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内容
阿克苏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中道的中心，是西域历史上各民族南来北往，东徙西走的必经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丰富的文化遗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物大区，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多元文化荟萃。
阿克苏博物馆馆藏文物呈现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主要藏品包括拜城县多岗墓地、克孜尔水库墓地，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等出土的文物，还有从境内各遗址上采集的文物标本，以及近年来阿克苏地区文物征集小组征集的各类文物，分为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新疆古代货币，其中以新疆古代货币为精品。货币年代自秦汉至民国，有红钱、铜元、银元、纸币等，种类齐全、体系完整，是阿克苏博物馆的一大特色。
根据文物的材质主要分为五大类：石器、陶器、铜器、木器、货币。下面就让我们仔细品读阿克苏地区的历史和文明吧。
一、采石为器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在石器的制作上经历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时代。在阿克苏地区境内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曾发现铜石并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这说明，在久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他们使用的石器经过了简单的打击加工，有石镰、石球、磨石、砍砸器等砾石工具。这些石器和遗迹反映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阿克苏地区的文化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石镰和有肩砍砸器。
石镰：青铜时代。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出土。石质。器形呈新月形，刃厚约0.5厘米，面部开刃，长9.8、宽3厘米，一端尖锐。器身经过打磨，表面平整，刃口磨制锋利。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
有肩砍砸器：青铜时代。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出土。石质。长21、宽12、厚7.4厘米。打制石器，底部有砍砸痕迹。顶部有肩，头部伸出，短而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典型器物代表。
除了石质工具外，阿克苏博物馆还有2件极具特色的石质文物一一化妆棒、眉石，是当时女子用来描眉的工具。这种样式的化妆棒及眉石不仅在拜城县青铜时代的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在温宿县汉代墓葬博孜墩古墓群也有发现，可见其使用时代久远。
化妆棒及眉石：汉代。 1985年温宿县博孜墩墓群第 41号墓出土。炭精质。化妆棒长 5.2、宽1厘米，呈圆锥形，尖部呈钝形。眉石上有穿孔，有磨损的凹槽。
石磨盘：唐代。1999年柯坪县牙依德梯木烽火台出土。灰质砂岩。直径56、孔径4、厚7厘米。使用面上有阴刻磨齿纹。石磨是古代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农具。
二、淘泥做器
陶器是最早被人类改变物质形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求为己利用的器物，也是人类使用时间最为久远的器物。一件陶器的制作既有使用的需求，又有审美的意趣，将泥土经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绘上喜欢的图案，再经过熊熊火焰的焙烧制成器皿，可谓是土与火的艺术，也是人类文明和审美启蒙时期最早的艺术创作园地。
阿克苏博物馆馆藏陶器以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多岗墓地和温宿县博孜敦古墓群出土的陶器为主，可以分为彩陶和黑陶两大类型。克孜尔水库墓地和多岗墓地是同一文化类型，与和静县察吾乎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相似。这两处墓地出土的陶器均为圜底，底部有烟炙痕迹，器身有赭红色彩绘，图案多为菱格纹、田字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口部有高而上翘的流口，便于倾倒液体。
单耳带流大彩陶罐：青铜时代。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45.9、口径29.9厘米。敞口，高领，束颈，溜肩，鼓腹平底，颈肩耳。器型硕大，是目前新疆境内考古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中体形最大的一件。口部有高而上翘的流口，便于倾倒液体。口、颈部绘赭色三角纹，肩腹绘不规则曲折纹，内口沿有窄条带纹。
单耳带流胡须纹陶罐：青铜时代。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粗红陶。高26.8、口径14.2厘米。敞口方沿，流部高翘，鼓腹，平底，腹部有一周胡须纹，为炊煮器。
单耳十字纹彩陶钵：青铜时代。 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11.4、口径 23.4厘米。单耳，内外口沿饰一圈紫红色宽带纹，内饰十字纹。同样的陶钵在克孜尔水库墓地中也有出土。
单耳菱格纹彩陶罐：青铜时代。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18、口径19.7、厚0.4厘米。敞口，圆腹，圜底。颈腹部装饰紫红色菱格纹。菱形格的图案是龟兹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发现最多，壁画中的佛教故事都绘在彩色菱格内。
圆口彩陶釜：青铜时代。1990年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21、口径17.5厘米。手制。敞口，束颈，鼓腹，圜底，底部附加一层粗砂泥皮，有烟炱痕迹。颈外施一周紫红色条带纹，颈下有三组田字纹。
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得龟兹逐渐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阿克苏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陶器多以黑陶为主，主要发现于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
单耳带流黑陶罐：汉代。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第41号墓出土。夹砂灰褐陶。高13、口径17.3、壁厚0.4厘米。敞口，束颈，单耳带流。这一时期的陶器流口已经变得尖而平直，不同于早期。
