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生前著作丰富，有口皆碑，而以他的身份与地位，若要出毕其一生的全集，那简直是近水楼台，易如反掌。但一辈子坐拥书城的任继愈对此却是坚决拒绝：“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这话坦诚而又不失严正，甚至掷地有声，只是不知能否使人产生相应的惊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尝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自古以来，文人总是对自己的文字颇为爱惜，甚至敝帚自珍，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编集成书，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凭借或敲门砖，再到一定的时候，全集也就出来了，足以告慰平生。这原本无可厚非，也是传统如斯。当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收入与否，该不该编集，古人也并不一味地附庸风雅，大都律己甚严。但即便如此，延续至今，文集、全集之类，已是不知凡几，虽说文字比生命更长久，可真正能留存下来的，其实并不多。而在眼下，能静下心来看书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却又是一个全民皆可轻易出书的时代。价值多元，动机不一，书籍的种类和数量是明显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出版业也自然是空前的繁荣，出书上的事，几可以说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来的都是客，多多益善。出不出是主要的，看不看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前门新书刚拉出去，后门就又被拉进来打成了纸浆，也是常有的事。而近年来五花八门的文集、全集之汗牛充栋，想必已成我国的又一大特色。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二十年，诸如此类的事，想必每每使他既徒唤奈何，又痛心疾首，所以他的“一辈子不担任挂名主编”并决然不出全集，照他的老师、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评价，也就是：“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自然，在一般人看来，能出全集，总是一件好事，一件幸事。但任继愈的决意拒绝，在笔者看来，其实是显示出了他对当前图书界的一种明察与睿智，也是其“学问人生，文化传灯”的必然显现。不由得想起鲁迅当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那样的不为所动，而且多有警示，他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也无怪乎任继愈会说：“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不喜热闹，不随波逐流，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其读书思考、立身行事似乎都显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特色，如季羡林的敢于三辞桂冠。而任继愈的不出全集，依笔者之见，还在于他的自信，因为，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其治学之路和修身之道的任继愈，其本身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而那些人品、文品都不怎样，又偏要沽名钓誉，于是便百般搜求，甚至把不足挂齿之事、拾人牙慧之文也要塞进书中以成所谓全集的人，不知是否有所汗颜。
  有些事，看似出乎所料，甚至显得极端，其实倒是正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固然另当别论。卡夫卡一生热爱文学，但临终前又多次立下遗嘱，执意焚稿。塞林格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大获成功后，见好就收，几十年销声匿迹，几成绝响。这两者虽然各有缘由，但给读者的惊叹总是免不了的。最近从报上得知，马克·吐温、纳博科夫、海明威、格雷厄姆·格林等的遗作将陆续出版，但大都是些断章残篇，由其后人敷衍而成，尚有几成本色，大可怀疑。有位论者说得好：“巨头还魂是好事吗？恐怕未必。他们真要从坟里爬出来，我担心海大师会不再告别武器，而是持枪打人；纳大师会放一把微暗的火，烧掉一切不合格的文字；格林大师干脆继续守口如瓶，对谁是凶手，打死也不说。”同样，有人执意出版张爱玲的《小团圆》，至今看来，也未必见得是对张爱玲的一种“团圆”。所以文化上的事，高与下、雅与俗，一旦探究，还是不难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