出屋外，山风拂面，环视四野，青山如黛。望着眼前整洁的村落，绿油油的稻田，垄垄连片的茶园，随风摇曳的竹林，我徜徉在老区土地红色的世界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桃坑村与各地老区村一样，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村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区五通”（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视、通电话）工程的实施，让老区人民过上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如今交通便利了，信息灵通了，发展特色产业、开发红色旅游，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在村口，我遇上了一位老大伯，一位老村干，他欣慰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老区扶持政策，也就没有今天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
感谢你，桃花溪！祝福你，老区人民！ （陈斌） 编者按：1938年2月，从闽东各地走出的革命武装1300多名指战员，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离开闽东北上抗日，开赴苏中战场在攻打浒墅关、奇龚上海虹桥机场以及黄桥决战等战斗中屡建奇功他们中的36个伤病员后来在张家滨养伤，在阳澄湖上坚持斗争，沪剧《芦荡火种》和现代京剧《沙家浜》就是以他们的斗争为主线而创作的
驰骋江南歼敌寇 ◎刘飞
抗日战争时期，在江南苏（州）常（州）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跃着一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由新四军六团为主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江抗”不畏艰险，击敌寇的战斗业绩，曾为江南人民广为传颂 奇袭浒墅关 一九三九年初夏，“江抗”东进至江南地区后，指挥员叶飞同志就和我们研究（当时我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应该先打一个出色的歼灭战，不管多少，全歼一股日寇，扩大影响，站住脚根。
目标，就选中了浒墅关车站。浒墅关地处沪宁铁路中段，是个很重要的水陆码头，距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不远，在敌寇心脏地区打上一仗，是极有意义的。
在摸清了敌情和地形之后，部队出发了。当我们看到浒墅关车站那模糊的阴影和星点微弱的灯光时，时针已经指在十二点上，这正是我们开展攻击的大好时机。
攻击的命令下达后，主攻的二连动作敏捷地摸进车站。这时，车站西边日军住的那一长列平房已经处于二连的包围圈中。日军平房四周，全是铁丝网，一个哨兵在来回巡逻。
二连连长吴立夏摸到铁丝网跟前，把手一挥，不一会铁丝网被剪开了一个缺口，紧接着他们几个人翻过铁丝网，那踱着方步荡来荡去的敌哨兵，很快地被吴立夏他们背了“死狗”。
尔后，吴立夏带着一部分战士，又摸到日军的平房角下，从窗孔扫视了全屋，发现日军把三八大盖、机枪和钢盔等，一排排摆在墙头角下，所有的敌兵，赤膀露腿地在呼呼大睡吴立夏左手一挥，跳起高喊：“同志们！干掉他们！”随着吴立夏的喊声，一排排手榴弹向屋里扔去，屋顶被揭开了，火光直冲天空。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乱成一团，束手无策，双手捧着脑袋“哇哇”直叫。只有几分钟，大堆敌兵躺在血泊之中，为“东亚圣战”尽了忠，还有一些敌兵慌张之中从后门溜出，想死里逃生。可是，我们等侯在后门的战士的刺刀早就准备好了，逃跑的敌人也全部被消灭。
激烈的战斗结束了，三十多个敌兵全部“报销”。车站的枪声刚止，东桥又连续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巨响震动着大地，铁路桥随即腾空而起，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夜空中，我们的部队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迅速撤离了。
浒墅关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江南人民提起“江抗”，就把四个指头伸在你的面前，神秘而敬佩地称你为“老四”（新四军），“江抗”从此军威大振。
火烧虹桥机场
一九三九年七月，“江抗”的一支部队在叶飞、吴焜、何克希率领下，直逼上海近郊。
一天傍晚，部队在青浦地区追歼一股伪军。一路上战斗很顺利，边攻击、边前进，一连追击了几十里路，捉到不少俘虏。
营长廖政国和青浦顾复生部带路的同志走在最前面，看到一片建筑物，就问：“这是什么地方？” “虹桥飞机场。” “有飞机？”跟在他后面的侦察员问。
“当然有。” 廖政国同志考虑：飞机场是个重要地方，如果袭击得手，倒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战果。八路军不是有个“火烧阳明堡”嘛？我们也来一个“火烧虹桥飞机场”！看来，虹桥紧靠上海市区，敌人不会防备到我们部队会出现在这里，一定很麻痹大意，奇袭是可以成功的。只是敌人增援很快，一定要快打快撤。决心一下，就找了几个连排干部研究了一下，大家说：“打！”于是立即行动起来了。
