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内容
梁文道先生确实是一个相当敏感而又敢于坦诚己见的人，对金庸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金庸入作协不算什么，要是韩寒当了作协主席，我们都会加入的。”语多调侃，话藏机锋，这是梁先生惯有的一种风格，他对韩寒的赞赏，也时有耳闻。可他随后说的那一句还是让人大跌眼镜：“再写几年他（韩寒）就是另一个鲁迅。”梁文道近来以《常识》、《我执》等书在内地日渐著名，但如此断语，又未免太过信口开河，也有违“常识”。
鲁迅之后是谁？或谁是另一个鲁迅？其实这一直是个问题，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大学时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曾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谓，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这样的“官方”排列是否得当，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多少还有些约定俗成。而鲁迅作为旗手，则几乎是一致的认定。事实上，他在1936年秋的突然辞世，就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国在《哭鲁迅》一文中说：“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显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甚至还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由此类推，随后的郭沫若虽是“又一面光辉旗帜”，但毕竟不断地显露出事实上的难以为继。所以对鲁迅的身前身后，今天的人们当是在一再地追寻之中，而不是张冠李戴。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势所必然。鲁迅先生一方面率先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时更迫切地期望着他们能后来居上。在他与青年的关系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无私奉献。为了“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宁愿自己“背重担”，承受极大艰难困苦，也要为青年呕心沥血，帮助他们成长。他甚至“曾熟虑”过要当“梯子”：“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对处境艰难的青年作家，他更是竭诚相助并寄予厚望，如他对萧军与萧红的慷慨解囊。
韩寒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爆得大名的，不久又以赛车手纵横驰骋，这几年看起来很是顺风顺水，所向披靡，甚至使人发出这样的赞叹：“作为百万富翁，作为公众人物，作为自由青年，作为知识分子，离经叛道、少年得志的韩寒不止是1980一代，更是中国的惊喜。他没有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天分、良心、对常识和仁义的信守以及彻底的独立精神，使他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我们时代的意见领袖。”溢美之词大可任由添加，但年少轻狂和那几本书中明显缺少的深度与厚重也总不能视而不见。《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子是足可令围观的大人们汗颜，但想必不至于把思想家的桂冠扣到他的头上。凡属时尚的东西总是很短暂，甚至随风而逝。近闻韩寒又将出任目前中国薪酬最高的某新办杂志的主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许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都颇为逞能的韩寒，至少就眼下而言，还是个难以归类的人。硬要把他往文坛上拉，就如要让他的赛车改道一样，任何的预言都为时尚早。更何况，他“少些鲁迅身上的深况和悲剧感”，梁文道的这一句话还算公允，其实这也正是鲁迅先生至今难以被人企及的原因所在。
鲁迅之后是谁？或谁是另一个鲁迅？其实这一直是个问题，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大学时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曾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谓，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这样的“官方”排列是否得当，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多少还有些约定俗成。而鲁迅作为旗手，则几乎是一致的认定。事实上，他在1936年秋的突然辞世，就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国在《哭鲁迅》一文中说：“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显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甚至还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由此类推，随后的郭沫若虽是“又一面光辉旗帜”，但毕竟不断地显露出事实上的难以为继。所以对鲁迅的身前身后，今天的人们当是在一再地追寻之中，而不是张冠李戴。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势所必然。鲁迅先生一方面率先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时更迫切地期望着他们能后来居上。在他与青年的关系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无私奉献。为了“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宁愿自己“背重担”，承受极大艰难困苦，也要为青年呕心沥血，帮助他们成长。他甚至“曾熟虑”过要当“梯子”：“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对处境艰难的青年作家，他更是竭诚相助并寄予厚望，如他对萧军与萧红的慷慨解囊。
韩寒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爆得大名的，不久又以赛车手纵横驰骋，这几年看起来很是顺风顺水，所向披靡，甚至使人发出这样的赞叹：“作为百万富翁，作为公众人物，作为自由青年，作为知识分子，离经叛道、少年得志的韩寒不止是1980一代，更是中国的惊喜。他没有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天分、良心、对常识和仁义的信守以及彻底的独立精神，使他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我们时代的意见领袖。”溢美之词大可任由添加，但年少轻狂和那几本书中明显缺少的深度与厚重也总不能视而不见。《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子是足可令围观的大人们汗颜，但想必不至于把思想家的桂冠扣到他的头上。凡属时尚的东西总是很短暂，甚至随风而逝。近闻韩寒又将出任目前中国薪酬最高的某新办杂志的主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许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都颇为逞能的韩寒，至少就眼下而言，还是个难以归类的人。硬要把他往文坛上拉，就如要让他的赛车改道一样，任何的预言都为时尚早。更何况，他“少些鲁迅身上的深况和悲剧感”，梁文道的这一句话还算公允，其实这也正是鲁迅先生至今难以被人企及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