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秦国商鞅变法时，朝廷奖励耕战，生产粮帛多者，免除徭役，但又限制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汉文帝执政后，朝廷“弛山泽之禁”，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允许农民垦荒种植，促进了各地农业生产和关系国计民生的茶叶、纺织、食盐、铁农具等行业的发展，为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朝廷废除过关用传制度，消除了商品流通障碍，促进了各地易货贸易的发展。汉景帝执政后，实施“异物内流，利不外泄”政策，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通关制度，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商业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
  一、物物交换的商业雏形
  秦汉时期，莆田境内经济落后，百姓“无积聚而多贫”。①加上“县地僻而物产坚，商旅足迹罕至”，无商可言。②魏晋时期，孙吴政权确立了对闽中的统治，并向闽中百姓大举征收赋税，“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③莆田境内粮食短缺，百姓通常以杂物代替赋税，为了调剂余缺，出现了物物交换。太康年间，朝廷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户调式”课税，即“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④闽中属“诸边郡”地区，莆田又是“诸边郡”的“远者”，百姓可用兽皮、龟贝、海鲜干品等充当赋税，一些农民为了完成赋税，便以粗粮交换海鲜、兽皮等，客观上促进了境内易物交换的发展。
  到了晋代，由于纺织草编技术的提高，莆田百姓开始利用蒲草、葛麻、水湄等草本植物，加工制作各种盛具和葛麻粗布等纺织品，以交纳赋税，剩余贡品通常用于互相交换其他食品，客观上促进了境内易物交换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莆田境内生产有葛布、麻布、草服、卉布等纺织品，以及蒲草、水湄等天然草本植物编织的蒲团、蒲筐、蒲席、蒲扇等各种生活盛具，除了向朝廷交纳赋贡之外，剩余的产品大多用于物物交换，客观上也促进了原始商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南北朝之前，莆田商业经济相对落后，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流通体系尚未形成。
  进入隋唐之后，莆田境内手工业行业开始增多，家庭副业逐渐发展成为作坊手工业，手工业者已经不是为了自用而生产，更多的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从而使手工业品交换日渐频繁。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农民通过交换农产品来调剂余缺，以提高生活质量，而手工业者又以自己的产品向农民换取粮食，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这种互为需要为前提的易货贸易，客观上为莆田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商业经济呼之欲出，亦工亦商和亦农亦商的小商贩日渐增多。
  二、农产品多样化为莆田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农产品是莆田境内最早用于物物交换的商品媒介。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莆田境内没有多余农产品可供交换。东晋时期，朝廷在南方推广水稻及小麦种植，境内农业经济开始发展，但可用以交换的农产品仍然很少，不具备发展商业经济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莆定居后，带来了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境内农产品日益增多，加上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农民的生活资料出现了余缺，一些农民手上有剩余粮食，却缺少农具和布料，有些果农有多余的荔枝、龙眼，却缺乏粮食手工业品，一些手工业者家中有手工业品却没有主粮，这就只需要通过易货交换，调剂余缺，以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以，易物交换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业活动。
  唐初，大批汉人迁徙莆田定居，境内人口迅速增加，超过了6万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百姓开始大规模垦荒种植，改良农业品种，引进了外省高产耐旱的农作物品种，农产品逐渐增多，物物交换日益频繁。进入中唐之后，莆田百姓又从台湾、新罗、高丽、东瀛等国家和地区引进了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农产品出现了剩余，从而为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中唐开始，莆田境内农产品日益多样化。据《八闽通志》记载：唐贞观年间，莆田的“谷之属”就有“稻、粟、黍、穄、麦、豆、脂麻”等7个品种；“蔬之属”有“芥、萝卜、芥蓝、莴”33个品种；“畜之属”有“马、牛、驴、骡、羊、猪、犬、猫、鸡、鸭、鹅、鹁鸽”等。
  “果之属”除了荔枝、龙眼之外，还有柑、橙、香橼、柚、橘、桃、李、梨等30多个品种，农产品的增多，为易货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①所以，无论是农村经济发展，还是手工业品再生产，都需要商业这一载体和平台，需要商人这一桥梁与纽带，商业经济应运而生，并孕育了一批亦商亦农的早期商人。
  三、亦农亦商的早期商业活动
