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一个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如若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
  我是在自治区成立前夕从上海支宁的青年之一，30年过去了，虽然生活道路坎坷不平，饱经风霜，但我依然深深眷恋着这块博大、淳厚、朴实无华的黄土地，我为这块黄土地献出了最宝贵的年华，也愿将余下的光和热继续奉献给她。
  1958年8月，我被上海市浦光中学高中部录取，但当我得知宁夏将成立自治区，并在上海动员支宁青年的消息后，就说服了母亲和朋友，报名参加支援宁夏建设。那年我只有15岁。宁夏南部山区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浪漫、美好。这儿交通不便，生活贫困，文化落后，条件十分艰苦。我被分配到西吉县一个回族聚居的偏远山村小学任教。当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上海小教员出现在这个小山村时，学校几十名师生列队欢迎我，回族大爷大伯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诉说他们祖辈没有文化的痛苦，希望我能将他们的子弟教育成有文化的人。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话语，我的心被震动了，我感到这儿多么需要我，需要我把文化科学知识传授给这些祖辈不识字的回族同胞们，让他们早日摆脱愚昧和贫困。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我成功地讲授了第一堂语文课——《工人代表》，开始了当教师的生涯。
  正当我心情舒畅，决心扎根黄土地，为争当一名优秀的山区教师大步迈进时，史无前列的“文革”开始了，我这个家在香港的人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夜之间变成了万恶不赦的“大特务”。这个“特嫌”黑锅一背就是十几年。
  当时，我被赶出学校，到公社牧场劳动改造，我为失去当教师的权利而痛心。命运是无情的，然而又是有情的，正当我被误解的困窘时刻，一位山区姑娘闯入了我的生活。她是一位和黄土地一样普通的山区姑娘，面对人们的疑惑、嘲笑，她冲破重重阻力和我这个正被专政的“牛鬼蛇神”结合在一起。点滴之露能够折射太阳的光芒，这位姑娘使我明白山里人并没有将我当“坏人”。信心的风帆重新升起，我等待着重上讲台的日子。
  1969年下半年，“外调”没有发现我的什么问题，就允许我到一个回汉杂居的山区初小任教，我忘却了自己还是一个“内专”对象，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文革”中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使当地不少儿童纷纷辍学。为了动员说服群众送子女入学，我经常拿着打狗捧，山前山后的跑，有时为了一个儿童，要跑十几次乃至几十次。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一所近百人的学校初具规模。每天清晨，哨声嘹亮，书声朗朗，使这个偏僻山村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974年，在澳大利亚轮船公司工作的弟弟回到了祖国，约我去上海，他问我今后打算，我告诉他：“既然已在宁夏这块黄土地扎了根，就义无反顾了。”因放心不下学校工作，在上海只住了短短4天，我就匆匆赶回了学校。给弟弟留下了万思不解的疑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信任和关怀。1987年5月份，我与家人在西子湖畔见面时，她们再次让我对今后的生活作出抉择，并让我和孩子申请去香港。我告诉他们，宁夏的山山水水已养育了我30年，山里的回汉族人民保护了我，教育了我，我决心为宁夏南部山区的教育事业继续做些有益的工作，鞠躬尽瘁，躯埋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