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时代制约着人和事，也制约着学术研究。尽管20世纪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而中国的学人们仍孜孜不倦，分别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80年代后三个时期，集中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
  这里指的二三十年代，是止于抗日战争前。此期间，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界非常活跃，各种思想相互争鸣，引发出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对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探讨，开中印关系史研究之先河。他从1920年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①《中国古代翻译事业》②《佛教之初输入》③《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④《支那书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研究》⑤等文章。在此要特别提出的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访华。为表示对泰戈尔的欢迎，4月26日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中印文化之亲属的关系”①的讲演。讲演中明确提出，印度除了送给我们一份七千卷《大藏经》厚礼外，还有许多副礼品：音乐、建筑、绘画、雕刻、戏曲、诗歌、小说、天文历法、医学、字母、著述体裁、教育方法、团体组织等12项，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上的问题。
  在探讨佛教东传的前提下，从上个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学人们②对中外地理交通，以及历史上沟通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法显、玄奘及其著作《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也作出了很多探讨。其中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八篇“中国与印度半岛之交通”不失为研究中印关系史的原始资料积累，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许多文章和著述中，称之为传世之作的莫过于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③一文，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了。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学人已开展了对印度哲学的研究。当以1924年、1936年出版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印度哲学史纲》为代表。总之，二三十年代的研究，为中印关系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六十年代，止于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在非常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进行的。由于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之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1954年两国又共同倡导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促使这一期间的中印文化交流达到高峰，可称之为辉煌时期④。但随着自卫反击战的发生，两国关系和文化交流都冷却下来。虽然如此，在“热”和“冷”的大潮流中，甘心板凳坐冷的中国学人们写出了一批有关古代中印科技、如医药、天文历算，以及文化艺术，如舞蹈、石窟艺术等方面交光互影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长久的社会功能①。与此同时，还浇灌出了中印关系史上的几朵奇葩。如常任侠的《中印艺术因缘》、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好史话》，这些著作都成了永不凋谢的花朵。
  80年代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学术研究飞跃发展。中印关系史的研究在印度学研究的全方位开展下，也是硕果累累。从诠释古人著录、汇集学术资料，到分门别类的论著，可谓林林总总。其中不乏高质量和有价值的作品。举例如下：
  古人著录的诠释有：章巽的《法显传考证》、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释》、张毅笺释的《往五天竺国传》、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这些校注本，不仅汇集了当时中外学人的研究结论，还对古人的著述赋予了新解释，校注者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如王邦维在《南海寄旧内法传》的校注中，对义净时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和义净时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至于汇集学术资料，则以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较全面。该书引起印度同行的注意，在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刊物《历史评论》和印度的《政治家报》上都有过系统的介绍。在分门别类的著述中有些代表性作品，如季羡林在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写的《中印智慧的结晶》，汤一介的《佛教与中国文化》、刘立千的《印藏佛教史》、刘欣如的《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公元1至6世纪的贸易与宗教交往》，郁龙余编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唐文权的《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以及林承节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等，都是有一定的建树的作品。
  除了上述著作外，还有很多论文发表。其中陈高华的两篇考证文章，值得推荐。一是《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辑》，②另一是《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改》①。前文破了习惯的说法，即10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次大陆衰落，中国史书不见有印度僧人来华的记载，并指出指空在元朝后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后一篇否定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说法，认为孛哈里即《元史·马八儿国》传中的宰相不阿里，并非王子。这两篇文章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