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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文化的回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从政治角度看，进贡丝绸起着缔结、维持和加强中国与进贡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影响更值得深究：一方面它在生产技术上为中国丝织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在社会生活上丰富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开阔了人们的精神视野。
  考查中国丝绸技术改革发展的历程，丝绸文化回流的直接影响确凿可证。《隋书·何稠传》云：“波斯尝献金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绸为之。绸捻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①这是中国匠人仿造波斯锦缎的典型例子。但就其关键作用而言，主要还在以下几点：
  1.传播了西域斜纹组织、纬线起花等技术手段。在纺织技术上中、西之间本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习惯：中国丝绸底纹的纺织采取平纹组织法，图案花纹的纺织采取经线起花。相反，西域丝绸底纹则是斜纹组织，图案花纹采取纬线起花。起花方式之别，主要是由纺织原料的不同特性造成的。西域纺织原料以羊毛为主，“羊毛纤维短，必须捻成毛线，而毛线易于纠缠和松散，所以用它作经线，密度需要疏朗，而又需要拉紧；毛线的纬线捻得须较松，以便具有较大程度的屈曲，以绕着张得很紧的经线。并且纬线要以筘或刀打得较为紧密，这样便呈现纬面凸纹。如有花纹，它们也是纬线起花”。中国纺织原料以蚕丝为主，“丝线不但很长，而且强韧光滑；所以在织机上经线虽很紧密，但不会纠缠，而且可以用弱捻或不加捻的丝线作经线”，这样，“织物经线紧密，而纬线较松而不显露，所以是经面组织。如有花纹，也是经线起花的方法”②。蚕丝西传后，西域织造丝绸依然保持了传统做法，对丝经线采取仍加紧捻的办法，经纬线比较疏朗，图案花纹上则保留纬线起花。如果表现在织锦上，就是“纬锦”的织法。与中国传统的“经锦”相比，“纬锦”具有以下优点：“（1）经锦靠经线起花，经线固定于织机上后，便难加改动。纬锦靠纬线起花，织制过程中随时可以改动不同颜色的纬线不同颜色的经线过多，密则易于纠缠，疏则表经只一根，里经占地位过广，不仅使织物太松，并且使花纹的颜色和轮廓线受影响。纬锦的每副表、里纬虽包括不同颜色的纬线很多，因为它不必像经线那样先行安排于织机上，可以逐一穿入梭口，穿入后又可用筘打紧，所以既不会纠缠，也不会过疏。（3）各种颜色的经线，在经锦中因为表经和里经的屈曲度和长度不同，常会发生某种颜色的经线比别的先行使用完罄。如设计花纹及上经线时没有计算好，织到末尾时会发生困难。纬锦便没有这种困难。”至于底纹组织法的不同，主要是由于西域长时期内用手提经织布，斜纹组织的长浮线较多，交织点少，提经也少，比较省事。后来虽然从东方引进了提花机，但其根据习惯改造成斜纹提花机。斜纹组织的优点是，“因为它们有长浮线，织物表面布满浮线，能充分显示丝线的光泽”①。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在织锦技术上学习了西域“纬锦”和斜纹重组织的方法。考古研究表明，7世纪初期之前，中国丝绸都是经线起花和平纹组织法（织锦为“经畦纹锦”）；从7世纪中叶起，首先受到斜纹组织法的影响，流行一种采取斜纹组织法但仍经线起花的“经斜纹锦”；宋代以降，重组织斜纹的“纬锦”成为中国丝绸的主流。②
  以上改革肯定是在中原了解西域丝织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中原了解西域丝织技术无疑不能缺少丝绸文化回流这一前提。
