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出入国政策
  清朝政府前期与后期，对待华桥的政策有很大差别。在1860年以前，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移居国外。《大清律例》规定，凡国人在蕃托故不归，复偷漏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顺治十八年（1661),在福建等五省推行迁界令，夷沿海村镇为废墟。康熙二十三年(164)虽宣布废止“海禁令”，但提督施琅奏请严格管理海上贸易船只，禁止中国人出国。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又发布南洋禁航令，不准商船前往吕宋、噶罗吧贸易。同时谕令国外华侨归国.并规定康熙五十六年以后出洋者不许回国。雍正五年（1727)重开海禁后，不仅千方百计防止中国人出国，而且对华侨归国也加以种种限制。乾隆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康熙朝的海禁政策。乾隆七年（17412)规定商船出洋期限为三年。乾隆十九年（1754)又正式规定：“……嗣后出洋贸易者无论年分久近，概准回籍，若本身已故，遗留妻妾子女亦准回籍。”(①《重籑福建通志》卷270,国洋互市。)这是清代第-次准许出洋贸易者自由归国的法令。闽抚陈宏谋并将此令传檄南洋，但这只限于领照出洋贸易之人，而移居海外的绝大部分华侨仍是不准归国。乾隆十四年(1749)，在噶罗吧居住多年的华侨陈怡老，辞去雷珍兰（荷兰殖民当局设置的官职，系协助甲必丹管理华人）职务带家眷回尤溪县。官府得知后即行照例奏报，乾隆诏令：“将私往噶罗吧充当甲必丹之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入官”。(②《清季外交史料》卷87,第14一15页，薛福成折。)乾隆十九年（1754)，苏禄国（今菲律宾南部）国王派遣使团带着表文、方物向清廷入贡。使团正使是苏禄国官员，副使是杨大成。杨大成原名杨廷魁，晋江县人，早年出洋，在苏禄国经商，深得当地统治者信赖。是年二月，苏禄国使团搭乘杨大成的商船到达福建。当清廷探知杨大成即武举场廷魁后，立即拘捕杨并将其发配边疆服苦役。凊廷礼部关于苏禄国入贡的一份批件中，有以下批文：“……维查该国以杨大成列为副使，杨大成即武举杨廷魁，缘事被斥，复借出洋贸易，冒充该国副使，若不严加惩儆，恐内地民人，习以为常，出洋滋事。不应如该抚所题，仅交原籍管束，请照例改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并行文该督、抚知照该国王，嗣后凡内地在洋贸易之人，不得令承充正副使。”（①《清实录•高宗实录》卷457,乾隆十九年二月，戊戌条。）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在厦门、福州开设“卖人行”、“猪仔馆”，掳掠契约华工。清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二十一日，厦门人民抓获了一名英国投机商开办的“合记”商行雇用的拐子，将他扭送提督衙门要求查办；但当天下午，“合记”洋行经理桑穆带领书记柯纳尔到提督衙门要求放人时，提督衙门却把拐子交给桑穆带回家中。十一月二十四口英国军舰“萨拉门特号”水兵登陆，镇压反对掠卖华工的1500名示威群众，当场开怆打死8人，重伤16人；驻厦门的水师提督不但不保护示威群众，不向英国提出严正抗议，反而到英国商船“澳州号”去慰问受伤的英国人弗勒索。
  咸丰九年（1859),在厦门设立出洋问讯局，允许人民以华工身份出国，仍不许华侨回国。
  清咸丰十年（1860),在殖民者的胁迫下.清政府与英、法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被迫放弃对华侨出国定居为限制，允许外国列强来华招工。
  同治四年（1865)恭亲王奕沂与英、法驻京使臣议定《招工章程二十二款》。主要内容有:
  一、严禁拐贩人口，违者处死。二、招工的商人需由中国地方官核查，发给印牒才可以招工。出洋时需由地方官员会同领事按契约核对人数，查问情况。三、承工年限不超过五年，每天工作不超过九时二刻，等等,，这些章程在保护华工方面虽很不完善，但英法政府仍-不批准。清朝政府于1868年单方面宣布这些招工章程。同治七年（1868)，泉州厦防分府出告示规定，对诱拐绑架华工出洋的拐贩一旦抓获讯实，钉架处死，父兄邻右如知而不首，一体连坐。（②朱士嘉编：《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第35页。）同诒八年，福州地方官员根据上述“招工章程”，截留一艘西班牙运载华工的船只查验。