小黑陶钵：汉代。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第 41号墓出土。泥质灰陶。高 5.2、口径 13 . 5、底径 8.5厘米。直口，束颈，鼓腹，圜底。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龟兹地区的制陶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陶器以经过淘洗的泥质红陶为主。在阿克苏博物馆的诸多陶质文物中，最独特的要数唐代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了，虽然对于陶范的定名专家们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器物外壁高浮雕龙马纹图案在全国可是唯一的一件。龙与马的结合再加上鹰的翅膀，可谓将最勇猛的动物特征融为一体，描绘的正是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龙马精神。
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唐代。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出土。夹砂粗灰褐陶。高8、口径20、底径9厘米。敞口，假圈足。器内壁呈黑色，器外壁由上而下，上沿装饰藤草纹，主体纹饰为有翼马首龙身图案，器底为卷草纹。器内壁浅浮雕一人背影，双手高举过头顶，身着通身长袍，脚蹬尖足靴。
排水陶管：唐代。 1989年新和县克孜勒协尔古城出土。泥质黄陶。高 20.8、厚1.3厘米。管形子母口，是古城的地下排水设施构件。
在阿克苏地区的唐代遗址中还出土多件陶猴雕塑，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陶塑子母猴。
陶塑子母猴：唐代。新和县羊达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泥质红陶。高7.5、宽3.9厘米。陶猴全身阴刻毛发，面部刻画细腻，表情丰富。母猴呈蹲跪姿，神态安详，两眼平视前方，颈部带项饰，怀抱一小猴呈哺乳状。整个陶塑造型生动有趣，突显一种母子亲情。
在阿克苏博物馆的诸多文物中，体量最大的要算唐代大陶缸。
大陶缸：唐代。1976年温宿县拱拜孜乡出土。夹砂红陶。泥条盘筑法手制。高135、口径45、腹围420、底径45、壁厚2.3厘米。是目前新疆境内发现的唐代陶缸中腹围最大的一件。
我们之前介绍的陶器都是以泥条盘筑法捏制而成，而在库车县古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耳墨书“王”字罐是以慢轮拉坯成型，是阿克苏博物馆馆藏陶器中为数不多的以轮制成型的器物。
单耳墨书“王”字罐：唐代。库车县古遗址出土。夹砂黄褐陶。高29.6、口径13.5、壁厚1厘米。喇叭口，方唇，束颈，溜肩，斜腹小平底，颈肩耳，肩部墨书 “王”字，是一件典型的中原风格的陶罐。除出土的陶器外，近年来阿克苏博物馆加大了文物征集力度，征集了一批绚丽多彩的近现代维吾尔族民俗陶器。这些陶器以绚烂的色彩、简单的植物纹图案为主要特色，是少数民族热情奔放性情的写照。新疆人喜欢鲜艳的色彩，有时候将对比色放在一起，形成炫目的效果。与中原地区的餐饮具上常用的工笔画法画一些精致图案和人物故事不同，新疆少数民族的餐饮具上只描绘粗线条、几何图形和花卉纹样，而且多以大色块平涂见长。这一方面是出于新疆人粗犷豪爽大气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受宗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禁止描画有灵魂的物体，所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在造型艺术中，对凡是有眼睛的物体不予表现，而是专以描绘各种图案造型。
彩釉大陶盘：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低温釉陶器。高5、口径35、壁厚1.25厘米。整体以明黄色为主，正中饰绿色七瓣梅花，周围饰一圈绿色圆圈，内沿一周饰连续三角纹，外沿饰白色浪花纹。图案虽然简单质朴，但黄、白、绿三种色彩对比鲜明，极具装饰效果。
三、炼铜成器
青铜器是由青铜（红铜与锡的合金）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堪称艺术价值最高，代表着中国在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各类青铜器制作方式繁复，器型大气，纹饰精美，一直是中外收藏家们的最爱。由于工艺条件的限制，南疆地区的青铜器较少，在风格上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粗犷大气的特征。
红铜制作的器皿由于使用方便、实用，越来越受到少数民族的喜爱，他们经过锻打、铆接、焊接、錾刻等一系列工艺过程，制作出精美的洗手壶、铜盘等生活用具，图案多为连枝花卉、果实以及铭文等，图案遍布器身，富丽堂皇，极具装饰效果。
阿克苏博物馆馆藏年代最久远的青铜器是温宿县采集的青铜釜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青铜环首刀。
青铜鍑：春秋至战国时期。1992年温宿县遗址采集。青铜质。高50、口径33.2、底径15.5、厚0.5厘米。侈口，弧腹，高圈足呈喇叭形，环形立耳，上有乳钉纹，腹部有一圈弦纹。
大型青铜器皿多为游牧民族实用器，在北疆游牧地区如伊犁等地比较多见，但在以绿洲农耕生活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南疆仅发现这一件，这也是阿克苏地区在史前时代存在游牧生活方式的重要见证。
青铜环首刀：青铜时代。 1990 年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青铜质。长19.5、宽1.6厘米。长条形，一头收尖，弧背直柄环首。
铜纺轮：青铜时代。 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青铜质。呈车轮状，正中穿一孔，孔周围有 4条辅柱。直径 3.2、厚1厘米。
与这两件铜器类似的器物多发现于北方游牧区域，与草原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说明了很久以前阿克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
虎纹铜扣饰：汉代。1985年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出土。青铜质。直径5.8厘米。圆形，反转形虎纹，镂空铸造。以动物图案作装饰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最爱。
驼纽铜印章：汉代。 1996年新和县羊达克协尔古城出土。青铜质。高3、底座边长 3厘米。纽为卧驼，印座呈正方形，印文阴刻篆书 “常宜之印”4字。在汉代的用印制度中，驼纽多用于中央政府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
阿克苏博物馆还从民间征集到了一件南北朝至唐代的铜鎏金立佛。
铜鎏金立佛：南北朝至唐代。阿克苏市征集。青铜金。高7.7、宽1.7厘米。该佛像宽肩瘦身，头部带冠，脸庞瘦削，目光平视，容貌端庄清秀，神情平静温雅，有南北朝以来“秀骨清像”的特征，既厚重又不失优美，气质高雅。佛像上身似着通肩袈裟，衣纹简洁，有薄衣透体之感。左手下垂，右手上举施无畏印，有莲瓣形背光，佛像座为四足佛床，俗称板凳佛。
