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丝绸向来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因而当探讨这一过程时，我们往往专注于中国丝绸文化的外传。其实也有大量异质丝绸文化涌动在丝绸之路上，它们流入中国并产生重大影响。近些年来，始有学者从某些侧面或时代涉及到这一问题。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孙荪探讨了丝路文化在中国染织图案中的反映，浙江工业大学的袁宣萍详细论述了欧洲丝绸在清代的流入和影响，故宫博物院的严勇就中日丝绸文化交流及日本织物发展作了专论。①笔者则拟以较广的历史时空，从地理和文化关系入手，考察丝绸文化回流中国的情况，讨论其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肯定文化回流在东西文明交往中的历史地位。
  一、从地理和文化关系谈起
  综观丝绸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态势，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丝绸外传过程就已具有突出的地域特殊性，即在地理和文化关系影响下，丝绸文化从中原地区沿丝绸之路外流，主要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①
  从中原地区向东，沿丝绸之路东线可以到达中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等地区。这里素称东夷之地，地理上与中原相邻极近，文化上属中国文化圈内，历来与中原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因此，中国丝绸文化从中原辐射周围最先影响到这一地区，丝绸物品和丝织技术自远古时代就向这里传播。据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②到东汉时期，濊北“知种麻、养蚕，作绵布”；“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辰韩“知蚕桑，作缣布”；倭国“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③。可见至迟公元2世纪这里已普遍发展起桑蚕丝织业。
  从中原地区往西，沿丝绸之路主要干线特别是绿洲丝路，可以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这里属西域范围，包括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广大地区，与中原地理距离远近和文化关系疏密各不相同，丝绸文化传播也呈现出复杂性。据文献记载丝绸物品早在周穆王西游之时（公元前989年）就已流入中亚，考古发掘则证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欧洲人已得到中国丝绸④然而桑蚕丝织技术传播则相对缓慢，并呈阶段性鲁番地区）（①；5～6世纪，于阗也从中原获得养蚕技术②；约在6世纪中期，东罗马获取了东方蚕种。③
  从中国南部入海，经东南亚、印度洋可到东部非洲和红海、地中海乃至大西洋沿岸。这里的南海或西洋，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相连，在海上交通发达之后构成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地区。丝绸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的情况更为复杂：与中国比邻的越南等地区也较早受到丝绸文化的影响。晋代左思《吴都赋》和刘欣期《交州记》都有交州“八蚕”之说，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则明确记述“日南蚕八熟”④可
  以确定至迟6世纪初这里的蚕桑生产已有基础。在6世纪中期以前，养蚕技术还可能传播到印度，因为据张星烺所译柏罗科劈斯的史料可知，传播养蚕技术的僧人是从印度获取蚕种带给查士丁尼的。⑤然而由于西洋地域广阔，国家众多，丝绸文化传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晚至16世纪，桑蚕生产才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发展起来。大致与中国丝绸文化的外传相呼应，以上三个地区先后发展起蚕桑丝绸业，并将各具特色的丝绸产品和生产技术回馈到中国，在丝绸之路各线汇成一股股丝绸文化的回流。中国丝绸文化在这三个地区传播情况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丝绸文化回流的不同特点。
  二、丝绸文化回流的地域性特点
  笔者从入贡、贸易等侧面，对异域丝绸流入中原的资料作了搜集和整理，并由此发现，丝绸文化在丝路各线的回流显示出如下特点。
  1.丝路东线：丝绸文化的回流为时最早，且与中国丝绸文化比较接近。正始四年（243年）倭国进献倭锦等是异域丝绸流入中原有确切纪年的最早案例。①此外，倭国进献异文杂锦亦在曹魏时期，而女王国进献鱼油锦和龙油绫在东汉末年，应为时更早。就文化关系看，朝鲜半岛诸国接受蚕桑生产方式远在日本诸岛之前，且自东汉初起就不断进贡方物，其丝绸文化的回流似应还要推前。与此相比，西域首例丝绸进贡——滑国进献波斯锦是在南梁天监十五年（516年），南海首例丝绸进贡——安南进献白抹绢是在北宋雍熙二年（985年），皆迟数百年。