  光绪十九年（1893)，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呈禀驻英大使薛福成，要求豁除海禁，保护归国华侨。薛福成据此上疏。同年八月，朝廷准薛福成的《请豁除海禁招徠华民疏》，谕令“嗣后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概准由使E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并听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籍端讹索。”（③《清实录•光绪朝》卷153。）长达200多年的海禁条例从此正式废除。
  光绪二十五年（1899)，闽浙总督许应骙上奏，请求在厦门设立保商局。朝廷准奏。该局可刊印空白护照，寄往海外各埠会馆如有华侨回国，即发给护照，填上姓名、籍贯等项，交局验明。海关如查无该局所发护照，即予扣留。凡申请出国华侨，由保商局出具许可证，每名去马尼拉的乘客须交纳12.50元，其中3元支付给保商局董事会，4.5元支付给美国领事馆。
  二华侨权益
  清乾隆五年（1740)十月九日，巴达维亚荷兰殖民政府屠杀华侨近一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闽浙总督策榜认为这些华侨是“自弃王化”，“孽由自作”。清政府不仅不予谴责和要求赔偿，反而指责被杀的华侨，对华侨生命财产置而不顾。事后，荷兰人自觉心虚，派使臣来华请罪，乾隆皇帝表示：“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劳工被大批拐卖出国，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主张对外开放的“洋务”派实力人物，开始上书清廷，建议实施“护侨”政策。清朝末年，统治者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也需要安抚海外侨民，利用他们的经济力量和海外影响。因此，1860年以后，清政府逐渐对华侨采取“宣慰”、“保护”的政策。同治七年（1868)签署的《中美续修条约》(《蒲安臣条约》），首次以条约的形式表明中国政府“护侨”政策的立场，条约规定相互给予对方侨民最优待遇，中国公民可以自由赴美留学等等。
  同治十二年（1873)，为了解决同西班牙在招募华工问题上的外交纠纷，清政府委派陈兰彬、容闳分别前往古巴、秘鲁，考察华工事务，首次比较真实完整地披露了当地殖民者对华工的残酷虐待。同治十三年（1874)，福建巡抚王凯建议朝廷在海外各华埠设官招徕海外侨商到中国贸易，以求打破外国对中国贸易的垄断。
  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福建按察使郭嵩焘调查新加坡华侨情况。翌年任命胡璇泽为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七年（188])清政府任命左秉隆为新加坡领事。左上任后，设法阻止贩卖“猪仔”活动，刊登告示，明令禁止贩运“猪仔”。光绪二十五年（1899)闽浙总督许应骙上奏，请求在厦门设立保商局。朝廷准其奏，由是福建保商局于厦门成立，驻厦门的兴泉永道恽祖祁负责筹办并委员负责。主持局务的绅董不支官薪；每月经费百余两由局绅筹办。厦门保商局成立之初，遇事还认真办理，便利归客；不久以后，道员恽祖祁去职，其继任者延年改派郑齐林主持局务。郑主持保商局数年，把所筹经费数十万金挥霍一空。保商局巧立各种名目敲诈归国华侨，委员司事滥支薪俸，虚置空额，对来往商人任意勒索，南洋侨商称之为“勒捐局”，一时怨声载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部成立伊始，就接到槟榔屿、新加坡、小吕宋等地方的商董联名上禀，控告福建保商局，要求派公正绅董主持保商局。商部上奏朝廷，要求惩处督办不力的兴泉永道员延年。在此之前，叶题雁御史就已弹劾过道员延年。朝廷将延年和郑齐林分别惩处，延年交部议处，郑齐林降三级调省。(①《叻报》1904年1月16日。)当年10月16日，上谕同意将保商局并入商务局。厦门保商局虽奉旨裁并，但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局政如旧。局内冗员充斥，却无一人是真正绅董。商务局提调是丁忧候补知府驼腾衔，此人疲玩因循，执拗任性，对商人所求动加驳斥。其弟丁忧候补盐大使驼康任商务局委员，整日无所水事，尸位素餐。该局每月开支薪水六百余元，防营兵饷一千余元，租用小轮船五百余元。而每年所敛收的南洋归侨经费、小吕宋新客护照、旧客凭单等项费用可达四五万元，均滥支开销殆尽，而对回籍侨商却不尽保护责任，海外侨商仍视回国为畏途，去该局领照者寥寥无几。
