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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的基本教义
  道教是东汉顺帝（125～144）时张道陵创立，至今有1800多年历史。张道陵倡导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于是道教形成。东汉灵帝（167～189）时张角的太平道，是道教早期的另一派别。东晋建武元年（317），葛洪撰《抱朴子》内篇，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以后创立的道教教派有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寇谦之在魏太武帝支持下创立的北天师道；在南朝则有陆修静创立的南天师道。
  道教以神仙信仰为核心，以重生为特征，与佛、儒合成三教，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三足之一。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黄老道是早期道教的前身。道教几乎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关系。它同我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较之其他宗教尤为密切。
  道教在唐朝发展到鼎盛阶段。唐王朝大力推崇道教，道教与皇权结合，成为皇族宗教，使道教势力大为发展。
  道教的根本信仰为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与主宰。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存，是宇宙一切的开始和万事万物的演化者。“大道”生成宇宙万物，是道教最基本的教义。与“道”并存的是“德”，道教认为道之在我就是“德”。“道”、“德”制约、驾御宇宙的一切，天、地、人三个范畴都离不开“道德”的维系。
  道教信条最根本的就是奉太上老君为无世不存至尊天神，是创世主。道教还敬信“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对“三德”的虔信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道教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追求长生不老，故而强调重生的教义。道教认为，人的生命开不决定于天命。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便可以长生不死。用道教的话说就是“根源蒂固，长生久视”。
  “天道循环，善恶承负”，也是道教最基本、最普遍、深入意识的教义，是一种善恶报应的宗教观念。意思是说，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以这种教义为基础，出现了宗教道德，制定了清规戒律，创立了修心、修善、积德、修性等修持方法。总之，庞杂的道教教义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神仙信仰。
  （二）道教传入龟兹及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形成后，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汉族人民信奉的主要宗教。道教形成以民间巫术为基础，神仙信仰为核心，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很多信众。道教在唐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在全国的积极推广和大力扶持，有了很大的发展，道教徒增多。唐高宗把道教教主老子（李耳）奉为祖先，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尊者，诸州各建观一所，弘扬道教；唐玄宗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置财崇玄学。让家家学习道教经典，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玄学内容。赵徽宗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在全国推广道教。唐代军队中军官、士卒，多有道教信徒。道教随着唐代在龟兹的屯垦、戍守军人，传入了龟兹。唐代在龟兹的屯垦、戍边军人凭着自己虔诚、朴素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活动的需要，把道教带到了龟兹，使龟兹人认识和了解了汉民族的道教文化，并在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第一，龟兹佛教和道教在教义、教规、宗教仪式方面发生了影响。佛教宣传有神论，随着佛教的传入，促进了中原汉族原有的有神论的发展。道教以神仙信仰为核心，黄老神仙家的思想因佛教的传入而深入人心，从而加快了道教的发展。因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产生时间较早，有着发展成熟的教规、仪式，在教义上对道教徒也产生启发。道教借鉴佛教教规仪式，改进和充实自己的教规。道教和佛教在某些教义上的相通之处，使得中原地区以道教的黄老学说解释和理解佛教教义，早期竟把佛教当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注重自身的修仙、炼丹、画符等活动，在宣传手段上不如佛教艺术效能高。在佛教势力不断增强，信众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道教根据佛教传入早期佛道不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一方面尽力和佛教融合以减少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尽量抬高自己的地位与佛教抗衡。如东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宣扬道教祖师老子曾西游天竺教化胡人，称释迦牟尼就是老子的化身，用以贬低和排斥佛教。东晋以后，道教为了阐发教义，抵抗佛教，争取信徒，大量构造了自己的经典。佛教的《十诵律》、《四分律》、《僧祗律》都有了汉译本。道教的教规、教仪比较简单，于是道教就把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礼法都容纳在自己的戒律和规仪之中。道教还在佛教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神仙谱系。
  第二，龟兹绘画艺术对道教产生的重大影响。道教在宣传的方式方法上，效法龟兹佛教的绘画艺术，形象生动地进行宣传。在东汉末集安长川道教古墓的壁画上已出现莲花、伎乐天和供养飞天。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创立了以礼拜圣像为主，修炼为辅的北天师道。从此道教开始注重形象宣传，道教绘画造像之风大兴，北魏时道教里出现了“佛道二尊像”。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写道：“..同时北魏道士若寇谦之等，亦尽力宣扬道教，后至渐效佛徒所为，以绘画雕塑造天尊之图像..然其所谓道教画者，终不能脱佛之窠臼，是视道家善佛画者兼及道画，故如出一手，亦我国自魏晋以来，固以浮图老子并称，而道释画为一流之故欤！是可谓道教画者，即佛画之化身。”由此可见，道教在绘画艺术上对龟兹佛教的借鉴。
  第三，龟兹音乐对道教的影响最为显著。唐高宗李治登位后，继承唐太宗、太祖遗志，笃信道教，除了封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还下诏在宫廷内用道教音乐参与典礼活动，并把28宫调内的林钟宫改为“道宫”。唐玄宗继位后大力扶持道教，也下诏创作了许多道教音乐。《新唐书·礼乐志》称：“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书绦制《景云》、《九真》、《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曲》”等。由此可知，唐朝自李渊以后各帝王，如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都利用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创制了不少道教乐曲，但不如以佛教信仰为核心的龟兹乐影响深广。但自隋至唐，从城市到里闾都是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于是唐玄宗于天宝十三年（754）把不少龟兹佛曲改为道教乐曲。《新唐书·礼乐志》称：“..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于是“改佛为道”，“改胡为汉”。《唐会要》卷33详细记录了所改乐曲的曲名，许多龟兹佛教乐曲被改为道曲：“太簇宫时号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苏莫遮》改为《万宇清》..太簇商时号大食调..《耶婆色鸡》改为《司晨宝鸡》..金凤调《苏莫遮》改为《感皇恩》、《婆伽儿》改为《流水芳菲》。”甚至把原为佛教音乐、已经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曲》，玄宗也用托梦之说改为道教色彩的乐曲。通过这样的修改，许多龟兹佛曲融进入道曲。对道教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在一幅北宋武宗元绘制的反映道教内容的《朝元仙杖图》，描绘了道教的东华、南极、西灵、北真四位帝君带领部众去朝见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盛况。在东华帝君的部众里有一队伎乐，其左上方的榜题明写着“仙乐龟兹部”的字样。宋代宫廷教坊部四部乐：《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云韶部》，是沿袭唐代《太常四部乐》而形成的。《宋史·乐志十七》载：“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宋史中的法曲部和唐朝的《胡部》基本相同，《龟兹部》与唐朝的《龟兹部》大体一致。总而言之，西域龟兹佛曲乐舞对中国道教音乐体系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上述的历史事实可知，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唐朝、宋朝，道教在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下，吸取和借鉴了龟兹佛教教义、戒律、仪式、音乐、绘画以及龟兹摩尼教教义，不断地充实和完善道教的戒律、仪轨。龟兹文化对道教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