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喀什是一座历史相当悠久的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时经过的地方，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之一，班超曾以此地的盘橐作为经营西域的大本营。喀什也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是玄奘法师西游礼佛求法的所经之地。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由这里进入忽必烈大汗的官廷。喀喇汗王朝曾以喀什为首府，大清王朝也于此设立参赞大臣。这里从古至今，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也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与共存的地方，更是中外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要塞。喀什是《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故乡，也是维吾尔族长诗《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故乡。中国有一句名言：“不到南疆，就不等于到新疆；不到喀什，就不算到南疆。”喀什物产丰富、山川巍峨，人文荟萃。这里有驰名中外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全疆最宏伟的陵墓阿帕克和卓麻扎、伯什克拉木果园、石头城、三仙洞、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刀郎人的舞姿与歌声。正如清代末年的三湘学子肖雄于其《新疆杂述诗》中所歌颂的那样：“迢遥疏勒峙边雄，据水凭山物产丰。天使墓门千载在，海邦商旅一途通。”
  自汉代以来，汉文史料有关古疏勒的记载，犹如汗牛充栋。特别是自近代以来，赴喀什地区作考察的西方人也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外交官、远征军官吏、商客、宗教人士、旅行家等。因为喀什是那些勇敢的探险家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是考古学家们的“沙漠天堂”或西域的“廷巴克图”（Tombouctou）①，也是商人们的“黄金国”。它后来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又成了英、俄两国争夺西域的一个大赌注。特别是英国驻喀什领事馆被称为“中国花园”（其尼瓦克，Chini-Bagh），吸引了许多堪称为吉卜林（R·Kipine，1865～1936年）小说中的人物前往那里冒险②。
  本文拟仅对其中某些西方人对喀什的记述略作评介，以补汉文史料并有助于互相对照比较。
  一、英国探险家荣赫鹏及其在喀什交往的欧洲人
  荣赫鹏（FrancisYounghusband，1863～1942年）是曾在西域和西藏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英国人之一。他实际上出生于印度北部，在英国桑德赫斯特（Sandhurst）完成其学业之后，在19岁时又返回到印度。他是英国探险家罗伯特·邵（RobertShaw）的侄子。邵氏是1868年穿越喀喇昆仑山区并到达叶尔羌和喀什的第一个欧洲人，对西域和西藏的格萨尔诗也作了不少研究。
  荣赫鹏也是英国人与俄国人在西域高原、帕米尔或喀喇昆仑山口争夺战中的主角人物之一。他非常关注向英国通报俄国沙皇可能会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印度的阴谋。他通过对开伯尔山口（Khaybar）的考察，而开始其代表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域的活动，因为该山口可以通往西域的要塞阿富汗与克什米尔。但荣赫鹏主要是通过他赴中国西北、从北京到喀什与克什米尔的旅行而赢得资本。他走的是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进入了茫茫无际的沙漠，经过蒙古之后，又沿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绿洲前进，这次考察使他荣膺伦敦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但荣赫鹏仍继续从事考察，其目标仍与这场英俄争夺战有关，从而使他进入了帕米尔和新疆。
  荣氏由此而变成了一名传奇性人物。他于1903年经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Curzon）挑选，率领一支远征拉萨的英军（19031905年）。他在开始时被任命为少校，后晋升为上校，并由一支强大的武装卫队护送。他们于同年12月翻越了哲拉卜（Jelap）山口并进入了西藏，以与中国地方当局谈判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及边境冲突等问题。虽然这次远征遭到了灾难性失败，但荣赫鹏个人的名望却毫发未损，只是退出了印度政府的公职。他从此之后就完全致力于皇家地理学会和珠穆朗玛峰（Everest）委员会的工作。但他也关注宗教问题，并于1936年创建了世界宗教信仰协会。
  荣赫鹏于其1889年和1890年两次赴帕米尔的探险中，与同样在那里从事考察探险的俄国人有所接触。这两个国家的探险家们分别由廓尔喀人（Gurkhas）、帕坦人（Patans）或哥萨克人（Cosaques）的卫队护送，对这片峻岭和山脉作了考察，研究了其中的通道和路线。这片地区当时也属于敏感地区，是中国、阿富汗、俄国和印度的边境交叉地，而且其河谷与山口中的海拔高度也徘徊于4000～8000米之间。荣氏对这些地方的考察，完全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活动打前站的。