  2.带来了异域图纹风格，丰富了中国丝绸的花纹图案。早期中国丝绸在花纹图案上均采用传统文化题材，如排列整齐的云气纹、几何纹，中国常见的瑞兽、文字图案等。就史籍所载，自丝路凿通之后葡萄纹就出现在中原丝绸图案中。昭帝辅臣霍光之妻善织葡萄纹锦，曾一次赠送淳于衍20匹。③南北朝时期葡萄纹饰已为人所习见，遂成诗人常咏之词。梁武帝《古意诗》云：“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一作裙）。”①沈约《洛阳道》描绘北方女子服饰道：“领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②考古研究证实，南北朝是中国丝绸花纹图案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如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墓葬所出土的化生纹锦，织出了狮子等动物和佛教中的化生故事、莲花形象；延昌七年（567年）墓葬所出土的蓝地兽纹锦则织出了狮形兽和菱形纹，显然都是波斯萨珊文化的艺术风格。③进入隋唐时期，中国丝绸在花纹图案方面西域文化的色彩更为浓厚，题材内容上忍冬、葡萄、生命树等植物形象，狮子、骆驼、羊、马、鹿、象、猪及孔雀等动物形象（其中马、狮等多带飞翼），太阳神、人马、武士等神灵、人物形象；花纹结构上环绕动物的联珠纹（又称“球路”纹或“团花连环形骨架”）、内含动植物的几何形纹（又称“几何类型骨架”）等，都成为常见的花纹图案。在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仅就1959年发掘情况看，在七种类型的织锦花纹中，有鸟兽树木纹锦、双兽对鸟纹锦、树纹锦和对马纹锦等四种“显然不是汉族风格，大约是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④。新疆所出土的唐代纹锦中还盛行一种联珠怪兽头纹锦或称联珠“猪头纹”锦。据说该图案取材于古代北印度的一个神话故事，6～8世纪流行于波斯萨珊王朝。而阿斯塔那墓葬所出的该类图案形式
  （包括由此衍生的其它动物联珠纹图案）的织锦，也正是出现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
  这可能是吸收波斯文化影响的反映⑤。不过，中国工匠并未停留在对波斯花纹图案等照搬照抄上，而是加以改造创新。唐朝初期，窦师纶设计出以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为主题内容的新式图案，号称“陵阳公样”。①从此，中国丝绸在图案内容上，原来狮、象、骆驼、孔雀等西域所特有并加以神秘化的动物形象（如带飞翼的马匹和狮子）渐为中国所常见并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动物所取代；结构形式上，则在联珠纹和忍冬团窠基础上，融入了牡丹花形或缠枝藤蔓等，或说是“综合了中西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构成中国所特有的“宝相花”等形式。这类新式花纹图案在唐朝已丰富多彩，如定州博陵郡土贡“两窠绫”和“独窠绫”②；剑南诸地出产“簇四金雕锦”和“大窠狮子锦”、“双窠云雁锦”、“翠地狮子锦”等③；杭州则以生产“立鹅、天马、盘绦、掬豹”等纹锦著名④。此外，常见者还有团花锦、孔雀锦、鸳鸯锦、双凤锦、交龙进锦、对鹘对鹰锦、鹘衔瑞草锦等等。唐朝以后，又在技术上进一步消化吸收，对花纹图案的描绘逐步走向现实主义或说写生的手法。⑤
  3.织金丝绸对中国工艺的影响。
  织金是源于上古波斯的西域传统工艺，多用于高级织物的织造。由于加入了金、银丝线，可以使织物光泽闪亮，赏心悦目。织金丝绸在古代西域丝绸产品中占有一定地位，更是西域进贡礼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国工匠开始吸收西域织金丝绸的艺术风格，何稠仿造波斯金绵锦袍就是典型例子。据研究，“隋唐至宋是（中国）织金织物发展的重要时期，元明至清初为鼎盛期，中国织金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西域织金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⑥。
  丝绸文化回流在中国社会生活上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1.物质生活
  由于以进贡为主要流入渠道，外来丝绸首先供应宫廷，然后以赏赐等方式进入皇亲国戚和高官重臣家庭。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上层的奢侈需求。例如，唐宣宗宫中有女蛮国所贡明霞锦，“云练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①。同昌公主有澄水帛，纳凉消暑功效奇特：“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俱列，暑气将盛，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②此澄水帛其实是用绞绡做成，产自波斯等地，与龙涎香同属舶来品。明清时期，倭缎对中国社会上层的影响更为深刻。由于大量流入和仿造，倭缎一度充斥于宫廷和贵族生活。如清廷对荷兰等国的回赠礼品中倭缎与大蟒缎、粧缎等并列③；康熙和乾隆万寿盛典中对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及边疆民族入觐大小首领的赏赐包括倭缎④；亲王、郡王常服有倭缎袍，八至九品文武官吏朝服“领袖俱青倭缎..积冬夏皆用之”⑤，橐鞬等礼器也“皆以青倭缎为之”⑥；典礼活动倭缎用量很大，仅康熙皇帝一次寿典中的赏赐一项就要用倭
