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内容
部《明史》，洋洋几百万字，称得上“卷帙浩繁”了。然而，真正的探索者却不畏艰难，步步登高。
从吴晗始，研究的人越来越多，队伍愈来愈大。据说，连弃教从政的首长，也踊跃加入了行列，这实在是史学界的幸事。
我对明史，压根就一窍不通，可对明史中的“剥皮”史颇感兴趣。儿时上语文课，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让全班同学笑得前俯后仰，过后又争论不休，弄得老师也不好裁判。
我发言说，把黑心财主叫“周剥皮”，这不光是形容或夸张，过去真有“活剥皮”的贪官；对方驳斥道：“人又不是牲畜，皮咋能剥下来？”结果，我是少数一一谁也不相信。
待到上大学中文系时，司马迁的《史记》成了必读之书，从其中的《酷吏列传》算是找到了注脚。那时，心里美滋滋的，俨然成了十多年前的胜利者。
清代有个叫刘景伯的，大抵是四川人罢，写过本《蜀龟鉴》的笔记，杂录了许多明季遗闻轶事。全书八卷，卷三里就有这么一段：
“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真令人愤慨，即使犯了王法，让他一死了之，何以残酷到如此地步，也太不人道了！我想，“大明”时期，恐怕还没有什么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之类，狠心的刽子手，不知怎么学会了这套精湛的技艺，因这比不得“庖丁解牛”。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奇不有呵！
近翻鲁迅先生的《病后杂谈》，方才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不无启迪、获益匪浅。全文谈“病”的文字不多，却涉猎了两则“剥皮”的故事：
先讲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的长子朱标早夭，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炆，立即在南京登基，称作“建文帝”。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野心勃勃，很不服气，从北京起兵南下，将建文政权推翻，自立为永乐帝明成祖。接着开始杀戮建文的忠臣，有的下油锅炸，有的活剥了皮，参政铁铉、御史景清就是其中的两个。总之，死得很惨，无一幸免。
随后又讲了明朝末年的故事。清兵打进关来，朱氏皇族纷纷逃奔南方，陆续建立了好几个小朝廷，最后一个是永历皇帝（和明初的“永乐”仅一字之差）。有位保驾的大将孙可望，原系张献忠的干儿子，其时求封为秦王，“定朝仪、设官制”，飞扬跋扈得很。他派死党张应科充当耳目，四处探听，谁胆敢在永历帝前讲他半个不字，他就把谁弄死，而且“剥皮示众”。御史大夫李如月，以及陈邦传父子就遭此下场……
这两则“剥皮”故事，正史、野史均有确凿的记载，实在算不得新奇。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先生所下的结论，他讲道：“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但“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赫然十八个大字，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掷地有声，回味无穷，真可称作明史中浓缩了的“剥皮史”。
据我所知，鲁迅先生是“以文艺作为战斗武器”的，生前并未专门和系统地研究过明史，更无时间和雅兴考证所谓“剥皮”的史实，其所以有如此深刻而精辟的分析，科学而富于哲理的高度概括，正是来源于他对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愿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早日写出一本明史中的“剥皮史”；写前最好先借鉴一下鲁迅先生所下的“定论”。
从吴晗始，研究的人越来越多，队伍愈来愈大。据说，连弃教从政的首长，也踊跃加入了行列，这实在是史学界的幸事。
我对明史，压根就一窍不通，可对明史中的“剥皮”史颇感兴趣。儿时上语文课，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让全班同学笑得前俯后仰，过后又争论不休，弄得老师也不好裁判。
我发言说，把黑心财主叫“周剥皮”，这不光是形容或夸张，过去真有“活剥皮”的贪官；对方驳斥道：“人又不是牲畜，皮咋能剥下来？”结果，我是少数一一谁也不相信。
待到上大学中文系时，司马迁的《史记》成了必读之书，从其中的《酷吏列传》算是找到了注脚。那时，心里美滋滋的，俨然成了十多年前的胜利者。
清代有个叫刘景伯的，大抵是四川人罢，写过本《蜀龟鉴》的笔记，杂录了许多明季遗闻轶事。全书八卷，卷三里就有这么一段：
“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真令人愤慨，即使犯了王法，让他一死了之，何以残酷到如此地步，也太不人道了！我想，“大明”时期，恐怕还没有什么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之类，狠心的刽子手，不知怎么学会了这套精湛的技艺，因这比不得“庖丁解牛”。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奇不有呵！
近翻鲁迅先生的《病后杂谈》，方才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不无启迪、获益匪浅。全文谈“病”的文字不多，却涉猎了两则“剥皮”的故事：
先讲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的长子朱标早夭，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炆，立即在南京登基，称作“建文帝”。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野心勃勃，很不服气，从北京起兵南下，将建文政权推翻，自立为永乐帝明成祖。接着开始杀戮建文的忠臣，有的下油锅炸，有的活剥了皮，参政铁铉、御史景清就是其中的两个。总之，死得很惨，无一幸免。
随后又讲了明朝末年的故事。清兵打进关来，朱氏皇族纷纷逃奔南方，陆续建立了好几个小朝廷，最后一个是永历皇帝（和明初的“永乐”仅一字之差）。有位保驾的大将孙可望，原系张献忠的干儿子，其时求封为秦王，“定朝仪、设官制”，飞扬跋扈得很。他派死党张应科充当耳目，四处探听，谁胆敢在永历帝前讲他半个不字，他就把谁弄死，而且“剥皮示众”。御史大夫李如月，以及陈邦传父子就遭此下场……
这两则“剥皮”故事，正史、野史均有确凿的记载，实在算不得新奇。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先生所下的结论，他讲道：“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但“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赫然十八个大字，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掷地有声，回味无穷，真可称作明史中浓缩了的“剥皮史”。
据我所知，鲁迅先生是“以文艺作为战斗武器”的，生前并未专门和系统地研究过明史，更无时间和雅兴考证所谓“剥皮”的史实，其所以有如此深刻而精辟的分析，科学而富于哲理的高度概括，正是来源于他对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愿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早日写出一本明史中的“剥皮史”；写前最好先借鉴一下鲁迅先生所下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