侦察班以神速的动作摸进了飞机场，没有枪声，也没有叫喊……。被俘虏的伪办事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屋子里，一个个惊魂未定，大热天里直打哆嗦，一声也不敢哼。
侦察员报告：“营长，发现飞机！”果然，停机场上一排停着四架飞机，高翘着尾，平伸着两翼，还套着帆布套。
廖政国同志立即组织部队继续搜索。这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起，敌人打开了探照灯……。
“烧毁飞机撤退！”一声令下，几个连长、指导员帮着侦察员七手八脚地搬汽油，找引火，忙着一团。刹时间，烈火熊熊，飞机被火舌卷住，烈火越烧越旺……。
这一晚，上海的日军惊惶万状，彻夜炮声隆隆；但我们“江抗”的英雄们，则带着兴奋和喜悦凯旋了。
第二天，“火烧虹桥飞机场”的消息，在上海各界传开来。连上海外国租界出版的《密勤氏评论报》、《译报》、《大美晚报》等都用新闻加以披露。日寇残酷统治下的上海人民，从虹桥机场的火光中，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曙光。
阳澄湖畔鱼水情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进我肺部，我负了重伤，辗转来到了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医院的负责人是六团卫生队长林震。在这个医院里，一共有夏光、黄烽等三十六名伤病员。这时江抗主力部队因顾全抗日大局，已经西撤了。我们潜伏在美丽的阳澄湖畔，小渔船既是床又是医疗室，也是交通工具。那时由于环境险恶，所以这所“流动医院”大部分时间隐蔽在阳澄湖里，只有在情况允许的时候，才能登陆到张家浜、陆港、董家浜和横川心泾一带，搭搭脚，或住上一天半日，然后又回到船上来。
医院的医药器材是相当困难的，连一瓶碘酒、一片阿斯匹林，或一滴红汞，都是医护人员在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伪军的道道封锁，从上海采集来的。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保障对伤病员的治疗，他们把药品放在盛咸菜的罐子里，上面再放些蔬菜伪装，然后分别送到各户保存起来，只要一有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乡亲们，马上就淌着河浜大渠，到船上来给我们换药。
几位护理员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往往完成着大人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些“小鬼”，有些是从上海下来的学生、工人，有的是当地乡亲的孩子，他们不论是白天黑夜，不是给我们伤病员送饭送茶，就是外出侦察。有了情况，飞速通风报信，医院就可防备或转移 秋后，天气渐渐由凉转寒，阳澄湖的芦苇大部分被割光了，再没有一点遮风避寒的地方。张家浜的乡亲们把我们从船上接了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把我们分散安置在稻草棚、草垛里，既能隐蔽，又暖和。
有一天，日军突然偷袭，几乎逼近村头时，我们才发觉，顿然间，枪声四起，群狗狂吠，眼看日军占领了村边。部分轻伤员和村里的自卫队向枪声迎面赶去，准备阻挡一阵，掩护重伤员撤退。乡亲们和护理人员把我们几个重伤员抬了起来，迅速向河边撤退当我们快到河边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村落敌人看得见我们，我们也看得见敌人，正在这火烧眉睫的时候，乡亲们把一只船飞速划来，转手就把我们拉上了船，射箭似的隐入湖中，脱离了险境 十一月，我们的伤病基本痊愈了这时候，杨浩庐奉陈毅之命到阳澄湖，通过地下交通站，找到了县委领导人和我们伤病员，传达了陈毅同志的指示：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即“新江抗”），壮大抗日武装队伍，坚持原地斗争。
在以后的战斗年月里，以三十六名伤病员为基础的这支抗日武装越战越强，发展壮大，皖南事变后正式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 注：此文为原南京军区顾问刘飞同志遗作。
（原载1985年9月2日《文汇报》第三版） 坚持战斗在沙家浜的36位伤病员姓名： 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潘阿兴、赵阿三、李之毅、张金雷、康垒龙、陈金荣、叶辉青、狄凡、叶成忠、张英、薛村、张世万、何刚、周义大、王新明、钱卓云、金辉、金耀忠、袁阿毛、朱墨陶、黄介成、王佑才、巫中、叶克寿、李立根、谢锡生、李朱、刘义龙、黄德清、吴志勤、陈明、何彭福（注：36个伤病员中，有34人是闽东地区的老红军，夏光同志系湖南省武冈县人） 1939年11月6日以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成立司令夏光、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杨浩庐、政治部副主任黄烽， （摘抄自宁德市新四军研究会编《闽东新四军芳名录》）
东路抗敌 ◎黄德清 “江抗”浩荡东进，震撼了日伪军。他们不得不从各地调来几千名日伪军，准备“扫荡”我军。于是，发生太仓“芝加苏”（据口述音译）之战。
