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存在。古代的人有没有这个意识？也许有，但没有现代人的强烈。现代人更看重城市，更向往城市，更醉心城市的生活。生活的法则就是这样，越是向往的，越难以得到。或者说正因为难以得到,才更加向往。 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历来城市少而农村多，城市小而农村大。中国的人口， 几千年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生活在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镇人口也不过百分之十多一些，故有“十亿人口，九亿农民” 之说。进入21世纪以后，最新最令人兴奋的数字，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城市的稀缺，因为城乡的巨大差别，因为经济与超经济的、政治与超政治的种种原因,所以才有了严格严酷的户籍制度，并由此引出了中国人旷日持久的“城市悲情”（喜情当然也是有的，但不多）。 中国古代所谓的城，实际指的是墙， 高墙。所谓长城者，长墙是也。翻译成英文,是伟大的墙。坠城而逃者，坠墙而逃之谓也。而所谓的市，即集市。多指农民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城市，是城（墙）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有城无市，或有市无城，均不足以为城市。如只有城，则可能是抵御外患的长城边城，可能是兵营，也可能是地主的城堡;只有市，则可能是边远乡村的小小集市。 现在的城市大多没有了城墙，有的是高高的楼房，宽阔的马路，明亮的灯光，繁华的市场。但在中国,这仅仅是表象。这一座座看似无墙的城市，实际上有着高高厚厚无形的高墙大墙。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农民兄弟”来说,十分难以逾越。 从古至今,中国最大最高的“城”是户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使一小部分人成了“上帝的选民”，而绝大多数人则成了 “上帝的弃民”。一纸户口，包含多少人的幸与不幸。同样生而为人,就因为一张小小的户口，便有着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生存与生活母亲过世后，我从父母的老房子里带回了一只蓝花陶瓷大碗做纪念。 那原本是一只很好看的海青色大碗， 白底蓝花，碗口处嵌两道金边，印有产地景德镇的字样。可是现在，它的外表因为无数次的洗涮而变得粗糙，它的颜色也因年代的久远而失去光泽。 小时候，有卖杂货的货郎从村庄过， 什么都有，我们見妹几个围着货郎，不肯离开，弟弟想要一只陀螺和一块麦芽糖， 而妹妹更希望有一个布娃娃。最后，母亲用稻谷换回了几只碗，其中就有那只蓝花陶瓷大碗，是普通饭碗的两个大。母亲分给我们每人一只小碗，而那只大碗，儿时的记忆中，它总是属于父亲的。母亲嘱咐环境,不同的生命质量和生命意义。 在中国，因为户口，因为农村人没有城市户口和为了争取城市户口，上演了一幕幕悲剧与惨剧。 没有那一纸户口，农民就是另一类人，是融不进城市的二等公民。当工人，基本没份;当干部，就更不要去想。如果有农民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想到外面闯闯，想到城市找份活干干，那是万万行不通的。那会被视为破坏农业生产，被视为懒汉二流子，被叫做“盲流”，并且要被坚决果断地予以遣返。农民只能通过考学、当兵、个别招工等方式进城。而能进城的农民，数量少的可怜。 改革开放之后，对农民超经济的强制有所松动。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批的农民进城做工，成了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许多青年农民在城市安身立命，安家立业,成了不是城里人的城里人。中国的户籍制度终于开始松动，入城市户口不再像以前那么难，户口的含金量不再那么高。城乡差距缩小,有些农民的收入超过了工人， 甚至超过了一些公务员。很多人呼吁，该取消户籍牢笼了。有些地方开始了行动。可以预料,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户籍制度会有一个大的改进，原先的户口吸引力会最终失去。城市悲情从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减轻，并且也将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