  1890年11月1日，荣赫鹏又返回了喀什。他于喀什曾写道：“我的官方使命要求我在整个冬季都停留于此。”其官方使命就是设法与俄国驻喀什领事彼特罗夫斯基（Petrovski）保持连续而又困难的联系。在此期间，他还会见了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以及法国人吕推（DutreuildeRhins）、李默德（Grenard）等著名探险家，此外还有马继业（GeorgeMacarthey）和韩得力（Hendriks）神父。
  荣赫鹏后来还于1904年9月6日迫使清政府缔结《英藏条约》。
  在英国远征军于麦克唐纳少将率领下入侵西藏时，他也随英军进入拉萨，以武力强迫西藏当局签订商约。荣氏于1904年获得英国爵士称号，此前于1896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大陆的腹地》①。现将其中有关喀什的内容略作介绍。
  与彼特罗夫斯基先生的谈话，是荣氏在喀什居住期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彼特罗夫斯基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曾先后在圣彼德堡、俄属突厥斯坦和喀什度过多年。他不仅掌握了有关印度和西域的许多文献资料，而且还掌握了西方国家的许多最佳出版物和议会报告。如同所有俄国人一样，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坦率地谈论与当地政治生活无关的一切内容，而这些内容却与他们两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
  彼特罗夫斯基曾阅读过荣赫鹏等人有关的西方人手工业的考察报告，以及他们有关西方工厂工作立法的报告，还有许多有关企业中持续罢工的文章，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觉得英国的处境并不好。他对英国在西域和印度的政策提出了许多批评。
  彼特罗夫斯基不但不尊重中国人，而且很鄙视他们。当地的中国官府很腐败，军队装备很糟，整个帝国都受秘密会社的折磨。彼特罗夫斯基对于中华帝国的了解仅限于喀什，他从来不敢冒险深入到距喀什有160公里以外的地方，更谈不上到达中国中原了。他自己与其领事馆中的任何俄国人都不会讲汉语，而令人不解的却是他们在新疆却已经生活有多年了，所有翻译工作都依靠一名穆斯林。英国却要求其驻中国任何地方的领事，都必须会讲汉语，甚至还要经过汉语考试。即使荣赫鹏只在驻喀什领事馆作短暂停留，也必须为他提供一名称职的英文翻译和一名讲广东话的秘书。英国人在学习当地人语言方面，比俄国人付出的辛劳多得多。俄国人对于学习当地语言，缺乏热情和紧迫感。在荣赫鹏于帕米尔山区遇到的六名俄国官员中，也只有两名勉强会讲突厥语，他们本来是常驻新疆的官吏，大部分俄国官吏只会讲俄语。但偶尔也有俄国人会讲外语，甚至会讲得很好。
  荣赫鹏在与俄国驻喀什领事及其下属人员或新疆商人的交谈都很愉快，故而在如此偏僻的一隅，也觉得冬季过得飞快。他也有幸接待了多名欧洲人的拜访。如曾在新疆居住多年的法国旅行家布朗（Blanc），此人为荣赫鹏和俄国领事提供了许多有关新疆的资料；当时还很年轻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在各方面都符合一名理想旅行家的标准：体格强壮、性格热情而友好、冷静而又具毅力。斯文·赫定从俄属突厥斯坦到达喀什，并先后考察过波斯、帕米尔、西藏和新疆。他具有语言天才，学识渊博，曾受名师传授，而且还颇具艺术天赋和独立思想。
  荣赫鹏还在喀什接受了法国探险家吕推及其同伴李默德的拜访。吕推一行于喀什停留的两周期间，下榻于荣赫鹏的住所。吕推与李默德后来入藏考察并在那里停留三年，最后却导致吕推在通天河畔的称多县境内，被藏人杀死的悲惨结局，时年只有45岁。吕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商船队和国家海军中度过的。他当时正在喀什仔细地和严格地准备入藏考察，特别是从事天文观察。当吕推一行离开时，荣赫鹏与马继业陪同他们到城门，在约定于巴黎再相见后挥手告别。荣赫鹏后来还收到吕推发自藏区的几封信。但吕推后遭藏族人的袭击，然后绑住双臂被投入通天河中淹死了。李默德回巴黎后负责发表了吕推的游记。
  在喀什还有一个长住的外国人，即韩得力神父，此人是一名荷兰传教士。荣赫鹏于1887年在那里会见过他。他每天都由荣赫鹏等人陪同转一圈，他们互相交换看法并有书信往来。该神父的任务艰巨而收效甚微，经常为所遇到的困难而焦虑不安，其乐观与悲观情绪都是无限的。他的归化方法始终令人惊讶，俄罗斯当局也并不善待他。但他也是一个做过长期旅行并认真学习过西域广泛内容的人，可以操多种语言，从英语到蒙古语，如西域的地质结构以及那里与俄国当局的多次冲突。当欧洲人看到一个满腹经纶的人生活在极端赤贫中并为行使其圣职而遭受苦难时，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荣赫鹏一行到达喀什之后不久，韩神父就立即赶来与他们共进午餐，并且声称因吃了一顿肉而晚上睡得比平常好得多。因为他每月只有10～12个卢比作为生活费，每天只以馕和蔬菜为生，而且还是居住在一间由汉人借给他的贫民窟中。他从此每隔一两天便与荣氏一行共同进餐，他们彼此之间都感到很高兴。
  荣赫鹏一行在俄国驻喀什领事，其秘书、儿子、领事的哥萨克卫队长以及韩得力神父的帮助下，组织了一顿圣诞晚餐。他们备有从印度运去的葡萄干布丁，并且向俄国领事显示。俄领事已久闻此种布丁之大名，却从未亲眼见过和品尝过。
  荣赫鹏是一个军人、外交家和科研人员。由于他使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变成了西方入疆人员的接待站，故而他记载了喀什多方面的政治生活。
  二、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及其夫人对喀什“中国花园”的记述
  马继业（GeorgeHallidayMacartney1867～1945年）于1890～1918年间在喀什任职达28年之久。他于2，8岁时，陪同长他两岁的英国探险家荣赫鹏到达新疆喀什。马继业一家与中国大清王朝有着不解之缘。其高祖便是1793年奉英国国王命令而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EarlGrorgeMacartney，