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青铜佛像除几何形立座外，在立座下还有类似于板凳的四足方座，四足方座的形成一方面在于四足使佛像更加平稳地摆放以供拜奉，另一方面四足台座在印度早期佛像中就有出现。
到了近现代，铜器在新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不同于中原普遍使用瓷器，新疆地区的人们生活中离不开铜器。阿克苏地区铜矿资源丰富，用铜制作的生活用品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实用，维吾尔族工匠还在铜器上錾刻细腻繁复的图案花纹，非常精美。
雕花纹镀银红铜首饰盒：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高13.6、腹径12.5厘米。带盖，盖上有一桥形纽，木底座，盒身刻有精美花纹，用于装小件饰品。
镀银红铜壶：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铜质，外镀银。高33、底径12.3厘米。敞口细颈，喇叭口底座，单耳有盖带流。器身满刻纹饰。是烧水壶中少见的极品。
维吾尔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有用流动的水洗濯的习俗。为了使水流动起来，他们使用盛水的壶边倒边洗，这种水壶维吾尔语称为“阿布杜瓦”。伊斯兰教还认为洗濯用过的水已经不洁，为了防止不洁的水污染别处，在洗濯时，下面还要放一个接水盆用来盛接脏水，维吾尔族语称为 “齐拉甫恰”，与阿布杜瓦配套使用。
镶蓝松石红铜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铜质。高 31.5、腹径 18.5厘米。单耳，有盖，腹部六面各镶有一颗蓝松石，喇叭口底座。
黄铜接水器：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铜质。高13、口径 26、底径 11. 5厘米。敞口，斜腹，圈足，纽四周为镂空花纹图案。饰精美、器形独特、装饰色彩浓厚，展出时备受少数民族观众的喜爱。
双系阴刻花纹红铜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高19.6、腹径32厘米。颈部双耳，垂腹平底，通体雕刻精美纹饰，腹部中间刻有察合台文字。
铜扁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高49.5、宽27.5厘米。盖上有椭圆形纽，细颈，腹部呈轮形，喇叭形足。肩部和纽之间连一铁链子，腹部两侧各有一皮质穿带，便于携带。腹部中心为镂空花纹，为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
19世纪初，随着沙俄向亚洲扩张，俄国势力进入新疆地区，同时也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人好喝茶，他们有专用的茶具，原理如同中国内地的炭火锅。俄语称 “萨马尔宛”。
萨马尔宛铜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高25.5、宽18.8厘米。单耳带流，镂空底座。由盖、壶身、底座三部分组成，底座下可放入炭火。
四、斫木制器
木器是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器物，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所有的文明族群都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着木器，因此，木器的种类繁多，工艺水平也很高。由于新疆地区气候干燥少雨，木质器具较容易保存，木材取材方便，易于成型，在古代新疆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
木漆器：汉代。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高13.5、腹径8.5厘米。杯形，圈足，木胎髹漆，内红外黑。这一造型独特的器形来自西方，而内红外黑的装饰与汉代中原地区流行的漆器装饰一脉相承，具有我国内地汉风楚韵的特色，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见证。
木雕坐佛：南北朝至唐代。 1996年新和县桑塔木佛寺遗址出土。木质。高13.3、底宽 7.8、厚4厘米。佛像呈坐姿，着通肩圆领袈裟，结跏跌坐，双手置于腿上，作法印状。头部梳圆髻，面部雕刻精细。
卷云纹木盒：东汉时期。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长11.5、宽4、高4.5厘米。长方形，四壁雕刻卷云纹。云纹装饰不同于中原地区流行的流云纹、如意云纹。
雕花木书架：清代。阿瓦提县征集。木质。长52.2、宽18、厚2.7厘米。书架由一块整木雕成，周身刻有精美图案。书架是维吾尔族上层宗教人士讲经时的用具，一般家庭较为少见。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热爱艺术，能歌善舞，歌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乐器也就成了最常见的用具，几乎每家至少有一件乐器，他们在乐器的美化装饰上花的工夫最多，是其他器物所不可比的。
卡龙琴：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高18.5、最长78、最宽62厘米。琴身为桑木质地，是演奏刀郎木卡姆不可缺少的乐器，也是维吾尔族乐器里弦最多的弹拨乐器。形状酷似扬琴，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近似古筝，但比古筝的音色更加明亮，在新疆其他地区已经看不到这种乐器了，演奏者几乎消失。由于刀郎人生活在荒漠、戈壁中，几乎处于半封闭状态，所以，古代乐器也保留得比较完整。刀郎乐器还有刀郎艾捷克、刀郎热瓦甫、手鼓等。
刀郎热瓦甫：近现代。木质。阿瓦提县征集。高94、琴面宽18.5厘米。其表现力非常丰富，是民族乐队里的骨干乐器。琴身用动物骨片镶嵌成几何图形，琴体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手法都很成熟。
木质器具除了乐器，还有马鞍。
镀银马鞍：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通高26.5、长43.5、宽33.5厘米。两端包一层镂空花纹图案的银皮，脚蹬为铁质。在机动车发明之前，马是人们出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西域素以养马著称，所以马鞍、铁马衔都是他们外出时不可缺少的用具。这个镀银马鞍看上去非常精致、小巧，为当时贵族女性所用。
（撰稿：赵疆囡）
五、古代货币
在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古代先民用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钱币，它粗犷豪放、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精美俊逸，但它与中原地区的货币文化体制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华货币文化的大厦。新疆地区的钱币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新疆地区绚丽多彩的货币文化。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半两钱”和“五铢钱”均在新疆地区的古遗址中有发现，这不仅表明了中原地区的钱币是新疆地区的通用货币之一，还是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铸货币为 “汉佉二体钱 ”。