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傍晚。“二路”纵队我所部大队四百余人急行军来到锡沪铁路以北、太仓靠昆山不远的一个村镇，这地方河流纵横交错，泥沼众多，十步一小桥，经过一天急行军，战士们累得东倒西歪，都靠墙而睡了。炊事员正在埋锅做饭。突然，哨兵急报：大股日伪兵正向我驻地扑来。我大吃一惊，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加上河流纵横，交通不便，后退已来不及了，只好率队仓促应战，一时陷于被动敌人蜂涌而至，密集的炮火立即封锁了我们的退路。我一边派人另寻出路，一边指挥战士沉着应战。激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上午，我左腿中弹挂彩，鲜血直流，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待我醒来时，已是第三天凌晨。这时部队已奋力拼杀突围而出了。
这时，村里一位负责抗日民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叫来了保长，还有一位姓金的村长，带着一些人一同巡查战场，对一具具尸体仔细查看。他们看到我左臂上的“江抗”臂徽，见我还有一丝鼻息，摸摸我的胸口，听到心脏仍在跳动。于是，把我抬进村去，替我洗去血污，包扎了伤口，换了一身老百姓衣服，装扮成一个战时受伤的老百姓，由金村长护送，安全到达上海，进“长生医院”治疗。
“江抗”东进到达太仓后，全歼了苏州附近的浒墅关火车站日寇守备队，又进军嘉定、青浦、一直打到上海郊区，袭击了虹桥飞机场。接着，主力在徐市整编，改番号为“挺进纵队”，然后从容向江阴西撤。
主力西撤后，负伤的同志全部留在东路，还有一所后方医院。伤员有我和顾山战斗中负伤的刘飞，还有黄烽、吴立夏以及因病留下的夏光等同志，大部分是闽东佬。我们三十六个伤病员分散流动于阳澄湖畔的横川、心泾、陆巷、萧泾、长浜、张家浜、西董家浜等村庄，农家的客饭堂、厨房、牛棚、猪圈就是我们的病房，卸下来的门板当病床。我们转移的交通工具是阳澄湖里的捕鱼小船。“后方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非常缺乏，只有少量的红汞碘酒和棉花纱布等。我们的驻地处在敌伪据点的包围之中。农村被“忠义救国军”和地方土顽势力盘踞着。“江抗”转移西路后，东路失去了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的保护，日伪军及土顽武装横行无忌。我们三十六位伤病员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行动异常困难，而且又大都是红军老战士，操着一口闽东腔与这一带方言区别甚大医院的四位医生和十多位女护士也是非战斗人员。在敌伪顽势力猖狂的险恶环境下，若不是阳澄湖的人民用生命保护了我们，我们是一刻也活不下去的。至今，阳澄湖人民向常熟县委所发的誓言，仍萦绕在我的耳际——“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在，三十六个伤病员同志就能活着！”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里朴实而又伟大的人民。
十月间，杨浩庐同志返回东路，向我们传达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说叶飞司令员同意我们留在东路的同志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于是上级决定，以我们三十六名伤病号为基础，再动员一部分地方抗日积极分子，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由原六团作战参谋夏光担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协助杨浩庐同志工作。这时，我在东路任大队长。这样，新的“江抗”诞生了。
“东路司令部”刚成立不久，即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农历春节）与日军在洋沟楼发生激战。洋沟楼地处阳澄湖滨。我们一部在夏光率领下，于二月六日深夜，乘坐小木船在此登岸进村分散休息。第二天，战士们有的替老百姓挑水扫地，有的排练节目，有的在村里搭戏台，准备大年初一的军民联欢正在这时，嘹望哨发现前方湖荡中，有一只木船慢慢向我们这边荡来，船上两人披着蓑衣，很象渔民，船靠岸突然从船仓底下钻出好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那天，放哨的哨兵是个近视眼，等他们跳上岸来，才呜枪报警。刚报完警，又有三艘日军汽艇从湖荡中钻出，开足马力向我方全速进逼，并开枪开炮，以掩护登陆行动。听到枪炮声，我们立即投入战斗，凭借老百姓的房屋，土墙、土坯等掩体向敌人展开激烈的村落战，由于河道多，村与村之间都要用船交通，而我们一时又摸不清敌人的实力，只好命令部分战士上西边高地或屋顶抵敌，其余人则架起浮桥边打边向东边撤退。就这样，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从一个村庄打到另一个村庄。不久，夜幕降临。敌人怕我们破坏他们的船只而被截断退路，只好退却离去。这一仗，击毙昆山县城日寇大队长萨一岛，敌伤亡几十人。我方特务连也损伤二、三十人。战后，我们撤往常熟董浜一带休整 注：本文节选自宁德党史资料第三期《振长缨赴国难——苏皖抗战片段》。
作者系老红军，宁德赤溪人。一九二八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四月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