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自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廷与西北部相邻国家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沿海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加上北宋军事上的失败和国家经济的暂时困难，导致了宋王朝与其他朝代具有不同的经济形势，只能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来增加关税收入，以缓解朝廷的财政困难，这也是宋廷对外贸易政策改变和对外经济交流扩大的重要原因。
  一、宋代对外贸易政策转变
  宋朝结束了五季之乱，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快速发展，加上朝廷实行奖励外贸政策，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在商贸蓬勃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兴化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日益扩大，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及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唐代，港口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宋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舶商，在国家户籍中特列一类，称为“舶主”。由于海上交通工具投资巨大，进出口商品都是大宗货物，流动资金多，普通商人根本无法经营，只有土豪大姓、巨商富贾、官僚贵族等，才有可能购置船只，经营对外贸易。据《宋史》记载：“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③兴化的船舶主大多数是商贾巨富，或达官贵人及其亲属，经营方式以官商结合为主。
  宋初，朝廷设立榷易院，管理东南沿海各港口的对外贸易，但以朝贡贸易为主。太平兴国初，“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④随后，朝廷指定泉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受泉州港口辐射，兴化诸港口逐渐繁荣起来。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和进出口事务，时福建对外贸易归广州市舶司管辖，闽商须到广州市舶司申请，领取公凭，方能出海。返航时，还要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没收其货物。由于路途遥远，商人多有不便，客观上影响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
  “宋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①泉州市市舶司设立之后，极大地方便了福建商人的出海申请，兴化与泉州毗邻，近水楼台，对外贸易迅速崛起。
  北宋初期，朝廷实行重课税政策，凡进口船舶和物资一律征税，税种繁多。如宋代称船税为抽鲜，实行进口商品“禁榷制”，即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凡禁榷货物必须经过官方抽鲜、课证后，方能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市舶司还对紧缺物资进行收购，称为“博买”或“私买”，然后投放市场。据《莆田市志》记载：“元祐二年（1087年）进口的禁榷货物由泉州市舶司全部收购，酌量投放市场。不属禁榷的货物经过课证、博卖等程序后，进入集市交易”。②北宋初期，朝廷几乎垄断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头道贩卖。但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进出口商品日渐增多，朝廷无法垄断所有进出口货物的流通与贸易，才有条件地放松禁榷，采取抽成放行的办法，通常是“十抽其二”，由市舶司发给销售许可证，让商人互市销售。
  宋元祐年间，朝廷进一步放松“禁榷制”，任其民间自由贸易，并在军以上行政区设立外贸管理机构。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宋元祐二年（1087年）成立福建市舶司（亦称泉州市舶司）后，照朝廷颁定《市舶条例》，境内设路官衙，其主要职能有：颁发出海航船《公凭》。境内路官衙奉令查验，办理进口货物的抽解（征税）。市舶司押运抽解货物赴京师时，境内路官各负责其过境安全。禁榷博易。非收购货物由市舶司投放市场后，境内路官衙可参加此类货物的经营。
  招徕互市。境内路官衙负责协助市舶司宣传解释朝廷的《市舶条例》和其他有关法令”。③这一举措大大方便了兴化对外经济交流，境内对外贸易出现了蓬勃发展态势，仙游太平港、莆田白湖港和涵江港等港口迅速繁荣起来。
  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全面放开商榷制度，外国进口货物一般不加限制，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并鼓励和欢迎海外“蕃客”来宋易货贸易。出口货物品种限制逐渐取消，除了严禁铜钱出口境外，其他货物均可出口，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兴化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宋朝廷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发展，除了开放港口之外，还采取多种政治措施以鼓励对外贸易发展：一是朝廷经常派遣使者前往海外诸国游说，与海外各国建立长期贸易伙伴关系。如政和五年（1115年），福建市舶司曾派专人往占城（越南）和罗斛（今泰国南部），邀请外商来宋贸易。④据《莆田市志》记载；“宝祐年间，方澄孙曾两次奉诏率兴化军船队，出洋经办商务”。⑤方澄孙（1214—1261年），祖籍福洲，定居莆田，宝祐六年（1258年）任泉州郡事兼提举市舶司。二是对入境贸易的“蕃客”给予优惠待遇。外商来宋贸易，不但有物质奖励，还给予居住权照顾，并对其犒劳、慰问等。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泉州市舶司经朝廷批准，每年于发遣蕃船时，支付官钱三百贯，排办筵席作饯。