汉佉二体钱币：汉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又名“和田六铢马钱”，因背面图案多为马而得名，为古于阗国（今和田地区）铸币。形制为不规则圆形，无孔、无郭、较厚，正面为汉文 “六铢钱”或 “重廿四铢”，背面为一匹马或骆驼的图案，周围有佉卢文。重4克，直径 2.1、厚
0.3厘米。用希腊式冲压法打制而成，既突出了中国货币文化的主流地位，又吸取了西方货币文化的特点，是东西方两大货币体系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由于存世量稀少，所以特别珍贵。
南北朝时期，龟兹本地以汉代五铢钱为范本铸造了龟兹无文小铜钱和 “汉龟二体五铢钱 ”。
汉龟二体五铢钱币：汉代。 1989文物普查时采集。红铜制。正面为汉文 “五铢”，背面为龟兹文 “五铢”。重2.1克，直径2.1厘米。是在吸收中原货币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龟兹地域特色的货币。
唐代，中原的 “开元通宝 ”、 “乾元重宝 ”钱币在西域流通。安西军政府以唐朝钱币形制为范本，在龟兹本地铸造了 “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 ”以及“元”字和“中”字钱币，这些钱币维系着安西自身的稳固，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反映了龟兹各族军民不畏强敌固守西域、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同时期西域的突骑施国仿照唐朝 “开元通宝”钱币制式铸造了 “突骑施钱 ”。
天可汗突骑施钱币：唐代。库车县遗址采集。正面为粟特文，汉译为“天可汗突骑施钱”，背面应为凸起的突骑施可汗徽记“弓形纹”，此币锈重，看不清楚。重3.4克，直径 2.55、穿径 0.5、缘宽 0.35、厚0.18厘米。
宋、元、明时期的西域，出现了回鹘高昌、于阗国、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政权，但都和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向中原王朝进贡，受中央王朝册封。各政权也相继铸造了自己的钱币，如：高昌吉利钱币、喀喇汗王朝钱币和察合台钱币等。
清朝乾隆帝统一新疆以后，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标志对新疆主权的确立，清政府开始统一钱制，先后设置了7个铸钱局，铸造了一系列独具新疆地域特色的钱币，一直延续到民国末期。新疆红钱，色泽柔和、红润、自然；新疆铜元，字体粗犷、别具一格；新疆银元，温润而雅、独具特色；新疆纸币，名目繁多、品种各异。
清朝咸丰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备军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铸造咸丰大钱的浪潮。新疆各铸钱局也不例外，阿克苏局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铸造咸丰大钱，在一系列咸丰大钱中，咸丰元宝·阿克苏·当百“大弯尾”和“小弯尾”钱币可谓是少见的名誉品，因钱背面老维文阿克苏的末笔弯曲弧度的大小而得名，弯曲弧度大的称为 “大弯尾 ”，弯曲弧度小的称为 “小弯尾 ”。
咸丰元宝·阿克苏·当百“大弯尾”钱币：清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重24.1克，直径4.6、穿径0.7、缘宽0.5、厚0.2厘米。钱径大、壁厚，铸造精美绝伦，存世量较少，颇为珍贵。清代。阿克苏市征集。黄铜质。重61.76克，直径5.55厘米。铸文精美，穿口规整，铸造精良。咸丰四年（1854年）铸造，由于面值太大在市面不能流通，所以铸造不久便停铸。至今遗留下来的实物只有 3枚，本馆这枚就是其中之一，可见此钱的珍贵。
新疆建省工作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废除伯克制，委任巡抚和布政使以下的各级官吏，至1884年宣布新疆巡抚和布政使人选为止，建省的整个过程始告完成。当时为了纪念这件大事，阿克苏和库车铸钱局特地铸造了 “乾隆通宝 ·阿克苏 ·背九”和 “光绪通宝 ·库车 ·九年十 ”两种钱作为新疆建省纪念币。
乾隆通宝·阿克苏·背九钱币：清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重4.3克，直径2.45厘米。它见证了新疆建省的这一段辉煌历史，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民国元年（1912年），新疆三大官钱局迪化局、喀什局、阿克苏局开始铸造铜元。阿克苏局于民国元年至三年，共铸行3年。由于阿克苏局铸造铜元的技术力量薄弱，在铜元铸造中采用土法翻铸和机器压铸交替进行，铸造的铜元质量差，图文浅，易磨平，铸行不久即停铸。
中华民国·新疆阿造·当红钱十文铜元：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为阿克苏局铸造的翻砂版铜元。正面珠圈内铸“中华民国”4字直读，珠圈外上铸“新疆阿造”4字，下铸“当红钱十文”5字，背面为交叉的双横条五色旗，双旗交叉上为老维文“Minkoi”（汉译：民国）。下为老维文 “ On Dachin”（汉译：红钱十文）。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了使银两整齐划一、流通便利，改变新疆“银贱钱贵”的现状，喀什道李宗宾委托疏附县知县罗正湘正式试办铸造银元。次年阿克苏银元局成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迪化银元局成立，开始铸造银元，一直延续到 1949年。
饷银五钱（四蝙蝠）银元：清代。阿克苏市征集。银质。1907～1911年迪化银元局铸造。重17.5克，直径3.4厘米。“四蝙蝠”指的是背面龙身旁有 4只蝙蝠，谐音 “赐福 ”（四蝠）的意思。
五十两银元宝：清代。阿克苏市征集。重1. 85千克。内有 “道验” 2 字， “道”为喀什噶尔道， “验”为审验，即为官方验证过的钱，可以用于市场流通。主要用于大宗货物的交易，在当时可以买一套宅院。
新省币的发行从 1939年2月开始至 1949年废止，前后 10年，纸币面值共计29种。
新省币六十亿元纸币：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制版，同年5月10日发行。横式钞票，背面有时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贾尼木汗的维、汉文签名。长14.2、宽6.2厘米。当时，60亿元只能买到一盒火柴，人们出门买东西都是用麻袋背钱，可见当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也最终导致了新省币的崩溃。
一叶知春秋，一钱明古今，纵观整个新疆货币的发展史，独具特色的新疆钱币为灿烂的中国货币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毋庸置疑的钱币实物为依据，证明了 2000多年以来，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撰稿：吴文强）