  缎295匹⑦，甚至满清祭天典礼中也要供上10匹倭缎。同时倭缎在官僚贵族阶层中的流通也极常见。康熙一份手谕中提到，一位三等侍卫用倭缎与蒙古作马匹交易被揭发，可见为数甚巨。①
  自唐宋起，波斯、粟特和阿拉伯等西域商人大量来华经商，中外商业贸易日趋发达，因而异域丝绸不断流入中、下层社会。杜甫曾受西北来客馈赠一件织成缎褥，歌咏道：“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仇注认为，这种翠织成来自大秦，并引《北堂书钞·异物志》云：“大秦国以野茧丝织成氍毹，以群兽五色毛杂之，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织成缎褥，殆此类。”②黄庭坚在一书跋中闲谈说：“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有能识者。”③高启《谢友人惠赠兜罗被歌》唱道：“蛮工细擘冰蚕茧，织得长衾谢缝剪，蒙茸柳絮不愁吹，铺压高床夜香软。”④有些异域丝绸甚至流入村坊闾里。曾得冰蚕锦褥的康老子乃长安一家道败落的商人子弟，他正是碰到一位老妪临街兜售而以半贯铜钱买到的。⑤更有某些品种甚至深入千家万户。《西河记》载：“西河无蚕桑，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袴褶。”⑥伴随西方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贸易的发展，到近代外来丝绸甚至以较国内更为价廉物美的优势倾销到中国城乡市场，成为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
  2.文化生活
  伴随着丝绸文化回流，中国诗词歌赋中出现不少异域丝绸的影子。《梁太子谢敕賚魏国所献锦等启》较早知道“胡绫织大秦之草，绒布纺玄兔之花”①，此后人们更将冰纨绞绡、织金锦绣之类作为咏叹的主题。如王起《冰蚕赋》日：“懿北极之寒劲，有珍蚕之处冰，匪柔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凭。”冯宿《鲛人卖绡赋》曰：“皓如凝露，纷若游雾，爰洁尔容，不愆于素。”韦执中《海人献冰纨赋》日：“禀鳞角以成质，而或屈或伸；因冰雪以爽容，而匪雕匪饰。”陆游《夏白纻诗》云：“素绡细织冰蚕缕，清寒不受人间暑。”这是感叹冰纨鲛绡奇特的质地。李峤《绫诗》云：“金缕通秦国，为裘指魏君”；杜甫《丽人行》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乃贤《题张萱羙人织锦图诗》云：“双凤回翔金缕细，五云飞动彩丝长”；汪元量《湖州歌》云：“奏授虎符三百面，内家更赐织金袍。”②则是叙写织金丝绸的来历和发展。
  有不少外来丝绸以异域神祈祥瑞或传说故事为图案内容，像新疆出土丝绸中的天王、太阳神、带翼天马、狮子兽以及化生故事等，无疑充满着文化和宗教的内涵。同时，一些质地和性能奇特的丝绸品种则伴随着神秘传说而来。如关于大轸国织成神锦衾的冰蚕丝，一种传说云：“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倾动，大者可阔三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缲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③另有一种说法是：“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④唐代宗曾编织为鞘的碧玉丝为东海弥罗国所贡，传说“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琴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①绞绡本来是一种轻纱细罗，以轻盈透明为特点，由于来自海上，人们便传说出自海中神油。《拾遗记》记述三国吴主赵夫人仿制此物时说：“夫人乃扸发以神膠续之。神膠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彀，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