  莆田古代商业经济最早源于易货贸易，而赋税朝贡制度则成为促进物物交换的原始动力。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广大百姓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必须“以其已有易其所无”，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贸易方式。随着中国贡赋制度的日趋完善，朝廷通常指定各地的稀缺物品作为贡品，而稀缺物品一般是手工业品，或土特产，并不是所有地方、所有农民都能生产。所以，百姓为了完成贡赋，只好将自己生产的粮食、水果等与之交换，从而形成了物物交换的原始商业。
  宋代莆籍史学家郑樵对古代物物交换贸易进行了分析：即在商品交易活动中，首先是把最具有普遍性的“布帛衣料”作为商品的总代称，以衡量其他物品的实用价值，如“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以贸易之利”。②由于“布帛衣料”是朝廷指定的贡品，也是百姓最通用的生活用品，久而久之，“布帛衣料”逐渐具备了货币的职能。所以说，封建王朝的贡赋制度，既是剥削百姓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物物交换的动力。
  亦农亦商是莆田早期商人最普遍的经营形式。南北朝以前，莆田地处偏僻，易物贸易只是偶尔发生。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兴起，易货贸易日渐频繁，交换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有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也有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还有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之间的相互交换，甚至出现了各种产品之间的连环交换形式。既有定时的易货交换，又有不定时的产品交换，还可以随时交换。
  既有临时易货点，又有固定的贸易地，甚至还有专业墟集。但从总体上讲，南北朝以前莆田境内的易货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贾商很少，大多数是走村闯巷的小商小贩。进入隋朝之后，境内开始出现了少数小商店，如仙游度尾的三般店，莆田梧塘和西天尾也有少数商店，但经营者大多数还不是专职商人，而是以务农为主，农闲时兼售日用品。但随着易货贸易的发展，半耕半农的小商小贩日渐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商业经营，成为莆田境内最早的商人。
  唐代，莆田境内的商品媒介出现了历史性发展。隋之前，境内易货交换通常是以农产品和纺织品为媒介。唐初，莆田境内商品媒介以农产品为主，如稻、麦、豆、荔枝、龙眼、茶叶等。唐贞观年间，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用于交换的农产品迅速增多，有稻、粟、黍、穄、麦、豆和荔枝、桂圆、蔗糖等，甚至稗草也可以用于交换，如“稗杆一亩，可当稻杆两亩，其价格值米一石”。①进入中唐之后，随着莆田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品逐渐取代了农产品，成为易货交换的主要媒介，如绵、丝、蕉、葛、酒、蜡烛、布料、染料、陶瓷、铁具、铅器和金银首饰等，都成为产品交换的媒介。但唐之前的易货贸易受到诸多条件限制，没有固定的易货场所，商业活动不易扩大。于是，人们开始向中原百姓学习，采用硬货币充当商品媒介。如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福建开始铸造背文“福”字的铜钱，并逐渐取代了布帛、谷粟，成为境内产品交换的主要媒介。据《福建通志》记载：元代延祐三年丙辰六月，“仙游县南桥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涌出开元钱，居民取之，钱背有‘闽’字或‘福’字”。②说明早在唐会昌年间，莆田境内已经开始使用铜钱。金属货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产品交换与流通，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到了唐末，莆田百姓已经普遍接受金属货币，“布帛衣料”的商品媒介职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铜钱成为最主要的商品媒介。商品媒介的改革，为商品交换和商人经营提供了方便，也为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四、墟市的形成与商店的兴起
  古代莆田境内商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北朝之前，莆田“地僻而物货悭，商旅迹罕到，一哄之市间或有之”，但没有固定的集市。③从梁朝开始，境内开始出现了商店，但数量极少。唐初，莆田境内开展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特别是围海造田和水利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日益增多，大多数农民需要以农产品换取生活用品和手工业品。于是，一些农民便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与销售，成为莆田境内早期的小商贩。
  莆田商业圩集的形成始于隋，发展于唐。从南北朝开始，中原衣冠士族陆续入闽，将北方集市方式传入莆田，境内逐渐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墟集，农民们将余粮和农副产品挑到圩集上换取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交换时间通常是半月一次，后来缩短到10天一次，人们称其为“赶集”。据《莆田县志》记载：陈光大年间，莆田设县后，“境内已有市集进行商贸活动”，县治所在地的延陵里成为早期的圩集。④“隋末唐初，莆田前墩尾（今西天尾）已出现集贸市场。初为‘十日一墟，日中为市’之集，以后逐渐发展为‘三日一集，不限于午之市’。唐代莆田集市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专业性加强，境内的濒海之地枫亭，圩集以水产品、农副产品的交易为主，专业性特色明显，太平桥和三妈宫等地分别分布有海产品、渔盐、大米、柴草之类的不同圩集”。⑤还有莆田的城厢、江口、西天尾和仙游的城东、枫亭、东乡、西乡等地，都逐渐形成了圩集。