阿克苏博物馆馆藏文物呈现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主要藏品包括拜城县多岗墓地、克孜尔水库墓地，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等出土的文物，还有从境内各遗址上采集的文物标本，以及近年来阿克苏地区文物征集小组征集的各类文物，分为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新疆古代货币，其中以新疆古代货币为精品。货币年代自秦汉至民国，有红钱、铜元、银元、纸币等，种类齐全、体系完整，是阿克苏博物馆的一大特色。
根据文物的材质主要分为五大类：石器、陶器、铜器、木器、货币。下面就让我们仔细品读阿克苏地区的历史和文明吧。
一、采石为器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在石器的制作上经历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时代。在阿克苏地区境内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曾发现铜石并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这说明，在久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他们使用的石器经过了简单的打击加工，有石镰、石球、磨石、砍砸器等砾石工具。这些石器和遗迹反映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阿克苏地区的文化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石镰和有肩砍砸器。
石镰：青铜时代。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出土。石质。器形呈新月形，刃厚约0.5厘米，面部开刃，长9.8、宽3厘米，一端尖锐。器身经过打磨，表面平整，刃口磨制锋利。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
有肩砍砸器：青铜时代。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出土。石质。长21、宽12、厚7.4厘米。打制石器，底部有砍砸痕迹。顶部有肩，头部伸出，短而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典型器物代表。
除了石质工具外，阿克苏博物馆还有2件极具特色的石质文物一一化妆棒、眉石，是当时女子用来描眉的工具。这种样式的化妆棒及眉石不仅在拜城县青铜时代的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在温宿县汉代墓葬博孜墩古墓群也有发现，可见其使用时代久远。
化妆棒及眉石：汉代。 1985年温宿县博孜墩墓群第 41号墓出土。炭精质。化妆棒长 5.2、宽1厘米，呈圆锥形，尖部呈钝形。眉石上有穿孔，有磨损的凹槽。
石磨盘：唐代。1999年柯坪县牙依德梯木烽火台出土。灰质砂岩。直径56、孔径4、厚7厘米。使用面上有阴刻磨齿纹。石磨是古代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农具。
二、淘泥做器
陶器是最早被人类改变物质形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求为己利用的器物，也是人类使用时间最为久远的器物。一件陶器的制作既有使用的需求，又有审美的意趣，将泥土经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绘上喜欢的图案，再经过熊熊火焰的焙烧制成器皿，可谓是土与火的艺术，也是人类文明和审美启蒙时期最早的艺术创作园地。
阿克苏博物馆馆藏陶器以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多岗墓地和温宿县博孜敦古墓群出土的陶器为主，可以分为彩陶和黑陶两大类型。克孜尔水库墓地和多岗墓地是同一文化类型，与和静县察吾乎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相似。这两处墓地出土的陶器均为圜底，底部有烟炙痕迹，器身有赭红色彩绘，图案多为菱格纹、田字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口部有高而上翘的流口，便于倾倒液体。
单耳带流大彩陶罐：青铜时代。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45.9、口径29.9厘米。敞口，高领，束颈，溜肩，鼓腹平底，颈肩耳。器型硕大，是目前新疆境内考古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中体形最大的一件。口部有高而上翘的流口，便于倾倒液体。口、颈部绘赭色三角纹，肩腹绘不规则曲折纹，内口沿有窄条带纹。
单耳带流胡须纹陶罐：青铜时代。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粗红陶。高26.8、口径14.2厘米。敞口方沿，流部高翘，鼓腹，平底，腹部有一周胡须纹，为炊煮器。
单耳十字纹彩陶钵：青铜时代。 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11.4、口径 23.4厘米。单耳，内外口沿饰一圈紫红色宽带纹，内饰十字纹。同样的陶钵在克孜尔水库墓地中也有出土。
单耳菱格纹彩陶罐：青铜时代。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18、口径19.7、厚0.4厘米。敞口，圆腹，圜底。颈腹部装饰紫红色菱格纹。菱形格的图案是龟兹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发现最多，壁画中的佛教故事都绘在彩色菱格内。
圆口彩陶釜：青铜时代。1990年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高21、口径17.5厘米。手制。敞口，束颈，鼓腹，圜底，底部附加一层粗砂泥皮，有烟炱痕迹。颈外施一周紫红色条带纹，颈下有三组田字纹。
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得龟兹逐渐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阿克苏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陶器多以黑陶为主，主要发现于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
单耳带流黑陶罐：汉代。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第41号墓出土。夹砂灰褐陶。高13、口径17.3、壁厚0.4厘米。敞口，束颈，单耳带流。这一时期的陶器流口已经变得尖而平直，不同于早期。