  1737～1806年），开创了西方殖民主义进入中国之先河，乾隆皇帝开恩于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他，曾因“磕头”问题而哄动朝野。他后来经杭州、舟山和广州而回国。马继业之父是马格里爵士（SamuelHallidayMacartney，1833～1906年），曾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马格里于1864～1867年主持金陵机器局，后又助郭嵩焘赴伦敦设立中国公使馆并任中国驻英公使馆参赞达30年之久。他也曾奉清政府命令，于1896年在伦敦诱禁孙中山，一手造成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的重大事件。
  马继业是马格里与一名中国女子所生的儿子，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并且成了当地官吏们的心腹，在喀什这个偏远而对于英国政治又非常重要的地区行使职务。马继业于1912年成为英国驻喀什的领事，1909年或1912年成为总领事，于1918年离开喀什。他的官方使命是监护在喀什及该地区诸绿洲的英属印度居民社团的利益。事实上，他主要是监督俄国人在那里的举动，特别是监视先于他到达的俄国驻喀什领事彼特罗夫斯基的一举一动。当时确实时时处处都显示出这两大列强在新疆的争夺和它们各自的野心。
  1898年，马继业在一次休假期间于英国结婚，然后又携其21岁的年轻妻子凯瑟琳·博兰（CatherineBorland，1877～1949年）重返喀什。在此后的二十年间，马继业夫妇一直居住在喀什的“中国花园”，（其尼瓦克，Chini-Bagh）。他们共生育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埃里克（Eric）、罗宾（Robin）和西尔维亚（Sylvia）
  由于马继业夫妇的热情而好客，对于那些路过喀什的西方旅行家和稍具名望的探险家们来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接待站和休息地。
  马继业的名字与喀什地区的俄、英关系史密切相关。但非常遗憾，他并未留下个人经历的记述。马继业夫人的回忆录《一个英国夫人在新疆》①记述了中国花园中的生活气氛，以及在喀什生活期间的主要事件。但斯克林（ClamontPercivalSkrine）与尼廷葛尔（PamelaNightingale）根据马继业的个人笔记和其他不同文献，而撰写了一部《马继业在喀什》②。本文仅对马继业夫人的回忆录内容略作介绍。
  “中国花园”的最初印象
  在新疆旅行时，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在坚硬而又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睡觉过夜，床垫不足以减缓地面的坚硬感觉。他们都变成了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蜷缩成一团过夜的专家，疲劳和新鲜的空气足可以使人很快人睡。但当人们到达喀什的“中国花园”时，那里却备有弹簧床。那张床原本是一名在喀什的俄国军官为其夫人制造的。当他们离任时，马继业花高价为其夫人购得。他们在那里的住房也装饰得富有独特情趣。由于该地区地震频发，故房子只有一层。它占据整个庭院中的三侧，第四侧则被大门和门房所占据。门房中始终有人值班，向任何客人询问来访的目的。房子悬垂在一条沟壑之上，其窗户只有6英尺（每英尺约合305m）见方。这种居高临下的处境，可以使人获得对周边的一种美好的鸟瞰图景，可以遥望到雪山。脚下是一条崎岖的负荷驴马的大道。那里夏天到处是瓜田、稻田、棉田和苜蓿田。冬天则到处都是干裂并覆盖一层盐碱的白茫茫的土地。田地一旦不耕种，便会遍布盐碱层和灰尘层。但这种土壤却有利于甜瓜和西瓜的生长，喀什属于世界上最美味瓜果的产地。
  在耕田中间，有一片被围墙隔开来的三角形的地面，其中有几座小土丘，上面插着俄国的十字架，这就是俄罗斯人的墓地。在远处，便是流经喀什的克孜勒苏河（Kizil-Su），许多裸体男孩骑在光背马上到河中让马群饮水。马匹只在脖子上拴着一条缰绳，但他们御马术很高明。那里还有一大群用来驮水桶的毛驴，以供向市内售水。在克孜勒苏河的彼岸，有许多棉布印染厂，用蜀葵来染深红色的漂亮布匹。在该河的下游，又有一长队人力小车和人畜群穿过一座小桥。所有人都显得似乎在相互对歌或呼唤，很快就会形成阵阵喧嚣声。沿河岸有许多磨坊，磨坊主们吹着羊角号，以招揽客户前来磨面。河流的上游是黄土峭壁、麦田和树林。再远的地方便是沙漠和天山那白色的峻岭。
  从喀什的房顶上，便可以向西部和南部望到高耸入云的天山雪峰，其中的公格尔峰（Kongur）最高，近24000法尺（每法尺为325m
  o现在测量的高度为7905米，基本相吻合），它就如同一堵巨大的白色墙壁而横堵人们的视野。但由于灰尘和大雾，人们于春夏两季甚难瞭望得很远和很清晰。
  “中国花园”（其尼瓦克）原来是一幢原居民的房子，环绕一个中心院落而建。它如同当地的所有房子一样，都是平房。房间中没有窗户，只通过天窗来通气和采光。它们表面朴实无华。其外表只不过是一堵堵干打垒的土墙。房间的生土坯墙约有2法尺厚，外面抹一层泥，里面刷一层熟石膏。因为厚土墙可于冬季保温，而于夏季防热。
  当马继业于1890年陪同荣赫鹏而首次到达喀什时，他当时是卫队成员。他们便被带到了这幢带有花园的房子，它于24年之后变成了英国总领馆。旧有建筑物完全被夷为平地了，在原址上又建起了一幢欧式的壮观建筑物。当马继业夫人于1898年到达喀什时，整座花园已经开始欧化。当时在喀什几乎不存在玻璃，只能用油纸来糊整幢房子的窗户，这比天窗已经好多了。俄国领事彼特罗夫斯基非常友好地借给了马继业一块带框的玻璃，以供装一扇窗户。但他们后来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执，马继业被迫将此块玻璃退还给彼特罗夫斯基。可见玻璃当时刚由西人传入喀什。
  马继业等也用俄式大铸铁炉取代了当地传统的巨大土坯火炉。原来在当地一间传统的房子中，四分之三的面积要由火炕占据，炕上覆盖以毛毯。房间的进门是双扇门，只有弯腰才能进去。墙壁上挖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龛，很适用盛放东西。当时正好有一支俄罗斯骆驼队到达喀什，出售带框的玻璃。其质量低劣，虽可以透过阳光，却会使人影严重变形。中国花园建立了一条游廊，但各部件固定很差，稍有一地震便会坍塌，故而只好拆掉重建。房间的家具都很粗糙，完全是白色原木的，上面既没有装饰画，也未经过油漆。
