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内容
1
我们的祖先造字是很有讲究的，这“天”字的下半部是个“人”，说明天是由人顶着的。照毛泽东的说法，男人和女人各顶半边天。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当中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从此站起来的时候，中国的妇女也同时走上了解放道路。
10多年后，毛泽东又响亮地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个口号曾令多少中国妇女欢欣鼓舞。
中国的妇女确实是顶起了半边天，但某些状况仍然值得深思。
1988年9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这里正在举行“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第六届大会”。会议期间，一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向中国代表团成员透露了一个信息：有人统计了各国妇女在本国的地位，中国排在第132位。
“什么？第132位？”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一名女成员听了绝对不相信，马上去大会秘书处核实。
大会秘书处证实了那位留学生的话，并向这位女学者介绍了衡量妇女地位的六个指标：
1、对待男婴和女婴的态度：
2、男女青少年的入学比例；
3、男女青年就业比例；
4、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重要职务中的比例；
5、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6、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
听了这六个指标，这位女学者感到排在第132位并不委屈，可她却接连几天不能平静。
在各种领导岗位上，绝大多数都是男的，要找女局长难上加难，这可是硬碰硬的事实。
在中国，“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几十年；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已被美国的女权运动者印在厂告衫上到处宣传，可中国的妇女，却排在第132位，甚至在日本、印度妇女之后。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想一想吗？
2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曾删订的《诗经》中就有这么两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
男子一出生就享有优惠，被恭恭敬敬地放在床上，做母亲的也睁开疲惫的双眼，望着满脸喜悦的丈夫，感到无限的宽慰。可如果生下的是女孩，不仅婴儿被置于地上，连母亲也会受到无穷的责备。
医院的产房门外，年轻的丈夫们焦虑地等待着。一个戴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提着一杯鸡汤忐忑不安地踱来踱去，并不时地按响电铃。护士走出门，朝他摇摇头。终于，护士笑嘻嘻地对他说了句什么，只见他眉头一皱，扔下手中的杯子，不顾鸡汤泼满地板，扭头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在场的其他丈夫们都明白：他妻子生了个女孩。
这是发生在大都市上海一家医院的情景。
在上海市区与郊县的交接处，常有外地的孕妇前来租房居住。白天，她们来到市区，摆摆小摊，卖卖茶叶蛋、塑料桶，晚上她们就在条件又差、租金又高的农民私房住下。这些孕妇背井离乡，挺着大肚千里迢迢住到这种地方，为的是躲避计划生育工作者的眼睛，为的是在养了一胎女儿后再为丈夫养一胎儿子。她们中间有的是养了第二胎。也有的是养了第三、第四胎了。
可怜的中国的母亲们。
有一个大学外语系的女教师，已经生了三胎了，可全是女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不仅根深蒂固地扎在男人头脑中，也已深入到这位介绍和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国妇女的潜意识之中。“一定要生个男孩！”女教师只有一个信念。
于是，女教师成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重点注意对象。可是，肚子一天天鼓起来了，是怎么也瞒不住的。本地是不可能呆下去了，她丈夫给了她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让她去外地避风，随便去什么地方，只要到时抱回个男孩回来就行。
如今，有的农村实行可生第二胎的定额指标。这个指标的吃香程度远远超出了彩电、冰箱票。有的地方生第二胎要罚款，三千五千不等，可宁愿被罚，也要生下第二胎指望是男孩的夫妻大有人在，哪怕是借了钱也要生。
三年前，上海某农场从江苏来了一个民工，一家七口，一个妻子和五个年龄都相差一岁的女孩。随身带着一个破包裹和几只碗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五朵金花”衣不蔽体。他们也曾有个好端端的家，也曾分到田，可是为了指望生一个儿子，他们的家产被罚掉、房子被罚掉、责任田被罚掉，最后一贫如洗流离失所。看他们的雄心，一但赚到了被罚的钱，他们仍将继续生，直到生出一个儿子。
中国人的顽强精神体现在这儿，怎么不叫人感到可悲。
据粗略统计，违反计划生育的夫妻几乎全部是因为第一胎生的是女孩。
有一位妇联同志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发明了可测定体内婴儿性别的仪器，这样下去，不要说什么妇女合法权益，就连女性这一性别，也将灭绝了。”
杞人忧天吗？难说！
（未完待续）