小黑陶钵：汉代。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第 41号墓出土。泥质灰陶。高 5.2、口径 13 . 5、底径 8.5厘米。直口，束颈，鼓腹，圜底。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龟兹地区的制陶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陶器以经过淘洗的泥质红陶为主。在阿克苏博物馆的诸多陶质文物中，最独特的要数唐代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了，虽然对于陶范的定名专家们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器物外壁高浮雕龙马纹图案在全国可是唯一的一件。龙与马的结合再加上鹰的翅膀，可谓将最勇猛的动物特征融为一体，描绘的正是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龙马精神。
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唐代。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出土。夹砂粗灰褐陶。高8、口径20、底径9厘米。敞口，假圈足。器内壁呈黑色，器外壁由上而下，上沿装饰藤草纹，主体纹饰为有翼马首龙身图案，器底为卷草纹。器内壁浅浮雕一人背影，双手高举过头顶，身着通身长袍，脚蹬尖足靴。
排水陶管：唐代。 1989年新和县克孜勒协尔古城出土。泥质黄陶。高 20.8、厚1.3厘米。管形子母口，是古城的地下排水设施构件。
在阿克苏地区的唐代遗址中还出土多件陶猴雕塑，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陶塑子母猴。
陶塑子母猴：唐代。新和县羊达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泥质红陶。高7.5、宽3.9厘米。陶猴全身阴刻毛发，面部刻画细腻，表情丰富。母猴呈蹲跪姿，神态安详，两眼平视前方，颈部带项饰，怀抱一小猴呈哺乳状。整个陶塑造型生动有趣，突显一种母子亲情。
在阿克苏博物馆的诸多文物中，体量最大的要算唐代大陶缸。
大陶缸：唐代。1976年温宿县拱拜孜乡出土。夹砂红陶。泥条盘筑法手制。高135、口径45、腹围420、底径45、壁厚2.3厘米。是目前新疆境内发现的唐代陶缸中腹围最大的一件。
我们之前介绍的陶器都是以泥条盘筑法捏制而成，而在库车县古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耳墨书“王”字罐是以慢轮拉坯成型，是阿克苏博物馆馆藏陶器中为数不多的以轮制成型的器物。
单耳墨书“王”字罐：唐代。库车县古遗址出土。夹砂黄褐陶。高29.6、口径13.5、壁厚1厘米。喇叭口，方唇，束颈，溜肩，斜腹小平底，颈肩耳，肩部墨书 “王”字，是一件典型的中原风格的陶罐。除出土的陶器外，近年来阿克苏博物馆加大了文物征集力度，征集了一批绚丽多彩的近现代维吾尔族民俗陶器。这些陶器以绚烂的色彩、简单的植物纹图案为主要特色，是少数民族热情奔放性情的写照。新疆人喜欢鲜艳的色彩，有时候将对比色放在一起，形成炫目的效果。与中原地区的餐饮具上常用的工笔画法画一些精致图案和人物故事不同，新疆少数民族的餐饮具上只描绘粗线条、几何图形和花卉纹样，而且多以大色块平涂见长。这一方面是出于新疆人粗犷豪爽大气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受宗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禁止描画有灵魂的物体，所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在造型艺术中，对凡是有眼睛的物体不予表现，而是专以描绘各种图案造型。
彩釉大陶盘：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低温釉陶器。高5、口径35、壁厚1.25厘米。整体以明黄色为主，正中饰绿色七瓣梅花，周围饰一圈绿色圆圈，内沿一周饰连续三角纹，外沿饰白色浪花纹。图案虽然简单质朴，但黄、白、绿三种色彩对比鲜明，极具装饰效果。
三、炼铜成器
青铜器是由青铜（红铜与锡的合金）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堪称艺术价值最高，代表着中国在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各类青铜器制作方式繁复，器型大气，纹饰精美，一直是中外收藏家们的最爱。由于工艺条件的限制，南疆地区的青铜器较少，在风格上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粗犷大气的特征。
红铜制作的器皿由于使用方便、实用，越来越受到少数民族的喜爱，他们经过锻打、铆接、焊接、錾刻等一系列工艺过程，制作出精美的洗手壶、铜盘等生活用具，图案多为连枝花卉、果实以及铭文等，图案遍布器身，富丽堂皇，极具装饰效果。
阿克苏博物馆馆藏年代最久远的青铜器是温宿县采集的青铜釜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青铜环首刀。
青铜鍑：春秋至战国时期。1992年温宿县遗址采集。青铜质。高50、口径33.2、底径15.5、厚0.5厘米。侈口，弧腹，高圈足呈喇叭形，环形立耳，上有乳钉纹，腹部有一圈弦纹。
大型青铜器皿多为游牧民族实用器，在北疆游牧地区如伊犁等地比较多见，但在以绿洲农耕生活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南疆仅发现这一件，这也是阿克苏地区在史前时代存在游牧生活方式的重要见证。
青铜环首刀：青铜时代。 1990 年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青铜质。长19.5、宽1.6厘米。长条形，一头收尖，弧背直柄环首。
铜纺轮：青铜时代。 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青铜质。呈车轮状，正中穿一孔，孔周围有 4条辅柱。直径 3.2、厚1厘米。
与这两件铜器类似的器物多发现于北方游牧区域，与草原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说明了很久以前阿克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
虎纹铜扣饰：汉代。1985年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出土。青铜质。直径5.8厘米。圆形，反转形虎纹，镂空铸造。以动物图案作装饰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最爱。
驼纽铜印章：汉代。 1996年新和县羊达克协尔古城出土。青铜质。高3、底座边长 3厘米。纽为卧驼，印座呈正方形，印文阴刻篆书 “常宜之印”4字。在汉代的用印制度中，驼纽多用于中央政府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
阿克苏博物馆还从民间征集到了一件南北朝至唐代的铜鎏金立佛。
铜鎏金立佛：南北朝至唐代。阿克苏市征集。青铜金。高7.7、宽1.7厘米。该佛像宽肩瘦身，头部带冠，脸庞瘦削，目光平视，容貌端庄清秀，神情平静温雅，有南北朝以来“秀骨清像”的特征，既厚重又不失优美，气质高雅。佛像上身似着通肩袈裟，衣纹简洁，有薄衣透体之感。左手下垂，右手上举施无畏印，有莲瓣形背光，佛像座为四足佛床，俗称板凳佛。
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青铜佛像除几何形立座外，在立座下还有类似于板凳的四足方座，四足方座的形成一方面在于四足使佛像更加平稳地摆放以供拜奉，另一方面四足台座在印度早期佛像中就有出现。