  从丝绸品种看，朝鲜、日本所贡丝绸包括了绢、缣、絁、帛、绫、罗、绸、缎、锦及绵、罽等，品类丰富，且接近中国。这由双方密切文化关系所致。而其较具地方特色者，新罗朝霞绸染色技术比较突出，以颜色鲜红，艳如朝霞而得名。美国学者谢弗也认为：“‘朝霞’是一组很常见的词组，它是指来自下方的光线的照射下，白云所显示出的耀眼的淡红色的光彩”，“正是因为这种朝鲜绸具有朝霞般美丽的色彩，它才会被称为‘朝霞’。”②女王国的鱼油锦和龙油绫“文彩多异，入水不濡，云有龙油、鱼油也”③。这种丝绸以其奇异的加工原料和技术，竟取得施色和防水两方面的特殊效果。高丽的金罽是一种含有金线和丝、毛的混纺织品，可能由中国东北民族室韦和韈劫子国的毛锦发展而来，不但敦厚保暖，可以做成衣袍被褥，而且精致美观，可用来装饰鞍马刀剑。由于技术上的突出发展，这些回流丝绸也影响了附近地区。如新罗朝霞绸技术就传播到中国东北，契丹朝霞锦应是其继承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丝绸文化的回流显得强劲而且持久。据研究可知，日本丝织业自3世纪后半期始不断发展，到奈良时期（710～781年）达到繁荣，绯襟、薄物、阿波绢、常陆绸、博多织、兜罗绒等优良特产陆续出现。①在此基础上，从曹魏时起日本丝绸贡品源源不断。史书所谓倭锦、倭缎，应是对日本丝绸的泛称，日本产锦有软锦、东京锦等，产绢有阿波绢、珍珠绢等，其他如〓、缎、绫、罗等也各有不同品种。到宋朝，日本细绢已是“薄致可爱”②。而其所贡美浓〓、水织〓等动辄数百匹，可见生产技术和规模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到明清时期倭缎的进贡更为丰厚，日本之外荷兰等国也常以倭缎为贡品。如荷兰在顺治十二年和康熙二十五年等年份的进贡都有倭缎。③
  2.绿洲丝路：丝绸文化的回馈以新异丰富为特征。以两河流域为中心，西至叙利亚，东到中亚腹地，本属纺织业发达之地，且从原料到技术都与中国内地大不相同。丝绸和蚕丝传入之后，该地区把丝绸纺织和原来的毛、麻纺织结合起来，创造出许多质地和性能皆称奇特的产品。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域纺织品在花纹图案方面也与中国大异其趣。故而流入中原的西域产品往往更引人注目。
  据《后汉书》载，大秦国早就生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黄金涂等织金物品，还有用野蚕丝或所谓水羊毛织成的海西布等。而已有资料和研究表明，古波斯地区的纺织品更为丰富。仅以羊毛为主原料的纺织品就有氍毹、毾〓越诺布、撒哈拉等，金银线与麻、毛混纺的罽、绣之类也是从这里起源的，此外还有护那、拓壁、檀等其他原料的织物。①中亚地区驼毛和棉花织物则相当丰富。丝路凿通之后，中国丝绸大量涌入西域，蚕丝开始成为该地区的重要纺织原料。至迟在三国时期，罗马已经学会从现成的中国丝绸织物中分解抽丝以重新纺织。《三国志》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②。由于养蚕和丝织技术西传晚了很多，西域国家的丝织业是在其毛纺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出丝织品以锦类为主，染色、提花、刺绣一如毛纺。这些织锦流入中国之后，人们泛称为“胡锦”、“西锦”等。其织造，技术上保持了毛纺的特点，采取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等手段；原料上以混纺为特色，多加以金、银丝线和毛、麻等；花纹图案则基本属于西域传统文化的内涵，结构形式多连珠团窠或几何图形内填加动植物纹，题材内容多葡萄、忍冬、鹿、马、驼、象或西域神祇形象。在考古发掘中，新疆境内发现了7世纪一些与同时代中国丝绸风格迥异的猪头纹锦和立鸟纹锦等丝绸样式，据阿克曼等学者的研究，它们被认定为萨珊波斯东部的产品。③
  “波斯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种。劳费尔认为它是一种织金丝绸④，看出土实物则还有纯丝或毛、麻混纺等，以织造精美、色彩绚丽著称。该品种源出波斯地区，后来影响了西亚、中亚广大地区，故而中亚的滑国和罽宾、中国西北的骨哆录和突厥、西部的吐蕃甚至今甘肃境内的归义军政权都有“波斯锦”进献。此外，波斯的冰蚕锦、女蛮国的明霞锦以及龟兹和高昌国的“龟兹锦”、疏勒国的“疏勒锦”等，都是西域著名的丝织品。
  蚕丝技术西传后，西域丝织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唐朝时期，中亚的康国即今撒马尔罕一带发展成世界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和最重要的丝绸集散地。⑤到宋元时期，中亚地区“各种装饰盖布、马被、丝绸褥垫、镶金织锦、绸缎、谢纳尔（一种织物）、塔夫绸、撒马尔罕的薄绒驰名世界”①；西亚许多地区如报达（今巴格达）、谷尔只（今格鲁吉亚）、毛夕里（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忽鲁模斯（今伊朗东南部，波斯湾沿岸）等，也发展成为重要丝绸产区或集散地。②这时候，西域丝绸便通过粟特和阿拉伯商旅更多地流入到中国境内来。大食“蕃锦”包括重锦、百花锦、碧黄锦、兜罗锦等是唐中期以后颇为中原所注目的西域丝绸，在宋朝曾频为大食人进献到中原。其中重锦一件有20驼之载重，必须分裁20块运输③；百花锦多作帷幕，“其锦以真金线夹五色丝织成”④，可见二者属织金丝绸无疑。兜罗锦与毛锦、越诺布和撒哈拉红布等类似，有学者认为是丝毛混纺织品⑤，西亚、中亚甚至南洋国家都有出产和进贡。康国的赞丹尼奇锦，其运销范围北达今挪威地区，南至拜占庭、西达波斯，东到中国境内，我国青海都兰吐蕃墓中就发现了这种锦织品。⑥
