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俞德渊诞生的时代背景
  农历十一月初九日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人们敬仰和怀念的清官翰林俞德渊，就诞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这一天。关于俞德渊的出生还要从他的父亲俞世隆说起。
  俞世隆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正月。由于俞德渊的祖父晚年“家境贫寒”，导致其父亲俞世隆“虽聪慧，但早岁弃读服贾”。更为不幸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盛世已去，土地兼并渐成大潮，而且日益汹涌，不可遏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官僚和地主阶级利用小农经济和小商人经不起打击的弱点，利用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的机会，囤积居奇，贱买贵卖，重利盘剥，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从而导致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人破产。在这样的境况中，俞世隆的家庭同样避免不了遭遇破产。乾隆年中期，俞世隆娶唐氏为妻，生一女；唐氏亡，继娶赫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俞德渊的哥哥俞德涵出生时，家里已经贫穷不堪。在俞世隆34岁那年，俞德渊降生在宁夏县镇河堡那座破落的小土地所有者加小商人家中。
  俞德渊的出生地宁夏县镇河堡在今银川市掌政乡。宁夏县当年属于甘肃省宁夏府管辖。当时宁夏府的设置为四县一州，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和灵州（今灵武市和盐池县境）。他出生的这一年是历史上雨水最多的一年，黄河水泛涨，到处被淹没。俞德渊出生时，适逢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总共在位134年，正是大清王朝的黄金时代。然而乾隆后期，盛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嘉道中衰”实际上是“康乾盛世”的产物。乾隆留下来的那份遗产，虽经嘉庆皇帝的苦苦经营，勉强维持，到道光皇帝时，早已经是千疮百孑了。道光即位之初，大清王国正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在内，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道光十六年（1836年）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但最终都未能奏效。俞德渊来到这个世上，由于受时代和家庭的制约，已经是家道中落，家境每况愈下，养活一家人非常困难。因生活所迫，俞世隆遂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携后母杜氏和正有身孕的妻子赫氏、10岁的长子俞德涵和年仅5岁的次子俞德渊，一家5口人离开了宁夏县镇河堡，迁居到平罗县头闸正闸堡。俞德渊的家庭迁徙与当年的兵荒马乱也有直接的关系。
  宁夏俞氏族谱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族谱是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和宗族事迹的书籍，也是以特殊形式记载宗族发展史的珍贵史料，古代普遍被视为家族圣物，有严格的、安全的收藏保管措施。族谱根据其记载族群的范围与家谱属性的不同，较常见的名称有族谱、宗谱、房谱、支谱、总谱、家乘、家牒等；不常见的家谱名称有世典、清芬志、中表簿、辨宗录、传芳集、续香集、世思录、先德传、血脉谱等；记录帝王世系的称帝系或玉牒等；记录诸侯世系的称世本；记录家祠的称祠谱；记录祖先坟茔的称坟谱；记录恩荣的称官谱；等等。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孝子顺孙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家族成员面对家谱所流露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崇敬心情，主要体现在出谱和拜谱等一系列的仪式之中。
  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组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宗族组织，特别是一些弱小宗族，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里，也带有团结、互助的性质，具有某些养老恤贫的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宗族制度是按父权家长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是一宗之主、合族之长，位尊望崇，掌握很大的权力，他是“族权”的体现者。一族之内又按昭穆亲疏分成若干支，支下又有房，房有房长。族长的产生多按照辈分、年龄、德行、威望、官爵来推举。实际上，官高禄厚是担任族长的最重要条件，因为官职越高，在族内的号召力越大，在族外也有足够的权势，以庇护族人。族规是全族人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则，对于约束宗族成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宗族内部，祖宗父辈最为尊严，他们的命令、意志不得违拗。在宗族内部，绝对服从父母尊长，在宗族以外，就要求移孝作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般人都把应试出仕、加官晋爵看做是光宗耀祖的盛举。
  祠堂是宗族的象征，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又是全族集会办事的场所。祠堂“上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祠堂又称家庙，值春秋祭祖时，一般由族长主祭，合族晨兴，齐集于祭所，随班次行礼，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务整齐而严肃，如祖考临之在上，不可戏谑谈笑、参差不齐。有官爵者必须官服，其他人也必须衣冠整肃，短衣赤足者，不得列班行礼。祠堂又是款待宾朋、教育子弟、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地方，许多“族规”中规定，族人发生纠纷，先在族内祠堂中调解解决，不可先告官兴讼。族内的调停处理有很大约束力，一般说，族人必须服从。当宗族成员有悖礼违法的行为，也不必经过官府，即由“族长传单通知合族，会集家庙，告于祖宗，家谱削去名字，祠墓不许与祭。此外，凡有过失，另酌其轻重以示罚”。
  宗祠与义田（族田）互为表里。有祠必有田，二者不可缺一。有人说：“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孙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义田都由族人中的富贵者捐赠。清廷大力提倡这种“捐田赡族”的义举，由巡抚“造具事实清册送部（礼部）”。由礼部题请皇帝予以旌表，所捐田产价值在银千两以上者，由地方官给银建坊。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一些巨家大族的义田动辄以千亩计。按规定：义田出租的收入，用于周济鳏寡孤独、残废贫穷的族人，“其婚嫁之失时也，则有财以助之；其寒也则为之衣；其疾也则为之药；其死也则为之殓与埋”。有的还开设义学以教育本族子弟，举办义赈以减轻水旱灾荒，也有用于表扬孝子节妇，奖励入学中举。在敦宗睦族、尊亲敬老的名义下，对族人做有限的经济帮助，以加强族人的宗法观念，缓和宗族内部的各种矛盾。
  《宁夏俞氏族谱》（宁夏本）一度失传。民国年间，家翁俞绍江从登门乞讨者手中用两口袋粮食换回，先由俞绍江保存，辗转保存在俞行学家中。《宁夏俞氏族谱》（广州本）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由俞思益后人捐赠而得以传承。综览《宁夏俞氏族谱》的制度、建筑、田产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家族管理手段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