  当马继业到达喀什时，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名荷兰天主教司铎韩得力。他们两人决定制造一把椅子。因为当时当地人只会坐在地上或箱子上。但他们两人都不是细木工，而且对于设计一把舒适的椅子也没有任何概念，最终还是勉强造成了。瑞典传教士奥格伯（H〓gberg）曾制造一把转椅，也被马继业购得了。这一切都是当时喀什先前不曾有过的，但喀什那些漂亮而又舒适的毯子、垫子和席子，弥补了家具的不足。
  在一间昏暗而又被烟熏黑的厨房中，年轻的喀什厨师在制作点心。此人的做法虽不太卫生，但烹制出的点心却非常可口。
  “中国花园”中有五名家庭成员、一名厨师及其助手、一名上菜的仆人、三名清洁工、一名马夫和一名园丁。园丁是一名小个子的喀什人，他经常与花木“讲话”就如同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此外还有四名信使，以将信函，定期送到距喀什有10～15日行程的印度一站。在英国领事馆中还有两名印度秘书和一名中国秘书及其家庭。此外还有印度医院的一名助理，以作为医疗顾问。这些人与仆人们都居住在其尼瓦克的庭院之外。从而使英国总领馆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小村庄。
  英国总领馆的小花园既大又美，共分两个层面，由一道台阶相沟通。其上层是果园和菜园，有很漂亮的桃子、杏子、无花果、石榴、黑色和白色的桑椹，后来又引入了英国品种的苹果、梨子、李子、樱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与喀什的果园相媲美。花园的下层是柳树、榆树、杨树，还有一种当地的树。有一架相当大的葡萄架沿房屋的墙壁攀援并为房屋遮荫，一切都说明它会结出大量葡萄。冬季要将葡萄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埋起来，以防止被冻死。花园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沿其四周而延伸的一道台阶，由一道栏杆保护。从那里可以观察到田野和道路上的行人，一直到河床。花园的中心有一个水池，于春天被作为供灌溉的水库，它于冬季却如同所有灌渠一样地干枯了。
  马继业于花园中饲养了一大批宠物狗，这与喀什原住民的习惯完全格格不入。那里在野外也有豺狼、豹子和狐狸。但真正使马氏一家感兴趣的是麇鹿和羚羊。有人送给他们一对鹅。当母鹅孵蛋时，公鹅却卧在客厅的角落里悠闲自得。一名瑞典夫人拉盖特（Raquette）送给马家一只小猫，它伴随了他们一家17年，直到他们一家最终离开喀什为止。
  当时喀什的巴扎（bazar）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外国商品，所有居民都身穿传统的红色衣服。只有在几个富裕地区，人们才穿丝绒。喀什几乎没有俄罗斯贸易，很少能见到食糖。该城连同其街道和巴扎，其外观自数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变化，全城居民的住宅及其着装，都完全如同其先祖们一样，一成不变。自马可·波罗于13世纪穿越该地区赴忽必烈宫廷以来，那里的旅行方式亦无变化。但马继业一家到达之后，那里迅速发生了某些变化，许多现代化的东西都出现了，诸如布匹、商品、日用品、家具、设备、食糖和白面，已经开始由俄罗斯和印度的商队大量输入。那些富商也开始建筑西方风格的住宅，甚至还开始使用椅子和桌子，许多人都穿俄罗斯式的带大花图案的棉衣。制衣工也开始使用缝纫机了。
  当马继业夫人刚到喀什时，喀什人非常好奇地凝视着她及其家人，而且还称呼他们为“佛朗机人”（Feranghis，Franks），邀请她们喝茶吃点心，而且还在胡同中偷偷地窥视她们及其住宅。有的喀什人将马继业夫人当作是男子，因为她扎腰带；有的人说她不是男子，因为她不穿高统靴和不骑马；小孩子们则认为她很像“一只猴子”，因为她穿得花枝招展。但当他们最终离开喀什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对他们感到好奇了，因为此时在喀什已经有许多欧洲男女人士了。
  马继业一家几代人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应该说，他对于中国人还是有感情的。由于他生活在清王朝的末年与辛亥革命鼎革之际，故而他记下了喀什的一个动荡时代。
  辛亥革命的余波在喀什
  自1912年春天起，辛亥革命的传闻便开始在喀什流播。人们讲到了清朝驻新疆将军的死亡。动乱也由远至近地发生，使喀什的官吏们被迫躲藏在衙门中，某些人甚至藏身于地窖中。1912年5月5日星期天，马继业去拜访喀什道台俞恩（Yu-en），此人自数周以来一直躲在衙门中。如果在喀什发生动乱，那么他必然会第一个逃之夭夭。但马继业却发现道台于其衙门中悠闲自得地走来走去。道台声称，他与其他清朝官吏，都向革命党人赠送了巨额款项。道台还指点着他佩带的一双玉镯说，这双玉镯上未出现任何瑕疵，没有任何裂缝。只要他佩带这双玉镯，就会确保其生命安然无恙。有人向马继业夫妇报告，在阿克苏已经发生了动乱，阿克苏为喀什东北方向最重要的城市，那里所有的清朝官吏均已被杀。人们估计喀什也不会逃过这样的命运。到5月7日星期二清晨4时许，便有一个哥萨克人去通报马继业等，说俄国驻喀什领事索科夫（Sokof
  ）即将去拜访他。俄国领事向他报告说，喀什城内发生了战斗，城门已经关闭。不久，革命党人便给他们送去了信件，其中指出有数名清朝官吏被杀，包括道台夫妇及当地的一个县官。信中告诉英国领事不必为此担优，他们作为欧洲人而将平安无优。但信中也劝阻他们于未来几天中，要关门闭户地留在家中。英国领事馆将馆内所有的英国旗帜都插在了领事馆的建筑物上。由于储备的英国旗帜数量不足，所以又连夜令人加班缝制。
  当时在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中，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乔治·亨特（GeorgeHunter）。他也是赴西域的一个传奇式人物。亨特既是牧师，又是赴这些地区探险的大旅行家。他曾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多年，又在当地居民中传教，曾将《福音书》译成了西域的五种语言。当英国内地会女教士盖群英（MildredCable，1880～1952年）和冯贵珠（E-vangelineFrench，1872～1960年）访问乌鲁木齐时，也曾会见过他。亨特当时身穿中式服装，甚至还扎着发辫。英国领事为了防止革命党人把该人当作清朝官吏而受害，极力劝他改穿西装并剪掉发辫。