我们的祖先造字是很有讲究的，这“天”字的下半部是个“人”，说明天是由人顶着的。照毛泽东的说法，男人和女人各顶半边天。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当中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从此站起来的时候，中国的妇女也同时走上了解放道路。
10多年后，毛泽东又响亮地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个口号曾令多少中国妇女欢欣鼓舞。
中国的妇女确实是顶起了半边天，但某些状况仍然值得深思。
1988年9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这里正在举行“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第六届大会”。会议期间，一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向中国代表团成员透露了一个信息：有人统计了各国妇女在本国的地位，中国排在第132位。
“什么？第132位？”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一名女成员听了绝对不相信，马上去大会秘书处核实。
大会秘书处证实了那位留学生的话，并向这位女学者介绍了衡量妇女地位的六个指标：
1、对待男婴和女婴的态度：
2、男女青少年的入学比例；
3、男女青年就业比例；
4、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重要职务中的比例；
5、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6、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
听了这六个指标，这位女学者感到排在第132位并不委屈，可她却接连几天不能平静。
在各种领导岗位上，绝大多数都是男的，要找女局长难上加难，这可是硬碰硬的事实。
在中国，“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几十年；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已被美国的女权运动者印在厂告衫上到处宣传，可中国的妇女，却排在第132位，甚至在日本、印度妇女之后。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想一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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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曾删订的《诗经》中就有这么两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
男子一出生就享有优惠，被恭恭敬敬地放在床上，做母亲的也睁开疲惫的双眼，望着满脸喜悦的丈夫，感到无限的宽慰。可如果生下的是女孩，不仅婴儿被置于地上，连母亲也会受到无穷的责备。
医院的产房门外，年轻的丈夫们焦虑地等待着。一个戴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提着一杯鸡汤忐忑不安地踱来踱去，并不时地按响电铃。护士走出门，朝他摇摇头。终于，护士笑嘻嘻地对他说了句什么，只见他眉头一皱，扔下手中的杯子，不顾鸡汤泼满地板，扭头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在场的其他丈夫们都明白：他妻子生了个女孩。
这是发生在大都市上海一家医院的情景。
在上海市区与郊县的交接处，常有外地的孕妇前来租房居住。白天，她们来到市区，摆摆小摊，卖卖茶叶蛋、塑料桶，晚上她们就在条件又差、租金又高的农民私房住下。这些孕妇背井离乡，挺着大肚千里迢迢住到这种地方，为的是躲避计划生育工作者的眼睛，为的是在养了一胎女儿后再为丈夫养一胎儿子。她们中间有的是养了第二胎。也有的是养了第三、第四胎了。
可怜的中国的母亲们。
有一个大学外语系的女教师，已经生了三胎了，可全是女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不仅根深蒂固地扎在男人头脑中，也已深入到这位介绍和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国妇女的潜意识之中。“一定要生个男孩！”女教师只有一个信念。
于是，女教师成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重点注意对象。可是，肚子一天天鼓起来了，是怎么也瞒不住的。本地是不可能呆下去了，她丈夫给了她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让她去外地避风，随便去什么地方，只要到时抱回个男孩回来就行。
如今，有的农村实行可生第二胎的定额指标。这个指标的吃香程度远远超出了彩电、冰箱票。有的地方生第二胎要罚款，三千五千不等，可宁愿被罚，也要生下第二胎指望是男孩的夫妻大有人在，哪怕是借了钱也要生。
三年前，上海某农场从江苏来了一个民工，一家七口，一个妻子和五个年龄都相差一岁的女孩。随身带着一个破包裹和几只碗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五朵金花”衣不蔽体。他们也曾有个好端端的家，也曾分到田，可是为了指望生一个儿子，他们的家产被罚掉、房子被罚掉、责任田被罚掉，最后一贫如洗流离失所。看他们的雄心，一但赚到了被罚的钱，他们仍将继续生，直到生出一个儿子。
中国人的顽强精神体现在这儿，怎么不叫人感到可悲。
据粗略统计，违反计划生育的夫妻几乎全部是因为第一胎生的是女孩。
有一位妇联同志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发明了可测定体内婴儿性别的仪器，这样下去，不要说什么妇女合法权益，就连女性这一性别，也将灭绝了。”
杞人忧天吗？难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