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关于向忠发这个人，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着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讲到“六大”时顺便说选他当总书记。他当总书记后那几年的情况多语焉不详。前些年《党史研究》杂志曾发表过《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的文章，说向忠发是个“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当总书记只是“挂名”。而他的个人品质恶劣，在任总书记期间，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无是处。
  既然向忠发是这样一个既无能，道德品质又坏的人，为什么会被推出当领袖？这的确很让人费解。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对向忠发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说他出身贫苦，但粗通文字。都肯定了他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很大成绩，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但他并没有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而且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向忠发作为工作在一线的工人领袖为许多人所熟悉，难以抛头露面开展工作。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他就奉命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出访苏联，故在党内并未被关注。
  那为什么“六大”上要选他当总书记呢？这和共产国际关系很大。
  一是共产国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中，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应当工人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更是学界泰斗。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他们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却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而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仍然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又一次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恶感，于是他们认为要正确进行中国革命，必须大力提拔工人干部，实行领导机关工人化。
  二是向忠发1927年秋至 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1927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派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向忠发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参加纪念活动，到处作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纪念活动结束后，向忠发继续留在苏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在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等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
  在1928年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向忠发参加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委员会，与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向忠发在会上的报告中批评中共中央，认为中央领导人屡犯错误，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向忠发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国际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共产国际于是决定选一个工人出身的人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们的目光很自然地就集中在他们熟悉的向忠发身上。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