  当天近中午时，喀什的一座城门打开了，许多避难的中国官吏从那里夺路而逃。他们原来曾被当地同情他们的居民藏在地窖中，现在又逃往英国领事馆寻求避难。英国领事馆收容了他们，由于建筑物内已没有位置了，故而又在院子中支起帐篷，为他们遮风避雨。这些官吏们都被吓得魂魄出窍，因为大路上到处都有手执沾满鲜血大刀的革命党人巡逻和游荡。
  遇难清朝喀什地区县官的遗孀和儿子，是最早逃往英国领事馆避难的人。该女子亲眼目睹了其丈夫受诛的恐怖场面。革命党人本来也要杀死其儿子，经她祈求，他们才放过了这个小孩子。另一个怀抱只有几个月大婴儿的女子，由于恐惧而无法哺育其子了，正在育婴期的领事夫人只好亲自给孩子喂奶。有多名被悬赏捉拿的清朝官吏，也都避难于英国驻喀什领事馆，长达数周之久。
  五天之后，两名瑞典传教士又把一个经过化装的人偷偷带到了英国领事馆，后来发现他是当地的一名高级官吏，已被列入失踪者的名单。由于他执政时鱼肉乡民，招致当地百姓无论如何也不会饶恕他。英国领事馆没有武装警卫，无法确保其安全。英国人要求拥有哥萨克卫队的俄国领事馆出面保护他。俄国人把他锁在一个小房间中，后又把他化装成哥萨克人而偷渡到俄国，然后又绕道俄国返回中国内地。
  革命运动于一个星期之后，又从喀什推进到英吉沙尔，那里通向叶尔羌方向，距喀什有两日行程之远。革命党人也想杀死那里的清朝官吏，但此人却借助于一场沙尘暴而侥幸地逃遁而去。事实上，英国与俄国领事馆成了收留清朝旧官吏们的一个避难地。
  喀什的革命政府终于下命令，禁止任何屠杀和流血了。英国领事也出现在大街上，故意大摇大摆地走动。该城的“地台”前去拜访英国领事。
  两个多月之后，又有一个团的俄国军队被调到了喀什，以维持当地的秩序。但中俄之间的士兵也有冲突，那些哥萨克人有时也冲破城门。整座喀什城在一段时间内，似乎被俄国哥萨克士兵们占领了。地台对英国领事讲，这简直是一种宣战。他下令在城门架起了大炮，直指俄国领事馆。英国领事劝说中国官吏，不要向俄国人挑衅，应将该事件视为俄国人的一次误解。
  有一天晚上，马继业于晚饭后在俄国领事馆附近散步，发现了整个哥萨克团已经骑马准备出发。俄国领事告诉马继业，这些士兵将开往通往巴楚（马喇尔巴什）的路上训练。中国军队也正是通过这条路而调动的。这两支军队很可能在黑暗中发生冲突。马继业又立即派仆人去向中国官吏通报，中国军队决定推迟出发。他又派人去通知俄国领事，建议哥萨克军队应避开中国军队。由于英国领事的调和，中俄军队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冲突。
  三、斯克林笔下的喀什
  英国人斯克林（Clarmont，PercivalSkrine，1888～1974年），自1912年起任英国当局占领下的印度民政部的公务员，后于1922～1924年间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对于斯克林这个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南麓地区的人口专家来说，这是其政治与学术生涯中的一次幸运机会，尽管他后来主要是在波斯、俾路支斯坦（Baloutchistan）和印度从事活动。他于喀什任职期间，恰逢该地区的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时期。他的职责迫使他必须出版的有关他在喀什居住和旅游的记述，最终于1926年出版，取名为《中国西域》①。斯克林在喀什生活的两年期间，由其夫人朵莉斯（DorisForbesWhitelaw，于其游记中作D）陪同，跋涉了南疆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帕米尔群山中的某些山谷，特别注重于描述其居住与旅行、他与当地官府及民众的关系，同时也注意搜集绿洲定居民与山区游牧民的文化和习俗。总之，斯克林的游记成了有关当时喀什的最详尽和最生动的记述。
  “中国花园”与喀什的生活
  斯克林到达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时，第一印象便是绿色和清凉的感觉。特别是“其尼瓦克”（中国花园）中的风景更加优美宜人，喀什有椴树、槐树、杨树、法国梧桐树和各种果树。那些高大的白杨树可以遮阳蔽风。分成三个层次的花园中带有葡萄架和果园，有草坪和垂柳，池塘中遍布荷花，完全是一个纯汉地装饰风格的亭阁。这一切，都夹杂在花丛与菜园之中。房屋都非常舒适，尤其是经过长期于大山和沙漠之中奔波之后，更会觉得如此。这些房间、大堂和餐厅与英国的同类设施相比较，确实是比较狭小，但却使俄国人和中国人感到羡慕不已。其中最壮观的设施为其西北方向的台阶。所有的房间都位于台阶之上，除了非常寒冷的季节之外，喀什领事馆的人都居住在那里。在那里喝早茶、观日出和聆听来自田野和庄园中的声音，鸟鸣、公鸡啼叫、女子们互相打招呼声、驴嘶马叫、青年人的歌声、犬吠和车轮的嘎嘎作响声、每周五在河边清真寺中的礼拜声，特别是磨坊的号角声。这就是喀什清晨的魅力。到了晚上，对面山崖上映出了晚霞，又由天山之上的白雪映衬。道路上响起了马蹄踏戈壁的响声和驴蹄践踏灰尘的声响、村民们自巴扎返回的声音、清真寺中呼叫作礼拜的声音。由于黄土和沙子的灰尘，喀什每年只有在夏初与秋末，空气才会变得清澈。喀什的雪山有160公里长，其雪峰可高达1.8～2.5万法尺，从而将帕米尔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和绿洲分隔开了。
  在喀什登山时，登山人必然联想到山脊、烟囱和结冰的金属板，自然学家、地质学家和大地测量员会联想到错综复杂的新世界，猎人会联想到肥美的猎物。但喀什风景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却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偏远边塞造成的。那里的土层结构很奇怪，由“黄土”组成，其实只是薄薄的一层沙尘，经过空中飘扬后，堆积成厚度不同的土层。黄土有两大特征：土质极其肥沃，即使插一根木棍并经常浇水，它也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其二，其土层更倾向于形成纵向而不是横向的层次。其第一个特征使当地很容易耕种，只要附近雪山的水量供应充沛，便可以到处种庄稼，于水渠两旁栽植杨柳，农场中充满了茂盛的绿色。其第二个特征则是使当地风景具有魅力，而且风景区又由诸多河流与峭壁所阻断。那些峭壁有30～40法尺高，岸边是耕田、树林和磨坊，错落有致，风光别致。
