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岁月
内容
丁国钰 第一次见到总理还是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那时候我在留守兵团。总理当时身穿灰军装，说话声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风度翩翩。但当时是开大会，总理并不认识我，直到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的时候才有机会直接在工作中得到总理的教诲。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总理风范我是首批赴朝参战的，我们从鸭绿江边一直打过汉江，歼灭敌军数十万人。美国认识到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办不到，于是迫不得已坐下来谈判。我于1951年11月从42军调到谈判代表团，历任党委委员， 谈判代表，后来接替解方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
实际上，谈判的大政方针都是主席、总理亲自决定的，具体领导代表团谈判工作的就是总理，重要的谈判预案和发言稿都是经我们党委讨论通过后上报总理，他亲自批准后才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和总理办公室有很多的电报往来，谈哪些问题，怎么谈，总理都会作出具体的指示。
后来因为总理要参加日内瓦会议，抽调了我们开城谈判的不少同志，留下我负责主持代表团的日常工作，任工委书记，并参加了 1953年7月27号的停战签字仪式。
日内瓦会议后，总理访问了波兰和苏联。在访问波兰时，他们的总理告了我一状，说你们志愿军的首席谈判代表丁国钰只坚持原则，该妥协的时候没有妥协，这样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我没看到后果的严重性。总理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让我坐飞机回国见他。
我回国后首先见了李克农。他说：“你放心，没事，你在前面做的那些工作总理都很清楚。以前总理并没有见过你，估计是想当面了解一下你这个人的情况。”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但总理非常和蔼，也很客气。他没有和我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就是和我拉家常。问我的出身，家里的情况，读了几年书，哪年入的党等。拉过家常后，总理说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回去了。
后来在北京第二次见总理是谈撤代表团的问题。总理说现在停战了，前方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想把谈判工作移交给朝鲜方面，朝方也有此想法。总理让我把代表团成员都带回国，汽车、物资是否留给朝方由我来决定。我说总理啊，这样的大事您决定，我们执行就是了，没有意见。他说那好，你就把人带回来吧。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整个代表团的一百多人坐火车回国，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了朝方。 途经平壤时，金日成接见了我们，还专门给我授了一级勋章。
总理领导下建立牢固的中巴友谊1960年我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当时巴基斯坦紧跟西方，参加了两个反共、 反华的军事条约组织，因此中巴关系相当冷漠。
我上任不久，巴总统阿尤布汗访问英美归来。回来的第二天早上他的军事秘书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见我，我当时就觉得阿尤布汗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果然，他见到我就提出要和我们谈边界问题（红其拉普问题），以此来改善两国关系。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内，又写了我的想法和意见。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边界问题是可谈的，但国内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巴是在秉承西方意志，阴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文章，不能谈。但我认为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巴方不满西方重印轻巴的政策，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这不是阴谋。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促成谈判。因此尽管国内相关部门都不同意，我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样坚持了一年，后来总理说，既然你这么坚持，就回国向相关部门汇报一下吧，听听他们的意见。于是陈老总召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听我汇报。我讲了我的理由，大家还是不同意。最后总理说一线的大使坚持了一年，自然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不能听听呢？如果是美国的阴谋，我们也有个办法，就是提出先决条件， 考验一下对方的诚意，看巴方是否还想谈。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我们提出先决条件，就是“边界问题可谈，但只能作为临时协定，等印巴的分界线划定后再最后解决中巴的问题，正式签协定”。我们提出后，巴方欣然同意。1962年10月开始谈判，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谈判不到五个月即顺利达成协议，双方以分水岭为界。我和他们的空军司令还一起先期坐飞机勘察了边界。1963年3月2日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布托外长在北京正式签字，从此开创了中巴友谊的新局面。
建国初期我们有两条通道走向世界， 北边一条是经莫斯科出去，南边一条是经香港出去。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北路不方便了，而南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很多事很麻烦，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所以这条路也不安全。这个时候总理提出，现在中巴关系友好，我们应该争取开辟中巴直通航线，把卡拉奇作为我们的新出口。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向巴方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巴方也很友好，很快与我们达成了关于中巴航空运输的协定，总理的这项战略措施得以落实。
我在巴基斯坦期间，经历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秘密护送李宗仁回国。经过总理多年的工作，李宗仁先生终于决定回归祖国。 当时总理考虑到如从美国直接回来，必然遭到美蒋的阻挠和破坏，故建议李宗仁夫妇先到欧洲走一走，转一转，然后按时返美以麻痹美国，为回国铺路。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回国行前，总理考虑到国民党在香港的势力很大，走香港有很大危险，而此时中巴航线畅通，我和巴方各个层面又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于是总理安排他们买了经香港回国的瑞航机票，待飞机在卡拉奇经停时由我秘密把他们接下来转由中巴航线回国。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动用各种关系，精心安排，终于把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和程思远秘密从卡拉奇直接送回到了国内。当时周总理先飞到上海以个人名义迎接老朋友们，然后返回北京，带领当时的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公开、隆重地再次欢迎他们。李宗仁的顺利归来，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今天， 我深深缅怀他老人家，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正是他的言传身教，把我从一个抗枪打仗的军人培养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的外交官；正是他，在十年动荡的日子里，指挥着我们为北京的稳定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是看待国内外形势的大局观，还是具体工作中的细致周到，以及他睿智的才华，现在想起来，每件事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总理风范我是首批赴朝参战的，我们从鸭绿江边一直打过汉江，歼灭敌军数十万人。美国认识到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办不到，于是迫不得已坐下来谈判。我于1951年11月从42军调到谈判代表团，历任党委委员， 谈判代表，后来接替解方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