  3.海上丝路：丝绸文化回流较迟，然对近代中国丝绸发展影响较大。早期进贡国较重要者有两个：一是安南，自北宋始贡其绢，称“安南绢”，一般为白绢或白抹绢。据载，其“绢粗如细网”⑦，质量似乎不高。同时该国也织造丝棉混纺织物，“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①。二是暹罗，既谙于丝织，又通东西商货，因而进贡丝绸较为丰富，明清两朝所进贡丝绸包括本国土产：暹罗红纱、剪绒丝、织杂丝、红花丝、红花文丝和兜罗锦等，多做成被面、手巾、帷幔等生活用品；西洋诸国产品：西洋闪金缎、西洋金缎、西洋金花缎、西洋锦缎带、大西洋阔宋锦、绞绡②及撒哈拉、大西洋诸布等。为此明人严从简曾感叹：“我朝四夷所献，如朝鲜之苧布，哈密之〓布，交趾之白绢，皆重服用也。然暹罗海岛异俗，而能谙于织作，丝之贡数品，布之贡十有三品，如此可谓知所重矣。”③
  不过，宋元以降西方丝绸多遵海路而来。特别在欧洲蚕丝业兴起和新航路开辟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丝绸产品成为外来丝绸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外贸易制度发生重大变化，16～17世纪私人贸易超越了朝贡贸易。从此，西洋丝绸大量涌入中国。其品种以缎类为主，有各种纯丝缎，如大花缎、荷兰花缎等；织金缎，如大紫金缎、红银缎、织金花缎、织金线缎、金银丝缎以及西洋闪金缎等；棉毛混纺缎，如大哔叽缎、哔叽缎、大红羽缎和其他各色羽缎等。此外还有绒毡类产品，如天鹅绒、洋剪绒、荷兰绒、哆啰绒、织金大绒毡等；锦绸绡纱等类产品，如大西洋阔宋锦、蕃斜纹、绞绡等。这股西洋风愈吹愈强，19、20世纪更有各种廉价的混纺丝绸、人造丝绸充斥进来，机器纺织技术也引入中国，从而对中国丝织业发展和现代化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丝绸文化回流对中国的影响
  丝绸文化的回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从政治角度看，进贡丝绸起着缔结、维持和加强中国与进贡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影响更值得深究：一方面它在生产技术上为中国丝织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在社会生活上丰富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开阔了人们的精神视野。
  考查中国丝绸技术改革发展的历程，丝绸文化回流的直接影响确凿可证。《隋书·何稠传》云：“波斯尝献金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绸为之。绸捻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①这是中国匠人仿造波斯锦缎的典型例子。但就其关键作用而言，主要还在以下几点：
  1.传播了西域斜纹组织、纬线起花等技术手段。在纺织技术上中、西之间本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习惯：中国丝绸底纹的纺织采取平纹组织法，图案花纹的纺织采取经线起花。相反，西域丝绸底纹则是斜纹组织，图案花纹采取纬线起花。起花方式之别，主要是由纺织原料的不同特性造成的。西域纺织原料以羊毛为主，“羊毛纤维短，必须捻成毛线，而毛线易于纠缠和松散，所以用它作经线，密度需要疏朗，而又需要拉紧；毛线的纬线捻得须较松，以便具有较大程度的屈曲，以绕着张得很紧的经线。并且纬线要以筘或刀打得较为紧密，这样便呈现纬面凸纹。如有花纹，它们也是纬线起花”。中国纺织原料以蚕丝为主，“丝线不但很长，而且强韧光滑；所以在织机上经线虽很紧密，但不会纠缠，而且可以用弱捻或不加捻的丝线作经线”，这样，“织物经线紧密，而纬线较松而不显露，所以是经面组织。如有花纹，也是经线起花的方法”②。蚕丝西传后，西域织造丝绸依然保持了传统做法，对丝经线采取仍加紧捻的办法，经纬线比较疏朗，图案花纹上则保留纬线起花。如果表现在织锦上，就是“纬锦”的织法。与中国传统的“经锦”相比，“纬锦”具有以下优点：“（1）经锦靠经线起花，经线固定于织机上后，便难加改动。纬锦靠纬线起花，织制过程中随时可以改动不同颜色的纬线。（2）经锦如果一副表、里经包括不同颜色的经线过多，密则易于纠缠，疏则表经只一根，里经占地位过广，不仅使织物太松，并且使花纹的颜色和轮廓线受影响。纬锦的每副表、里纬虽包括不同颜色的纬线很多，因为它不必像经线那样先行安排于织机上，可以逐一穿入梭口，穿入后又可用筘打紧，所以既不会纠缠，也不会过疏。（3）各种颜色的经线，在经锦中因为表经和里经的屈曲度和长度不同，常会发生某种颜色的经线比别的先行使用完罄。如设计花纹及上经线时没有计算好，织到末尾时会发生困难。纬锦便没有这种困难。”至于底纹组织法的不同，主要是由于西域长时期内用手提经织布，斜纹组织的长浮线较多，交织点少，提经也少，比较省事。后来虽然从东方引进了提花机，但其根据习惯改造成斜纹提花机。斜纹组织的优点是，“因为它们有长浮线，织物表面布满浮线，能充分显示丝线的光泽”①。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在织锦技术上学习了西域“纬锦”和斜纹重组织的方法。考古研究表明，7世纪初期之前，中国丝绸都是经线起花和平纹组织法（织锦为“经畦纹锦”）；从7世纪中叶起，首先受到斜纹组织法的影响，流行一种采取斜纹组织法但仍经线起花的“经斜纹锦”；宋代以降，重组织斜纹的“纬锦”成为中国丝绸的主流。②