  喀什绿洲附近的灌溉区给人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宁的印象。这是一种经历了数世纪而未发生变化的文明。很少有如此深深扎根于耕地中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当这片土地的耕作严格依靠精心组织的灌溉系统时更为如此。在政治方面，喀什却具有一种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动荡的历史。在2000多年期间，中原王朝曾五次进入该地区。匈奴人、月氏人（印度—斯基泰人）、〓哒人或白匈奴人、吐蕃人、回纥一突厥人、喀喇契丹人、成吉思汗世系的蒙古人、准噶尔蒙古人和里海周边的突厥汗国人，都曾经占领过喀什地区。除了这些不同时代的大动乱之外，在那里的某些重要城市之间还爆发过内战：喀什、叶尔羌、于阗与阿克苏。农民们却一辈人接一辈人地利用夏天从山上冲下来的山洪，以便耕种小麦、大麦、水稻、谷子、棉花、玉米和甜瓜。每当残暴的统治者对当地农民表现得过分苛刻时，他们便会垮台。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古柏（YakubBeg），他是浩罕的冒险家，继1865年组织了一次对中国的入侵式反叛之后，又以暴君的方式统治该地区长达12年之久。在他的统治下，某些绿洲的人口锐减一半，耕地面积也大幅度荒废。当大清王朝于1877年收复该地区时，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那些闹独立的“异密”政权立即分崩瓦解了。
  恬静的喀什
  在喀什，确实没办法讲清楚其思想文化上的进步。那里除了学习《古兰经》的学校之外，再没有其他学校了，毛拉们只传授书写维汉文字和阅读《古兰经》。对于论述现实内容的刊本著作，一般均实施严格的宗教审查，甚至禁止任何新闻发布，任何写成文字的观点和思想都被禁止传播，无论是在穆斯林中还是在汉人中传播都一样。这一切从理想和民主的观点来看，都会激起世人的强烈反感。喀什人的这种平静而又简朴的生活，却又远不是缺乏文化修养的。这里没有汽车、没有电影院、没有报纸和电话，没有广播和广告，没有铁路和沥青路。它完全如同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地区，其习俗却令人极难想象地富于独特情趣，这就是“中国的阿卡迪亚”（ArcadiedeCa-thay）。阿卡迪亚本为希腊南部的一个村庄，以其民风淳朴纯正而名震遐迩。
  在喀什其瓦尼克（即“中国花园”）中度过的日子，既快活又令人惬意。喀什的气候不好，但日光充足，五天中必会有四天阳光灿烂。但由于灰尘，阳光有时也会不太明媚。坏天气和暴雨出现在每年的3月初到7月底。尽管完全可预防，但这一切仍会对“露天生活”的游牧民造成更大的损失。突厥人庄园中的农民希望于夏初下点雨，仅此而已。多年前曾发生大旱，喀什居民要求毛拉为之求雨，但当时却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摧毁了田地和收成。应喀什地方政府的要求，清朝的伊犁将军判处抽毛拉千鞭。每当下雨时，花园的园丁们立即冲出去以将天竺葵搬回花室，因为这里的人认为，大雨对农作物有害。下雨后遍地泥泞而很难行走。由于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其有记录的年平均气温为华氏100°F左右，1月间的最低平均气温为华氏
  0°F左右，夏季在阴影下的最高气温可达华氏103°F～105°F，而且4月间比10月间要热得多。这一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见。斯克林生活在喀什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他记载了那里当时的平民生活。
  四、英国记者和作家傅勒铭
  傅勒铭（PeterFleming，1907～1971年）是英国一个不如其弟伊恩·弗莱明（IanFleming1908～1964年）那样多产的作家。伊恩是英国的一位悬念小说作家，是，007系列谍报人员小说的始祖。其许多小说被拍成电影：如《金手指》和《霹雳》等。傅勒铭是一名记者和无可争议的天才旅行家，早年曾推出一本有关巴西的游记。他作为《泰晤士报》记者，于1933年到杭州参加过太平洋学会的学术讨论会，1935年到东北和广西访问，于1934年出版《中国游记》。他于1935年再度来华，经青海省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绿洲而到达喀什，与刚从苏联中亚赶来的法国女作家埃拉·马雅尔（ElaMailart）相会合。他这次旅行既冒险，又充满了趣味，因为此前新疆的暴动，以及马仲英、伊敏、盛世才之间的斗争使该地区变得很难进入了，而且外界很久以来没有新疆的信息了。他们二人这次赴喀什的旅行有两个大目的：调查当时已对外严密封锁的新疆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将该地区投入血与火之中的新叛乱。他们为此而必须成为“天下无双的勇敢旅行家”。他们只携带少量行李轻装简行。于1936年出版了一部《鞑靼通讯》①。马雅尔直到1984年才出版了一部《绿洲禁地，从北京到克什米尔，一个女子经西域的旅行》②。下面就对他们的喀什游记内容略作介绍。
  喀什的现代文明曙光
  喀什噶尔位于距印度有五至六周行程的地方，沿途需要翻过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大部分人都觉得喀什是一个偏僻而又荒凉的地区。但其异国情调本身，就是文明的代名词。当傅勒铭一行到达喀什时，其激动心情无法形容。获得最新发现本身就是愉快的，重新发现一次更会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很难评价在喀什的一次沐浴了，因为我们自5个半月来还未曾洗过澡呢，一般地来说，从原始生活回归到文明生活，必须要分阶段完成，不会从一种生活方式突然间过渡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当他们一行走完沙漠之路时，便可以睡在地板上、用杯子喝茶、啃食粗面包。他们沿途中经常与中国官府发生冲突，招致了沿途居民们的好奇目光。当他们坐在喀什的舒适沙发上、喝着新鲜饮料，阅读着带插图的报纸，欣赏老留声机中的乐曲，一切灾难与烦恼都被一扫而去了。那些文明生活中的小物件都有一种神奇而诱人的新奇性。但在喀什，于一张餐桌前吃饭，再让仆人上菜，则显示出了某种不可思议性；睡在床上，则有一点古怪和消遣的感觉。