到了近现代，铜器在新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不同于中原普遍使用瓷器，新疆地区的人们生活中离不开铜器。阿克苏地区铜矿资源丰富，用铜制作的生活用品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实用，维吾尔族工匠还在铜器上錾刻细腻繁复的图案花纹，非常精美。
雕花纹镀银红铜首饰盒：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高13.6、腹径12.5厘米。带盖，盖上有一桥形纽，木底座，盒身刻有精美花纹，用于装小件饰品。
镀银红铜壶：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铜质，外镀银。高33、底径12.3厘米。敞口细颈，喇叭口底座，单耳有盖带流。器身满刻纹饰。是烧水壶中少见的极品。
维吾尔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有用流动的水洗濯的习俗。为了使水流动起来，他们使用盛水的壶边倒边洗，这种水壶维吾尔语称为“阿布杜瓦”。伊斯兰教还认为洗濯用过的水已经不洁，为了防止不洁的水污染别处，在洗濯时，下面还要放一个接水盆用来盛接脏水，维吾尔族语称为 “齐拉甫恰”，与阿布杜瓦配套使用。
镶蓝松石红铜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铜质。高 31.5、腹径 18.5厘米。单耳，有盖，腹部六面各镶有一颗蓝松石，喇叭口底座。
黄铜接水器：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铜质。高13、口径 26、底径 11. 5厘米。敞口，斜腹，圈足，纽四周为镂空花纹图案。饰精美、器形独特、装饰色彩浓厚，展出时备受少数民族观众的喜爱。
双系阴刻花纹红铜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高19.6、腹径32厘米。颈部双耳，垂腹平底，通体雕刻精美纹饰，腹部中间刻有察合台文字。
铜扁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高49.5、宽27.5厘米。盖上有椭圆形纽，细颈，腹部呈轮形，喇叭形足。肩部和纽之间连一铁链子，腹部两侧各有一皮质穿带，便于携带。腹部中心为镂空花纹，为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
19世纪初，随着沙俄向亚洲扩张，俄国势力进入新疆地区，同时也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人好喝茶，他们有专用的茶具，原理如同中国内地的炭火锅。俄语称 “萨马尔宛”。
萨马尔宛铜壶：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高25.5、宽18.8厘米。单耳带流，镂空底座。由盖、壶身、底座三部分组成，底座下可放入炭火。
四、斫木制器
木器是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器物，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所有的文明族群都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着木器，因此，木器的种类繁多，工艺水平也很高。由于新疆地区气候干燥少雨，木质器具较容易保存，木材取材方便，易于成型，在古代新疆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
木漆器：汉代。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高13.5、腹径8.5厘米。杯形，圈足，木胎髹漆，内红外黑。这一造型独特的器形来自西方，而内红外黑的装饰与汉代中原地区流行的漆器装饰一脉相承，具有我国内地汉风楚韵的特色，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见证。
木雕坐佛：南北朝至唐代。 1996年新和县桑塔木佛寺遗址出土。木质。高13.3、底宽 7.8、厚4厘米。佛像呈坐姿，着通肩圆领袈裟，结跏跌坐，双手置于腿上，作法印状。头部梳圆髻，面部雕刻精细。
卷云纹木盒：东汉时期。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长11.5、宽4、高4.5厘米。长方形，四壁雕刻卷云纹。云纹装饰不同于中原地区流行的流云纹、如意云纹。
雕花木书架：清代。阿瓦提县征集。木质。长52.2、宽18、厚2.7厘米。书架由一块整木雕成，周身刻有精美图案。书架是维吾尔族上层宗教人士讲经时的用具，一般家庭较为少见。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热爱艺术，能歌善舞，歌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乐器也就成了最常见的用具，几乎每家至少有一件乐器，他们在乐器的美化装饰上花的工夫最多，是其他器物所不可比的。
卡龙琴：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高18.5、最长78、最宽62厘米。琴身为桑木质地，是演奏刀郎木卡姆不可缺少的乐器，也是维吾尔族乐器里弦最多的弹拨乐器。形状酷似扬琴，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近似古筝，但比古筝的音色更加明亮，在新疆其他地区已经看不到这种乐器了，演奏者几乎消失。由于刀郎人生活在荒漠、戈壁中，几乎处于半封闭状态，所以，古代乐器也保留得比较完整。刀郎乐器还有刀郎艾捷克、刀郎热瓦甫、手鼓等。
刀郎热瓦甫：近现代。木质。阿瓦提县征集。高94、琴面宽18.5厘米。其表现力非常丰富，是民族乐队里的骨干乐器。琴身用动物骨片镶嵌成几何图形，琴体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手法都很成熟。
木质器具除了乐器，还有马鞍。
镀银马鞍：近现代。阿克苏市征集。木质。通高26.5、长43.5、宽33.5厘米。两端包一层镂空花纹图案的银皮，脚蹬为铁质。在机动车发明之前，马是人们出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西域素以养马著称，所以马鞍、铁马衔都是他们外出时不可缺少的用具。这个镀银马鞍看上去非常精致、小巧，为当时贵族女性所用。
（撰稿：赵疆囡）
五、古代货币
在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古代先民用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钱币，它粗犷豪放、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精美俊逸，但它与中原地区的货币文化体制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华货币文化的大厦。新疆地区的钱币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新疆地区绚丽多彩的货币文化。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半两钱”和“五铢钱”均在新疆地区的古遗址中有发现，这不仅表明了中原地区的钱币是新疆地区的通用货币之一，还是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铸货币为 “汉佉二体钱 ”。
汉佉二体钱币：汉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又名“和田六铢马钱”，因背面图案多为马而得名，为古于阗国（今和田地区）铸币。形制为不规则圆形，无孔、无郭、较厚，正面为汉文 “六铢钱”或 “重廿四铢”，背面为一匹马或骆驼的图案，周围有佉卢文。重4克，直径 2.1、厚