  以上改革肯定是在中原了解西域丝织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中原了解西域丝织技术无疑不能缺少丝绸文化回流这一前提。
  2.带来了异域图纹风格，丰富了中国丝绸的花纹图案。早期中国丝绸在花纹图案上均采用传统文化题材，如排列整齐的云气纹、几何纹，中国常见的瑞兽、文字图案等。就史籍所载，自丝路凿通之后葡萄纹就出现在中原丝绸图案中。昭帝辅臣霍光之妻善织葡萄纹锦，曾一次赠送淳于衍20匹。③南北朝时期葡萄纹饰已为人所习见，遂成诗人常咏之词。梁武帝《古意诗》云：“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一作裙）。”①沈约《洛阳道》描绘北方女子服饰道：“领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②考古研究证实，南北朝是中国丝绸花纹图案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如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墓葬所出土的化生纹锦，织出了狮子等动物和佛教中的化生故事、莲花形象；延昌七年（567年）墓葬所出土的蓝地兽纹锦则织出了狮形兽和菱形纹，显然都是波斯萨珊文化的艺术风格。③进入隋唐时期，中国丝绸在花纹图案方面西域文化的色彩更为浓厚，题材内容上忍冬、葡萄、生命树等植物形象，狮子、骆驼、羊、马、鹿、象、猪及孔雀等动物形象（其中马、狮等多带飞翼），太阳神、人马、武士等神灵、人物形象；花纹结构上环绕动物的联珠纹（又称“球路”纹或“团花连环形骨架”）、内含动植物的几何形纹（又称“几何类型骨架”）等，都成为常见的花纹图案。在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仅就1959年发掘情况看，在七种类型的织锦花纹中，有鸟兽树木纹锦、双兽对鸟纹锦、树纹锦和对马纹锦等四种“显然不是汉族风格，大约是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④。新疆所出土的唐代纹锦中还盛行一种联珠怪兽头纹锦或称联珠“猪头纹”锦。据说该图案取材于古代北印度的一个神话故事，6～8世纪流行于波斯萨珊王朝。而阿斯塔那墓葬所出的该类图案形式
  （包括由此衍生的其它动物联珠纹图案）的织锦，也正是出现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
  这可能是吸收波斯文化影响的反映⑤。不过，中国工匠并未停留在对波斯花纹图案等照搬照抄上，而是加以改造创新。唐朝初期，窦师纶设计出以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为主题内容的新式图案，号称“陵阳公样”。①从此，中国丝绸在图案内容上，原来狮、象、骆驼、孔雀等西域所特有并加以神秘化的动物形象（如带飞翼的马匹和狮子）渐为中国所常见并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动物所取代；结构形式上，则在联珠纹和忍冬团窠基础上，融入了牡丹花形或缠枝藤蔓等，或说是“综合了中西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构成中国所特有的“宝相花”等形式。这类新式花纹图案在唐朝已丰富多彩，如定州博陵郡土贡“两窠绫”和“独窠绫”②；剑南诸地出产“簇四金雕锦”和“大窠狮子锦”、“双窠云雁锦”、“翠地狮子锦”等③；杭州则以生产“立鹅、天马、盘绦、掬豹”等纹锦著名④。此外，常见者还有团花锦、孔雀锦、鸳鸯锦、双凤锦、交龙进锦、对鹘对鹰锦、鹘衔瑞草锦等等。唐朝以后，又在技术上进一步消化吸收，对花纹图案的描绘逐步走向现实主义或说写生的手法。⑤
  3.织金丝绸对中国工艺的影响。
  织金是源于上古波斯的西域传统工艺，多用于高级织物的织造。由于加入了金、银丝线，可以使织物光泽闪亮，赏心悦目。织金丝绸在古代西域丝绸产品中占有一定地位，更是西域进贡礼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国工匠开始吸收西域织金丝绸的艺术风格，何稠仿造波斯金绵锦袍就是典型例子。据研究，“隋唐至宋是（中国）织金织物发展的重要时期，元明至清初为鼎盛期，中国织金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西域织金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⑥。
  丝绸文化回流在中国社会生活上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1.物质生活