同时，市舶司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神仪式，俗称“祈风”，保佑海上商船航行平安，以示朝廷对海内外商人的重视。三是在对外贸易中有重大贡献的中外商人，朝廷还给予官爵奖励。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哕辛运载乳香来中国贸易，到泉州市舶司抽解时，价钱三十万贯，数额巨大，朝廷授予承信郎之职，并犒赏船上人员，让他们回国晓喻诸商，继续前来贩卖乳香。①又如福建“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朝廷授予承信郎官爵，以资鼓励。②可见，宋代积极的外贸政策，不但促进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而且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港口经济蓬勃发展兴化军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长，港口众多，具有对外贸易的天然优势。早在中唐时期，兴化的“白湖港、端明、小屿、江口、枫亭、宁海诸港渐兴”。③宋初，兴化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白湖港外国商船众多。据史书记载：“白湖港，港址在城厢以东2.5公里的阔口村。宋乾道《莆阳图经》载：‘白湖东引沧江、介延寿、木兰二水之间，南北商舟会焉。’”④当时兴化湾港汊深入，将兴化平原分为南北两洋，船只从湄洲湾入港直航军城附近的白湖港。还有涵江的江口、枫亭的太平港，均是商旅南来北往的必经之道，也是货物流通和农产品输出的重要港口。
  从宋建中年间起，兴化港口的通航条件出现了变化，白湖港因南北洋围垦造田，港汊淤泥堆积，影响了船只通航。宋神龙年间，兴化军组织百姓疏浚港道，改善了港口通航条件。
  宋庆历三年至六年（公元1043—1046年），枫亭商人洪忠捐资兴建了太平桥（亦名洪忠桥），使枫亭东西两边连成一片，原来的鱼墟、盐墟连成一起，形成了街市，即著名的枫亭鱼街。此后，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部分渔船汇集太平港，桥南成为商贾销售海产品和食盐的专业市场，莆仙惠三县商人多来采购，南日岛、湄洲岛及崇武等地的渔民，纷纷将海产品运到枫亭销售，并购回粮食和手工业品，枫亭商贸非常繁荣。
  南宋时期，兴化境内可停靠大船的港口有白湖港、涵江港、江口港和太平港等。白湖港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最繁荣的港口之一，港道宽畅，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道商船，成为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货物集散地。与涵江毗邻的江口港也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江口港附近的迎仙市，建有专门接待蕃客的驿站，吸引了众多蕃客来莆经商贸易。
  宋代，枫亭太平港开始繁荣。枫亭地处莆田的南大门，溪流通津达海，商船汇集，成为莆、仙、惠（安）三县的货物集散地。据史书记载：太平港的商船出枫亭、经秀屿、过文甲，向北往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南通；向东往台湾、冲绳、高丽、暹罗、琉球、安志；向南过泉州、到达厦门，前往广州、香港和东南亚各国。民间流传一句俗话：“欲求大富，必须飘海”，可见宋代太平港的繁荣盛况。
  南宋时期，兴化商业中心开始向沿海转移，秀屿港开埠，成为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重要货物集散地。还有莆田的吉了港、水南港等，也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仙游县志》记载：“宋击蓼（在今忠门吉了）、湄洲之间，为闽市辐辏之所”。同时，兴化湾畔的鸡爪城（现忠门镇），宋代建有潮州会馆，外来商人众多，商贸繁荣。南宋时期，在港口经济的带动下，兴化境内形成了多个对外贸易集市，有迎仙市（今江口东田）、江口市（今江口镇）、涵头市（今涵江）、黄石市（今黄石镇）、太平市（今枫亭镇）及贤良港（今忠门镇港里）等。
  宋代兴化港口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除了临海优势外，造船业发达和船工技术高超也是重要条件。宋代福建造船业十分发达，福、泉、兴、漳四地所造海船享誉天下，兴化军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①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舟匠掌握了全国一流的造船技术，可制造大型海运帆船，“船面宽达八丈以上”，通称艚或■，可悬挂3面至13面船帆，载重量可达100吨。据《莆田县简志》记载：福州“木材商将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②说明宋代兴化造船业非常发达，福州、福清等地的商人，都到兴化租赁船只。
  宋代兴化船工的航海技术十分高超。兴化航运历史悠久，“境内海上运输起于南朝后期，经唐代的发展而盛于宋代”。③“沿海民家户习风涛，开洋得利”，世世代代与海打交道，许多人以海为生，近水之家炼就了一身水中生存的过硬本领，出现了一支技艺高超的船工队伍。进入宋代之后，兴化船工总结出一整套航海经验，夜观星、昼测日，预测潮汛、风信、阴暗和台风暴雨，懂得使用指南针。加上兴化又是妈祖的故乡，外地海商对兴化船工更是高看一等，许多历史文献典籍中都记载了兴化舟师乘风破浪、越洋过海的壮举，这也是宋代兴化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③《宋史》（食货志）八。 ④《宋会要辑稿》官职44之1。 ①《宋会要辑稿》官职44之8。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3。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页。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4。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 ③《莆田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3页。 ②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社版2000年版，第1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