  随着莆田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圩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交换需要，商店便应运而生。境内商店“可追溯到晋代，中原衣冠入闽，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随着中原货币的流入，一些村落逐渐有人从事商业经营，如度尾的三般店，就因1400多年的梁朝时，开设三爿经营（盐、豆、铁、瓷）店铺而得名”。①据《仙游县志》记载：“隋代西乡三般店已有店铺（今度尾镇剑山）”，主要经营食盐、铁农具、稻谷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是史书记载莆田境内最早的商店。②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县城及城郊就有商店，黄石、庄边、白沙、百丈（今大洋）、濑溪等地已经出现了墟集和私营小店”。③莆田城里庙前有米市，西门外有青果摊，据《兴化府志》记载：莆田义井街有“南市，旧名行尾市，亦名鱼行”，起源于唐乾宁间，曾有诗曰“市连义井岁时丰，水红壶公文物盛”，还有莆田郡城边上有白湖市，“客商贩米谷，舳舻相望”。④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仙游置县后，境内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县城东门街的私商店亦初具规模”。⑤同时，在仙游的中岳、游洋、东乡、西乡等人口密集地，都出现了商店，主要经营稻谷、杂粮、农具、水果等农产品和葛、棉布以及陶瓷等手工业品。特别是“枫亭的南街、北街、后览街，县城的东门街，西乡的三般店都有零星的商业网点”。⑥特别是太平港码头附近的集市，“其地处闽海之滨，界兴泉之于，本北万峰绵亘，而良沃蕴于中；东南临大海，蛟龙鱼鳖，而海物错焉”，“渔人蜃户，晚帆归浦，则枫溪之市语喧矣”。⑦据史书记载：“唐初，枫亭因陆海交通便捷、商贾云集而形成集镇，为闽中海产品、谷米等农副产品集散地”，到了“唐末，境内个体、私营商业已很发达，商贾云集，主要经营砂糖、食盐、荔枝干、桂圆干、竹纸、海产品等”。⑧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枫亭已经形成了多条商业街，“出现了墟集和小商贩，形成了店肆、铺陈、酒坊，进行了农产品、水产品、牲畜、日杂货等交易”，成为仙游境内最繁华的商业集市之一。⑨唐代莆田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为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唐初，古驿道贯穿莆仙境内，从迎仙市（今江口镇）进入，经莆田县城和仙游枫亭，向南通往泉州。驿道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带来了信息，带动了物流，促进了莆田商业经济的发展。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境内又建立了上通郡省，下达漳、泉的枫亭驿站，枫亭太平港周边商店逐渐增多，形成了南街（包括南市坪和南市尾）、北街（即现在的霞溪）和后览街（现秀峰村），以后南街又延长到筛斗桥街、新店街和长贝街，成为唐代仙游境内的重要集镇。还有莆田的梧塘也形成了商业集市，据宋志载：“在今萩芦镇有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开设的九坎店，宋人称为‘唐店’，后来萩芦镇逐渐形成商贸集镇。唐代古驿道路自福州南下，经福清蒜岭山，折进莆田邑境迎仙市（今涵江区江口镇石狮村）后，翻过烧灰山，下趋东田、过囊山、九峰横贯梧塘，而通至莆田城关”。⑩唐代经济持续繁荣，古驿道上客商纷至沓来，迎仙市成为莆田境内最繁华的商业集镇之一。
  与迎仙市毗邻的涵头市，水陆交通方便，商业发达，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集市。据史书记载“早在唐初，现涵江市区的发源地仅为一处排泄河水入海的水涵之首，俗称‘涵头’。其地不过泊数艘海船、河船而已，岸上也只有数十家商铺、居户，‘日中为市始列肆’，经营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小买卖”。①《福建商业志》也记载：“唐代，兴化的黄石、涵江、城厢、江口、西天尾、华亭、庄边、笏石、北高、枫亭、鲤城等地，先后设立商业网点”。②所以说，唐代是莆田商业经济崛起的重要时期，也是莆商队伍形成的初始阶段。

①《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②（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初学记》卷26，《食货志》 ④《晋书》卷26，《食货志》。 ①（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2—767页。 ②（唐）郑樵著：《通略》，《食货略第二·钱币》第十七册，上海商务钱书馆民国十九年版，第1页。 ①《福建地理》卷99。 ②（明）黄仲昭修纂：《福建通志》卷81，《祥异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页。 ③（宋）黄岩孙撰：《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7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3页。 ①《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版，第406页。 ④（明）周瑛、张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⑥《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⑦《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⑧《枫亭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35页。 ⑨《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⑩翁卫平主编：《天下莆商》，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