  光绪三十年（1904)，商部派左参议王清穆视察南洋商务。他顺道访查商务局情况后，如实呈报商部。商部奏请朝廷，由新成立的商务总会来履行保商职责。商会由商部直接管辖，主持保商事务的会董由商会选派，再经商部审核。所有发放护照、凭单等项收入统归商会。保商1f务归商会后，地方督、抚、州、县官员仍巧立名目，继续敲诈侨商，限制商会，海外华侨仍抱怨不休。同年，候补三品京堂、太仆寺少卿、南洋富商张振勋从南洋返京，面晤商部大员，转达南洋侨商对地方官吏的怨愤。慈禧太后召见后，严令督抚责成地方官员切实采取措施，保护归国侨商。1905年，福建回籍华侨屡被抢劫，闽督崇善奉命迅速查办地方官员保护不力的责任。诏安县知县王国瑞、典史王锡圭、游击侯培光，南安县知县谭子俊，前署安溪县知县袁英麟等被分别撤职惩处。
  宣统元年（1909)，由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殖民政府要当地华侨加入荷兰殖民地国籍，以迫使华侨服兵役，遭到大多数华侨强烈反对。清廷根据血统主义原则制定国籍法，确定华侨为清朝子民，并提出保护华侨的法则。
  三、争取侨汇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由于大量的战争赔款、借款、进出口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大量白银外流，财政极端困难。清朝政府对华侨经济力量逐渐有所认识，积极寻求华侨经济力量的支持。为了汲取华侨资金，清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一是派遣官员分赴海外劝募华侨捐款赈灾和买爵；二是劝导华侨工商业者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三是沟通华侨赡家汇款。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与南洋各地既无邮电通讯业务往来，也无银行汇兑，华侨要汇款寄信回国只能托交同乡“水客”或“客头”经办。70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外轮往来日繁，洋行、客邮和外国银行相继设立，加上华侨经济有所发展，“水客”的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侨汇业的发展要求，私营民信局遂纷纷开办。民信局在南洋各属收集枇银后，由南洋总局派员携带到厦门和本省侨乡的分支局，分发给侨眷。初时不须邮局、海关检验，也未贴邮票。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我国设立邮政局后，南洋民信局依法购贴邮票以整批信件总封，送交当地邮政局验收盖戳，随轮运来本省厦门、福州口岸。民信局得到通知后，才向邮政局整批领出，传递内地分局，派送给侨眷。
  四、奖励投资
  光绪二十一年（1895)，朝廷令闽、粤督抚派官员赴南洋和新、旧金山等处，“劝华民之商于外洋集股办船械、军火、机器等局”。闽浙总督边宝泉保荐福建候补道延年赴南洋，号召海外华侨投资。(①《清季外交史料》卷119。)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成立商部以后，制定了《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和《华商垦荒条例》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朝派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土琦为南洋宣抚使，往南洋各地向华侨宣慰，劝说侨商回国投资。“剀切宣布德意，优加抚慰。如有慨集巨资回华，振兴大宗商务者，除从优予以爵赏外，宣饬地方官保护。”杨先到马尼拉，再到西贡、曼谷、新加坡，从巴城回国。杨氏此行成功地招徕马来亚富商胡子春（永定县人）到国内大规模投资。
  光绪三十二年（1906)，福建创办漳厦铁路公司，委前侍郎陈宝琛为总理。为了筹集资金，陈亲赴南洋各岛，推销漳厦铁路股票，招募华侨股本170余万元。（①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0。）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朝为了鼓励殷实华商投资兴办新式企业，以资本大小、雇工多寡作为朝廷赏爵等差。如投资资本2000万元以上赏一等子爵，投资10万元者赏五品衔。马来亚华侨富商胡子春投资700万元获得三品卿衔。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邀请部分侨商在南京召开劝业会，对侨商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有一定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