0.3厘米。用希腊式冲压法打制而成，既突出了中国货币文化的主流地位，又吸取了西方货币文化的特点，是东西方两大货币体系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由于存世量稀少，所以特别珍贵。
南北朝时期，龟兹本地以汉代五铢钱为范本铸造了龟兹无文小铜钱和 “汉龟二体五铢钱 ”。
汉龟二体五铢钱币：汉代。 1989文物普查时采集。红铜制。正面为汉文 “五铢”，背面为龟兹文 “五铢”。重2.1克，直径2.1厘米。是在吸收中原货币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龟兹地域特色的货币。
唐代，中原的 “开元通宝 ”、 “乾元重宝 ”钱币在西域流通。安西军政府以唐朝钱币形制为范本，在龟兹本地铸造了 “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 ”以及“元”字和“中”字钱币，这些钱币维系着安西自身的稳固，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反映了龟兹各族军民不畏强敌固守西域、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同时期西域的突骑施国仿照唐朝 “开元通宝”钱币制式铸造了 “突骑施钱 ”。
天可汗突骑施钱币：唐代。库车县遗址采集。正面为粟特文，汉译为“天可汗突骑施钱”，背面应为凸起的突骑施可汗徽记“弓形纹”，此币锈重，看不清楚。重3.4克，直径 2.55、穿径 0.5、缘宽 0.35、厚0.18厘米。
宋、元、明时期的西域，出现了回鹘高昌、于阗国、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政权，但都和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向中原王朝进贡，受中央王朝册封。各政权也相继铸造了自己的钱币，如：高昌吉利钱币、喀喇汗王朝钱币和察合台钱币等。
清朝乾隆帝统一新疆以后，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标志对新疆主权的确立，清政府开始统一钱制，先后设置了7个铸钱局，铸造了一系列独具新疆地域特色的钱币，一直延续到民国末期。新疆红钱，色泽柔和、红润、自然；新疆铜元，字体粗犷、别具一格；新疆银元，温润而雅、独具特色；新疆纸币，名目繁多、品种各异。
清朝咸丰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备军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铸造咸丰大钱的浪潮。新疆各铸钱局也不例外，阿克苏局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铸造咸丰大钱，在一系列咸丰大钱中，咸丰元宝·阿克苏·当百“大弯尾”和“小弯尾”钱币可谓是少见的名誉品，因钱背面老维文阿克苏的末笔弯曲弧度的大小而得名，弯曲弧度大的称为 “大弯尾 ”，弯曲弧度小的称为 “小弯尾 ”。
咸丰元宝·阿克苏·当百“大弯尾”钱币：清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重24.1克，直径4.6、穿径0.7、缘宽0.5、厚0.2厘米。钱径大、壁厚，铸造精美绝伦，存世量较少，颇为珍贵。清代。阿克苏市征集。黄铜质。重61.76克，直径5.55厘米。铸文精美，穿口规整，铸造精良。咸丰四年（1854年）铸造，由于面值太大在市面不能流通，所以铸造不久便停铸。至今遗留下来的实物只有 3枚，本馆这枚就是其中之一，可见此钱的珍贵。
新疆建省工作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废除伯克制，委任巡抚和布政使以下的各级官吏，至1884年宣布新疆巡抚和布政使人选为止，建省的整个过程始告完成。当时为了纪念这件大事，阿克苏和库车铸钱局特地铸造了 “乾隆通宝 ·阿克苏 ·背九”和 “光绪通宝 ·库车 ·九年十 ”两种钱作为新疆建省纪念币。
乾隆通宝·阿克苏·背九钱币：清代。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重4.3克，直径2.45厘米。它见证了新疆建省的这一段辉煌历史，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民国元年（1912年），新疆三大官钱局迪化局、喀什局、阿克苏局开始铸造铜元。阿克苏局于民国元年至三年，共铸行3年。由于阿克苏局铸造铜元的技术力量薄弱，在铜元铸造中采用土法翻铸和机器压铸交替进行，铸造的铜元质量差，图文浅，易磨平，铸行不久即停铸。
中华民国·新疆阿造·当红钱十文铜元：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红铜质。为阿克苏局铸造的翻砂版铜元。正面珠圈内铸“中华民国”4字直读，珠圈外上铸“新疆阿造”4字，下铸“当红钱十文”5字，背面为交叉的双横条五色旗，双旗交叉上为老维文“Minkoi”（汉译：民国）。下为老维文 “ On Dachin”（汉译：红钱十文）。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了使银两整齐划一、流通便利，改变新疆“银贱钱贵”的现状，喀什道李宗宾委托疏附县知县罗正湘正式试办铸造银元。次年阿克苏银元局成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迪化银元局成立，开始铸造银元，一直延续到 1949年。
饷银五钱（四蝙蝠）银元：清代。阿克苏市征集。银质。1907～1911年迪化银元局铸造。重17.5克，直径3.4厘米。“四蝙蝠”指的是背面龙身旁有 4只蝙蝠，谐音 “赐福 ”（四蝠）的意思。
五十两银元宝：清代。阿克苏市征集。重1. 85千克。内有 “道验” 2 字， “道”为喀什噶尔道， “验”为审验，即为官方验证过的钱，可以用于市场流通。主要用于大宗货物的交易，在当时可以买一套宅院。
新省币的发行从 1939年2月开始至 1949年废止，前后 10年，纸币面值共计29种。
新省币六十亿元纸币：民国时期。阿克苏市征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制版，同年5月10日发行。横式钞票，背面有时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贾尼木汗的维、汉文签名。长14.2、宽6.2厘米。当时，60亿元只能买到一盒火柴，人们出门买东西都是用麻袋背钱，可见当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也最终导致了新省币的崩溃。
一叶知春秋，一钱明古今，纵观整个新疆货币的发展史，独具特色的新疆钱币为灿烂的中国货币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毋庸置疑的钱币实物为依据，证明了 2000多年以来，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撰稿：吴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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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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