  傅勒铭一行在喀什共停留15天左右，于一座装饰奇特的城堡中度过了这段时光。这一切颇似查理德·汉内于其特工惊险小说《三十九级台阶》中描述的景象。英国驻喀什的副领事阿瑟尔·巴罗（ArthurBarlow）曾在牛津多次欣赏过其作品。此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傅勒铭一行。在他们到达喀什的数日之后，领事馆中的汤姆森一格罗夫（Thomson-Glouer）少校，也从山上返了回来。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有一幢很舒适的房子，位于城外的小高丘上，内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从那里可以遥望到喀什那绿色的和由小河流经的河谷，还有隐约能看到的雪山。少校去年在这座小山上中了一枪。当时正有一支东干人（回民）在追赶一群突厥—柯尔克孜人，后者刚被从他们对喀什老城的短暂统治中赶了出来。士兵们冲向了英国领事馆，居高临下俯瞰那些山谷。其中有一名士兵跪下来向“那一小批白人”开枪，其距离只有350米。由于深知中国人的射击水平，所以那批白人未冒很大危险。但这名士兵却是神枪手，至少是个很幸运者。汤姆森一格罗夫的肩膀上中了一枪。该城于整个夜间处于骚乱潮中，在领事馆的铁栅栏前发生了许多悲剧性场面，有许多子弹射入了花园之中。英国领事馆中的一名医生中弹，于此后不久便不治而亡。东干人的头人似乎并不应该对这场冲突负责。它是由该省的官吏们长期策划的，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就怨恨英国人，总在伺机报复。
  英国人在喀什沉湎于一种懒散的生活，每天只是吃喝玩乐，并与那些顺从英国人的东道主们高谈阔论。该城市似乎很容易受间谍活动的骚扰。在傅勒铭一行到达的当夜，便有风言流传，有英国特工人员在一名化装成女子的白俄人的陪同下，偷偷从和田赶来了。当时英国领事馆的卫队是阿富汗籍的洪扎人（Hounzas），他们与傅勒铭等人比赛了一场足球。
  喀什的外国人居住区很有限，瑞典传教士与英国领事馆人员，是除了俄国人之外的主要外国人。俄国人形成了一个很难评估的集团。他们的领事馆规模很大，包括一家拥有众多雇员的商社。傅勒铭携其夫人，经常前往俄国领事馆的游泳池中游泳，俄国人表面上很欢迎他们，但实际上却觉得很为难。俄国人很长时间以来，就对傅勒铭等人怀有奇怪而又浪漫的看法。傅勒铭在西伯利亚时，曾借助大量伏特加，而部分地刺探到了格勃乌（Guepeou，苏联于1922～1934年间设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GPU）档案中有关自己的记载：“这个青年人是英国贵族们所宠信的作家，曾在日本军队里作为志愿兵服役。”苏联的新闻机构却将他作为“资深记者”来看待。当傅勒铭回国后，《工人日报》发表了有关他的三篇文章，抨击了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有关西域政治的文章，并且揭露了傅勒铭一行西域之行的主要“目的”。傅勒铭无力辩驳，因为苏联《工人日报》的大量读者不可能都知道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傅勒铭一行在喀什过着一种愉快的生活。他们于晚上与俄国人打网球、踢足球或打排球，因为英国领事馆的洪扎人卫队多达15人。他们每周还有两场马球赛，是由那位受伤的汤姆森—格罗夫以其精湛球艺而组织起来的。那些身材高大而又勇敢的洪扎人很喜欢这类运动。
  在英国驻喀什领事馆，除了小种马之外，还有犬、鸽子、野鸭子、骆驼以及从柯尔克孜放鹰人那里购得的猎隼。
  整座喀什城似乎是处于苏联人的秘密警察、顾问和领事馆的严密控制之下，那里的大部分中国高官只不过是装饰花瓶而已。喀什的巴扎、商品、建筑和气氛，与叶尔羌、和田、克里雅等地均别无二样，但其人群却略有小异。柯尔克孜人长有带褶的眼睛，周围山区的大胡子塔吉克人胆子更大一些。人们通过那些马尾黑纱与裙子上的鲜艳条纹，便可以辨认出某个安集延或撒马尔罕的女子。有时来自乌鲁木齐的俄国卡车，会将集聚在那些荒凉平地上或大清真寺前的哲学家们运走。很少几次出现俄罗斯“顾问”骑着漂亮的马和穿着成捕野兽人的模样，但不穿制服，急匆匆地穿过喀什的大街。其鼓囊囊的钱袋、犀利的目光和狡猾的面容，完全如同是悲剧中的人物。一切都说明，这里也已经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了。
  新疆上空的雄鹰
  在傅勒铭一行于喀什居留期间，那里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事件，这就是自塔什干起飞的两架苏联飞机飞抵那里。于此前不久，喀什该绿洲爆发了一场肺鼠炎瘟疫，人们怀疑这场传染病起源于苏联边境山谷中的旱獭。英、苏两国领事馆都命令他们的医生听从喀什市当局的调遣，全力扑灭疫情，并且也派人寻找抗瘟疫的血清。
  当时在喀什已有了俄国领事馆的无线电报局，这是由俄罗斯人骄傲地保守的一项机密，但这项新技术的消息在新疆全省却不胫而走，成了南疆最早的电报设施，也是新疆于近代社会出现的新技术之一。俄国人极力掩饰它的存在，因为它未曾获得过所必需的南京政府的准许，从而无权在该地区开展无线电报活动。当英国人与俄国人同时存在于喀什时，他们却只能通过跨喜马拉雅的信使而获悉外部世界的信息，路透社的简讯通过印度电报线路的米斯加尔（Misgar）站，而再传送到喀什。俄国人相反却只拥有15天之前或者更新一些的莫斯科报纸。俄国人的信息传递要比英国人迅捷得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喀什才有人要求通过俄国人的无线电报而求助于莫斯科，以索求抗瘟疫的血清。因为英国的血清要经飞机运往吉尔吉特，然后再由信使步行15天才能运到喀什。人们获悉，苏联的血清可以由空中运输。因为经过苏联边境山口的航线，远比喜马拉雅航线安全得多。当苏联飞机将血清运到喀什时，两个领事馆的大夫们基本上控制了瘟疫。但它们比信使经邮路运到喀什的英国血清，只早到40个小时。据传，共有三架苏联飞机起飞，而只有两架飞抵喀什。它们于城市上空盘旋了很久。有一名重要官吏，称这些飞机来自乌鲁木齐，以安定受惊城市的人心。因为新疆官场都极力否认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苏联领事馆也不肯公开声明，飞机确实来自其国内，以澄清事实真相。
