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1939年冬，我从西北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女子大学工作。我到女子大学后，总务处长王祥同志让我到供给科任副科长。该校女学生有1300多人，她们都是从白区学校逃出的进步青年，都是经过艰难险阻才来到延安的。所以我们搞供给工作的同志要尽量地为学生的吃、住负责。当时延安的条件是：一天三顿小米饭，每礼拜两顿馒头一次肉，每人每天两分的菜钱。我去学校后，发现灶房里每天剩饭很多，用它喂50多头猪还有剩余。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开饭时就去看一看学生们是如何吃饭的。我看到各组只有七八个人吃饭，其余学生三三两两地相跟着到北关饭馆去了。我也跟到饭馆里，问她们怎么不吃灶上的饭，却来这里吃饭？学生们说灶上的小米饭硬，扎喉咙咽不下去。我说叫大师傅把饭做软一点怎样？她们说不行。我说：“你们一点苦吃不下去，还能来延安闹革命吗？”她们笑着说：“来延安是一条光明大道。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这里住的、吃的、穿的虽不如我们老家，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比我们在老家好几百倍，怎能说吃不下苦呢？有苦就有甜嘛！”她们这样一说，我就再没有说话，并感觉到这些学生吃不下小米干饭主要是不习惯。我将这些情况反映给总务处长王祥同志。后来经上级批准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女大自制票币，限定在本校范围内使用；二是女大修建10间房子自开饭馆，提高饭菜质量，收回女大学生手中票币。从此，女大的生活改善，女生们再不外出吃饭了。
  194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上级决定在女大召开庆祝大会。延安附近的甘泉、延长、延川、安塞、延安五县的女民兵都来参加大会，毛主席还要来作报告，检阅女民兵。女大的任务是扎彩门、搭讲台、布置会场。这个任务由我们供给科负责。我想这次有机会见毛主席了，但要和毛主席说两句话恐怕没有机会。我又想我是负责布置会场的领导人，估计和毛主席说两句话还是可能的。上午8时，我们女大的学生早早就到会场了。各县的女民兵前头的扛着红旗敲着锣打着鼓，后面的全副武装高喊口号，高唱军歌，分四路纵队迈着整齐雄健的步伐，一队接一队走进女大院里。我们早就把各县的座位划好了，各县的女民兵按营、连、排、班坐好。这时，毛主席来了，下车后看了一下讲台，就到总务处王祥处长办公室里去了。这时，我借请示王祥处长之机，趁毛主席和王处长正谈话时，我走到王处长跟前说：“请看台子上还要什么？”这时毛主席说：“彩台搭得很好，就是太大了，费劲吧？”我说我们不会搭，还是请人来指导搭的。大会开始了，毛主席、民兵代表、军队代表讲话，后在女大院内，毛主席检阅了女民兵队伍。
  第二次是在1942年7月间的一天，毛主席来女大给学生作报告。这天，我们供给科的全体干部都没有外出工作，想等着见一下主席。女大学生都在山上土窑洞里居住，到山下有500米远，半山腰建有一个大礼堂，三面大山环抱，就是日本飞机来也找不到这里有个大礼堂。礼堂有1500个座位。那天学生们早早就进大礼堂等着。8点整毛主席来了，将小车停在总务处门前，他下车步行上山。到9点左右天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总务处来人说雨可能不会停。快到12点时，供给科派人去给毛主席修路，不然路面泥泞不好下山。雨下个不停，我们冒雨修路。我上礼堂门前一看，礼堂里坐得满满的。我想我先站在礼堂门口，等主席报告完了出礼堂门时，我就扶着主席的胳膊下山。可是毛主席的报告刚作完就有七八个女教师把主席围住了，我撑开雨伞在主席背后送他下了山。
  第三次是在1942年农历正月初一日。头天晚上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各厅厅长和科长初一早饭后在政府院内集合，乘车到杨家岭给毛主席拜年，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大家吃过早饭就坐大卡车到了杨家岭。我们到杨家岭后，就有人接待我们，把我们带到中央大礼堂，进门时还发给每人一袋瓜子、红枣、柿饼子。大礼堂里的人们个个兴高采烈，有说有笑，盼望毛主席早点到来。不一会儿，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3人进了礼堂，大家马上起立鼓掌，高呼毛主席好，朱总司令好，周副主席好。这时他们3人挥手向大家问好，让大家坐下。厅长们在前两排坐着，科长们坐在后几排。当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面对着我们和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主席谈话。毛主席首先问边区政府的工作情况，林伯渠主席简单地汇报后，毛主席又对各厅长们一个一个提问。当听到财政厅南厅长谈话时，毛主席满面红光，非常高兴，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也插话，问干部生活情况，劳动生产情况。过了一会儿周副主席看了一下手表说：“一个钟头了。”毛主席说：“休息吧。”这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最后，周副主席挥手退出大礼堂。我们才乘大卡车返回边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