实际上，谈判的大政方针都是主席、总理亲自决定的，具体领导代表团谈判工作的就是总理，重要的谈判预案和发言稿都是经我们党委讨论通过后上报总理，他亲自批准后才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和总理办公室有很多的电报往来，谈哪些问题，怎么谈，总理都会作出具体的指示。
后来因为总理要参加日内瓦会议，抽调了我们开城谈判的不少同志，留下我负责主持代表团的日常工作，任工委书记，并参加了 1953年7月27号的停战签字仪式。
日内瓦会议后，总理访问了波兰和苏联。在访问波兰时，他们的总理告了我一状，说你们志愿军的首席谈判代表丁国钰只坚持原则，该妥协的时候没有妥协，这样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我没看到后果的严重性。总理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让我坐飞机回国见他。
我回国后首先见了李克农。他说：“你放心，没事，你在前面做的那些工作总理都很清楚。以前总理并没有见过你，估计是想当面了解一下你这个人的情况。”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但总理非常和蔼，也很客气。他没有和我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就是和我拉家常。问我的出身，家里的情况，读了几年书，哪年入的党等。拉过家常后，总理说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回去了。
后来在北京第二次见总理是谈撤代表团的问题。总理说现在停战了，前方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想把谈判工作移交给朝鲜方面，朝方也有此想法。总理让我把代表团成员都带回国，汽车、物资是否留给朝方由我来决定。我说总理啊，这样的大事您决定，我们执行就是了，没有意见。他说那好，你就把人带回来吧。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整个代表团的一百多人坐火车回国，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了朝方。 途经平壤时，金日成接见了我们，还专门给我授了一级勋章。
总理领导下建立牢固的中巴友谊1960年我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当时巴基斯坦紧跟西方，参加了两个反共、 反华的军事条约组织，因此中巴关系相当冷漠。
我上任不久，巴总统阿尤布汗访问英美归来。回来的第二天早上他的军事秘书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见我，我当时就觉得阿尤布汗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果然，他见到我就提出要和我们谈边界问题（红其拉普问题），以此来改善两国关系。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内，又写了我的想法和意见。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边界问题是可谈的，但国内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巴是在秉承西方意志，阴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文章，不能谈。但我认为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巴方不满西方重印轻巴的政策，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这不是阴谋。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促成谈判。因此尽管国内相关部门都不同意，我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样坚持了一年，后来总理说，既然你这么坚持，就回国向相关部门汇报一下吧，听听他们的意见。于是陈老总召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听我汇报。我讲了我的理由，大家还是不同意。最后总理说一线的大使坚持了一年，自然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不能听听呢？如果是美国的阴谋，我们也有个办法，就是提出先决条件， 考验一下对方的诚意，看巴方是否还想谈。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我们提出先决条件，就是“边界问题可谈，但只能作为临时协定，等印巴的分界线划定后再最后解决中巴的问题，正式签协定”。我们提出后，巴方欣然同意。1962年10月开始谈判，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谈判不到五个月即顺利达成协议，双方以分水岭为界。我和他们的空军司令还一起先期坐飞机勘察了边界。1963年3月2日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布托外长在北京正式签字，从此开创了中巴友谊的新局面。
建国初期我们有两条通道走向世界， 北边一条是经莫斯科出去，南边一条是经香港出去。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北路不方便了，而南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很多事很麻烦，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所以这条路也不安全。这个时候总理提出，现在中巴关系友好，我们应该争取开辟中巴直通航线，把卡拉奇作为我们的新出口。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向巴方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巴方也很友好，很快与我们达成了关于中巴航空运输的协定，总理的这项战略措施得以落实。
我在巴基斯坦期间，经历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秘密护送李宗仁回国。经过总理多年的工作，李宗仁先生终于决定回归祖国。 当时总理考虑到如从美国直接回来，必然遭到美蒋的阻挠和破坏，故建议李宗仁夫妇先到欧洲走一走，转一转，然后按时返美以麻痹美国，为回国铺路。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回国行前，总理考虑到国民党在香港的势力很大，走香港有很大危险，而此时中巴航线畅通，我和巴方各个层面又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于是总理安排他们买了经香港回国的瑞航机票，待飞机在卡拉奇经停时由我秘密把他们接下来转由中巴航线回国。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动用各种关系，精心安排，终于把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和程思远秘密从卡拉奇直接送回到了国内。当时周总理先飞到上海以个人名义迎接老朋友们，然后返回北京，带领当时的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公开、隆重地再次欢迎他们。李宗仁的顺利归来，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今天， 我深深缅怀他老人家，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正是他的言传身教，把我从一个抗枪打仗的军人培养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的外交官；正是他，在十年动荡的日子里，指挥着我们为北京的稳定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是看待国内外形势的大局观，还是具体工作中的细致周到，以及他睿智的才华，现在想起来，每件事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