  由于以进贡为主要流入渠道，外来丝绸首先供应宫廷，然后以赏赐等方式进入皇亲国戚和高官重臣家庭。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上层的奢侈需求。例如，唐宣宗宫中有女蛮国所贡明霞锦，“云练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①。同昌公主有澄水帛，纳凉消暑功效奇特：“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俱列，暑气将盛，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②此澄水帛其实是用绞绡做成，产自波斯等地，与龙涎香同属舶来品。明清时期，倭缎对中国社会上层的影响更为深刻。由于大量流入和仿造，倭缎一度充斥于宫廷和贵族生活。如清廷对荷兰等国的回赠礼品中倭缎与大蟒缎、粧缎等并列③；康熙和乾隆万寿盛典中对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及边疆民族入觐大小首领的赏赐包括倭缎④；亲王、郡王常服有倭缎袍，八至九品文武官吏朝服“领袖俱青倭缎..积冬夏皆用之”⑤，橐鞬等礼器也“皆以青倭缎为之”⑥；典礼活动倭缎用量很大，仅康熙皇帝一次寿典中的赏赐一项就要用倭
  缎295匹⑦，甚至满清祭天典礼中也要供上10匹倭缎。同时倭缎在官僚贵族阶层中的流通也极常见。康熙一份手谕中提到，一位三等侍卫用倭缎与蒙古作马匹交易被揭发，可见为数甚巨。①
  自唐宋起，波斯、粟特和阿拉伯等西域商人大量来华经商，中外商业贸易日趋发达，因而异域丝绸不断流入中、下层社会。杜甫曾受西北来客馈赠一件织成缎褥，歌咏道：“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仇注认为，这种翠织成来自大秦，并引《北堂书钞·异物志》云：“大秦国以野茧丝织成氍毹，以群兽五色毛杂之，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织成缎褥，殆此类。”②黄庭坚在一书跋中闲谈说：“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有能识者。”③高启《谢友人惠赠兜罗被歌》唱道：“蛮工细擘冰蚕茧，织得长衾谢缝剪，蒙茸柳絮不愁吹，铺压高床夜香软。”④有些异域丝绸甚至流入村坊闾里。曾得冰蚕锦褥的康老子乃长安一家道败落的商人子弟，他正是碰到一位老妪临街兜售而以半贯铜钱买到的。⑤更有某些品种甚至深入千家万户。《西河记》载：“西河无蚕桑，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袴褶。”⑥伴随西方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贸易的发展，到近代外来丝绸甚至以较国内更为价廉物美的优势倾销到中国城乡市场，成为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
  2.文化生活
  伴随着丝绸文化回流，中国诗词歌赋中出现不少异域丝绸的影子。《梁太子谢敕賚魏国所献锦等启》较早知道“胡绫织大秦之草，绒布纺玄兔之花”①，此后人们更将冰纨绞绡、织金锦绣之类作为咏叹的主题。如王起《冰蚕赋》日：“懿北极之寒劲，有珍蚕之处冰，匪柔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凭。”冯宿《鲛人卖绡赋》曰：“皓如凝露，纷若游雾，爰洁尔容，不愆于素。”韦执中《海人献冰纨赋》日：“禀鳞角以成质，而或屈或伸；因冰雪以爽容，而匪雕匪饰。”陆游《夏白纻诗》云：“素绡细织冰蚕缕，清寒不受人间暑。”这是感叹冰纨鲛绡奇特的质地。李峤《绫诗》云：“金缕通秦国，为裘指魏君”；杜甫《丽人行》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乃贤《题张萱羙人织锦图诗》云：“双凤回翔金缕细，五云飞动彩丝长”；汪元量《湖州歌》云：“奏授虎符三百面，内家更赐织金袍。”②则是叙写织金丝绸的来历和发展。
  有不少外来丝绸以异域神祈祥瑞或传说故事为图案内容，像新疆出土丝绸中的天王、太阳神、带翼天马、狮子兽以及化生故事等，无疑充满着文化和宗教的内涵。同时，一些质地和性能奇特的丝绸品种则伴随着神秘传说而来。如关于大轸国织成神锦衾的冰蚕丝，一种传说云：“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倾动，大者可阔三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缲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③另有一种说法是：“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④唐代宗曾编织为鞘的碧玉丝为东海弥罗国所贡，传说“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琴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①绞绡本来是一种轻纱细罗，以轻盈透明为特点，由于来自海上，人们便传说出自海中神油。《拾遗记》记述三国吴主赵夫人仿制此物时说：“夫人乃扸发以神膠续之。神膠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彀，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②
