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有人说，文人的兴奋点有两个，一是作品变成铅字——被发表或出版，一是收到了稿费单。我以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出自外行之口，便是追名逐利、俗不可耐的屑小之徒的自我表白。文人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应该是，让思想的野马尽情地驰骋，让想像的翅膀自由地翱翔，让智慧之光催开一片绚丽的花地。没有什么比当灵感的火花闪现的时候，能够抓起笔把它记录下来，更能让文人兴奋的事了。这种兴奋一经点燃，便能持续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之中，文人在创作中的这种兴奋性劳动，是天底下最美，最能让人感到充实和自豪的劳动。这就是文人的劳动被一般人认为是苦役，而一个真正的文人却能一生乐此不疲的真正奥秘。有很多关于文人挣脱名利的羁绊而沉迷于创作的故事。托尔斯泰在1877年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为了杜绝仰慕者的纷纷求见，不得不装“死”，直到1899年《复活》问世之后，才由“死”而“生”“复活”过来。雨果为了摆脱造访者的干扰，不惜剪去半部胡须和半边头发而装疯。巴尔扎克为了避免社交而颠倒昼夜，黄昏至午夜——巴黎人社交的最佳时候，他在酣然大睡，而当人们进入梦乡之后,他却开始奋笔疾书了。文人为什么往往厌烦社交，躲避名利场呢？因为文人在创作中获得的快感能带给他最大的满足。这种能带给他最大满足的快感，纯粹是由他创造性的个体劳动所带来，是纯粹的个体体验,而这种体验恰恰与社交、与名利场相冲突，因为社交和名利场要求迎合他人，迎合集体，而这种迎合，对于尊尚个性、注重独立的文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痛苦。当一个文人热衷于创作成就所带来的名利的时候,他作为文人的生命便开始死亡。名利场上固然也能觅得快乐，但那种快乐就像浮萍难以扎下根，因此越是追求名利场上的快乐，越是容易陷入痛苦，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杰克伦敦在战胜困苦、赢得名利之后，为什么反倒自杀了。相反地，曹雪芹在举家食粥、贫病交加的情况之下，却仍能执迷地创作《红楼梦》。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曹雪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因为物质贫困、身体病弱的巨大痛苦压迫着他，迫使他从创作中去寻找最大的快感和寄托。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没有为他带来名，更没有为他带来利（他也未曾预料是否有名利），而他却能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至死不渝地写下去,也很有力地证明了文人的劳动绝不是因为名利的驱动。