  这两架飞机除了运来疫苗之外，还带来了两名男医生和一名女医生。当傅勒铭一行即将离开喀什时，中国喀什当局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既作为对新来的俄国人的欢迎，又是对傅勒铭一行的欢送。宴会时间预定于晚上7时开宴，可是当英国领事馆人员于8时半才姗姗来迟时，发现自己尚属于最早到达者之列。宴会厅设在一名突厥富翁的由绿色顶篷覆盖的亭子中，而那个突厥人已不知去向。有一支乐队列队于通过亭子两旁的人行道上。尽管人员不齐，乐器不全，但在这里能听到西洋乐声，却觉得格外悦耳。由于对宴会中的情况不明，领事馆的人员都带有私人警卫。那些汉族和突厥族的士兵们持枪或持刀以待。宴会的菜肴是欧式西餐，既有白兰地和伏特加酒水，又有俄式红菜汤。几乎每个人都致了词。中国的刘平将军的讲演最为引人注目，他每讲一段，便会留下一段时间以供译成突厥语、俄语和英语。但他留下的时间间隔从不充足，很快就导致四种语言同时讲的混乱局面。刘将军身穿绿色衣袍，腰扎一条皮带，他若不佩带手枪，便酷似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当他听到傅勒铭的妻子来自日内瓦时，他又赞扬了国联。宴会所有人都跳起了舞。
  从傅勒铭的记述来看，喀什于20世纪的30年代，已经迈进了近代社会的门槛，接触到了近代文明的许多因素。
  五、法国女子安娜·菲力普眼中的近代喀什
  法国女子安娜·菲力普（AnnePhilipe，1917～1989年）于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新疆旅行。她在一名达科塔（Dakoda）人的陪同下，于1948年从南京赴新疆的乌鲁木齐，后又乘卡车到达喀什，再从喀什雇佣一支骆驼队翻越喀喇昆仑山，到达了巴基斯坦一侧的山麓。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她记载了这个时代的喀什情况。当时新疆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其尼瓦克”（Chini-Bagh，中国花园）已经由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变成了巴基斯坦驻喀什领事馆。安娜·菲力普回国后，写了一本《亚洲的骆驼队》①，但此书直到1955年才由巴黎法雅尔出版社出版。现就她对喀什的记述略作简介。
  喀什的海拔高度为1300米，被称为“西北的漂亮绿洲”、“一颗宝石”和“大漠天堂”。那里春天温暖，秋季瓜果飘香，夏季鲜花怒放。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菲力波·德·菲力比（FilippodeFilippi）就从不掩饰他对喀什的失望：“这些互相拥挤在一起的土房子，甚至未能留下街道的空间。但那里仍是一个传奇性的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最著名的中心，也是不同民族的长期争斗的舞台。那里传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诸多文明因素。”菲力普本人却这样解释了喀什的衰败：“完全是由于气候的变化，逐渐严重起来的干早，将拥有大量村庄和城邦的辽阔平原变成了荒漠，它们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了。伊朗与土兰人之间斗争仍在肆虐，他们破坏了灌溉，使黄沙入侵灌渠，使宝贵的河水消逝在沙漠之中了。”
  当时喀什的天空一片碧蓝，到处是金黄色的树叶和黄沙，这些色彩于每天、每时和每刻都会融合在一起。这座安静的城市每逢星期四便会欢腾起来，因为这一天是赶巴扎的日子，清真寺那不对称而又光秃秃的广场，笼罩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商人们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赶往那里，还有毛驴队与骆驼队在那里前后拥挤。那里出售果品与蔬菜、棉织品与丝织品、香料和面粉、皮货、马鞍与马衣、首饰、鸡与羊、毛织与线织口袋、茶叶、大米、火柴和铁器。一切都在出售和交换，实在令人羡慕不已，女子们身穿奇怪的从头裹到脚的长袍。人们更多的是围绕说唱艺人和弹奏乐器的乐师而集聚起来，老人和儿童是最热忱的观众。他们可以一连听几个小时，表情极为专注，又好动感情。很少有中原人去欣赏这样的节目，只有汉族警察在那里维持秩序。
  在大清真寺的左侧，有许多流动饭摊。它们于整整一个星期都摆在那里。所以赶巴扎的人都在那里品尝美味食物、酸奶和西瓜。在距清真寺只有两步之遥的地方有一个公园，有一条栽满两行白杨树的道路环绕公园一周。树上有鸽子的咕咕叫声、乌鸦的呱呱叫声，还有它们击翅飞翔的声音。人群在树下遛跶、交谈或在树荫下睡觉。这一切和巴黎相差无几。一到黄昏，大道上便挤满了驴群。它们满负重荷，在尘土中蹒跚前进。那些长长的骆驼队也不断地离开喀什。当城内恢复平静时，唯有那些通向清真寺广场的街道仍保持繁华。那些诸如出售铁器的店铺，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柜橱，商人们只用一块布障来遮阳。在公园的两旁，学生们在露天下上课。男童在一侧，女童在另一侧。所有儿童都穿着红裙子，女孩的头发扎成许多发辫。骆驼队的人员与牲畜一样骨瘦如柴。
  当时的英国驻喀什领事埃里克·希普同（EricShipton）接见了安娜·菲力普一行。中国军事当局拒绝让她们一行下榻希普同家中的愿望。上午9时许，中国军事当局让她们到达当地政府的兵站，并且要求她们衣着得体合适。刘将军在那里接见了她们，并让她们参观了专门为她们准备好的两个房间，同时还抱歉说房间不舒适和不漂亮。但其中的床铺、桌子和俄式长把平底锅，一应俱全，还有服务员送上的热茶。英国驻喀什领事在那里已经居住多年，是一个很虔诚的登山爱好者。他现在已经不再代表英国了，而是代表刚刚建立不久的巴基斯坦。
  当时在“其尼瓦克”中，一应设备俱全。在那里可以饮可口的香茶、品尝烤面包、享受一次真正洗浴之舒畅、在起居室内欣赏旧书、无火的壁炉和舒适的沙发。人们有时可以骑马在田野里奔驰，有时也可以去搜寻喀什的秘密。人们已开始穿西服、扎领带、穿尖头皮鞋。一切都说明，喀什已经开始进入近代社会了。
  我们通过西方旅行家对喀什的记述，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喀什古城迈进近代社会的步履。我们也从中看到喀什在近代与内地联系密切，确为中外交流的通道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