  四、结论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人们最易关注文化主流的动向——不同文明区域互通有无，各以优势文化或特色文化向对方流动。不过如果再向深、细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当一种文化流入异域，在那里生根发芽，然后发展成另具特色的同类文化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回流现象，这种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被回馈到其发源地。丝绸文化就是如此：它从中国发源向四周地区辐射，以丝绸产品本身或养蚕丝织技术加以影响，在各地区衍生出风格迥异的丝绸文化。这些异质的丝绸文化以丝绸产品等为载体很快回馈到中国境内，在丝绸之路各线形成一股股文化回流。特别是以萨珊波斯风格为典型的西域斜纹纬锦，在中国促使丝织业发生了一场近似革命性的变革，造就了唐宋时期中国丝绸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以后对外传播更为强劲的潮流。海路丝绸文化的回流较为迟晚，然而最后兴起的以西欧丝绸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西洋风”却另具重要影响和意义，它既以残酷竞争和遏制造成近代中国桑蚕丝绸业的衰微，同时也以崭新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方式带动中国丝绸业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总之，丝绸文化传播其实是一个在不断互动交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而丝绸文化的回流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通过对丝绸文化回流及其影响中国这些史实的探讨，我们才能全面和深入了解整个丝绸文化的流动态势和发展历程，并真正提高到这样一个认识：丝绸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世界的宝贵财富。扩大到整个东西文明交往的视角看，正是在这种文化回流的基础上，东西文明才得到深层交流，并得到高度发展。

①参考孙荪：《丝绸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袁宣萍：《清代丝织品中的西洋风》，《丝绸》2004年第3期；严勇：《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①中国北部包括蒙古沙漠南北乃至贝加尔湖地区与中原关系的密切程度不下于其他三个地区，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方式的差异，丝绸生产难以在这些游牧地区发展，从匈奴到突厥等民族大多仅是承担了中转丝绸贸易的任务。 ②（后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8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一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8、2819、2820页。 ④参考黄新亚《丝路文化·沙漠卷》，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①参考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关于于阗王利用迎娶中原公主的机会获取蚕种的传说，夏鼐认为发生在6世纪左右或者稍早时期（夏：《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姚宝猷则承西方学者洛佛尔（Laufer）之说，认为应在5世纪初期（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 ③希腊历史学家普罗科波（Procopedecésarée）（500～562年）在《哥特人的战争》中记述了几位印度僧人为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获取蚕卵的故事；东罗马历史学家泰奥法纳（ThéoPhanedeByzance）（750左右～817年）则说是一位波斯人偷将蚕卵带给查士丁尼。（参考〔法〕戈岱斯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96、116页） ④（北魏）贾思勰、著，石汉声校释《齐民要术》卷五，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88页。 ⑤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53页。 ①《拾遗记》载，西周时代“有因祗之国，去王都九万里”，曾献云昆、列堞等锦，事不足据，故不采录。（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册，第52页） ②〔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 ③（宋）李防《太平广记》卷四八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513页。 ①严勇《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②（元）脱脱《宋史》卷四九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3页。 ③（清）梁廷柟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二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1～444页。 ①〔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第316～332页。②（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岳麓书社1993年，第690页。 ③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④〔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6页。 ⑤马承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①〔乌兹别克〕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33 ～134页。 ②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报达城纺织丝绸金锦，种类甚多”：谷尔只，“其地多城堡，产丝甚富，制种种金锦丝绸，极丽”；突厥蛮州（在小亚细亚）“制造世界最精美之毛毡，兼制极美极富之各色丝绸，所制甚多”；毛夕里国，“此地之一切金锦同丝绸名曰毛夕里纱，有许多名曰毛夕里商之商人，从此国输出香料、布匹、金锦丝绸无算”；贴必力思城（今伊朗西北大不力士）“制作种种金丝织物，方法各别，价高而奇丽也”；耶恩德大城（今伊朗耶兹德）“居民制作丝织物，名日耶思的（yazdi），由商人运赴各地，贩卖牟利”⋯⋯以上均为著名丝绸产地。而忽鲁模斯、毛夕里等又是重要的丝绸集散地。（〔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9 ～ 34章，中华书局2004年） ③《新唐书》卷二一七黠嘎斯传云：“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橐驼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饷黠嘎斯。” ④（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89页。 ⑤参考〔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波斯的纺织品”部分等。 ⑥马承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⑦（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六，中华书局1999年，第266页。 ①（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黎幕条，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②《诸蕃志校注》解释道：“盖‘绞绡’为纠丝成缯之织物，地中海沿岸原出产著名之丝锦。”（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第117页） ③（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八，中华书局1993年，第286页。 ①（唐）魏征《隋书》卷六八，中华书局1973年，第1596页。 ②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①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②参考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和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等文。③（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册，第523页。 ①（唐）欧阳询著，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7页。 ②（明）张溥《汉魏六朝三百家集》卷八八，《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5册，第188页。 ③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期和竺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文物》1972年第2期。 ④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⑤武敏《新疆出土汉一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合刊。 ①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窦师纶字希言，唐初纳言窦国公窦抗之子，“性巧绝”，曾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官至太府卿。“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其所创对雉、斗羊等图样应是在西域对鸟、对马格式基础上的再创造。 ②（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8页。③（元）费著《蜀锦谱》，《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0册，第434～437页。④《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德裕为浙西观察使，诏索盘条缭绫千匹。奏言：‘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 ⑤瞿竞《丝织品：文化交流中的意匠》，《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⑥孙荪《丝绸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年第2期。 ①（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42册，第617页。 ②（宋）李防《太平广记》卷二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册，第535页。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④康熙朝《万寿盛典初集》卷二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3册，第241～243页；乾隆朝《八旬万寿盛典》卷二一，《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0册，第241～254页。 ⑤《清朝通典》〔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43）V54.第2377页。 ⑥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卷一四，《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6册，第790页。 ⑦康熙朝《万寿盛典初集》卷二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3册，第241～243页。 ①康熙朝《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9册，第822～823页。 ②（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58页。 ③（宋）黄庭坚《山谷集》卷二九，《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13册，第310页。 ④（明）高启《大全集》卷九，《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0册，第121～122页。 ⑤（元）陶宗仪：《说郛》卷一〇〇康老子条云：“康老子，即长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计。偶一老妪持旧锦褥货鬻，乃以半千获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日‘何处得此？是水蚕丝所织，若暑月陈于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千万。” ⑥（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九五，中华书局1960年，第3104页。 ①（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3061页。 ②参见（宋）李防：《文苑英华》卷一二〇；（明）曹学俭：《石仓历代诗选》卷八五、一七六；（清）张廷玉：《全唐诗》卷二五、六〇、四二五等。 ③（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中，《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42册，第610～611页。 ④（晋）王嘉《拾遗记》卷一〇，陈力、段志主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巴蜀书社2000年，第1册，第689页。 ①（宋）李防《太平广记》卷四〇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36页。 ②（晋）王嘉《拾遗记》卷八，陈力、段志主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巴蜀书社2000年，第1册，第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