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自己惊心动魄、值得回忆的经历。
  74年，当我这名“光荣的‘六·二六’战士”携家带口要调回城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卫生院门口来了很多农民。他们一边依恋着跟我不忍离去，又一边无可奈何地帮我向车上装着家什杂物。一个个哭丧着脸，没有一点儿“欢送”的味道。
  我在乡卫生院工作了四年多，虽是一院之长，但很注重自己的“思想改造”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所以跟农民能很快打成一片，是因为我的祖先就是农民，我就在农村长大。所以不论病人找上门来看病或请到家里出诊，或是闲暇到我的“官邸”熬罐罐，又或把我叫到他们家里去吃树上结的、地里产的“时鲜”，大家都随便得象家里人一样。那几年，要我多土我就多土，到农民家见炕就上就躺，肚子饿了他们吃啥我抄起碗来一样吃得挺香，农民家产的土旱烟的浓烈竟然使我觉得国家生产的“香烟”十足的女人气而没了味道。那个时候，农民身上有多少泥我身上就有多少土，他们的“裹肚”里有多少虱子我的“汗褐”上就有多少虮子。我说的一口地道的、流利的、字正腔圆的当地土话，早已忘了自己是外来人。跟当地农民靠得那么紧，心贴得那么近，走到“呵达”都是笑脸迎送，都是欢声和笑语。我当了四年卫生院院长，除了本院职工没有谁喊过我一声“院长”，比我年龄大的人喊我“他张爸”，比我年龄小的喊“张爸”。
  此刻，新建固原卫校里的学生正等着我去上课，上级派来接我的车就停在卫生院门口。
  一位曾经瘫痪现在能下地手活的回族妇女提着半筐鸡蛋堵住了我的路：“他张爸，你不能伤我的心，我那死男人伤了我的心我才瘫的。我好了，你用针扎好的，养了一群鸡，这蛋你要不收下，我就瘫给你看看。”
  9岁的狗旦子一左一右抱着两只野鸡：“你不收下爷爷要打折我的腿，这野鸡是我自己套下的，你要吃阿訇宰过的肉，爷爷叫我活活儿地送来了。”他6岁时得了中毒性痢疾，爷爷看着手脚冰凉、嘴唇乌青的孙子老泪纵流：“就这么个宝贝孙子也不给我留下，真是麻绳细处断，老天！你为什么不长眼睛。”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要送百里之外的县城医院抢救肯定是来不及了，我竟然斗胆用了中毒量的阿托品纠正微循环衰竭，三个昼夜后，狗旦子终于活了过来。从此之后，六盘山老林深处的野鸡肉每年我总会吃到几顿。
  车上快成杂货铺了，有人干脆不向我打招呼，人头大的破布包，拳头大的旧纸袋直向车厢里扔，蒜辫子，葱把子也纷纷飞向车厢。我让他们拿去，都说：“不是我扔上去的”。有个老太太说：“你就收下，都是地里产的蚕豆、豌豆、扁豆子，还有杏干子，你们家里的娃娃吃惯了，城里去想吃怕没有。”四年多确实是这样，农民地里种啥我们锅里有啥，农民锅里煮啥我的碗里有啥，日子虽然艰苦了些，但精神充实得多。当我献给农民一滴血的时候，他们会掏给你一颗心。他们病痛中有我的焦虑，我的笑声里有他们的欢乐。
  至今我眷恋乡下的那一段日子，那是一段清贫廉洁和奉献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最为宁静的日子。每当我忆起这段经历，总觉得不失为人生征途中一次“桃花园里可耕田”的美好享受。
  （作者现在宁夏政协报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